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衰落以前，一切都有预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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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荐语：

这个周末还是跟大家分享一篇古代史。古代史当中明史一直是个热点，当年月月不是说嘛，明史之所以有趣，就是因为这个朝代事多。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明朝不到三百年间，能让人谈论的东西可太多了。比如，它为什么没能比肩汉唐？原文较长，我还是做了一些删减。

以下文章来源于温伯陵 ，作者温伯陵

01

站在上帝视角看明朝，感觉前期颇有复兴汉唐荣耀的气象。国内民生安定经济繁荣，国外伐蒙古下西洋，基本完成万国来朝的成就。

但越到后期越奇葩，各种妖魔鬼怪都出来了。皇帝不是炼丹就是宅男，大臣们梗着脖子怼皇帝，好像大明朝不姓朱似的。

造成明朝如此分裂的原因，就是立国81年的时候，遭遇了一场惨重的失败，斩断如日中天的国运，此后200年再也没有爬起来。

这场失败就是“土木堡之变”。

这场变故为什么会发生呢？这还要从一个王朝的建立说起。

从上古三代到唐朝末年，天下体系便是中国处理国际事务的主流模式：中原汉人王朝作为天下共主，对“日月所照、江河所至”的地方有名义领导权，周边的蛮夷部落认同中原王朝为天下共主。

直到宋朝，因为武备不振，打不过辽国和金国，有史以来首次丧失天下共主的地位。这意味着，宋朝自始至终都没能用天下体系来处理国际事务。

所以朱元璋在南京建立大明以后，首要任务就是重建天下体系。他承认了元朝是中国正统，而明朝的江山继承自元朝。

这么做有几个好处。首先可以解决领土争端。

我们都知道元朝的国土面积大，包括蒙古草原、东北、西域等地方都是元朝的，只有承认元朝的正统性，明朝才能理直气壮地说，这些地方自古以来都是中国的。

其次可以解决民族问题。

当时的民族问题很复杂，蒙古、色目、回回、北方汉人、南方汉人基本是各过各的，如果没有一种共同记忆的话，很难把复杂的民族融合在一起。

从朱元璋的即位诏书就能发现，他的野心绝不止恢复长城以内的汉家江山，而是通过继承元朝法统，进而继承元朝在天下体系里的位置，最后以汉人王朝的身份，恢复汉唐曾经拥有过的荣耀。

朱元璋开国之后，陆续对蒙古（也就是北元）了发动十三次北伐战争，到1398年去世的时候，基本完成战略目标，把成建制的北元打得四分五裂，再也不敢有入主中原的想法。

军事征伐的同时，朱元璋还搞了边防建设。他把儿子们分封到西安、太原、北平等军事重镇做藩王，平时拱卫朱家江山，战时统领军队出征。同时，在长城以外设立卫所屯军，给军人们分土地盖房子，让他们世世代代驻扎在那里，给祖国守边疆。

这种藩王+卫所的两套边防体系，基本巩固了大明的北方边疆，只要内部不出乱子，蒙古人根本不可能占到便宜，大明反而越过长城，逐渐蚕食蒙古的地盘。

按照朱元璋的想法，只要后世皇帝不改弦更张，按这条路线走，大明就能立于不败之地。

但是朱元璋去世后，他生前的部署被彻底推翻，大明朝走向另一条从未设想过的道路。

02

朱元璋去世后，未经世事历练的皇帝朱允炆因为一系列神操作，得罪了藩王和朝野武将。

这让野心勃勃的燕王朱棣发现机会，再加上大军包围北平，朱棣命在旦夕。于是，朱棣一咬牙一跺脚，发动了靖难之役，杀回南京夺了朱允炆的皇位，改元“永乐”。

所谓“永乐”，大概是永远快乐的意思吧。

朱棣是永远快乐了，可分封在边疆的其他藩王不快乐：大家都是朱元璋的儿子，你朱棣为什么要先富起来。这就打破兄弟之间的平衡了呀！

朱棣心里也很清楚，手握重兵的藩王兄弟们肯定不服，那就只能亲自削藩了。于是，宁王迁南昌，辽王到荆州，沈王改封潞州，谷王废为庶人……凡是带兵的藩王，都没什么好下场。

朱元璋的洪武年间经常有藩王领兵征战的记录。但是自从朱棣登基改元永乐以后，史书上再也没有类似的记载。可以说，大明朝谁都有资格领兵打仗，唯独藩王没有。

朱元璋苦心经营的大明朝藩王体系，基本废了。

而没有统兵的藩王镇守边疆，那些卫所屯军便失去了支援，根本不可能长久坚持，许多边疆卫所要么迁到内地，要么裁撤。藩王+卫所的边防体系退出历史舞台，但蒙古的威胁还在，文官和勋贵也需要制衡，怎么办呢？

