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失踪弟弟20年，我意外获知一条国家机密 | 冰血长津湖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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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血长津湖」故事点这：01无声的战友 02生死搭档 03向死而生

大家好，我是罗伯特刘。

今天才听北方小伙伴说，他们离开家时都要吃碗饺子，因为北方民间有“滚蛋饺子进门面”之说。

我问原因，他们说饺子像元宝，寓意出门在外顺顺利利多赚钱。面条细长缠绕，寓意“绑住”、“留住”。

我听后觉得这说法并不能说服我，于是忍不住开启查查查模式。

直到有个网友解释说，因为包饺子要很长时间，离家的人可以慢慢收拾行李，和家人说说心里的话，能多呆一会儿是一会儿。

而回家的人，刚赶了远路都是又冷又饿，下面条又热又快，一碗热面下去，能最快感到回家的温暖。

不知为何，我被这解释感动了。

今天的主人翁孙文祥离家前，母亲却给他下了一碗面，因为他没有多余的时间收拾行李了。

他要开始一段危险的逃亡之旅。

我17岁那年，同往常一样赶到学校上课。

一位同学忽然冲进教室里，满头大汗地喘着粗气，没说一句话，拉起我就往外跑。

我知道，我们一定是暴露了。

我们一气不歇地狂奔，一路跑到一家修车铺里，躲了起来，店老板跟家里的长辈交好，二话不说，冒着杀头的罪收留了我们。

躲在修车铺里，我上气不接下气，心里一个念头冒出来：

我要就这么跑了，我的家人怎么办，我的小弟怎么办？

那是1940年的春天，驻青岛的日军占领了我的故乡山东莱西。

我就读的联合中学组织了抗日宣传，我们这些年轻学生，就在日本人眼皮底下公然烧日货，发传单，喊口号，早就成了日军的眼中钉，肉中刺。

日军宪兵和汉奸要搜捕进步学生的消息传得很快，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已经上了他们的黑名单。

就在心存侥幸时，这一天突然到来了。

在修车厂躲到傍晚，我们正愁去处，车铺的掌柜领来一个穿长袍带礼帽的神秘男人，让我们一切都要听对方的安排。

我们将信将疑，但危急关头，除了相信眼前的熟人，也别无他法。

趁黑离开车铺时，掌柜的递给我一副马车胶轮内胎做的皮枪（弹弓），让我拿着多少能壮个胆。

等到了南沙河的一片树林里，领路的神秘男人突然停下脚，亮明了自己的身份。

原来，那家修车铺是中共抗日组织的地下联络点。他是胶东沦陷区的地下政治教育指导员，专门负责转移爱国青年学生去大后方求学。

可是大后方，哪里是大后方呢？

我忽然想起大姐夫曾在信中提到，他就读的学校是抗日爱国将领李仙洲在安徽阜阳创办的成城中学。

成城中学校训（网络图片）

我小心翼翼地问起戴礼帽的男人，是否了解那所学校的情况，没想到他回答地爽快利索，说那正是他打算安置我们的地方之一，可以给我们提供路线图。

但从莱西到阜阳将近800公里，从未出过远门的我，一听说要去那么远的地方，心里有些发怵。

那人似乎看出我们的犹豫，郑重又严肃地说，明天一早必须离开，否则让日军宪兵抓进去，能出来也一定是废人了，再不走全家都会因为我们大难临头。

听了这话，我知道自己没有理由再犹豫下去，况且那里还有大姐夫在，多少也有个照应。

只是想到家里的小弟还那么小，我怎么放心的下呢？

小弟浓眉大眼，在我们几个兄弟里，相貌生得最英俊，个头也高高大大。他从小跟着父亲习武，拳脚功夫尤其厉害，两截鞭打得更是在村里数一数二。

小弟头脑聪明，能写一手好字，但惹起麻烦来也是一把好手。

除了爱跟我一块耍皮枪，他最喜欢的就是三国和水浒里的那些英雄好汉，里面的故事听多少遍也不够。

等到我读初中时，同学们经常私下偷偷传看一些禁书，上面查得越紧，底下看得越热闹，我也因为书中的文字热血沸腾。

一回家就迫不及待地把在学校的见闻讲给家里的小弟听。家里的老房子前有一个不大的小水湾，四周长满了柳树，早晚时分，就是我“说书”的最佳所在。

不知是不是故事听得太多，这家伙从小就像书中写的英雄侠客一样，有副嫉恶如仇的刚烈性子。

只要见到受欺负的人，他总忍不住要替人出头打架，熊孩子见了都怕他，家里更是天天被大人们找上门来讨要公道。

母亲没有为此责骂过成天惹是生非的小弟，唯一一次对他动真格也并不是因为他跟人打架。

小弟的学校就在与我家一河之隔的寨南村，日寇占领莱西后，日本宣抚班负责奴化教育的人，经常去下面的学校宣传。

小弟胆子大，做事不管不顾，叫上几个堂兄弟躲在河西岸的芦苇荡里，专门朝东面路上的日本人打皮枪，日本人没发现他们，胡乱开枪吓跑了这群孩子。

母亲知道后，第一次拧着耳朵大骂了小弟，说他小小年纪就敢去招惹日本人，简直不要命了。

我很担心分开后，他还那么淘气，可怎么办？

我和神秘男人分别后，偷偷回家和父母告别。

当时正是清明前后，娘哭着问我：“大后方远吗，那地场也有日本兵吗？”

