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花、子弹与沉默：获诺贝尔和平奖的报社主编，和他身后的俄罗斯调查新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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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赞助设立，近二十年共六名记者被暗杀，《新报》和它的主编穆拉托夫，是如何在当代俄罗斯生存到今天的？

2009年1月21日，俄罗斯最大独立报《新报》（Novaja Gazeta）的总编辑德米特里•穆拉托夫 （Dmitry Muratov）与抗议者一起举著标语，上面写著被杀害的俄罗斯人权律师Stanislav Markelov（左）、记者Anastasia Baburova（右），同时还有一个标牌显示另一名被暗杀的《新报》记者Anna Politkovskaja。 摄：Sean Gallup/Getty Images

“这是属于我牺牲的同事们的奖章，至于他们在社交网络上写的那些东西——我他妈的不在乎。”10月8日，在诺贝尔和平奖被授予两位分别在俄罗斯和菲律宾的记者的消息传出后，其中的俄罗斯获奖者、《新报》（Новая газета）主编德米特里·穆拉托夫（Dmitry Muratov）在与新媒体《美杜莎》的采访当中说。

他是历史上第三个获得这一荣誉的俄罗斯人，或许也是舆论层面遭遇非议最多的一位。

比起四十五年前的苏联科学院院士、核物理学家安德烈·萨哈罗夫（Andrey Sakharov）和三十年前的苏联总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穆拉托夫这次获得的和平奖很显然更多带有象征意义：穆拉托夫的主要职业身份仅仅是《新报》主编，他的主要成就亦在于此，正如他自己所说，是《新报》，是曾为《新报》工作或仍在为《新报》奔走的所有人共同获得了这一荣誉，这是授给编辑部的奖章，“130位诺贝尔奖获奖者每天经过走廊。”但与之同时，在今天政治光谱空前模糊、政治压力却空前严峻的俄罗斯，获奖后的穆拉托夫，甚至是整个《新报》，仍不免遭遇来自各方的质疑目光——彭博社知名记者伯尔什德斯基毫不客气地表示，这次授奖是一个“完全错误的信号”，独立派媒体在打量《新报》会否因为诺贝尔奖而被列入“外国代理人”名单，而大多数人眼中更为热门的获奖人选、如今业已下狱的反对派领袖纳瓦利内（Alexei Navalny），则与他的大多数团队成员一起，在诺奖公布后至今的几天中维持着并不友好的沉默。

诺奖势必会改写穆拉托夫和《新报》在如今俄罗斯政治环境中的地位，并从而部分地改变俄罗斯政治环境，但问题是，改向何方？

2021年10月 8日，俄罗斯最大独立报《新报》（Novaja Gazeta）的总编辑德米特里•穆拉托夫 （Dmitry Muratov）成为了2021年诺贝尔和平奖两位获奖者之一，同事于办公室为其庆祝。

摄：Alexander Zemlianichenko/AP/达志影像

凭借戈尔巴乔夫改革后媒体骤然获得的自由空间、新近解密的档案和开放的言路，“调查记者”这一新生事物在苏联末年发挥了巨大作用。

《新报》创立于1993年4月，其诞生源自前身媒体《共青团真理报》的一次分裂。

与苏联最后十年里共青团成为众多经济改革的试验田相对应，《共青团真理报》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也成为戈尔巴乔夫改革的主要思想阵地之一。1987年，时年26岁的穆拉托夫离开家乡萨马拉来到莫斯科，加入了当时蒸蒸日上的《共青团真理报》。

凭借戈尔巴乔夫改革后媒体骤然获得的自由空间、新近解密的档案和开放的言路，“调查记者”这一新生事物在苏联末年发挥了巨大作用，也成为穆拉托夫和与他同辈的整整一代媒体人职业生涯得以腾飞的起点。直到苏联解体前，《共青团真理报》都是莫斯科调查报道的一座重镇，但随着苏联解体后经济重负接踵而来，报社面临的生存问题日益严峻，争执随之爆发：为了挣钱打算将报纸改革为都市小报的苏格尔金赢了，希望坚持调查报道路线的穆拉托夫随后率部出走。

