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时工更多地被派去街头执法,导致冲突经常发生在底层之间|蒋安丽 一席第1015位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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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安丽,北京师范大学人文和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讲师。

当城管上街参与执法时,往往意味着这个时刻更加重要,有更高的执法要求,比如有上级部门来检查时街上的小贩必须得被清理走。

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协管也非常乐于在城管面前表现。城管就像他们的老板,他们要向城管证明自己的执法非常有效,这样才能获得更多的出外勤和挣补贴的机会。

街头江湖

2023.8.19 上海

大家好,我叫蒋安丽,是一名大学老师。感谢一席的邀请,很高兴今天有机会来跟大家讲一讲我对城管和小贩的观察。

说起小贩,相信大家都不会陌生,在街边的摊位上你可以找到一些很便宜的物品,比如10块钱三双的袜子、25块钱一条的裤子等等。

这些城市角落里的小商贩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便利,也满足了一些低水平的消费需求,可以说小摊贩是城市烟火气的代表。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好奇过,我国到底有多少小摊贩?由于街头小贩的非正规性和流动性,我们很难像做人口普查一样给他们做一个确切的统计。2008年,有学者估算当时我国的摊贩数量已达2553万,比去年底上海市的常住人口还要多。

小贩离我们的生活这么近,数量也很庞大,但我们在正式的话语体系中却几乎听不到他们的声音。小贩出现在公众视野里最多的时候,可能就是他们跟城管发生暴力冲突时。

2013年我正在读硕士一年级,当时有一个轰动一时的案子,沈阳小贩夏俊峰因暴力抗法刺死两名城管而被判处了死刑。

这个判决一出就引发了很多讨论,我对这个案子也十分关注。当时我的导师徐建华教授就问我对城管和小贩这个话题感不感兴趣,我跟导师一拍即合,这个研究主题就贯穿了我六年多的硕博阶段。

我在广州摆地摊

2014年我决定到广州去摆摊做田野。

广州是一个比较包容的城市,历来是市场经济的前沿阵地,地摊经济在广州有很好的发展土壤,而且广州的气候也特别适合在室外摆摊。2013年广州官方称,全市的摊贩数量已经达到了30-50万。

我跟身边的老师和同学们说我要去广州当小贩时,他们看我的眼神都是放光的,觉得我马上就要挣大钱了。

我当时心里也想,当小贩有什么难的,不需要很高的成本,也不要求什么技能,凭我的勤奋努力肯定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小贩,就像新闻里讲的那样,很快就能日入斗金,月入过万。

没想到的是,我到了广州以后,田野开展得并不是那么顺利。

我选择了仁和村(化名)作为田野地点。广州小贩聚集的地方很多,仁和从各方面来讲都比较适中,这里小贩数量不算最多,但也不少,它在广州不算特别中心,但也不偏僻,在这里可以看到广州最普遍的、每天都在发生的故事。

我在城中村租了一间房子住下,从网上进了一些女生的头饰,准备了一张小桌子。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接下来我只需要到街上找个地方支起桌子,就能开张了。可就是这一步让我屡屡碰壁。

仁和晚上非常热闹,在短短100多米的街道两边,密密麻麻地排布着200多个小贩。别说要找一个摊位了,我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

很多时候,我早早地就跑到街上占住一个位置,可是不一会儿就会有小贩过来,气势汹汹地跟我讲这个地方是他的。有时候原摊主还没来,旁边的摊贩反而起劲,过来把我赶走。而且我多次被他们指责不守规矩。

我就这样在街上游荡了很久,摆摊事业和田野基本上没有太大进展。转机发生在一个月以后。

有一天我像往常一样在街上游荡,遇到了城管要驱赶一个用改装过的货车卖东西的小贩,过程中发生了一些冲突,这个小贩的手被车门夹到流血了。我看到后就赶紧到旁边的药店买了药品来给他包扎。

经过这件事,这个小贩就非常感激我,他很仗义,从自己的摊位中划出了一小片地方给我。还对我说,以后有我罩着你,不用怕!