我不知该如何回答，这偌大的国土，真有地方能独善其身吗？

为了我的安全，爹娘没有阻拦。夜里，母亲连夜给我准备了铺盖和干粮，大姐给我带了件崭新的夹袄，他们把家里仅有的10文铜钱塞到我手里。

这一夜，家里人都没睡觉，一齐围在正屋的土炕上，每个人都有说不完的话等着我，像要把这辈子的话都说尽了。

第二天清晨，娘和三位妯娌擀了四柱子手擀面，白面只有一小柱，母亲大都舀给了我，其他人只分了那三大柱子地瓜和豌豆面。

卤子则是用过年攒下的一刀咸肉，合着豆酱和萝卜干做的，这顿饭，难忘又奢侈。我生怕吃得慢了就舍不得动身，一股脑唏哩呼噜把碗扒了个干净。

因为去大后方的行动需要保密，离家不远的县第三小学里住着日本人的督学和汉奸，家里人一同送行目标太大。

临出门前，那一双双看向我的眼睛像有什么魔力，把我的脚牢牢地粘在了地上动弹不得。

我横下心，将他们全部挡在屋门内，独自一人去三里外的洙河边与同学们汇合。

这条求学之路也可能是一条无法回头的流亡之路。不归路是我的，不是他们的。

出发不久，天下起了濛濛细雨，听到后面急促的脚步声，我猛地回头，发现是拿着蓑衣来寻我的小弟。我让他回去，他不肯，执意要送我一程。

当时，我们兄弟姊妹6个，我与9岁的小弟感情最好，他说自己可以装着去上学，小孩不会引起旁人的注意。我拗不过他，只能答应。

离开村子过了东沙河，绕过寨南的县第三小学就到了洙河边的青石板桥前。这时，其他的同学已经提前到了。

分别的时候到了，见我要过河，小弟突然抓着我的夹袄哭了起来，问我为何走得这么突然，能不能带他一起。

“宽儿听话，你在家要听爹娘的话，等你长大就来找哥，哥等着你。”

这时，起早过河的人多了起来，见小弟还是不撒手，我念起他对皮枪情有独钟，就掏出了车铺掌柜给的那副新皮枪：“你要停步，这玩意儿就归你了。”

