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时代丨流动中的项目制移民工：不落“地”的世界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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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竞争的思想，有底蕴的政治

工人们在海外进行作业，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文｜乐妮 赵晔琴

项目制移民工：一种非典型的移民劳工

关于跨国劳工，人们首先想到的多是在唐人街中餐馆打工的非法移民，或是在华人开办制造厂中从事一线生产的工人。传统的低技能劳工移民在实现迁移后，时常会陷入经济困境的泥沼，他们忍受着海外恶劣的生活环境，期冀能够通过自己辛勤的劳动在发达国家获得合法身份，让国内的家人享受更好的生活。相比之下，项目制移民工无疑是跨国劳工中的一个特殊群体。李明欢教授将项目制移民工 (Project-tied migrant workers) 定义为由移民工人的雇主带往他国、在一定时期内、从事特定项目工作的工人。

现年42岁的阿强来自江苏无锡，他从事空调系统中风管安装的工作已经二十多年了。中学毕业后闲散在家的阿强在熟人的介绍下开始跟着师傅当学徒，几年后，对技术和行规熟悉了，他便开始单干接活。2008年，经由相熟项目经理的推荐，在工作中积累了不少人脉与资源的阿强成为了一名工头。此后，在普通工人之外，阿强又扮演起了督工的角色。以此为契机，他开始比其他工人更关注起了建筑劳务行业的各种信息与发展动向。2012年，阿强第一次接触到海外工程项目。生平第一次出国，他与工友们在乌兹别克斯坦工作了六个月，并对友好、热情的乌兹别克斯坦人留下了不错的印象。自此，他从全国跑变成了全世界跑。此后的八年间，他多次以工头的身份带领工人远赴海外，参与国际工程项目，陆续到访过伊朗、乌兹别克斯坦、印度、加纳、瑞典等多个国家。在这个过程中，他积累了丰富的海外项目经验，并深受相熟的劳务公司与工人的信赖。

海外工程项目是项目制移民工的一个主要聚集地。由于建筑业生产有着周期性、单件性的特点，不同项目所处的地点、所需的工种及各工种的具体人员数量也各不相同，这使得工程项目的开展高度依赖于流动的劳动力资源。建筑工人们在工程伊始聚集，又在工程结束后各自分散。在这个过程中，工头是将分散在各地的工人们聚拢在一起的“网”，负担着施工工人召集、管理以及薪资分配等的工作。海外工程项目也基本沿袭了这种运作方式，与国内工程不同的是，由于语言与海外经验的限制，工头在海外工程项目中一般不会担任最低一级的承包商，而是以督工的角色协助项目经理开展管理工作。通常情况下，海外工程项目进行期间，劳务公司会全权负责处理工人出入境相关事宜，并安排工人在海外的生活起居；项目结束后，项目制移民工便会在雇主的安排下返回国内，不会在海外过多逗留。在此情况下，项目制移民工需要负担的迁移风险很低，他们不需要像传统跨国劳工那样独自面对在海外的生存问题，也不用自己处理在国外遭遇的危机情况。同时，与传统跨国劳工不同，项目制移民工的移民倾向较弱，他们普遍没有在海外定居的意向，也没有积极适应与融入他国社会的动机与需求。

近年来，伴随着我国对外经济合作规模的快速扩张，以及劳务外派的工作程序规范化和标准化，越来越多的建筑工人与阿强一样，以参加国际项目的形式流向海外，项目制移民工迅速成长为劳工移民中的重要类型。我国商务部数据显示，2013年“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提出后，积极的政策环境使得我国对外派出劳务人员数量出现较大的跃升。2014年年底在海外的劳务人员数量较去年同期增长了17.9%。新冠疫情爆发前，我国每年对外劳务合作派出的各类劳务人员数量在50万左右，在外各类劳务人员则为100万左右，均保持在较为稳定的水平。其中，海外工程类项目是国内劳工输出的主要方向。其中，我国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得尤为顺利。2018年我国承包工程项目共派出22.7万人，占全年总输出人口的46.1%，其中很多都是参加海外工程项目的项目制移民工。2019年，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的62个国家新签定对外承包工程项目合同6944份，新签合同额1548.9亿美元，占同期我国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的59.5%。

