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麦子：“女权五姐妹” 后，我所经历的这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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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15 年三八妇女节前夕，王曼、韦婷婷、郑楚然、李婷婷（李麦子）、武嵘嵘五位中国女权行动者被警方逮捕，罪名是涉嫌 “寻衅滋事”。被捕前，她们计划在三八妇女节发起公众活动，反对公交车上的性骚扰。后来在媒体报道中，她们被称为 “女权五姐妹”。

这场逮捕在国际社会上引起了广泛批评和谴责。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 4 月 7 日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中国必须终止对女性活动家们的逮捕。这是不可原谅的。” 一个月后，中国政府释放了这五位女权主义者。

那时的人们欢呼她们重获自由，热切地认为公民社会活动会更加活跃，却没有料到，这是中国公民社会遭遇重创的序章。

在 “女权五姐妹” 事件十周年之际，低音刊发李麦子的自述文章，讲述了她在这十年里的命运变迁。

图：2015年获释不久的李麦子。图片来源：李麦子提供。

《好东西》上映的前几天，我去影院里看电影，看到片尾，眼泪不禁流了下来。我想对于很多居住在异国他乡的活动家来说，能看到国内的进步，都是值得欣喜的，只不过，这些事情渐渐和我的关系越来越少。我肉身离开了中国，在网络世界里，也被驱除出境了。

打开小红书，看到女权社群组团观看《好东西》的活动因为被举报而不得不取消的时候，我觉得历史似乎反反复复地在上演。抗争的人在不停试图维持现有的空间，而一些早年奋战于女权运动第一线的组织者已经被社会性死亡。大兔（“女权五姐妹” 之一）的微信和微博被炸号，接着是吕频（女权活动家）、女权之声（倡导女权主义的自媒体）、肖美丽（女权活动家）。我的微博也已经炸掉好几年了，进而我就放弃了微博，因为新浪微博 CEO 亲自下场，终结了我和梁小门（女权活动家）的账户，并且截图告知大家，因为我们煽动性别对立，煽动仇恨情绪。

起因是，2021 年在一家成都火锅店里，女权伙伴肖美丽和大兔劝阻邻桌的男子吸烟，被辱骂，被泼火锅油；事后，公安要求男子赔偿 1000 元，并且赔礼道歉，似乎事情都在朝向积极的方向发展，我们都以为成都要倡导禁烟了，事情却急转直下。就在脱口秀演员杨笠转发了当事人肖美丽的声明后，杨笠和肖美丽都被当作舆情处理的重点对象，她们的声音连同其账号一起消失在了新浪微博的平台上。因为支持肖美丽，我和另一位 “女权五姐妹” 韦婷婷，以及女权活动组织者人梁小门等人连续被骂了一个星期，直至被炸号。

记得被网暴的那阵子，每天早上，我都在铺天盖地的辱骂性评论中醒来，我的伴侣看到这些辱骂性言论，气得直接读了好几本关于女权主义的书，因为她也想武装自己，参与网络骂战，帮我出一口恶气。就这样昏天黑地地过了一周，硬生生把我的伴侣发展成了一个女权主义者。

四年的社畜生涯

回国参与公共生活之前，2017 年到 2018 年间，我去了一趟英国读书，专业是人权，并且在那边发起了一个在地的女权小组 VaChina，目前仍在由其他核心组织者运营中。2018 年 11 月，我结束了在英国的学习，毅然决然回到北京。那时候，我的想法很简单：我不想作为一个局外人，看着国内 #MeToo 运动轰轰烈烈，而我却不能见证历史。

图：英国留学期间的李麦子。图片来源：李麦子提供。

回国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我能干什么。2018 年底，已经没有多少岗位能给女权或者 LGBT 活动家了，我应聘了两家 NGO，最后都不了了之。后来，我咨询了吕频，她建议我考虑商业公司，我觉得也就只有这条路了。作为一个活动家，我希望我的生活和工作都是相对有意义的，于是，我锁定了教育行业。在朋友的推荐下，我顺利进入了一家留学公司，开始咨询顾问的工作。这份工作的本质是做销售，对我来说充满了挑战。

进入商业公司，我不得不走出同温层。

上大学的时候，我自己做社团，工作后，我加入了北京益仁平中心，做女权和 LGBT 活动倡导，我一直都有强大的社群支持体系。它在大学的时候支持我出柜，让我骄傲做自己；毕业后的三年，支持我和年轻女性们一起进行女权倡导行动。“占领男厕所”，“手上的新娘” 等行为艺术，更是让我成为了媒体的宠儿。

当然这一切都在 2015 年 “女权五姐妹” 事件后戛然而止。不约而同的，国内媒体停止邀请我接受报道。一开始还会收到《新京报》记者的信息，说不能报道我，渐渐的，就鲜有人联系我了。那时候还有出版社找我，估计是觉得这些故事很新颖，可以写出来，最后也不了了之。我明白，我在国内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限制。