小贩的江湖规则

我成为一个真正的小贩后,虽然钱没挣着,但我很快就和这条街上的摊贩都混熟了。

我跟他们一样,每天下午或晚上出来摆摊,凌晨收摊;一起在城中村的7元饱快餐店吃饭,经济实惠,量大管饱,就是味道不怎么样。

当我走进了小贩这个群体以后,我发现他们身上有一股江湖气,他们之间有很多非正式规则,也可以说是一种生存智慧。

我发现的第一个,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江湖规则,就是“先到先得”。

这个“先到先得”不是只管一朝一夕,不是说我今天来早一点就能占到摊位,而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区域内所有摊贩共同形成的一种划分地盘的契约。一旦这个契约形成,大家都会自觉遵守并维护。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一开始想要找到一个摊位那么困难,还有为什么我会频频遭到这些摊贩的共同抵制。

摆摊后没多久,我认识了一个潮汕小贩阿伟,他在这条街上卖干果零食,生意好的时候每天可以挣好几百块,一个月过万是轻轻松松的事。因为生意太好,他一个人有点忙不过来,就想拉我入伙。我当然很高兴,然后就加入了,成为了这个大摊位的合伙人。

我和阿伟一般是下午4点到街上开摊,卖到凌晨才收摊。我很疑惑,我们的生意这么好,可是街上怎么只有我们一家卖干果零食?

我问了阿伟这个问题,阿伟跟我讲,就是因为这条街上以前没有干果摊,他才选择到这里来。阿伟有很多老乡也在摆摊卖干果,但他们都分布在不同的地方。

售卖商品的种类也是“先到先得”,阿伟的生意开始之后,其他小贩就不能再卖同样的东西了。这是小贩之间的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如果你卖和别人相同的东西,会被视为对其他摊贩的挑衅。

这是我在仁和的天桥上拍的一张照片。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短短的天桥上有卖日用百货的、有卖雨伞的、还有卖玩具和袜子的等等,但互相之间都不相同。

除了避免不必要的竞争,小贩之间也会有一些“商业合作”,比如建立一些分销寄售的渠道。最开始我在卖女生头饰时,有个小贩就把耳环放在我这里寄卖,她会分给我一点利润。大家还会分享一些低价的进货渠道,一起在城中村租赁仓库,以此来降低经营成本。

江湖规则有什么用?

为什么街头摊贩需要这些非正式规则呢?

其实很多国家都有小摊贩,2010年印度新德里市准备举办一个大规模的运动会,市政府下令要清除全城小贩。

印度的街头摊贩协会就一纸状书把市政府告到了最高法院。印度最高法院正式作出判决,禁止政府基于各种行政决策,剥夺街头小贩诚实经营的权利。摊贩们获得了胜利。

这个例子说明正式的摊贩行业协会可以维护小贩们的利益,协调他们的行动和解决一些内部争端。

但在我们国家,目前还没有任何属于摊贩的正式组织,所以他们不得不发展一些非正式的规则来解决问题,尽量减少麻烦。更重要的是,这可以帮助他们减少与城管和警察的接触。

有小贩跟我讲,在仁和曾经发生过一件大事。有两个“不懂事”的小贩在街上因为争夺地盘而大打出手,然后就引来了城管和警察,把整条街所有小贩全都给清理了,大家都没法做生意了。用小贩的话说,这不就是大家跟着倒霉吗?

