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 “丁戊奇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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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乎用户 如丧家犬乎 发表

之前曾经涉猎过这个问题，简单可以稍微说下。
简单说吧，这次灾荒主要源于当时世界范围内的厄尔尼诺现象，从 1875 年开始，整个华北的降水量明显少于往年，这在水利设施不发达的地方尤其严重。经过一两年的发酵，旱灾在 1877、1878 年发展到顶峰，受灾最严重的是山西、河南等省份，尤其是山西地区，由于水利设施的缺乏，很多地方粮食绝产。所以从自然条件上说，这次旱灾持续时间长、规模大。
从社会的角度看，灾荒发生后救济不力也造成了整个事件由自然灾害向社会灾难的转变。清代中国曾经建立起一套仓储系统，用于平抑粮价、灾荒救济。可是这套系统在进入十九世纪之后基本已经废弛了。同时这次旱灾持续时间太长，仓储系统即便维持到灾荒发生的光绪初年，面对如大规模的旱灾，相信这套系统也是无能为力的。除去仓储的废弛外，政府的其他救济措施也着实有限。主要的原因是政府没钱：为了筹措赈灾资金，政府大开捐纳，但是筹措的资金是有限的。另一个原因是此时国家所面临的其他问题也十分严重，比如弥合天津教案之后西方国家的敌视情绪、比如这时期的海防、塞防之争。
在整个救灾的过程中，体现了传统中国的国家能力的有限性。上面提到了财政方面筹措救灾资金的困难。其次还有对于粮食市场的控制，饥荒最初的几年地方上囤积居奇并不少见，而政府并不愿意主动干预市场；当灾荒持续两年之后，很多灾区面临的则是无粮可买的困境，最后国家还曾从朝鲜、日本等地购入粮食供应灾区。不过最令人痛心的情况是受灾最严重的河南、山西等地交通不便，外部的粮食无法从外部运入，即便扩过太行山运入山西的粮食，其运输耗费要高过粮食本身的价格。所以在灾荒过后，修建铁路的加以曾经被当时的洋务派、西方观察家反复建议，可惜最终并无进展，甚至当时在上海建设的中国第一条铁路，在人们的反对声中被从西方人手中赎回拆毁。
所以，丁戊奇荒的破坏力既有自然原因，也有社会的原因。不过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面对如此据大规模的自然灾害时，相信很少有政府能够毫发无伤。

至于这次在黄的影响，实在没有能力回答。不过可以补充的一点是，人口学家估计这次饥荒造成的人口损失在一千万上下，山西部分的人口规模即便到了民国末年仍旧没有恢复到灾荒前的水平，由此可见其影响还是很大的。可惜现在还没有看到学者继续就灾荒的后续影响进行专门的研究。

以上。

知乎用户 戎景 发表

1875 年初，年仅 4 岁的光绪，刚刚被扶上皇帝宝座，北方很多地区便先后呈现出干旱迹象。当年，京师和直隶地区一直到冬天，仍然雨水稀少。

一年后，旱情加重，以直隶、山东、河南、山西为主要灾区，北至辽宁、西至陕甘、南达苏皖，形成了一片前所未有的广袤旱区。受干旱影响，华北大部分地区的粮食等农作物全面歉收，产量减半，山东收成甚至不及往年的三成。《山东通志》称该年全省 “大旱，民饥”。大旱引发的饥荒，致使一些灾民 “饥则掠人食”，过境者往往失踪，人们为此甚至 “相戒裹足”，不敢远行。

1877 年，华北旱情急剧升级，尤其是山西，旱荒空前。山西巡抚曾国荃向清廷奏报时称：“晋省迭遭荒旱…… 赤地千有余里，饥民至五六百万之众，大祲 (jìn) 奇灾，古所未见”，“询之父老，咸谓为二百余年未有之灾”。

当时在山西，饥民为了活命，树皮草根都已吃光。绝望的民众甚至取小石子磨粉，和成面状吃下，或掘观音白泥充饥，结果，不数日间，泥性发胀，腹破肠裂。当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吃的时候，“人吃人” 的惨剧便发生了。

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曾在日记中记下了山西受灾的惨状：城门口旁边堆放着被剥光了衣服的一大堆男尸，一个叠着一个，就好像在屠宰场看到的堆放死猪的样子；另外一边同样堆放着一大堆女尸，衣服也全被剥光，这些衣服全被送到当铺换取食物了。这一带路上的树都呈白色，从根部往上 10 尺到 20 尺的树皮全被剥光充作食物。

旱灾的阴霾，同时笼罩在河南、陕西等省上空。许多灾民 “不得不逃亡四出，扶老携幼，号泣中途，带病忍饥，踉跄载道”。走投无路的饥民甚至铤而走险，聚众抢粮。他们打着“王法难犯，饥饿难当” 的旗号，拦路抢劫，粮价因此又陡增十倍以上。直隶地区也有灾民组成“砍刀会”，专门抢粮。

而在甘肃东部、四川北部以及山东地区，旱灾同样严重，以致 “炊烟断缕，鸡犬绝声，父弃其子，兄弃其弟，夫弃其妻，号哭于路途。是冬及次年春，或举家悄毙，成人相残食，殣（饿死的人）殍不下数万”。

