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农村老人就成了被牺牲，或者主动牺牲的部分｜吴昊 一席第1086位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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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昊，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讲师。

在我调研的这个村庄，老人们每月只能拿到80到160元的养老金，这个数量平均起来只有城镇职工养老金的3.5%。所以我们遗憾地看到，在这种巨大的结构性压力之下，家庭往往只能从内部协调资源。在这种状况下，老人就变成了被牺牲，或者是主动牺牲、自愿牺牲的部分。

苦尽甘不来

2024.11.16 深圳

大家好，我叫吴昊，来自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是一位关注情感的研究者。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我的博士研究——农村老人的情感世界。我想这也许是一个没有人叩门就不会有人说话的世界，一个异常隐忍和沉默的世界。

促使我做这个研究的，是一个痛苦的困惑。我出生在鄂西农村，在我爷爷奶奶所在的那个村子里面长大。后来出去读书了，但是也经常回村，有时候会听到爷爷奶奶以及其他的家人讲起村里面一些老人的凄惨经历。比如在家里面发病了，去世了，在外打工的儿女几天之后才知道之类的。

有一次回老家，我自己也看到了一位让人有些心酸的老人。那是一个周五的下午，我看到一位头发已经白了的老爷爷，衣服也比较破，杵着一根木棍，在山脚的小路上挪动着，身边跟着两个小小的，背着书包的身影。

一位大婶指了指他跟我说，这个老爷爷很可怜的，老伴已经死了，儿媳妇也跑了，儿子也都在温州打工，现在孙子都是他在带。今天估计是去接孙子放学回家，他们还住在很高的山上，就这么走的话，可能到家的时候天都要黑了。

这个村子距离学校估计有7公里，坐车其实只要几块钱，但是他们选择走路。当时我就在想，他们还要走多久呢，走到家的时候，家里面可能一个人都没有。这位老人是不是还得把冷灶烧热了给孙子做饭。

我看着他们的背影，忍不住想，为什么在物质条件已经普遍改善的今天，老人们似乎还过着一种非常苦的生活。当他们的子女都外出打工之后，他们内心的情感世界是怎样的呢。

带着这个困惑，在我的家人特别是爷爷奶奶的帮助下，我在老家附近的两个村庄开展了十个多月的田野研究。

我调研的这些老人大多在60岁以上，最大的83岁。他们很多人都有外出务工的经历，是第一代农民工，他们的子代和孙代现在也在外面打工，很少回家。

在调研的过程中，我跟他们朝夕相处，还选择了十几户人家，就住在他们家里面。很快我就发现，确实像我观察的那样，虽然现在物质条件已经改善很多了，但是老人们依然过着一种非常艰苦的生活。

他们是不是没苦硬吃？

首先，无论多大年龄，他们好像有干不完的活，有时候还生着病。比如有一位爷爷73岁了，在我调研期间，每天早上5点多钟就起来，步行两三个小时去另一个村子，给那儿的承包户背烟叶，可能要太阳下山了才能回来，就这样一天80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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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他们会把自己的消费压到极低，自己种粮食、自己种菜，基本上不买任何东西。就像我前面提到的那位老爷爷一样，有时候为了省几块钱的车费，他们愿意走四五个小时的山路，有的老人甚至还舍不得开电灯。

我当时觉得这还是物质条件上的苦。那时候我还没有意识到这种苦在他们的情感世界中可能扮演的角色。记得在田野进行到快一半的时候，我在我的笔记上写下这样一些疑问：为什么这些老年人这么愿意吃苦，他们为什么要如此委屈自己呢，他们真的一点选择都没有吗？还是说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主动选择了苦？

因为我其实观察到，他们并不是在绝对意义上缺乏物质条件，有时候有好的物质条件他们也不愿意用。

比如我到访的这些家庭，大多数都会修建这种两三层的楼房，通常是给儿子结婚用的。无一例外的是，没有老人住在上面。他们仍然住在非常破旧的老屋里面，或者就在楼房旁边搭一个小偏屋。因为他们的子女都在外面打工，所以其实这些楼房修好了也没有人住。

张奶奶就是这样，她就还住在那个老屋里面，她的那间卧室，我觉得与其说是卧室，不如说是一个杂物间，里面堆满了粮食、化肥，甚至还有打农药的那种喷雾剂，以至于我一进去的时候，就闻到了一点刺鼻的味道。但是这家人也给自己的两个儿子修了两栋平房，就矗立在老屋的背后。

