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去世25周年,超越常识以对抗一个平庸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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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弘

全文共3824字,阅读大约需要15分钟

在互联网时代,信息茧房的存在使得常识的面目空前复杂,王小波所批评的某些现象在当下愈演愈烈,回归常识的理性主义言说已经不足以针对当下的弊病。当然,这是生者的责任而非王小波的问题。需要警醒的是知识分子的犬儒化——一旦他们放弃批评的天职,时代的平庸或将进一步恶化。

 

今天是著名思想者和作家王小波去世25周年,生前的寂寞和死后的哀荣在他身上形成了奇怪的反差。他生前致力于启蒙,主张自由和理性,在时过境迁之后依然是稀有的品质,如何纪念这位令人尊敬的写作者似乎也成了一个难题。

对于逝者而言,最好的纪念莫过于弘扬其生前看重的价值与观念。然而,被王小波生前反复言说的某些主题,在当下的语境中已经无法提及或受到种种掣肘。如果王小波地下有知,大概也会为此而叹息。

王小波写过一篇杂文《“行货感”与文化相对主义》,他在文中引用了《水浒传》的故事:宋江犯法被刺配江州,他不给戴宗好处,戴宗就来索要。宋江问他:我有什么短处在你手里,你凭什么要我的好处?戴宗大怒道:你犯在我手里,轻咳嗽都是罪名!你这厮,只是俺手里的一个行货!

所谓行货,就是劣等货物,戴宗有了合法伤害权,于是以货主自居,将宋江视为降价处理品。王小波写到,自己十七岁时,被装上火车,经长途运输运往云南屯垦戍边。“对此我没有什么怨言,只有一股油然而生的行货感。”王小波认为,人生活在这种文化影响之中,所以有批判这种文化的权利。

从根本上说,王小波所批评的,就是不拿人当人对待的做法;王小波所维护的,无非就是作为人的尊严。在法律层面,就是现代公民的基本权利。但是,总有些人喜欢像《酉阳杂俎》中的秀才李赤那样把头插进粪桶,而且在这种极端体验中追求快感或满足——在这方面,国人颇有传统。

雍正执政时期,曾有一个名叫杨宗仁的汉臣官至湖广总督,有一次他给雍正上请安折子,他在封皮上写道:“湖广总督奴才杨宗仁叩首恭请皇上圣安”。结果雍正朱批,在“奴才”二字上画了一道,并在旁边写了一个“臣”,“臣”下还有四个字是“称臣得体”。意思就是说,你我是君臣关系,你怎么称奴才呢?据《钦定八旗通志》记载:雍正二年八月,雍正皇帝下旨:“凡奏章内称臣、称奴才,俱是臣下之词,不宜两样书写,嗣后着一概书写臣字。特谕。”

雍正朱批的圣旨。

到了雍正的儿子乾隆那里,事情就又变了,他下令说,如今的满族大臣中,有的自称臣,有的称奴才,这样不太好。以后请安谢恩的时候,满人仍自称奴才,上奏事折的时候再称臣,“以存满洲旧体”。1770年,直隶总督汉臣周元理和满臣西宁、达翎阿奉命调查蝗虫祸害庄稼一事。调查完毕,他们联名上了一道奏折,上报调查结果。在奏折中,西宁、达翎阿自称奴才,周元理则按照规矩在名字前缀了个“臣”字。乾隆看完奏折后把周元理叫过来狠狠地骂了一顿,责问他非要加个“臣”字是什么意思?难道是嫌“奴才”这个称谓卑微吗?还说他要么就是自命清高,要么就是不通情理。

1773年发生了科考舞弊案,乾隆皇帝派满臣天保和汉臣马人龙共同调查此事。案件调查中,天保和马人龙一起上谢恩折子,自称奴才天保 马人龙,“马人龙”三个字的前面没有特别加一个“臣”字,乾隆一看,朱批斥责马人龙,说他“冒称奴才”,不守规矩。

清朝皇帝以满族人之少,御汉族人之多,焦虑于统治的合法性,乾隆对于满汉之防比其父更甚,不讲道理也在情理之中。但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底层的民众确实就是行货,汉臣作为皇权的代理人,在普通民众面前威风八面,在皇帝面前也无非是做稳奴才和做奴才而不得。以雍正为例,郑小悠的《年羹尧之死》显示,他从来就没有和年羹尧真正亲密,只是把他当做夺取皇位、维护权力的工具。一旦感觉年羹尧构成威胁,就毫不犹豫铲除——对皇帝而言,大臣也只是行货。

尽管官员只是最高统治者眼中的行货,但因为有巨大的利益为诱惑,许多人争做行货而不得,不惜为此扭曲自己,谋求上位。在此意义上,柏杨先生批评的“酱缸文化”(即官本位),与王小波所说的“行货感”可谓一体两面,它也是皇权从上至下延伸的链条:皇帝将大臣视作行货,官员把小吏视作行货,小吏将普通民众视作行货。

 

《沉默的大多数》

作者:王小波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出版时间:2016-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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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波曾经写过一篇《花剌子模信使问题》,里面提及, 据野史记载,中亚古国花剌子模有一种古怪的风俗,凡是给君王带来好消息的信使,就会得到提升,给君王带来坏消息的人则会被送去喂老虎。于是将帅出征在外,凡麾下将士有功,就派他们给君王送好消息,以使他们得到提升;有罪,则派去送坏消息,顺便给国王的老虎送去食物。

