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奴、日本侵华、纳粹、反犹、韩国反日,这些历史仇恨是不是无解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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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葱用户 鸥鹭茫茫 提问于 6/12/2020

伊斯兰极端主义反犹、中共国反日反八国联军、两个法西斯意识形态的怪物;韩国反日(慰安妇历史),有小中华之称。

西方的黑奴、纳粹史,欧洲早以全面左倾(有人认为这造成了欧洲的衰落),而在美国,保守的右翼在对抗(看川普和左媒的许多争议),现在社会撕裂不断。

「活在当下,脚踏实地改善好现在,向未来看齐」谁都会说,但以上仇恨的出发点,不可否认都是在历史仇恨的种子上。换位思考,有些反贼,动不动就要牺牲支那劣等民族,不知道算不算仇恨。将来新疆维吾尔族会不会对汉族仇恨?

冤冤相报,这世界上的仇恨阵型是不是无法破解的?

很少参杂历史仇恨的,好像只有台湾,当年荷兰侵台、国民党侵台、日本侵台(都杀了不少人)、他们少有仇恨情绪,相反台湾还亲日。

品葱用户 Tashkent 评论于 2020-06-13

伊斯兰极端主义反犹、中共国反日反八国联军、两个法西斯意识形态的怪物;韩国反日(慰安妇历史),有小中华之称。

不過是民族神話而已,正確的民族神話可以建構出穩定的民族,如以色列;錯誤的民族神話則會將自身引向毀滅,如韓國

「活在当下,脚踏实地改善好现在,向未来看齐」谁都会说,但以上仇恨的出发点,不可否认都是在历史仇恨的种子上。换位思考,有些反贼,动不动就要牺牲支那劣等民族,不知道算不算仇恨。将来新疆维吾尔族会不会对汉族仇恨?
冤冤相报,这世界上的仇恨阵型是不是无法破解的?
很少参杂历史仇恨的,好像只有台湾,当年荷兰侵台、国民党侵台、日本侵台(都杀了不少人)、他们少有仇恨情绪,相反台湾还亲日。

日本作為東亞文明的守護者、最大的秩序輸入者,親日的民族神話成功地建構了臺灣民族,國民黨與共產黨則試圖以反日的民族神話建構中華民族,下場自然不言而喻

只要民族消滅了,神話自然也會跟著灰飛煙滅

節錄劉仲敬先生 **遠東近代史三講(一)**與同志分享:

而在中國這方面,國民黨的抬頭則是依靠它改換投機門庭的結果。孫中山開始跟蘇聯接洽,希望蘇聯給他日本所不能給的東西。我們得公平地說,孫中山開始是腳踏兩隻船的,他在日本碰了很多次壁以後,開始跟蘇聯談判。但在談判的初期,他是腳踏兩隻船的:一方面他跟越飛發表《孫文越飛宣言》,依靠蘇聯的支持,打回廣州,建立廣州革命政權;另一方面,他派李烈鈞這些人到日本繼續接洽。在他北上,一生中最後一次活動,到北京來參加西山會議這最後一次活動的途中,他從上海調頭東渡到長崎,在日本發表了他一生中最後一次重要演說,這就是他著名的神戶泛亞主義演說。在這一次演說中間,他最後一次向他在日本的朋友諄諄教導,無論西方多麼強大,他們歸根結底講的是強權即公理,王道政治是只有亞洲人才懂的,他最後一次希望日本朋友們支持他,不要忘記泛亞主義的理想。

但是這個演說基本上沒有發揮作用。不是說他的演講搞得不好,而是因為他在日本的朋友,這時候都處在在野的狀態下,沒有辦法幫助他。而他自己當時已經患了肝癌,所以說,他知道他自己的壽命不久了,他已經等不到他的日本朋友重新掌權的那一天了。在他能夠利用的最後這幾年或者幾個月的時間內,因為他不知道他還能活多久,但是可以肯定他活不了三年了,也許他三個月就死,也許他三年就死,但他能夠利用的也就是幾個月到幾年的時間。在這個短時間內,能夠援助他的只有蘇聯人。所以儘管李烈鈞、張繼、胡漢民這些老黨員都反對他聯俄,他還是在一生中的最後關頭做出了聯俄的決定。