所以我们看到，好像这些老年人是在主动地与这些现代的、舒适的、象征着农村美好生活的楼房保持着距离。用节约惯了来解释，似乎有点简化那其中非常复杂的情感。

虽然那些老人都觉得，我是腿脚不便所以不住在楼上，但其实也就是这些说自己腿脚不便的老人，他们常常背着五六十斤的粮食从坡上回来。所以我发现他们似乎是在主动坚守着一种艰苦的生活，就像是守着某种信念一样。

作为经济高速发展时期成长起来的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其实很难理解这样一种对苦的情结，会觉得它是一种没有理由的没苦硬吃。甚至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它是对我们年轻人的一种规训。

我觉得从年轻人的视角而言，这很可能是对的，因为我们希望的是，生活真的值得我们热爱，而不是因为它充满苦难。

其实老年人也注意到了年轻人对苦的反感。有时候跟我聊天的时候，他们会感觉有点羞耻，因为他们也意识到，在今天的社会，如果你还过着一种苦日子，其实往往意味着落后、没本事和跟不上形势。

我们看到，一代人与一代人之间对苦的感受，很可能是非常不同的。情感理论认为，这是因为一个时代往往会结构性地塑造我们的情感模式。

对这些老人来说，在他们的时代，生活其实就是围绕苦展开的。大家知道，新中国的成立也是千千万万穷苦农民翻身的过程。历史上，我们党组织诉苦大会，希望激发底层农民的阶级意识。

对于这些底层农民而言，他们也能够在对苦的诉说中，看到彼此吃苦的这种勤劳和坚韧，其实也能够确认他们作为社会主义主人翁的那样一种价值感和地位。在集体化时期，吃苦更是作为一种集体性的美德被推崇，做铁人、铁姑娘都会让人发自内心地感到自豪。

跟我聊天的时候，杨奶奶她就非常自豪地提到，

“我当时挑粮食，别的男同志能挑100（斤），我也能挑100。队上都是给我算大半个男劳力的工分。苦是苦啊，但那时候不知道怎么，吃的都没得什么，就是使不完的劲。”

罗爷爷是当时小队上修水坝的一个小队长，他也非常自豪地跟我讲起他以前的事情。

“那时候一去就是个把月不归家的，一天到黑地搞，都是肩挑人扛，那么大个坝！好多年了哦，现在还在在用，结实得很，不像现在修的那些东西。当时搞完的时候要过年了，公社书记也过来的，给我们计功，还吃了顿肉。”

但是我们看到，吃苦在今天似乎已经变成了不那么被认可，也不那么被推崇的东西。首先，社会舆论在市场的逻辑之下，更加推崇的是个人的金钱能力和成就。比如农民和农民工吃苦耐劳的精神经常被认为是，没文化，所以只能吃苦。

另一方面，老人周围的这些年轻人，似乎也不再能共情老人的这些苦的感受。我在跟一位老奶奶聊了两三个小时她的吃苦的生活之后，她突然很局促地停下来，她问我，

“你听我这个老太婆唠叨这些事情烦不烦？我一讲就不停，眼睛水还止不住，你是不是都听厌烦了。也就是你来听我讲，我那些儿子姑娘都打工哦，一年到头没回来过一次。回来了也不得愿听，都是捉到他们的手机扣，说妈你莫紧到讲，烦得要死。我那儿子，还呛我，说你那么有本事，怎么不给我屋修大点？我就没得话讲了。今天跟你讲哈我还是舒服些，劳慰你了。”

如果年轻人不能理解老人的苦，那老人之间能够分担这种痛苦吗？其实在田野中我也观察到，村庄中老人之间其实也很少交流，除了有一两家特别友好的，他们很少相互往来。

我跟他们聊多了就发现，其实村庄中家庭与家庭之间的关系也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有位老人就跟我说，现在别人都巴不得你过得不好，所以我们都不说，过得多苦你也不要往外说。

我在村里面也感受到了家庭与家庭之间隐约的竞争感，特别是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那样一种相对的剥夺感。比如在现金收入很少的情况下，哪一家的地被征了，其他家没有，就可能会引起一些不满。