皮枪（网络图片）

小弟的皮枪早已断了好几处，虽然用麻绳绑了几次，但早已没有了弹力。

拿着马车内胎弹力十足的皮枪，小弟的眼睛彻底挪不动地方了，翻过来覆过去，看个没完。

见他一时兴奋地出神，我跟着同学们急步走过了石桥，一口气爬上河南岸的山包顶。

转身看过去，小弟单薄的身影仍立在石桥边，似乎还在挥着皮枪冲我招手，

那一瞬间，我憋了一夜的泪水再也忍不住了。

我们一行人刚步至沂蒙山区，就遇到日机轰炸，慌乱中，我与同学走散，只能开始独自流亡。

娘准备的干粮吃完了，我就靠帮人打柴换点食物或路费。有时饿得连打柴的力气都没有，就沿路乞讨。

夜里找不到住的地方，就在路旁或村头草垛里露宿，天亮后再接着赶路。

钱花光了，干粮吃完了，到最后，连大姐给的那件夹袄都卖了，那是我唯一也是最后的东西了。

我身上只剩了一张“战区流亡学生证”，我把它藏在衣服的夹缝里，混在逃难的老乡中，小心翼翼地穿过一道道封锁线，一路迂回南下至安徽。

在好心人的帮助下，1940年冬，我终于考入了安徽阜阳的成城中学，当时已经改名叫国立第二十二中学。

开学第一节课，我是屏住呼吸听的课，在艰难的抗战岁月里，流亡生活虽然清苦，但能读书就是天堂般的日子。

但这样的好日子不是一直都有的。

期间大姐夫为了生计，毕业后离开阜阳去了兰州的国民政府谋职，唯一的亲人走了，我又成了孤身一人。

1944年9月，因日寇占领了豫、鄂一带的平汉铁路，我和同学们只能再次踏上流亡征途。

途径河南省时，日寇追了上来，11位同学惨死在他们的屠刀下，最小的只有14岁。我因为走在前面又跑得快，才躲过一劫。

没有棺椁收敛，也没有爹娘在旁，看着那一具具年轻的身体挤在冰冷的土坑里，我心碎了。

我的小弟若是长到此时，也是这般年纪呀。

跨过平汉铁路，便是被肆虐的中原大地。沿途所见惨状触目惊心。

一个已经咽气的妇女，坐靠在街边土墙上，臂弯里搂着个婴孩，那孩子俯身贴在妈妈敞开的怀里，已经失去血色的嘴唇，还含着妈妈干瘪的乳头。

我看看自己脚上那双龙须草编成的草鞋，人命与草芥，有何区别呢？

我们一路沿着汉江逆流而上，流亡到陕西境内时，已经进入了11月。

饥寒交迫走投无路之下我想起了大姐夫，去信两封想寻求帮助，但不知道为何，求助信都石沉大海没有回音。

一直到汉阴，有天我的同学突然告诉我，说他看到了我的姐夫。

我按他说的急忙去寻人，只见大姐夫穿着一身国民政府的警察制服，戴着黑色的大檐帽，挎着一把窄刀，像是一个管事的长官，不知道来汉阴有什么任务。

他的样子很严肃，我有些吓到了，没敢多问，只有些难为情地问他可否匀一件里衣给我，我穿得实在太破了。

但大姐夫以不便为由拒绝了我。我察觉到他的为难，便默默离开了。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不久我终于有机会给家里写了第一封信报平安，那时候，我已经离家流亡整整四年。

这样东奔西走的流亡日子一直持续到抗战胜利，我以为可以安心求学，没想到内战爆发了。

1949年全国解放后，我找到当地的解放军2野18军想报名参军，部队一看我有高中学历，当即任命我当了文化教员。

但在秦岭林场学习锻炼期间，我在抗战流亡时患上的肺病复发，只好申请转业回家。

经过半个多月的颠簸，1950年2月14日傍晚，我辗转到家乡莱西县城的汽车站。

此时我已离开家乡整十年。

在我们老家，到了腊月二十八这一天，各家都要张罗年货，通常是一早发面，到了过晌开始蒸饽饽、蒸圣虫和炸面鱼。

山东的传统面食“圣虫”（网络图片）

我下了汽车，临近天黑，走在街道上，家家户户都热气蒸腾，香气四溢。

回家路上，天上飘起了清雪，尽管路面都被雪盖着，但这是回家的路，我闭着眼睛都能摸着。

临近村口，我的心跳得快了，步子却慢了下来。所谓“近乡情更怯”，大概就是这样的感觉吧。

往前走，我见不远处也有个同乡在匆匆赶路，那人的步子急得很，背影更是越看越熟，我快步撵上去一瞧——“二爸！”

来人吓了一跳，定了几秒才反应过来我是谁，来不及寒暄，高兴地扯着我就朝村里走。

终于到家门口了，我听见了屋里热闹的拉呱声，心突突地更厉害了。

在我们这个27口人的大家庭里，吃饭是头等大事，眼前又临近年关，里里外外忙得不亦乐乎的爹娘，似乎一时忘记了两个离家多年的儿子。

正在大家张罗着要开年夜饭的时候，我扣响了门。

跟离家时寒酸的模样相比，回家的我穿着二野部队的冬棉装，带着护耳棉帽，打着绑腿，因为是享受排级待遇的文化教员，还蹬了一双半高腰的黑色皮鞋。

“娘，俺回来了！”

昏暗的油灯照不清对方沧桑的脸，过了许久，被我这幅军人样吓了一跳的爹娘才反应过来，门外是已离家近十年的大儿子。

爹娘认出我来，喜得合不上嘴，赶紧把我引进屋里，母亲拉着我，凑上来仔仔细细地打量。

我记得母亲的视力一直很好，还能在深夜做活，我问她：“娘，你咋啦，是看不清儿的脸吗？”