值得一提的是，在海外工程项目的实际运作过程中，施工单位为降低工人出国成本、缩短手续办理周期，为工人办理旅游签证的情况并不罕见。由此可推断，实际供职于海外工程项目的项目制移民工数量可能远超官方统计数据。

工人们在海外进行作业，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在我国“走出去”战略日益深化的大背景下，项目制移民工获得了更多走出国门、参与海外项目的机会。许多项目制移民工在短短数月内便往返多个国家，一年居住在国内的日子屈指可数。然而，项目制移民工丰富的海外工作经历，并不意味着他们拥有同样丰富的跨文化交流经验。事实上，在整个跨国流动过程中，项目制移民工始终处于劳务公司的严密监视下，其日常生活与社会关系被限制在狭窄的空间中，基本不能与海外社会发生有机的双向互动。

工头：流动的“节点”

对阿强来说，选择合作的劳务公司是个大事，如果遇到的是海外项目，更需要好好斟酌。他不但自己要赚钱，也要对手下的工人负责。在选择合作的公司时，除了要综合考虑不同公司开出的工资与待遇条件，阿强更看重的是公司的声誉与可靠度。他一般倾向于选择曾有过合作经历的本地劳务公司，而对外地公司发来的邀约持谨慎态度。在决定是否合作前，他会通过自己的人际关系网络收集信息，反复验证该公司的可信度。但即便如此，也不能完全避免劳务公司恶意克扣工人工资的情况。有时，劳务公司或其他甲方公司会以“项目不符合国外的工程标准”为由，不履行约定的薪资待遇。对此，作为工头的阿强也没有什么特别有效的应对方法。如果被扣的钱数额较大，阿强会带领手下工人去公司或当地劳动局讨说法，但如果被扣的钱总额不大，他会倾向于劝工人不要再追究，以免在与劳务公司的纠缠中浪费过多精力，耽误参加其他工程的时间。

工头在海外工程项目的运作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从人员招募到薪资分配，从工程管理到生活安排，工头几乎参与到了海外工程项目的每一个环节。他们是工人，也是管理者，作为项目制移民工跨国流动的关键“节点”，行业的人脉、信息流与资源流在工头身上交叉与汇聚，经由这些“节点”，分散在国内的工人与千里之外的海外工程精准对接，“点对点”式地流入国外工作场所。目前，我国建筑施工项目的用工形式主要可以分为“包工”和“点工”两种。“包工”指工头自行调配资源、组织人员在约定时间内完成单位工程的工作形式。在大部分情况下，包工头负责安排手下工人在工程进行期间的食宿活动；“点工”，即计时工，是按工作时间结算报酬的用工方式。劳务公司与工人预先约定日薪，再依据不同工人的具体工作天数结算工资，这种用工形式在近年的劳务市场越来越普遍。海外工程项目一般以“点工”的形式开展，工人参加海外工程项目获得的报酬取决于其在海外的实际工作天数。这主要是因为受制于教育程度与文化水平，在国外工作期间，工头无法像国内一样统筹规划项目的相关事宜、主导工程的实际运行。工人们的出国手续、海外生活、工程的整体施工进度皆由劳务公司方面全权负责。这种项目运作特点在降低跨国流动门槛、降低个体工人海外工作成本的同时，也让工头在海外项目中对项目整体情况把控不足，一定程度上导致他们在与劳务公司博弈中的弱势地位。

工头与劳务公司确定建立关系后，项目便进入到了普通工人招募阶段。阿强会依据公司给出的人员需求名单与平均工资报价，对不同工种、不同资历工人的工资待遇进一步细化，并通过工友微信群、电话联系等方式寻找有意向加入项目的工人。由于海外工程项目的日平均工资往往比国内高出100-200元，工人们的参与热情往往十分高涨，阿强往往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够召集齐项目所需的工人。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社会学教授Winch曾提出，工人招募环节对于建筑行业的劳资关系有着重要影响作用，资本对于建筑工人施加的控制更多的是通过劳动力市场，而非劳动过程来实现的。工头在海外项目的人员招募阶段拥有较大的自主权，在划定不同工种的薪资水平后，他们会通过自身的人际关系网络物色合适的工人，并邀请他们参与到海外工程项目之中。一般而言，工头招募的都是来自同一地区，或此前在其他工程项目中有多次合作经历的工人。这种招募形式在保证了工人召集活动快速、高效开展的同时，也模糊了工头与普通工人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对工人后期在海外的行为活动施加了无形的管制与约束。