2015 年之前，我活在一个舒适区，这个圈子里，大家都拥抱女权主义，了解公民社会的存在意义。而走进这家留学公司，你面对的是一群不怎么关心政治的上班族，你的主管因为是相对成功的单身女性，会谴责小三儿。我也学会了打趣地跟我的主管说，那不是小三儿的错啦，是那个男人的错。但时间久了，我也更加理解那位单身女性为什么厌恶小三儿，因为她自己是非常努力的人，她讨厌依赖别人、不独立的女性。身边已婚的女性也不少，经常会抱怨婚姻生活多么让人不如意，而离婚似乎也是一个极大的决定。在同事感情上遇到了问题的时候，我也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

帮助别人似乎是我很擅长的事情，而当销售赚钱，做留学公司的咨询顾问，却是一件我非常不擅长的事情。

因为缺乏相关工作经验，在公司的会议室里，我经常被骂到狗血淋头。有几次部门安排的模拟推销，问题可能前前后后不下十个，我的回答一塌糊涂。主要问题，不会揣摩消费者心理，像一头倔驴一样，客户不爱听什么却说什么。销售这东西就像个玄学。我之前的工作都是提出主张，让别人接受我，而不是让我接受别人，所以我自然不知道如何让客户满意，也不知道因为哪句话就让客户去找其他人签约了。

即便如此，我却成为了那一年公司唯一一个转正的美国留学咨询顾问。因为美国业务客单价高，其他销售完不成销售任务，无法度过试用期，就离职了。我的试用期延长了一个月，四个月转正，当年销售额七十五万。我们组成为了全公司的业绩第一名，当然销售主管贡献了大头。公司铁树开花，让我们组四个人去参加了日本游。

从日本回来，疫情就爆发了，我也感受到了经济压力，希望公司内部转岗到一个薪资稳定的部门。结果公司 HR 玩文字游戏，底薪给我打了折扣，我很不爽，便在疫情期间找了新工作。

我选择这个公司的理由蛮简单的，工作氛围相对比较轻松自由，90 后管理的公司，海归，相对思维比较开放，没有 dress code，以及老板是个女的, 不歧视 LGBT 群体。HR 给我的薪资单非常正规，让我觉得很专业。

可是呆了没几天，我就发现了公司很让人头疼的问题，当然这是很多中国公司都存在的问题，就不赘述了。记得刚到新公司的时候，我隔壁的女生貌似在很麻木地工作。我很好奇，问她。她说她要走了。我问为啥。她说，她觉得公司的人都不喜欢她。我觉得这企业文化有毒，也很惊讶，我作为一个新人第一天上班，竟然没有离职，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注定了我和公司的相爱相杀。

我这个呆头呆脑的人，在面试的时候，信誓旦旦地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可能在 HR 看来挺虎的吧。不管在任何位置上，我的优点都是负责任。有些时候，过度负责，会让自己难受，所以我就告诉自己 “放下助人情结，尊重他人命运。”

走出同温层，在职场上打拼了整整四年之后，我浑身的刺儿一定程度上被磨平了，我变得更加可以理解不同女性的选择，她们说出某种话的动机。我也更加了解男性了，因为曾经短暂接触过一个男性领导，脾气好得出奇。我父亲是个火爆脾气，加上家庭暴力和童年性骚扰，导致我对男人从来没有什么好印象，遇到个好脾气的男上司，而且不油腻，工作的时候只谈工作，让我对男性的态度有所改观。但这依旧不妨碍我常挂在嘴边的：“男人不行，女的厉害。” 因为很多男的真的不行！

在商业公司当社畜的四年间，我仍在尝试最大可能地参与中国的女权和 LGBT 运动。还记得 2020 年 12 月 2 日那个夜里，我们都在北京海淀区法院门口，等候弦子诉朱军案的判决。很遗憾，因为工作，我缺席了几个小时。此外，我参加了北京酷儿合唱团，这是一个 LGBT 合唱团，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北京酷儿合唱团被迫改名了，北京同志中心被迫关门了，很多 LGBT 活动家移居海外了。出走中国，似乎变成了很多活动家在那个疫情笼罩时刻下的选择，我也不例外。

出走北京，来到纽约

产生离开的想法，应该是在疫情的第二年，具体时间已经记不得了。直接原因是，我那时候被核酸检测搞疯了，72 小时的核酸检测，变成了 48 小时，偶尔管控系统抽风，变成了 48 小时 2 次核酸检测，也就是 24 小时一检测。

有一天，我们在上班，大厦通知所有人需要 24 小时核酸检测。我们办公室全员出动，出去排队，如果拿不到合格的检测结果，所有人都无法到办公室办公，而公司的 HR 觉得这样是不 okay 的。所以我们穿好衣服，去附近的一个核酸检测点，步行了两公里，走到了核酸检测站的队尾，开始了一场漫长且无休止的等待。一个小时后，HR 终于发话，所有人可以回去，明天在家办公。也就是那时候，不仅仅是我，很多普通人都开始意识到，这个清零政策正在逐渐走向不可控和疯狂。这些核酸检测站的工作人员在赚取一般人 2-3 倍的薪水，而其他人则是要小心翼翼，维持健康宝的绿色不变成黄色和红色。核酸检测站是权钱勾结的产物，这在我心中也更加清晰。这个国家不想加强特效药的研究，却在疯狂逼迫老百姓做核酸检测，背后就是赤裸裸的权力寻租。