聯俄導致了國民黨內部權力結構的迅速改變。老一派的黨員李烈鈞、張繼、鄒魯這些人,隨著西山會議派,隨著廖仲愷案件後面的清洗,退出了國民黨的決策層。蔣介石和汪精衛這一批新派,也就是左派人士,趕走了胡漢民和許崇智,控制了廣州革命政權。他們依靠蘇聯的援助,趕走了吳佩孚,通過北伐,建立了南京國民政府和後來的國民黨政權。

但是他們剛剛建立南京政權,日本的政局又發生改變了。他們期待已久的事情終於發生了,就是犬養毅和昭和時代殘留下來的泛亞主義者終於成功的奪取了政權,在1932年。但是在1932年的時候,為時已經太晚了。這時候的國民黨已經不再是孫中山時代的國民黨,它的立場已經不再是跟著日本老大哥打倒歐洲人對東亞的霸權了,它的路線是跟蘇聯人聯合起來,把帝國主義趕出亞洲。它的路線仍然是反帝反西方的,但是保護人已經由日本變成了蘇聯。於是,改變立場的這個新國民黨的勢力,和他們在東洋的老朋友的勢力,就在滿洲發生了第一次嚴重的碰撞。碰撞的結果就是九一八事變。

九一八事變以後,最初期,事情之所以沒有鬧大,就是因為雙方的老一輩,像胡漢民和犬養毅這種人,仍然還顧念著他們都是孫中山的朋友,還希望能夠用當年的老交情約束青年一代,能夠想辦法不要把中日兩國之間鬧到徹底撕破臉,因為雙方本來都是革命同志,好不容易雙方都同時掌握了政權,正是應該團結起來的時候,如果這時候鬧翻,太不值得了。但是年輕一代沒有這方面的記憶。蔣介石在趕走胡漢民以後,肆無忌憚的,在1935年左右接見了共產國際的特使。這次接見的結果就是:蔣介石放走了紅軍,把紅軍放到西北去;同時,史達林同意支持蔣介石抗戰。另一方面,日本方面,年輕一派,少壯派的革命志士根據北一輝的理論,直截了當的暗殺了犬養毅。

後來大家有一種誤解,就是認為三十年代被日本激進分子暗殺的政治家都是好人和溫和派,如果他們掌權的話,實際上日本不會走上戰爭的路線。這句話有一部分正確,一部分錯誤。首先,犬養毅這個人是比較老成持重,他不會像後來的日本人那樣魯莽。但是,他不是溫和派,他其實就是泛亞主義者的長老派,元老派。他跟後來發動戰爭的那些軍國主義者之間的關係,也就是胡漢民跟蔣介石的關係。胡漢民是孫中山那一代的人,是老一代的人,他們是態度比較溫和,不願意把事做絕。蔣介石是年輕一輩的人,在孫中山跟日本打交道的時候,他們屁都不是,連週邊都算不上,所以根本就沒有見過世面,他們對日本沒有什麼特別感情。犬養毅也是這樣的,他們那一代老一輩的人對中國還有感情的,他們還記得他們當時很想團結中國反對西方的。但是青年一代,北一輝那些青年一代的人,就沒有這種感情了。北一輝實際上就是一個日本的蔣介石,他也是同盟會會員。我們得注意,三十年代的軍國主義者當中有好多都是同盟會會員,是1905年同盟會建立的時候為中國革命奔走的積極分子。曾根俊虎是同盟會會員,北一輝也是同盟會會員。曾根俊虎是不大純粹的,他一方面跟同盟會打交道,另一方面還加入了許多其他的組織;但是北一輝是非常純粹的,他是同盟會的創始會員,而且對同盟會一直是忠心耿耿的。他後來轉向撇開國民黨的泛亞主義路線,對中日兩國的失和是有非常重要的指標作用的。這個重要性很像是勝海舟他們那一代人在甲午戰爭前夜最後拋棄了大清,甚至轉向暴力征服大清的路線,是有非常類似的指標作用。

