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绒服、茅台与家长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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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开始用各种方式规避政策时，搞笑段子就成了荒诞现实。

文 | 陈晶****

编辑 | 黄俊杰

一个公司的边界可能在哪里？最近两个月，这个问题有了新的答案。

“最让我没想到的是，公司居然还要做羽绒服。” 一位熟悉猿辅导业务的人说。

在线教育公司做羽绒服，听上去不过是最终会被放弃的诸多调研方向之一。但国庆期间，猿辅导在 BOSS 直聘挂出的服装设计岗位。负责招聘的人说现在团队已经有 5 个人，准备做时尚的户外羽绒服，面向成人市场。

那位熟悉猿辅导业务的人对《晚点 LatePost》说，现在猿辅导手上就三张牌：去年融到的数十亿美元、数亿学生都知道的猿辅导品牌、在广告大战中积累的流量。接下来就是要想办法怎么把这几张牌变现，“新消费是现在的热点，冬天也快到了。”

9 月底，猿辅导母公司的一家关联公司已经全资控股了北京冰原服饰有限公司。据教育垂直媒体多知网报道，这家公司的法人陈萌沧是猿辅导创始人李勇在网易新闻期间的前同事。

7 月下旬公布的中国教育 “双减” （中小学生减轻校内校外负担）政策，让所有从业者都不得不找新方向，不管这个方向是不是和教育相关。

新规禁止所有教育培训机构在周末和假期为中小学生提供学科培训。中国教育培训市场最有利可图的部分几近消失。周中开学科培训，也需要机构转成非盈利组织。

公立学校也要确保小学一、二年级不布置家庭书面作业，更高年级也得限制作业时间，全面减轻校内负担。

“鸡娃” 这个词已经诞生十多年，随着就业压力前移为升学压力，学生和家长的焦虑程度日渐递增，2020 年的教育投资潮后，更多大公司成长起来，拉拢更多学生家长买课以换取增长。根据《晚点 LatePost》统计，去年投向中小学学科教培市场的风险资金就超过 500 亿元。

中小学减负政策以前所未有的力度落地，切断了这个市场与资本的联系，覆盖了中国近 2 亿中小学生 12 年求学历程。政策对下一代人的影响将在几十年里逐渐展开。

在此之前，账上还有几十亿元的公司不会说关就关，总得找办法活下去。家长的焦虑也不会就此消失，而是以更加隐蔽的方式呈现。

羽绒服

9 月开始，猿辅导、作业帮、好未来、新东方等各家教培巨头都暂停了招生，并裁撤了数万名辅导老师、销售等。新东方、好未来更是开始关闭各个城市的中小学学科教学点，当周末和假期都不能再上课后，这些教学点难以承担昂贵的房租和师资。

一位作业帮中层看着自己原本一百多人的团队少了一半，又少了一半，到中秋节前，只剩寥寥十几个人。当他正准备和这十几个人继续支持公司新方向的时候，他也收到了裁员通知。离开的时候，他和老板说，“如果公司需要，我随时都可以回来。”

但另一些人突然发现自己更被重视了。一位作业帮战略人士说，现在 “感觉自己特别重要”，当竞争最激烈的时候，战略的工作更多是关注竞争对手在做什么，自己公司是不是该跟进。但当各家都不得不在一片黑暗中摸索的时候，战略就成了提着灯在前面探路的人。

他梳理了所有教育公司可能做的产品，最后选择了教育硬件。他语气神秘，相较字节跳动、腾讯做的学习台灯，和新东方做的学习机，他们想做的是 “不一样的东西，这样才有赢的可能。”

除了羽绒服外，猿辅导也在尝试做电子教材内容，将教材的知识点做成一个个动画短片，再装进学习机里，直接卖给消费者或者卖给学校。他们还研究过玩具、母婴用品，近视眼镜等方向。

一位熟悉字节业务的投资人听说，字节围绕动画、玩具做了诸多调研，因为公司在尝试塑造动画 IP，考虑生产玩具。但他对这个方向表示怀疑，“以前孩子反复看电视才记住那些动画形象。现在抖音上那么多选择，孩子凭啥就记住你的动画形象？”

另一位在一线教育机构工作的人士最近在研究老年人市场，发现除了广场舞教学课程，最火的就是教老年女性如何得体穿旗袍的礼仪课。他自己也觉得 “跨度不小”，公司根本没怎么接触过老年市场。

“我们也知道，大的战争已经结束了，小的战役很难扭转战局。” 说完这句，他低下头叹了口气。短暂沉默后，他说，可大家就是不甘心，即使从头再来，今天的起点也已经远远好于十几年前公司刚创办的时候。

