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上野千鹤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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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上野千鹤子和我们都不知道,几个月后她和中国女性的一场对话将在中文互联网引起轩然大波。我们依然谈起了「女权主义为什么不能让我幸福」的话题。

即便是隔着国境,上野似乎也很懂这种困惑,「相比起我的时代,现在女性的选择变多了,但也被要求满足所有的社会规范,工作要成功、要结婚、要生小孩、要满足社会对成功的定型印象,这是我们痛苦的根源。从前只有儿子才有守墓的责任,现在女儿也变成了被期待的对象,父母会说:『努力就能行,你为什么不努力呢?』什么都想要,女人也想赢,是新自由主义价值观,不是女权主义。这种成功被认为是女权主义的目标,完全搞错了。女权主义就是要你从社会规范中挣脱出来,变自由。女权主义者只是想从被强加的规范中解脱而已。」

文|刘璐

编辑|姚璐

图|受访者提供

上野千鹤子和中国

和很多人经历的一样,上野千鹤子也准时出现在了我的电脑屏幕上。熟悉的红色头发和黑色上衣,以及上野千鹤子式的轻快声音。

这是2022年的年末。镜头之外看不到的地方,上野告诉我,她经历了一场骨折,自己成功加入了高龄者的「压迫性骨折跌倒组」,此刻她的腰间正围着一个腰部保护器具。74岁,上野马上就要步入日本社会的后期高龄者的阶段,她将享受全新的介护保险制度(日本一项以社会保险的方式支持高龄者介护的公共保险制度),感受这个阶段自我和社会的变化。

接受完《人物》的访问之后,她又要马不停蹄地加入下一场学术讨论。那是一场关于女性士兵的讨论,参与者从20多岁的女大学生到作为学术前辈的上野千鹤子,跨越近半个世纪的年龄差。她们讨论的是一道有些复杂的议题,对上野来说也有些为难,女性和战争应该是什么关系,女性如果能像男性一样去战场打仗,是不是就能实现「平等」?

具体的生命经验和锐利的观念讨论交织在她的生活当中,并且一贯如此。

第一次接触到上野千鹤子时,我正坐在北京五环外的一辆出租车上。我26岁,读到她在东京大学开学典礼上的演讲,迎头而来的一句是「你们应该都是抱着努力就有回报的信念来到这里的。可是,等待你们的是即使努力也得不到公平回报的社会」。那是2019年,俄乌战争还没有发生,离新冠在全球爆发还有不到一年时间,我周围的环境在激烈地、直线式地向前发展。虽然努力没有回报的故事每天都在我的眼前上演,把这个残酷现实用如此直白的话语在这样的场合说出来,我还是第一次见,我在车上深深吸了一口气。

上野的演讲也受到了一些批判,有东大的学生对上野说:「在那样发表祝辞的场合阐述自己的思想,我是有点反感的。」但这场演讲的影响力我想还是掀起了深刻又长久的波纹,至少当在挤早高峰的某个瞬间,在内心受到挫折的某个瞬间,心里会回响起那句,「请你们不要逞强,勇敢承认自己的弱点,互相支撑着活下去」。

她在日本念出的句子,在今天精准回应了很多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女性的焦虑。在《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中,她引入了「无偿劳动」的概念,揭穿关于家事劳动的一些女性神话;在《厌女》中,她选择用「厌女」这个冒犯的词,形容女性从古至今呼吸过的空气;2022年,上野千鹤子与铃木凉美的书信对话集《始于极限》被翻译成中文,书中两人袒露心扉,谈及自我与男性的关系、与家庭的关系、与母亲的关系,将那些仍纠葛不清甚至有些羞耻的自我展现给对方与读者。

上野的书在中国成为了畅销书,就像30多年前在日本一样。在经历了高速的经济成长和社会变迁后,中国女性拥有越来越多的自由,但这自由也伴随着代价。女性被看见,被赞美,但也被要求,被定义。两套脚本并存在女性的生活之中,女人可以去向何处的疑问弥散在日常中。