但是這種指標作用並不是簡單的一百八十度轉彎,它還含有更深的含義。實際上對北一輝這種人來說,他們轉向反華,實際上是他們原來泛亞主義者的另一種體現。征服中國是為了拯救中國。他們的邏輯是這樣的,泛亞主義的早期是希望中日兩國提攜,共同解放亞洲的,但是事實上證明中國人是扶不起的阿斗,沒有辦法,這種情況下只有日本人給你代勞了,幫助你,扶一扶,日本再不來扶的話,你就要完全被俄國人征服了。在他們看來,蔣介石是孫中山的叛徒,他背叛了泛亞主義者,把國民黨這個原來的革命戰友送到了蘇聯人頭上,結果把黑龍會原先企圖把俄國人趕出亞洲的整個戰略完全搞破了。如果聽任他們繼續搞下去的話,那麼整個亞洲都會變成蘇聯的天下。後來日本人搞滿洲國,他們的主要目的是什麼?就是說在他們看來,只有滿洲國才是亞洲反共勢力的堡壘,國民政府已經完全被蘇聯間諜劫持了。如果讓國民政府胡鬧的話,整個亞洲大陸完全赤化是時間問題。只有日本人成立了滿洲國以後,他才能夠擋住共產主義南下的道路。

後來,二戰失敗以後,《大東亞戰爭全史》出版的時候,日本還有一種看法,各位現在可以去翻那本四卷本的《大東亞戰爭全史》,裡面就有這樣一句,大致的意思是:你們看,現在我們說的畢竟是對的吧,滿洲國倒臺以後,共產主義浪潮不僅吞沒了中國大陸,而且一直沖到印度支那,這難道不是證明我們當初建立滿洲國是完全正確的舉動麼?他的原話不是這個樣子的,因為我沒有辦法把原話逐字逐句記住,但他的意思就是這樣。

從這句話你就可以看出滿洲國成立的另外一面。滿洲國的成立,後來大東亞共榮圈這個理論的提出,從日本自身的思想脈絡來說,它不是一個戲劇性的轉移,它是從明治開始就一脈相乘的解放亞洲的這個理論的直接繼承。就日本人內部來說,這裡面沒有什麼矛盾之處。明治維新為的是什麼呢?不就是為了使亞洲和黃種人免遭歐洲人的奴役嗎?我們現在再不趕緊變法自強,歐洲人就會把我們全部征服了。那麽日本變法自強以後,應該怎麼辦呢?如果我們只講現實主義的話,我們就自己做一個黃皮膚的歐洲人,不管亞洲大陸就行了。但這樣是不公平的,因為我們在亞洲大陸的黃皮膚兄弟還在水深火熱之中,我們已經有了成功經驗,為什麼不把日本的成功經驗傳遞給他們呢?只要你們也肯像我們一樣搞明治維新,你們也可以脫亞入歐的。但是你們不肯搞,你們自己這樣不爭氣,我們開始帶你們帶不動,最後我們自己替你來。這個邏輯是非常順理成章的。

