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者”挤满县城自习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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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自习室的潮流，正在向县城蔓延。

平乡，河北邢台的一个城区人口只有4万的小县城，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竟然开出了11家自习室。在整个邢台，这个GDP都靠后的县城，却成为自习室最卷的县之一，甚至有家长专门来到当地自习室，为孩子包下一个座位。

在县城，开一家自习室的门槛很低。一位自习室老板说，很多人来了她的自习室，回去自己也当起了自习室老板。这样的例子至少能讲出四个。通常，一个月时间，就能开起来一家自习室。其中有一家，甚至没有房租，那人直接将家里的地面车库改造成了自习室。越来越激烈的竞争里，有老板还买来各种零食，“甚至瑞幸咖啡”，免费送给客户们喝。

在县城自习室激烈的竞争背后，映射出小镇青年们对“上自习”的旺盛需求。县城自习室为何能火？县城自习室的用户群体，是怎样的一群年轻人？现在的县城，正在发生着什么变化？带着这些问题，每日人物来到了平乡县，泡进了县城自习室之中。

四天时间里，我们观察这群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家庭、学历、过往，试图理解他们面临的困境和选择。

**文 | **饶桐语

**编辑 | **易方兴

**运营 | **栗子

小镇失败者

在县城自习室里学习，首先是一件沉重的事。

这种沉重，很大程度体现在，来这里学习的人，几乎每一个人都可以被定义成“失败者”。

9月5日，星期一，早晨9点，在河北邢台平乡县的“享学”自习室里，一群面色凝重、埋头苦学的年轻人已早早坐进了自习室里。这是平乡县开的第二家自习室，也是最火的一家，这里经常一座难求。

这群年轻人有一些共同画像：大部分是女生，学历大都在二本及以下，其中不少是民办大学。想改变这样的命运底色的愿望，是她们来到自习室的关键驱动力。

1999年出生的周忍冬，是这家县城自习室里少有的男生。他习惯坐二楼中间，在这里自习了快半年了。自从进了河北当地一所二本大学后，他的人生就不断地失败——考研失败，考公失败，考三支一扶（指到农村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扶贫工作，需考试）也失败。放在往年，他130多分的成绩足以上岸，但在今年，这个分数刚够进面试。放榜那天，全家都出动了。爸妈和弟弟，陪他一起，从县城赶去市里参加面试。

结果张贴出来，他差了0.5分。

家人们先是沉默，然后安慰他：“没有关系，我们下次再来”，是熟悉的对失败者的安慰。这些失败总会有一个同样失败的开场——大学里，他选了生物专业，那年期末，当专业成绩前10%的学生全部转系之后，他才知道，自己进了个“天坑专业”。他如今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弥补当年的选择。

1999年的女生徐一荷，是这家自习室的第一个客户。她的经历和周忍冬类似。高考结束，她也上了河北的一所二本。那时候的她充满动力，每天早上5点，她都会起床读英语，用很大、很夸张的语音语调，有时还会穿上正装，在讲台上领读。直到有一回，她去参加一个就业论坛，才知道自己的学校有多差。就业的时候，隔壁的石家庄铁道大学，都是国企来招聘；而来他们学校的企业，连简历都懒得看，“是个大学生就行”。

那天，徐一荷坐在学校的长椅上大哭。她痛恨自己的二本学历。河北是高考大省，念书的时候，她并没有松懈过，唯一一次被学校送回家检讨，是因为她在深夜里，打着手电筒写英语作业，但她还是成了高考的失败者。

陈朝朝比徐一荷小一岁，她喜欢坐在自习室三楼靠窗的位子。她的失败经历，也跟考试有关。高中时，父母把她送到了隔壁南宫县念书，因为“那里前几年出过一个清华北大”。高一的时候，她听不懂课。而她的同桌，每天看小说，成绩还能前十，她感觉到巨大的挫败感，她想辍学。

爸妈被教导主任叫来，恐吓她，“你不学，就回村里进厂”。陈朝朝哭着回答，“进厂就进厂”。见说不动，爸妈谎称要回车上拿东西，直接离开了，把她一个人留在学校里。

当一群失败者聚集在自习室里，压抑感就出现了。“享学”自习室的老板白林莎说，在他这里上自习的年轻人，都是平乡本地人，并且大都经历了考研失败，于是只能回到老家，继续二战，或是考公考编。他们身上或多或少都会有些背水一战的底色。