所以苦不再是公共领域中被推崇的美德，也很难在人与人之间分担和倾诉，好像变成了一种只能独自承担的东西。

跟老人们朝夕相处的日子里，我经常会遇到有老人晚上很晚了还睡不着觉，他们就会坐在院子里面发发呆。其实那种时间流逝的感觉真的有一点残酷。我有时候就去陪他们聊聊天，但是大家其实也可以想象，如果我不在那里，那他可能就一个人坐在那里，可能椅子旁边放一口廉价的酒，就坐在院子里，看着外面那个黑黑的村庄。

残酷的乐观主义

那么这一切的苦到底是为了什么呢，我无数次地向老人们询问这个问题，他们的回答很统一也很简单——那还不是为了后人。

这里我不想给出一个社会学惯常会给出的判断，比如老人的行动逻辑是受到强大的传统的儒家文化影响，好像他们的思想和行动只是被遥远的传统所决定着，而不包含此刻活生生的情感。

其实我在村里的时候发现，老人特别喜欢看一些苦情剧，或者这种山歌短视频，用方言改编后经过重新填词，这些短视频的内容大概就是通过体谅父母的付出，来表达儿女对他们的爱。

我们村里面有一个老爷爷，他的手机内存很小，他让我帮他把其他的应用给删了，但是说这个你留着，这个App就是用来看这种视频的。

所以我们会发现，老人们对家的这种情感性的憧憬是他们吃苦操劳背后的一种动力。老人们经常跟我说，你看他们唱得多好，讲得多好，只要能听到这样的话，苦一点又怕什么。

但是老人们不得不面临的一个巨大的落差是，他们其实很少听到这样的话，特别是从儿子口中。在调研期间，我很少遇到有外出打工的儿子给家里面打电话的情况，就算打也是非常简短、非常事务性的。

比如张奶奶的儿子那次打电话回来，问家里面小孩校服的情况，他得到回复之后，就立马挂了电话。张奶奶还在这头说着别的，我实在是不忍心提醒她，电话其实已经挂了。

在大规模的外出务工之前，老人和子代的亲密关系尚可以通过日常的陪伴来获得。但是当打工生活把父母和子女分隔两地，而儿子们又囿于那种不善表达的男性气质的时候，这个情感慰藉就很难从儿子们那里获得。

大家也许会问，那女儿呢。在我的观察中，女儿确实给老人们提供了非常多的情感支持，她们有的三五天就要打一个电话或打一个视频回家。但是有一个巨大的无奈却是，虽然这些女儿作为为数不多的能够给老人提供情感安慰的人，但是在农村仍然非常父系的家庭结构之中，她们是嫁出去的外人，不是父母合法的依靠。有时候女儿稍微多做了一点，兄弟们甚至可能还会不高兴，因为这也许会显得他们没有面子或者没有孝心。

有一位嫁到四川的张大姐就经常给她的老母亲打电话。她很忙，但是她会一边做家务，一边跟母亲聊天，她把手机支在桌子上，边剁肉边跟她的妈妈聊微信。有一次聊得很开心，聊到最后的时候，张大姐非常热情地说，妈妈你要不要来四川玩，或者到时候我回娘家待一段时间。

挂了电话之后，她的妈妈却跟我说，女儿只是说说而已，“因为她有她自己的家，来多了那边要说她的，她有她那家人要顾啊”。

有时候，农村的家庭不仅没有亲密感，甚至会充满了紧张和冲突。特别是如果一家有几个儿子，那家庭资源的分配常常就会成为冲突的导火索。甚至有时候老人去世了，一个农具的分配都会引起龃龉和不满。老年女性的照料劳动尤其如此，给谁带孩子，带多久，还有如果老人生病了，谁家来照顾等等。

调研期间，我也遇到一次婆媳冲突，有一位陈大姐，她在吃饭的时候开始数落起婆婆来，说她去赶集忘记买米回来，然后就上升到她婆婆对整个家庭的不上心。她婆婆就在那边静静地听着，接受着媳妇的数落。

后来我问那婆婆，她说她知道不是米的事，实际上是她当年没有给这位陈大姐带孩子的原因。原来这个婆婆有三个儿子，她早年帮大儿子和二儿子带完孩子之后，老伴就生病了，所以她没能帮忙把最后一个孙子带大，也就是陈大姐的孩子。

然后她很无奈地对我说，她对我有怨，说几句没什么，我当时没给她帮到忙，现在我就只能少给她添麻烦。针对这些现象，我们的公共舆论，甚至学术研究，经常会谴责年轻人道德滑坡，或者归结为孝道衰落的问题，将老人这些残酷的生活状况，归于年轻人和中年一代不受传统文化逻辑的束缚。

