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据确凿：三千年前我们就是共和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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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篇随搜可得的《70%现代汉语常用词来自日本》的文章中，“共和”一词赫然在列。

很奇怪这事好像没人抗议。因为，“共和”这词百分百是中国原创，证据就在《史记·周本纪》中：“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

这里的“共和”，既是年号，也是政体。

事情要从周王朝老姬家的第十代领导人周厉王说起。

这位周厉王有一个真的很厉害很厉害的名字：姬胡。姬胡兄的故事，在《国语》名篇《召公谏厉王弭谤》里面也有详细记载，跟《史记》一样：

厉王虐，国人谤王。召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

周厉王倒行逆施，民怨沸腾，批评声不断。召公对他说，再这么搞下去，老百姓受不了，会出事的。厉王怒了，派人暗中监视批评者，发现一个杀一个。搞到后来，大家在路上都不敢说话，只是互相确认眼神。

于是，厉王得意地对老是劝谏他的大臣召公说：“你不是老问我有没有听到民众的呼声吗？在哪儿呢，我咋就没听到呢？”

召公还想尽最后的努力，就说出著名的“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这一金句来，说民怨就跟洪水一样，积压久了，一旦决堤，玉石俱焚。让老百姓说话，天不会塌下来，有宣泄的机会，民怨不会积聚，就不会发生大洪水了。

再通俗易懂，厉王也听不懂，或懂装不懂，“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三年后，老百姓忍无可忍，发生暴动，冲进王宫，厉王吓得翻墙出宫，一路逃到彘zhì地去(今山西霍县东北)。

厉王一跑，权力出现真空。太子姬静(靖)才几岁大，愤怒的百姓攻入王宫时，姬静就躲在召公家里，结果被人发现，百姓如潮水般围住召公家，要他交出太子，否则就攻进去。召公无奈，干出一件非常悲壮的事——把自己的儿子献出，让愤怒的百姓杀了解恨，保住了太子姬静一条命。

太子是救下来了，但年纪太小，百姓火气也没那么快消，如果就这样让他上位，国家肯定还会乱。只是，权力也不能老处于真空状态，怎么破？

两难之下，召公跟另一位良心大臣周公商量，两人共同执政，国事不管大小，一起商量后再做决定。这就是司马迁津津乐道的“共和”。

这一年，是公元前841年，也是中国历史有确切纪年的开始。

但是，如果这样的“共和”是司马迁的误解，或者刻意美化呢？

召公、周公联合执政的“共和”，只见于《史记》。比较接近的说法，在《左传·昭公二十六年》，王子朝对诸侯的告示，回顾了周朝的历史，提到：

至于厉王，王心戾虐，万民弗忍，居王于彘。诸侯释位，以间王政。

重点是后面八个字：“诸侯释位，以间王政。”就是诸侯都离开自己的封国，集中到朝廷来进行政治协商。

这几乎就是全过程众议制度了，看上去比周召二公共和更美。

但是，更多的先秦史料，包括《庄子》《鲁连子》《吕氏春秋》等，对此事的记载都是：共和，其实是指共伯和，即一个叫“共”的诸侯国国君，名和。

共国据说是共工氏的后代，疆域大概就在今天河南辉县一带。(初中生都读过的《郑伯克段于鄢》里面提到，郑庄公弟弟大叔段在权斗中失败，就逃到共国去，后来被称为“共叔段”。)

有力的证据来自战国时期的古本《竹书纪年》，在“厉王”条下记载：

十二年，王亡奔彘。国人围王宫，执召穆公之子杀之。十三年，王在彘，共伯和摄行天子事。二十六年，大旱，王陟于彘。周定公、召穆公立太子靖为王。共伯和归其国，遂大雨。大旱既久，庐舍俱焚，会汾王崩，卜于大阳，兆曰：“厉王为祟。”周公、召公乃立太子靖，共和遂归国。和有至德，尊之不喜，废之不怒，逍遥得志于共山之首。

说周厉王被赶走后，共伯和暂代天子执政。十三年后，天大旱，周厉王死在彘地，周公、召公就立太子靖为王。共伯和交出权力，回到共国，久旱的天就下起大雨来，旱情解除。这场大旱持续很久，百姓受灾严重，刚好发生在周厉王死后，周公、召公命巫师占卜，都说旱灾是厉王的怨念在作祟，于是就立了他的太子姬靖为王。共伯和真的是德高望重，给他王位，他不会沾沾自喜，把王位要回来，他也不会生气，而是默默回到共国，过着逍遥自在的日子。

