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去世25周年，超越常识以对抗一个平庸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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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弘

全文共3824字，阅读大约需要15分钟

在互联网时代，信息茧房的存在使得常识的面目空前复杂，王小波所批评的某些现象在当下愈演愈烈，回归常识的理性主义言说已经不足以针对当下的弊病。当然，这是生者的责任而非王小波的问题。需要警醒的是知识分子的犬儒化——一旦他们放弃批评的天职，时代的平庸或将进一步恶化。

今天是著名思想者和作家王小波去世25周年，生前的寂寞和死后的哀荣在他身上形成了奇怪的反差。他生前致力于启蒙，主张自由和理性，在时过境迁之后依然是稀有的品质，如何纪念这位令人尊敬的写作者似乎也成了一个难题。

对于逝者而言，最好的纪念莫过于弘扬其生前看重的价值与观念。然而，被王小波生前反复言说的某些主题，在当下的语境中已经无法提及或受到种种掣肘。如果王小波地下有知，大概也会为此而叹息。

王小波写过一篇杂文《“行货感”与文化相对主义》，他在文中引用了《水浒传》的故事：宋江犯法被刺配江州，他不给戴宗好处，戴宗就来索要。宋江问他：我有什么短处在你手里，你凭什么要我的好处？戴宗大怒道：你犯在我手里，轻咳嗽都是罪名！你这厮，只是俺手里的一个行货！

所谓行货，就是劣等货物，戴宗有了合法伤害权，于是以货主自居，将宋江视为降价处理品。王小波写到，自己十七岁时，被装上火车，经长途运输运往云南屯垦戍边。“对此我没有什么怨言，只有一股油然而生的行货感。”王小波认为，人生活在这种文化影响之中，所以有批判这种文化的权利。

从根本上说，王小波所批评的，就是不拿人当人对待的做法；王小波所维护的，无非就是作为人的尊严。在法律层面，就是现代公民的基本权利。但是，总有些人喜欢像《酉阳杂俎》中的秀才李赤那样把头插进粪桶，而且在这种极端体验中追求快感或满足——在这方面，国人颇有传统。

雍正执政时期，曾有一个名叫杨宗仁的汉臣官至湖广总督，有一次他给雍正上请安折子，他在封皮上写道：“湖广总督奴才杨宗仁叩首恭请皇上圣安”。结果雍正朱批，在“奴才”二字上画了一道，并在旁边写了一个“臣”，“臣”下还有四个字是“称臣得体”。意思就是说，你我是君臣关系，你怎么称奴才呢？据《钦定八旗通志》记载：雍正二年八月，雍正皇帝下旨：“凡奏章内称臣、称奴才，俱是臣下之词，不宜两样书写，嗣后着一概书写臣字。特谕。”

雍正朱批的圣旨。

到了雍正的儿子乾隆那里，事情就又变了，他下令说，如今的满族大臣中，有的自称臣，有的称奴才，这样不太好。以后请安谢恩的时候，满人仍自称奴才，上奏事折的时候再称臣，“以存满洲旧体”。1770年，直隶总督汉臣周元理和满臣西宁、达翎阿奉命调查蝗虫祸害庄稼一事。调查完毕，他们联名上了一道奏折，上报调查结果。在奏折中，西宁、达翎阿自称奴才，周元理则按照规矩在名字前缀了个“臣”字。乾隆看完奏折后把周元理叫过来狠狠地骂了一顿，责问他非要加个“臣”字是什么意思？难道是嫌“奴才”这个称谓卑微吗？还说他要么就是自命清高，要么就是不通情理。

1773年发生了科考舞弊案，乾隆皇帝派满臣天保和汉臣马人龙共同调查此事。案件调查中，天保和马人龙一起上谢恩折子，自称奴才天保 马人龙，“马人龙”三个字的前面没有特别加一个“臣”字，乾隆一看，朱批斥责马人龙，说他“冒称奴才”，不守规矩。

清朝皇帝以满族人之少，御汉族人之多，焦虑于统治的合法性，乾隆对于满汉之防比其父更甚，不讲道理也在情理之中。但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底层的民众确实就是行货，汉臣作为皇权的代理人，在普通民众面前威风八面，在皇帝面前也无非是做稳奴才和做奴才而不得。以雍正为例，郑小悠的《年羹尧之死》显示，他从来就没有和年羹尧真正亲密，只是把他当做夺取皇位、维护权力的工具。一旦感觉年羹尧构成威胁，就毫不犹豫铲除——对皇帝而言，大臣也只是行货。

尽管官员只是最高统治者眼中的行货，但因为有巨大的利益为诱惑，许多人争做行货而不得，不惜为此扭曲自己，谋求上位。在此意义上，柏杨先生批评的“酱缸文化”（即官本位），与王小波所说的“行货感”可谓一体两面，它也是皇权从上至下延伸的链条：皇帝将大臣视作行货，官员把小吏视作行货，小吏将普通民众视作行货。

《沉默的大多数》

作者：王小波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出版时间：2016-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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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波曾经写过一篇《花剌子模信使问题》，里面提及， 据野史记载，中亚古国花剌子模有一种古怪的风俗，凡是给君王带来好消息的信使，就会得到提升，给君王带来坏消息的人则会被送去喂老虎。于是将帅出征在外，凡麾下将士有功，就派他们给君王送好消息，以使他们得到提升；有罪，则派去送坏消息，顺便给国王的老虎送去食物。

