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道中国”：八九六四31周年 “为什么我们要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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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杉矶 — 

八九六·四31周年前夕，“人道中国”(Humanitarian China)举办在线纪念活动，缅怀屈死的灵魂，展示悲剧的真相，祈祷自由降临中国。来自美国、加拿大、中国、台湾、香港、澳大利亚、欧洲等地的民主倡导者参加了线上聚会，共慰31年来的厚重，也分享对未来的期许。

八九亲历者、著名汉学家、加州大学教授林培瑞：“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为什么要记住六·四？ 有很多原因，而且，恐怕把所有这些原因都加起来，也无法给出一个完整的答案。我于是写下了十几个理由……因为那时候，蒋捷连才17岁；今天，他仍旧17岁；他永远17岁；死去的人不长岁数……六·四让我们看清了中国共产党的本质，没有任何书籍、电影和博物馆，能让我们看得如此清楚……丁子霖还活着，83岁了。她走到哪里，国保就跟到哪里，为的是安全—-不是她的安全，是国家的安全；一个有万亿元GDP和两百万军队的政权，需要保护自己免受一个83岁老太太的伤害。”

“天安门母亲运动”发起人之一张先玲：“6月4日，我的孩子王楠在天安门对面南长街南口，被军队开枪杀害。他受伤以后，老百姓要求送他去医院，救护车已经开到，医生也下了车，但是，戒严部队就是不准大家走出南长街的门洞，救护车、大夫也不准出去，情况比两国交战还要严重。政府开枪杀害百姓，还不让救助。我的孩子和其他受伤的人去世之后，被他们在天安门附近就地掩埋……王楠和另外两个死难者，被埋在28中墙外面。过了几天，学校开学，警察和戒严部队又回头把他们挖了出来……”

陈云飞：“向天安门母亲致敬，感谢他们寻找和传播真相。我是学农的学生，从前没有意识到中国的问题是制度问题，只有朴素的反腐想法。我熟悉刘晓波、李旺阳等六·四经历者；我走访了六·四遇难者家人，更是找到了数百个这样的人，了解了他们的大致情况。他们有的年事已高、生活不易，但是，都在坚持为孩子们讨要公道。我看到香港每年纪念六·四；目睹武汉肺炎的蔓延、香港23条、反送中和国安法等导致的民怨沸腾。这些都说明，我们当年的坚持是正确的。”

(陈云飞当年是北京农大四川籍学生；2007年公开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向坚强的六·四遇难者母亲致敬”；2015年，为两名四川籍六·四遇难者扫墓被判刑四年。)

范宝琳：“对维权团体和政治异议的打压仍在继续，对争取一国两制的镇压在变本加厉，武汉肺炎的祸害，这些都证明，专制独裁的毒瘤不除，民主宪政难以实现。幸运的是，年轻人正在觉醒。我们将一路同行。”

(范宝琳原是陕西铜川市国安局警察，同情六·四；1999年向海外提供绝密文件，证明中共当时阻止海外民运人士返回中国，被判刑18年。)

郝建：“去年，全球纪念六·四，但是，那不过是纪念自然岁月流失的一个整数。今天，我们才发现，2020年才是历史的真正转折点。当年天安门屠杀和今年武汉疫情大暴发一样，是当今历史的重大坐标……研究六·四和纪念六·四是我们不可逃避的历史责任；不过，不需要政府给六·四平反，不应使用中共政治秩序和历史叙事的词语‘平反’二字。”

(郝建为北京电影学院教授，08宪章的首批签名者，目前为哈佛大学访问学者。他的堂弟郝致京六·四时被杀，时年30岁。)

