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在后疫情时代里幸存，在不被承认的死亡中受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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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星给十岁的儿子讲了一个动物大迁徙的故事：世上有一群在迁徙的非洲羚羊。某天其中的一只受伤了，其他羚羊鼓励它，帮它站起来，但大家发现做不到，这只羚羊怎么都爬不起来。其他羚羊还有自己要去的地方，只能放弃它往前走。“妈妈就是这只被放弃掉的羚羊”，星星说。

但在深山里的几个微信群，聚集著同样被放弃的羚羊。新的羚羊要来，需有老羚羊指引，确认同类身份，才能进入这个隐蔽的据点。

“这是一个临时的港湾，大家进入自由，每个人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疗伤方式，不需要有任何心理负担。”管理员星星在群公告栏里这样写。

她至今能立刻说出那个日期，2022年12月7日。那一天，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大陆政府发布了放宽新冠防疫政策的“新十条”（下文简称“放开政策”）——标志着官方放弃了长达三年的感染者“清零”政策。放开来得突然，前一天许多城市仍要求市民每天上报核酸检测结果。接下来的一个月，疫情在全国爆发式扩散，12月25日，中国卫健委宣布停止持续近三年的感染人数统计。

在“新十条”发布的第8天，大陆防疫专家钟南山在一次直播讲座上称，当前流行的奥密克戎（Omicron)“不应叫新冠肺炎，因为不存在肺炎（症状）……简单说就叫‘新冠感冒’”，该讲座被人民日报、中国新闻网等官媒转播。在互联网上，有网友将新冠感染症状画成可爱漫画，戏称为“干饭株”﹑“暴瘦株”﹑“学习株”。这些娱乐化的说法在社交平台上快速流传。

直到走进医院，一些人才意识到情况不对劲。“医院和外面差不多就是地狱和天堂的区别”，群里有人这样回忆。

政策发布一周后，星星的父亲感染了新冠，由于官方宣传新冠只是“大感冒”，怕女儿操心，父母瞒着没说。几天后，星星发现父亲呼吸困难时，本地的几家大医院早已人满为患，她打电话托关系，跑了四家才找到空床位，随后的CT检查显示，父亲肺部的30%因病变出现白色阴影（俗称“白肺”症状）。2023年1月24日，星星的父亲去世了，那天是春节的大年初三。

这个微信群里有一百五十多人，都是放开政策下的丧亲家属。有的父母感染后听从政府宣传居家隔离，最后在家里去世；有人及时住院，但医院的抗病毒药物早已断货，轻症拖成重症；有人全家定居海外，疫情期间父亲回国看望亲友，不久赶上放开政策，父亲再没能离开。

医疗挤兑、居家隔离、白肺——随著新冠成了大陆社会在重振中急需摆脱的记忆，这些名词很快被人抛诸脑后。偶尔有人在网上呼吁不要忘记，但在那些呼声中，叙事呈现出明暗区分：封控时期被视为某种集体创伤，关于放开时期却讨论寥寥，难有共识。

另一种伤痛始终隐于水面下。“我很矛盾，一方面我觉得三年疫情终于结束了，但另一方面它又让我付出非常大的代价，”群员皮皮说，她的外婆在放开期间感染去世，“这个代价如果必须有人付，我们是那些不幸的人，我认了，但是我需要一个公正，我不希望我们揹负的东西没有人承认”。

家属们不是没试过在其他渠道上发言。星星在网上质疑政府的贸然放开，有人留言说如果不放开，大家早闷死了。还有人给她发私信：是你倒霉，我们都没事，怎么就你爸有事。“如果这人在我面前，我肯定一巴掌就上去了”，星星说。不过，更常见的情况是，家属们发出的与“新冠放开后感染死亡”相关的贴子，被各个网络平台判定为违反国家法律。

时间在流逝，星星感觉到，新冠把今天的人们隔绝在两个世界：新冠丧亲者和后遗症患者在一个世界，其他人在另一个世界。她很难再在现实生活中去讲新冠放开的事，周围人只是困惑于，“她为什么还在纠结这件事”。

但在这些家属微信群里，被遗下的﹑落单的羚羊，终于找到了同类。

图：Mantha Mok / 端传媒

“不是你是中产，家庭收入在百万以上，你就不是老百姓。”

“我们（群里人）的父母都是被国家害死的”，刚加好友后，芬姐不忌讳地对我发来语音。

芬姐比多数家属年长，将群里人称为“难友”。2022年上海封城期间，作为党员的她报名做了7个月的社区志愿者，拿到居委会的荣誉证书。这段经历曾被她发布在社交账号上，照片里她穿着防护服给居民发菜、做核酸，对镜头竖起拳头，后背上写着“加油”。“早日战胜疫情，待到春暖花开，我们要给彼此大大的拥抱”，她在文章结尾写道。

没等来春天，芬姐的爸爸和婆婆接连因新冠放开去世了。“谁让你做那劳什子。”有人在她的文章下留言嘲讽，她没有反驳，把这条留言截图存进了相册。她觉得那个人说得对。

“在盛世年华被害了”，她这样形容亲人的两场死亡。

两年来，芬姐无法释怀的地方在于，关于那场混乱的规模性死亡，家属至今没有得到国家给的说法，哪怕是一次公开默哀，一个道歉。

放开时期到底死了多少人？群里流传着各种猜测，五百万、上千万，但一定不是政府公布的数据。按照中国疾控中心的统计，放开政策发布后的两个月内，全国在院的新冠死亡人数约8万3千人。但《纽约时报》综合四个流行病学团队的研究估算，大陆放开后的两个月里可能有100万至150万人因新冠死亡。而在2023年7月，浙江省政府曾发布报告称，本年第一季度的火化遗体数同比增长72%。该报告很快被删除。