但实际上只要我们愿意走进这些农村年轻一代以及中年一代的生活，我们其实能看到他们也面临着巨大的困难。

就比如这位陈大姐，她早年跟丈夫在温州打工，收入比农村高一点点，但是孩子出生之后她就只能回来，做点零工，摘茶之类的。他们家的债现在还没有还完。她非常心酸地跟我说，她的丈夫一年到头在外面做苦工，有一次还从建筑工地上面摔下来，摔断了手，他的儿子还很小，七八岁就要自己学着做饭，因为她晚上摘茶可能回去得很晚。

农村家庭这些紧张和冲突，往往不是因为哪一个人有多缺德，而其实是他们的家庭负担真的太大了。就像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中国农村家庭不仅承担了经济生产的职责，绝大部分社会福利的提供也由他们自己负担。

大家知道，我们国家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走了一条先城市后农村、先工业后农业的现代化道路，我们的资源和重心都是先向城市极大地倾斜。从50年代开始，当城市职工居民逐步拥有一套相对完善的养老、医疗、教育、住房等社会保障体系的时候，农村人口却几乎只能依靠家庭成员的相互帮助。

在2009年之前，农村人口根本就没有养老金一说，在近年新农保制度实施之后，农村人才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养老金，但是这个金额其实非常有限。

在我调研的这个村庄，老人们每月只能拿到80到160元的养老金，这个数量平均起来只有城镇职工养老金的3.5%。所以我们遗憾地看到，在这种巨大的结构性压力之下，家庭往往只能从内部来协调资源。在这种状况下，老人就变成了被牺牲，或者是主动牺牲、自愿牺牲的部分。

我对一位老奶奶印象特别深刻，她今年76了，已经带大了三个孙辈，现在正在带第四个孙女。她就这样跟我说，“我一辈子就是这个苦命，等我死了就好了，死了就不用操心了。”

我们看到在这样一种无尽的吃苦的过程中，老人们所憧憬的那样一种美好的家庭生活，好像在无限地推迟，甚至永远不会到来。

这让我想到著名情感理论家劳伦·贝兰特的一个概念，叫做“残酷的乐观主义”。这个概念本来是在说，20世纪下半叶开始，美国梦和战后福利国家承诺的那样一种阶级流动、就业保障、机会平等、政治与社会平等、亲密关系等等，实际上在很多国家都结构性地失去了牵引力。

这些东西曾经承诺了一种美好的生活，让你为之追求，但是在今天这个时代，好像你追求这些东西的过程，反而成了消耗你、威胁你的幸福和身心健康的过程。我相信大家也许对这种感觉并不陌生，比如无穷无尽的卷，还有你感到身心俱疲，但是怎么也停不下来的996，以及永远也上不了的岸。

其实农村老人也是一样的，我们看到他们所憧憬的那样一种苦中承诺的关于家的美好生活，其实是给了他们希望与乐观的，但是这个希望和乐观是极其残酷的，因为他们不仅很难实现这个理想和希望，而且追求这个目标的过程，反而成了消耗他们、威胁着他们的幸福和身心健康的过程。

在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看到，其实老人们也很难有别的东西来依恋。除了供养下一代，除了去给那些不会回来的孩子们修一个体面的房子，其实很难看到我们的社会有任何的意义感提供给他们。

我一直对女性主义哲学家苏珊·格里芬的一句话印象深刻，她说理论与研究非但不应该排斥情感，反而应该沿着痛苦、创伤、同情和愤怒确定方向。

出生在农村的我，对那里怀有最深的感情，我想这也是我研究出发的地方。虽然我们的学术研究现在经常要求一种客观中立，要求研究者不要带任何的情感偏向，同时也觉得情感本身好像不值得研究，但是其实已经有大量的研究和理论，开始反驳和反思这个假设。对情感的理解其实能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这个社会，理解我们自己，理解日常生活中那些对我们真正重要的东西。

今天特别难得，我的80多岁的爷爷奶奶也来到了现场。他们其实也是那种没苦硬吃，但是为了家庭奉献了一生的老人。今天我的分享，绝非想要去歌颂苦难本身，相反，我想做的是，通过我们彼此理解，我们能看到苦背后残酷的结构和深藏的爱。

我真心希望有一天，对于千千万万的农村老人而言，不苦甘自来。谢谢大家。

策划丨蝈蝈 通通

剪辑丨大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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