不是所有公司都还有从头再来的机会，相较于资金相对充足的大公司，中小创业公司在过去两个月直面死亡。

一位北京的教育创业者在 9 月退租了上课的教室，因为一半以上的学生已经申请退费，他将剩下的学生拉去自己 160 平米的家中上课，每次上下课有人开车接送。他主要精力已经转向新开的餐馆，并准备把退费学生的课程折算成餐饮充值卡，返还给家长。

投资人们基本已经放弃了向中小教育公司要回投资款，为了避免被牵连。过去两个月，他们忙着帮这些公司嫁接资源：例如把青少年的学科课程换成另一家被投企业的成人知识付费课程，或者把编程课程换成另一个投资项目的轮胎打折券、加油优惠卡，给家长弥补点损失。

一些家长不愿把手里上万甚至几十万的课程折算成这些东西。投资机构找来了第三方投后公司，培训教育公司创始人们如何化解家长上门闹事的危机，金木衣（化名）过去一个月就做了多场培训。

要避免家长要求退费，大闹办公楼的场景出现，需要诸多实操技巧。例如家长一般会在地铁站或者广场集结，公司需要在这些地方安插眼线报信，一旦人群走进办公楼，就安排扫健康码，散开人群。

在此之前，金木衣服务的是殡葬公司、KTV、夜总会，积累了应付危机的经验。当群情激愤的时候，CEO 一定不能露面，因为会让人们更激动。要将情绪激动的家长引导进不同会议室，并且关掉会议室里的摄像头，避免出现肢体冲突说不清楚。

教育行业的景象启发了金木衣，他开始拓展更多行业，以分散风险。

想要降低风险的，还有政策高压下依然给学生进行学科培训的 “游击队”。

茅台

那是个过于拥挤的房间：不到 60 平米的两居室里，堆满了严立学（化名）和女友两个人所有的生活用品，数万元现金，和超过 30 箱白酒，其中超过一半是茅台，另一半则是五粮液和西凤酒——如果把这些箱子层层堆起来，得有三层楼高，换成现金也能在严立学的老家，一个三线城市买下一座独栋小院。

不是白酒经销商，也不是官员，严立学是一位 “上私课” 的课外辅导老师，曾在多家在线教育机构任职。用现金和茅台酒来收学费，是严立学从一位学生家长那里学来的。

“抓那些微信收款的老师可能只需要五分钟。” 然后呢？“然后，怎么判定白酒的价值，是不是算违法所得，就有操作空间了。” 严立学表情透着得意。

在中国焦虑的家长和竞争激烈的学生群体中，“上私课” 从来就不是什么新鲜事。但在 “双减” 落地后，“上私课” 的地点从隐蔽处转向更隐蔽处，上课方式从搞笑的段子变成了荒诞现实。

见到严立学的时候，他梳着三七分的油头，穿着蓝色的衬衫，扣子扣到了最上面一个，配上黑色皮带和灰色手提皮包，就像中层干部或者教导主任。但实际上他只有 28 岁，平时爱穿印有卡通头像的 T 恤、收藏动漫手办。

见面的那天是周末，严禁机构为中小学生提供学科培训，也是严立学每周最忙碌的时候。上午，他在一所大学的篮球场上课，一位任教的家长提供了场地。他一边拿着篮球，时不时投投篮，一边给四位拿着平板电脑的学生讲物理课。他将这些学生家长所在的群命名为 “体育理论知识提升”，课上讲的内容是 “篮球的受力分析。”

结束了这节 “体育理论” 课，他又匆忙赶到一家事业单位的办公楼，给三个孩子上物理课。当陌生人尝试单独进入这栋办公楼时，保安会要求登记姓名身份证号，打电话让内部联系人来接。

正是因为足够安全，严立学才敢 “顶风作案”。他曾在核心区域的居民楼内，走过三道 “防线”，进入学生家中。家长们在小区大门、单元楼大院门口和单元楼下各设了一道 “岗哨”，一旦看到一队陌生走来，就以扫健康码、身份登记等诸多程序拖延时间，单元楼南北各有一个出口供老师 “撤离”。家长笃定地告诉严立学，“老师你就放心上课，一旦有情况，绝对能让你先跑掉。”

上完了下午的课程，严立学又匆匆走进办公楼附近的酒店，还有上百位网课学生等着他上课。

主流的线上教室提供商均封禁了周末给中小学生进行学科培训的教室。严立学每节课都在不同的软件上课，直播教室的名称改成 “xx 公司会议”，他甚至还考虑等到风声更紧的时候，让所有学生的电脑上都装上软件，直接在国外最大的视频网站 YouTube 上直播开课。