朱棣做了两方面的工作。

关于边疆防御问题，朱棣把首都迁到北京，将京军和东北边军合二为一，掌控了东北的沿边士马，作为代价，朱棣必须以天子之尊亲守国门。

而在权力制衡方面，朱棣给了宦官一部分权力，让掌握权力的宦官成为皇帝的私人工具，以此来替代藩王辅政的职能。之所以用宦官取代藩王，根本原因在于，藩王掌兵有造反的能力，宦官没有后代，皇宫是他们唯一的家，皇帝是他们唯一的主人。

历史走到这里，朱元璋以藩王、勋贵、文官为支柱的大明第一王朝，便成为以宦官、勋贵、文官为支柱的大明第二王朝。

不过，朱棣也是成功的。

经过征讨安南，朱棣成功收复丢失四百年的中国故地；经过五次亲征蒙古，朱棣用强悍的军事能力，把蒙古彻底打成游击队，让蒙古首领每年带着土特产进京朝贡皇帝。

由此，大明朝成了“天下共主”。

成就大归大，但朱棣开创的大明第二王朝，不论选拔有谋略的宦官，还是亲征蒙古，都极其依赖皇帝的个人能力，其本质上是一种强人政治，和朱元璋的国家体系建设有天壤之别。

遇到朱棣这种雄才大略的皇帝，大明朝可以强势崛起。一旦庸人取代了政治强人执掌大明朝，国运衰落便不可避免。

03

1424年，朱棣在榆木川驾崩，皇太子朱高炽继位；10个月后朱高炽驾崩，皇太子朱瞻基继位。

在朱棣晚年，连年用兵导致国库空虚，所以朱高炽和朱瞻基都选择了休养生息，不愿意和朱棣一样再起兵戈。

正因为这样的执政理念，朱高炽得到仁宗庙号，朱瞻基得到宣宗庙号，他们在位的十一年被称为“仁宣之治”，号称盛世。

但我觉得，朱高炽和朱瞻基都被高估了，历史评价有些名不副实。

这两位的认知能力都很低，所谓“仁宣之治”背后，是大明朝的内政急速恶化，国际实力的快速衰退。

1427年，朱瞻基认为在安南作战耗费粮饷，命南征明军北撤，放弃这块中国自古以来的土地；1429年，废除松花江造船厂，大明朝退出东北；1430年，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从此以劳民伤财为由，再不下西洋；1434年，瓦剌太师脱欢剿灭阿鲁台部，雄霸草原，朱瞻基不管不问。

休养生息是不搞大工程，该做的事还得做，该尽的责任还得尽。但是以上这些事说明，朱高炽和朱瞻基沉溺于四海清平天下盛世的荣光，不再积极进取。

而这一桩桩一件件，把朱棣留下的优质资产放弃的干干净净，却没有改革朱棣留下的劣质资产，反而继续发扬光大。

例如，放任蒙古互相兼并，导致蒙古诸部的势力不再均衡，一旦角逐出一个最强王者，便会谋求统一蒙古，进而骚扰大明边境。

例如，藩王和宦官的问题。朱瞻基就没有意识到，失去军事实力的远房藩王子弟，其实也是可以授予军政职务，做为皇帝的辅弼；如果能用远房藩王子弟取代宦官，大明朝可能不会有权宦遭人唾骂、进而给皇帝抹黑的问题。

