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劝一个清零派接受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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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天，有朋友向我感叹，自从疫情放开以来这一个月来，他家里就再没消停过——还不只是家里所有人都阳了一遍，更重要的是他们父子俩爆发的争吵之剧烈，已经到了内战的边缘。

他老爹平日里善良正直，但很认死理，任凭儿子如何讲科学、讲理性，就是不能相信“放开比清零好”。你说放开才是势在必行的科学之道，那清零难道不是？之前不是明明做到了？你要说封控代价不小，老爹倒也不否认，但他觉得，那这不刚好证明我们国家不惜一切代价保护人民生命嘛，这难道不是负责任的表现？

到头来，我这位朋友说他十分沮丧，筋疲力尽都无法说服老爹接受放开的现实，眼看着这样下去，恐怕新年都不得安宁了，究竟该如何是好？

我跟他说：“你根本就不应该和老父亲争论这些，像这样的繁琐理论争执，就算再争上几年，也说服不了的。你可能觉得自己在争对错，但在他看来，你首先是在否定他，就愈加不肯屈服了。”

“那我应该怎么做？”

“首先，你应该告诉他：争论已经结束了，争这些毫无意义了——以前清零是对的，但现在放开也是对的，就是一锤定音的权威定论。因此，现在放开已经不是一个争论的话题，而是结论本身，是命令，想得通要执行，想不通也要执行。你要相信，做出这样一个决定，上面是有聪明人做过周密权衡的，要相信国家的决定是最好的。”

“哈哈，这些话也是我爸经常对我说的。”

“其次，你可以和他说，国家已经保护了三年，为此付出了不小的代价，现在是时候转变了，每个人自己防护，就是在为国家分忧，是明事理的表现。最后，虽然当下是不容易，但困难是暂时的，不要抱怨，再怎么抱怨也改变不了现实，一定会过去，人不能留恋过去，过去的事不必再提，形势不同了。”

他照我所说的，回去和老爹讲了，事后兴奋地和我说：“真的有奇效。我家老爷子虽然看得出来仍有点想不通，但不管怎样，他能接受当下放开的现实了。你怎么能猜到他的心思？”

我当然不可能对他父亲有多深的了解，只是深知：在我们这个社会里，理性争论往往很难奏效，因为双方甚至连对话的基本共识都没有，最终倒有可能演变成持续、激烈的情绪性对抗。此时，如果你想要得到的是平息争论，那最省力的办法就是顺应对方的理念，用魔法打败魔法。

特别是家人之间，很难成为“讲道理”的对象，因为越是亲人，彼此的对话越是嵌入在身份、情感、关系构成的社会网络之中，很难就事论事地讨论什么严肃话题。

何况“熟悉产生鄙夷”，在家族群里说了也没人听，他们觉得“你又不是专家”，自家人的话一般听过就当耳旁风，越是外人，反倒越是信。很多人甚至不信任自己的判断，而相信权威的判断，深信“跟着走”才是最好的，此时即便内心还有微弱的怀疑，但却有助于他们接受现实。

毫无疑问，抬出权威来“不争论”，这是一种权谋，因为现在放开就让异议闭嘴，这恰恰是很多清零派/封控派在过去三年热衷干的事，我本人也一贯主张应当容忍不同意见的争论，然而可悲的是：从平息争论的结果来看，这恰是许多人最能听懂的语言。

中国家庭内部的这类争论，绝大多数也谈不上不可妥协的意识形态争论，大部分都是权力博弈——或者哪怕在你看来是理论探讨，但在对方眼里却被理解为权力博弈。也因此，这都谈不上多少原则性的问题，别看争的时候激烈之极，实际上它没那么重要。

于是，中国人能顺应形势，采取极为灵活务实的态度。我一位朋友曾开玩笑说，她妈近几个月来的态度合订本如下：

《服从安排过充实的封控生活》《反对清零就是美国人》《不用备药，我不出门，不会阳》《我算了卦，不会阳》《你爹发烧了，应该不是新冠》《没事，大家都会阳的》

《我抗原阳了》

这并不仅仅是“随大流”，更重要的是，在不少持有传统观念的老一辈看来，一项政策哪怕自己想不通、对本人也没什么好处可言，但看似奇怪的是，正因此，牺牲小我、支持这样一项政策才更显得高尚。

像下面这样的看法，在我周围老一辈的亲友里是广受赞赏的：

“现在的奥密克戎，对社会是高风险，对个人是低风险，已经是最好的了，不能一直要求国家不惜代价保护。一辈子党员，要有点党性。”

“我领取国家薪酬，三年来没降反升，杂事也少了很多，感性上我支持封控。但看看挤压的大学生就业，看看凋敝的经济，我甘愿放开。形势不同了，现在已经防不住了，也防不起了。”

“老人做好防护，管好自己，也不让儿女担心，这就是最负责任的态度了。”

和心理学家埃里克·弗洛姆所说的“为自己的人”不同，这里隐约可见是一种“为他人的人”：人们隐约觉得，做事仅为自我，乃是一种自私的表现，因为他们接受的价值观就是如此，可以对自己很吝啬，但一想到是为了家人、为了集体、为了国家，顿时就觉得自己的付出都升华了，一下子都值得了，什么苦都能扛——他们可以吃苦，但需要一种意义感和崇高感。

这么说，绝非想要嘲讽他们，毫无疑问，能这么想的老人是值得赞赏的，往往也是思想较为开通的，他们以自己的逻辑做出调适，接受了形势的变动。只不过在他们的观念里，把自己的行为理解成是为他人而做，才更安心。

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人之常情。正如弗洛姆所说的，“任何既定的社会都力图使该社会成员形成这样的性格结构，也就是使他们渴望从事他们所必须从事的工作，以实现他人的社会职责。”不过他又说：“人道主义伦理学的最高价值不是舍己，不是自私，而是自爱；不是否定个体，而是肯定真正的人自身。”

这么说是因为，那种讲奉献牺牲的“舍己”，其实是否定个体的。一个现代个体，应当在明确自身权利边界的基础上，追求肯定自身、解放自我。当然，这已经是另一个使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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