旁边的妹妹们沉默了一阵才告诉我，娘的右眼已几乎看不见了。不知这十年，娘为我们流了多少泪。

十年过去，家中样貌没有大改，只在老院的东边，发现了3栋新起的泥墙草屋，除此之外，我还多了13个素未谋面的堂兄弟姊妹，全家人口齐全，唯独有一人不见了——我的小弟。

我忙问小弟去哪了，二爸忽然反应过来，急忙从怀里掏出了一封写着部队代号的信来，信是他刚刚拿到的，上面署着小弟的名字。

二爸本是赶着来送信，却和我在半路遇上了。

同一天一下得知了两个儿子的下落，爹娘和家里的亲戚们都乐得合不拢嘴。

见我回来，母亲说年前备下的东西不够，得给我包顿团圆饺子吃了才吉利。

向来不管家务事的父亲听完，二话没说，竟亲自到灶屋里，割了一大块留着年三十祭祖的肉，说这顿饺子里肉得管够。

热乎了一阵，我赶紧催二爸把信打开，这才得知小弟的下落。

他在参加胶东八路军警备4旅8团后，跟着部队从胶东半岛一路打进了上海，还参加了济南、淮海、渡江战役，现随部队驻扎在上海的金山卫。

他说自己在孟良崮战役之后加入了共产党，在淮海战役升任作战班长，解放上海后，被一纸调令调到团司令部任卫生班班长。

起初，他仍一心想留在前线作战，可整个240团挑不出几个读过初中的人来，从没搞过卫生工作的小弟硬着头皮上了岗。

没想到，那个15岁离家的小男孩已经不再是幼稚的孩童，而是一名肩负重任的老兵了。

我又赶忙追问了爹娘，小弟为啥要去当兵。

原来，老家莱西水集解放的那天，自小胆大的小弟，兴致冲冲地逃课跑去围观八路军作战。

没想到第二天，一到学堂就受到了老先生的点名训斥，在那位先生眼里，读书人的黄金法则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

小弟年轻气盛，哪里受得了这顿训斥，老天像是站在了这个热血少年这边，同天上午，恰逢胶东八路军警备4旅来学校招兵。

正在气头上的小弟想都没想就报了名，连家都没回，只让同村的一位同学帮转告：“帮俺告诉俺娘，俺去当兵了。”

八路军攻打莱西马连庄缴获的日军重机枪 

爹娘得到口信后，疯了一般赶到学校找人。

学校的两排教室间有段十几层的石阶，裹着小脚的母亲瘫在上面再也走不动了，找完校长回来的父亲说招兵的八路军早已不知去向，母亲听完瘫在台阶上，哭得起不来身。

一直到天黑，二妹和三妹提着灯笼赶到了学校，大家才一齐搀着母亲往家走。

路上有一条沙河，母亲来去全靠父亲背。平日里身手矫健的父亲，走到河心突然摔倒，一下子跪在膝盖深的河水里，手上仍紧紧托住背上的母亲不放。

妹妹们费了好大的劲，才将两人扶起来，手里提的灯笼却掉进河里灭了。

周围一片漆黑，只剩河岸高高的芦苇晃着黑影，两个妹妹吓哭了，背着母亲的父亲也哭了。

月光下的泪闪着悠悠的光影，和清澈的河水映在一处，那是这辈子，倔强的父亲唯一一次被人看到流泪。

回到家后，无论周围人怎么劝，母亲都不肯吃饭，一个人坐在蒲团上哭。

早秋的天气依旧闷热，有痨病的母亲憋得上不来气来，妹妹们轮换着用蒲扇扇风，直到天快明。

母亲醒来摸索着问一旁的二妹，8岁的三妹去哪了。看到正在一旁熟睡的三妹，二妹才知道，哭了一夜的母亲，一只眼睛已经看不见了。

我望着有些憔悴的母亲和那双不再明亮的眼睛，多年未能尽孝的歉意涌上心头，鼻子一阵发酸。

我连夜回了封书信给小弟，谈完家里的情况，还勉励他在部队好好表现，争取更大的进步，全家人都等他归来团圆。

1950年的国庆节，我才收到了他的第一封回信。原来，春节后他所在的部队奉命进行武装泅渡和抢占滩涂演练，备战解放台湾。

当时，部队的作战训练是秘密的，指战员的书信也受到了纪律约束。所以直到结束演练转移到山东泰安后，部队才允许给家里写信。

我什么都顾不上了，急忙给小弟写了一封回信，可这次却没有上一次那么幸运。

一个多月后的11月7日，《人民日报》首次公开报道了中国军队入朝鲜作战的消息。

这条仅有34个字的新闻，我不知读了多少遍，越读越紧张，连忙照着上封信留下的地址，又给小弟去了一封信，询问今后的动向。

但我哪里知道，此时的他早已随部队跨过鸭绿江进入了朝鲜战场。

我回家后，去县城继续当教师，专门给县机关人员当文化教员。

大姐夫也在淮海战役前跑回了家乡，当了一名小学教师。不知为何，我们再见面，他待我不似从前近亲了。

多年不见的我们，彼此像生出了一层说不清道不明的隔阂。少年的情谊就该留在少年时吧。

我的学员中有一位是县兵役局局长，有一次他告诉我他认识一个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兵，那人不仅荣立特等功，还和小弟是同一批参军的战友，同在27军80师240团。