就连白林莎自己，也是奋战在考试大军里的一员。她今年25岁，连续考研两次，都失败了。她决定回到家乡考公，又失败了。

正是在这样的“屡败屡战”中，县城的年轻人感受到一种不便。

平乡县没有类似图书馆这样的公共空间，“聚在一起学习”，在县城曾是一件很难被想象的事。一名上自习的男生讲述自己曾经“找地方学习”的经历，有一次，他只在某个办公楼里，找到了一个会议室，屋子中间摆了一个会议桌。他就在那里看书，一天下来，腰疼得不行。

某种程度上，这些新出现的自习室，共同承担了图书馆的功能。而白林莎，更是决定自己开一间自习室，边创业边复习考试。

▲ 自习室里正在学习的年轻人。图 / 饶桐语摄

渴望逃离

身处县城之中，年轻人对自习室的需求，不仅体现在公共空间的稀缺上。

在小县城里，时间有着约定俗成的秩序——毕业、工作、买房、结婚、生子。而这些“失败者”们，常常在第一环，就已经脱轨。县城对这样“脱轨”的容忍度常常很低。很多时候，亲友们的“关心”，更像是一种拷问。

周忍冬全力考公的一年时间里，有同学结婚，也有发小生娃，但是他的身份，依旧是“应届生”。过年的时候，他回到村子，十几个爷爷辈的人会坐在村口的大树下，逮到他问：“你不工作，在家干什么？”哪怕他回答“在考试”，对方也会质疑——

“学历那么高有什么用，隔壁只念初中的小孩，现在已经开上60万的车了。”

县城青年们遇到的问题是相似的。无一例外，都和家庭的目光绑定在一起。

在这个自习室里，徐一荷算家境比较好的那一个。她妈妈是医生，爷爷是大学生，姑姑更是当地少见的研究生，他们都希望徐一荷考出县城。小的时候，姑姑的范本故事一遍遍被讲起：姑姑在不开暖气的房间里独自学习，如果不认真，会被奶奶用针扎手。每到家宴，姨夫会当着所有小孩的面说：“一荷学习好，就让一荷点菜。”弟弟高考之前，学校让弟弟五点钟起来背书，妈妈也会跟着起床，只有当听到弟弟的读书声响起来，妈妈才回去继续睡觉。

在整个家族一次又一次的强化里，徐一荷知道，自己必须要走出县城，这是她的使命。只读一个二本本科，显然不能达到这个目的。大学期间，她不断地考证——四六级、教师资格证、计算机证书……而妈妈知道各种考试的时间点，会在各个节点提醒她。

徐一荷想了各种办法从这样的目光中逃离。

但在小县城里，这并不容易实现。她先是自己搬了出来，租房子住，姑姑喊她参加家宴，她以距离太远为理由拒绝，哪怕爷爷奶奶难得来一次。她又尽可能地减少吃饭的时间，借此远离朋友们。去年10月，正是考研的要紧关头，她突然想吃县城东边的一家土豆粉，到了之后，有朋友正好发来短信，问她“在哪里吃饭”。徐一荷直接把手机熄屏，假装没有看见信息，匆匆吃完，然后仓惶逃离。

甚至，陌生人的声音也需要被屏蔽。有段时间，听到周围人的笑声，她也会嫉妒：“凭什么他们那么开心，那么无忧无虑？为什么只有我在受苦？”

直到她逃进县城自习室。

在这里，不会有来自亲戚的轰炸式关心，也不会让她觉得，自己是那么孤单又可怜的一个人。徐一荷把自己比作一滴水珠——在外面，所有人的眼睛好像都盯着她，只有在自习室里，她才能够像汇入河流一样，真正地消失、隐身。

▲ 自习室一角。图 / 饶桐语摄

也正是这样的需求，使得自习室迅速在平乡县流行起来。去年8月，平乡开起了第一家自习室，到今年，这个城区只有4万人的小县城，却生长出11家自习室，加起来一共有接近500个座位——寒暑假的旺季，这些座位几乎可以坐满。这不是个例，在平乡县周边的巨鹿县、广宗县等，都有类似的自习室出现。