也是基于此,近两年上野接受了很多中国媒体的采访,她也在这些采访中感受着今天中国社会的空气。她认为,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拜金主义,成功渴望,旁若无人的上升希望,不加掩饰的欲望,如影随形,呼啸而来,日本也有过这样的时候。

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天真轻浮的幸福感漂浮在空中,每个人都在跳迪斯科,「男女都很开心,我也是跳着迪斯科来东京的」,上野对我说。在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年代,人们的现实里都充满了向上走的「理想」,后来人们才知道向上走的理想会结束,远方不再存在。

1985年,日本颁布《男女机会均等法》,也在同一年通过了《劳动者派遣事业法》,越来越多的女性离开家庭开始工作,女性有了收入,不用依靠别人就能满足自己的欲望,洋洋洒洒走进消费社会。

她成长在一个高速向上发展的日本社会,人生就乘在发展的浪上。在《男女机会均等法》出台的3年前,她出版了她的第一本书《性感女孩大研究》,这一年她34岁。书的封面是一个穿着连体紧身衣的女孩在做倒立。这本书以一种通俗的口吻解析戈夫曼的「符号论」——消费世界里充满欲望的广告、女人半张的嘴唇、诱惑的眼神、曲线的身体、社会要求女性表演出来的女性气质,以及男性想要表演的男性气质。男女身上的「社会性外衣」被上野千鹤子用笔剥掉。

她上电视节目,写专栏,烫不同的发型,穿时髦的衣服,也写黄段子,被男性杂志和男性知识分子频繁邀请写评论。那时候,女权主义与商业主义一起在日本被推广开来,书上只要打上「女权主义」的标签就约等于「畅销」。后现代思想成为潮流,学术像时尚一样被消费。

三十岁的上野千鹤子

泡沫经济破灭后,她说自己是泡沫经济的共犯。「那是什么意思?」我问,「那时候的消费文化,我顺势乘上去了。我把它作为研究对象,还觉得那很有趣,和它同床共枕。在时代中活着就是这么一回事吧。」

1988年,上野千鹤子第一次到中国。当时日本的女权主义者正在争取脱掉裙子,脱掉高跟鞋,摆脱女性气质的规训。而中国正处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上海街头的女性脱掉了千篇一律的灰蓝衣衫,想要穿上高跟鞋和迷你裙。日本的家庭主妇正想走出家庭,而中国正在兴起「妇女回家」。「历史真是一个讽刺的东西」,上野千鹤子当时想:「想穿高跟鞋的女性会认同我们吗?」

历史蜿蜒发展。后来中国经历了高速发展的几十年,日本经历了泡沫经济的破灭。《男女机会均等法》颁布时,女性被分割成了赞成与反对的对立两端,十几年后上野千鹤子等人一起回顾这部法律为日本带来了什么,才发现法律出台的1985年,可以被称为「日本女性贫困元年」。上野还目睹了柏林墙倒塌,东德和西德在阵痛中融合变动,人们目瞪口呆地看着东西冷战的结束和社会主义苏联的解体。

而到了2020年,年龄相差了近40岁的上野千鹤子和铃木凉美开始对话,两位女性面临的不同时代和境遇,似乎共同存在于过去几十年里加速发展的中国社会。人们是如此渴望从她身上得到答案。

《始于极限》,上野千鹤子与铃木凉美的对谈

作为弱者有什么不好?