到 1878 年，大旱持续已三年，因旱灾带来的各种人间惨剧，更为严重了。河南境内，侥幸活下来的饥民大多奄奄一息，连割人肉的力气都没有了，一些气息犹存的灾民，倒地之后被饿犬、野狼残食。在直隶河间府，一些壮年饥民竟在领受赈济的时候倒死在地上。春夏之交，北方大部又因灾害引发了瘟疫，河南几乎十人九病，陕西 “灾后继以疫疠，道殣相望”，山西百姓因疫而死的达十之二三。

据不完全统计，从 1876 年到 1879 年，山东、山西、直隶、河南、陕西等地区，受旱灾及饥荒严重影响的民众人数，多达 1.6 亿到 2 亿，约占当时全国人口的一半。直接死于饥荒和瘟疫的人数，约 1300 万人，仅山西一省 1600 万居民中，就死亡 500 万人。

天灾背后的人祸

“丁戊奇荒” 为什么会造成上千万的人死于非命？考查一下清朝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现实，不难发现，这场触目惊心的大灾害，既是天灾，又为人祸。

自古以来，完善的仓储制度和充足的粮食储备是国家稳定的重要保证。与历朝历代一样，清王朝也在各省、州、县设置了粮仓，并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的管理制度。但随着清王朝的日益腐朽，仓储制度也渐趋衰败。各级官吏非但没有及时采买仓谷，反而借机变卖、挪用、侵盗粮食。

1830 年，户部检查全国粮仓储备情况时发现，实存粮仅 1400 万石，缺额达 1800 万石。到 1860 年，全国只存 523 万石了。无怪乎 “丁戊奇荒” 爆发之际，灾区缺粮，不但无树皮草根可采摘，“抑且无粮可购，哀鸿遍野，待哺嗷嗷”，很多人因此活活饿死。

同时，自 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清王朝腹背受敌，内外交困，元气大伤。仅鸦片战争就耗去了国库存银的 3/4，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又至少耗掉 4 亿多两白银，此外还有对列强的巨额赔款和其他大小战事的军费，以致在 1864 年，清王朝国库仅有 6 万余两白银。“丁戊奇荒” 发生时，“海内穷困已极”、“内外库储俱竭”，尽管清政府多方筹措，仍捉襟见肘。所筹赈款中，属于部拨、协拨及截留的公款很少，受惠最多的山西也只有 317 万两，不足全部赈款的三分之一。

而时局的动荡，更使得生灵涂炭，民不聊生。曾国藩就曾说:“近年从事戎行，每驻扎之处，周历城乡，所见无不毁之屋，无不伐之树。” 频繁的战火、社会的破坏、生态的恶化，严重削弱了清廷和民众抗击灾害的能力。

另外，为了增加赋税和财政收入，清政府竟允许并鼓励民众种植鸦片。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迫使清政府解除鸦片禁令，使鸦片贸易合法化。自 19 世纪 60 年代起，西方每年输入中国的鸦片有 5.6 万担，中国白银为此大量外流。李鸿章等人于是提议：“洋药不能禁其来”，不如 “开洋药之禁以相抵制”，不惜以自种自产鸦片的方式与洋人抗衡。几年后，全国各省几乎都有鸦片种植，山西、河南、山东等重灾区更是生产鸦片的重要基地。

以山西为例，1877 年，山西耕地面积约为 530 万亩（当时全国耕地约 8 亿亩），其中 60 万亩种植了鸦片。山西巡抚曾国荃后来曾说：“此次晋省荒歉，虽曰天灾，实由人事。” 因为种植鸦片不仅侵占良田和劳力，造成粮食不足，而且诱使相当部分农民自种自吸食，影响了健康和劳动能力。继任山西巡抚张之洞也指出：“垣曲（山西运城境内）产烟最多，饿毙者亦最多。”

灾民被逼 “走西口”、“闯关东”

这次西南大旱，迫使大批返乡农民工逃离家园，再次进城谋生。与此相对应的是，“丁戊奇荒”也引发了中国近代史上大规模的灾民迁徙潮，其中尤以 “走西口” 和“闯关东”最为典型。

“丁戊奇荒” 迫使大批山西百姓背井离乡北上长城口外的蒙古，另谋生路，其中忻州、雁北等晋北地区最为突出。山西北部向来土地贫瘠，自然灾害频繁，生存环境恶劣，“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挖野菜” 的民谣，便是当时社会状况的写照。每遇灾歉，人们不得不流离失所。

这些从灾荒中远走他乡的逃难人，将晋文化带到了内蒙古中西部地区，与当地的游牧文化相融合，形成了富有活力的移民文化。口外蒙古地区传统单一的游牧社会，逐渐演变为旗县双立、农耕并举的多元形态。