招徕这些学生的方式就像进行某项军事任务。在一张招生 PPT 上，满是高中各个学科的课程，每个课程后面都跟着一串串代码，HAA、JBA、HBD。

“不懂代码含义的，压根不是我们的目标客户。” 严立学说，第一个字母代表真实年级，按照 26 个字母顺序，H 代表的就是初中八年级，第二个代表学习进度，第三个代表学习难度。

对严立学来说，“双减” 给他带来的最大的影响是，新报名的学生实在太多，有点接不过来了。所以通过这种代码 “公开 ” 招来的学生已经没有多少。家长们之间相互介绍已经能给他提供足够多的生源。他周末两天最多能上课 20 小时，两天赚两万，年收入上百万。

相较于我接触的其他几位 “上私课” 的老师，严立学赚的最多、考虑的也最多。当别的老师还在咖啡馆、自己家中给学生上课，用微信收学费时，严立学已经往返于办公楼、体育场和有人“放哨”的住宅楼，学费只收现金和名酒，甚至把银行卡上的十几万全部换成了茅台，就为了不在网上留下任何痕迹。

他还咨询了两三位律师，得知个人老师被举报查处，最严厉的处罚可能是上征信黑名单和被短期拘留，“如果严打，我的竞争对手会少很多很多。” 

家长委员会

校外培训机构在大收缩，但不少家长提高孩子成绩的需求没有消失，一部分人甚至因此背上了更重的压力。

夏君山（化名）的孩子在西南省份的一所公立小学上二年级，“双减” 之前每天放了学能撒欢两小时。政策禁止一二年级布置书面家庭作业，并且不允许一二年级有纸面考试之后，她玩的时间只剩下半小时。

孩子回家额外写一小时作业，他再花半小时检查，就到了晚上 8 点半。之后再读读英语，练练琴，孩子就得洗洗睡觉。之前他和妻子不需要检查作业，孩子都是在学校写完作业回来，现在必须有个人盯着。

额外增加的作业来自一个分工明确的组织——家长委员会。班级家长群定期选出委员会的会长和十几个业务骨干，会长负责和各科老师单线沟通，确定本班学生每天需要额外完成的习题。习题由家长自行批改，练习册由家委会统一购买、不强制，不另外收费。

家长委员会用 “公司制管理”，避免一切不必要的麻烦。给孩子们买额外作业的费用来自每人一年 300 元的班费，家委会中专门有人负责财务、出纳、审计，每个月公开一次审计后的账单。

夏君山跟我抱怨，之所以做的如此规范，是因为现在家长们举报的渠道实在太通畅——去年中秋节，学校组织学生们举办庆祝活动，让每个学生从家里带一道菜。活动还没开始就被家长举报了，名头是可能存在食品安全问题。

家委会和老师之间已经达成了默契。家委会明面上和老师没有任何交集，老师不在家委会微信群中，也不会在班级内公开提到额外的练习册。但老师每天都会和会长沟通，指导家委会的作业进度，也会一对一把成绩排名发给家长，尽管政策明令禁止义务教育阶段对学生进行排名。

老师们也需要家委会这种 “民间力量” 盯住学生，他们的工作时间往往已经被备课、上课占满。以往孩子三点半放学他们就能够下班，现在还需要多加两小时的 “课后服务” 时间。一位在珠海公立学校工作的小学老师告诉我，课后服务的报酬是一小时 50 元，内容就是摆张桌子在教室外等着学生来问问题，“这其实是种变相的课后辅导，但没办法，学生最后考得不好老师考评也会受影响。”

只有孩子们搞不清楚状况。夏君山七岁的女儿有时候会写着写着额外的作业，抬起头来问他，为什么只有我们班有作业，别的班没有？夏君山就摆出不容置疑的严肃脸，“学校不让布置，这是老师偷偷布置的。你可以不写，但是被老师骂的就是你了啊。”

在夏君山看来，老师愿意在多大程度上关照孩子，取决于家长和老师之间的关系。这位中年父亲在一家大公司做技术实施，跟我聊天一小时中间就三次被客户来电打断。挂掉客户的电话后，他说，“平时怎么和客户搞关系，就怎么和老师搞关系。”

不能送得太刻意，一般是给自己家孩子买东西的时候，也给老师家孩子买一份；也不能送得太贵，老师出于礼貌，也会回礼，大约是 “我送你几百块的化妆品，你回我一个书包” 的程度。

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原则上 50% 的应届初中生毕业后要读中等职业学校。

“家长怎么能接受孩子比自己过得差呢？” 夏君山说，中考就是第一个大坎，所以从小学就要开始 “鸡娃”，如果真的按照政策规定，限制孩子写作业和考试，一直放松到初中再努力，“那跟开盲盒有什么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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