我只觉是老天眷顾我，赶紧打听了这个人的名字。

这个志愿军战士叫孙明芝。我得知他春节要回家探亲，一直找人守着他的消息，他回来的第一时间，我就找到他了解小弟的情况。

孙明芝说，本来备战解放台湾的战士们心早已飞向宝岛，恨不得早一点统一两岸，但1950年11月1日的夜里，部队临近泰安火车站的营地，突然加了双警卫，只准进不准出。

大家已经隐隐约约感受到临战前的紧张气氛。

从上海北上山东时，小弟的卫生班带了一些医治血吸虫的石灰膏。

自1950年夏天开始，因为天天武装泅渡，部队大范围感染了血吸虫。

得了血吸虫病的人，肚子像西瓜，脖子像丝瓜，手臂像黄瓜，有气无力，苦不堪言，更不说武装训练了。

小弟带着卫生班不分白天黑夜，硬是用火烧燎杀的方法，将训练场的钉螺灭得一干二净。

上世纪50年代血吸虫病疫区的全民灭螺

石灰膏很沉，一人背一袋也很吃力，仅有的马匹驮辎重都紧张，那时的营地一片忙乱，后勤股长一时找不见个人。

小弟只好去请示四处检查的团长。只见团长摆摆手，他当即意识到，部队这是要去朝鲜了。

果然这天会后，部队紧急集合奉命赶往火车站，只说要去演练，至于去哪里谁也不知道。

240团离开山东泰安后，一路越来越冷，大家才知道车在一路北上，他们的目的地是寒冷的朝鲜。

11月4日夜里，部队由辽宁安东（今丹东）入朝后，徒步向朝鲜盖马高原腹地长津湖方向前进。

谁也没有想到，一股50年不遇的西伯利亚强寒流也进入了朝鲜北部，将整个盖马高原冻成了一个巨大的冰坨。

长津湖地区是朝鲜北部最为苦寒的地区，海拔在1000米以上，林木茂密，人烟稀少，夜间最低温度接近零下40摄氏度。

240团以每天近60公里的速度，在冰天雪地里连续徒步行军400多公里，于11月22日到达了长津湖以北的作战区域。

此时，盖马高原的最低温度降到了零下50多度，27军出国的第一天冻伤就多达700余人。

小弟率领卫生班下到了前线连队，去宣传防冻知识，保护好手脚才能保证基本的作战能力。

卫生班告诉战士们，宿营时绝不能用热水洗手、洗脚，不能烤火，要相互把手脚伸进对方的棉衣里取暖。

坚持到11月27日夜里，震惊世界的长津湖战役打响了。

这次志愿军面对的敌人，是美军战斗力最强的陆战1师和享有“滴漏师”之称的美7师。

小弟所在部队的240团2个营，负责攻打1个加强营美军驻守的内峙洞。孙明芝是8连的重机枪班班长，在内峙洞战斗中，8连只剩了他和另一位指导员。

追击敌人的路上，扛着马克沁重机枪的孙明芝还遇见了小弟。

小弟叮嘱他，说美国佬的飞机和大炮专打重火力点，不能老在一个位置打，到时多换几个位置打，还送了他几支卷好了的旱烟。

当时的志愿军27军，每个师有一个卫生连，每个团有一个卫生排，而且大都分配到了基层连队担任战地救护。

说是救护，其实就是往下背伤员，因为在平均零下40多度的极寒天气里，志愿军战士的伤口不出几分钟就被冻住，几乎不用止血。

经过几天的激战，240团只剩下了残缺不全的警卫班、通讯班、卫生班和炊事班。

这些看似班的编制，其实并不普通，实际相当于军干部大队和师的教导队，是240团的“种子”和“骨干”。

可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这时，天已经大亮，鹅毛大雪仍在下着，而四面被围的“北极熊团”仍在孤注一掷地抵抗。

起初，240团于春圃团长只是命令警卫班、通讯班、卫生班追击，可眼见美军要跑，没有配枪的炊事班也抡着菜刀、铁铲和扁担跟了上去。

这是240团对新兴里“北极熊团”的最后一击。

到12月2日夜里12点，240团又接到了越过冰封的湖面继续追击的命令。

离开战场前，后勤部队立即打扫战场，但直到12月24日长津湖战役结束，也没有发现小弟。

活不见人，死不见体，部队只好将小弟列为失踪人员。

当时，失踪志愿军无非三个结局，要么牺牲，要么被俘，要么当了逃兵。

这三个结局，都是我们承担不起的。

看我神色大变，孙明芝又说，小弟十有八九是牺牲了，只是没有找到尸体而已。

他相信那个硬骨头的年轻人绝不会被俘，更不会当逃兵。

这一刻我不知该希望自己的亲弟弟是死，还是希望他活。谁会想要自己的兄弟死呢，但活着又只剩一个可能，他成了叛徒，背上了永远都洗不掉的耻辱。

这样的消息要是告诉爹娘，只能让他们更加心焦。

更何况这些只是推断，母亲已经哭瞎了一只眼睛，难道我还要让她把两只眼睛都哭瞎才心静吗？

我不能。

我只能把从孙明芝这里了解的疑虑和担忧藏在心里。爹娘问起来，我只说小弟的部队还在朝鲜打仗，他才19岁，迟两年回家娶亲也不晚。

几年里，兄弟姐妹们陆续都成了家，那个年代做军属是异常光荣的事情，我的两个妹妹不约而同都嫁给了军人，成了名副其实的军嫂。只有大姐夫是和我一样平凡的教书匠。

妹夫们也积极帮忙四处打听小弟的消息，每次母亲看到他们，都会问起小弟的下落。

二妹夫张文焕所在的26军也参加了长津湖战役，1955年春节跟二妹结婚时，他已是一名大尉军官了。

 我的二妹一家

父亲见了做军官的女婿只顾得乐了，可心细的母亲却将我叫到一边问， “26军都回国了，那你弟的27军怎么还不回国？”

