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战士被弹片削掉命根子，他在深夜悄悄拔掉输血管 | 冰血长津湖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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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血长津湖」故事点这：01无声的战友 02生死搭档

大家好，我是罗伯特刘。

许多人以为，战场上的危险主要是进攻。其实不然，撤退的危险半点也不亚于进攻。

战地记者孙佑杰随27军撤退时，经历了漫长的7天突围，其悲壮场面已经超出人类的认知。

他在目瞪口呆之余，用了45年才想明白，那是为什么。

孙佑杰在突围采访中，参与抢救过一个年轻的战士，他的伤并不致命，但他却一心求死。

这个战士叫李成功，他的故事当时不能见报，孙佑杰也没有写。

只是战士的名字，和他的样子，早已深刻在孙佑杰的心中。

1951年的5月21日傍晚，我在“三八线”以南的韩国境内，等待随军撤退。

突然，远处传来了一个中国老太太的声音:

“志愿军孩子们，你们家里的父母都在想念你们，快回家过太平日子吧，不要再替别人去卖命了。”

我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营地枪炮声大作起来。

我们极有可能已被敌人包围，形势千钧一发。

27军第五次战役的东进突击，真可谓出师不利。

进攻第二天军政委就翻车身负重伤，第四天，政治部又遭遇重创，现场惨不忍睹。

我至今记得十分清楚，那是5月的12日拂晓。军政治部随部队急行军后，在一个山沟里开始露天宿营。

我沿着山沟走到一棵孤立的树荫下，觉得在此睡觉既隐蔽又凉快，也便于发现敌机。于是，我解开雨衣铺在地上，枕着背包仰面朝天躺了下来。

也就那么一支烟的功夫，敌机呼啸而至，机关枪和炸弹倾泻而下，一颗炸弹的气浪将我掀倒在地。

我爬起来用尽生平的力气，头也不回在45度角的山坡松林中，一股气跑到了山顶，两腿如同瘫痪了一般。

眼前的整个山沟浓烟滚滚，敌机已经换做了凝固汽油弹，落在哪里哪里燃烧。

敌机飞走之后，我急忙下山往还在燃烧的小木房处赶，那间唯一的小木屋里，有政治部的首长。

尽管已经有了心理准备，但走到近前还是震惊了：小木房成了一堆灰烬，11具烧成黑色的尸骨没有半点毛发和皮肉，有的连骨头也烧成了灰状。

据不远处的目击者说，小木房中弹燃烧之际，两位警卫员一齐扑进了烈火中，企图救出自己的首长。

然而，一人被烧焦，一人被烧成重伤，只救出一位烧伤面积达70%的首长，结果也未能幸免于难，只保留了一个完整的尸体。

这两位首长和那位警卫员，我都十分熟悉啊，可我欲哭不能，想喊又不成。

我们是军里的宣传部门啊，五次战役第二阶段还没正式打响，我们要是呼天嚎地痛哭流涕，基层部队的官兵怎么看我们啊。

我一看身边的曲社长，眼泪也在眼眶里打转。刚刚在空袭中头部受伤的社长，脸色蜡白，忽然身体一歪要晕倒，我急忙示意警卫员小徐将社长搀扶到卫生队包扎伤口。

社长刚一转身，我的眼泪禁不住夺眶而出，只是没有哭出声来。

警卫员救出的那位首长面目全非，并不知道是谁。最后，凭着一块表壳尚未熔化的手表，这才认出了是张乐天部长的尸骨。

当时的手表还十分稀罕，军宣传部只有张部长戴手表。

就在昨天夜里的急行军中，见我实在撑不住了，张部长骑着一匹棕色马从队伍旁边赶上来，说道:“小孙，看样走不动了，你骑一会儿马怎么样?”

