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疯癫的杂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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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飞越疯人院》(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 剧照

**作者 **/ CC

编辑 / Marble

排版 / fei, 亦源

疯癫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文明产物。没有把这种现象说成疯狂并加以迫害的各种文化的历史,就不会有疯狂的历史。

米歇尔 · 福柯

福柯强烈反对所谓的「普世道德」,或者所谓「普世理性」。在他看来,它们首先不存在,一切为人们所广泛接受的所谓道德或者理性都是历史的产物,并不作为超验真理存在;其次,它们更是不道德的,正如引文中提到,疯癫并非平白无故地产生——疯癫也是历史性的产物,且和「普世道德」或「普世理性」密切相关。

《疯癫与文明》(Folie et deraison)是米歇尔·福柯的博士论文,也是他的成名作,于1961年出版。该书共分9章,讨论了历史上「疯癫」这个概念是如何发展的。

这也是为什么福柯强烈地反对萨特。当萨特为苦难中的人和弱势群体发声时,他总是诉诸于一种存在主义的普世准则,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个人自由的不可侵犯性。而福柯会认为,恰恰是对这种极度自大的观念的强调会不可避免的导向个人自由的失去:对于福柯而言,「主体」这个概念是历史性的,而拥有绝对自由的超验主体从未存在,因此萨特的这种批评并不有效,甚至反而会让少数群体与社会更加脱离。

1969年,巴黎街头,哲学家 让-保罗·萨特(左)与米歇尔·福柯(右)

福柯式批评的一个更近的例子是对于一种无条件的反对暴力的人道主义的反对。反对这种人道主义不意味着可以对实际发生的灾难熟视无睹,更不意味着可以对任意原因导致的暴力行为进行宽恕和合理化。它真正提出的是:我们不能出于对暴力的反感而单纯地采取一种「反对一切暴力」的立场。因为这种被这种人道主义所反对的暴力,仅仅是用疼痛,鲜血,甚至死亡强烈地体现出自己的齐泽克所说的主观暴力(即直接可见,由清晰可辨的行动展现出来的暴力。它体现在犯罪行为,恐怖袭击这样的行动中。被视为一种纯粹暴力,是对事物正常和平状态的扰乱)。这样的观点实际上暗含的意思是:暴力体现在改变日常状态的行动中,而日常生活则是和平美好的。

乔治·弗洛伊德之死引发示威抗议。摄于2020年五月31日,于白宫附近。AP Photo/Alex Brandon

对于这种观点,布莱希特有着相当精彩的批驳:

请你走向前:我们听见

你是一个好人。

你无法被收买,但那道闪电

落在屋顶那道闪电也

无法被收买。

你坚守你的诺言。

但你说过什么?

你是诚实的,你说出你的意见。

什么意见?

你是勇敢的。

但谁是你的敌人?

你充满智慧。

为了谁的幸福?

你不考虑个人利益。

那么你考虑谁的利益?

你是好朋友。

你也是好人的好朋友吗?

现在听我们说:我们知道

你是我们的敌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

要让你面向一道墙的原因。

但考虑到你的功劳和良好素质

我们将让你站在一道好墙前面然后枪毙你

用的是来自一把好枪的好子弹然后埋葬你

用的是一把好铲和一块好地。

《审判好人》

在这首诗中,布莱希特非常尖刻的批评了符合社会价值观,拥有美德和其他好的品质,却忽略他们造成的实际伤害的所谓好人。在指出这些人实际上是应该被枪毙的反革命反人民分子之外,布莱希特明确的指出,种种高尚行为的正当之处并不在其表象上:闪电也是不会被金钱收买的。而这首诗更巧妙的一点在最后一段:将枪决作为对美德的褒奖。布莱希特借此成功的揭示了所谓美德和道德的虚伪:类似枪决这样的行为也可以宣称自己是道德的,即使它们实际上会夺去人们的生命。布莱希特还借此指出了革命者的态度不应当是伪善的宣称自己代表着一种更高的道德,而是应当真诚的承担自己行为的责任(比如枪决所谓的好人)。

