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的生活只剩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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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到底什么是「非必要」?

封控期间,我进入到一种必要的生活。

起床—抢菜—做抗原(核酸)—工作—做饭—吃饭—工作—做饭—吃饭—睡觉—抢菜,日复一日,生活如同网剧《开端》一般很有规律,唯独不能出小区,不能踏进春天。

必要的事构成了我封控生活的主体,仅存下阅读、写小说、看美食纪录片是少有不被暂停的“非必要”。但更多的非必要已经失去。起初是非必要不出入境、非必要不离沪,随后变成了非必要不出小区、非必要不团购、非必要不外卖。朋友说,可团购就是必要的呀,为什么非必要呢?我说,必要不必要,不是我们说了算。

一些人的非必要,

却是其他人的一座山

什么才是必要的,非必要又是由谁来定义,当我们讨论这个问题时,它关涉到一个“语言的滥用问题”,以及语言污染背后的权力边界。

非必要命名背后的边界问题,似乎因为居民们默认都是由“上面”定义的,只能听之任之,久而久之习惯了这种术语的滥用。但“上面”是一个含混不清的词,除了不言自明的官方,还包括疾控中心、街道办、居委会、物业,甚至是小区门口的保安,实际上这些也是“上面”的组成,比官方更直接与我们个体接触。

一轮轮非必要辞令就这样在日常生活中蔓延开来。作为封控的承受者,人们反对的不是保护生命安全,而是——为何制造种种非必要,却不给非必要设置一个时限?为何顾及居民的生存安危,却忽略了一部分人的非必要,其实是他人的必要。

比如说:散步、喝奶茶、买书,看上去是非必要的吧?至少你不去做,也能活下去。但是对于奶茶店店员来说,当喝奶茶成为非必要活动,全体市民被禁止线下喝奶茶,奶茶店营业额骤降,最终演变为店铺停歇、店员失业。

再比如说电影。21世纪的魔法行为,非必要的典型消遣,却是电影创作者、影视行业从业人员安生立命的存在。封控后电影行业的萧条无需多言,随之而来的是影视公司关门,创作者离开志业,转而去电子游戏、剧本杀、短视频等行业另谋生路,但还有更多人——待业在家。

你看,**一些人的非必要,却是另一部分人的一座山。**倘若说你我认可,防疫的初衷是为了普通人生命保障,那么慎用“非必要”、为“非必要”设定一个时限,其实就很有必要。因为人要挣钱才能立足,而21世纪早已不再是刀耕火种的时代,无数人依靠着非必要谋生。因此非必要绝不仅仅是浪漫,它关乎着生存。

再者说,出门,可以不出的吧?但不出门,怎么种地?书,可以不买的吧?但不去线下买,实体书店怎么生存?不要举例网购,真正了解行业的会知道,实体书店的网购拼不过电商。

因此,反思“非必要不……”这一话语,是从语言本身警醒人们对生存的尊重、对于生命尊严的尊重,尝试跳出必要性与非必要性的二元思维,理解现代社会多数人的生存本就是二者的交织与融合。

捍卫语言的精确

是公共生活的第一步

到此,我还能举出很多关于非必要被滥用的例子,但这里格外想补充的,其实是小区刚刚有解封的信号——居委会开始发出入证了,居民群有人会说:“大家非必要先别外出,过几天再看看。”

不需要一纸文书,自我已经开始规训。不只一个人这么说,他们的大概意思是**“不给小区添麻烦”、“现在出去也没什么好看的”**,如此一来,原本属于个人权利的外出,反而因为“非必要”而成了需要谨慎的行为。于是我们生活的底线,以非必要之名,一步步后退。但是,如何界定“非必要”这个词,谁又具备解释它的权力,它的界限在哪里?