家属断定政府在数据上“撒谎”，因为多数群员的亲人不被医院承认是新冠去世。秋然是群员之一，她的爸爸生前没有基础病，感染新冠后就医，在去世前他的核酸检测转了阴性，医生判断死亡原因不能写新冠，因而不符合当地的新冠全额报销要求。“医生都说是按照新冠肺炎指南给你治疗的，怎么可能不是新冠？”但秋然没有力气去争，当时殡仪馆的火化名额紧张，一系列后事等着她办。

秋然不是个例，群里多数人拿到的死亡证明里，新冠都不是主因，取而代之的是“重症肺炎”、“心脏骤停”。对此，各地医生的说辞不同，有的说新冠逝者无法走正常的丧葬程序；有的开门见山，说“上面”有要求。

“永远不被承认的人祸，”群里有人评价，“这次的lbx都是不被认可的，连数据都算不上”。

在群的聊天记录中，“lbx”这个词估计出现过上千次。这不像常人认知里微信会监控的政治敏感词，但人们默契地使用缩写形式。群里的家属本处于不同的人生轨道，公务员、失业者、护士、餐厅厨师或海外移民。新冠放开以后，所有人意外共享了一种命运——在群里，他们将其称作“老百姓”，写作“lbx”。

“以前都说政治肮脏，我就想，反正咱一普通lbx，最多是多交点税，也脏不到咱们，谁知道lbx居然连生存的权利都被剥夺了。”有人这样说。

老百姓如何被定义？“就看老百姓和非老百姓之间隔的那条线划在哪里”，星星回答，“不是你是中产，家庭收入在百万以上，你就不是老百姓”。今年34岁的她出生于东部小县城，用十年在大城市挣来了车和房子，有份国企的工作，养育着两个孩子。她曾相信努力能改变命运，新冠放开后，她觉得那什么都不是。

星星认为划定“老百姓”的界线无关经济阶层，而是某种更难跨越的政治壁垒：“能在没放开的时候就了解到足够的信息，给家人提供足够的资源，除去这样的人以外，剩下的就是老百姓。”

群里流传着很多来源不明的说法：放开政策其实是政府谋划的养老金减负计划，又或者某些“高层”早有风声，提前备好了后来高价难求的“P药”（Paxlovid，由美国辉瑞公司开发的新冠治疗药物）。而最终来到这个群里的，无论贫富贵贱，大家都是“被国家抛弃”的老百姓。

图：Mantha Mok / 端传媒

星星此前加过普通的丧亲群，群里丧亲的原因各种各样，差异带来了隔阂与攻击。最后她选择回到新冠家属群，尽管每个人的出身和年龄不同，绝大多数人达成共识——新冠放开期间的感染去世，不是个体“正常的生老病死”，而是集体性的“人祸”。

“就算是车祸或意外死亡，也会有个说法，但（我们父母）这样无辜地走了，而且是人祸造成的，实在太冤，被害了还得不到追责，这才是最放不下的。”群里有人说。

对于这场被悬置的人祸，家属们始终在等一个“说法”，有人视之为一种解释、道理，“人没了，道理要讲清楚的，不然太冤了”。有人称其为“公道”，“可怜我们lbx被当成傻子耍，付出生命的代价还得不到一个公道”。

用“老百姓”来自我指代，人类学者项飚视之为普通人的“政治白话”，他指出这一看似不如“公民”成熟的自称表达着人们对政府的道义诉求。这种向上的道德控诉，在群里有着更直白的叫法：“冤”。芬姐告诉我，大家的父母都是“冤死的”。她多次在群里讲述父亲生前如何作为党员和国企干部，晒出爸爸的先进工作者证书，“结果（爸爸）连自己怎么走的都不知道”。

芬姐在内的一些家属愤怒于国家“骗”了老百姓，他们将去世的父母们称为有着共通点的“一代人”：集中在三十到五十年代出生，经历了新中国起步。有的父母生前曾就职于建设兵团、国企或公共教育系统。“国家不会骗我们的”，听到放开消息时，一位群员的父亲这样宽慰孩子的担忧，他相信放开是国家深思熟虑的结果。“他们在那个世界是不是也很伤心？被一直信赖的gj（注：国家）欺骗了”，父亲去世8个月后，这位群员在群里说。

与此同时，父母们习惯于自我奉献和忍耐，这一定程度造成了“沉默性肺炎”的普遍。有人回忆最初自己在房间隔离时，父亲坚持要进屋送饭，帮忙开窗通风。后来父亲感染，他总说“没什么大问题”，直到家里的血氧仪在一次测试中报警，家人才意识到父亲病情的严重。

三年饥荒、十年文革、八十年代计划生育，到老死于新冠放开。有人这样总结父母的一生。

“起码这个群承认了我们的痛苦。”

去年1月提交入群申请时，秋然是出于困惑：“当时就是想不明白，怎么会越治越差”。此前她在小红书上刷各种新冠病例，想找到更多相似经历的人。

但找到同类不意味着结束痛苦。秋然很快投身于激烈的复盘讨论。在群里，“复盘”指的是家属们一起回忆和分析放开时期的经历。我在2023年3月进群时，每天都能收到几百条关于复盘的群消息，讨论从早上六点持续到凌晨两点。