这样的大明朝，就是一个正常的王朝。很可惜，朱瞻基的认知限制了大明朝的发展，他真的辜负了“好圣孙”的评价。

而朱瞻基的不作为，将朱棣留给大明朝的隐患，近乎无限的放大，多年后直接导致了“土木堡之变”，坑了明英宗朱祁镇。

也就是说，朱祁镇做了瓦剌的“留学生”，百分之八十的学费都是朱瞻基给出的。

04

1435年正月，朱瞻基驾崩。年仅9岁的朱祁镇继位，命内书堂出身的王振掌管司礼监，七年后朱祁镇亲政。

从朱棣驾崩到朱祁镇亲政，大明朝已经“休养生息”了二十年，在人均寿命不高的年代，这相当于一代人的时间了。

实事求是的说，朱祁镇继位以后，是有一番明君气象的。他崇德尚武，还非常喜欢免税，免税的记载比仁宣年间都要多。

这么一个年轻皇帝，你不能说他是天生的昏君恶棍。

即便是重用宦官王振，那也是在朱棣开创的大明第二王朝体制下，找一个亲近宦官做帮而已。而且王振也是有功的。

当时云南、缅甸一带有个麓川王国，军事实力非常强劲，时刻准备向云南扩张，内阁的几个文官认为麓川是边远蛮夷，不值得劳民伤财，都不同意攻麓川。但在王振的坚决主张下，朱祁镇决定出兵征讨麓川。

这场战争打了将近十年，累计出兵四五十万，最终取得胜利。如果不是王振坚持用兵，任凭麓川侵扰云南，可以想见，云南是不可能守得住的。

所以说，在1449年前王振是有功的，朱祁镇也有一番明君气象。

朱祁镇和王振遇到的真正问题是，大明朝在西南地区连战连胜的时候，朱棣迁都北京、朱瞻基躺平不作为的隐患，在大明朝的北部地区发酵了。

早在1436年，也就是朱瞻基驾崩的第二年，瓦剌便侵略凉州、进犯山丹、包围大同，明军连战连败，瓦剌大掠而去。1449年七月，瓦剌的太师也先终于下定决心，兵分四路进攻大明。

朱祁镇下诏亲征，便带着五十万大军出城，经居庸关抵达宣府、大同，发现瓦剌的攻势很猛，驻守大同的明军伏尸遍野，决定回师北京，绕来绕去走到一个叫土木堡的地方。

结果，在土木堡不幸被俘。

战争爆发前，也先的目的是掠夺大明财物，没想到抓了皇帝朱祁镇。战争爆发后，朱祁镇想为国戍边，结果做了瓦剌的“留学生”，这样的战果是双方都没有想到的。

也先想不到大明朝如此不堪一击，朱祁镇想不到朱棣能做成的事，他为什么就做不成？

在大明朝的路径依赖下，促成了改变历史的“土木堡之变”，彻底中断大明朝如日中天的国运、打断了仁宣之治后重新登顶的上升势头。

06

“土木堡之变”以后，大明朝的政权结构被重新改造。

朱祁镇兵败土木堡，英国公张辅、成国公朱勇、泰宁侯陈瀛、平乡伯陈怀、襄城伯李珍、修武伯沈荣、驸马都尉井源、都督梁成、王贵、李忠等勋贵和武将战死

这意味着，大明朝的勋贵和武将被一网打尽，明军中高层出现权力真空。

而瓦剌兵临北京城下，大明朝必须重整军备抵御外敌，这就要求大明朝必须有人力挽狂澜，填补勋贵武将留下的权力真空。

谁来填补呢？只能用文官，统领明军抵御瓦剌。

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兵部侍郎于谦凭借“言南迁者可斩”的态度，阻止了大明朝迁都南京的议论，当仁不让的成为朝廷主心骨，拿到抵御瓦剌的最高决策权和执行权。

换句话说，于谦的路线得到大明朝野的拥护，取得了类似于“遵义会议”的效果。景泰帝朱祁钰握着于谦的手说：“任命你为兵部尚书，你办事，我放心。”

于谦重整旗鼓，从勤王军队中选出10万青壮，编成十营军队，亲自指挥。他还推荐都督石亨为京营总兵，负责前线指挥。命参议杨信民守卫白羊口，提拔给事中孙祥、郎中罗通为右副都御史，守卫紫荆关和居庸关，派出15名御史到山河四省募兵。