我还没想好词，母亲又问，“二姑爷这么大的官都回来了，你弟不就是个班长嘛，还留在朝鲜干啥呢？”

我只好编理由搪塞说，俩人不是一个部队，小弟的部队留在朝鲜还有任务。

实际上，早在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已经签订，历时2年零9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早已宣告结束了。

两年后三妹也结婚了，三妹夫是新中国的第一代海军军官，爹娘见一身雪白军装的三妹夫更高兴了。

我的三妹一家

母亲高兴之余又回过神来问我，“海上的部队都回来了，你弟弟那个地上的部队怎么还没信呢？”

“海军没有参加抗美援朝”，我又一次糊弄了过去。

三妹婚礼时，我特意把俩妹夫叫到一旁，把孙明芝的话从头到尾复述了一遍，想看看他们有没有什么门道能帮忙打听打听。

他们凭着多年的从军经验分析说，小弟十有八九是牺牲了，除非他当了俘虏，去了台湾。

台湾——这个曾经在小弟的信中让全家人感到无比荣耀的名词，却成了我心中一道很久以来都挥之不去的阴影。

而在这道阴影真正降临之前，打破家中宁静的却是另一道晴天霹雳。

1957年的春天，我的大姐夫突然被当地公安部门逮捕入狱。

他是我的同学加姐夫，也曾是一名抗战流亡学生，我们是老相识，又是亲人，他能犯什么事？

一头雾水的我向县公安局局长一打听，顿时懵了。

我的大姐夫，不但是国民党的军统特务，回到家乡后还一直与其他特务用密信保持联系。

原来大姐夫口中那份兰州国防办公厅的工作，实则是国民党的军统特训班。我想起曾给他要件衣服却被拒绝的往事，想必做这种工作的他是不想过多和亲人亲近吧。

当时他加入的军统特训班，本是为了对付日本人的在华特务，可没等毕业，日军就投降了，他们开始把矛头对准自己人。

解放战争期间，在苏北执行任务的大姐夫偷偷跑回了家乡，隐藏身份做起了小学教师。

没有人知道他的军统特务的身份，也没人知道他仍旧在为过去的“老东家”服务。大姐更是直到丈夫被逮捕也不知情，只是哭着到县机关所在的“福顺德”小楼找我帮帮她男人。

顺德楼——二楼东侧正面第一个房间是我的办公室

姐夫这次是在酒馆里与来人接头时被警察抓了个正着，无可争辩，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

我清楚当时的政策，只要亲属里出了特务，除了要被人嚼舌根戳脊梁骨，一辈子被人看不起，家族的子女们更是会失去了受高等教育的权利，未来前途渺茫。

若是小弟也做了俘虏，投敌叛国，那我们全家一定会被当做反面典型，不知有多少罪要遭，17位亲堂兄弟姊妹的孩子，恐怕最多只有读小学的份了。

想到这里，我更加心慌起来，搞清小弟的下落成了事关家族未来的大事。

我想起了在新华社总部工作的同学，连忙去信给对方，求他帮忙联系解放军分社的同事，看能否打听一下小弟的下落。

对方在回信中说，依据当时情况看，长津湖战役惨烈异常，连美军的“北极熊团”都只逃出了300多人，能在这场战斗中保住性命就谢天谢地了，比起被俘，小弟牺牲的可能性更大。

或许是为了帮我缓解焦虑的情绪，他冒着风险告知我了另一个惊人的消息：毛主席的大儿子毛岸英，也牺牲在了朝鲜战场。

当时，这个消息连县委书记和县长也不知情，更别说其他人了。

我知道这是国家机密，不能说，只能把这两个消息压在心底，我几乎找遍了能联系的朋友，已是山穷水尽，无奈之下只能把一切都交给时间。

莱西1945年秋天解放后，人民政府开始在每年春节派人给军人家属发放“军属光荣”和“烈属光荣”牌。

转眼到了1958年的春节。大年三十的上午，大家都在盼着，在一片锣鼓喧天和“拥军秧歌”声中，像往年一样，村支书将一块木质红字的“军属光荣”的牌匾，钉在了我家的门框上。