与山西类似，受 “丁戊奇荒” 影响，无以为生的山东饥民，大量外出逃荒，纷纷 “闯关东”，以致出现了大规模的流民潮。他们抛弃家园，逃至产粮较丰的东北奉锦一带，那里土地肥沃，人烟稀少，且与山东仅一海之隔，乘船当日可至，因此“闯关东” 对山东灾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至 1877 年 4 月底，逃出山东而投奔他乡者已有 300 万人。

来源：《文史参考》

知乎用户 吴晓明 发表

正好写了一篇这个话题的文章。文章最后一部分也算是这个问题的一个回答吧。

对于这么一场造成了约 2000 万人死亡的大浩劫，国内的研究并不多。特别是它对后世的影响，鲜有人论及。

下面是我个人的三点推测。

一、晋商衰落。中国人传统上安土重迁，不愿意离开家乡。但山西这个地方，山多地少，人口增长到了超出土地承载能力后，许多山西人选择了外出经商，晋商由此兴起。而丁戊奇荒后，人均土地资源倍增，山西被迫外出谋生的人就大幅度减少了。晋商为什么会在近代衰落，这可能是内在原因之一。

二、丁戊奇荒和义和团兴起存在某种关联吗？打着 “扶清灭洋” 口号的义和团运动，最早起始于山东，闹得最厉害的则是山西。义和团们仇视西方传教士和改信了基督的教民们。一般认为，扩张过快的基督教，和中国乡土传统文化发生了冲突，是义和团运动爆发的重要原因。而恰恰就是丁戊奇荒期间传教士们出色的赈灾工作赢得了民心，使得基督教在山东山西两省快速扩张。

三、大旱之年，人们并不都是坐以待毙的，许多人选择了逃荒。山西人逃荒的一条重要路线就是走西口到内蒙。大量逃荒到内蒙的山西农民，改变了内蒙的人口结构，并将内蒙的经济结构从纯牧业变成了半农半牧，使得内蒙和内地汉族地区的关联变得紧密。民国期间外蒙古独立了，内蒙古则留下来了，也许这就是原因之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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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乎用户 酒除叁 发表

那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恐怖的一页，这一页其实才仅仅过去 100 多年而已。

知乎用户 花季小白 发表

对于别人，这个是研究的课题，或者是讨论的谈资，可是对于我们这个家族，“丁戊奇荒” 却一直是如同阴影般的存在。我姥爷的奶奶就是在丁戊奇荒中实在饿得受不了，把自己和女儿卖掉，换了半袋小米，留给我姥爷的父亲，告诉他小米一定不敢吃掉，等到下雨后种下。后来一生姥爷的父亲再也没有找到他的母亲和妹妹。

知乎用户 啦啦啦啦啦啦 发表

**“丁戊奇荒” 之所以发生，主要是因为当时适逢大旱，又夹杂了雨水过多等灾害，且旱情持续较久，所以酿成了这次灾害。**但后果这么严重，使得山西人口从灾前的 1600 万，减到灾后的 1000 万，死亡四五百万人，其中很大原因也是与 “人祸” 有关。

**因为当时正值清朝末年，经历了鸦片战争与太平天国起义的清朝，国力衰败，救灾方面有些力不从心，中央政府尚且如此，地方更不用说了。**再加上当时灾害来临时，地方官员没有及时通报灾情，通报后也没有如实汇报灾情真实情况，以及当时的抗灾制度建设以及抗灾资源的储备没有得到重视等原因，造成事故严重性扩大。

**当时灾民或逃或留，逃得尚且有一线生机，不逃得到中后期，想逃也逃不了了。**一村死十之七八都很常见。这时当荒灾彻底来临时，其带来的严重影响随之浮现并扩大，如经济秩序崩溃，社会伦理道德也受到极大脚踏，易子而食、卖妻子、弃亲人、杀人来食等都出现。但民间也还有一部分人在这种时候坚持传统礼节，并且不在少数。

而随着死亡人数急剧增加，也引起了瘟疫、狼灾、鼠灾等。在旱灾与这三灾作用下，死亡人数就更多了。

**而在这次荒灾中，官员也是有起到作用的，对他们要客观评价。**但其起的作用是好是坏，效果如何也很依赖官员自身品行与能力。侧面反映出当时清朝政治制度如何。

同时在这次救灾中，不但政府在起作用，当地富豪乡绅以及外省义捐及外国传教士也起了很大作用。

之后各界人士对这次荒灾也做出过总结反思，但他们的总结反思也是从其所处时代与自身社会背景、自身阶层而提出的。

而且这次荒灾对山西未来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阻碍了山西的近代化进程，并且其人口到新中国成立第一次人口统计时都没有恢复到灾前水平。

以上总结自《丁戊奇荒》，对这次荒灾甚至二十世纪另外两场荒灾有兴趣的可以看看，这三场灾难间隔时间都不长，互相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毕竟另外两场的资料都不是特别多，尤其后面一场。

知乎用户 水是醒着的冰 发表

我去查家谱，80％的家庭因此绝户。也就是说，我能从容写下这个回答，其实是一个极小概率事件。

知乎用户 猫丢了 发表

加剧了清政府灭亡：已经有人提到了。
人口大规模迁徙：走西口，闯关东。

占坑。准备多看看书，再来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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