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声|淄博烧烤兴衰,产业政策失败的微型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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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凤凰网原创** 产业政策即使在特定条件下有一定的有效性,也要高度谨慎。经济活动和所有的人类活动一样,都是一个试错的过程。

作者丨关不羽‍‍‍‍

财经专栏作家‍‍‍‍‍‍‍‍‍‍‍‍‍‍‍

淄博烧烤凉得那么快,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北方地区的烧烤行业有明显的季节规律,春季启动,夏季到达顶峰,入秋客流减少。十月、十一月后,烧烤店或歇业或转入室内经营,进入“冬眠”状态。这一周期性规律,主要是气温条件和节假日的复合因素形成的。

然而,3月份被大学生“特种兵”带火的淄博烧烤,连暑期档都没坚持住。五一假期后客流大幅减少,端午假期已经不复人流如织的盛况。6月以来,淄博烧烤店发布转让信息的高峰期。媒体记者搜索58同城,显示的转让信息多达上百条。大量的店铺转让信息“反季节”的提前出现,证明很多淄博烧烤的经营者误判了市场趋势,踩了个不大不小的坑。

淄博烧烤的流量,没有转化成“留量”。很多评论者照例吐槽“流量经济不行”,或许不久以后,就有经济学者把淄博烧烤写进“市场失灵”的最新案例。用不同的姿势论证“市场失灵”,可算是中国经济学圈子的显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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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淄博烧烤的勃兴骤凉,确实是“流量经济”,却不是“市场失灵”,而是一场微型产业政策试验的失败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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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高估的淄博烧烤

所谓“流量经济”,并不是什么神奇的新发明。“流量”本质上还是供需关系的市场信息,互联网技术提高了信息传播的效率,一些市场信息集中释放,形成了“流量”。和其他形式传播的市场信息一样,市场主体需要分辨“流量”真伪、分析其中的市场趋势,然后决定经济行为。决策的关键是信息质量,信息发布者、主要传播者的公信力是关键中的关键。在淄博烧烤热事件中,地方政府和众多官媒的大力宣传、拔高定位,确实起到了关键作用。

如果没有官方的高调背书和舆论引导,3月份大学生特种兵“报恩”式消费只能算作社会新闻,而不是经济要闻。大学生在疫情期间与淄博结下了善缘,封控结束后压抑的消费欲望需要释放,两者叠加形成了短期的消费热点,是特定条件下的情绪化行为。情绪可以维持十天半个月,能否转化为持久的消费动力,归根结底还是取决于产品质量。

淄博本身并不具备发展文旅业的基础,在山东省内都算不上出色。淄博烧烤的情形也差不多,在高度“内卷”的鲁菜体系中,没有突出的优势和鲜明的特色。即便在顶流高光时刻,对淄博烧烤的赞誉,也只是两块一串的物美价廉和烧烤小哥长得帅之类的周边。各方美食博主齐聚淄博,也只是口径相似的“尬吹”。

这不是说淄博烧烤不好,而是好得没特色。在花式吃饼闻名全国的山东,淄博烧烤夹着面饼吃都被说成是特色,可见是真没特色。餐饮没特色,风景很普通,配套服务没基础。3月份的大学生消费“报恩”,应该止步于民风淳朴、好心有好报的好新闻,并不是强推烧烤的商机。

用力过猛的政策干预

但是,淄博政府用力过猛了。烧烤公交、烧烤专线等举措,还可以算是烧烤人流激增后增加的治理和服务临时措施。开通高铁“烧烤专列”开通,筹办烧烤节系列活动的“档期”一口气排到了11月,释放了地方政府力推“烧烤经济”产业方向的信号。

大大小小的官方媒体也不遗余力地推波助澜,定调越来越高。仅仅热了十天半个月,淄博的烧烤热就成了老工业城市产业转型的范本。这多少有些反常——在绝大部分网络热点事件中,官方媒体都比网络舆论要谨慎得多。

经过淄博地方政府的积极推动和官方媒体的高调宣传,淄博烧烤被赋予了产业经济的特殊意义。老工业城市产业转型的高屋建瓴、种种地方政策出台专门政策措施保驾护航,就是一套产业政策的组合拳。这些都使得淄博烧烤的热度越来越不正常了。

大量新手涌入,新店开张做烧烤,老店转行做烧烤,“人间烟火气”变成了扰民的油腻气味。供给陡然放大,依然不能满足涌入淄博的游客。淄博并不发达的文旅设施配套,很快就捉襟见肘了。住宿价格上涨,交通严重拥堵,外地游客和淄博地方政府都陷入了困境。

游客的消费需求无法得到满足,消费体验变差。尽管在正面舆论引导的庞大声势暂时压制了抱怨的嘀咕,却不能改变糟糕的消费体感。淄博烧烤的排队长龙蔚为壮观,产品却没有相匹配的稀缺性,导致淄博的烧烤之旅只能是一次性消费。