当项目正式实施后，工头在团队里发挥着规范工人行为、维护团队氛围的功能。成为一名合格的海外工程项目工头的首要条件是过硬的专业技术能力与现场掌控能力。海外工程项目的特殊性在于，更换人员的成本较高，且容易出现突发状况。这就需要工头对工程的实施进度有十足的把握，在需要时他们会顶替生病工人的岗位，并负责整个工程的扫尾工作。因此，工头们普遍对各个技术工种都有所涉猎了解。在此基础上，出色的协调沟通与管理能力也是工头不可或缺的技能。他们不但是公司向工人传达指示和要求的中介，也是工人们向雇主提出诉求的窗口。潘毅、卢晖临在研究国内建筑业包工体制时提出，包工头是建筑公司与工人间的“软化剂”与“缓冲带”。在跨国工程中，工头的这一作用仍有着清晰的体现。即使工头在跨国项目中并不担任对项目实施起主导作用的承包人角色，他们在工人心目中依然有着较高的威信，他们更像代表工人团体的意见领袖，而非资本的代言人。相较于项目经理的直接管理，工头的管理活动更不易激起工人们的抵触情绪，反而更为直接有效。值得注意的是，与项目经理与工人间的关系不同，几乎所有的工头都是从普通工人成长起来的，他们与普通工人有着类似的成长经历与话语表达方式，共同享有作为“工人”的身份认同，两者间的等级关系并不明显。在大多数普通工人心中，工头属于“自己人”，他们是朋友，而非领导。

“被悬置”与“被监管”

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项飙在讨论当代亚洲的跨国劳工体制时提出“劳工移植”的概念。他认为，劳工们的跨国流动与其说是一个主动行为过程，不如说是一个“被移植”的过程，即“劳工在家乡被‘拔出’后，便被直接移植入在海外被严格控制的工作场所和生活空间”。项目制移民工们的足迹虽遍布全球，却始终处于“被悬置”的状态。“流动”实际上是达成新型劳动控制的渠道，“国家与资本对劳工流动过程的控制，逐渐替换了对劳工劳动过程的控制”。他们无法在海外落“地”，与跨国工作通道以外的世界进行直接接触；也无法在国内落“地”，与亲属建立起长期稳固的情感联系。

跨越国境线，离开自己的故土，来到文化习俗迥然不同的陌生国度，项目制移民工不仅面临着气候环境，饮食习惯的变化，也同样经受着封闭工作环境和歧视偏见的考验，某些时候甚至还面临着非法滞留的危险。在办理工人的出国工作手续时，劳务公司有时会为了降低时间、经济成本，替工人们办理旅游签证加之项目制移民工经常会在短期内往返多个国家，而因为跨境频率高，他们被他国海关扣留、敲诈的情况时有发生。

来自湖南岳阳的志勇（化名）从事的是环氧地坪施工的工作，今年刚满31岁，是阿强手下的一名“得力干将”。阿强对志勇的评价很高，认为他“话不多，技术水平好，人踏实肯干”。至2019年底，志勇总共参加了七次海外工程，跨国工作经验十分丰富。谈及在海外难忘的回忆，志勇的情绪很高，与我们分享了许多自己在国外遇到的奇闻异事。在这其中，他印象最深的是在巴基斯坦的一次非法滞留经历。那天，在海外结束工作、准备返回国内的志勇在机场被海关拦下，理由是巴基斯坦的海关人员从志勇的外表穿着上判断他入境的目的是为了工作，但他持有的签证却是旅游签证。当晚，志勇与其他七名中国人一起被扣留在机场的小房间中，被告知要支付300美元罚金才能离开。在此之前，志勇对海关扣留持旅游签证的中国工人，以此勒索钱财的情况便有所耳闻。因此，他阻止了打算交纳罚金了事的其他工人。就这样，七个互不相识的工人在异国机场的小房间内待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志勇找到机会给公司打了电话，在劳务公司项目经理的帮助下，志勇才成功返回国内。