汉以后，不少史学家都采信了以上说法，比如清代梁玉绳的《史记志疑》等。但也有一派坚持认为，“共和”就是周公、召公共和执政。

比如唐代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对这一句的注疏，先是引了三国东吴史学家韦昭的话：“彘之乱，公卿相与和而修政事，号曰共和也。”跟《左传》《史记》说法一样。接着又引了《鲁连子》的说法：

卫州共城县本周共伯之国也。共伯名和，好行仁义，诸侯贤之。周厉王无道，国人作难，王奔于彘，诸侯奉和以行天子事，号曰共和元年。十四年，厉王死于彘，共伯使诸侯奉王子靖为宣王，而共伯复归国于卫也。

说共伯和有仁义，诸侯都称赞他。周厉王被百姓赶走后，诸侯都推举共伯和暂代天子执政，并用他的名字做年号。十四年后，周厉王死在流放地，共伯和就让诸侯扶立原太子姬靖为王，他自己回到卫国。

又是共国又是卫国的，太乱了。只有一种可能，共国太小，是卫国的附庸国(后来共国还真被卫国吞并了)。

接下来，张守节又引了《史记·卫康叔世家》里面一段作为反证：

釐侯十三年，周厉王出奔于彘，共和行政焉。二十八年，周宣王立。四十二年，釐侯卒，太子共伯馀立为君，共伯弟和袭攻共伯于墓上，共伯入釐侯羡自杀，卫人因葬釐侯旁，谥曰共伯，而立和为卫侯，是为武公。

卫釐xī侯十三年(前841)，此时周已“共和行政”了。二十八年(前827)，姬靖即位为周宣王。四十二年(前813)，卫釐侯死，太子姬馀被立为卫侯，但他弟姬和不服，发动军事政变，逼得他哥逃入父亲的墓道里自杀，谥号为“共伯”，而姬和则被卫人立为卫侯，他就是卫武公。

这里面的“共伯”是卫太子姬馀的谥号，跟共国无关；“和”则是他弟弟的名。共伯并没当过国君，“和”上位成为卫武公，是在共伯死后，而且是周朝“共和行政”28年后的事了，所以，极有可能，那些认为“共和”是共伯和执政的人，看到卫国有“共伯”跟“和”兄弟俩，误认为就是“共伯和”，以讹传讹。

问题是，姬馀这个“共”的谥号，其实是“恭”的异体字，跟共工氏传下的“共国”之“共”不同。不排除三十年前，共国也有一位国君，就叫“和”。春秋时期，重名的事并不罕见。

质疑“共和”就是“共伯和”的史家，不仅有中国的，也有外国的，比如日本的汉学家泷川资言，在《史记会注考证》中就认为，周厉王跑后，周王朝还有很多德高望重的公卿大臣，就算要请一位诸侯来执政，也不可能舍近求远、舍大求小，找一个这么不起眼的小国之君。逻辑上分析，还是司马迁的“周召联合执政”说合乎常理，古本《竹书纪年》也有错漏，并不能全部采信，《庄子》《吕氏春秋》也不能全当正史看。

现在问题来了，“周召共和”跟“共伯和暂代天子位”非二选一不可吗？难道就不能共存吗？

按当时的情况，周厉王暴虐，老百姓连他的儿子都要杀了才解恨，而周公(姬旦后人)、召公(姬奭后人)虽然德高望重，毕竟是老姬家的人，由他们来执政，老百姓能愿意、能放心吗？再说，权力真空，朝中那些非姬姓大臣也虎视耽耽，稍为不慎，又是一场内乱。

只有找一个不姓姬的、而且原来就远离权力中心的老好人，由他挂名上位，然后周公、召公再行联合执政，这才能堵住悠悠众口。

于是，“好行仁义”的共伯和，就成了权力博弈中的最大公约数，就像后来的汉文帝，以及谁谁谁，都是在特殊历史时期，因为这样的原因而被天上的馅饼砸中的。

如果真是这样，那“虚君共和”也是中国的发明了。

历史真相难考，但不管是周召共和、诸侯众议，还是虚君共和，“共和元年”都是有年代可考的中国历史的开始，距今已2862年了。而且，就算司马迁的记载跟历史有出入，他使用的“共和”一词，的而且确，就有政体的含义。

有意思的是，唐代史学家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对《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的“述赞”如是说：“太史表次，抑有条理。起自共和，终于孔子。”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起自共和，终于孔子”八个字实在太沉重了，沉重到，足以让你在冬夜的一场大酒之后，对着它在风中痛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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