原本，也先就没有大打的想法，进攻大明只为求财，现在面对举国动员的大明朝，也先尝试着进攻北京，没攻下来，便撤回草原去了。

北京保卫战取得圆满的胜利。

而于谦的路线取得巨大成功，于谦也就成了大明朝当之无愧的一号人物。

文官成为一号人物，这可是大明朝立国81年以来，从未有过的事，这意味着于谦凭借北京保卫战的功劳，一举拔高了大明文官的职业上限，代表文官拿到了指挥大明军政的资格。

做为于谦的部下，新生代勋贵和武将则彻底失去朝政话语权。

于谦当然是民族英雄，但他的文官身份决定了，北京保卫战之后的大明朝，不可避免的宋朝化，即天子与士大夫共天下，武将犹如文官门下走狗，文官没有制衡的权力必然异化，百姓沦为文官士绅的血食。

而在失去藩王、勋贵等政治同盟后，为了和势力日渐雄厚的文官抗衡，大明朝的皇帝只能延续祖宗之法，继续重用宦官，勉强维持着皇权的自留地。于是，在王振之后，大明朝又出现刘瑾、魏忠贤等权倾天下的宦官。

这个文官和宦官制衡的大明朝，便是既不再依赖藩王和勋贵、也不再依赖强势皇帝，“三权分立”变成一家独大的大明第三王朝。

为什么越到后期，大明朝的文官骨头越硬？

根本原因就是，大明朝完成了股权置换，文官士大夫成了大明朝的股东，朱姓皇帝不过是股东们选出来的董事长罢了。

皇帝的命令，文官们可以执行，也可以不执行，如果皇帝不喜欢某个文官，换上来的人，还是和他有共同利益的阶级兄弟。

而农业经济的核心是土地，土地是不会跑的，粮食也不是用来卖的。那么在农业经济下掌握大量土地的文官、士大夫、地主士绅，便具有天然的封闭性和落后性。

在大部分文官士大夫的认知里，只要是不能种粮食的土地，每一寸都是多余的，对外征服是劳民伤财，守卫边疆是耗费糜繁。

于是，大明第三王朝不断缩边，河套做为北京门户，始终没能收回来，朱元璋在哈密和沙洲设立的卫所，最后也不了了之。至于到海外宣示国威重建天下体系，文官士大夫基本没有兴趣，反而对出海走私谋私家利益很有兴趣。

大明朝的复兴大业至此腰斩，朱元璋重建天下体系的雄心犹如过眼云烟，朱棣巡游大洋的赫赫国威如同镜花水月。

那个四面出击的大明王朝，逐渐变得保守内敛，成为一个不求上进半死不活的老大帝国。

大明朝彻底丧失了和汉唐比肩的可能。

07

大明朝的国运止步于土木堡，但问题要分两面来看。

土木堡之变以后，文官士大夫执掌大明朝，让国威煊赫的大明朝彻底宋朝化，但大明朝也换来国祚延长。

为何这么说呢？因为朱元璋的大明第一王朝，大股东是藩王和勋贵，朱棣的大明第二王朝，大股东是皇帝和勋贵，这些人都是世袭的，而世袭必然导致能力退化。

如果大明死水一潭的混下去，没能吸收新鲜血液，那么两百年后，大明军队的战斗力肯定指数级下降，大明朝廷的统治能力，也会退回到东晋的水平。

而土木堡之变以后，大明朝完成股权置换，保守封闭的士绅地主家庭，量产了层出不穷的小镇做题家，他们成为大明朝的流动股东，意味着大明朝和占人口大多数的家族实现利益捆绑，获得了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

所以，大明第三王朝才会出现于谦、杨廷和、杨慎、张居正、王阳明，乃至最后的袁崇焕、卢象升、孙传庭。正是这些层出不穷的小镇做题家们，保证了大明朝的阶层流动。

而他们相继拥有大明朝的股权，才对大明朝有归属感，愿意和大明朝结成利益同盟，并且为大明朝出生入死。

完成这种“政权全民化”的股权配置，大明朝就有了漫长的生命力。所以开拓进取的大明第一、第二王朝，转向保守内敛的大明第三王朝，本质上是用政权质量换政权寿命。

只能说，有失必有得，有得必有失吧。

如果朱元璋和朱棣从陵墓里醒过来，看到大明第三王朝的小镇做题家们，可能会用复杂的心情说一句：

我不喜欢你们，但我谢谢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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