在项目制移民工的海外生活方面，为便于管理、降低意外出现的可能性，项目经理一般会组织工人集中入住公司安排的宿舍或旅馆，并要求工人上交护照，由公司代为保管。在国外期间，工人们的活动区域被严格限制在工地与住处，单独出行是被严格禁止的，而语言上的隔离也使得项目制移民工与当地居民间有着一堵无法逾越的天然屏障，工人们不能也没有意愿与当地人深入交流。这造成了项目制移民工在海外的社交圈封闭、生活单调的现状。一般而言，他们的日常交流对象仅限于本国工友与其他项目工作人员，由于在海外居住时间普遍较短，一般仅1-4个月，工人们往往在对某一国家产生整体认识前便离开了。

29岁的王洪（化名）曾有两次出国工作，他告诉我们，他在加纳工作时，曾被告知由于当地治安不好，工人们不能私自离开工厂与宿舍，即使要出厂区购买物品，也需要在申请通过后在当地向导的带领下集体出行。大多数时候，王洪与其他工友会通过共同烧菜、聚餐的方式，排解一人在外打拼的孤独与烦闷。有时，王洪也会通过微信视频通话的方式，联系国内的亲戚朋友，询问对方的近况，并分享自己在海外的见闻。

工人们在海外制作家乡菜，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同时，由于国外部分地区对中国存在的一些偏见和固有印象，项目制移民工在国外有时也面临着被歧视的情况，这类现象在日本、欧洲等发达地区更为明显。王洪向我们讲述了他在瑞典工作期间的一些不愉快的经历。在他看来，瑞典安全部门对于中国施工团队有着先入为主的刻板印象。相较于其他国家的施工团队，瑞典的安全监管人员对于中国团队的评判标准过于严格。这使得整个项目团队不得不多次改进、调整施工程序，并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工程进展极为缓慢。另外，由于国外行业标准和社会环境与国内有所不同，且经常有突发事件发生，项目制移民工在国外的工作时间有着较强的不确定性，工程延期、回国时间推迟的情况非常普遍。在此次疫情期间，就有许多项目制移民工被迫滞留海外。这种工作上的不稳定性不但会影响工人其后的工作生活安排，也加重了该群体在国外期间不安与焦虑的情绪。

项目制移民工“被悬置”的情况不仅发生在海外工作期间，也出现他们在国内的社会交往中。作为工头，阿强的收入高于普通工人，每次项目结束都能获得一笔可观的收入。总体来说，阿强对目前的生活状态十分满意，虽然海外的生活有些“闷”，但“赚的不少也没那么累”。相较于工作，更让他发愁的是自己与两个孩子的关系。建筑工程特有的工作需要，使得阿强频繁奔波于国内外的各个工地，长期的两地分居让他与孩子们的关系显得有些生疏。与前妻离婚后，阿强的一双儿女一直被寄养在无锡老家。谈及未来的打算，阿强希望能在疫情结束后，继续参与海外工程项目，因为自己“文化水平不高，干这行好多年了，熟得很，适应一种新的工作也挺麻烦的”。

有学者指出，跨国流动带来的环境转变可能会让移民脱离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削弱甚至摧毁原有的社会联系，但在某些情境下，也可能加固、强化原本的联系。我们的调查也发现，相较国内工程项目，海外工程具有更高的外部风险与封闭的工作生活环境，这使得项目制移民工普遍对于国外社会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抵触情绪。外部社会的排斥提升了项目团队的内部凝聚力，项目制移民工对于作为工程管理方的劳务公司保持着较高程度的信任与依赖。这种信任与依赖大大降低了工人们在海外为争取群体利益，爆发集体抗议活动的可能性。与此同时，由于长期分隔两地，项目制劳工难以维系其与国内亲朋好友的情感联系，他们在国内的人际关系纽带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了。