我第一次见到上野千鹤子本人是在2022年深秋。在听完东京大学演讲的不久之后,我来到东京学习。东京近郊的日野市,有一场她的讲座,主题是「可以一个人在家死吗?」。

日野市在昭和年代被开发为东京的卫星城市,被称为「睡城」。在日本的经济高速成长期,上班族们白天到东京上班,晚上回到日野睡觉。这样的生活方式持续多年,促成了一个华丽又不断更新的东京。而当上班族成为高龄者之后,要如何在「睡城」继续度过,是日野市的新课题。

生育率持续走低,老龄化程度升高,「孤独死」成为泡沫经济破灭后的一个注脚。这是日本正在面对的,可能也是中国将要面对的。

在经历了上世纪80和90年代在日本发生的女性主义浪潮之后,2000年之后,上野的研究重点从女性主义转移到了老年研究。「在家一个人死」是近十几年上野千鹤子一直在研究的课题。

上野关心的话题领域广泛,性、文学、家庭、国家,她也比同时代其他人更早关注「老去」这一议题。上野将「老去」捕捉为「变为弱者」,她问「作为弱者有什么不好?」在她的前辈、社会学者樋口惠子看来,弱者是上野反对近代式进步主义的一把钥匙,这把钥匙通向女性,通向老去的人,通向不断变化的权力天平中的下位者。我们处在一个没有前例的高龄社会,无论我们是否同意,我们都会变老,成为弱者几乎是每个人都将面临的命运。

此时正值新冠病毒在日本的第八波感染,前来听讲座的1000多名观众里目测90%以上都是70岁以上的高龄者。上野千鹤子慢悠悠走上讲台,她比想象中个子更小,骨折还没完全康复,「早上好,我是独自一人的上野千鹤子」。独自一人,日语写作「一人様」,语意里将「一个人」视为尊贵的存在。

上野千鹤子以社会学者的身份,把自己做的「在家一人死」的田野调查展现给台下的高龄者们看。有的观众问起独自一人死需要多少存款,还有的观众表达了对当下社会制度的一些担忧,问题大多集中在高龄者接下来的命运中。

而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作为女权主义者的上野千鹤子在演讲的时候,经常会被问到的另一个问题是,「像你这样的女权主义者,对你来说理想的家庭关系和男女关系是什么样的呢?」

我问上野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她说她通常回答「没有」,「这个问题暗藏着目的论的历史观,和一种近代主义式的进步主义。这个问题无法对近代的成长神话形成质疑。」

近代化的发展为大多数人设立了一个相似的「理想」目的地,例如理想的家庭关系,理想的男女关系,安定的工作,向上的生活等等,然而现实里却不存在「理想」这一事实,上野说每个人都可能有不同的「理想」,「我并不可能知道理想的社会是什么」。

上野没有那么相信「进步」,虽然「近代」历史里充满了「进步」和「解放」这样的字眼,但对女性来说并非完全如此。被拉进家庭做家庭主妇的女性,被抛出家庭做不稳定劳动力的女性,「思秋的妻子」,崩溃的母亲,都是上野书里的反近代的存在,人不总是追求合理性的。

很多人想从上野千鹤子这里得到一些答案或指南,关于女性的存在方式,关于女性该如何活下去。女权主义也经常面临多方面的审视,「你是真正的女权主义吗?」「你是正确的女权主义吗?」

当时,上野千鹤子和我们都不知道,几个月后她和中国女性的一场对话将在中文互联网引起轩然大波。我们依然谈起了「女权主义为什么不能让我幸福」的话题。

即便是隔着国境,上野似乎也很懂这种困惑,「相比起我的时代,现在女性的选择变多了,但也被要求满足所有的社会规范,工作要成功、要结婚、要生小孩、要满足社会对成功的定型印象,这是我们痛苦的根源。从前只有儿子才有守墓的责任,现在女儿也变成了被期待的对象,父母会说:『努力就能行,你为什么不努力呢?』什么都想要,女人也想赢,是新自由主义价值观,不是女权主义。这种成功被认为是女权主义的目标,完全搞错了。女权主义就是要你从社会规范中挣脱出来,变自由。女权主义者只是想从被强加的规范中解脱而已。」