欧根·贝托尔特·弗里德里希·布莱希特(1898-1956)德国戏剧家、诗人

很显然,与主观暴力相对的就是在布莱希特诗中来自道德的暴力:客观暴力。

客观,或结构性暴力往往隐匿于它构筑的「现实」中。客观暴力是一种隐匿的系统性暴力。它是属于语言和意义体系的。

立法暴力正是一种这样的客观暴力:法律的诞生并没有消灭对暴力的使用,它只是规定了谁在什么情况下可以使用这种暴力。立法暴力的作用在现实中的体现就是对正常与非正常、无罪与有罪的区分;以及正常对非正常、无罪对有罪的征服。这种征服总是通过两种一道出现的暴力进行,一种是就是这种区分本身,另一种则是在实践上完成这种区分的、沉默无声的、执法的暴力 —— 我们会注意到当执法人员处理违法或犯罪行为时,他们从不解释自己的行为,最多只是指出对方的行为违反了哪一条法律法规,而绝不讨论对方行为本身的正当性。这不仅仅是因为执法的紧迫性(比如避免重罪逃犯逃跑),而且是因为执法行为的正当性早就被法律条文担保了。

此时,单纯对于犯罪或违法的暴力行为的谴责是不够的。因为这样的批评事实上在赋予法律一种绝对的合理性,从而也就导致了执法暴力的不加控制。

卡夫卡的《审判》便是这样的一个例子。主角连自己犯了什么罪都不知道就被莫名其妙地杀死。在卡夫卡的笔下,法本身也不像它通常那么严肃和崇高。「在法的门前」这一章便通过乡下人的遭遇明确地揭示了法律内核中的一种荒谬,法律和它的执行者似乎只是为了折磨这个乡下人,但似乎又完全不在意他的处境和不满,只是完全的随意为之。卡夫卡和乔治·奥威尔对于法律的批判存在一种本质的区别:如果说乔治·奥威尔揭露了法的恶行,在他那里,法律,或者老大哥至少是有目的的在控制人民。而卡夫卡展现了一种完全的恐怖:连法本身都不知道自己的目的,它只想尽快处死自己的受害者,而这并不能证明什么,也不能让法得到什么。卡夫卡彻底揭露了「法律的目的是制止犯罪」这种论述的问题所在:**正是法律的诞生规定了犯罪,因此这句话在进行一种同义反复的尝试。****而一旦法律将自己的合理性诉诸经验,我们便发现它失去了它实际上从未真正拥有的绝对权威。**一旦法律开始从「这样做对人民更有益」中得到合理性,那么人们至少可以从以下方面向它提问:谁是人民,什么是判断「有益」的标准,是否有更「有益」的选择。

奥格斯堡艺术家沃尔夫冈·勒蒂 (Wolfgang Lettl) 的超现实主义绘画作品 “The Trail”。画家描绘了一个超现实的空间结构 – 有众多开放的入口,但出口难寻。沃尔夫冈·勒蒂提到,这与卡夫卡笔下的《审判》相似。/ 来源: Google Arts & Culture

除此之外,单纯的对于执法暴力的反对是不可能的。因为执法暴力的出现往往不只是执法人员的个人过失所导致。最近的事情已经鲜明地说明这一点:遭性侵的女童遭遇了进一步欺辱,或是对传播真实信息的人员冠以造谣的污名。毫无疑问,这些现象有深刻的结构性背景。因为对于证词可信度和行为是否构成违法并不是一个关于事实或真实情况的判断,而是一个关于法律和现实的判断:我们生活的世界不仅是由物构成的,还是由象征和意义编制的;例如我们观察到一个人杀死另外一个人的时候,我们所感受到的绝不止是一种行动或本能的恐惧,而是邪恶,愤怒或正义的执行等人类特有的概念;这些概念与真实,或物的世界并不一定相关或一致,但却对我们有着真实而不可还原的作用。

法律毫无疑问是这样的一种概念:它和或许并不存在的人们行为的本质并无太大关系,但它可以影响人们对于这些行为的感觉。人们是否被称作罪人不是因为他们做了什么,而是因为他们是否违法。各国法律存在的差异会让一个人在一处吸⻝大麻的行为合理,而在另一处则因同样的行为而面临行刑队的枪口。人们的道德直觉在对抗法律规定时往往显得很虚弱,因为法律背后的道德和价值观会影响人们怎么对待他们的直观感受。一个纳粹分子绝不会因为他直觉上认为他的犹太邻人没有作恶而特别优待他,因为纳粹主义早就告诉他:犹太人特别邪恶狡猾,以至于他们能巧妙的隐藏自己的真面目。而犹太人在集中营的挣扎和反抗的「狡猾」尝试正是他们真面目的揭示。但我们亦不可能废除理性的法律而完全信任道德直觉。过于信任自己的道德直觉也会导致糟糕的结果。因为人们的直觉并不相通,所以这种行为本身就是一种自我中心的偏执