每年有了这块牌子，全家就像是握住了免死金牌，“军属”，“烈属”一字之差，足以让我们相信，小弟确实还活着。

父亲喜得合不拢嘴，对放假回家的我说，你瞧，你弟一人参军，全家跟着光荣！

只是母亲仍是叹气，问我，光荣是光荣，可光荣了这么多年，小弟为何连封信也不能写呢？

看着因为想念弟弟已经哭瞎一只眼睛的母亲，我只能不断用谎言去圆另一个谎言：“北京的同学来信了，还有志愿军留在了朝鲜搞建设，没准儿小弟就在里面。”

1958年的3月12日的这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志愿军总部撤离朝鲜的公告，志愿军年内将分三批全部从朝鲜回国。

我突然有了一个不好的感觉，快十年了，如果活着的小弟还没有消息，那一定是当俘虏去了台湾。

那时的台湾，还是人们口中的禁忌。我只能把这样的疑问压在心底，一年又一年。

这一年的国庆节，已经35岁的我终于成家了。

母亲问妻子，说小弟留在朝鲜搞建设，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娶媳妇啊。

年纪尚轻的妻子还很单纯，说起自己听说过的一位抗美援朝的战士，回国时就带回一个漂亮的朝鲜媳妇。

听妻子这么一说，母亲乐得止不住地流泪。

没想到当年腊月里的一天，县兵役局的两名干部神色沉重走进了家里。

正在搓苞米的爹娘，一时没反应过来，直到兵役局的人恭恭敬敬地掏出了烈士证书。

两位老人不认字，兵役局的人只好捧起烈士证书来读。当听清小弟牺牲的确切消息后，母亲当场哭倒在地。

父亲则是蹲在角落里一个劲地吸着旱烟，当两名干部准备离开时，他忽然扔掉了烟袋锅，抄起门边的铁锨朝人身上砍去。

兵役局的干部不知送过多少次烈士证书，可从来没遇见这阵势，急忙拔腿往外跑。

父亲一直追到了大街上，边追边骂：“俺儿都死这么多年了，县里这才吭声？8年啊！婢养的，还俺儿！”

村里的人，包括陪同的村支书，没有一个人上前阻拦。大家都同情已经年纪古稀的父亲，等了八年，盼了八年，儿子却早已不在这世上了。

兵役局的干部回去后马上报告了县里，县领导交待我，赶紧回家好好安抚一下父亲，不能再节外生枝了。

我知道我弟是硬汉子，不会当逃兵，更不会当叛徒，但我过去一直都不敢想，那个一路跟着我的男孩是不是真的不在了，直到今天，我心里的石头才重重地落了：

我弟真的永远不会回来了。

当我骑着县里通讯员的自行车赶回家时，看到本来视力就弱的母亲仍在撕心裂肺地哭，哭小弟15岁离家，哭他死之前也没成个亲，哭我骗了她这么多年。

而父亲依旧拄着铁锨站在街门口，见我回来了，又大声嚷道：“打仗哪有不死人的，可人死了8年了，8年了，县里才吱声！”

村里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我知道父亲的脾气，倔劲上来十头牛都拉不回来，这口气不平他心里的坎是过不去的，我顿了顿，就算要被处分，也只能如此了。

我轻轻凑上前，悄声告诉别过脸的父亲——毛主席的儿子也牺牲在朝鲜战场上了。

父亲愣了一会儿，这才跟我走进了院子，埋头蹲在门槛的一角，一袋接着一袋地又抽起了旱烟袋锅。

驻守在朝鲜的9兵团奉命回国后，各军曾留下一个小分队寻找失踪人员。可1953年7月27日，中美交换了最后一批战俘后，27军的战俘名单却没有小弟。

到了1958年3月，志愿军全面撤军之前，继续留下来的人员曾再次进入长津湖地区。

一个朝鲜老乡来报告说，在一个山沟里发现了不少尸体的痕迹，留守的部队派人赶过去查看了一番，终于在还没腐烂的“光荣条”上看到了小弟的名字，这才确定了他的烈士身份。

过去的人总说苦吃得越多越显老，但长久以来，虽然几度生死徘徊，我却并没有这样的感觉，直到确定小弟牺牲。

不足一月，不知不觉中，我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衰老，正值壮年的汉子看上去，活像半百的老头。