我脑子里响起当她在东京大学演讲的那句:「女权主义绝不是让女性像男性一样行动,也不是让弱者变身为强者的思想。女权主义追求的是一种身为弱者也能受到应有尊重的思想。」

上野千鹤子在东京大学入学典礼致辞

「你要是男孩子的话」

2020年,铃木凉美写信告诉上野千鹤子,自己与母亲有着复杂纠缠的爱恨,而这种爱恨伴随着母亲的去世,成了她人生的一个未完成课题。而上野告诉铃木凉美,自己通过做主妇研究进入女权主义,最早的动机,其实是想为母亲报仇。

「我自身虽然不是主妇,但我眼前的母亲是一位主妇,我作为她的中产阶级的女儿,如果没有逃脱这一命运的话,我多半也会是一位主妇。正因为有母亲,我最终才能不选择像她一样的命运。所以母亲的人生对我来说是一个一直压在我身上的巨大的谜题,为了解开这个谜,我花掉30多岁的这10年也没关系。」在《挑战上野千鹤子》里,她这样写道。

1948年,上野千鹤子出生于日本北陆地区的富山县。父亲是医生,上野千鹤子是在战后日本诞生的中产阶级小孩。她是一个敏感的孩子,看见鱼在水里游泳之后就不再吃鱼了,看见肉店挂着新鲜的带骨头的肉就不敢吃肉了。炸猪排只吃外面那层面衣,母亲为了让她多吃点肉,把咖喱里的肉做成肉馅,她也把肉馅全都挑走,只吃鸡蛋和海苔。

富山县有深刻的佛教信仰传统,而上野千鹤子的父亲恰好是大正元年出生的男性。这一时期民主化在欧洲开花,也促进了民主在日本生根。面临着浪漫的现代化的冲击,上野的父亲有些叛逆地选择了信基督教。上野千鹤子的童年,一边和爸爸一起跑基督教的教会,也一边和祖母一起跑佛教寺庙。

父亲是个自视清高的人,烟酒不进,年轻的时候是个理想主义青年,想成为研究医生而不是临床医生。父亲说他年轻时都是抱着卢梭的《爱弥儿》睡觉,上野千鹤子后来去读了这本书,书的最后写着「以上说的这些只适用于男性,女性的角色是支持男性」,惹得上野千鹤子大笑,「父亲在行为上是一个完全的父权制男性,只是想装得很现代罢了。」父亲对女性有自己固执的想象。父母结婚前,父亲甚至让母亲把名字从久子改成静子,因为「静」更符合他心中的女性形象。

在富山县拥有一个大院子的家中,生活着出生于明治、大正、昭和三个时代的上野一家人,有佛教徒,基督教徒,而上野千鹤子在青春期退出了教会,决心「不再祈祷」。在这个家庭里,有一个追求进步但深陷父权制的父亲,有一个长年辛劳后获得了父权制报酬的权威祖母,有一个与祖母关系不好、在父权制结构中不敢作声的母亲。因为感受着强大的父权制的重压,母亲没有太多精力去干涉上野。

上野在这样一个家庭中被宠爱着长大,但这种宠爱中有一种对女孩子的区别对待。即便父亲希望她学日本舞,告诉她「女儿就在温室里长大就好了」,上野还是长成了一个活泼的女儿,小个子,性格淘气得像男孩。她读《居里夫人》,最喜欢的绘本是美国作家维吉尼亚•李•伯顿的作品《小房子》,书里有对现代化的担忧,蓬勃的城市化发展带来了环境污染和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上野的脸和父亲一个模子,皮肤黑黑的。弟弟像母亲,安静,老实,白白的。经常被说两兄妹要是调换一下就好了。苹果成熟的季节,妈妈会给他们做烤苹果,家里飘荡着肉桂和黄油的香味。圣诞节的时候,母亲会给他们烤蛋糕。