图为位于圣地亚哥的一家贩卖大麻制品的商店。/来源 urbn leaf

对于立法暴力的存在,我认为应该做的是,就像「立法暴力」这个词本身所隐含的,将立法和暴力并置。不断地去提醒自己立法本身的暴力内核,从而试图达到一种立法进步。在这个过程中,某种程度上我们要诉诸我们的道德直觉。因为如上文所讨论的,**理性在立法问题上是有限的,所以立法行为不可能完全由理性和逻辑完成。**我们必须谨记这一点,并承担相应的责任。

关于疯癫的表达也是如此。

「疯癫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文明产物。没有把这种现象说成疯狂并加以迫害的各种文化的历史,就不会有疯狂的历史。」这句话并不是在说疯癫本身不存在。如今我们所称为疯癫的异样行动或异常心理活动、异常表达等症状在人类历史出现前或许便已存在,且它们经常具有某些病理学的原因。但是,人们往往故意滥用或至少是错误地解读了这一真理。

这点在思想家中亦不例外,比如霍布斯便持一种在十七世纪典型的将疯癫贬损为愚蠢错误和缺乏分辩能力的态度。现代的科学家们也或多或少陷入类似的困惑当中:不论是对精神问题和犯罪问题的探究中常出现的根本前提性错误、对心理疾病的治疗的无能,还是对同性恋及其他非传统性别观的病理化,或是试图寻找人类不同种族间生理性的及文化性的优劣划分。这些暂时的结论往往会在更为严谨的分析和研究面前被逐渐抛弃,然而类似的现象却仍在持续发生。生活中类似现象数不胜数,学界也直到最近才开始反思先前的问题,质疑起对性暴力罪犯使用化学阉割的作用(性暴力更多地和权力关系相关,而不是性欲)、新审视精神疾病的基因学基础、开始关注社会对孤独症患者的区别对待是否合理和必要、开始不再将同性恋与反社会联系起来(即认识到社会对同性恋的污名化恰恰是导致同性恋群体反社会倾向的主要原因)。

纪录片《网瘾》(2013)中,一名少年正在接受治疗。2006年,临沂四院(临沂市精神卫生中心)心理精神科医生杨永信成立了中国杨永信网络成瘾戒治中心,宣称通过“电击治疗”,可以戒治青少年的“网瘾”。

疯癫显然不仅是病理性的。「疯癫」这一名称就说明了这一点。我们往往将不同的精神问题或犯罪行为,乃至怪异举动和异常兴趣,都称为疯癫。这么做并没有医学基础——在医学里,这些行为首先不都属于精神问题,其次,每种精神疾病都有其自己的名称和病理学基础。而「疯癫」之名则忽略了这一切的差异,并且以一种厌恶的态度去回避进一步的深究。除此之外,我们可以明确地意识到,关于「疯癫」的认识是随时间而变的

在十六世纪时,德国大量地驱逐疯子。这种行为具有高度的象征意义。德国有数不胜数的「疯人塔」可以收容疯人,所以驱逐疯人并不完全是出于保证社会稳定的考量。因此,不论是将疯人遣送去他们的圣地,还是让他们登上遍布欧洲港口的「愚人船」,都是高度仪式性的。航行于水域上的疯人被归入神圣的维度而与现实分割开来。福柯这样评论他们:「他将去的地方是未知的」。这句话不能从字面上理解,**福柯不是说疯人们真的要去到某个未知的地方,****而是在象征意味上指出他们只能留在未知之中,任何现实已知之处都容不下他们。**这也是他们必须留在水上,这一神圣的、净化性的、上岸或进入现实世界前的空间里。既是为了净化疯人们(水域有着象征性的净化作用,同时也是通往疯人们的圣地的道路),也是为了让人们免受「疯癫」之害——「疯癫」是一种关于那个时代的内在巨大不安的象征。疯人们是自由的囚犯,他们与「不许发疯」的「正常人」不同,他们不可回归现实,也就是「不可将疯癫传染」。