这些开在县城里的自习室，第一个特点就是足够大。比如，自习室老板白林莎，她用2万元一年的价格租下了三层楼，足有260平，能容纳65个座位。

白林莎的自习室，走的是宽敞、明亮的风格。主色调是轻松的绿色，灯是绿的，日历是绿的，窗子外还有三棵法国梧桐。这与大城市里很多逼仄的小隔间自习室不同，那种很像《请回答1988》里的不睡觉自习室，每个人被隔在小小的方格，又隐藏在黑暗中。

但白林莎总觉得，那种风格太不适合县城了，“我们需要看清身边人的脸”。

县城自习室的氛围不能再给人压力了——聚在这里的年轻人们，面对着失败和人际关系，更想拥有一个充满“希望感”的公共空间。后来，这个想法也被平乡市场的选择所验证，白林莎说，色调偏暗的自习室，都已经倒闭了。

冷漠而孤立的精英感也是没有的。对比之下，一家开在省会城市的自习室老板昆山说，他对自己的定位是“宿管”，除了去开门和关门，他几乎不会待在自习室。客户人来人往，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离开了这座城市，他反问：“建立情感联系有什么用？”

但白林莎不这样想。她几乎认识在自习室的每一个人，也把所有的闲暇时间都花在了自习室。她曾经撮合了自习室的一对情侣，女孩是她的初中同学。她还给第一个客户拍了一张在自习室学习的照片，做成了一幅油画送给她。照片里，窗户边的一道余晖洒了下来。

对这些人来说，县城自习室，让他们想逃离的时候，有地方可去。

▲ 自习室老板送给徐一荷的画。图 / 受访者提供

县城主流世界

身处平乡县，你会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自习室与县城，简直是两个世界。

晚上九点，平乡自习室的氛围是紧绷的——读书灯还亮着，人们表情严肃。偶尔有人进出，也是步履匆忙。一个穿着宽大衬衫的女孩，路过我的身边，带起一阵风。

但实际上，这个时间，可能是平乡县最松弛的时间。这个点儿，县城里的大多数青年，出现在“文化一条街”的网红店里，也出现在开满小吃店的贸易街上。年轻人聚在这里，打台球、唱K，或者只是闲逛和穿梭。

短视频、种草社区，拉近了县城与大城市的距离——起码从生活方式来说是这样。无论是网红店还是自习室，作为新卷入县城的生活方式，只不过是硬币的两面。

18岁的小迪和芝芝，她们知道县城里开起来很多自习室，但从来没有去过。她们最爱去的地方是“文化一条街”，这条街原来被试图打造成建材市场，这两年，房产行业不景气，这里成了网红店的聚集地。

印刻着“平乡，你好”的衣服店在这里开起来了，ins风格的装潢，填补了小迪和芝芝生活的空白。只要有新店开，她们都会去打卡拍照。如今，县里最火的是一家衣服店，聚集了周边几个县的潮人，“里面的女孩子又高又会打扮，可好看了”。

能撸猫的猫咖，也在县城开起来了。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在这里撸一天猫，不限时间。16岁的中专生方雨，还没毕业，最愿意在这里消磨时光，拍照之后，她把微信头像换成和猫猫的合照。她在市里的一所职高学造型设计，因此很会化妆，假睫毛忽闪忽闪。

▲ 平乡的网红一条街。图 / 饶桐语摄

某种意义上，相比于自习室里的年轻人们，小迪和方雨，才是最具有普遍性的平乡青年——她们在县城里上完小学和初中，考不上县里唯一的高中平乡一中，只能去读职高，毕业之后回到平乡。

回了平乡，通常象征着人生选择的丧失，她们中的大部分，都会进入平乡引以为豪的自行车产业中。平乡人这样总结：“自行车和童车，养活了大半个平乡。”

