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狗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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恨的我掐指一算，狗被人类驯化已经有数万年的历史。既然心甘情愿的背弃了祖先的荣耀当了狗腿，那么只记吃不记打怕是难以在人类老爷身边伺候这么长时间的——虽然古代就有国人逐狗，杨布打狗或者打狗劝夫之类的小故事，但那都是针对个体，小打小闹不成气候——说起真正宏观意义上的打狗，我呢就准备从近几十年开讲了。

抗日战争时期，广大军民在党的领导下，坚持着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彼时我军的装备处于绝对劣势，出于保存自己和消灭敌人的需要，很多时候只能在夜色的掩护下行军转移。人民群众通过政治宣传认识到了抗日斗争的重要性，主动为我军行动提供掩护；但是狗这东西只会看大门，又不能给狗窝里指派政委，导致敌占区的狗普遍缺乏政治觉悟，我军一行动就狂叫不止，使抗日军民遭受损失。

为了抗日的需要，根据地军民在1939年提出“狗是汉奸”的口号，群众性的打狗运动在各个根据地蓬勃开展起来。据各种资料统计，当时冀中地区仅用了2个多月，就成功镇压了50至60万只的四脚汉奸狗。虽然如今找不到对这场打狗运动后续的记载，但就该运动向周边根据地推广的情况看，必然是有力的保证了我国人民群众抗战的胜利。

日寇入侵，生灵涂炭，狗都不能幸免；就我的考证，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打狗运动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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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叫声；一群小狗子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当年你们爷爷高大威猛一表狗才，遇贵人提携牵到行政公署看大门光宗耀祖；可惜对着门外鬼鬼祟祟的人影叫了几声，就被当作汉奸镇压——经过了多少苦难的岁月，才盼到今天的好光景；现在已经是新社会，再也不会有人——

话没说完，一根大棒槌不偏不倚落在狗娘头上，小狗嗷嗷叫着四散逃命，各奔东西——新的一次大规模打狗运动，伴随着轰烈的社会主义大生产开始了。

如今的人大概记得或记不得，几件重要的群众运动贯穿建国后的五六十年代。比如三反五反，比如四清，比如大跃进，比如爱国卫生运动，比如文化大革命；只是狗子们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些个八杆子打不着的运动，竟然都能变成棒槌能落到自己头上。

1949年，新政权建立，往日军政干部们如今成了领导中坚。当年摸黑转移在狗身上吃了不少亏，现在肯定要好好和狗算算帐了。只是新政府不能师出无名，还好有很多理由都是狗乃现行反革命的证据：以前汪汪叫是死心塌地当汉奸，现在还汪汪叫肯定是给国民党特务通风报信！

这还只是老账，新帐咱们还没算过。解放军进入北京时，北京城内野狗成群，大街小巷到处乱逛，懒散至极，知道的以为是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国民党兵；这些狗不仅影响交通，还要张嘴反咬革命干部和人民群众；到处大小便恶化卫生环境；更有甚者竟然当街交配影响市容，所作所为皆与新社会的新气象背道而驰。

这样一种对社会主义建设百害而无一益的废物，此时不打更待何时？新政府在1950年2月1日成立卫生工程局，下辖环境卫生处内组建打狗队天天打狗，不到两年时间，北京市内狗影基本绝迹。50年代的北京，曾宣称自己是全世界唯一没有狗屎的清洁首都。

这是多么自豪的宣言啊，我们社会主义的世界没有狗屎，你们资本主义的世界没有环卫工，秋天落叶都是没人打扫的，风一吹便铺满了路面，我小时候经常在明信片上看到这样的景色并心生向往——现在想来还是被资产阶级恶趣味腐化了，革命意志还需要坚定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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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狗妈又唱歌啦，俺家祖上代代富贵，可惜你们爷爷当了汉奸，爸爸当了反革命——老娘为了拉扯你们长大改嫁，只是公狗三岁一朵花母狗三岁一包渣，最后只能嫁给村口那个二黄，四里八乡有名的投机犯，长的还挺像司马南，为了讨好村长天天跟着村长儿子屁股吃屎；嘴上说本村好却天天跑到邻村寻欢作乐，结果在邻村追摩托车的时候被卷到轮子里夹头夹死了，尸体都没见着……孩子们啊，你们长大了一定别做你们后爹那样的狗，还要和公母不平等的陋习做斗……