见张部长弯腰要下马，我反而觉得不累了，急忙上前推了一把：“我不累，部长。”

张部长又说：“要不，把你的背包放在马上。”

我一再摆手，并加快了行军速度：“部长，我背得动。”

张部长见我一再谢绝照顾，只好打马跑了过去。

张乐天部长是蓬莱人，老八路军，是27军少有的大知识分子，不仅工作水平高，也十分体贴部下，在机关部队威望很高。

含泪分清尸骨后，我们就近刨了几个坑，将两位首长和警卫员的骨骸和遗物埋了进去，再插上一块写有姓名的小木桩。

当时的志愿军烈士大都是这样匆匆掩埋的，至今他们都还未能回家（网络配图）

这一天的宿营，军政治部几乎没人睡觉，以至于军首长下命令，睡不着也得闭上眼睛。

太阳落山时，部队又开始出发了。

政治部的战士去牵首长的战马时，它们一看是生人，立即悲鸣刨蹄，折腾了好长时间才加入了队列。

战马是战友，它通人性啊。

没走多远，两匹战马突然回头，又刨着蹄子嘶鸣起来。这情景，若不亲眼所见，你是无法想象的。

真正是——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不知为何，这一次的东进追击一开始就很诡异。

战士们徒步一夜快要追上时，敌人又坐上汽车开走了。

而且敌人并不一下撤退老远，始终同我军保持着若即若离的状态，白天我休敌走，夜间我走敌休，走前必向我军来一阵猛烈的炮击，像是有意引我上钩。

这分明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啊。

几天后，急转直下的形势表明，这的确是敌人设下的一个圈套。

兵者，鬼道也。带兵打仗谋略第一，战术次之，虚则实之，实则虚之，这个老祖宗的东西我们当然明白，但敌人也不是笨蛋一个。

如果敌人一打就跑，一打就败，抗美援朝志愿军怎么会伤亡百万呢。

综合考虑后，我军决定停止进攻，于5月21日结束五次战役第二阶段的作战，开始回撤。

此时军部位于“三八线”以南一带，所属部队均驻扎在军部以南，也就是说，此时的27军全部在现在的韩国境内。

这天傍晚，由于部队没有作战计划，我一人去了附近的小河边溜达。

我十分清晰地记得，这一天是阴历十八，月亮一早就升起来了。河边一片宁静，金达莱花还没有开败，安静的只有潺潺的流水声。

突然，远处传来了一个中国太太的声音:

“志愿军孩子们，你们家里的父母都在想念你们，快回家过太平日子吧，不要再替别人去卖命了。”

我先是觉得奇怪，战场上怎么蹦出个中国太太来。

一会儿又传来了一个成年男人的声音：“你们带的粮食已经吃完了，不能再打仗了，你们马上就要败退了，快投降吧！”

原来，这是敌人的“政治攻势”。我纳闷的是，我们还没有接到撤退的命令，敌人怎么已经提前知道了呢？

更奇怪的是，这个声音，说它远也近，说它近也远，可又找不到喊话的人在哪儿，令人毛骨悚然。

我四处瞭望了好一会儿，才发现80师方向似乎一架像闪着航灯的飞机，声音就是来自那里。

这是一种美军专用宣传的飞机，不但飞得高播放范围广，而且马达声极小。

我还没反应过来，突然，80师方向枪炮声大作起来。

我立马冲回了报社营地，曲中一社长正指挥大家将各自手中的文件和有字迹的材料，全部就地烧毁。

社长没有再说什么，大家也没有追问。因为命令烧毁文件和材料，只能说明我们极有可能被敌人包围，形势已是千钧一发。

我的挎包里放着我的木刻本和木刻板，上面也有我军的标致，我看着这些心血，实在不忍一火焚之，我偷偷把它们重新塞回挎包里，死了也算有个安慰。

我的战地木刻画：人民英雄孔庆三在战斗中

原来就在部队决定向北撤退时，敌人抢先一步，派特遣队开路进行大规模猛力反扑。

前一秒还在胜利进军，一转眼却要开始逃命，我实在想不通。

紧急撤退的队伍刚穿过一段平坦的公路，敌人的探照灯就射了过来。

方圆近百平方公里的山川道路，即使路上掉下一根针，也可以看清把它拣起来。

同时，敌人的宣传机又开始了空中喊话：“27军的弟兄们，你们撤退的路被切断了，想走也走不成，只投降一条路了!”

