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石宝宝"父亲郭利发布公开信,追责”三聚氰胺“

by , at 31 July 2018, tags : 郭利 雅士利 维权 赔偿 点击纠错 点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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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7月31日,“结石宝宝”父亲郭利发布公开信,追责“三聚氰胺”事件相关责任人。

郭利曾经是业界有名的同声传译,年薪百万,生活美满,但三聚氰胺事件后,一切都变了。

2008年的“三聚氰胺”事件爆发后,郭利带着2岁半的女儿到医院检查,结果显示:双肾中央系统内可见数个点状强回声。

于是郭利联系女儿食用奶粉的施恩品牌,对方拒绝赔偿,理由是郭利购买的施恩奶粉,不在国家披露的有毒批次内。

郭利便将剩余奶粉送检,检验结果显示郭利购买的施恩奶粉“三聚氰胺”含量高达132.9mg/kg,超过国家限量的132倍。

于是郭利准备起诉施恩,调查后发现施恩竟然是雅士利集团在美国注册的空壳公司,注册的地址只是加州一个废弃的车库。

随后雅士利集团(广东潮州,2013年被蒙牛收购)于2009年春天主动找到郭利,达成40万的和解协议。

不久,雅士利集团再次找到郭利,希望重新讨论赔偿事宜。

第二天雅士利便向潮安县公安局报案,称郭利“以接受媒体报道,造成无法控制的局面相威胁”,向雅士利集团进行勒索。

报案以后,雅士利集团继续与郭利沟通,指导他撰写书面赔偿申请,“写得越感人、越深刻,拿到的额度就越高”。双方最终达成300万的赔偿金额,签下赔偿协议。

2009年7月,雅士利集团与郭利约定在杭州当面交付赔偿金,提前守候的潮安警方与杭州警方直接将郭利抓捕。

第二年,潮安县法院一审以敲诈勒索罪,判处郭利有期徒刑5年。

郭利服刑期间,妻子提交了离婚协议书,年幼的孩子也被迫和他割断了联系,郭利妻离子散。

2014年郭利刑满释放后,开始持续翻案和维权。

2016年8月8日,广东省高院再审开庭现场,郭利没请律师,全程自己辩护,案件的各种证据,法律的规章条款,他早已倒背如流。

2017年4月7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庭再审,改判郭利无罪。
走出法院,许多媒体都问了他同一个问题,听到改判是什么心情,郭利回答:“我没有感谢的人,我也不激动,除了悲愤,我很平静。”

所以说,郭利始终走在孤独维权的路上,其所承受的压力是无法想象的。

当年浩浩荡荡的毒奶粉受害者,早已各自回归正常的生活,只有郭利尚在事件的余波里。回过头看,即使提前知道维权为他标注的价码,他也许仍然会做同样的选择。

因为在世俗的正确和他认定的真理之间,他认为自己从来没有犹豫的时候。

无心认为,这是郭利的人性、品格,是当今社会最珍贵的精神之一,当然郭利也足够坚强,内心之强大足以让我辈汗颜。 而郭利说:“刚出狱的时候,走在路上会摔跤,于是买了一根登山杖。后来去医院检查,五六种慢性病,身体一些功能也在衰竭。现在他每周去医院两次,复诊开药。我原来以为自己挺健康的,实际上已经是千疮百孔了。” 郭利坐在公园里时,总是很容易陷入和女儿的回忆。当年因为妻子身体的原因,女儿是郭利独自带大的。每天饭后,他会带她到公园玩。公园前面有个小坡,坐着推车从坡顶滑下去,是女儿最爱的游戏。推车每经一级台阶,“咯噔”一下,女儿就会笑一次。 公园和滑坡还在,这段父女关系最亲密的时刻已经过去。 郭利不久前与女儿有过一次偶遇,那时他已经一年半没见过女儿。完全没想到的是,在和代养人(孩子姥姥)说话的间隙,女儿跑开了。郭利愣在路上,没有追上去,“怕吓着她。” 代养人告诉郭利,有一次女儿的同学问起,“你爸爸是不是叫郭利,我看到他的节目了。”那次以后,郭利事件资料整理成册,让代养人转交给她,“据说她没有打开,扔进了抽屉。” 在郭利和雅士利的博弈中,郭利和前妻一家成了对立面,“她可能会觉得,在我和长大的家之间,她需要做出选择”,郭利试图理解女儿。 郭利也希望女儿某天能理解,虽然在她成长期的缺席,但他在以另一种方式保护她。“陪伴和维权她的权益,我只能选择一个。她知道我做过这件事就行了,她的父亲没有退缩,没有惧怕。”

