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说｜外来务工人员为何留在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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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www.pexels.com

撰文：李芊 （香港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候选人）

责编：钱岳

写在前面

由于户口政策的影响，在上海，许多来自农村的移民家庭面临着子女无法进入高中、不能参加高考的困境。但即使如此，他们仍然坚持选择留在上海。为什么他们宁可放弃教育这一公认的向上流动的渠道也要留在城市？他们又是如何合理化自己的选择的？

围绕这一问题，香港大学社会学系的田晓丽副教授根据跨时十年的对上海外来务工人员家庭的父母及子女的深度访谈资料发现，这些外来务工人员认为，在城市里养成“现代”的行为习惯与生活方式，能使子女即使不接受高等教育也同样能够提升自身的社会地位。“素质”这一强有力的话语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外来务工人员家庭对自身在城市中处境的主观理解与认知，也为他们在微观层面提升自身的相对社会地位提供了框架和解释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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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留下

近年来，越来越多研究开始关注在城市外来务工人员家庭的回迁现象。受户口政策、城乡差别等诸多制度与社会因素制约，他们很难完全在城市中定居。因此，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回到家乡所在的城镇定居。但仍有部分家庭选择继续留在城市。考虑到他们在城市生活可能面临的种种制掣，尤其是户口政策所带来的对子女教育机会的负面影响，他们是如何看待自己的选择，又是如何合理化这一取舍？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研究人员以上海闵行的一所公办中学为主要田野点，在2006到2015近十年间对其中外来务工人员家庭的父母与子女进行了两轮深度访谈。尽管大部分被访家庭的子女由于教育政策的影响，在城市里只能从事收入、社会声望较低的职业。但访谈显示，不管是十年前还是十年后，他们大多认为选择留在上海仍然是得大于失——在上海生活提高了他们的个人素质，这一收获已然足矣。

   “素质”的提高为什么对他们如此重要？这一话语是如何影响他们对自身状况的主观认知以及人生抉择？在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中，本文引入了文化资本、相对社会地位等的讨论，对微观层面个体的社会行为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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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作为一种文化资本

个体的行为习惯、生活方式不仅仅只是其经济地位的结果，布迪厄（1984）认为，这些文化资本也同样在进行不平等的再生产。“品位”与审美的区隔所生成的符号边界，不仅阻隔了外部人员的进入，也赋予了较高阶层内部的价值观更普适的优越性，并合理化他们对资源的独占。

对于较低阶层的人来说，为什么他们会愿意接受一套将自己置身于弱势地位的价值观呢？布迪厄将其归为文化霸权的作用(Bourdieu, 1974[1966])。虽然近年来的实证研究发现，并非所有人都选择全盘接受，如对美国的研究就发现较低阶层也拥有一定的自主权 (Lamont & Lareau, 1988; Willis, 1977; Carter, 2003) 。但这并不代表他们是完全拒绝主流话语的。相反，他们也会用它来合法化自己相对于更低阶层的优越性。正是基于与他人的比较，个体得以形成对自我在整个社会中所处位置的认知与评估。在这一背景下，文化资本也成为地位竞争的工具。

在中国，素质话语的出现及流行也成为一种文化资本，进一步强化了已有的城乡差异和对农村人口的歧视，虽然什么是“素质”至今没有一个清晰的定义，但这套话语已经成为成为了一种身体政治，重塑了不同社会群体的价值观。

对于统治精英而言，“素质”与现代化的关联，使其成为提升国家实力的一个关键。对于中产阶级而言，他们不仅是素质话语的坚定支持者，也同时是用于展示“高素质”的范例。而对于底层社会群体而言，一方面他们被视作亟待改造的重点目标群体，另一方面，受这一话语影响，他们也希望通过照其行事来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其中，文化与国家精英对这一话语的肯认进一步赋予它极高的文化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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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社会地位：成为一个有素质的现代人

两轮访谈中，被访者都一致认为上海本地人的行为举止，尤其是生活方式中都市气质与文明的一面是他们心目中“有素质”的典范与模仿学习的对象。虽然没能继续接受高等教育，但他们都认为比起在农村的学校，子女在城市接受的素质教育能提供更多的生活经验和知识，也拓宽了他们的视野。在观念上农村移民也在向城市居民靠拢，包括对于外地人不文明不够“现代”的行为表现出歧视等。

一旦选择接受整套素质话语，也就意味着接受背后的文化资本以及权力分层。在被访者看来，根据现代化程度的不同，存在着一个社会地位的分层：从最底层的农村地区，到小城市、省会城市再到顶层的像上海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接受处于顶端的城市文明熏陶，和接受素质教育一样都是自我提升的方式。他们认为，在上海生活能使他们摆脱农村人的身份而变得和上海人一样，成为一个有“素质”的现代人。这种感受在他们回乡以及在上海接待老家来客的时候体现得尤为明显。通过比较，他们普遍认为自己只是不如上海本地人，但与在老家的亲戚朋友相比，无疑更文明、更现代，所处的社会地位也更高。由此，在微观层面上，他们通过留在上海，实现了相对社会地位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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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与讨论

这篇文章主要探讨了在城市生活的外来务工人员如何接受一套自我歧视的话语。他们无力反抗由强有力的国家支持的素质话语，而只能全盘接受。在努力按照这套话语改造自身的同时，他们也用这套标准去评价其他人。这可能也是他们能够选择的提高自身社会地位的最佳策略：强调留在上海的好处，以及自身相对于那些留在家乡的同伴的优势。一方面，这使得外来务工人员在微观层面提高了自身的相对社会地位，但另一方面也导致了不平等的再生产。他们的行为不仅很难对结构性局限带来改变，甚至会进一步将自身阶层及他们的子女持续地束缚在弱势地位。

（更多分析与实例，请参考原文：Tian, Xiaoli. 2019. “The Allure of Being Modern: Personal Quality as Status Symbol Among Migrant Families in Shanghai.” Chinese Sociological Review, 51:3, 311-335, DOI: 10.1080/21620555.2019.1596019）

参考文献

Bourdieu, Pierre. 1974[1966]. The school as a conservative force: Scholastic achievement and cultural inequalities. In Contemporary research in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ed J. Eggleston, 32–46. London: Methuen.

Bourdieu, Pierre. 1984[1979].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rter, Prudence L. 2003. Black cultural capital, status positioning, and schooling Conflicts for low-income African American youth. Social Problems 50 (1): 136–155. doi:10.1525/sp.2003.50.1.136.

Lamont, Michele, and Annette Lareau. 1988. Cultural capital: Allusions, gaps and Glissandos in recent theoretical developments. Sociological Theory 6 (2): 153–168. doi:10.2307/202113.

Willis, Paul. 1977. Learning to labour: How working class kids get working class jobs. Farnborough, England: Saxon House.

制版编辑：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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