复盘确实让家属弄清了一些事，放开时各地的混乱图景在讨论中清晰起来，很多遭遇并非个例：新冠危害性在政府宣传中被弱化，死亡证明上不允许写新冠，医院没有足够的药物储备——原本分散而原子化的死亡，在不同人交织的讲述中汇集成集体性的死亡。

图：Mantha Mok / 端传媒

在群里交换信息后，秋然发现她的每一步都滞后了。她过去三年对新冠的认知都来源于主流宣传，放开政策公布的当天，她还和同事在午餐时把这件事当新闻讲，没有意识到要抢药或口罩。爸爸感染后，秋然以为送进医院就能安心，很快发现护士不会安装高流量的氧气设备。直到父亲病情恶化，她意识到问题严重，不得不“自救”——上小红书和抖音搜寻各种新冠治疗案例。而更多关于新冠的药物和各类指标，她是后来进家属群才了解到。

“不复盘难受，复盘更难受”，有人这么说。信息共享带来了新的悔恨，送医太晚、没及时抢药、送进或没送进ICU，每个人都在复盘中认领自己的罪状。随着群人数的增加，悔恨与悔恨之间建立起比较级。秋然坦言，她隐隐期待着某种对比带来的安慰。

“还有另一种情况，怎么说呢，”秋然的语气变得犹豫，“可能跟你有共同经历的人，你会得到一点安慰……他们可能各种方法和认知更全面，可能找了更好的医生，也还是这种结果”。

不同人通过对比建立起心理参照系，在座标轴上，星星常常充当被比较的对象，她被公认为做到了99%的努力：给感染的父亲用上了稀缺的叶克膜设备（又称“体外膜氧合器”），向公司请了整月的假期陪护，掏了七十万治疗费。

不同于多数人的后知后觉，星星懂医疗、反应快。2022年11月底，大陆发生反封控游行，星星立即从中嗅到了放开的信号。她嘱咐父母不要出门，但父母没放在心上。12月底父亲感染住院的当晚，星星联系北京的朋友买到了P药，由于快递停运，她请朋友连夜坐高铁把药送到本市。

“在走第一步的时候，我就预想到了第一百步怎么走”，她知道自己在和死神赛跑。当时的医院在她的记忆中形同地狱：医生打着点滴来查房，抢救室一晚上抬出过六具尸体，太平间存不下，只能堆在走廊上。星星分毫不敢松懈，她全程陪护，每隔4小时记录父亲的各项生命体征，用excel表列出指标变化以规划下一步治疗对策。赶在缺药潮之前，她囤好了各种药物存进医院冷库，这些药直到父亲去世都没用完。

2023年1月2日，中国北京，医院工作人员和一名亲戚将轮床上的一具尸体推出医院繁忙的急诊室。摄：Getty Images

尽管被不幸击中，家属们仍旧是普通人，复盘中难免发生分歧和冲突。

逝者年龄成了敏感话题，有人在群里哀悼90岁感染去世的双亲，引起几个亲人早逝的家属不满，指责她“不知足”、“在别人伤口上撒盐”。秋然退出过一个家属群，因为有人总是复述当时医院的场景细节，这让她想起父亲住院的情形。群员“缅怀父亲”每天重复着对政客的诅咒，有人受不了：“你有本事就冲过去把某些人杀了，那你是伟人，你在这边说有屁用啊。”

与之相伴，怀疑在滋生。有人质疑新冠疫苗的“毒性”，有人猜测新冠源于全球性的人口大清洗计划。一些人伺机而入，带货的、卖药的，声称有办法防止新冠后遗症或疫苗接种的副作用。星星在发现后把这些人踢出群，但无法避免有家属上当。“只要有伤口存在，一定有苍蝇蚊子来吸血”，她说。

渐渐的，有人呼吁停止复盘。事情过去大半年后，秋然有点受够了：“ 你多说也没有意义，其实它解决不了，只会让你越来越烦，越来越后悔……日子总要过，要往前看，你老是看过去也没有什么办法。”

但星星看法不同。她认为无论是“自我折磨”式的复盘，还是表达对决策者的憎恨， 都是人们尝试“跟这件事情和解”的不同方式。

人们对家属群的评价开始分裂为两派。“压抑”、“祥林嫂”、“负能量”，退群的人如此形容这里，他们指出回忆和悔恨无法改变现状。而在留下来的人口中，群被说成是“温暖的”、“包容的”。

星星属于后者：“虽然我们在群里表达了痛苦后，大家互相劝来劝去，没有任何实际帮助，但起码这个群承认了我们的痛苦，保留了我们表达痛苦的权利。”随着人员来去和时间流逝，她观察到留下来的人达成某种默契，比起鼓励彼此往前走，更多时候是“接纳彼此仍然有走不出来的时刻”。她视之为微信群和现实世界的不同之处——身边所有人都叫她往前看，只有群里人能理解对方的想不开。

芬姐的朋友希望她能早日走出伤痛，劝她退出家属群。“为什么要退？”她反问对方，“我们是一个相互取暖的大家庭。”

“郭嘉是谁？”