这句话并不算夸张，作为有名的自行车和童车之乡，县中心11公里之外的河古庙镇，出产了全中国三分之一的自行车，几乎家家户户都做着和自行车相关的生意。平乡的年轻人，多数会在职高毕业之后，进入自行车和童车生产的流水线，方雨说，在她的学校，哪怕是学护理专业的，毕业实习也是去厂里做工人，拿到手的工资，会被学校收走一半。

后来，不喜欢流水线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他们的职业路径就变成了做客服——当然，还是在网店里卖自行车。

小迪就是其中一员。她读职高时学的是UI设计，但毕业之后，设计的相关工作是在平乡找不到的，“除非去打印店帮忙按打印机，那还不如去当主播和客服”，小迪这样想，她每个月到手有2900元的工资，已经很不错了，要学会的只是，对着直播间里的大叔们喊：“不用也可以下单，就当支持一下美女了。”而她的朋友芝芝，学历高一点，是大专，打算毕业之后进自行车厂和童车厂，做会计。

如果实在不愿意进厂和做客服，那就回来开店吧。学造型设计的方雨，就打算开一家婚纱店，成为平乡街道上诸多网红店中的一家——这些都折射着县城就业渠道的狭窄。

但在这些店铺之外，平乡正在枯竭。比如公共交通，两年前，这里还有公交车，但现在，两家公交车公司都倒闭了，平乡人出行，主要靠电动车。就连打车的人也很少，全县60辆出租车，在跑的不足30辆，出租车公司不得不提高价格——晚上起步价高达15元，可以对标一线城市。

平乡引以为傲的自行车产业，在这几年，也开始凋零了。那个考公失败的年轻男孩周忍冬，家里是平乡县河古庙镇人，他的父母做了20多年自行车零配件生意。这的确给他们家带来过财富，小的时候，他家连书包都买不起，每天背着奶奶做的旧书包去上学。后来，自行车小店的生意越来越好，家里在平乡县城里买下了一套130平米的房子。

在平乡，和自行车沾边儿，一度是富裕的象征，各处的印记都在显示这一点。从国道进入平乡县城的大道上，亮着的路灯被设计成了自行车形状，铺天盖地的城市标语写着，“自行车名城，新文旅之乡”；芝芝和小迪指着路上出现的豪车，说，那一定是家里有自行车厂的；拉不到客的出租车司机，则会不失艳羡地告诉我，进自行车厂打工，每个月都能赚上6000块，怎么也比开出租车好。

只是，疫情冲刷下，小镇不复往日荣光。以前，周忍冬的父母在每个季度都出一次河古庙镇，去参加全国各地各种自行车博览会、展览会，从那些展厅拉回订单，回家之后，再从早晨六点忙到晚上十二点。那些进流水线的自行车工人，“每个月都能赚到上万块”。但现在，订单正在消失，周忍冬不再需要在假期回家帮忙发货、干活。县城里，三条开满自行车店的主街区，多数时候空无一人。

他没有退路了。如果家里生意好些，他起码还可以回家接手自行车店。在这样的环境里，只是比谁能撑得更久——他身边有好几个朋友，家里的自行车厂大一些，还能撑一阵子，这些人没考上，就回家做生意了。

但他不行。

▲ 2019年，河北邢台，第十二届中国·北方(平乡)国际自行车、童车玩具博览会在平乡县举行。图 / 宋吉河(摄影部)/中新社/视觉中国

另一个泥沼

有的时候，老板白林莎会觉得，自己的自习室里，盘踞着小县城最想走出去的那一批人，他们不想选择一种与自行车绑定的人生。

坐在三楼自习室的00年女孩陈朝朝，这样的想法尤其坚定。她是河北一所一本大学的毕业生——这样的学历，在当地上自习的人里，已经非常高了。去年考研失败后，她几乎没有犹豫，决定回平乡准备二战，一整天泡在自习室里还不够，她找到白林莎，问可不可以在这里寄宿。她家在河古庙镇，没有公交车，如果骑电动车往返，需要一个多小时，太久了，她不想把时间都浪费在通往县城的路上。

在客户们这样的需求下，白林莎又开辟了新业务——“自习寄宿”。她在距离自习室不到500米的地方，以每个月1000元的租金，租下了一个小院落，添置了四张上下铺，以满足周边村镇客户们的需要，每个月的费用是300元。