1959年春节的大年三十，又到了送光荣牌的时候，不过这一次，连续送了15年的红色“军属光荣”牌，却变成了红底黑字的“烈属光荣”。

那年我除了用平常节约的饭票买了1斤猪肉和50斤地瓜干，还专门请人画了两张小弟的画像：一张头戴大檐帽，一张骑着高头大马。

画家凭着我的描述并参考27军入朝前的照片，为小弟画了这两张遗像。

快二十年没见的亲人，再见面却成了画中人。

母亲双手摸索着小弟的画像，禁不住又哭出了声来。父亲把画像挂在屋里最显眼的地方，他终于把儿子盼“回家”了。

母亲的另一只眼睛也很快哭瞎了，看面前的人和东西都是重影，但仍坚持每年夏天摸索着翻做一家人的棉被与棉衣。

妻子有次回老家看母亲，只见母亲独自在院子里的树底下缝被褥，因为看不清手指都被针扎破了，可她还在缝，妻子急忙接过了针线。 

我的妻子和儿子孙波沙（本文作者）

母亲叹了一口气，说后悔没能给弟弟早些成亲，那样的话留下个一儿半女，也不枉来世上走一遭。 

文革开始后，我没能逃过，因为大姐夫的特务身份，造反派非让和大姐夫同读过国立22中的我，也承认自己是国民党特务。

1966年秋天，我被下放到自己和小弟曾经就读的县第三小学，离老家不过一河之隔，但连续3个多月不准回家，白天教书夜里挨斗。

我说自己是为了抗日才去大后方读书的，教了半辈子书。他们听不进去，将我拉到课桌上，用虎口粗的蜡树棍将我打到在地，接着又拉上课桌，再一棍子打下来。

我的一位同事因受不了批斗，夜里跳出院墙跑到1公里外的县化肥厂，爬上几十米高的烟筒结束了生命。

造反派见逼死了人，我的弟弟又是烈士，才放了我一把。

妻子带着曾是老兵的岳父来学校寻我，看着我青一块紫一块的身子和血呼呼的脸，问我怎么挺过来的？

我的岳父（左二）

我说，我弟弟是光荣的烈士，他在那边守着我呢，万一被打死了，我也跟他一样，是一名烈士了。

妻子哭了，说哪有这样的烈士啊，这样的烈士谁会承认呢。

我想，天上的小弟一定是看见了，才故意在家里最难的时候把自己那张“烈士证”送回了家里。他的命化作了一副坚固的盾牌，护住了全家在刀光剑戟下的太平日子。

但即便有小弟的身份相护，我的处境都如此艰难，那大姐夫呢？

妻子看出我的忧虑，敏感时期考虑到我的公职身份，泼辣直爽的妻子没有一丝犹豫，说：“你放心，我去监狱看他。”

我用节省的饭票买了一些混合面粉的窝窝头，交给了妻子带去监狱。那时候我的工资要接济父母和大姐一家的开销，常常一分多余的钱都拿不出来。

妻子的布鞋早就破了，大脚趾整个露在外面，却连买线缝鞋的钱都舍不得花。独自一人骑上自行车就去了50里外的莱阳监狱。

妻子见到大姐夫时，他只穿了条破裤子和鞋子，光着脊梁，说上衣洗了还没干，他低着头，眼眶红红的，那是在家人面前，才会显露的脆弱。

大姐夫、小弟，我……我总是忍不住想起我们的过往，如果我们都像小弟一样战死疆场，也是一种幸运吧。

有天夜里工厂公映一部电影，是讲抗美援朝战场上的故事，我也赶去凑热闹。那天晚上我毫无睡意，起身到宿舍外的大院里散心。

我寻了张石凳坐下，因为流亡时染上肺病，烟是从来不敢碰的。但那天的我不知犯了什么魔怔，翻出一盒压箱底的香烟抽了起来。

旁边的柳树在温柔的月光显得自在悠然，让我想起家门口那汪水湾旁的大柳树。

我好像又看到多年以前，小弟笑嘻嘻地偷偷溜上来，逮住靠在树下正在读书的我，要我给他讲故事，陪他打皮枪。

他的笑容在黑夜里清晰起来，我伸出手想去够那张笑脸，却只握住自己口中吐出的烟雾。

我揉了揉泛花的双眼，脸颊和手心泛起一阵潮湿的凉意。

我知道小弟的遗骨早已在他乡作土，跟那片陌生的土地融在一起，我没有机会带他回家了。但我至少要留下他的名字，他们的故事。

我怕自己有生之年不能完成这项事业，所以一遍又一遍地告诉儿子孙波沙：“你的叔叔叫孙明祥，所属部队的番号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7军80师240团，牺牲在朝鲜的长津湖战役中，以后有机会一定去看看他。”

儿子后来花了数十年，走访了上百位志愿军老兵，查阅了很多相关资料，立志要记录下那些在长津湖牺牲的“叔叔”们的故事。

 我（左边）和儿子孙波沙的档案照合影

我的家乡有个习俗，年三十的饺子要等到午夜吃，这样那边的亲人这时才会出来看一眼人间，吃上几个饺子。

每年的午夜时分，我都能看见在院里忙活的母亲，只是她的腰越来越弯了，我看着这座熟悉的院子，眼前的月光被泪水洇出重影。

母亲还像过去一样，盛上一碗多放了肉沫的饺子，端到院子里，提着弟弟的乳名念念有词地说：“宽儿啊，过年了，娘给你包的饺子，你在那边多吃几个吧！”

那些回不了家的孩子，终归会被所有人遗忘，只有母亲永远记得。

编辑：赵斯卡  罗伯特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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