这些小贩还会利用互相之间形成的非正式网络,联合起来抵御城管。

一般情况下,城管来了,当然能跑就跑。大家会在群里相互通报城管的动向,有时候城管的车刚开出来,整条街的小贩就都已经收到消息了。他们非常有经验,光看城管开的什么车,就大概猜到今天会不会扣押他们的东西。

▲ 图源网络

有些小贩本来就是老乡。有小贩告诉我,冼村在改造前,在那里摆摊的30多个小贩都是河南的,他们垄断了那一片地盘,外人要想进去卖烧烤一个月要交3000元。

这样的摊贩聚集区往往也会让城管比较头疼,因为他们的联系更加紧密,稍有不慎就可能会引起联合抵抗,甚至是暴力抗法。

有一次广州的城管要去清理一条街道,在过程中跟一位潮汕小贩发生了冲突,城管想扣押他的物品,结果他一个电话摇来几十号潮汕小贩,一拥而上把城管团团围住,差点引起群体性事件。

元老李哥,无处可逃

我在田野时认识了一个元老小贩,我叫他李哥。他2004年从老家湖南来到这里给人贴膜,摆了5年摊后攒了一点点钱,于是就到海南跟朋友合伙做生意,结果赔得血本无归。没有办法,2011年他又回到了仁和村继续摆摊。

李哥是在这条街上摆摊时间最长的小贩,他跟我说,他对这条街上所有的小贩都一清二楚。他非常热心,经常向别人传授摆摊的秘籍,比如仁和哪些地方人流量比较大,什么时间城管不会管,哪个城管脾气比较好,看到他还能讨价还价一下,哪个城管脾气比较差,看到后得赶紧跑等等。

2014年秋天,我在做田野过程中,正好遇到广州开始创建“干净整洁平安有序”城市的运动,负责这个片区的城管队联合当地村里的治安队,三班倒24小时不停地在街上巡查。

街上的小贩基本上都被赶走了,往日仁和街夜晚热闹繁华的场面也不复存在。能找到其他工作和生路的要么转行,要么就回老家了。李哥因为从小身体有残疾,初中没毕业就辍学了,也没有什么技能,找不到其他工作,他没有办法,只能留下来继续摆摊。

仁和街不让摆了,他就去一些非常偏僻的连城管都“不稀罕管”的地方。这是一个快速路的旁边,经常有大车来往,非常危险,路上的行人相较仁和也少了很多。

他在仁和给人贴膜,好的时候一天能挣上百块,一个月能挣几千块钱,对他来说还是不错的。可是到这里后,有时候一天下来就几个行人,他只能挣十几块钱,日子变得非常不好过。

他跟我说,他不是不想去干别的,不是故意要给城管添麻烦,只是他真的没有选择。

城管的日子也不好过

在这种背景下,小贩的日子很不好过,但我在田野中发现,其实城管的日子也不好过。实行24小时巡查后,城管加班加点是免不了的,同时他们还要背负上更多的"骂名“。

在执行任务之外,城管还有作为普通人的一面。所以那时我觉得,我也应该深入地了解城管这个群体,这样才能完整地了解街头的故事。

城管的主要职责就是治理街头摊贩。但政府对摊贩的态度并不是一直都这么严格,治理政策其实在不断变化。

比如在80年代,广州市政府曾主动拆除路边的围栏,腾出更多地方给摊贩。在当时,出现街头摊贩不仅不意味着城市环境落后,反而是市场经济活跃的象征。

但后来随着政策的变化,城管执行任务愈发严格,网络上就曝出了很多城管和小贩之间发生暴力冲突的新闻,城管甚至变成了野蛮的代名词。

▲ 图源网络

2013年广州舆情研究中心做的一个调查显示,市民对城管执法的满意度还不到30%,是所有政府部门里最不让人满意的一个部门。

那么,城管的面貌是怎么变成今天这样的呢?

