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戈 | 安身与立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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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身与立命

文 / 羽戈

来源：羽戈1982

微信ID：yuge20040712

案：2月9日是江绪林先生的忌日。我与江先生并无深交，四年前的春夜，听闻他的死讯，只是错愕，稍后读他的遗书，震颤连带悲伤，忽然将我吞没。我不想谬托知己，是以必须承认，翌日写下的这篇文章，相比哀悼，更多则是反思，相比死者，更多指向生者。在幽暗、虚无的精神王国，我曾与江先生并肩而行，对他的痛苦与恐惧感同身受，只不过，在生与死的十字路口，家国情怀——这个词在我的朋友圈，几乎已经沦为迂腐、可笑的代名词——拉了我一把，就此我们分手作别，各奔前程。到底哪条路更好呢？我常常想起保松先生悼念江先生的话：“绪林，我有时觉得，你是用你的死，成全了自己。”以及苏格拉底的遗言：“我去死，你们都活着，谁的去路好，唯有神知道。”

我渐渐临近“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杜甫《赠卫八处士》）的年纪。有一晚翻微信通讯录，发现死者似乎超过了两位数，还有一些人生死未卜，不知归处。其中有人病故，有人坠楼，有人寿终正寝，有人英年早逝……也许，唯有在朋友圈，我们才能深刻领略北野武这句话的残酷：灾难不是死了两万人这样一件事，而是死了一个人这件事，发生了两万次。见证了那么多死亡之后，我依然不能明断生死，不敢奢望解脱，只能强迫自己去学习悲悯和从容，在向死而生的世界继续安身与立命。

一

2016年2月19日晚，江绪林先生悬梁自尽。与其同日死亡的还有戴煌、安伯托·艾柯、哈珀·李（长篇小说《杀死一只知更鸟》的作者）等。这一份黑色名单当中，江绪林的名字也许最是微不足道。

除了死亡，这一天的中国还发生了太多事情。如“*视姓*”与辛闻舆论工作座谈会的召开，如果后世书写编年史，这必定是要浓墨重彩的一笔。相形之下，江绪林的死亡依然微不足道。

邹思聪写道：“这就是刚刚过去的一天，这一天好像在隐喻许多年。”

我和江绪林只有些许交往，至今缘悭一面。最早听说这个名字，大概在2003年，当时我所关注的两个领域，基督教与政治，皆可见他的踪迹。2000年5月底，正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读硕士的他，在三角地等处贴出海报和文章，以基督徒的身份，打破禁忌，呼吁和解。想来许多人知道江绪林，都是源于此事。那一年他25岁。

江绪林的形象从此被政治重重围困。尽管后来他说，关心政治而不热衷政治，由于“孱弱的体质和沉静内省的人格类型”，他更注重个体灵魂的拯救与安妥，然而那篇半是声辩、半是声援的文章《其实我不热衷政治，只是今夜还是很悲伤》，悲伤的原因依旧在于政治，他的作家校友所遭遇的政治碾压之残酷，使他“读后不禁十分悲伤而又无法自控的抑郁”。如其所言：“我努力地避开政治，只是有时候政治犹如癫痫一样偶尔或发作，让人无法置身事外。”

江绪林与政治无可化解的纠结，导致世人对其死亡的议论，不免沾染了政治色彩。读过他的文字与遗书，我觉得大抵可以推断：其抑郁与政治有关，自杀则与政治无关（这样一个纯粹、真挚的思想者和信徒，若其弃世之念，起自对国事的忧愤，遗书必定有所表达，而非一字不提）。不过，如果我们把死亡视作一个漫长的过程，而非自杀的短短一瞬，那么对江绪林之死进行政治化解读，未尝不可成立。

进而言之，我们谈论他人的死亡，落脚点未必是他人的死，而是自己的生。从江绪林身上看到什么，则可反证你在乎什么，渴慕什么，恐惧什么。甚至，死亡只是一面镜子，不论生者选择正视，还是逃避，所见只能是自己。