除了“被悬置”之外，身处异国的项目制移民工还面临着“被监管”的问题。劳工网络是劳务公司控制项目制移民工海外工作生活的重要手段。项飙在研究劳工移民与中介关系时曾指出部分出国务工较为活跃的村庄，存在着一种控制劳工的“联保制度”，即如果一个村庄有多名受雇于同一家公司的出国务工人员，为防止工人跑路或做出其他越轨行为，公司会通过层层中介，向每个家庭施加“连坐”式的遣返惩罚压力。如今，线上网络平台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用工方与工人间的信息鸿沟，建筑业大部分项目制移民工不需要通过中介，便可以通过微信群、qq群从相熟的工头与工友处获得海外工作岗位的相关信息，但这种基于劳工社会关系网络建立起来的“连坐”控制系统依然存在。一旦工头或普通工人介绍工人加入海外工程项目，他们就默认要作为担保人为该工人在海外的工作表现负责。如果被介绍人在海外出现了不良行为并因此被遣返回国，介绍人的信誉也会受损。由于建筑劳务行业的圈子本身并不大，这种“不良记录”会对工人们之后的工作造成不小的负面影响。针对项目制移民工的“连坐”管理方式，使工人们间形成互相监督机制，减少了工人们逾矩行为的发生。

结语

处在高频度的跨国流动与高强度的封闭工作过程中的项目制移民工，在无形中被置于一种不落“地”的悬浮状态。一方面，他们与流入国的接触停留在表面层次, “点对点”式的迁移形式，封闭的海外生活，以及劳工网络的牵制作用，让工人们的活动轨迹始终处于劳务公司的监视与控制之下，许多项目制移民工虽然有着多次出国工作经历，但他们对国外社会的了解并没有加深。那些看似光鲜的海外工作经历背后，实际是一段段被剔除新鲜感、缺乏异国情调润色的孤独之旅。另一方面，由于一年中在国内居住的时间十分有限，项目制移民工与国内亲戚朋友的情感联系也较为脆弱。除工友外，工人们在国内的人际关系网络普遍较为淡薄。不落“地”与世界旅人的双重身份使得项目制移民工在与雇主的博弈中始终处于弱势地位。他们缺乏与劳务公司谈判的筹码，也缺少表达自身诉求、保护自身权益的维权渠道。

伴随着资本、劳动力、信息、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频繁流动、配置与重组，以及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推进，项目制移民工的跨国流动势必日益频繁。流动中的项目制移民工将促使国家、资本与劳工主体之间关系的一列转变。作为一种非典型的移民劳工类型，项目制移民工亟待学术界的深入研究。

 * 本文系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和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曙光计划（项目编号17SG29）、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华东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青年跨学科创新团队项目（2018ECNU-QKT014）阶段性成果。

（作者：乐妮：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硕士研究生；赵晔琴：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

参考文献Winch, G., 1986, “The Labour Process and Labour Market in Construc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ology and Social Policy, 6(2):103-116.Xiang，B., J. Lindquist, 2014, Migration Infrastructur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48(1):122-148.李明欢，2009，“国际移民的定义跟类别——兼论中国移民问题”，《华侨华人历史研究》第2期。黎相宜、周敏，2014，“跨国空间下消费的社会价值兑现——基于美国福州移民两栖消费的个案研究”，《社会学研究》第2期。潘毅、卢晖临、张慧鹏，2010，“阶级的形成:建筑工地上的劳动控制与建筑工人的集体抗争”，《开放时代》第5期。潘毅、卢晖临，2009，“暴力的根源:揭开建筑业拖欠工资的面纱”，http://wen.org.cn/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c8/1772吴越菲、文军，2016，“新流动范式:当代移民研究的理论转型及其论争”，《学术月刊》第7期。项飚、吕云芳，2011，“劳工移植:东亚的跨国劳动力流动和‘点对点’式的全球化”，《开放时代》第5期。项飙、约翰·林德奎斯特，2019，“流动，还是被流动：跨国劳务的基础设施”，《社会学评论》第6期。赵晔琴，2016，《融入与区隔：巴黎华人新移民研究》，中国社会出版社。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tongjiziliao/ 

周敏、刘宏，2013，《海外华人跨国主义实践的模式及其差异——基于美国与新加坡的比较分析》，《华人华侨历史研究》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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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朱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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