“妈的，敌人怎么知道我们是27军，难道出了叛徒不成!”我一边走一边骂道。

没有一个人相信敌人的喊话，但大家都意识到了危机四伏。不光是我，就是首长们也对能不能逃出险境捏着一把汗。

往日行军的欢声笑语没有了，甚至连“后传跟上”的口令也免了，因为人人都怕怕掉队，落于敌人手中。

但越急越怕越出问题。

前行的队伍被悬崖挡住了去路，退回换个方向同样遇到了悬崖，只好掉头原路返回。

这恰好进入了敌人弹炮的轰炸范围，再加上侧翼敌人的步兵冲击，原本井然有序的建制顿时乱套了。

我是编辑部队列的最后一名，可急走紧跟还是被后面的人挤到了路边。不料，踩塌了沟边，一下滑到了七八米深的沟底。

等我清醒过来，本能地张口想呼救，但口干嗓子哑，嘴张得老大，就是喊不出声。

我拔出了3号手枪又要鸣枪，可此时鸣枪，恐怕会惊吓到撤退的队伍，黑暗中极有可能被当做敌人，遭到乱枪射杀。

唯一的办法只能原路爬上去，但沟坡的沙土发滑，四周也没有能借力的树木和杂草，我爬了几次，每次都又滑回了沟底。

这时，后面敌人的枪声越来越近了，都可以隐约听到他们的吆喝声，某一瞬间，我甚至有了结果自己的念头。

因为敌人一旦靠近，我那把三号手枪自杀身亡倒可以，对付人手自动武器的敌人一点儿用处也没有。

如果被敌人打死还好，但若当了俘虏，这就意味着投降，活着回来一辈子被人瞧不起，那还不如死了好。

我想了又想，跟敌人正面较量，死了那叫死得其所，让我一枪不放就结果自己，老子我绝不干这种傻事，但一个人藏在这，不被敌人活捉也得活活饿死。

想来想去，我既不想在撤退途中窝窝囊囊地自尽，更不想当俘虏，只要一息尚存我就得爬出去。

我的军装照

我用尽全身力气开始攀爬，爬一步退半步，也咬着牙死命地爬，终于爬到了离沟崖一米处，竟然发现有根下垂的树枝。

天无绝人之路，我一把够了上去，突然，“咔嚓”一声，虎口粗的树枝与树干裂开了。

如果树枝完全断裂，我掉进沟底即使不被摔死，也得摔残，除了自杀就真的没有活路了。

这时，我真的想鸣枪了，可已经无法腾出手掏枪了。

千钧一发的危急时刻，路过的报社电台的台长发现了我，急忙将我拉了上去。

等跑到了相对安全的沟北，我才想起来感谢台长：“如果你刚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过去了，我就没命了。”

“哪能啊！即时不认识也不能见死不救，何况我们是战友啊！”

我至今记得台长，身材魁梧，有张憨厚黝黑的方脸，待人十分谦和。

这时，王文之编辑过来，一把夺下我的干粮袋说:“再晚回来一会儿，就找不到我们了，你在我前面走，我关照你。”