按照中國方面的記載就會搞成一個非常破碎的局面,好像是日本人在明治維新時期統統變成好人了,在辛亥革命的時候,那是革命最忠實的朋友;突然到太平洋戰爭的時候,一下子就全變成壞人了。而且最初那些好人,一下子後來就會變成最壞的人。這是非常矛盾的事情。實際上呢,日本人的現實主義者始終是主張傾向于英美的,如果按照中國的史綱的話,這些現實主義者在辛亥革命時期是壞人,因為他們現實主義的追隨朱爾典和大英帝國的結果就是,幫助北洋政府來鎮壓國民黨,這就是現實主義在二十年代的體現。在三十年代的體現就是什麼呢?現實主義體現就是配合英美,不要對中國發動戰爭。所以按照中國革命史的這種錯亂描述,你就會發現,同樣一批現實主義者,在二十年代跟著英國人走,鎮壓國民黨,他們就是壞人;在三、四十年代的時候,又跟著英美走,反對發動侵略中國的戰爭,他們一下又變成好人了。但是在日本的角度上來講,他們的立場始終沒有變。現實主義者就是支持最強的人,英美始終是最強的。現實主義者在二十年代的時候支持英美,因為英美當時是支持北洋政府維持遠東貿易體系的,所以當時英美是反革命的,所以他們自己也跟著英美一起反革命;在三、四十年代的時候,英美是反對日本過度擴張,反對日本追隨德國發動戰爭的,於是他們繼續追隨英美,這也使他們又好像站在政治正確的道路上。你以為他們的立場變了,其實他們的立場是一以貫之,沒有變的。是中國在前後這兩個階段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或者不如說是,北洋時期的中國和國民政府時期的中國,是兩個敵對國家。對北洋政府好的,就是對國民政府壞的;對國民政府好的,就是對北洋政府壞的。表面上看起來是日本的戲劇性改變立場,實際上是前一個中國被後一個中國所取代了。日本還是同一個日本,日本的現實主義者還是英美的死黨,日本的理想主義者還是反英反美的死黨;但是前一個中國被後一個中國取代了,前一個中國和後一個中國立在一百八十度的對抗地位上。

把這個線索理清了,你才能夠真正理清中國革命史。因為中國革命史實際上是一個俄羅斯套娃一樣的結構,它由很多層不同的謊言所籠罩。第一層謊言就是,聯共(布)黨史搞的那套共產主義革命的謊言,你把這一層謊言揭掉以後,並不是謊言的結束,在這個謊言背後,還有一層國民黨編的謊言。有很多人在揭穿了共產主義的謊言,發現共產黨其實是共產國際派的一個顛覆勢力以後,然後他們就會變成中華民國的信徒,相信中華民國原先是存在的,只是被共產國際和共產黨顛覆了,本身是存在的。但是這也不對。因為中華民國只是這個俄羅斯套娃的第二層。

國民黨是什麼呢?國民黨跟日本泛亞主義者的關係,跟共產黨跟共產國際的關係是一模一樣的。如果你說是,共產國際是在蘇聯間諜的主持之下召開第一次代表大會,廣州革命政權是由蘇聯顧問組織起來的話,你可以再去查查南京臨時政府和同盟會,然後你就會發現,同盟會是由日本人組織起來的,南京臨時政府也是由日本顧問操縱的。它們的性質跟廣州國民政府和延安的共產黨的性質是一模一樣的。要說誰是帶路黨,他們都是帶路黨。只不過日本這個帶路黨來得比較早一步,然後它在被共產國際的第二批帶路黨推翻以後,他可以理直氣壯地說,你們共產黨是顛覆勢力。像蔣介石到臺灣以後,他就義正詞嚴地說,共產黨是漢奸,你們帶著外國勢力來顛覆了我們偉大的中華民國。但是你仔細看一下蔣介石是怎麼來的,再看看孫中山是怎麼來的,你就可以很有理由地說,孫中山和蔣介石是第一批帶路黨,他們在日本泛亞主義者的領導之下,推翻了大清帝國和袁世凱、段祺瑞的中華民國,然後才有蔣介石的國民政府,直到這個國民政府被共產國際和共產黨的第二批帶路黨推翻了。