小时候,父亲有意让上野学习日本舞蹈,她现在也很喜欢日舞和谣曲,常穿着和服上台讲演。

中学时候的上野千鹤子没有梦想,看着父亲的职业,觉得「医生真是一个无聊的买卖」,那时候她叛逆地想成为一个对世界没有用处的人。虽然被别人说「生在这样的家庭你有什么不满的」,上野却觉得自己某种程度也被家庭里的纠葛深深伤害。女儿比儿子更容易因母亲的困境受伤,看着母亲的无力,想到等待自己的人生如果是和母亲一样的话,上野的心里就充满了绝望。

要考大学时,上野和父母一起去了几所大学参观旅行。她既不喜欢只有女生的神户女子学院,也不喜欢建筑物充满了对称美的关西学院,对满是情侣手牵手散步的同志社大学更提不起兴趣。最后他们到了京都大学,那里的人都是独自一人面朝下地走路,上野看着他们的样子,心里忍不住地想:「这就是我该来的地方啊!」

母亲陪她去参加考试,在最不擅长的数学考试结束之后,上野对母亲说:「妈妈,我肯定能考上。我拉了屎,有狗屎运。」

在考上京都大学之后,父母都很为上野高兴,父亲甚至说:「你要是男孩子的话,就不仅是京大了,我要让你去东大。」

「你要是男孩子的话」,上野还是第一次听见老爹这么说。

1990年,上野千鹤子最重要的著作之一《父权制与资本主义》出版,拷问什么是父权制?当代女性又是如何遭到父权制压迫和剥削的?女性解放道路在何方?她为母亲完成了复仇。

1991年,她的母亲去世,曾经是基督教徒的母亲在人生最后阶段改信了佛教,以佛教徒的身份离开人世。「我想这是她对我父亲的反抗。我父亲知道他已经没有办法再统制母亲了,摆出一副痛苦的脸,但他也无能为力只能看着」,在母亲去世之后,上野的父亲度过了失落的十年。在父亲去世时,上野面对着躺在眼前的父亲,轻声嘟囔,基督教徒父亲要上天堂,而佛教徒母亲要进入极乐世界,两个人再也不能相见了,上野从心底里感到后悔。

家庭,对上野千鹤子来说,从精神上或物理上,或许都不再是一种神话式存在了。

在上野的小学生时代,父亲买了第一辆私家车。「父亲对妻子是暴君,对女儿却是溺爱的。」

非常努力地重新养育自己

母亲最后的日子里,上野千鹤子一直陪在母亲身边。有一天情绪控制不住了,她对母亲说:「妈妈,我离开家之后一直非常努力地重新养育自己。」

她离开家是在1967年,19岁的上野千鹤子进入了京都大学文学部哲学科。她住在学校附近的一对老夫妇家的二楼,老夫妇房东说她是一个安静有教养的大小姐。

3000多公里外,越南正在发生战争。这场战争以一种宏大的形式影响了上野千鹤子的青春,她进入了她的学生运动时代。

「我和陈凯歌是同一代人,我们都对红卫兵有同感。我们那时候也高喊『造反有理』,追求理想,失败,然后受伤」,上野对我说。

学生运动里究竟发生了一些什么?很多人都问过上野千鹤子这个问题。在《从零开始的女性主义》这本书中,上野与漫画家田房进行对谈,她说:「这个问题太难回答了。一开始,学生们眼前是『大学当局』这个明确的敌人,学生们提出的要求也很具体,比如『撤销对学生的不正确处分』,『停止调高讲课费』。后来渐渐加入了『自我否定』,『对生产性原理的批判』这些课题,使得运动渐渐抽象化,目标变得模糊不清。再到后来,就变成了『革命』。」

更让人感到屈辱的是,在学生运动中,男性表现出的双重标准,女性被男性分门别类地评价。在运动中高喊「天皇制解体」、「粉碎家族帝国主义」的男性同志们,回到家其实是和父权制的父辈一样,「脑袋中是革命,但身体完全是父权制的大叔」。

1969年,当京都大学的隔离栅栏被拆除之后,学生运动结束。上野感到一种强烈的失败感,「我在运动中学到的东西是『要成为独自一人』。融入集体时的恐惧感,运动退潮时表现出的人类的卑劣,我都狠狠地品尝到了。」她休学了一年。