如今回过头看，星星总结，由于缺乏新冠治疗经验且病人太多，医生并不会详细规划病人的治疗流程，反而把主动权交给了家属，很多医疗决策需要家属主动提。

很多家属当下并不知道该怎么选。有群员告诉我，她在同意送爸爸进ICU的当天就后悔了：她不知道ICU不允许家属陪同，而插管治疗会导致病人无法说话。直到父亲去世后她才从医生那里得知，这一时期进ICU的新冠患者没有一个活下来。

父亲去世前，星星找到了肺部移植的团队，母亲劝她放弃，以精神不稳为由送她去强制住院，等她两个月后出院，父亲已经火化了。后来，她在知乎私信里发现了新冠家属群的邀请，这个群很快成为她唯一的沟通渠道。

“我想找到一个人告诉我，到底我错在哪了，但是我又很怕有人告诉我，真的是我哪个决定选错了。”在父亲走后的半年，星星几乎不和现实生活中的人聊天，包括丈夫和孩子，但在微信群里打了很多字。她抓住每个人问同一个问题：你当时是怎么做的。

同类的出现没有带来答案，反而引向新的无解的问题。随着群成员从她刚来的三十多人扩大到上百人，星星发现一个事实：很少有人能做到她的程度。星星复盘的结果是断定自己在治疗上没有遗憾。这成了她的痛苦所在——她用尽方法都没能救回父亲，但她甚至没有可以悔恨的地方。

时间一长，星星开始相信，她做不到的那1%是天命。看着大家日复一日的复盘，星星内心觉得新冠治疗根本不存在标准答案，不过这句话她没有发在聊天框里。她逐渐淡出了复盘讨论，“人只愿意相信自己相信的”，她想，而她选择相信新冠的死和个人基因有关。“是基因被选中了”，她换了种说法，“这个是命”。

图：Mantha Mok / 端传媒

但两年来，不是没人想过不认命。群里曾有人提议集体去政府楼前静坐抗议，或者举办一次线下悼念，但回应寥寥。有的说自己是公务员，怕闹事后拿不到退休金；有的有孩子要养，丢不起饭碗。“不是不想，谁不想啊，只是这种全国性的灾难，自认倒霉了。”

在讨说法这条路上，唐伟是走得最远的那个。“讨公道，首先得家属站出来要，不然等国家给，基本不太可能，”唐伟对群里的所有人说，“中国老百姓很奇怪的，最终都是忍气吞声，只有当大家都不忍气吞声的时候，你的人权才有机会落到实处。”父亲感染去世后，他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向当地卫健委申诉。

最初和唐伟接触，他给人的印象和群里一致，说话笃定、直来直去。中专毕业后他去大城市找工，疫情间在家待业了两年。他说自己没有其他家属的顾虑。“我已经穷得下不了锅了，我有什么害怕的，往前冲，直到有个结果为止”。

唐伟要的“公道”不是经济赔偿，是一种“理”。他的诉求很清楚：除了追责主治医院的失职以外，他想要政府部门对毫无准备的放开作出解释和道歉。

他没有人脉，就从抖音上找法律博主的科普视频学起。打市民投诉热线，写信访材料，蹲守政府大楼，他拒绝了医调委提议的赔偿，要求联防联控部给出说法。为了给政府施压，在这一年里，他“顶着巨大的愧疚心”，没有火化父亲的遗体。

当聊到申诉的细节，他流露出不常见的焦躁语气。这种情绪最初来自申诉过程的反复碰壁，信访主任说找不到上级部门，他火气一下上来，“是不是我要跑去跳楼才行”。一年多来，除了跑政府部门就是一人呆在家里，他察觉到自己的不对劲，去医院检查被确诊为抑郁症状。

现实中的亲戚朋友都劝他放弃，倒是群里人给了他更多支持。有人钦佩他的勇气，夸他条理清晰；有人受到鼓舞，请他分享申诉经历。不时有家属问他最新进展，他像第一个走出洞穴的人，人们好奇于他能走到哪一步。

但唐伟是个例，多数人没有想过冒险，一如很少有人像他那样在群暱称里用真名，家属各自怀有现实顾虑。除了咨询医疗问题外，秋然没加过群里人的好友，理由是“不想带入太多到现实生活”。群聊的匿名性让人安心，个体间似乎刻意维持着距离，我在约访时多次感受到边界的存在：一些人对我的靠近显出抗拒，只有少数接受了我的好友申请；有人在答应采访后反悔或不再回复；采访总是以电话形式，家属担忧露面会给现实生活带来风险。

然而群里不比外面安全，微信的审查规则不透明，任何一句话都可能引发问题。好几个人因为群里的发言被警察警告过，一次在大家聊到决策者时，群员打出过一个名字缩写。不久她被警察打电话叫去警局，封群、训诫，写保证书。不可以提那个人的名字，缩写也不行，这是警察告知的红线。

为了不让群再度消失，群员们开启了自我审查。“缅怀父亲”爱讨论政治，是群里发言最多的人之一，被警察请去“喝茶”后，他变得敏感，有人用词直白时他会要求撤回。此后他还是在群里大量地打字，但开始给语言编码：“牺牲”成了“xs”，“新冠病毒”变成“新g病d”，“老年人”写作“lnr”。他的表达越发晦涩，来自他人的回应少了，逐渐陷入某种自言自语。

