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放逐的影视民工：电影院开门了，面包就有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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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秒24帧不是真理，而是饭碗。”

院线停摆一百多天后，5月8日，传来了电影院开门的消息。

有人欢喜有人愁：喜的是，院线恢复，影视行业停滞的齿轮终于又开始转动；愁的是，在“影视寒冬”与疫情的双重冲击下，行业仍百废待兴。

我们采访了几位影视行业从业者，他们有的已经复工，变得忙碌起来，有的仍待在家里，坚持每天至少看一部电影。

冰冻三尺，非一日能消融。在这个漫长的寒冬里，他们打算再坚持一下。

一

骆驼身上又压了把稻草

4月30日，北京将防疫一级响应下调至二级，大部分外地打工者都已经返京复工，木乔却逆人潮而行。

5天后，他把在北京的房子退租，收拾好行李，扔掉放在床头的大熊，坐上了回老家的动车。离开前他发了一条动态：“走了，走了！”

木乔放在床头的大熊，因为带不走，只好扔了。

木乔是某电影杂志的编辑，来北京刚好3年。受到疫情影响，他所在的公司一直没有进账，有一个月只发了2000元，而木乔每月房租与生活费的花销在5000元左右，入不敷出，于是他决定暂时离开北京，回老家线上办公。

与木乔的处境相似，摄影笔酒吧老板孙遥也不太顺遂——因为疫情，酒吧关门好几个月，直到这周才重新开门营业。

酒吧门面在北京东城区一条胡同里，经常会举办电影相关活动，基本都是免费的。

损失是一定有的，但幸好房东人不错，减免了部分租金。酒吧收入微薄，孙遥说他已经习惯了——酒吧开业5年来，一直在保本线上徘徊。

孙遥酒吧墙上贴的《重庆森林》电影海报。

不营业的这段日子里，孙遥甚至动了去送外卖的念头。由于有留学经历，英文流利的他给一家需要会说英语的外卖公司投了简历，可是没收到回复，“回我的话说不定我就真去了”。

专职编剧林二今年没有回家过年，疫情期间他一直待在北京的出租屋里写作。

他前些年积累的影视项目，恰好都在这段时间运作。其中不少项目是中外合作的，由于疫情严峻，国外的合作者无法动身前来，项目也就无法启动。

“项目就是编剧的‘业’，有项目就有业，没项目就失业”。

项目停滞，林二所在的影视公司也承受了相当大的经济损失。因为工期都是约定好的，何时开拍、何时后期都敲定好了，钱花出去了，如果一直不开工，资金不能及时回流，公司就会难以为继。

林二在北京一个四合院里偶遇的小猫。

虽然境遇各不相同，但是木乔、孙遥和林二都没有过于焦虑。在他们看来，行业艰难已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早在疫情之前，寒冬就已降临。

“影视寒冬”在2016年就冒出了苗头，2018年以来更是引发了广泛的讨论。一线演员无戏可拍，电影学院毕业生转行卖电子烟，横店开机率下降45%，上千家影视公司倒闭……而今年疫情导致的院线停摆，就像往颤颤巍巍的骆驼身上又添了一把稻草。

据中新经纬报道，今年1月至今，已有5328家影视公司注销，是2019全年的1.78倍。而发布了2020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的影视公司中，有六成亏损，万达电影、金逸影视、华谊兄弟等龙头公司均亏损超亿元。

行业的不景气，落在数十万从业者身上，则是非常具体的困境。

孙遥因为开酒吧的缘故，认识了不少影视圈的朋友。据他观察，没有产出没有利润，许多小公司就像连环骨牌一样倒下了，有些朋友还开始做微商卖货。

虽然已是老板，但孙遥也有意重返职场。疫情期间他给各大影视公司投了三、四十份简历，只收到两个面试邀请，其余全都石沉大海。

酒吧内的投影仪。去年有关部门前来检查，说酒吧不是影院，不能放电影。孙遥不得不停止举办放映活动。

另一边厢，木乔所在的电影杂志生存也越发艰难。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木乔就已半自由办公，疫情期间则完全待在家里工作，确保内容的正常产出。对他来说，他从未真正“停工”，也未曾真正“复工”。

售卖电影杂志，其实盈利空间并不大。木乔介绍，公司的盈利大头来自“产业服务”，如承办电影节、推广电影等。可是，疫情期间没有电影上映，就意味着没有电影需要宣传和推广；各大电影节要么宣布延期，要么线上举办，有的干脆取消。