山路越来越难，许多险峻地段，都是王文之把我拽上去的，没有他我肯定再次掉队。

到处险石林立，坑坎遍坡，许多陡坡足有七八十度，只能四肢落地往上攀登。

大家心里明白，无论再陡再悬都得爬，除此之外，已无路可退。

夜里的山坡上到处都是人，根本没有队形可言了。

战士们不光要自己爬，还得拉战马，战马身上的行装都卸掉了但还是爬不上去，战士们只能前面拉后面推，硬把马拽了上去。

军保卫部干事吴明，背着全军仅有的两个文件箱爬山，首长交待，他牺牲了文件也不能丢。

按照保密条例，除了吴明谁也不能接触文件箱，就连保卫部长也只能眼睁睁看着。

许多难走之处吴明都要先搬一箱上去，再回来搬另一箱，他的肩膀和脖子上的皮被磨掉一层。

中途，他累得坐在地上，失去理智地哭了。一个堂堂的营级干事就这么当众哭起来。

后来，我才知道，吴明不是因为累因为饿而哭，而是为27军陷入如此窘迫的困境而哭。

原本27军是打了胜仗啊，怎么会如此狼狈不堪。

想起长津湖战役，美陆战1师战斗力那么强，都被我们追着打，现在倒好，让敌人追得躲进山里逃命。实在是冤枉和窝囊。

敌人派出的“特遣队”，跟我们之前的尖刀突击队一样，也是要快速穿插、分割我们的大部队，为了求快，并不理会我军的零星人员。

5月25日凌晨2点，军机关越过了高山，来到了另一座小山上临时休息。

一听说要休息，我只想倒地睡觉，可我掉队掉怕了，就和王文之挖出来一个小沟，铺些树枝，挤在一起打瞌睡。

刚睡着没几分钟，王文之又把我弄醒了，说敌人靠上来了，赶紧转移。我有点发毛，仿佛还在做梦。

刚睁开眼睛，敌人的几发炮弹就在附近爆炸了，我的困劲瞬间被炸没了，爬起来又是一阵急行军。

原来刚才的临时休息，是侦察分队在选择突围路线。

敌人的穿插分割之下，此时的三八线已经是敌中有我，我中有敌。

美军越过三八线（网络配图）__

军机关只能边侦察、边转移，那儿安全就往那儿走，不分白天黑夜，能走则走，不能走则停。

记不清翻过了多少座大山，也记不清穿越多少次敌人活动的公路，我只知道走走停停，停停走走。

战场上的局势变幻总在一瞬间，胜利的前提是要先活下去。

这次全军转移中，粮食供应已经完全中断。

车辆都被抽调去抢运伤员，炊事班无粮做饭，全靠每个人自挖野菜，自采树叶，自己想法搞吃的。

饥困交加中，许多人已体力不支。

一天夜里，军部正沿公路向北转移，在敌机的照明弹发出的亮光中，我发现有几匹马拉大车由北向南奔跑过来，想迅速逃出敌机的袭击圈。

由于马跑得太快，道路又不平，大车颠簸得厉害，车走之后，路面上掉落了一个黑乎乎的东西。

我估计是一双鞋子，正好我的鞋子不中用了，就跑去弓腰捡了起来。

没想到，竟然是一条咸巴鱼干。

我心中大喜，这可是我们胶东人最爱吃的东西，每到渔汛季节，总要腌一些，以供常年食用。

入朝以来我从未尝到鲜鱼的味道，现在能捡到咸鱼干，那真是天大的福气。

兴奋下我竟忘记了防敌空袭，看到马车跑远后又掉下了两条鱼干时，我想也没想就豁出去了。

借着照明弹的光亮，向南跑出十多米，将另两条咸鱼干也捡了回来。

我刚离开公路向一侧的山沟里跑，空中的敌机就开了火，机枪子弹在公路上爆起一串串烟尘。

我边跑边想，如果这趟死了也算没做饿死鬼，俗话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我既不是为财，也并非贪食，实在是因为肚子太空虛了。

或许是老天可怜我，又给我开了后门，让我又一次幸运地逃过了敌机的密集扫射。

第二天到达宿营地后，报社机关的炊事班仍无粮可做，让大家各凭本事自给自炊。

我灵机一动，昨夜捡的那三条咸巴鱼干，再加上每人干粮袋内的少许白面，凑一凑可以包一顿饺子吃。

包饺子没有菜，就用野菜代替，没有炊具，我们就用小刀当菜刀，刻木棍当擀杖，木板当面板，用瓷盆当铁锅下饺子。

这顿我豁出命去捡来的“饺子”，可以说是在这场大转移中最幸福的一顿饭了。

要说在部队转移中，最危险、最困难的是谁，那一定是伤员。

27军当时共有三千多名伤员，许多刚刚负伤，急需治疗抢救。后勤部当机立断，将有限的运输车停运粮食三天，先把伤员抢运出来救治。

医院多是弱小的女同志，还要接收伤员，敌机又轰炸……特别是敌人实行大规模反扑后，更增加了抢救伤员的困难。

他们每日经过大半夜的艰苦跋涉，到达宿营的山沟里后，可以说是一天最疲惫的时候。

然而，这时从前方运送伤员的汽车才趁着夜色到达救治站，医院的同志们转眼又要投入更紧张的战斗：接收和抢救汽车运来的伤员。

由于就地抢救会遭到敌人的空袭，汽车又无路把伤员直接运到山沟里去，无奈，只好把伤员抬下汽车，一个个背到山沟里去，然后才能展开抢救和治疗。

背伤员，对医院的女护士来说，体力是大问题。男性伤员年龄、体重都比女护士大。而女护士最小的只有十六七岁，最大的也不过二十刚出头，都是妙龄少女。

她们面对着这些比她们重的伤员，开始也有点憷头。但一看伤员痛苦地在等待着抢救，就什么也顾不得了。

一整夜的进行军，姑娘们已经近乎虚脱，但没有一个人停下休息，一气不歇地从汽车上将伤员抱下来，又一个个背在身上，用尽全身力气向山沟里走去。

年轻的女孩们累得脸色一阵发白，一阵发紫，路上有人几次差点晕倒。有时刚把伤员背到安置地点，就昏过去了。

医院院长看到这样的场景，劝她们休息，但没过一会，就又看到她们忙活的身影。

抗美援朝中的女医护兵（网络配图）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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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医院采访时，见此情景，也加入了背伤员的行列。