1993年，这些从过去的《共青团真理报》走出的老记者共同创立了《新日报》，穆拉托夫任副主编，已不再是国家领导人的戈尔巴乔夫捐出了自己诺贝尔和平奖奖金的一部分，为报社购买了第一台电脑。新的报纸关注政治、腐败和车臣发生的战争罪。1994年第一次车臣战争期间，穆拉托夫以特聘记者身份派驻车臣一年，1995年返回莫斯科后即获任主编职务，《新日报》也由此改名《新报》。这个名字、穆拉托夫的主编身份和报纸的关注话题都延续至今。

整个九十年代，当大部分媒体同行卖身于各路财团，开始尝试更为娱乐和商业的运营路线，《新报》孤独地在车臣局势中投入了巨大精力，而窘迫的财政状况从未得到根本改观。谢菲尔德大学新闻系教师伊利亚·亚伯罗科夫（Ilya Yablokov）在其专栏文章中透露，穆拉托夫在不久前与他的采访中提及，九十年代《新报》曾多次濒临破产，长期无法正常发放工资。与此同时，由于大量刊发对于商业贿赂、权力腐败等方面的尖锐调查报道，《新报》还多次被寡头与权贵告上过法庭。

这是一段在无人问津中苦苦挣扎的日子。直到2000年以后，戈尔巴乔夫自掏腰包，与银行家亚历山大·列别杰夫（Alexander Lebedev）一起提供了直接资金支持，才使得《新报》现金流稍趋稳定。

鲜花与子弹

2000年至今已有六位记者是在相对明确的情况下死于因报道招致的蓄意谋杀，除了既遂犯罪，《新报》编辑部还多次收到各种形式的死亡威胁和内含不明物质的匿名信件，绝大多数案件至今悬而未决。

2006年10月7日，《新报》著名记者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娅（Anna Politkovskaya）在自己位于莫斯科住处的大楼入口处遭人冷枪暗杀。她不是俄罗斯第一个遭遇暗杀的记者，也不是《新报》第一个遭遇暗杀的记者，甚至这一次暗杀也不是她自己所遭遇的第一次，但这次暗杀事件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最为强烈的愤慨，《新报》也由此以一种颇为悲壮的形象赢得了国际声名。

与穆拉托夫一样，波利特科夫斯卡娅同样是跟随着改革脚步踏上新闻职业道路的“那一代”记者，也是俄罗斯“新新闻”的代表人物：书写大事件中的普通人。在遇害前的六年里，她的作品在国内外赢得了无数奖项，直到今天仍是第二次车臣战争最重要的第一手资料。

俄罗斯记者Anna Politkovskaya是一位备受尊敬的调查记者，曾撰写报导车臣战争残酷，于 2006年10月7日被谋杀。摄：Novaya Gazeta/Epsilon/Getty Images

因为她的死，俄罗斯国内外启动了多项维护记者权利、督促俄罗斯政府严查“有罪不罚”现象的倡议和长期项目，但此后的十五年，这起案件始终没有实质性进展，直到今年10月7日，也即诺奖公布的前一天，《新报》仍在用整个版面的系列报道试图推动对真凶的调查。

类似的悲剧同样出现在其他人身上。波利特科夫斯卡娅死后两年零四个月，《新报》另一位记者阿纳斯塔西娅·巴布罗娃与俄罗斯律师斯坦尼斯拉夫·马尔克洛夫，在莫斯科举行一次有关俄罗斯军队在车臣的虐待事件的新闻发布会时遭枪手当场枪击身亡。又六个月后，《新报》撰稿人娜塔莉娅·埃斯捷米罗娃在车臣首府格罗兹尼遭人绑架，数小时后发现已遭枪杀。

自九十年代起俄罗斯就是全世界对记者而言最不安全的地区之一，普京时代的来临并未给记者的人身安全问题带来实质性的改善，而《新报》，又是近年遇袭最多的媒体：2000年至今已有六位记者是在相对明确的情况下死于因报道招致的蓄意谋杀，除了既遂犯罪，《新报》编辑部还多次收到各种形式的死亡威胁和内含不明物质的匿名信件，绝大多数案件至今悬而未决。

幕后的赞助商

穆拉托夫与“另一边”人物的私交也不算是什么新鲜事：它们天然地属于当代俄罗斯错综交互的精英关系网络，或许也正是帮助《新报》二十八年屹立不倒的因素之一。

2015年，由于亚历山大·列别杰夫迫于自身财务状况决定撤资，《新报》再一次陷入资金窘境，穆拉托夫甚至在采访中主动透露，编辑部正在考虑停刊纸质版。

对于俄罗斯媒体行业，这是另一段堪称翻天覆地的时期，互联网的冲击导致大量纸媒停刊，在原就面临资本格局洗牌、媒体财团纷纷解散这一国家背景的俄罗斯媒体界，网络带来的打击更为沉重：广告费用和销量均出现急剧下滑、线下售卖网络濒临破产，而如果考虑到此时克林姆林宫正在有选择地为容易“为己所用”的媒体提供财政支持，事情看上去就更像是一次按照政治站位进行的人为拣选。