如果說有誰是真正的中國呢?那就很難說了。袁世凱和段祺瑞算是中國嗎?或者說是慈禧太后和攝政王算是中國嗎?這也不好說。比較正確的答案就是,其實還沒有中國。中國是一個有待于發明和建構的概念。以前,在中古時代,可以說是全世界都沒有民族國家這種概念,後來歐洲產生了民族國家,然後其他國家才慢慢的學習歐洲,建立自己的民族國家。土耳其帝國、俄羅斯帝國、波斯帝國和大清帝國,它們是民族國家嗎?它們不是。它們需要解構以後重新建立新的民族國家。但它們應該建立什麼樣的民族國家?那是說不清楚的,就有許多種不同的路線。日本人給它提供的這條路線是許多種路線中的一條,共產國際給它提供的路線也是許多種路線中的一條,同時還有另外許多種路線,這些路線在爭奪這些原材料,在這些原材料最終被塑造成型之前,其實是沒有中國的。

我們看到的近代史,不是中國的歷史,而是許多種企圖在中亞建立中國,建立各種各樣不同的中國,或者其他什麼共同體的歷史的一個路徑積分。所以你無論按照哪一派的觀點去寫歷史,寫出來的歷史都是充滿著殘缺和欺騙的。可以說,他們每一個人所製造的歷史,從本質上來講,都是神話。他們希望建立一個符合他們理想的國家,但是這只是眾多可能存在的歷史路徑之一。在後來的歷史發展過程中間,誰都沒有完全實現自己的理想。這個反復重建的過程,塑造了近代東亞的歷史。

後來日本左派有一種觀點就是說,日本人在近代中國國家建構的過程中起了破壞性的作用,因為他們阻止了國民黨建立現代中國的企圖。但是如果沒有日本的干涉的話,大清帝國是不會垮臺的,北洋政府也是不會垮臺的,國民黨所要建立起來的這個中華民國是根本不會存在的。而這也不僅僅是中國一個國家的問題,俄羅斯帝國或者說是土耳其帝國,亞非拉的所有國家,它們建立近代國家共同體的過程,毫無例外的是在西方的刺激之下,由本土的極少數親西方的知識份子構想出來。在它建構的過程中間,所有的政治勢力都在不同程度上依靠西方的或者是其他什麼外來的勢力,建立他們最初的勢力。到底哪一個算是真正正統的東西,這是一個無法解答的問題。我們只能說是,現有的這幾種中國的革命史,其實呢,它們真正正確的稱呼就是,它們不是中國的革命史或者是中國人民的革命史,因為他們在進行革命的當時,既沒有什麼中國,也沒有中國人民,只有一個地理上的中國,沒有什麼政治上的中國,有一批東亞的居民,但是沒有中國,有一批東亞的居民,但是沒有東亞民族。國家和民族還處在建構的過程中間,不是有了中國然後再有了中國革命,而恰好相反,是中國革命發明和創造了中國。因為中國革命有好幾種,所以有幾種不同的中國的概念在爭奪同一個生態位。

這個背景才是我們所說的中國的真相,所以由於這個過程現在還在進行中,還沒有搞完,所以故事的結局還沒有真正出現。中國很多問題的根本原因就是因為什麼呢?你在討論共同體內部的問題的時候,你沒有搞清楚,什麼是共同體內部的問題,什麼是共同體之間的問題,所以產生出了很多假問題。最重要的問題就是,像楊奎松他們許多人提出的問題,為什麼國民黨和共產黨不能夠用民主的方式達成協議什麼什麼的,它們怎麼可能用民主的方式達成協議呢?它們本身就代表了不同的共同體,它們不像西方的各個政黨一樣,是同一個國家內部的不同政治勢力,他們要建立的那個中國,目前都還不存在,它們在爭奪這個建立中國的機會。在建立了共同體之後,才談得上共同體內部有什麼左派或者右派之間的區別。在這之前,它們等於是不同國家和不同路徑之間的區別,談不上有什麼共同體。