城管的历史并不是很长,第一个城管队1997年成立于北京,它的前身是五讲四美三热爱办公室。截至2015年末,全国3074个县市的城管部门一共有45.5万名城管。

与此同时,城管的执法内容和任务数量也在不断增长。以广州为例,1997年广州城管部门刚成立时,一共只有5项职责,可到了2015年,他们的职责已经增长到321项,包括检查燃气、拆违建等等。

很多部门都把自己不想要的、比较难做的任务交给城管,城管们戏称自己是“执法的垃圾桶”。在工作任务不断增加的同时,他们的执法权力却没有很大改变,所以任务非常艰巨,他们常常不得不采取一些特殊的措施。

我们在网上看了那么多关于小贩和城管冲突的报道,在现实中冲突真的那么普遍吗?

有调查称,城管在执法过程中,只有1%的情况下会和小贩发生暴力冲突。这一点在我的田野中也得到了印证。我在广州一共观察了112次完整的街头执法,其中只有两次城管和小贩发生了肢体冲突。

更多的时候城管会使用柔性的执法方式。我在新闻报道里曾看到,有城管会给小贩递烟甚至献花,对小贩配合工作表示感谢。

还有一些更“极端”或特殊的案例,城管在执法时要驱赶一个小贩,小贩跪下说给我一条生路吧。然后城管扑通一声也跪下了,对小贩说,我的工作也不好做啊!

这些柔性执法的例子,其实也是城管的另一面的体现,他们在执法时也不愿意有暴力冲突发生。在平常情况下,城管与小贩之间存在着一种非常微妙的默契。这是我在仁和街做田野时拍的一张照片,它生动地体现了这种默契。

当城管来执法时,小贩会配合把自己的摊位收到一边,然后城管就会给这条干净的天桥拍张照,证明他的执法到位了。大家可以看到,照片里小贩们就嘻嘻哈哈地在旁边看着城管拍照,有时候还会讨论照片拍得够不够好。

城管拍完照后就会离开,小贩会马上把自己的摊位再摆出来,城管也不会再回来“打扰”他们做生意。

但是,这种默契有时会在一些特殊的时期被打破,比如在“创文创卫创城”的时候。我拍这张照片时,刚好是2014年广州创建“干净整洁平安有序”城市运动开始的第一天。

那天负责这一片的协管没有像往常一样来了转一圈就走,而是一直守到了晚上12点,末班车都早过了。

那天晚上所有的小贩都不能摆摊,他跟我说,“今天管得这么严,大家都没办法做生意了,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我们可以看到,作为个人的城管,有时候比我们在报纸上所看到的形象要鲜活得多。

临时工是替罪羊吗?

当默契被打破时,他们之间有可能发生一些暴力冲突。每当发生这种情况,官方就会回应说,打人的是协管,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临时工。

听到这个回应,很多网民的第一反应都是,临时工是替罪羊吧!所以我就产生了一个疑问,协管真的是替罪羊吗?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进行了一些调查。

首先,我在慧科新闻数据库中,收集了2011到2014年所有关于广州城管和小贩之间冲突的报道,一共有37起,其中25起官方有明确回应涉事者的身份。

在这些冲突案例中,只有两起涉及到正式的城管,但所有案例都有协管参与。从这个数据来看,似乎协管并不是替罪羊。

另外,官方还解释了为什么协管更多的与小贩发生冲突。他们一般会说,是因为协管受教育水平不高、素质较低,也就是说主要原因在于协管本身。可是在我田野时却观察到了一些其他原因。

首先,这可能是因为城管和协管的分工不同。在我观察的112次城管街头执法当中,一共有336个城管和协管参与,其中有326人都是协管,只有10人是城管。这意味着97%的街头执法工作是由协管来完成的。

另外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城管和协管的人数差异。2015年在广州有正式城管3196人,占整个城管队伍的35%,协管约有6000人,约占城管队伍的65%。

但我觉得这也不能完全解释为什么是协管更多地与小贩发生冲突,不能说因为协管人多,他们就一定会更多地涉及暴力,我想了解更深层次的原因。当时借助一个契机,我们采访到了87位来自广州不同区的各个层级的城管和协管。