整个行业的产业链是断裂的。他形容道，就像“工厂还在，工人也每天都在擦机器，维持机器运转和工厂日常运作，看上去是复工了，但是工厂没有订单”。

二

喘息和沉淀

疫情的到来，固然打得整个影视行业人仰马翻。但也有不少人将其看作难得的喘息空间，以及适合静心创作的沉淀期。

在行业内摸爬滚打近10年的岳漟，在疫情期间反倒更忙碌了。

岳漟是一名编剧和影视策划，刚毕业的时候在电影制片厂做过情景剧，也拍过商业广告宣传片。去年她重返校园，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的研究生，念电影剧作。同时也在影视公司策划电影和电视剧项目，开发剧本。

据她所说，剧组停工的这段时间，很多影视制作公司趁机囤积新项目，就等着复工之后开拍。她身边的编剧朋友们，也基本没有停下来的，都是铆足了劲儿在搞创作，反而还更加沉下心来了。

编剧不需要坐班，岳漟平时就在家工作，要跟片方碰头开会时才到公司露面。因此在家隔离对她的工作影响不大，倒是无法出门去游泳，让她觉得“很痛苦”。

从事编剧5年多的林二，宅在家里的几个月同样没有搁下过笔。

在家工作容易懒散，林二于是给自己定下标准：每天写3000字。虽然不是硬性要求，但是不能不写，“一定要保持活力”。

除了写剧本，他也写文学故事。前年，他写了一系列关于便利店的暖心短故事，在豆瓣阅读上发表了，反响还不错。目前，他正在连载一部长篇科幻小说。

闲暇时，林二会在家里自己做馒头，配着地三鲜吃。

林二大学时学的是工科，因为一次帮室友写宣传片脚本，意外开发出自己对编剧的热情，甚至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毕业后，他就转行当了编剧，把这当作最后一份工作。

当编剧之后，林二学会的第一件事是“活着”。

他记得刚入行的时候，“手艺”生疏，一年一年地不开工，那时候就磨出性子来了。再加上电影筹拍周期一般都很长，从一个构想到变成剧本，再到拉投资、组建团队，然后开拍、后期等等，至少得花上两三年，中途夭折也是常有的事。

手头上没有项目，也就没有收入，这时林二就会接点约稿、写连载小说，赚点小钱养活自己。

这种常态，早在疫情之前就已形成。

另一边，远在加拿大独自闯荡的司瑜，也在疫情期间兴致勃勃地开发自己的新技能。

司瑜毕业于多伦多大学，目前是一名吊杆操作员和现场录音师，国内俗称“挑杆儿”，简单来说就是剧组里举着话筒收音的。

工作中的司瑜。

做这行的女性少，基本都是大老爷们，但司瑜有自己的优势——她比较了解镜头，只要看一眼取景框，就知道话筒放哪不会进镜头。而且因为身型比较小，很多地方她都能钻进去，桌子底下也好，随便什么缝里也好，只要不是特别宽幅的镜头，她都能完美“隐身”。

由于是“自雇”，她的工作并不稳定，一般靠熟人或前辈推荐进组。3月份疫情爆发以来，剧组停工，司瑜基本没有收入。

在加拿大，自雇是不能拿EI（失业福利金）的，但政府推出了新政策，给无收入群体发放CERB（新冠疫情紧急救助金）, 每四周2000加币（约合人民币1万元）。政策一出来司瑜就去申请，两三天钱就入账了。

待在家里，司瑜把所有可以做的事情想了一遍，最后决定把莎士比亚的37篇作品，逐一做成英文朗诵视频。

这可是一项大工程。对司瑜来说，视频拍摄和剪辑相对容易，难的是翻译文本、校对以及练习发音。

司瑜的莎士比亚英文朗诵视频截图。

她朗诵的第一部作品是《罗密欧与朱丽叶》，先自己读了一个月，跟着广播剧练发音。Th、l和s等音节，是中国人最常见的发音“坎”，搞不定的时候她就请教室友，录下来嘴型，再慢慢练习。

为了减少环境噪音，司瑜一般选择深夜拍摄，录制好的视频就发布在B站和YouTube上。虽然观看量都不过千，但司瑜热情不减，她也明白自己的视频小众，不过千金难买她喜欢。

虽然2020年出师不利，但司瑜没有太多忧虑。在家这段时间她没事儿就拍拍视频，收拾收拾设备，“利用这个时间好好充实自己，总是要有一个过程的。”