二黄生前最后一张照片（摩托车主：遭了我是不是把司马南压死了！）

话音未落，一棒槌就又落在了狗娘的脑壳上。

1958年，为了粉碎美帝发起的细菌战，提高健康水平，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伟大号召，全国掀起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提出要在10年或更短的时间内消灭四害的任务。

我们都知道“四害”指的是蚊子，苍蝇，老鼠和麻雀，现在看来前三害不冤，麻雀可算是这场大清洗中的无辜受害者。但是你反动与否是人民说了算并且没有申辩空间的，比如人民群众的总代表，中科院院长郭沫若便有诗怒斥麻雀:“你真是个混蛋鸟，五气俱全到处跳。犯下罪恶几千年，今天和你总清算！”

社会主义新四害：崔永元 方方 方舟子 中立的手指（哭）

后世手指公有诗颂曰：铁笔郭沫若，最爱掏雀巢，掏出小雀雀，粘把雀雀毛。郭先生来来回回掏他的雀雀巢，不但掏到了小雀雀，甚至连巢里那两颗栓的不太牢实的雀雀卵也给掏掉了，终成一代文豪。

说麻雀是四害，主要是认为麻雀要偷吃粮食。这也怪麻雀自己没有政治觉悟，分不清地里的什么东西能吃什么不能吃，就像狗分不清什么人能咬什么人不能咬——但我们郭先生就不同了，他就知道什么能咬什么不能咬，比狗和麻雀要强的多。怪不得历次运动中不少狗头挨了棒槌，郭先生却能一直安然无恙。 伴随着郭先生的意气风发，在我国犯下了几千年滔天罪恶的、反革命的麻雀也于五十年代末被镇压完毕，我国的天空中一度不见这种小鸟的踪影。

在这场运动中，狗只算是一个连带的牺牲品。现在我们都知道，狗被人诟病最多的缺点，恐怕是会传播狂犬病。

南明建昌卫掌印都司俞忠良在其所著《流贼张献忠祸蜀记》中就记载张献忠入蜀后“更有野狗，牙挟风毒，人中其毒者必发狂而死，百十成群，一犬吠声，众犬皆起，过路行人，须臾毙命。”众所周知明清两朝向张献忠扣屎盆子都是无所不用其极，这位俞忠良为了黑张献忠硬生生砍掉了狂犬病发作的潜伏期，“须臾毙命”，其所言真实程度也就不做讨论了。

哪怕是路上遇见一条携带狂犬病毒的狗，只要不是它突然跑来咬您或者您突然跑去日它——就算您按捺不住日了狗，只要能用技巧躲过它的每一次回头攻击，并避免与其接吻（太恶心了相信您这样的体面人肯定不会这样做），那您也不大会得狂犬病的，哪怕您真的疯了捏着鸡儿往狂犬病毒里面蘸，也是不一定得狂犬病的，甚至可能因为接触少量的病毒起到疫苗接种的效果。

狂犬病发病猛烈致死时间短，那狗即使侥幸不被你日死也会自己病死，从而杜绝了进一步传播。纵观纵观各国历史，几乎没有过狂犬病爆发的记载；人心惶惶的所谓“十九世纪英国狂犬病大爆发”，每年因狂犬病死亡不过数十人，和差点把欧洲人搞灭绝的鼠疫什么一比连传染病都算不上了。

本文不打算讨论中国特色的“狂犬病恐惧症”，我国狂犬疫苗使用量达每年1500万人份，超过全球总用量的80％，其中99%都是无效注射。这是一个涉及人命沽价的上百亿利益瓜葛的产业链，三言两语肯定说不清楚，只是考虑到国产疫苗的质量问题，我还是认为把这些疫苗都打在狗身上最好，既保证了你的人身安全，又能有效提升防疫效率——虽然很多国家都证明了犬只注射才是预防狂犬病最有效的方法，只是别国的狗肯定没有我国狗这般反动，动不动就试图破坏安定和谐的大好局面，这是不能不做的特殊考虑。