在调查中我了解到,协管在不同层级的城管队伍里的分布是不一样的。越高层级的城管部门聘用的协管越少,而越基层的城管部门聘用的协管越多。在街道一级,也就是负责街头执法的城管队中,协管占到了85%。

更重要的是,城管和协管之间存在着一种不平等的权力结构。

大家可能对协管不是那么熟悉,他们没有编制,没有晋升渠道,工资待遇只有城管的1/3,而且一部分收入来自到街上执法出外勤的补贴。

我通过访谈了解到,很多协管是外地来的务工者,一些是本地的下岗职工,还有一些找不到其他更好工作的人。由此来看,协管这个群体其实也是社会的底层,它的构成和小贩还有几分类似。

实际上协管并没有执法权,只能协助城管执法。但因为执法任务量大,以及城管队伍中不平等的权力结构,导致协管更多地被派去街上执法,他们面对小贩的几率增加了,所以更有可能与小贩发生暴力冲突。

而城管则更多地坐在办公室里,处理一些行政类工作,比如开会、写文件等。

官方回应说因为协管素质比较低,所以更容易卷入到冲突中,那么正式城管更多地参与执法,是不是就能减少冲突的发生呢?

事实好像不完全是这样。当城管上街参与执法时,往往意味着这个时刻更加重要或特殊,有更高的执法要求,比如有上级部门来检查时街上的小贩必须得被清理走。

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协管也非常乐于在城管面前表现。城管就像他们的老板,他们要向城管证明自己的执法非常有效,这样才能获得更多的出外勤和挣补贴的机会。

在访谈时有一个协管跟我讲,有一次他们去清理一条街,小贩不愿配合,这时城管就会向他们下命令“你们去搞定他!”协管没办法,只能动用一些严厉的手段。

其实,很多国家都有聘用临时工参与执法的现象,这体现了市场逻辑在公共部门运行中的渗透。毕竟聘用一个临时工的成本,远远低于聘用一个正式员工。

这样虽然节省了成本,但我们也不得不警惕会带来的一些问题。比如可能会影响政府的公信力,还有可能造成体系内部权力的不平等问题,更有可能会导致像刚刚讲的城管和小贩例子里的,暴力冲突发生在底层内部的问题。

摊贩治理难题

为了治理流动摊贩,政府可谓绞尽脑汁,想了很多办法。政府也意识到一味的堵是不行的,所以决定疏堵结合。广州曾试点施行过流动摊贩疏导区,但疏导区说起来容易,真的要设立起来却很困难。

▲ 图源网络

首先是选址的问题,很多疏导区设立在小区周围,引起了居民和周围商户的抵制,他们认为疏导区会带来环境污染或噪音问题。

而且疏导区建设起来后,可能会引来更多的摊贩聚集在疏导区外围,这样就又回到了最初的状况。还有新闻报道说疏导区内部出现二道贩子涨租金的情况,让小贩们怨声载道。

广州最开始试点时设立了上百个流动摊贩疏导区,一段时间以后很多就被陆续撤销了。

就像我们最开始所说的,城市中的摊贩代表着一种烟火气。2020年疫情期间,很多城市放开了对街头摊贩的限制,甚至“城管喊你来摆摊”上了热搜。 摊贩经济就像社会经济的一面镜子,也是社会的缓冲地带,养活了很多个人和家庭。 

从2014年到今天,我大概跟踪了二十多个小贩的生命历程。在被清理走以后,有的回老家了,有的找了别的工作,有一些小贩的选择非常少,最后只能流入到一些更边缘的行业,甚至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今天城管面临的尴尬境地是复杂的中国现状的折射。尝试着理解城管的工作,并不意味着为那些恶性事件辩护,而是希望增加一份对中国当下的复杂性的理解。

城市管理者在摊贩治理的过程中,需要意识到问题背后各种交织的因素,在追求城市秩序和形象的同时,也要兼顾像李哥那样的底层群体的生计问题。

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策划丨恒宇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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