2008年的“三聚氰胺”奶制品污染事件中,3000万婴幼儿被波及,其中被确诊为三聚氰胺的受害者达30万。当时的受害者补偿方案是:死亡病例补偿20万元,重症病例补偿3万元,普通症状补偿2000元。 郭利得到了40万赔偿,是普通赔偿的200倍。一时之间,他成了众所周知的“维权斗士”。北京电视台播出郭利的采访,节目名为《一个男人,如何让施恩奶粉低头》。 但郭利没想到竟然会出现那么意外的波折,自己会入狱。 事后郭利无数次分析,雅士利为何这么做?这笔赔偿对他们来说,并不是大的数目,也许是媒体报道让他们感到某种威胁,也可能是自己的“胜利”挑战了一个大公司的自尊心。 一段公开录音显示,一名男子对准备与郭利谈判的人说,“一定要把他逮住,搞死他”。 郭利被判刑以后拒不认罪。家人从北京去看他,飞机倒汽车来一次,只能接见二十分钟。记不得第几次见面的时候,父母劝他认罪减刑,说了不到五分钟,郭利说你们回去吧,转身走向牢房。 郭利知道聪明的做法是,先认罪减刑,然后出来翻案,“在诱惑和是非面前,我认是非。可能我确实很愚蠢,选择把牢底坐穿。”

从奶粉事件发生,郭利感觉自己在一条黑暗的甬道踽踽独行。同路的受害者早已不见踪影,一些帮他维权的律师已经转行,过去的朋友也已经所剩无几,父母虽然为他担心,但在支持他的态度也曾反复犹豫。 更不用说,郭利在搜集证据的时候,发现前妻给雅士利集团的声明。声明上赫然写着:女儿目前身体状况良好,并无任何症状表现;反对郭利的做法,坚决不参与此事。 郭利曾经为此愤怒,本应为女儿协同作战的前妻,无视女儿受到的伤害。但他也试图“合理化”前妻的行为,“她受到对方威胁,加上她不懂法,认识有限,性格里有不坚定和得过且过的部分。” “我不一样,我是那种对抗性选手。”在郭利看来,这是他和前妻之间巨大的差异。 事实上,郭利和大部分人都存在这种差异。对于很多人来说,法院无罪判决,应该是这起奶粉维权事件的最终章。但对于郭利来说,“如果这是一个工程,现在还不是剪彩的时候。” 奶粉事件中不乏追究者,但没有人愿意死磕下去,赔上全部的生活,改变自己人生的轨迹。但对郭利来说,公道和正义是人的安身之本,他不得不为此付出全部。 郭利继续走在维权的路上。他最终的诉求是,让当初签订赔偿协议的公司承兑赔偿,构陷他入狱的人受到法律惩罚。 “这也是震慑造假的人,那些假酒、假药、假奶粉的厂家,应该知道造假的代价,不是几千几万块钱,就能把一件事情铲平。”

维权艰难一直是行业共识。郭利曾找过一位业内知名律师,希望能得到一些帮助,对方答复:我这么多年都没有翻过一个案。你还用我帮什么忙,我还想请你帮忙。 郭利曾在一堂公开课里,听一名法官讲维权故事,说他有次在超市买洗衣液,使用以后发现有问题,应该是假冒伪劣物品,但售货超市拒绝换货,要求提供包括质检报告在内的各种繁复材料。法官听完,出门将洗衣液丢进超市门口的垃圾桶。 郭利至今记得,那个法官在这堂维权公开课的最后说,“作为一个高级法官,我没有维护我自己的权益,让这些造假的人逍遥法外,何况是普通的消费者。因为有时间,有成本,你也不一定能赢。 郭利不认同这种态度,“如果我是他,我会把洗衣液送去检测。”在郭利看来,这不是和一桶洗衣液较劲,揭露制造假货的厂家,也维护了更多的消费者。

所以这个社会需要更多郭利这样的斗士,但不是每一个人都有郭利的能力、毅力挺过去,毕竟律师都无能为力,无心只能说善待自己。

郭利在公开信中表示,“9年多过去了,本人的无罪申诉也换来了广东省检方和省高院的法定认可:无论索赔多少,郭利均是在行使索赔权利。厂家不同意其索赔数额,则属于有争议的民事法律关系。郭利索赔行为和数量不影响其目的的正当性。”

据此,郭利提出,要求雅士利集团兑现1000万美元的赔偿协议。另外,针对雅士利集团的“构陷事件”,郭利提出追加对其本人和家庭造成的伤害综合(精神)赔偿金3000万美元。

郭利认为,此次提出的赔偿金额是合法合理的,是对整个事件造成的两次伤害的叠加,“我因为三聚氰胺问题维权,又因为维权受到二次伤害。人的生命和尊严是无价的,因为这事我没有了尊严,我受到了迫害,那么我要多少钱是我的权利。”

《致雅士利(国际)乳业公开信》翻译件。受访者供图

郭利希望这封公开信能够引起积极的社会效应,“希望在舆论上给其他企业一种震慑,要做做有责任、有良心的企业,而不是那些伤天害理、谋财害命的企业,让他们知道造假者必然在这个社会、在这个环境中失败。”

除此以外,郭利认为,这也是为合法维权的消费者树立一个特例,“我希望让更多的人懂得保护自己,用法律、用理性来保护自己。这个可能是我做这件事的一个出发点吧。”

无心认为,这个社会始终是进步的,至于进步的快慢,完全取决于整体社会意识形态的反应,我们个体都是渺小的。

但我们没有能力保护自己时,可以支持维护正义的英雄,哪怕是一个点赞,转发,与亲友的议论等等,这是最起码的对自己家人的负责。

如果有人见到郭利,请和他握手、微笑。

千万不要伤害我们的斗士、英雄。

否则这个社会就太操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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