我有本建国初期编的狂犬病防治手册，该手册编撰的比较科学，唯独伤口处理方式比较硬核，建议狂犬咬伤后最好的处理方法是直接往伤口上倒发烟硝酸（浓硫酸也可），以达到你的大腿和狂犬病毒同归于尽的治疗效果。这种硬核的处理方式其实和清理反动分子的内在思路是一样的，宁可错杀千人不留一人漏网，对待反动派一招全盘镇压即可绝后患。

有人不忍，替狗说话曰，狗并不是麻雀，还有看家护院的功能啊！便有答曰：现在人民群众已经翻身做了主人，社会治安问题自然也得到了彻底的解决，谁还主张养狗，那不就是质疑社会治安，那不就是质疑人民群众翻身做主，那不就是质疑社会主义？革命的三段论威力无穷，思想反动的家伙们瞟一眼马路上押赴刑场的一长串坏分子，擦擦额头上的汗，揣好刚发下来的粮票闭上嘴。

话说当年北京动物园有只猴子对前来视察的领导龇牙，差点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并遭到了终身监禁的严酷惩罚。对于一辈子活在动物园里的猴子而言，无期徒刑好像不算什么，但伴随的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判决，则意味着它永远无法通过民主选举成为猴王（动物园革委会不予承认），这对一只年富力强的猴子无疑是致命的打击；猴山又要回到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年代，是猴民民主专政的重大倒退。本来就是畜生了，还不能搞选举不就是连畜生都不如了吗。

我说了这么多猴子，肯定不会光指这些没有政治权利的猴子，其实是在骂你们这些傻狗；尔等没资格笑话猴子，别人的祖宗是孙悟空，赤条条的无产阶级，造了玉帝老儿的反，统治阶级的大山压迫了五百年，还去西方引进了先进思想理论，好出身能救这傻猴一命；再看看你自己，别人爷爷拉起队伍上山干革命，你爷爷汪伪警察局门口看大门，还举着尾巴天天汪汪叫，不镇压你镇压谁。

无论是谁，只要生活在革命下，支持革命就是他(它)的首要工作。可惜狗很难理解革命的正义，一个肉包子比革命口号更具吸引力；而革命者永远把革命放在首位，只要不能推动革命的就是敌人。于是在这波澜壮阔的时代，老鼠蟑螂成了敌人，麻雀臭虫成了敌人，地富反坏右成了敌人，美国人成了敌人，苏联人也成了敌人，全世界除了阿尔巴尼亚都成了敌人，几百万年来人类最忠实的朋友狗也成了敌人，成了迈向共产主义中必须踩平的坎儿。

改革追求从精神上消灭敌人，革命追求从肉体上消灭敌人。无产阶级思想家马克思肯定不会想到，他的伟大学说在四处传播的过程中被徒子徒孙狂点科技树，最后竟然升级出建成社会主义必须消灭狗的道理来。反动的走狗还能携带反动病毒，不打你打谁？于是伴随着历次运动，一座座大棒槌轮番落在我国狗辈头上。

打狗运动高潮时，城乡遍地支起了煮狗肉的大锅，与大炼钢铁支起的小高炉相映成趣；沤过的狗肉是上好的肥料，在苏联老大哥米丘林生物学的指引下，在无产阶级辛勤双手的耕耘下，在狗肉汤的浇灌下，我国广大农作物勇于生长，大胆进化，终于突破光合作用极限，通过对真空零点能的合理利用，亩产从可怜的几百斤迅速增至几千斤，一万斤，五万斤，乃至160万斤，创下银河系及周边几个一衣带水的友好星系中亘古未有的记录。

1958年我国迎来了粮食大丰收，只是各家的锄头镰刀都上缴融成了击败美国的土钢，收粮食有了困难，大家还是要饿肚子；接着三年自然灾害又来了，大家肚子更饿了，哪有什么狗的活命空间。