当我们梳理“非必要”的词源,一个词组会映入脑海,叫作“充分不必要条件”。回到生活中的逻辑,所谓“非必要”,一开始无非是说不那么紧迫的、不是非做不可的事。它对应的必要,是温饱、睡眠,是活着本身。于是你发现,非必要是活着以外的任何事物——任何有关生活和思考的事物。但疫情造就的紧急状态,使得活着是必要,其他非必要都可以舍弃,可问题在于——

如果,这个紧急状态活在了我们心里呢?

我们为了一种相对安全状态,牺牲掉种种非必要,可是当物理意义上的封控解除,人心却不一定走出封控,人心依然在紧急状态。一开始你以为过了紧急状态,失去的非必要就会回来,后来你发现失去的只会一件件更加失去,所谓正常生活留在了昨日的世界,三年后依然没有回归的迹象。

真正令人担忧的,是权力面前个人的弱小。多少剥夺假借非必要之名层层加码,可本该如此吗?仅仅是为了确保安全吗?人心的不安全感比现实的瘟疫更难破除,因为它是一种自我规训的状态。当一个人习惯了自我规训,当他默认世界总是不安全的,为了安全我可以上缴自由,这时候,疫情就成为他的无限状态,因为他已经不敢为了自由冒一点点风险。

当更多人加入到非必要辞令的滥用,出于安全、麻木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将“非必要不……”的话语扩大化时,它会在潜意识层面规训人们的行为。在封控期间,我们目睹了太多语言开始发生变异。比方说,得新冠的人被叫作“阳人”,医护人员、志愿者被称为“大白”,封控成为“慢生活”“静态管理”,词汇每天都在变着花样翻新。

人类生活的改变往往是从最细微的地方开始,对于语言损害的容忍久而久之是观念的退步,进而影响人的行动。语言是我们认知、描述自我和世界的载体,譬如我们先有了一个印象,然后才会说那是身穿白色制服的防疫人员。如何描绘看见的事物,决定我们观看生活的方式,进一步影响到观念的水位。

对于语言的反思不但不是无用,反而是个体所能做的具体抵抗。毕竟,捍卫语言的精确是守卫公共生活的第一步,否则一切的思考都容易沦为“现实无用”的虚无。

“人间是由无数个

非必要组成的呀”

散步、喝酒、恋爱、见面叙旧,跟爸妈出门看电影,跟恋人手牵手去海边看夕阳……这些都是非必要,这些又都很重要。

那些真正对我们重要的事物,被一个个以非必要之名暂停了。

反思非必要的滥用,反思的其实是语言的污染。今天你接受了这个非必要,明天会有下一个非必要出现。今天我们因紧急状态默许了非必要的存在,仿佛只要是与活着无关的,就有合法性将其禁止,但如果每一天都变成了紧急状态呢?如果紧急状态不因为疫情而结束,反而成了人们忍耐之下铸成的生活,我们又该如何面对这种事实上的倒退?

它不仅是一个语言问题,也是一个哲学问题——人类究竟是为了必要性而活着,还是为了非必要而活着?

《非必要离校》这首作者朱皓月投稿全球华语大学生短诗大赛的诗歌流行,正是因为它击中了读者对于“非必要事物”的渴望。诗中罗列的几个意象——蹲守一朵飞檐上的云、捂回一袋板栗、被落叶淋上头发、坐两个小时昏昏欲睡的校车,去牵另一半的手,看起来都是非必要的,都不像呼吸、吃饭那么关乎人的生存。但是,正如诗歌的转折——

万一 这张照片被传成经典呢

万一 这袋板栗分给了一个濒临崩溃的同学呢

万一 淋湿的是一个诗人呢

万一 这辈子就是他呢

疫情让这一切都变成了正襟危坐的必要

诶 人间是由无数个非必要组成的呀

或许,正是因为人类社会有种种非必要,我们才作为人而活着。对于爱我们的人来说,它就是值得活下去的理由。

🕙✉️🕙

**来聊 **

** 解封之后,你想做什么?**

撰文 /宗城

摄影 / 德尔雷

编辑/华夫

排版/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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