有时，这种自我审查也闹出笑话。

“我爸爸之前就是听郭嘉的，抗着（病），去医院就是很不舒服了，”群里有人曾这样自述经历，“我不想相信自己的郭嘉是如此无情……我原来是那样爱着郭嘉（三个流泪的表情），心里难受，有着被背叛的感觉。”

下面有人回复：“弱弱问一句，郭嘉是谁？”

2022年11月25日高，一名男子在北京中央商务区附近一个几乎空无一人的十字路口等待时，戴著口罩以防止 COVID-19 的传播。摄：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为什么大勺子尽是捞底层老百姓？”

李杨常常梦到爸爸，梦里爸爸在责备她：为什么不给他吃药，害他去世了。“爸爸对不起”，她在梦里喊，这五个字后来变成她的群暱称，她不能接受父亲只活到70岁。

回忆和悔恨搅成一团，李杨在找一条出路，她想到了孟姑。

群员们经常提起“孟姑”，一位据说能通往阴间的道教灵媒。孟姑经营着小红书账号，并提供不同价位的服务：线下服务是3999元，能把逝者请到阳间来对话10分钟；299是线上服务，为活人去阴间看望逝者的情况，以微信文字反馈；79元可代替家属烧纸，代烧能让家属梦见逝者。

去年四月的某天，一个群员说自己花3999元去找了孟姑，他真的听到了去世的爷爷在说话，爷爷交代了临走时没来得及说的事。他告诉大家自己释怀了，随即退出群。虽然有人怀疑他是孟姑的托，但孟姑还是在群里火了。

那天夜里，李杨把孟姑发的小红书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另一个世界、转世、轮回，她希望这都是真的。她加了孟姑的微信，花299元预约了一次线上服务。沟通很顺利，孟姑要了她父亲的姓名、生日和忌日，选好日子，答应帮她下阴间看爸爸的情况。

约定当天，孟姑在微信上发来文字。她说自己去看了李杨的父亲，父亲在那边的状态不好，总想着给女儿托梦。孟姑算了李杨父亲的阳寿——70岁，正是他感染新冠的年龄。

孟姑告诉李杨，阳寿是固定的，她父亲的阳寿既然已尽，如果不是新冠也会因为别的事情去世，否则阳间“装不下”。李阳问孟姑，如果提前算出家人要走，你能不能救。孟姑回答生死注定，无法被人左右。

“阳寿到了”，后来李杨在群里几次重复这句话。她宁愿相信孟姑说的，“无论如何都会走”。这是父亲的命。

孟姑难道不是骗子吗？大家对此看法不一，但即便不信的人也承认，孟姑的话让人安慰。一些人陆续分享了请孟姑看望亲人的反馈，在她的描述里，地府很大，像集体宿舍，分为不同的殿和层。在那里，去世的父母过着阴寿，被阴司分配了不同的住所和工作：有的亲人跟着阴司“为新来的灵体盖宿舍”，有的“为本层的婴灵看管物资”——每位逝者都在另一个世界得到归属。孟姑曾告诉李杨，活人不该一直思念逝者，因为生者的过度怀念会让逝者的魂魄原地打转，魂魄会消耗能量并感到疼痛，这让李杨觉得孟姑善于开导。

太多的话来不及交代，人们从未料到新冠会在一个月内带走亲人，患者常常是带着呼吸罩或在无人陪伴的ICU里去世。有人找到孟姑，是为了问阴间的母亲有没有要嘱咐的，以及“想问她会不会怪我”。有人把想对爸爸说的话发给孟姑，请孟姑在父亲生日那天转达给他。一位群员自称曾是“唯物主义者”，爸爸走后，她开始研究孟姑的文章，在微信上找算卦人算父亲的近况。“我不相信父亲就是一捧灰没了，绝不信，”她说，“我必须相信有另一个世界”。

2022年12月31日，中國上海一家殯儀館後門的輪床上放著裹屍袋。攝：Qilai Shen/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哪怕自称能通行阴间的孟姑，她的亲人也没能逃过新冠放开。孟姑曾在社交平台上自述，她的家人在放开时期感染了新冠，她起卦算出对方阳寿将尽，最终放弃插管治疗。

对于那一时期的大规模去世，孟姑为家属们提供了另一种解释。

“很多因为XG（“新冠”）去世的，不接受、不甘心、痛苦、执念，我都理解，因为我的亲人同样在那个时期去世了。不要说您的家人没有基础病，怎么就没了，别人为什么就没事。”孟姑在小红书上这样写，这篇帖子很快被转发到了家属群。

按照孟姑的解释，新冠放开造成的死亡，其实是阴间在“大收人”，收走的基本是阳寿已尽的人，捞到谁就是谁，不分好坏。她用了一个比喻：“像拿个一个大勺子一样，成片成片地捞人，装满一勺子就带走！”

不过，并非所有人都接受“命”的解释。“那为什么大勺子尽是捞底层老百姓呢？这也有区别对待的？”有人在群里问。

Eve讨厌群里有关“命”的说法。她的外婆因新冠感染离世，母亲说这是外婆的命，Eve觉得可笑，她在自己的家庭群里大骂其他人的不作为。通过查阅SCI相关论文，咨询作为留美病毒学家的亲戚，她判断错在主治医生没有及时用药。去年12月，她正式对主治医师提告要求对方撤职。“我不信命，就是人祸”，她在群里说。