二

听说江绪林的死讯，我第一时间想起的却是三年前辞世的王科力。科力与我同龄，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也许基于信仰之故，他的死亡极其安宁、祥和。那篇《病中碎语》，我一读再读，爱不释手。他说，得知自己罹患癌症之后，恐惧只持续了三十秒，因为上帝早已把平安放到了他心里，爱里没有惧怕。最后他劝告亲友：“不要对离别太过悲伤，也不要对生命太多沮丧，因为我们对生命一无所知；更不要对上帝太早失望，因为我们对上帝的旨意还知之太少。”

以王科力为参照，同为基督徒，信仰则令江绪林焦虑、撕裂。其遗书写作固然平静，对身后事的交代有条不紊、细致入微，不过细读之下，会发现平静背后，别有一种狂暴，尤其对上主的祈祷，惊心动魄，有如约伯的旷野呼告：“上主啊，赦免我，我原以为总会有些好奇的，但好奇心显然被压抑了。上主啊，我打碎了玩具，你不要责罚我；然而，就是责罚我，也请给我勇气面对未知的一幕。……上主啊，愿你开启希望之门。”

我以前爱说：有信仰的人有福了。然而，即使是同一信仰，即使信仰同一神灵，因个体不同，造化则异，福与祸的转化，生与死的抉择，端看个人修行。说到底，信仰的根本，不在所尊奉的对象，而在自己，你与神的距离，取决于你自己能够走多远，而非相反。有时不是神来拯救你，而是自己救自己。有时你需要的甚至不是信仰，只是信心。

三

读江绪林遗书，我忽然想起2002年下半年，我和姚伟在歌乐山上的农家，租了一间地下室，苦读哲学和神学。彼时我们的精神状态，与地下室的环境一样逼仄、阴冷、终日不见阳光。我曾不分昼夜，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读到最后，俨然与书中的伊凡合体，灵魂逼近虚无之境。为了化解精神紧张，姚伟常去勾搭隔壁的川外女孩，我则借助酒精，令神经迟钝、麻痹，从而停止思考。诗仙太白六元一瓶，佐以油炸蚕豆、花生米，不止一次将我从虚无的深渊之中拉拽而出。所以当我读到遗书结尾，江绪林说：“我恐惧，我要喝点白酒。”不由潸然。我能体味他写下这一行字的惊惶与颤栗。

有人也许会说：你这不是自虐么，为什么要去读那些书，思考那些问题呢？我竟无法正面反驳，只能归之于造化弄人。不过，如果可以模仿那句庸俗的名言：“没有在深夜痛哭过的人，不足以谈人生。”不妨说，未曾拷问死，不足谈生；未曾追究生死的界限、存在的意义、爱欲与公义的关系，不足谈人生。我不求明断生死，只希望战胜死亡的恐惧；我不求彼岸的救赎，只希望克服此岸的虚无。

回头想来，我与江绪林的路径恰好相反：他从积极投身政治，到尽量远离政治，主张不要把人生的一切希望都寄托在政治，尤其是当下政治变迁之上；我在歌乐山读了一年书，下山之时，虽不再迷恋哲学与神学，若论思想旨趣，则在政治哲学，与现实政治不无隔膜，此后数年，才一步一步走向形而下，走向公共空间，走向无法回避的政治生活。也许在途中，我们曾擦肩而过，现在他停止了行走，我还得继续跋涉。

哪条路更好呢，谁知道？友人曾劝我：忧国忧民太伤身。我答：人生苦短，但求心安。“心安”二字，也许浅薄了些，却未尝不可作为一种解脱之道。江绪林之死迫使我反思：假如当年不曾下山，或者下山之后不曾改辙，结局如何，会不会早已走到生命的尽头，我不敢想象。就我的性情而论，像江绪林那样祈望从个体身上寻找“成就一生的委身和忠诚”，应是一条不归路；安身立命之处，落在了家国天下，虽常愤然、黯然，终归有所寄托。

四

江绪林去世那日的微博，记录了他死前的精神挣扎。其中两条，一问一答：

“安安静静地死去还是反击还是偷生？”

“无法反击，因为本身没剩下值得捍卫的美好之物，公共正义也没有燃烧我的心灵。”

他的死因，正写在这里。纵使肉身坠入幽暗的虚空，精神始终向往光明的美好。就此而言，这个人并不犬儒，亦非苟且，他的死亡依然是勇者的选择，是对末法时代的反击。这一点，足以使他灵魂安息。

2016年2月20日

（此文收入《不为什么而读书》，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10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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