而到了十七世纪,疯癫的含义变了。在文学中, 疯癫由能够揭示真理的、「终结与死亡」的化身被降格成了「情节纠葛」的中心和解决现实问题的道具。「愚人船」取代了「疯人院」。人们不再考虑「疯癫」的真理维度,而仅仅将它视为错觉和幻觉。现实和理性与「疯癫」的位置倒转了,「疯癫」不再承担揭示未来真理的责任,而是属于过去:《⻨克白》、《李尔王》和《堂吉诃德》中带来终结和死亡的「疯癫」被《梅丽特》中推动情节发展的「疯癫」取代了。然而,也正是此时开始,贫苦流⺠和罪犯加入了被排斥者的行列。正如罗兰·巴特所说:「我们当作医学现象的东⻄变成了一种文明现象」、「疯癫不是一种疾病,而是一种随时间而变的异己感」。

耶罗尼米斯·博斯 Hieronymus Bosch - 愚人船 (The Ship of Fools) / 来源:凤凰艺术

**被称为疯癫发狂的人不一定真的有病,而是处于一种纯粹他性的,不可理喻的状态。**被认为是邪恶的,也不一定会真的作恶,而是只会招致理性和常识的终结。鲁迅笔下的狂人是一个掌握了超出现实范畴的知识的人,这些知识让他的现实支离破碎,让人无法理喻,从而发狂。被称为邪恶的是共产主义的幽灵。「废除私有制」的口号对于资本主义文化的冲击无疑是极具创伤性的。它同时被认为是最疯狂、最非理智的,同时也是最邪恶的罪行。然而资本主义精神统治下的人们,又有谁不是粗暴的驳斥⻢克思主义的论证和分析,同时出于自大和怯懦而不敢考察废除私有制的前提和后果呢?同样的态度,让奥兹国的子⺠们在西方女巫死后狂欢庆祝,却连她的名字都不敢再提起。

赵延年 《狂人日记》的木板刻画 / 来源:美术网

这种态度本身就是疯癫的。法国数学家帕斯卡说过:「人类必然会疯颠到这种地步,即不疯癫也只是另一种形式的疯癫。」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曾经写道:「人们不能用禁闭自己的邻人来确认自己神智健全。」而人们以理性之名做的,往往正是禁闭自己的邻人。「邻人」这个词准确的描述出了人际关系的实质:离自身不远,却是另外一个人。「邻人」与我们存在一种绝对的距离,不论我们是否说的是一种语言、关系多么亲近,对方总是另外一个人,我们不可能达到对方的内部。这对于传统上自称具有普遍性的理性是不可承受的。正因为理性被认为是一种共识,因此它必须禁闭「邻人」。「邻人」在这里无疑是一种具有双属性的、镜面式的存在。

当我们观看镜子,或是《宫娥》这样的奇妙画作时,最大的魅力就在于一种奇特的空间感。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整个镜子本身或者画面,我们同时处在镜中视线或画中人物的视线的焦点。**我们意识到自己不仅在观看,而且在被观看,且我们之所以被观看正是因为我们的观看行为。****而镜子的另外一点就在于,镜中的所谓我们自己,这个被我们与自我形象等同起来的形象无非是一个虚像。而能看⻅真实的我们的,反倒是这个镜中的幻影。**当人们望向「邻人」,他们首先是将「邻人」的不可理喻与他们自己对立起来,从而树立了他们的理性,确保了他们自己神智的安全。但紧接着,人们从邻人的瞳孔中望⻅了他们自己凶狠残暴和自大的形象。即使他们试图认同于这个我们自己的映象,被这个形象死死盯住的他们却不由自主地感到恐惧,本应被排除在外的疯癫竟从他们自己的形象中出现。他们不由得尽快将「邻人」禁闭起来,不是为了消灭对方,而仅仅是为了自保、为了逃离镜面。奥兹国的子⺠并不在意⻄方女巫是否真正死亡,她只需要不再出现在现实中就足够了。因而,他们是凶恶的却是胆怯的,是理性的却也是疯癫的。当「邻人」消失在视线之外,他们不得不唱起胜利的赞歌来仪式性地宣布「邻人」的死亡,即使葬礼上的狂欢已经让他们失去理智。