三

易碎的饭碗

寒冬加上疫情，影视行业可以说是几乎触底了，至于之后能不能反弹，有人持悲观态度，也有人比较乐观。

岳漟的态度比较中立。从业这么多年，她算得上是眼睁睁看着行业从火热走向寒冬。

她回忆说，大概2012到2015年是比较黄金的时期，那时候有大量资本涌入，行业在资本的冲击下也变得比较浮躁。如今全球经济紧缩，不但资本变得谨慎，相关政策的桎梏也越来越多。

前年，岳漟手上有两个古装剧项目，导演和演员都谈好了，但一个“限古令”（广电总局规定古装剧集数不能超过所有电视剧总集数的15%）下来，两个项目都停了。不仅赔进去两年多的时间，岳漟预期的收入也泡汤了。

但岳漟觉得，疫情也许是一个契机，可以引领创作者们去思变。无论是内容创作上，还是产业结构上，都具备让行业转型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在国企宽厚翅膀庇护下的陈二狗，则要乐观得多。

陈二狗在电视台工作，负责拍宣传片和美食、地理纪录片。虽然工资不及私企高，但至少稳定，各项福利有保障。从业3年以来，“影视寒冬”的冽风从未刮到他的脸上。

但陈二狗对各方面都不成熟的国内影视圈，还是颇有微词。他以前也跟过剧组，发现剧组里鱼龙混杂，很多业余的人，“就是一群没文化的人在做文化，门槛太低了”。他认为，国内影视圈应该建立起一个完善的规矩才行。

陈二狗在返京航班上，乘客不到10人。

编剧林二也形容，自己对影视行业“如朝阳般乐观”。

“一个行业肯定有起伏的，从过度繁荣走向理性，淘汰不好的、坚持不下去的，留下那些真正愿意为理想付出的。”

他把这种乐观，归结于自己“还年轻”，无论行业顺风还是逆风，他当下最重要的任务依然是积累。他特别喜欢《霸王别姬》的编剧芦苇老师，觉得“他的剧本语言炉火纯青，看到文字就能想象出画面”。

每次看芦苇老师的剧本，林二就跟《霸王别姬》里边的小癞子似的，一边哭一边说：他们怎么成的角啊，得挨多少打啊。

对林二来说，身为编剧，他还在“挨打”的阶段，还得磨练呢。

相比起来，酒吧生意一直不好的孙遥，则比较悲观一点。

开门迎客，有时难免遇到比较难搞的客人，闹心事挺多。加上酒吧也不挣钱，他也想过要不关门大吉算了，“做不下去了”这样的话也挂在嘴边好几年了，但终究还是舍不得这家店，舍不得一帮老顾客。

上个月孙遥生日，朋友喊他出去喝酒，到了地方才发现好些客人都在，来给他一个惊喜。末了，朋友还偷偷塞给他一个信封，原来是大家觉得酒吧这段时间肯定有困难，于是凑了点钱，希望帮助酒吧渡过难关。

孙遥挺感动的，有些捐钱的客人他都不认识。之前也一直有人让他做募捐、搞众筹，但孙遥觉得挺难为情的。他想，要是一家店没办法良性循环，命里该倒就让它倒好了。

酒吧墙上贴满了电影海报。

一家酒吧要渡过难关，靠的是老顾客的支持；但整个影视行业要渡过难关，恐怕不是几张电影票就能解决的事。

虽然电影院开门了，但木乔认为，离行业真正好转，路还很远。一名电影媒体人“二十二岛主”也预测，行业起码要花上2到3年，才能恢复到去年的境况。

无论如何，院线恢复了，至少是一个开始。往后行业何时才能真正复苏，依然是个未知数。

但可以确定的是，影视行业经历了一个祛魅的过程，剥去资本泛滥与虚假繁荣的外衣后，露出了衣衫褴楼的底色。

这个行业从来不缺前赴后继、怀抱理想主义的年轻人。如今举步维艰的他们也不得不开始思考更多现实层面的问题——该坚持还是退出，该抗争还是妥协。

正如木乔在朋友圈写下的一句话：“每秒24帧不是真理，而是饭碗。”

（文中部分受访者为化名）

_参考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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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20已有5328家影视公司注销，中新经纬官方微博

_[2] _影视业生死时速：超6000家影视公司注销，有影院经理开始兼职微商保险，《财经》杂志

图 受访者供图**|  采访** 孙新雅  |  编辑 小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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