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石宝宝"父亲郭利发布公开信，追责”三聚氰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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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7月31日，“结石宝宝”父亲郭利发布公开信，追责“三聚氰胺”事件相关责任人。
郭利曾经是业界有名的同声传译，年薪百万，生活美满，但三聚氰胺事件后，一切都变了。
2008年的“三聚氰胺”事件爆发后，郭利带着2岁半的女儿到医院检查，结果显示：双肾中央系统内可见数个点状强回声。
于是郭利联系女儿食用奶粉的施恩品牌，对方拒绝赔偿，理由是郭利购买的施恩奶粉，不在国家披露的有毒批次内。
郭利便将剩余奶粉送检，检验结果显示郭利购买的施恩奶粉“三聚氰胺”含量高达132.9mg/kg，超过国家限量的132倍。
于是郭利准备起诉施恩，调查后发现施恩竟然是雅士利集团在美国注册的空壳公司，注册的地址只是加州一个废弃的车库。
随后雅士利集团（广东潮州，2013年被蒙牛收购）于2009年春天主动找到郭利，达成40万的和解协议。
不久，雅士利集团再次找到郭利，希望重新讨论赔偿事宜。
第二天雅士利便向潮安县公安局报案，称郭利“以接受媒体报道，造成无法控制的局面相威胁”，向雅士利集团进行勒索。
报案以后，雅士利集团继续与郭利沟通，指导他撰写书面赔偿申请，“写得越感人、越深刻，拿到的额度就越高”。双方最终达成300万的赔偿金额，签下赔偿协议。
2009年7月，雅士利集团与郭利约定在杭州当面交付赔偿金，提前守候的潮安警方与杭州警方直接将郭利抓捕。
第二年，潮安县法院一审以敲诈勒索罪，判处郭利有期徒刑5年。
郭利服刑期间，妻子提交了离婚协议书，年幼的孩子也被迫和他割断了联系，郭利妻离子散。
2014年郭利刑满释放后，开始持续翻案和维权。
2016年8月8日，广东省高院再审开庭现场，郭利没请律师，全程自己辩护，案件的各种证据，法律的规章条款，他早已倒背如流。
2017年4月7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庭再审，改判郭利无罪。
走出法院，许多媒体都问了他同一个问题，听到改判是什么心情，郭利回答：“我没有感谢的人，我也不激动，除了悲愤，我很平静。”
所以说，郭利始终走在孤独维权的路上，其所承受的压力是无法想象的。
当年浩浩荡荡的毒奶粉受害者，早已各自回归正常的生活，只有郭利尚在事件的余波里。回过头看，即使提前知道维权为他标注的价码，他也许仍然会做同样的选择。
因为在世俗的正确和他认定的真理之间，他认为自己从来没有犹豫的时候。
无心认为，这是郭利的人性、品格，是当今社会最珍贵的精神之一，当然郭利也足够坚强，内心之强大足以让我辈汗颜。 而郭利说：“刚出狱的时候，走在路上会摔跤，于是买了一根登山杖。后来去医院检查，五六种慢性病，身体一些功能也在衰竭。现在他每周去医院两次，复诊开药。我原来以为自己挺健康的，实际上已经是千疮百孔了。” 郭利坐在公园里时，总是很容易陷入和女儿的回忆。当年因为妻子身体的原因，女儿是郭利独自带大的。每天饭后，他会带她到公园玩。公园前面有个小坡，坐着推车从坡顶滑下去，是女儿最爱的游戏。推车每经一级台阶，“咯噔”一下，女儿就会笑一次。 公园和滑坡还在，这段父女关系最亲密的时刻已经过去。 郭利不久前与女儿有过一次偶遇，那时他已经一年半没见过女儿。完全没想到的是，在和代养人（孩子姥姥）说话的间隙，女儿跑开了。郭利愣在路上，没有追上去，“怕吓着她。” 代养人告诉郭利，有一次女儿的同学问起，“你爸爸是不是叫郭利，我看到他的节目了。”那次以后，郭利事件资料整理成册，让代养人转交给她，“据说她没有打开，扔进了抽屉。” 在郭利和雅士利的博弈中，郭利和前妻一家成了对立面，“她可能会觉得，在我和长大的家之间，她需要做出选择”，郭利试图理解女儿。 郭利也希望女儿某天能理解，虽然在她成长期的缺席，但他在以另一种方式保护她。“陪伴和维权她的权益，我只能选择一个。她知道我做过这件事就行了，她的父亲没有退缩，没有惧怕。”