一些人钦佩Eve的魄力，但不是所有人都能锚定一个明确的责任方。况且，即使把责任归咎于政府或医院，人们还是无法回答，在无数感染者中怎么偏偏是自己的家人去世了。

在无止尽的群复盘中，Rita几近崩溃。如果把妈妈的逝世看作“人祸”，其中也有她的部分：疫情期间，她特地把六十多岁的妈妈接到海外，几个月后她判断疫情平稳，把妈妈送回国内，不久妈妈就感染新冠去世。Rita一度“复盘到疯掉”，如今她放弃了自我折磨。对于群里“新冠是人祸，不是命”的讲法，她开始相信，所谓的人祸也是一种命，“只有相信命运，才不觉得自己是个罪人”。

将死亡归咎于“命”，成了群里人相互安慰的说法——它给这场得不到官方说法的“人祸”提供了一种超越性的解释。“命”回应着人与人的偏差，也规避着反复的自我问责。

“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一个暱称为“永远想念爸爸”的人在群里感叹。但下一刻他说：“我恨我自己，如果多用心，也许爸爸不会走。”

“那么惨烈的几年，好像一瞬间不存在了。”

一场公共传染病的责任最终落在每个家庭头上，创伤也只能在家庭内部消化。悖论在于，家往往是对死亡隐而不谈的地方。

家属群的人集中于三四十岁，多数是女性，大部分已婚育。不同于甚少谈论家庭的男群员， 女性时常在群里提起自己的丈夫和孩子，作为家庭的照护者，责任总是推着她们往前走，即使那些责任有时难以承受。

秋然多次在群里提到和丈夫的摩擦。42岁的她是家里的独生女，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工作之余她照顾着一家老小：去年初她忙着照顾感染新冠的儿子，疏忽了爸爸的病情；父亲住院的十三天里她全程请假照顾。父亲走后，她把母亲接到自己家来住。

随着时间变化，在家里提起父亲的去世变得困难。她有时和妈妈聊起，但不敢多提，怕妈妈伤心。她问儿子想不想外公，14岁的男孩沉默着看不出情绪。

和丈夫，两人一开始是同步的，父亲住院时秋然陪护，丈夫帮着找药和送饭。分歧显露在父亲去世后。秋然在家里提起父亲，丈夫最初会安慰，三个月后他开始不耐烦，说她矫情。加上她母亲来借住时难免有摩擦，一次吵架时丈夫说她，怎么这么久了你还没走出来。两人冷战了好几天。

“我现在连老公也不讲了，根本没法共情”，秋然在群里发，好几个妈妈说感受相似。情绪要自己消化，有时上着班，周围每个人坐在自己的格子间里，秋然沉默地哭一会儿，没有人发现。

2022年11月25日，中国北京，一名戴著口罩的女士走过一条几乎空无一人的街道。摄：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秋然发现，群里很多人和她有一样的表达方式，“不是在跟某个人去聊”，而是“自己在跟自己说话”：“比如回忆我爸以前怎么样，之前治疗怎么样，有共鸣的人可能回应下，但更多时候我是在把这个东西讲出来，有个地方让我讲，讲出来我舒服了。”

星星同样是两个孩子的母亲，我们没有见过面，从几次通话的背景音里，可以听出她很忙：有时在接送小孩去兴趣班的路途中，她才能抽出空和我打电话；遇上孩子临时要妈妈辅导作业，通话就得中断。

过去两年，她把整件事情翻来覆去想，“每个环节都想透了”。时间没有给她带来愈合，她习惯了与伤口共存。在每次通话时，星星如同一位握着手术刀的医生，冷静解剖着她的人生，给我讲解那些坏死的部分。

“你还年轻没结婚，你可能体会不到。”电话里，她耐心解释婚育如何改变一个女人的身份。

她把爸爸的头发做成吊坠项链，小臂上纹他的名字缩写，过去两年里，她每天都想起爸爸。但生活不可以停下来。在现实世界里，她形容自己要“扮演”：面对母亲，她要做尽孝的女儿；孩子面前，她要当尽责的母亲。按她的话说，她“把自己当一个App来用”：“假如儿子有作业做不来，上一秒我可能还在想死了算了，下一秒我得给他查出来。”

父亲是她最珍视的人。她6岁时父亲载她骑自行车，撞上一辆拖拉机，在机器的传送皮带把女儿卷进去的前一刻，爸爸把脚伸进去撑住，用一条腿换回了女儿。27年后她没能救回感染新冠的父亲，这对她造成了致命的打击。

她会不忌讳地在母亲、丈夫和孩子面前跟我通话，她不想再在家人面前掩饰自己。有次挂断电话，母亲劝她不要跟外人讲这些事。她有过顾虑，但觉得讲述和被记录或许是一个出口，“我希望有人知道我爸爸来过”。

按照父母的期待，她在22岁和丈夫结婚，24岁变成两个孩子的妈妈。扮演得太尽责，亲戚们似乎忘了她在更长时间里是爸爸的女儿，劝她的话都是，“你还有两个儿子，要打起精神来”。他们不知道她是会在新冠群里说“对人生厌倦到想吐”的人。星星理解长辈的好意，但她不再参加任何亲戚聚会，她怕彼此都难受。

“我已经没有办法在现实世界里跟任何人说这件事情了，包括我的家人，对大家来说，它都过去了”，星星说。

说到一半，接连的猫叫打断她的讲述。她在电话那头对丈夫说，我在和朋友打电话，你把它抱出去，不要来吵。随即她转向听筒，像半开玩笑：好想把老公和猫打包丢掉。

现实责任推着她往前，其实她从未离开过父亲去世的那天。她在家属群里的暱称是“等爸爸回家”，在小红书上，她每天在个人简介里更新着父亲离开的天数，她感觉自己面对周围人时变得冷漠封闭。