那之后，陈朝朝会和自己的室友姜年一起，从寄宿的院子里出来，走过一条很长的低矮胡同，来到自习室，开始一天的学习。在自习室住下后，两个女孩就很少回家了，她们把所有的人生都寄托在这里，每天从早上8点学到第二天凌晨。她觉得这样的生活“很好、很充实”，在这里，她能够看到摆脱“泥沼”的希望。

▲ 陈朝朝从胡同里拍的天空。图 / 受访者提供

“泥沼”指的就是县城生活。陈朝朝家里有四个孩子，她是长女，还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她正是从她的弟弟妹妹们身上，看到了她绝对不想过的人生。

两个妹妹都是职高学历。三妹陈晓晓，才17岁，职高毕业后，在自行车网店做客服。二妹陈露露，今年20岁。在大姐陈朝朝走进研究生的考场的同一年，二妹陈露露选择结婚，嫁给比她大一岁的、家里开了自行车厂的同村男生。

命运的分叉，很早就已经出现。大姐陈朝朝念高中的时候，妹妹陈露露就读不进去书了。两个女孩睡在一张床上，谁也劝不动谁。朝朝看着和自己长得几乎一模一样的妹妹，说，“那等我出去了，也把你带出去。”妹妹先是沉默，再说了声，“好”。

陈朝朝没有忘记过她当年的承诺，但现在，她已经没法把这话说出口了——她知道，妹妹已经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她陷入一种深刻的无力中。在当地，只要女孩不读书，就会有源源不断的媒人上门说媒，二妹露露不读书的时候只有16岁，媒人就登门了。在平乡，18、9岁，是给女孩说媒的窗口期，露露甚至会中午见一家，晚上见一家。家里谈论的话题，变成了10万到20万的彩礼、车子、房子。如果相亲对象，是公务员一类的职务，这些标准还可以放宽，彩礼只需要一半。

那段时间，家里最大的矛盾，也总是围绕婚恋爆发。6月的时候，两家人催着给二妹露露订婚，“谈这么久，再不订婚，还会有媒人上门”，男方感觉到危机感。但大姐陈朝朝说，村里的女孩一旦决定订婚，命运车轮就会缓缓压来，不再由新娘本人做任何决定。订婚了，就必须要在一年之内结婚，不然村里人的唾沫星子会淹死人——不结婚，是不是有什么问题？结婚更不能拖到明年，因为按照她的属相，“明年结婚会克婆婆”。等年底结婚了，来年四月之前，就必须得怀孕了。

大姐陈朝朝，亲眼目睹过妹妹和妈妈的争吵。二妹露露不愿意这么早结婚，但妈妈甚至想把婚期提前一个月，理由是，“村里的孩子12月就放假了，那会儿人多，不好收拾”。露露把门摔出巨大声响，将自己锁在房间里。妈妈一个人坐在沙发上，觉得家里的孩子都不懂事。最后，这是她唯一争取到的东西——12月份的婚期不变。

在有些时候，大姐陈朝朝还是会羡慕妹妹的。比如，年轻的未婚夫会带着妹妹去市里买衣服，一条裙子1300块，一条裤子700块，这些买了还不够，还要买鞋。年纪还小时，朝朝想要一个芭比娃娃，15元，妈妈说，“给你买了，还得给两个妹妹买，都能买一条裤子了，算了”，而给15块的玩具，弟弟就能直接拥有。在这些时刻，朝朝不止一次地问父母，“既然如此，为什么要生这么多孩子呢？”回答她的只有沉默。

在这样充满匮乏感的人生中，继续读书是陈朝朝唯一摆脱这一切的方法。也有媒人问过她的妈妈，“你家大女儿啥时候见人？”妈妈会直接拒绝，“还在读书呢”。

听到这话，朝朝会松一口气。她在自习室里拼了命地学习，她一定要离开这个泥沼。

▲ 平乡广场上的年轻妈妈。图 / 饶桐语摄

翻盘？

自习室里的男生周忍冬，这样总结自习室里的同伴：“在城市自习室学习的人，很多可能是提升自我，追求更好的生活，但你问问这里的人，哪一个不是想彻底改变命运？”