刚朝运伤员的汽车走去，老远就听到车上有人在吵吵什么。靠近一看，原来是一名伤员死活不肯下车。

这是一名年轻的战士，腿部负了重伤，伤口包扎处的鲜血还在外渗，白色绷带被染成了一片暗红。

大家好不容易把他抬下车来，他又死活不让女护士背她。他说：“我已经快不行了，请不要把我背到医院去了。”

护士们动员他说：“你的伤口需要尽快动手术，否则会有生命危险。”

这位战士一听生命有危险，神态反而平静下来，他说：“那正好，就干脆不要背我了。”

我很奇怪，这位战士看样子才十七八岁，脸盘身材长得也英俊，只是由于伤口出血过多，面部显得蜡黄，两眼深深陷了下去。

他的伤口并不致命，为什么拒绝救助呢?

女护士劝阻无效，无奈对我说：“孙记者，你看他不让背怎么办?”

“我背。”我说着就对这位战士作了一番动员。看得出来我的动员并未打动他的心，但总算老老实实让我背了起来。

我背着这位战士边走边问：“你为什么不让女护士背，是害羞吗?”

我察觉他的头摇晃了几下，然后深沉地说：“孙记者，不瞒你说，我不是害羞，是我的伤太重，反正活不成了，何必……”

我听到这里，越发觉得不对头。看他的伤势，只要及时止住血，还不至于有生命危险。那他为何说活不成了呢?

我敏感地意识到他有轻生的念头。经我再三追问，他终于说实话了。

原来他除了腿部负重伤之外，生殖器也被飞弹片削去了。

我很同情战士的不幸，虽然一路给他说了很多鼓励的话，但我真不知道他听进去了没有。

当把所有伤员背到山沟安置停当后，大家已经是筋疲力尽了，可是谁都没有睡意。

医生马不停蹄地检查伤员的伤口，清创、包扎，需要动手术的马上动手术。简单的在树林就地搭土手术台，蒙上毯子、白布就干起来。

复杂的手术在树林里做光线不足，在露天又难防空袭，就得构筑临时手术洞、苏醒室，洞内留个天窗，靠天窗射进的阳光照明。

手术治疗结束以后，护理组的任务仍很繁重。

许多重伤员生活不能自理，女护士们就亲手给他们洗脸、刷牙、洗脚。有些自己大小便都很困难的伤员，女护士们就给他们解裤子、穿裤子，包括擦屁股。

姑娘们不嫌脏，也不怕累，一直等所有伤员都治疗结束，休息了，才肯在伤员身旁闭一闭眼，打个盹。一听见有伤员的喊声，就又马上醒过来。

我正在抓紧时间进行采访之时，突然听到了一个不寻常的消息，一位急救伤员的输血针头脱落在地，因黑夜视度不良，护士没有及时发现，结果伤员死了。

闻讯，我立即赶到现场。那位的值班护士正在受批评，满眼的泪水闪着自责的亮光。

我仿佛有个不好的预感。靠近一看，果然是他。

我从他的上衣口袋内发现了一封沾有血迹的短信：

“秋红：

我已经死了，但我死而无憾，因为我没有给祖国丢脸。我们的山盟海誓已被战争毁灭。死是我圆满的结束；但愿你能幸福地活下去，我在九泉之下也就瞑目了。

_                                                                                   李成功1951.5.26”_