但《新报》坚持了下来，尽管销量不断下滑，依然维持住了一周三期的发行频率。

2019年，新独立媒体项目《Proekt》刊发了一份调查报道，称《新报》真正的赞助商是Yota 的前合伙人、被认为与RosTec公司负责人切梅佐夫关系密切的商人谢尔盖·阿多尼耶夫（Sergey Adonyev），作为交换，报社对于与切梅佐夫和RosTec公司相关的报道存在特殊审查程序。穆拉托夫断然否认了收取资金并启动特殊审查等消息，但《新报》随后的正式回应证实了阿多尼耶夫的赞助商身份。

相关的腐败网络分析一再表明了阿多尼耶夫嵌入俄罗斯政治“内圈”关系网络之深，他曾出借自己的私人游艇给普京的前办公厅主任安东·瓦伊诺，而切梅佐夫作为“内圈”中无可置疑的核心人物之一，更多年作为阿多尼耶夫的背后人物相偕出现。

认为《新报》已被权力收买的推论显然是不公平的，除了赞助所得（个人捐款），报社的收入来源还包括业务收入和读者众筹，并且它直到目前仍在财务泥淖中艰难挣扎。另一方面，即使在此之前，穆拉托夫与“另一边”人物的私交也不算是什么新鲜事：它们天然地属于当代俄罗斯错综交互的精英关系网络，或许也正是帮助《新报》二十八年屹立不倒的因素之一。从苏联末期的新知识一代中走出的，不仅有日后的名记者和独立知识分子，也同样有当局建制派中的骨干，更何况，类似的暧昧关系在此前的十余年中至少曾经是克林姆林宫刻意扶植的。

然而，这一切在今天又不能不成为一个问题。

2016年10月7日，《新报》著名记者Anna Politkovskaya于 2006 年被枪杀，十年后， 她的相片贴了在《新报》办公室的窗户上作纪念。摄：Anton Podgaiko\TASS via Getty Images

最后的幸存者

诺贝尔和平奖或许能够改善一点点《新报》记者和编辑在人身安全方面的境遇，但除此之外，还有什么？

10月8日诺奖公布后，自克林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起，俄罗斯各层级政治和文化名流均对穆拉托夫的获奖表示了祝贺，佩斯科夫在其祝贺词中表示，穆拉托夫“始终按照自己的理想进行工作，致力于实现理想，并在过程中展现出才华与勇气”。彭博社记者伯尔什德斯基对此尖锐地指出，几年前同样对克宫抱有异议的白俄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克宫曾明确表示过“不会祝贺她”。

当晚奖项公布仅约两小时后，俄司法部公布了最新一批“外国代理人”媒体名单。最近两年，这已经成为俄罗斯政府压制非官方口径媒体的惯用手法，或许并非巧合，在这份名单数轮扩张之后，如今《新报》已经成为全部稍有影响力的独立媒体阵营内唯一一个尚未被认定为“外国代理人”的幸存者。

一个月前，另一位知名独立媒体人阿列克谢·维涅季克托夫（Alexei Venediktov）刚刚经历过一次堪称“人设崩塌”的信任危机，由于同意出面为莫斯科地区杜马选举电子投票部分担任监督人，但后者的计票和汇总结果数经延迟，成为本届杜马选举中最大争议点，维涅季克托夫既无权限主持对于诸多疑点的调查，显然也没有向上发起投诉的权力，最终只沦为各界眼中为当局合法性所用的“橡皮图章”。巧合的是，穆拉托夫与维涅季克托夫也是维持着多年关系的密友。

而如今，问题轮到了《新报》——毫无疑问，诺贝尔和平奖将显著改写穆拉托夫和《新报》在俄罗斯文化界、以及可能还有俄罗斯自由派阵营内的地位，或许，也能够改善一点点《新报》记者和编辑在人身安全方面的境遇，但除此之外，还有什么？

（纳杰日达，俄罗斯政治与网络文化观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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