追求更好的生活，和彻底改变命运，是两个看似相似，却本质上不同的概念，这也使得县城自习室隐隐有种悲怆的气氛。在经过四次考试失败之后，周忍冬再次回到了这个自习室，这一回，他决定放低一些标准，目标定在考编。

在平乡，人生或许可以被简单划分为两种样子。在自习室里坐着的这一部分年轻人，他们无一例外是见过外面的世界的，所有人都描述过，他们所见过的“外面的世界”的样子。

▲ 自习室摆放着加油打气的话语。图 / 饶桐语摄

周忍冬是在唐山念的大学。大一，他去唐山逛街，被第一次冲击了——原来，哪里都可以是市中心，哪里都有人排队，不像平乡，人只会集中在那两个街道。后来，他又去了一次天津，对着金色的贸易中心写字楼，周忍冬愣在原地，人们穿着西装进进出出，他看了快十分钟。同伴催着他赶紧走，他才回过神来。这和到处都是平房的平乡，是不一样的。在平乡，最高的商业建筑是只有三层楼的商场。

在自习室寄宿的姜年，也有类似的表达。她念书的地方是廊坊，距离北京很近，几乎每个月，她都会在早上5点起床，去学校附近的公交车站台排队等805，坐两个小时的车，到北京玩一天。

在这些时间里，姜年喜欢上了喝奶茶、看电影，等再回到平乡，就有点不习惯了。有一回，想看的电影，整个平乡都没有资源，她坐车去了隔壁县。

互联网同样冲击过他们。一个经常上自习的男生杨沂硕记得，大学的时候，他接触到了知识社群，“里面的人，居然会花5万块钱，买下一个大V的朋友圈好友位”。而徐一荷的妈妈，会在参加完饭局之后告诉她，自己有同学去了互联网大厂上班，赚了好多钱。

也包括周忍冬自己，在前几年K12教培兴盛的时候，他组建了一个小小的培训班，学生家长认可他，连着给他送了20天晚餐。

所以，县城自习室的年轻人们，把人生翻盘的希望，押注在自习室上。

今年8月，周忍冬连续遭遇了两次失利，那段时间很难熬。早上7点，睡不着的他，花了一周的时间，只是打游戏，从睁开眼睛打到第二天凌晨。他其实是不喜欢打游戏的，成绩出来之后，他特意把游戏下载了回来，和弟弟瘫在沙发上，一局又一局。

游戏能够让他重拾一些胜利的信心。每次要输了，弟弟就会大喊，“别放弃，我们还能翻盘！我们还能翻盘！”以往，如果接近失败，他们会直接选择重开一局，但现在的周忍冬，需要通过游戏来相信，自己可以翻盘。结果出乎意料，几乎所有的败局，到最后都反败为胜了。

那是一种极其剧烈且短暂的幸福感。他马上会想到自己：游戏都可以翻盘，为什么我的人生不行？

对外界的向往、对翻盘的渴望，支撑着小镇青年在自习室苦熬的信念。从自习室出来，大姐陈朝朝拍下傍晚的夕阳，脑海里闪现骑着电动车，载着妹妹随意兜风的画面，或许，她可以以准研究生的身份，参加妹妹的回门宴。虽然，她俩现在一起出现，一样的个子和容貌，别人都会觉得，打扮成熟的妹妹才是姐姐。但她还是没有放弃那个想法——

自己出去之后，再把妹妹带出去。

也有已经一只脚踏出泥沼的例子。自习室的第一个学生徐一荷，已经在今年成功上岸，现在，她会和妈妈一样，再给弟弟建构一个外面的、美好的世界。

但更多的是还在挣扎的人。8月底，失败了四次的周忍冬，第五次重新坐回了自习室的位子上，深呼吸，翻开书，新的长征又开始了。他选择的座位是固定的——正对着窗户，一抬眼，可以看到门外的那几棵高大、碧绿的法国梧桐，每隔二十分钟，他都会抬起头，看一会儿树，再埋头读书。

周忍冬说，“只要看到绿色，我就会觉得，我的人生还有希望”。

▲ 忍冬拍摄的窗外绿意。图 / 受访者提供

（应受访者要求，除杨沂硕外，其余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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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为每日人物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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