但星星知道群里人记挂着她。在她的微信列表里，家属群被设为比工作群更靠前的置顶聊天。素未谋面的人在这里相互照看，她反复感染新冠，去年生病的一段时间没在群里露面，大家纷纷问她情况，还有同城的群友跑去医院看望；低落时问谁能聊会儿天，立刻有人来私聊她。哪怕没有话要说，她也不时出现在群里，为的是给大家“报平安”。

只是，问题仍在那里，现实中的身份持续拉扯着她。在最平常的时刻，弦会突然崩断。

2023年4月18日，中国北京一个繁忙的零售购物区，人们走过一个大型广告板。摄：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今年十月，星星有过一次离家出走。那是国庆节期间，她带着家人去的新城区看灯光秀，这一带在城中村拆迁后开发为崭新商业区。当晚，江边挤满外地游客，成群高楼接连亮灯，拼出“祝福75周年”的字样，空中有无人机给恋人表白。八点半，音乐喷泉开始了，随着摇动的水柱响起的是Adele “Rolling in the deep” ，星星一下子听出来，那是爸爸的手机铃声。

她突然冒出一个念头，如果爸爸在旁边一定会得意地凑过来说，你看你老爸多有品味。但身边没有人。她回头望，她的两个孩子站在不远处，手里玩着15块钱买来的竹蜻蜓，母亲在一旁笑着给他们录视频。周围每个人都是新冠的幸存者，他们高举手机拍照，脸上洋溢着快乐。

那一刻，她被愤怒扼住喉咙。所有人都在庆祝国家75岁生日时，只有她在想自己的爸爸也本该活到75岁。连家人的快乐也变得难以忍受。“我有种错觉，那么惨烈的几年，好像一瞬间不存在了……我最伤心的一点是这些不被承认的，不被数据统计的人，真的被这个世界忘掉了，而且是以很惨烈的方式被抛弃掉了，他们被抹杀掉了，你知道吗？”

情绪无法消化时，她选择了逃离。

第二天晚上，她一个人去看了爸爸。墓园在近郊的山里，坐地铁再打车花了一个半小时。夜里的墓地伸手不见五指，她打开手机电筒，借着光找到那块茶树下的墓。

爸爸在县城当了一辈子数学老师，墓碑做成了书卷状。她靠着爸爸，在泥土地里平躺了下来，四周寂静无人，这是世界上最让她安心的地方。旁边就是她自己的墓地，墓碑上已经刻好她的名字——给父亲买墓的那天她就看好这里，但当地对给活人买墓有限制，她在历经一次心肌炎抢救后拿着病危通知书才如愿买到。

两块墓紧紧相邻，她决心不再和爸爸分开。夜里的气温只有17度左右，下过雨，山上空气湿凉，她在墓地里静静躺着，头顶的星空很美很亮，她看了很久。

这不是她第一次出走，那天夜里儿子发现她不见了，星星的母亲随即报了警，墓地经理上山找到了她。回到家后母亲对她说，为什么这么自暴自弃，你这样我会很伤心。

离家前她没有通知家人，但在群里说过。后来群里的人们问她，去了墓地后心情有没有好转，有没有梦见爸爸。

关于微信群和现实生活，“这就是区别”，星星笑着说。

在星星、秋然的讲述中，我时常看见自己的妈妈。她和她们一样既是母亲也是女儿。

2022年底的冬天，新冠击倒了我的外公，在他住院后期，妈妈和姨妈24小时轮流陪护；当新冠病毒在肺部扩散，病人会如溺水般慢慢窒息，外公几次请求两位女儿给他安乐。

殡仪馆被禁止举办葬礼，外公去世的那天，家属不得不回家等火化通知。再往后，我们和所有人一样外出旅游，拍表情愉快的合照。我们很少再提起那些伤痛的记忆。照片里留下显眼的空缺。

被悬置的道别成为日常生活里的幽灵。妈妈会在做了一桌菜后突然说“如果你外公在就好了”。几个月前姨妈打电话告诉妈妈，她在路上看见和外公长得一模一样的人。我的妈妈和姨妈，她们和现实中的绝大多数新冠丧亲者一样，没有找到家属微信群。

图：Mantha Mok / 端传媒

如今打开微信列表，面对家属群99+的消息提醒，我时常会划走，选择其他聊天框。是否点开这个群，变成一次次选择，它意味着你是否愿意再度回到两年前的痛苦记忆里，尤其当你正在重新开放的世界里旅游，或享受着和朋友相聚的时刻。

有人选择不回来了。一些决心摆脱过去的家属退出了群，通常是无声的，体现在群名后的人数变化上。少数人会在退群前发一大段话，鼓励剩下的人早日走出来，这些话很少得到回应，被消息冲刷走。

皮皮把群聊设置成免打扰的折叠模式。疫情结束后，由于工作上的变动，她去了海外学习和生活，近一年来她几乎没在群里出现：“看了（群）就会很伤心，你还是会想起这些事情，我觉得它现在只能我正常的生活带来负面的影响。”只有偶尔，深夜躺在床上时，她会忍不住点开群聊，把消息从头看到尾，然后点击右上角清空所有记录。