王小波把学者比作花剌子模信使（这不是说他有被吃掉的危险）。学者针对研究对象，得出有关的结论，这时还不像信使；然后，把所得的结论报告给公众，包括当权者；这时他就像个信使。王小波由此展开，得出三个结论。第一，对于学者来说，研究的结论会不会累及自身，是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这主要取决于在学者周围有没有花剌子模君王类的人。第二，花剌子模信使早晚要变得滑头起来，这是因为人对自己的处境有适应能力。第三，假如没有真的学术和艺术存在的话，在人变得滑头时它会离人世远去，等到过了那一阵子，人们又可以把它召唤回来——此种事件叫做“文艺复兴”。

大约在王小波去世9年后，有一篇文章《中国，你需要一场文艺复兴！》曾风行一时。那时，人们还多少有些希望。如今看来， 不仅“文艺复兴”遥遥无期，现实也变得更加复杂。类似花拉子模国王和信史的故事，已经变得习以为常。首先，当下的中国，比二十几年前强大了不少，别的不说，就是GDP第二也足以让很多人洋洋自得，心理膨胀。其次，在坏消息吃力不讨好的情况下，乖巧的花拉子模信使成批出现，争相邀宠。一方面，海清河晏的“盛世”需要源源不断的好消息；另一方面，大量自嗨式的“学术成果”鼓舞人心，足以让人油然感慨“厉害了……”。

希腊哲人柏拉图曾今三次奔赴叙拉古，希望驯服君主，实施自己的政治理念。但是，僭主对于柏拉图的学说不以为意，反而将其流放，第三次更是将他当做奴隶出卖。用现在的眼光来看，柏拉图身上有一股让人敬佩的迂腐。如果他像滑头的花拉子模信使一样，讨好一下僭主狄奥尼修斯父子，他也不至于三次死里逃生，或许还能加官进爵。但是，柏拉图不仅因为坚持自己的哲学理念而著称，他的经历也告诉人们，必须抵制叙拉古的诱惑，将知识出售给君主是一项危险的事业。

但是，重大的利益刺激着一代又一代知识人，为此，他们愿意冒险。在谄媚的品级上，迎合上意，阿谀谄媚甚至故意说一些侮辱公众智力的话只是等而下之。更高级的自售则是假学术之名，行帮忙帮闲之实。等而下之的投机者公众一眼可以辨别，而高级的自售则颇能掩人耳目、混淆是非——这些人既能在学术界风生水起，也能被权力青睐，讨得一点残羹剩饭。

而王小波所说“真正的学术和艺术”，往往因为研究和创作的限制面临重重困难。另外，现行的学术体制也不利于学术和艺术的创造。无论是科技领域还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国都只是大国而不是强国。科斯曾经呼吁，中国急需建立一个自由的思想市场，让中国人的创造才能和创新能力迸发出来。但是，自由的思想市场迄今依然没有出现。

而知识分子的犬儒化，也意味着一个时代的平庸。

《黄金时代》

作者：王小波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出版时间：2016-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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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波曾说，“知识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年代”——就是伽利略低头认罪，承认地球不转的年代，也是拉瓦锡上断头台的年代；是茨威格服毒自杀的年代，也是老舍跳太平湖的年代。“我认为，知识分子的长处只是会以理服人，假如不讲理，他就没有长处，只有短处，活着没意思，不如死掉。”在《积极的结论》中，王小波曾说，“如今到了不惑之年，我终于明白了，自己最适合做的事就是躲在家里写文章。这一方面是因为性情不大合群，另一方面也是我始终向往乐观、积极的东西。”

不理智的极端年代已经过去，但也还有另外一种无趣无味的生活。如果王小波活到现在，我不知道他是否还能保持乐观。但我相信，如果王小波还活着，他的言说方式将有所不同——因为常识已经不足以对抗这个时代的平庸。

著名学者徐贲认为，“常识在公共生活中的作用是暧昧而且矛盾的。常识并不一定是推动社会改革的知识力量，因此不宜过分推崇。常识是人的生存环境的产物，是社会文化（包括政治文化）的一部分，不同国家里普通人的常识内容和作用会有很大的不同。常识不是人天生头脑里就有的。一般的常识之所以是常识，是因为那是民众早就在日常的利害关系中知道了的。常识有时能让人头脑清醒，不容易被花哨的说辞欺骗，但常识并不会因此引发反抗的行为。生存环境能决定人选择怎样的常识，给哪种常识以优先考量。例如，常识能让人看到社会里的许多腐败和虚假，不相信那些虚伪的歌功颂德之辞。但是，知道跟有钱有势者的腐败、虚假过不去，是要吃亏的，这也是常识。这两种常识是相互抵消的。后一种常识甚至还会更占上风，因为凡是有常识的，都特别清楚自己的生存需要，做人要圆滑识相、要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这样才能安身立命、左右逢源。为了明哲保身，更不能强出头或者以卵击石。”

而王小波正是以卵击石——或者说，他从事的是西西弗斯的志业。在互联网时代，信息茧房的存在使得常识的面目空前复杂，王小波所批评的某些现象在当下愈演愈烈，回归常识的理性主义言说已经不足以针对当下的弊病。当然，这是生者的责任而非王小波的问题。需要警醒的是知识分子的犬儒化——一旦他们放弃批评的天职，时代的平庸或将进一步恶化。

但愿这只是杞人忧天。

（2022年4月11日急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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