這個共同體應該是怎樣的?那麼只有依靠鬥爭才能解決了。例如像孫中山想建立的那個共同體,他首先考慮的就是要滿洲和蒙古這樣的異己勢力排出去,然後跟日本和韓國團結起來。不經過這個過程,他所要設想的那個同質化的共同體不能建立。而毛澤東那種共同體呢,他必須把地主和資產階級排斥出去以後,才能建立一個無產階級共同體,這樣一個共同體才算是新中國。這些共同體名字也許都叫中國,但它預定的成員和結構是截然不同的。在這些結構理清以前,根本談不上是內部的憲法結構或者是政策應該怎樣制定的問題。共同體塑造的問題必須先於這些過程來解決,然後他們所考慮的這些問題才能夠解決。

而解決這個問題的過程本質上是一個國際政治的現象。從思想層面上來講,它是以歐洲為中心的民族國家共同體,國民共同體的理想,在法國大革命產生以後,逐步的向東歐擴張,向拉美擴張,向全世界擴張這一個過程。這個過程不是遠東所特有的,同樣的過程瓦解了奧匈帝國,瓦解了奧斯曼帝國,瓦解了俄羅斯帝國,瓦解了在美洲的西班牙帝國,後來又瓦解了英法在亞非拉的殖民地,最後又瓦解了蘇聯帝國,這個過程仍然在進行中。從現實政治的角度來講,那就是十九世紀的自由主義和殖民主義在瓦解以後,三種新的秩序在爭奪空間。十九世紀的自由主義和殖民主義體系是以大英帝國為首,以維也納會議建立的國際體系為核心的一種體系,它在歐洲實行勢力均衡,在歐洲以外的地區實行殖民主義。可以說,晚清帝國和北洋政府是這個國際體系的產物。

這個國際體系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而解體以後,出現了三種競爭勢力。一種是蘇聯的共產國際,要推翻原有的整個國際秩序,用共產主義這種全世界共產主義大聯盟來取而代之。第二種是美國威爾遜主義所提倡的解散殖民主義,所有各民族建立自由民主的民族國家,然後這些自由民主的民族國家再通過國際聯盟和聯合國建立集體安全體制,永遠的避免戰爭。這一種國際體系實際上是美國在國聯以後,在冷戰時期始終堅持的基本國際理想。第三種主義呢,就是日本人所提倡的那種泛亞主義。從日本的角度來看,孔子以後的遠東文明是一個整體,這個文明包括東亞的中國各王朝,包括東北亞的滿蒙各部族,包括朝鮮、越南與日本,它們是一個整體性的文明。而日本是這個文明最年輕、最有活力的成員。當這個文明走向衰落,即將被歐洲人征服和滅亡的時候,日本人做了最後一次絕望的努力,希望它們在日本的領導之下團結起來反對歐洲,但是由於蔣介石這種人的出賣以及共產國際的破壞,他們最終失敗了。以後的日本已經別無選擇了。戰後的日本已經不再有可能重振泛亞主義旗幟,他只有死心塌地的脫亞入歐,做一個黃皮膚的歐洲人,選擇的餘地從此不復存在。中國人認為,中國人粉碎了日本人的侵略,但是實際上,從日本的角度來看,他們粉碎了東亞各民族能夠跟歐洲人平起平坐的最後一次機會,以後這樣的機會再也不存在了。

從中國內部的角度來看,假定東亞是可以算作一體,那麼你就可以說是,明清這個天下國家的帝國體系在西方勢力的侵入之下,已經處在註定解體的過程中間。然後在秩序解體的過程中間,如何構建新秩序、構建新共同體的幾種路線,在二十世紀東亞的舞臺上進行了爭鬥。所謂的革命、反革命或者其他所有政治鬥爭,都要從這種秩序解體和秩序重建的路線鬥爭的格局之下,才能夠得到清楚的理解。否則你所得到的一切印象,誰是革命,誰是反革命,誰是對的,誰是錯的,得出來的一切印象,都是高度扭曲和功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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