2008年的“三聚氰胺”奶制品污染事件中，3000万婴幼儿被波及，其中被确诊为三聚氰胺的受害者达30万。当时的受害者补偿方案是：死亡病例补偿20万元，重症病例补偿3万元，普通症状补偿2000元。 郭利得到了40万赔偿，是普通赔偿的200倍。一时之间，他成了众所周知的“维权斗士”。北京电视台播出郭利的采访，节目名为《一个男人，如何让施恩奶粉低头》。 但郭利没想到竟然会出现那么意外的波折，自己会入狱。 事后郭利无数次分析，雅士利为何这么做？这笔赔偿对他们来说，并不是大的数目，也许是媒体报道让他们感到某种威胁，也可能是自己的“胜利”挑战了一个大公司的自尊心。 一段公开录音显示，一名男子对准备与郭利谈判的人说，“一定要把他逮住，搞死他”。 郭利被判刑以后拒不认罪。家人从北京去看他，飞机倒汽车来一次，只能接见二十分钟。记不得第几次见面的时候，父母劝他认罪减刑，说了不到五分钟，郭利说你们回去吧，转身走向牢房。 郭利知道聪明的做法是，先认罪减刑，然后出来翻案，“在诱惑和是非面前，我认是非。可能我确实很愚蠢，选择把牢底坐穿。”
从奶粉事件发生，郭利感觉自己在一条黑暗的甬道踽踽独行。同路的受害者早已不见踪影，一些帮他维权的律师已经转行，过去的朋友也已经所剩无几，父母虽然为他担心，但在支持他的态度也曾反复犹豫。 更不用说，郭利在搜集证据的时候，发现前妻给雅士利集团的声明。声明上赫然写着：女儿目前身体状况良好，并无任何症状表现；反对郭利的做法，坚决不参与此事。 郭利曾经为此愤怒，本应为女儿协同作战的前妻，无视女儿受到的伤害。但他也试图“合理化”前妻的行为，“她受到对方威胁，加上她不懂法，认识有限，性格里有不坚定和得过且过的部分。” “我不一样，我是那种对抗性选手。”在郭利看来，这是他和前妻之间巨大的差异。 事实上，郭利和大部分人都存在这种差异。对于很多人来说，法院无罪判决，应该是这起奶粉维权事件的最终章。但对于郭利来说，“如果这是一个工程，现在还不是剪彩的时候。” 奶粉事件中不乏追究者，但没有人愿意死磕下去，赔上全部的生活，改变自己人生的轨迹。但对郭利来说，公道和正义是人的安身之本，他不得不为此付出全部。 郭利继续走在维权的路上。他最终的诉求是，让当初签订赔偿协议的公司承兑赔偿，构陷他入狱的人受到法律惩罚。 “这也是震慑造假的人，那些假酒、假药、假奶粉的厂家，应该知道造假的代价，不是几千几万块钱，就能把一件事情铲平。”
维权艰难一直是行业共识。郭利曾找过一位业内知名律师，希望能得到一些帮助，对方答复：我这么多年都没有翻过一个案。你还用我帮什么忙，我还想请你帮忙。 郭利曾在一堂公开课里，听一名法官讲维权故事，说他有次在超市买洗衣液，使用以后发现有问题，应该是假冒伪劣物品，但售货超市拒绝换货，要求提供包括质检报告在内的各种繁复材料。法官听完，出门将洗衣液丢进超市门口的垃圾桶。 郭利至今记得，那个法官在这堂维权公开课的最后说，“作为一个高级法官，我没有维护我自己的权益，让这些造假的人逍遥法外，何况是普通的消费者。因为有时间，有成本，你也不一定能赢。 郭利不认同这种态度，“如果我是他，我会把洗衣液送去检测。”在郭利看来，这不是和一桶洗衣液较劲，揭露制造假货的厂家，也维护了更多的消费者。
所以这个社会需要更多郭利这样的斗士，但不是每一个人都有郭利的能力、毅力挺过去，毕竟律师都无能为力，无心只能说善待自己。
郭利在公开信中表示，“9年多过去了，本人的无罪申诉也换来了广东省检方和省高院的法定认可：无论索赔多少，郭利均是在行使索赔权利。厂家不同意其索赔数额，则属于有争议的民事法律关系。郭利索赔行为和数量不影响其目的的正当性。”
据此，郭利提出，要求雅士利集团兑现1000万美元的赔偿协议。另外，针对雅士利集团的“构陷事件”，郭利提出追加对其本人和家庭造成的伤害综合（精神）赔偿金3000万美元。
郭利认为，此次提出的赔偿金额是合法合理的，是对整个事件造成的两次伤害的叠加，“我因为三聚氰胺问题维权，又因为维权受到二次伤害。人的生命和尊严是无价的，因为这事我没有了尊严，我受到了迫害，那么我要多少钱是我的权利。”
《致雅士利（国际）乳业公开信》翻译件。受访者供图
郭利希望这封公开信能够引起积极的社会效应，“希望在舆论上给其他企业一种震慑，要做做有责任、有良心的企业，而不是那些伤天害理、谋财害命的企业，让他们知道造假者必然在这个社会、在这个环境中失败。”
除此以外，郭利认为，这也是为合法维权的消费者树立一个特例，“我希望让更多的人懂得保护自己，用法律、用理性来保护自己。这个可能是我做这件事的一个出发点吧。”
无心认为，这个社会始终是进步的，至于进步的快慢，完全取决于整体社会意识形态的反应，我们个体都是渺小的。
但我们没有能力保护自己时，可以支持维护正义的英雄，哪怕是一个点赞，转发，与亲友的议论等等，这是最起码的对自己家人的负责。
如果有人见到郭利，请和他握手、微笑。
千万不要伤害我们的斗士、英雄。
否则这个社会就太操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