对皮皮而言，往前走不是跨过伤痛，而是带着伤痛走下去。她一度想过退群，选择留下是想“保留一种联系”：世界上不是只有她一个人还在为这件事伤心。姥姥去世后，皮皮感到妈妈把生活重心偏向了自己，盼望女儿过上有确定性的人生。毕业后要不要考公务员，是否结婚生子，生活的具体选择让皮皮困惑。但有件事是明确想做的，她想去安宁病房做志愿者，这是在姥姥住院去世后萌生的念头。她希望当一个人无法选择活下来时，能选择有尊严地离去，以减少亲人的遗憾。

新冠影响着母亲们对下一代的期望。一位妈妈把“鸡娃”形容为“仅剩的信念”，在经历新冠放开的医疗挤兑后，她决心要让孩子“跨越阶层”。“读所谓的985名校，无非就是不跌落阶层，保底，继续做社会螺丝钉。”她在群里和其他妈妈分享着育儿观，她不希望后代和她一样“陷入中等收入的陷阱”，并为七岁的儿子规划好出国读大学的道路。

秋然不盼望孩子出人头地，如今她觉得孩子只要健康就好。她偶尔和群里人聊起家事，譬如妈妈如何变得独立，或自己体检查出乳腺结节。但多数时候她不再出现在群里，我常在微信朋友圈里看到她陪孩子出游、做手工的照片。

群消息的震动提醒越来越少，很少再有新的家属进来，星星感受到人们在陆续离开。每次封群后，总有几个人婉拒她发来的新群邀请，有人说自己“好像能稍微往前看了”。面对退群的人，星星从最初的复杂情绪逐渐过渡到坦然，不是所有人都要把后半生葬送在这件事上，她告诉自己。

“希望大家用温暖的怀抱迎接每一位新来的朋友，也能用真挚的祝福送别每一位伙伴”，星星在群公告里这样写，她希望留在这里的人慢慢变少。

星星有一天会退群吗？她被问题逗笑了：“我退群肯定是因为我挂了。”她相信自己是被留到最后的那个人。

唐伟为父亲讨公道的历程，在今年4月迎来了结局。经过长达一年半的行政投诉后，卫健委最终判定责任在主治医院，让医院给出20万经济赔偿。尽管他多次要求见当地的联防联控部人员，对方始终没有露面，也没有给出他想要的道歉。唐伟觉得，谈不上讨到公道，但这多少“是个结果”。唐伟在申诉期间没有收入，靠亲友接济才还上房租，他最后放弃进一步上诉。

“我有一种更愧疚的感觉，就是我拿了钱就不去追究这件事情了。你做出了这个选择，但你又没得选择，所以你又只能忍受这种痛苦了，”电话里，唐伟的声音像在自言自语，“但最起码我有个结果了，我觉得不过去好像也没法继续再追究下去了，你只能让它过去。”

结案的当月，他火化并安葬了父亲。接下来他打算重新找工作、交新朋友，“把不好的记忆慢慢磨掉”。

历史最终给出了它的说法。今年五月有人发现，新冠肺炎已经被写入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初中历史教材，过去的三年被缩写为纸面一角的小段话。在这段约130字的总结中，疫情被比喻为一场战争，人民的生命健康得到了最大限度的保护，“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积极成果”。

这张照片被转发在群里，对家属而言，这个结果并不意外。此前的采访中，几乎每个人都告诉我，历史不会给出公正的叙事。而他们愿意向我讲述，则出于同一个原因：希望有人能记得。

唯有皮皮是乐观的：“我觉得总归有这么一天，当我们也都变成历史的时候，或许大家能把这段时期放在阳光底下聊，发现没有大家想得那么容易，很多家庭承受了非常多痛苦，它不是一个所谓的victory（胜利），它很悲痛，并不欢乐，也不值得高兴。”

群里组织过一场集体哀悼，去年父亲节前夕，有人发起微信群的文字接龙功能，邀请大家纪念逝亲。一共80多个人参加，每个暱称后面跟着一句对逝者的悼念，长短不一，像一条迟来的集体讣告。

几个月前，秋然去寺庙给爸爸做了牌位和超度，在近5个小时的仪式里，秋然和家人随着师傅的念诵对逝者叩拜。仪式结束后，师傅将她爸爸的牌位和爷爷奶奶的摆放在同一处。看亲人在另一个地方团聚，秋然心里安定了很多。一个月后她久违地梦到爸爸，她和爸爸在庙里相遇，爸爸看来气色很好，不像临终时的枯瘦。他笑着对女儿说一切都好，你放心吧。

“我觉得我爸好像没有走，”秋然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他只是去了别的地方，感觉他还在”。

有件事她一直记得。订牌位的那天，她和家人坐在寺庙的院子里，一只蝴蝶飞了过来，一直围绕着她，赶也赶不走。

不止一个人见过那只蝴蝶。数月前的某天，家属群的群主发了小段话，她说自己有一天带着孩子去母亲家吃饭，有只黑蝴蝶从楼下飞来。回程路上，那只蝴蝶又出现了，围着她和儿子打转。

这段话读着没头没尾，没有引起注意，淹没在聊天框里。群里仍在聊着先前讨论的灵媒、祭祀习俗和假期安排。

半小时后，一个人打捞起这段话。她引用并回复了这条消息。她说，那一定是你爸爸。

（文中所有受访者名字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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