他就是那位被我背来的战士。

我看了信更明白了，原来他是不愿给未婚妻增加痛苦，而执意结束生命的。

这不仅是一个年轻生命的结束，更是一个美满家庭的毁灭。

院里决定将李成功的遗体掩埋在山坡上，大家在面向祖国的方位挖了一个墓穴。没有棺木装殓，护士们就在他的身上多缠了一些白布。

女医护兵为烈士收拾遗体（网络配图）

他死后一直睁着眼，但脸上没有痛苦的表情。

人们轻轻抬起他的遗体，慢慢地向他的墓穴处走去。队伍里没有哭声，都在默默地走。

我找了一根青松树干，用木刻刀削成一块小木碑，在上面刻了“志愿军李成功烈士之墓”十个字。

有位军医从别处移来一棵小小的青松栽上了；两个女护士从周围的山坡上采来些金达莱花，放在坟头。

这一切都是在沉默中进行的。有些话太重了，是说不出口的。

这件事情当时不能见报，我也没有写。但是这位战士的名字，他的痛苦，他的样子，一直铭记在我的心中。

许多人会讲，战场上的危险主要是进攻，其实不然，转移和撤退的危险半点也不亚于进攻。

场面之壮烈也一点不逊色于正面战场。

5月27日，军机关脱离敌人大炮封锁线的当天上午10点，听说断后的部队也突围出来了，我急忙跑到了隐蔽的后山坡观察。

他们是真正的英雄啊，没有这些一线部队死命阻击，我们军机关不是枪下鬼，也得被活捉当俘虏。

山脚下有一条横贯东西的公路，我有意在靠近公路的地方，观察下方公路上转移部队的情况。

山高谷深，转移的队伍拥挤不堪，队形紊乱，着装不整，步履艰难，但都紧跟队列不敢落下。

公路北侧几间被炸毁的小屋，只剩下一堵矮墙，有十几名战士坐在墙根，背靠墙壁，两肘抵头，像是走不动了在休息。

几架美国战斗机又飞来扫射了，公路上的撤退队伍，包括靠墙坐着的人，竟然无一人卧倒隐蔽，无一人逃离公路。

人们就这么在弹雨中向前挪动，打死谁，谁就倒下，未打死者照常向前走，仿佛这些人都不想活了似的，对待敌机的扫射毫无反应。

他们连着几天没有吃饭、睡觉了，他们的血肉之躯就是最坚固的防线。

我目不转睛地盯着公路上遭到空袭的部队，每一幕都触目惊心。

生还的士兵后来采访中告诉我，他们都清楚空中有敌机突袭，身后有敌人追击，但他们不能停，不能躲。

因为有任务在身，要赶快到前面有利地形去构筑工事，交替掩护后面兄弟部队的转移，彻底挡住敌人步兵的追击。

所以，任凭敌机怎么肆虐，部队也不能停下来隐蔽，只能冒着敌机的火网穿行。

他们还说，仗打到这个份上，死了也是一种幸运。

当时我不理解啊，直到44年后的1995年，有一天我看到了安徒生的名言：

“在人间的欢乐中，在完成了他对人间的任务后，没有丝毫痛苦地结束了——死，也是幸运的。”

那一刻，我真正明白了官兵们那种近乎空灵的壮举：你打不死老子，老子就照样前进！

当时，我也十分清晰地看到，一名美机驾驶员也歪着脑袋在看下面，那个表情，一看就是吃惊的样子。

这分明是一场装备与实力相差悬殊的战斗，而战争从来就没有对等。

我脑中突然蹦出一个问题:究竟谁是胜利者，谁是失败者？

个人只是战争这座大山上的一粒沙，在其中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

不管是部长张乐天，还是士兵李成功，当我们不了解他们时，他们的生死于我们是毫无感受的。

但是，此时此刻，我相信，看完故事的每一个人，都在为他们心痛。

因为我们知道了他们的人生，他们的理想，也就知道了他们所为之付出的牺牲。

而这一切，都源自于孙佑杰的记录。不管他曾经是记录在报纸上，还是记录在自己的心上。

孙老让我感动的是，他的文字没有高喊的口号，直面战争残酷时，甚至让人不忍卒读。

作为一名随军记者，他首先是一名战士，在生死面前，再振奋人心的话都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他比谁都清楚，战场上的每一个士兵，都只是想活着回家而已。

孙佑杰是幸运的那部分人，而乐天、成功永远留在异国冰冷的土地上，至今还不能魂归故里。

这是孙佑杰老兵战地纪实的完结篇，谢谢他。

编辑：赵斯卡  罗伯特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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