就像死掉了一样,「对我来说是漆黑的青春,我再也不愿意回到那样的日子里。」

她讨厌集体,女生聚集在一起尤其觉得麻烦。上世纪70年代,日本的女性解放运动开始时,上野千鹤子觉得:「这种时候你们还真敢组成集体啊。」死也不想找工作,没有上进心,「看不到希望,对未来没有任何的期待」。    

为了延迟成为大人(社会人),上野千鹤子申请读了硕士。25岁,她打开《京都新闻》的招聘板块,80%都写着「只招男性」,「男女皆可」的是招弹珠店的住店夫妻,「只招女性」的是酒店前台和会计,同时要求要有珠算3级。看着报纸,上野千鹤子没有珠算3级,她知道原来自己只是一个无艺无能的人。

读到博士后期,周围的男性同学工作都渐渐决定了,「和我一样没能力的男的都有工作了,为什么我没有」。

在学生运动之后,上野千鹤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失去了自己的语言。「理想」不可信,「革命」失去了它的内涵,一些事物只是变成了一个个「词语」。

「生意场上总用男人的语言,国际会议一般用英语,写论文时不用生活语言而要用学术语言。并不是因为它们更合适或者更易懂,而是为了维持男性/英语母语者/研究者的权威,然后排除这些人以外的人。」在《挑战上野千鹤子》里,她这么写道。

她告诉我,「我本来很喜欢写东西,年轻的时候,自我意识很大,总想追求自己独有的表达。但我后来慢慢什么都写不出来」。

「写不出来的时候我就开始写俳句。俳句只有17个字,像你想要控制但无论如何也无法控制的呼吸」,上野千鹤子告诉我,17个字不允许她在此进行自我沉溺,逼迫她向他人保持开放。

「我逐渐意识到语言不是我自己的东西,语言属于他人,或者说属于他人和我之间。我从自我陶醉的噩梦中解脱出来了」,眼前这个74岁的上野千鹤子在清晰地向我分享她20多岁时的顿悟,「我并没有发明语言。我使用别人发明的语言,试图从中找出一点自己的个性,那是不可能的。当我放弃这个自我时,脑子里突然一下涌出来很多语言。我决定要写能传递给别人的东西,再也不写自命不凡的东西了。」

日语和英语,学术语言和生活语言,男人的语言和女人的语言,女权主义的语言和大叔社会的语言,普通话和关西腔。这些语言之间都存在着一种不平衡的权力关系,「而如果你想批判他者,那你最好要用它听得懂的话」,语言开始被上野千鹤子作为武器,「用敌人的武器战斗。让敌人的语言脱胎换骨,为了从内心深处刺向敌人」。

女权主义的语言,对日本的女性来说原本也是外语。这些语言未曾埋在她们的土壤里,是女人们新获得的一种语言。通过这个语言,女性能够逐渐再定义自己的经验。这个语言中有gender,有性骚扰,有家暴,有无偿劳动,有很多外来语。这个语言的目标不是要成为「第一的霸权语言」,它是从前没有语言的女性,在苦战中逐渐形成的语言。

在失去了「自我」的语言之后,上野获得了更多的语言。

上野在街头采访

必然的命运

上野千鹤子现在也过着独自一人的生活。睡眠不错,每天有6-7个小时的睡眠。她参与演讲、媒体采访、学术研究、社会活动,有很多朋友。去高中和高中生交流的时候,学生们叫她「千鹤子」而不是上野老师,她很高兴。作为有影响力的「上野老师」,上野身不由己地被认为掌握权力,这并不是她本意。自退休离开学校之后,上野认为自己已经不身在任何一种具有强制力的权力系统中,「如果有人觉得我是权威的话,可能是因为你自身就是权威主义者」。

