怀念那时候的媒体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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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县“八孩锁链母”事件,官方四次通报,均未能“一锤定音”,四锤落下,四次都遇到强大的质疑而落了个空。

而在此次舆论风暴中,拿胡锡进的话来说,传统媒体“干干净净”,基本没有参与报道,整个舆情始终由网友自发推动。因此有人感慨,这是媒体的集体沦丧。一位媒体界前辈大声疾呼,要警惕“媒体监督曲线下滑”的危险。

媒体以其社会功能而成为媒体,其社会功能包括关心热点事件,澄清事实真相,监督批评社会不良现象,鼓舞发动人民群众,传承文化遗产,提供精神产品等等。“你关心的,才是头条”,而现在,老百姓关心的重大事件,媒体就有义务站出来走两步。

也有朋友翻出了最近的《徐州日报》,发现哪怕已经闹得沸反盈天,物议汹汹,这家当地排名第一的主流媒体,依旧我自岿然不动,没有一丝一毫的消息。哪怕是江苏省级层面要成立调查组的重大新闻,也在版面上没有痕迹。

这是非常奇怪的景象,当媒体主动放弃了自己的社会职责的时候,实际上就已经放弃了自己存在的价值。不是媒体的媒体,人民要他何用?

然而,这两天读到一个叫“冰雪不聪明”的公号(瞧,还是自媒体)转发的两篇文章,却令我大为震撼。这两篇文章一篇叫“独家:《黑色漩涡》——34年前的一篇调查报告文学,就已揭开疯县拐卖妇女之罪”,另一篇叫“独家2:《黑色漩涡》作者讲述当年调查报告出笼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均来自一个叫唐冬梅的前徐州日报记者。

看了这两篇文章,我才知道,原来,34年前的徐州日报记者唐冬梅和她的同事徐宁,就已经报道了当地存在的拐卖妇女现象,用大量令人震惊的真实材料,揭示了当地的罪恶产业链。在报道之后,还与当地一把手的正面硬刚,维护了一个记者的尊严。

这样的故事,在当时其实是比较普遍的。不仅仅是那些著名的报纸,那些“顶流”的大报,就是在徐州这样的二三线城市,一个普通的媒体记者,也发生着这样惊心动魄的故事。这就是当时的媒体生态。

唐冬梅现年64岁已经退休,早年就离开了徐州日报。她和徐宁根据当地公安的办案卷宗,经过大量采访,撰写了报告文学《黑色漩涡》,发表在江苏省作家协会主办的杂志《雨花》第十期(总二0八期)上。

这篇文章反响巨大,如晴天响雷一般。杂志问世不久,全国就有四十多家报刊转载,台港媒体、海外媒体都纷纷摘要报道。一时间,洛阳纸贵。

徐州一把手震怒!在一次市委扩大会上,点名批评了徐州新闻界的三件事:

一是徐州电视台的“沛县打狗”——当电视台拍摄到县人大主任拒绝将自己家的狗拴起来,回答记者时口出狂言:“群众算什么东西!”电视一经播出,全市民众一片哗然。

二是电视台做的一期“企业家话‘官^倒’”。

第三个就是唐冬梅和徐宁的关于拐卖妇女的《黑色漩涡》。

仅仅从这三件事,就可以看到当时徐州的媒体生态到底是怎样的。

书记亲自约谈唐、徐二位记者,两位记者没有怯场,并在现场进行了录音。书记再次大怒,要求交出录音,并骂两位记者是“无赖记者”。两位记者死死咬住,这是你书记的个人意见,不代表市委决定。磨蹭了多日,录音始终没有上交。

其实,不能怪今天的媒体不给力,我们曾经拥有过如此给力的媒体。那么,这样的媒体环境是如何形成的?两个小记者,一个刚三十岁,一个才二十来岁刚刚从部队转业的记者,就能够在当地一把手的雷霆震怒中毫不怯场,当面硬刚,周旋得有来有回,不落下风,靠的是什么?

媒体记者要发挥作用,需要:

第一,首先是氛围。唐冬梅回忆说,那是一个八十年代的最好的时期,是那个宽松的时代给了我们勇敢,面对权力,我们没有认输。

第二,报社领导力挺。徐州日报当时的总编辑保护了两位记者。当地官方调查组入驻报社,调查之后,两位记者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唐冬梅依然做副刊编辑,主编当时的“放鹤亭”文学副刊。徐宁依然在采访部当记者。

第三,媒体共同体强烈支持。徐州官方派人去了南京,找《雨花》编辑部要全部买下那一期刊载《黑色漩涡》的杂志。当时的主编叶至诚(叶圣陶的次子)先生对来人说:“你们买得完吗?只要有纸我们会不停地印!”

第四,记者的良心。虽然后来唐冬梅受到打压,但也是无可奈何,不过,从报社层面依然是一种保护。她被调到了“新闻研究室”,不许发文,不许报道,不许接受采访。但是她并不后悔,“我庆幸自己在石头和鸡蛋面前,选择站在了弱势的这一边。”

良好的氛围、强有力的领导、媒体共同体的维护、记者个人的良心,四者缺一不可,才构成了完整媒体生态环境。现在,这四者都受到各种方向的冲击,以至于媒体生态环境受到严重冲击。所以,批评媒体是简单的,但有深度的批评是肤浅的,应该细究其中的原因。

别的不说,所谓央媒记者孙鲁威撰写的文章,抨击网络大V在八孩女事件中“鸡一嘴,鸭一嘴”,给当地官方带来了“很大的压力”。还说自己“没去过丰县,但是对丰县很熟悉”,这样荒诞的表达,很难令人相信出自央媒编委之口。

孙鲁威身上,集中体现了生态的堕落程度。她即是一个老媒体人,也是媒体的领导,是所在媒体的编委,同时也属于媒体共同体的一员,自己也是记者。所以,她代表了媒体所处的社会氛围,代表了对权力谄媚的媒体领导,代表了荡然无存的媒体共同体,代表了崩坏的良心。

唐冬梅后来也离开了报社,因为她不想躺平。所以,老兵不死,只是凋零。许多有能力、有情怀、有良心的媒体人并没有离场。正如在此次丰县“八孩锁链母”事件中一样,前媒体人事实上推动了整个舆论的进展。不管他们有没有媒体的身份,他们都是媒体人。而有的媒体尽管还有着媒体的身份,但实际上已经不是媒体。

唐冬梅说自己很怀念“那个有着一群勇敢无畏的记者的徐州”。我们何尝不是呢?

晓看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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