《宫娥》(西班牙语:Las Meninas)是西班牙黄金时代画家委拉斯奎兹在1656年的一幅画作,现收藏于马德里的普拉多博物馆 / 图源维基百科

(人们)用一种非疯癫的冷酷语言相互交流和相互承认。

米歇尔 · 福柯

这种形式把理性与疯癫断然分开,从此二者毫不相关,毫无交流,似乎对方已经死亡。

米歇尔 · 福柯

所谓话语,指的总是理性的话语。因为疯人的语言总是断断续续、难以理解的。之所以说理性的话语是冷酷的,是因为它压制了人们和语言的差异,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人们相互承认的时候,本质上是在承认这种理性语言的公共性。**在这种理性语言诞生之前,疯癫和非疯癫的界限不存在,因此这种理性语言实质上是和疯癫密不可分的,而只是宣称自己是「科学、理性」的,和疯癫毫无关系。**这种理性语言与疯癫之间的对话的中断并不被视为一种语言的范围遭到削减的损失。正像如今我们将「人」与其他动物区分、将「人工的」和「自然的」进行区分,这些区分往往不表达人对这个世界的无知和谦逊,而是显示了人类的特殊地位。

不可否认的是,人类和动物有着本质的不同。即使他们都受环境影响并改变环境,人生活在象征意义构成的现实当中、用理性丈量世界;动物则基于本能活动。但人类的理性和动物的直觉相比,究竟有多值得称道呢?使人们得到,至少看起来是,远胜于动物的生活质量的不是理性本身,而是人类在历史中不断创造和改进的各种工具和技术。仰仗着这些工具和技术的存在,今天的人们往往对动物和自然采取一种蔑视的态度,但在古代这种关系往往是相反的:人们谨慎地观察自然并向它祈求智慧。即便是在今天,世界上仍然有大量的人和患病的动物一样遭受饥饿的折磨,另一部分人则因摄入过多而患上肥胖性疾病。甚至,在人类所特有的道德层面上,如果说动物们出于野蛮蛮和本能而彼此屠杀,那理性的人们则系统地宰割其他种族的人⺠、其他国家的人⺠,甚至是本⺠族的弱势群体,乃至占人类半数的女性。例如现代的种族主义就并非建立在动物性的本能(即对其他种族的不了解和恐惧)之上,而恰恰建立在理性之上。

早期的科学种族主义, 如1854年出版的《人的种类》一书,提出人类的进化阶梯理论,将欧洲人置于顶部,黑人置于底部。

我国很多网⺠们对黑人重拳出击,这不是因为他们是勒庞意义上的乌合之众——他们并非受到某些法⻄斯分子的蛊惑而陷入狂热,而是冷静地做出了「黑人是劣等人种」的判断。他们甚至会使用统计数据来支持他们的观点,他们这样说:「我不是搞种族歧视,但黑人确实犯罪率高、智商低、进入高端行业比率低。」这样的论断的危险之处在于,它在用部分的真话骗人。这个论断不是简单的说「黑人天生素质差」,关于「黑人天生素质差」这个论述,科学研究早就说明「种族」实际上无法通过任何通用的生物学概念解释。**何况这个论述中被提到的「黑人」,或其他被歧视的少数族裔,并不是什么有效的概念,因为这个「种族」内部的基因差异实际上比不同「种族」间更大。**很明显,种族并不是一个严格的科学概念,而是一个文化概念。然而,「我不是搞种族歧视,但黑人确实犯罪率高,智商低,进入高端行业比率很低」这种理论的持有者所利用的是无可质疑的统计数据,但它的论述真的无法反驳吗?