她说自己不在意孤独,因为她从没有期待有一个人能100%理解她、接受她。

如果某一天,她自己成为被介护的当事者了,她的新的研究主题可能会被打开,「只要人是一种社会性存在,社会学的种子就不会被用完」,到时候她会成为又一个「弱者」。

「谁把我变成了弱者?」「被视为是弱者的一方如果不变成强者,就不能获得尊重吗?」上野站在弱者这边,去拷问弱者和强者这一结构,「解放就是当事者只能自己定义自己」,就像「一个没有母语的集体在后来获得了自己的语言」。

30多岁时,上野读到波伏娃的《老去》,后者说「老去是文明的丑闻」。在现代社会中,老去被认为是进步曲线的下滑,是负面的、消极的。波伏娃的书写正来源于对不把老人当人的现代社会的愤怒,「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未来会变成什么人的话,我们就无法知道我们现在是谁。老年人的不幸,将我们正处在其中的这个剥削体制暴露在太阳之下。」

波伏娃曾把爱人萨特老年时衰弱无力的姿态展示向世人,遭到萨特粉丝的批判,她说「这也是萨特」,之后她也把自己老去过程中的衰弱不堪展示给世人,这种现实主义背后是一个「so what式」的提问——那又如何。就如同上野问的「作为弱者那又如何?」

上野说,老去不是个人问题,不是通过预防老化、预防老年痴呆症就能解决完成的问题,它是一个文明史的问题。「so what」,是从主妇研究开始,上野千鹤子就不断经历并感受到的「此刻的、现在的、小小的解放」。

上野和学生一起庆祝60岁生日

上野千鹤子也在不断面对新的问题。她从前会穿高跟鞋,但高跟鞋让她拇指外翻,走路变得痛苦,后来她扔掉了所有的高跟鞋。

2019年,日本女性在社交网络上发起抵制高跟鞋的运动,上野千鹤子发帖称高跟鞋是「野蛮的」鞋子,遭到了另一些女性的批判。

「为什么我前后不一致了,因为我也在变。」「我为什么必须绝对正确呢?」

有年轻人问她:「女权主义者之间也可以互相批判吗?」

「那是当然。我们都是一路论争着过来的。为什么我必须要成为正确的标准呢?」

巨大的事物一次一次地在上野千鹤子面前崩坏过。从学生运动时期的理想和集体,到语言的失去和再夺回,母亲去世后,她去了德国,她在那里见证了苏联解体,这让她感到国家也不是一种宿命式的存在。她在人生中对婚姻与家庭这一结构采取疏离的态度,又在看护自己的高龄亲友的过程中,站在了「实践理论的最中心处」。

上野千鹤子的钥匙是,经验会变成思想,思想会变成理论。以及,行动,不放弃发言与实践的机会。

在NHK纪录片《上野千鹤子最后的一课》中,她说,「我也已经是老人了,活了七十几年,我明白的是,这个世界好像从未改变,但其实又在变化……女性不用再端茶送水是谁的功劳?我把这些传达给你们的目的是让你们知道,你们也有做出改变的能力。我们改变了世界,在我们之前的姐妹们也改变了世界。所以,你们也一定能改变一些什么,我想现在正是传达这一点的好时机。我年轻的时候想过,世界变成这样是谁的问题呢……总有一天,年轻的后来人们也会对你们发问,世界变成这样是谁的原因?到了那个时候,希望能够把一个不用对她们说抱歉的社会交到她们手中。」

回到我们的对话现场,决心「只考虑当世问题」的唯物主义社会学者上野千鹤子告诉我,她想象中自己的死法,是在一个有介护保险制度的社会里,她的护工每周上门看她两次。某一天护工上门,和她打招呼:「上野,今天怎么样?」这时候,一打开卧室门,看到上野的身体已经冰凉了。她脸带笑意地在屏幕那头,语气轻松地说道她想象中的人生最后场景,她不想去天堂也不想去极乐世界,不用再和父母见面。作为人,这辈子她已经足够了。

(感谢孟令齐提供的帮助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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