吾尔开希：“每年的这个时候，心情都会重回当年的广场……对于重大事件，人不会遗忘，只会假装遗忘……我们当年的参与者在几十年之后的今天，仍然维持着兄弟姐妹般的感情，就是因为那段历史的沉淀不会消失……我至今仍然无法与父母和兄弟姐妹见面；甚至为了回国不惜向政府投案，但是仍然遭到拒绝。被迫流亡虽然不公正，但对我们而言也算求仁得仁；只是我们的父母不该被惩罚。所以，我只能用原始和野蛮来形容中国政府……这些年，对家人的思念和对死难者的负罪感一直折磨着我；从来没有放弃回到中国的信念，而且因此也培养出了耐心；更重要的是，2020年让我看到，大家的付出也许正在慢慢显现出结果。这些付出包括武汉人民，包括成百万被关进新疆集中营的维吾尔族人，上百位自焚的藏人，坚持抗争的香港好男好女们，以及更多；这些现象擦亮了世界的眼睛，让全球对人类文明面临的直接威胁感同身受。现在，要求中国在国际监督下开放网际网络是第一要务。”

作家、诗人廖亦武在活动上演唱了自己创作的一首悲歌：“月夜穿过丛林，想起我的爱人，长眠在寂静的黄土，远方传来枪声。当年热血沸腾， 肩挑祖国命运， 如今空空的双拳， 岁月折断了刀刃。月夜穿过回忆， 想起我的爱人， 生者我流浪中老去， 死者你永远年轻。”

(廖亦武在六·四屠杀当晚，创作了长诗《大屠杀》；他还创作了大量关于天安门屠杀的相关作品。)

目前被赶出京城的“天安门母亲”组织成员尤维洁，无法参加活动，由陶业代表宣读声明：“中国军队用真枪实弹对付平民，我看到长安街、天安门的死亡和鲜血。不仅如此，政府在镇压后还实施清算。作为中国人，我们到底是公民还是被宰割的羔羊？六·四让我清醒。我要向政府讨还公道。如今，60位难属已经离开了人世，没有看到自己的孩子或家人得到安息。但是，我有信心，这一天一定会到来。我们坚持三原则：真相、赔偿和问责。我们要状告李鹏，要追究最高决策者 。”

(尤维洁的丈夫杨明湖死于六·四屠杀，时年42岁。)

陶业：“从六·四发生之后，我从事人道救援工作31年。六·四让幼小的孩子失去父亲，妻子失去丈夫，父母失去孩子。我此后一直致力于帮助六·四孤儿获得同等的教育资源和教育水平，让他们完成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也帮助孤苦老人医治心灵创伤，恢复生活勇气；我还帮助建立了天安门母亲网站。母亲们是六·四屠杀巨大悲剧的直接承受体。天安门母亲运动集民间群体维权运动，人道主义运动和公民抗争运动特征为一体，是中共极权统治下第一例坚持了三十多年的民间集体维权。她们将八九民运以人道主义的形式继承下来；她们也是08宪章的第一批签名者。天安门母亲把亲人的死亡真相公之于世，维护了死者和生者的尊严，也感召了后人。”

(陶业八九民运时是全美学自联成员，持久支持六·四受难者及家属)

吴定富：“我们的儿子吴国锋86年以全县第一名成绩考上人大。他六·四凌晨被枪杀，身体中了四颗子弹，肚脐下还被捅了一刺刀。他是我们的长子，是全家的希望。我们失去长子后，小儿子挑起家庭重担，他不堪重负而患上尿毒症，不幸早逝；我们养大了孙女，她正在上大学。我们希望看到儿子被昭雪的一天。”

(吴定富，六·四死难学生吴国锋的父亲，处理儿子遗体时，坚持拍下了儿子死后的照片，得以传播真相。)

马绍芳：“作为六·四亲历者，有责任站出来说话；亡魂没有安息，镇压者依然如故。如何面对悲惨的结局，就是要拒绝遗忘。控制社会方方面面、渗透到各个角落的极权制度，把人作为人口生产出来，是用他们要的方式，规范地进行人口生产的装置。他们使用原子化的手段，把所有人割裂为单独的个体，任何可能形成社会群体的社会元素，都会被镇压，所以，民间组织、709律师都是他们害怕的、要格杀的。所以，我们要反原子化，要认识到，这个制度迫使我们成为反对我们自身自由的‘人口’。”