但是我们都知道，狗除了向反动派通风报信之外，也有少量的看家护院功能——就和打麻雀运动后我国稻田虫害猖獗，成为60年代初期三年自然灾害的诱因一样，一些地区的犯罪率在打狗运动后陡然上升。经过反思后，革命者们找出了这种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这是反动分子破坏社会主义大生产的反攻倒算。为什么反动分子还敢冒头，自然是你这地儿的狗没打干净，那么自然会再次打狗，狗少了反动分子再度冒头，那么又可以再次镇压自然反动分子，最终建成狗与反动派两清的新社会，环环相扣，生生不息，革命的三段论魅力无穷。

有趣的一点是，建国初的儿童文学领域，继承了一些民国时期的创作积淀，也受到了一些苏修儿童文学的影响（算是思想纠偏不及时的政治错误），很多时候狗和马、猪、牛、鸡之类一样是孩子们的朋友，算革命的动物；当然也有狐狸、狼之类的反革命，甚至还有孔雀一类的中间派；假如一位昨天晚上刚看完童话的小朋友早上高高兴兴出门去，迎面就撞见一群革命同志拎着棍子吊打另外一位革命同志，不知对这位没经历过AB团的小朋友会是怎样的一种心灵创伤。

不用怕，幼小的心灵同样可以通过意志的灌输变得钢铁般坚硬。上世纪60年代后，掀起了对陈伯吹等儿童文学作家的批判潮，儿童文学的主要功能从启迪童心变成了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狗在小儿书里的形象也保不住了。革命创作者们不能饶恕它们，狗被斥之为地主家的狗，日本鬼子的狗，国民党的狗，帝国主义的狗；汉奸被叫做狗汉奸，汉奸的狗被叫做汉奸狗；批判你叫踩狗尾巴，镇压你叫砸碎你的狗头，文学影视作品中出现的狗形象，全是穷凶极恶的反动派，这一段时期内世界范围内独具特色的恨狗文化，影响了当代中国人思想意识的构成。

小的我跑了这么多国家，能抱着对狗切齿痛恨心态，恨不得杀光狗以后快的人，除了我国以外真的不多，不知道是不是当年的宣传教育遗留呢。当然也许是我想多了，可能就是中国的狗问题特别多吧，要不然怎么会有好多国家的狗就是不传播狂犬病呢。

全国人民就这样满怀激情的动呀动呀，快到建国第二个十年的时候，终于轮到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动了。当年为麻雀申冤的生物学家们，现在已经改名叫反动学术权威，跟着麻雀的屁股成了出头鸟——保护麻雀虽然没毛病，但你们老拿麻雀说事就是居心不良，快过来让无产阶级铁拳专政一下。

在这样的大环境里，狗们又将遭遇怎样的命运就不需多述了。狗的反动举动甚至惊动了姚文元，他曾于1966年做过一篇名为《识别狗和打狗的常识》的讲话，对打狗这一革命工作提出了极富建设性的指导意见。巴金有篇入选小学语文的课文《小狗包弟》，讲的就是一只小狗在文革中遭遇的悲惨命运，我的读者普遍具备小学文化水平，有空可以翻出来回味一下。就是谁也想不到天天闹着打狗的文胆姚文元，十年后竟然也成了被吊打的走狗，反革命这东西还真是子子孙孙无穷尽也。

两千年前，使徒彼得逃出烈火和屠刀下的罗马，不知去向何方。在最痛苦彷徨的时刻，彼得看见那个人影踏着光芒走来，对他说：“既然你离开了我的人民，我就要回到罗马去，让他们再把我钉在十字架上！”彼得遂自愿回罗马殉教，终封圣徒。

彼得赴死如此，但狗们赴死是自愿或不自愿我就不大清楚了，只是狗在我国被打多了，竟然也被打出了一种圣徒般的存在感，但凡哪里有点有什么不顺，最后总要找点狗出来打掉，好像这些狗的牺牲可以代替国人承担社会发展的错误一样。