疫情进一步加强了政府对全体中国人的管控，也加强了我想离开的想法。促使我想离开中国的一个更直接原因，是警察对我持续不断的约谈和执法。于是我跟伴侣商量离开的方法，其中一个就是她去读书，我去陪读。研究了一下国家，最后锁定了美国。后来我们研究了美国当地的政策，必须是已婚伴侣才能办理陪读签证。顺理成章的，我们就在 2022 年 1 月 5 日完婚。

纽约生活

来到纽约的前半年，我给爱人做了半年的饭。第一个原因，我在家经营一项帮助 LGBT 群体结婚的业务，比较自由且非常有意义。第二个原因，没钱，而自己做饭能省很多钱。我们前半年的生活比较拮据。

纽约是国际化大都市，非常多元化。在这里的大街上走路，从来不担心被异样眼光对待。而我也可以光明正大的以家属的身份，住进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宿舍楼。我们可以用妻妻的名义申请家庭房间，一来纽约，就有了曼哈顿上城区的一居室，感觉小日子起飞了。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一群中国的穆斯林群体，他们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到了美国。我也在 2023 年 12 月吃到了久违的兰州拉面。

在美国，还有一个便利之处，就是受邀去各个大学做演讲，去课堂上给学生们上一节中国女权和 LGBT 运动简介的课，用自己的经历告诉大家，中国过去十年发生了什么：从一开始有很多公民社会的空间，到公民社会变成禁忌，社会在一步一步地紧缩，但也并非是这些海外的学生看到的媒体描述中那么两极化，依旧有很多中国进步人士在用自己的方法改造中国，让中国变得更好。

此外，纽约的文化生活也非常丰富，“女子主意脱口秀” 和 “故事工作坊”，几乎每次活动我都会参加，做了两次演员，几次志愿者，还有观众。我在 2024 年 7 月成立了亚洲彩虹合唱团，10 月去给 “女子主意” 开场捧场，我唱了一首《玫瑰少年》。类似这种两个组织的合作，在中国都是要冒着被警察骚扰的风险，他们会骚扰房东，骚扰场地方不让举办，甚至直接 “请” 人到派出所。但在纽约，这些活动可以顺利展开。

成立亚洲彩虹合唱团的想法也很简单，那就是 LGBT 运动中，身份政治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策略，用社群联结的方式进行社群培育，从而可以塑造社群的文化，社群的身份认同，并且互相支持，不仅仅是情感层面的，也可以通过社群支持网络，保障彼此的权益。通过演出，可以强调我们的华人 LGBT 合唱团属性，在纽约用另一种方式推动 LGBT 运动的发展。我坚持认为，根植于自己所在的土地做事情，效益是最大的。此时此刻，我在纽约，2025 年的鞭炮声在我耳边响起，我觉得我更加清楚自己以后要成为什么样的人，那就是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继续促进中国的女权和 LGBT 运动。

在纽约，除了做社会运动有了更多的空间，我的个人发展也有了更多机会。在中国，年轻人的失业率很高，我有朋友是财务，长达一年找不到工作，也有其他朋友，失业期长达半年。我也不例外，作为一个活动家，我从英国学习人权硕士毕业后，就再也找不到一份全职的活动家工作了。因为所有做权利政策倡导的 NGO 都被迫关闭了。我所学习的人权专业，除了联合国和一些国际 NGO 之外，似乎没有什么别的职业选择。所以我毅然决然地选择做一份赚钱的工作，同时兼职做社会运动。后来我发现，这其实是维持社会运动可持续性的一种方法。曾经有培训讲师讲过这个，我完全听不进去，现在我非常认同——我们需要一个可持续的社会运动。

现在，我的全职工作是做一家清真餐馆的经营。前厅的运营到市场的营销，从 0 到 1，我的大脑每天都在飞速运转。我很喜欢这份工作，因为我可以戴着支持巴勒斯坦的围巾接待我的顾客们，跟客人一起说出 “Free Palestine” 的口号，进行一些非常有意义的交流。表面上，我做了一个职业转型，但实际上，经营餐厅和运营社区很像，吃饭不仅仅是提供食物，还是情绪价值的一部分，满足客人的需求，尤其是清真餐厅，因为 9 ・ 11 事件后，美国社会对穆斯林群体的歧视和恐惧在增长，很多人不敢称呼自己是穆斯林。做社会运动，推进社会议题，也是满足受众的需求，二者有很多异曲同工之处。

回顾这十年，我觉得我没有浪费生命，尽个人的努力，尽可能做到知行合一。并且，我也在履行一个行动者、活动家的责任，我在哪里，哪里就有社群，就会组织社群活动。希望可以始终如此。

20 岁的时候，我的目标是改变世界，那时候信誓旦旦。如今，我想说，做自己能做的，继续改变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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