**淄博地方政府的困境是投入了大量的资源,牺牲了经济利益,也很难提升烧烤经济的真实水平。**烧烤热持续升温,供需严重不平衡,市场反应是涨价。淄博政府为此出台了限价政策,这一做法收到了舆论的表扬。然而,限价反而让供需关系的市场调节机。原本大大超出当地接待能力的消费人群会被价格上涨劝退,却因限价继续涌入淄博。限价并不能增加供给,那些为限价政策点赞的客流,并不会有更好的消费体验,也不会因为限价的诚意成为回头客。

**限价赚了些许舆论口碑,但这点“口碑收益”并不能成为淄博烧烤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不足以吸引客流持续增加,也不足以让一次性的猎奇消费、情绪消费转化为长期消费。**任何产业领域,没有产品真实支持的好口碑,都是没有长期经济价值。这已经在很多“网红事件”的流量经济中被反复证明过了,淄博烧烤的乍暖还寒,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特种兵”大学生没有再来“报恩”,不吝惜点赞的网民也没有在这个烧烤季涌入淄博,被限价限掉利润的经营者无心再战。淄博确实大火了一把,但在热点快速切换的互联网时代,如火如荼的3月人间烟火气能留下多少记忆?淄博还是那个淄博,撸串也只是撸串,在传统烧烤旺季过去之前,“老工业城市产业转型”的神话已经幻灭。

淄博烧烤是产业政策的微型试验。虽然规模不大,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产业政策的所有特征、操作手法齐全。政府根据市场信息挑选出重点产业,出台相关政策,投入包括媒体资源在内的各种公共资源,再以大量政策深度干预目标产业的市场活动。

淄博烧烤最终“凉了”的结果,也和很多产业政策失败的结局一样。政府、市场经营者和消费者都是输家。政府的公共资源投入没有相应的经济成果,大部分市场经营者白忙一场,消费者也没有获得更好的产品和服务。暴露的种种缺陷,也具有典型性,印证了很多对产业政策质疑观点。

产业政策真能“大力出奇迹”吗?

产业政策的争议由来已久。产业政策成为“经济法宝”的成神之路,始于上世纪日本经济巅峰的八十年代初,最初是为解释日本经济高增长量身定做的理论。这一理论诞生伊始,就颇受争议。日本经济因泡沫经济破裂陷入长期低迷,事实胜于雄辩,质疑政府主导产业政策有效性的理论更多的质疑。

甚至,产业政策最积极的拥趸世界银行,在2000年初出了一本题为《东亚奇迹的反思》的论文集,检讨产业政策的得失。尽管没有明确的反对结论,但也承认产业政策并不总是有效的。而这套理论灵感来源的日本,经济学家更是“粉转黑”,提出了尖锐的质疑,最尖锐的批评观点是“如果政府对产业前景的判断和市场一致,那么产业政策是多余的。如果不一致,政府比市场主体的判断更准确吗?”我国内经济学界,也有类似的质疑。支持产业政策学者也给出了正面的回应,他们认为政府掌握的信息更多更全面,能够比市场主体做出更正确的判断。

在淄博烧烤事件中,政府的市场判断并不正确:这座资源枯竭的老工业城市急切寻找转型方向的心情,干扰了产业政策冷静分析和判断。大学生特种兵突击消费的短期热点,被政府误认为是产业转型的方向。

政府积极参与并主导后的进程,佐证了对产业政策有效性的其他质疑。淄博政府确实诚心诚意地投入了大量公共资源,也出台了深度干预的政策。但是,没有“大力出奇迹”:政府产业政策的有形之手,改变不了自身的基础条件限制,没有提升产业的真实竞争力,更改变不了市场的大趋势。至于限价、一切为烧烤让路的“服务”,或多或少违背了市场规律,很难说是正确的决策。

至于后果,与市场自发的分散试错相比,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试错成本更高。3月份淄博烧烤热兴起,必然会吸引更多的市场主体。但是,没有政府的背书、官媒的拔高,当初不会有那么多新手入局,现在也不会有那么多店铺转让出局。淄博政府针对烧烤的积极推动、下场干预,确实起到了引导作用,但也增加了集中谬误的风险,最后交了更多的“学费”。

尽管不能以淄博烧烤的微型产业政策试验失败,就得出否定产业政策有效性的结论。但是,很多国家的产业政策最终以相似的结果失败,甚至胜少败多,也是事实。产业政策即使在特定条件下有一定的有效性,也要高度谨慎。经济活动和所有的人类活动一样,都是一个试错的过程。但是,政府主导产业政策存在的集中谬误风险、大量公共资源投入的成本放大,不可不慎。

当然,淄博政府推动烧烤产业的初衷是好的,转型焦虑也可以理解。这个失败的微型试验,付出的代价也不至于对地方经济造成多严重的冲击,大可不必苛责。淄博政府的服务意识可圈可点,比如解决电动车牌上牌不滥用“强硬手段”,不扣车不罚款当场办照,让人印象深刻。

一次失败的产业转型尝试,瑕不掩瑜。这也提醒我们,即便是政府的治理水平再高,也不见得能比市场主体的决策判断更准确。政府要敬畏市场,慎用行政权力和公共资源,市场主体也不能盲从政府决策。轻信盲从,还谈何“主体”呢?

本文系凤凰网评论部特约原创稿件,仅代表作者立场。

编辑|萧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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