王小波把学者比作花剌子模信使(这不是说他有被吃掉的危险)。学者针对研究对象,得出有关的结论,这时还不像信使;然后,把所得的结论报告给公众,包括当权者;这时他就像个信使。王小波由此展开,得出三个结论。第一,对于学者来说,研究的结论会不会累及自身,是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这主要取决于在学者周围有没有花剌子模君王类的人。第二,花剌子模信使早晚要变得滑头起来,这是因为人对自己的处境有适应能力。第三,假如没有真的学术和艺术存在的话,在人变得滑头时它会离人世远去,等到过了那一阵子,人们又可以把它召唤回来——此种事件叫做“文艺复兴”。

大约在王小波去世9年后,有一篇文章《中国,你需要一场文艺复兴!》曾风行一时。那时,人们还多少有些希望。如今看来, 不仅“文艺复兴”遥遥无期,现实也变得更加复杂。类似花拉子模国王和信史的故事,已经变得习以为常。首先,当下的中国,比二十几年前强大了不少,别的不说,就是GDP第二也足以让很多人洋洋自得,心理膨胀。其次,在坏消息吃力不讨好的情况下,乖巧的花拉子模信使成批出现,争相邀宠。一方面,海清河晏的“盛世”需要源源不断的好消息;另一方面,大量自嗨式的“学术成果”鼓舞人心,足以让人油然感慨“厉害了……”。

希腊哲人柏拉图曾今三次奔赴叙拉古,希望驯服君主,实施自己的政治理念。但是,僭主对于柏拉图的学说不以为意,反而将其流放,第三次更是将他当做奴隶出卖。用现在的眼光来看,柏拉图身上有一股让人敬佩的迂腐。如果他像滑头的花拉子模信使一样,讨好一下僭主狄奥尼修斯父子,他也不至于三次死里逃生,或许还能加官进爵。但是,柏拉图不仅因为坚持自己的哲学理念而著称,他的经历也告诉人们,必须抵制叙拉古的诱惑,将知识出售给君主是一项危险的事业。

但是,重大的利益刺激着一代又一代知识人,为此,他们愿意冒险。在谄媚的品级上,迎合上意,阿谀谄媚甚至故意说一些侮辱公众智力的话只是等而下之。更高级的自售则是假学术之名,行帮忙帮闲之实。等而下之的投机者公众一眼可以辨别,而高级的自售则颇能掩人耳目、混淆是非——这些人既能在学术界风生水起,也能被权力青睐,讨得一点残羹剩饭。

而王小波所说“真正的学术和艺术”,往往因为研究和创作的限制面临重重困难。另外,现行的学术体制也不利于学术和艺术的创造。无论是科技领域还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国都只是大国而不是强国。科斯曾经呼吁,中国急需建立一个自由的思想市场,让中国人的创造才能和创新能力迸发出来。但是,自由的思想市场迄今依然没有出现。

而知识分子的犬儒化,也意味着一个时代的平庸。

《黄金时代》

作者:王小波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出版时间:2016-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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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波曾说,“知识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年代”——就是伽利略低头认罪,承认地球不转的年代,也是拉瓦锡上断头台的年代;是茨威格服毒自杀的年代,也是老舍跳太平湖的年代。“我认为,知识分子的长处只是会以理服人,假如不讲理,他就没有长处,只有短处,活着没意思,不如死掉。”在《积极的结论》中,王小波曾说,“如今到了不惑之年,我终于明白了,自己最适合做的事就是躲在家里写文章。这一方面是因为性情不大合群,另一方面也是我始终向往乐观、积极的东西。”

不理智的极端年代已经过去,但也还有另外一种无趣无味的生活。如果王小波活到现在,我不知道他是否还能保持乐观。但我相信,如果王小波还活着,他的言说方式将有所不同——因为常识已经不足以对抗这个时代的平庸。

著名学者徐贲认为,“常识在公共生活中的作用是暧昧而且矛盾的。常识并不一定是推动社会改革的知识力量,因此不宜过分推崇。常识是人的生存环境的产物,是社会文化(包括政治文化)的一部分,不同国家里普通人的常识内容和作用会有很大的不同。常识不是人天生头脑里就有的。一般的常识之所以是常识,是因为那是民众早就在日常的利害关系中知道了的。常识有时能让人头脑清醒,不容易被花哨的说辞欺骗,但常识并不会因此引发反抗的行为。生存环境能决定人选择怎样的常识,给哪种常识以优先考量。例如,常识能让人看到社会里的许多腐败和虚假,不相信那些虚伪的歌功颂德之辞。但是,知道跟有钱有势者的腐败、虚假过不去,是要吃亏的,这也是常识。这两种常识是相互抵消的。后一种常识甚至还会更占上风,因为凡是有常识的,都特别清楚自己的生存需要,做人要圆滑识相、要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这样才能安身立命、左右逢源。为了明哲保身,更不能强出头或者以卵击石。”

而王小波正是以卵击石——或者说,他从事的是西西弗斯的志业。在互联网时代,信息茧房的存在使得常识的面目空前复杂,王小波所批评的某些现象在当下愈演愈烈,回归常识的理性主义言说已经不足以针对当下的弊病。当然,这是生者的责任而非王小波的问题。需要警醒的是知识分子的犬儒化——一旦他们放弃批评的天职,时代的平庸或将进一步恶化。

但愿这只是杞人忧天。

(2022年4月11日急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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