李卓人：“人民不会忘记八九六·四，但是，最不会忘记的是共产党。国保一直跟踪天安门母亲，他们害怕人们不忘记。我们重新开放了六·四博物馆，比较八九民运与香港抗争，感觉八九年和今年是两代年轻人，但他们都期盼改变，都要民主。八九六·四遭遇屠城，而香港这一年中不断被黑警肆虐，九千人被抓，一千人被控。镇压是中共的一贯手法，没有改变。今年，政府已经不再让我们使用维园来纪念六·四。但是，香港不能后退，因为我们无处可退。世界也已经看到，中共的本质就是斗争和暴政。”

(李卓人曾任香港支联会主席，六·四期间携带港人捐款进入北京，遭到逮捕。)

董盛坤：“我八九六·四前是普通北京市民，印刷厂工人。亲历大学生为改善中国环境而走上街头，看到数百万群众上街声援学生，而中共政权为统治利益而残暴镇压。许多人惨死在枪口下，目睹六部口惨案，震撼和刺痛了我。我于是参加抗暴。6月10日被捕入狱。经过17年劳役之后虽然家破人亡，但是，在2006年9月5日那天，我还是昂首挺胸走出监狱大门。六·四被很多人淡忘，但是我不能忘记那沉重的记忆。31年是历史长河的一瞬间，但却是我们生命的一长段。我们要齐心协力把握时机，争取早日实现我们的民主自由之梦。”

(董盛坤，八九六·四支持学生的工人代表，上街阻拦戒严部队，被判死缓，坐牢17年，受尽酷刑。)

吴仁华：“六·四那天清晨，跟学生到西长安街六部口，目睹三辆天津警备区坦克师的坦克，从背后追轧学生队伍，11名学生当场死亡，很多学生受伤。其中五具遗体被送到我任教的政法大学，被摆放在教学楼的一排课桌上。我跪在课桌前痛哭，心里默念‘永不遗忘，永不遗忘’。个人与强权抗争就是记忆与遗忘的抗争。”

(吴仁华，六·四研究者，八九六·四时是中国政法大学青年教师，目前在台湾东吴大学和中正大学，开设“六·四事件真相研究”课程；著有《六·四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六·四屠杀内幕解密：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天安门事件逐日记录》。)

索菲・理查森(Sophie Richardson)：“六·四凸显中国政府对和平、自由和法制根深蒂固的敌意；强推香港国安法的立场，显示中共对国内和国际法的鄙视；不愿意与国际合作，调查新冠病毒的根源，凸显中共对中国人民的健康和福祉的冷漠；对良心犯的处理，反映其骇人听闻的残酷。而人权和公正是所有天安门受害者和他们的家属应得的。”

(索菲・理查森现任人权观察组织中国部主任。)

香港支联会邹幸彤律师：“中共无论对六·四还是对香港的打压方式都是一脉相承的，高度相似的。打个比方，就是用对付‘病毒’的手段对付反对意见，也就是所谓的反动派。民主在他们眼里就是病毒，所以使用的是隔离和消灭的手法。抓捕异议，隔离他们，直到消灭他们。把所有人都颜色化、孤立化，制造族群之间的矛盾，这是他们擅长的。香港国安法实施后，人们过去的行动都将成为不合法，将导致人们不敢聚集、不敢参与对政府不利的活动。”

江林：“我是原《解放军报》报道中央军委和重大突发事件的记者。军队6·3晚上开枪以后，我和总参军训部战役训练局局长张胜，就是张爱萍的儿子，他太太和孩子，骑车经西直门致木樨地，回天安门，目睹北京市民抗暴和军队屠杀市民。我们在午门遭到全副武装武警的堵截，四人都被打伤，被一万伏的警棍打得皮开肉绽。当时，如果我们其中一个人说出身份，都不会挨打，但是，我们谁也没说……我们为军队屠杀而愤怒，为自己是他们的一员而耻辱……”

参加本次线上悼念六·四31周年活动的，还有海外华人教会关注社会公义的最强声音洪予健牧师；新泽西Kent Place 高中的学生Emma Chan；天安门八九民运领袖之一王丹，以及旅美雕塑家，洛杉矶自由雕塑公园创办人陈维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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