Illustration by Diana Ejaita / 来源:nytimes

首先,正像针对某个个体的歧视行为必然首先针对该个体所属的社会群体,针对一个特定群体的歧视在实践中总是落实在个体之上的。也就是说,种族主义为歧视行为提供了合法性。且这二者是密不可分的,即使只是公开发表种族主义言论也已经构成了歧视行为,更不用说在就业等其他方面,少数族裔成员经常面临与主流族裔成员较差的对待。这种对待并不是由于他们在能力上或适应性上的缺陷,而是由于他们的身份。

其次,宣判黑人犯罪的是法律,而测试他们智商的是智商测试:**法律与智商测试真的是中立的、不带偏见的吗?**关于法律,上文已经提到了一种逻辑上的循环论证:即人们认为一个法律有效,是因为它能惩罚犯罪,但宣布何为犯罪的正是法律自己。一个关于种族隔离的法律必然会导致违反种族隔离制度的犯罪,就像奴隶制的存在总是会导致奴隶起义。这里存在一种结构上的不平等和偏见。「我不是搞种族歧视」无非是否定了主观的歧视,但现代的歧视以一种客观的形式更难以察觉却更残酷地存在着。

关于智商测试,1983 年詹姆斯·弗林发现的弗林效应指出:在过去半个世纪中所有发达国家年轻人的 IQ 指数都出现了持续增⻓。我们可以认为这样现象出现是教育、营养水平和社会环境改善的结果。因此,**智商不是一个纯粹的生物学话题,它是一个社会文化现象。**种族歧视导致的少数族裔在教育、营养水平和生活环境上的不利地位会导致统计学上他们在智商,就业发展情况和犯罪率等方面的不利地位,种族主义却反过来用它自己的产物去宣布自己的合法性。造成现实中种族悲剧的这些都不是人类的自然愚蠢或缺乏知识的结果,而是理性的产物——种族主义知识的产物。

Illustration by Jordan Awan/ 来源:nytimes

如果说种族主义涉及到了另外一个与我们存在一些较为明显的生理差异的「种族」,那现代的⺠族主义则采取一种更纯粹的抽象形态。它的基础是对于一种象征的⺠族实体或⺠族精神的想象性认同。「想象性的共同体」所表达的正是这个意思。现代的⺠族主义不是关于对外扩张的,它所表达的,是「必须保卫社会」。因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人们对于所谓的「分裂国家主权」和「境外势力渗透」那么仇视、理解为什么在十六世纪疯人被迫乘船航行、理解为什么疫区人⺠会受到那样的对待——被奉为英雄的人⺠,却又在现实中遭受歧视。原因即他们的存在让我们的⺠族想象的内出现了异质物——一个内在的外在、一个宣称普世的⺠族精神无法解释的例外。因此,国贼、汉奸的名号被越来越广泛地发给这些人,因为一个⺠族越是宣称自己的纯粹就越强烈地感到自身内部的断裂。一个统一的⺠族的出现本来是对阶级矛盾,地域差异的一种替代——用一个全体国⺠的共同利益将人们统一起来。

4月22日,为保存全民抗“疫”的时代记忆,传递抗“疫”正能量,国家图书馆宣布将于4月23日“世界读书日”正式启动中国战“疫”记忆库建设项目。国家图书馆业务管理处副处长廖永霞在受访时表示,当今社会大众更希望看到关于战“疫”历程的集体记忆,而不仅仅是某一个个体。/ 来源:中国新闻网

但这个「共同叙事」的出现,反倒让人与人的之间的对话不存在,每个人只能垂直的与这个说着「全体国民的共同利益」的「共同叙事」沟通并从中寻找自己的位置。因此追求公共语言的尝试被它的成果迅速杀死,自然真正的共同语境也就无法获得。这些问题是「历史式的问题」:关于我们所在的现实的历史,特别是关于被统治者、罪犯、少数族裔、疯人和传染病人这些他者的历史,是由理性的话语写作的。这本身就导致了我们认识上必然的不公正。因此,在讨论这些话题时,我们需要质疑理性的前提,退回到理性开始说话之前,去考察那些沉默的行动。审理性的前提和破除对理性的迷信并不意味着放弃理性。而是要尝试拯救理性。**只有当理性放弃自身的完满,通过不断的从疯癫中获得启示并借此重构自身,它才能从这个追寻进步和更完善的理性的过程而非某一个阶段的结果(比如某个时期的道德、文化、甚至科学)体现出自己的积极本质。**而对于我们而言,也只有承认我们对于事物认识的有限,才能和我们的「邻人」去交流,并试图达到一定程度,而不是完全的共识。 /

参考文献(不完整):

[1] 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

[2] 斯拉沃热·齐泽克《暴力:六个侧面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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