要解释这个问题，必须再度有请郭沫若先生；只见他从自己的雀雀巢里掏出通过辨证后的答案：我国面临诸多社会矛盾其实都是狗的问题，而不是人的问题——所以打狗势在必行。于是乎，建国后的几十年里，各地的打狗运动此起彼伏，整顿市容市貌、创建文明城市（文明城市与狗同样不相容，这是最新理论），预防狂犬病，破坏邻里关系，乃至领导干部个人对狗的好恶，都能成为打狗运动的导火索，其中很多运动对狗而言完全就是无妄之灾。那年非典流行时，不知哪里传出了流浪猫狗可以传播病毒的流言，一夜之间被抛弃的流浪狗就蹲满了大小城市的立交桥。这些狗最后哪里去了呢？这篇2003年8月的新闻提供了足够的线索。

其实更悲伤的是，非典之后，再有疫情，再度如是。

本文通篇都将狗置于极端卑劣的地位，肯定有人要说我有失公允；所以必须有请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同志说两句——请别误会，我不是说老胡特别熟悉狗的生活习性，而是说老胡是全网最会说公道话的男人——快看！胡编在小凳子上扭来扭去，小手一摊，小嘴一歪，小眼一闭，小腿一蹬，开始说公道话啦：胡锡进为你报道复杂中国，对狗这个事情啊老胡认为也不能一棒子打死，反革命也有被政策感召投诚的时候……

看着图里狗狗柔软的腰肢和非凡的弹跳，不知怎地，老胡眼神中竟流露出了几分羡慕。不过胡编很快整理了情绪接着说，狗为我国做出的最著名的贡献发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彼时我国刚刚迈出了现代化空军建设的第一步。 1990年起中国与俄罗斯开始谈判，购买首批24架苏-27“侧卫”战斗机。这是当时纸面性能最出色的三代重型战斗机，但5000万美元的单价对于我国也是天文数字；好在彼时苏联刚刚解体，俄罗斯联邦穷的揭不开锅，甚至连吃穿用都凑不齐，再不搞点东西劳军，腰包瘪瘪的各路俄国将军就要挖开导弹发射井卖核弹头了，这才给了中国便宜买到三代战斗机的机会。 一对难兄难弟凑在一起协商协商，决定部分货款可以以物易物的方式支付，其中就包括了供应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一万件狗皮大衣。一件狗皮大衣需要18条狗才能制作完成，也就是说中国为完成目标需要18万条狗。于是乎，当年冬天，华北、东北许多地方几乎狗叫禁绝，稍微年长点的人都有当年的狗荒回忆。狗终于用自己的方式为我国国防现代化做出贡献。

原来是17条做一件大衣，怎么办我造谣了会不会挨批斗？

当然，除了国防建设以外，狗还能做其他贡献：

从1950年到2020年，一轮轮的打狗运动，彻底改变了狗在我国的品种繁衍路径，国内曾经丰富的牧羊犬、平原猎犬、山地猎犬、玩赏犬四大体系，能够延续下来的寥寥无几，许多优秀的本土犬种连正式的定名都没有，就在棍棒下彻底消失了。如今只有些老人会回忆起，“咱这以前有种狗，前腿宽，后腿弯，浑身黑的像炭，撵山能跑死兔子，听到猎枪响就拽不住，可惜现在都看不到了”。

现在呢，提起本土犬种，许多人想到的只有充满鄙夷的两个字——“土狗”。但你当年在伪行政公署门口看大门的爷爷，可能是警觉的尾笔犬，可能是威猛的天山犬，可能是凶狠的下司犬，也可能是只靠走关系混到编制的巴哥——更有可能是连品种都叫不上来的好汉。只可惜，一条狗的命运啊,要靠自我奋斗,也要考虑到历史的进程。不是你爷爷当年站错了队，你现在不会连给我文章打赏的钱都掏不出啦。

好了老哥不要伤心，把手机捏的再狠也挤不出余额，打多打少是个缘，哪怕你看完就跑，我还能因为这点小恩怨怀恨在心，借题发挥，偷偷摸摸举报你不成？我是那么小心眼的人嘛！现在也不是那个人人互相举报的奇葩时代了嘛！在那个年代卷土重来之前，不管你是人还是狗，好好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 打赏的话我会更的很勤啦，新文章已经写好了哟~（能活多久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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