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来各地都发生过什么 “大饥荒” 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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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先说一个我们海陆丰这边的。

1943 年（癸未年），陆丰县（含现在的陆河县）等粤东地区爆发了以旱灾为导火索的特大饥荒，受灾之严重，死亡人数之多，历史罕见。据后来统计，当时陆丰全县总人口 50.52 万人，饿死 11.71 万人，加上逃荒未回来（许多死在外地）的 1.67 万人，总共饿死 13.39 万人，占当时陆丰全县总人口的 26.6%。其中亡丁绝户的有 9269 户，散掉 57 个村庄。灾情如斯严重，甚至连 “惨烈” 二字都不足以形容其惨。至今记述之，仍倍感胆寒心惊。

这场恒古未有的空前大灾难，是多方面因素导致的。首先当时正处于八年抗日战争的关键时期，海陆丰等粤东沿海地区受日寇占领或封锁，物资匮乏。其次，1942 年（壬午年）秋季，陆丰县各处突然爆发大规模的 “虫灾”。这些害虫昼伏夜出，到处啃食禾苗，多的每株禾苗竟有数十只，吃得苗枯叶槁，所到之处，几成一片精光。少数存留的禾苗，等到扬花出穗之时，又遭七天台风袭击，狂风暴雨之下，几无完稻。结果，等到是年秋收割稻谷时，水稻多属白穗，未结谷子，邑内农人，普遍歉收。

次年（1943 年，癸未年）春，陆丰等地又普遍遭受极其严重的春旱，长达数十日滴雨未降。而且，旱的时候刚好又是春耕时节，所以使农作物的种植深受影响。再加上本地的地主、奸商操纵粮食买卖，囤积居奇，致使米价一涨再涨，一天数价，高的时候，数十倍地涨。民众为了活命，纷纷拿出家中值钱的东西乃至土地去换粮食。饥荒严重的时候，甚至出现一亩耕地换半升米的现象。当时的地方政府赈灾不力，也是酿成此大灾难的一大原因。可以说，是兵灾、虫灾、风灾、水灾、旱灾乃至人祸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造成了这场空前大劫难。

结果，1943 年（癸未年）正月还没过完，民众家中的大米、番薯等粮食就已经吃完了，于是开始闹饥荒。有些醒目的民众，见机不妙，就拖家带口逃往长乐（五华）、江西、福建等地，先后北上避难的有十多万人，其中有不少人死在逃难的路上。当时，粤赣当局曾合组 “赣省救济粤东移民委员会”，专门登记、收留入赣粤籍饥民，接续灾民。

留在本地的民众，大多勉强支撑。灾民们开头吃米糠（吃多了拉屎不出），接着是野菜树叶。如猴头、山苍计、马甲头、赤结、番薯叶、番薯藤、黄麻叶、土伏苓（硬饭头）、羊古树叶、香蕉头、马苋菜、山芋叶、盐霜柏、柿子叶、尖规菜、刺苋菜等。山上野外生的长的，只要是能填肚子的，都被弄来充饥。由此造成水肿病多发，饿殍满地。

大饥荒之下，有些家庭全家饿死，成为 “绝户”。许多村庄十室九空，饿死的人非常多。有些人头天还去帮忙掩埋别人，次日自己也饿死了。不少人死了，家人无力埋葬或家人也已饿死，多由本地善堂（旧时的民间慈善机构）收葬。多的善堂，曾一日掩埋上百人。有的义冢，一座掩埋上万人，人称“万人坟”。待到当年六月新米上市，有些饿得太久的人，又因为一下子吃太多，给撑死了。而且此时有不少民众多患疴症，水肿并发，于是又死了不少人。由于此次饥荒造成的妻离子散，家庭破碎的，数不胜数。有的饿了卖儿女；有的卖妻子；为了饱肚而出卖肉体的也甚多，甚至还出现了“卖人肉”、“吃人肉” 的人间惨剧。

笔者外婆（生于 1931 年）是一个童养媳，时年仅十二三岁。据她回忆，当时她带着小叔子（我外公的弟弟）四处去讨饭，后来这位堂外祖父饿死在讨饭的路上。数十年后，外婆口述说，这位年仅八岁的堂外祖父，当时饿得皮包骨头，浑身没有半两肉，嘴里老是喊饿。另据笔者表叔廖少红讲述，笔者奶奶的父亲（外高祖父），也是在这一年闹饥荒的时候饿死的。

当时，粤东地区乃至整个广东省，不止陆丰一县受灾，周边的海丰、惠来、普宁、潮阳、揭阳（含现在的揭东、揭西）等县也受灾严重。加上陆丰，上述这粤东六县共饿死五十多万人，其中陆丰是最为严重的之一。另台山、恩平、蕉岭等县也受灾严重。据资料显示，当年广东全省 “受旱死于逃亡、饥荒的达 300 万人，约占当时人口的 10%”。如此惨状，可以说是吾粤恒古未闻的大灾难。

时至今日，尽管时间已经过去整整 70 年了，但是老一辈陆丰（含陆河）人每念及此，或听到 “癸未” 二字，仍为之色变，心有余悸，可见当年这场灾荒之惨烈。今天，记述这段历史，是为了不忘却这段历史。值此 70 周年之际，谨以此文，悼念死于 1943 年 “癸未大饥荒” 的所有亡魂。

罗炳筹整理，转载陆丰宣传文化网

民国三十二年（1943 年) 农历癸未年，是陆丰有史记载的最严重的饥荒年。

一、原因

l、陆丰县是历史上的缺粮县，在正常年景下，还需进口大量的 “洋米”，才能保证陆丰人民不受饥饿。一九四一年，日本侵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进占香港，对大陆实行封锁．海运断绝，“洋米” 不能进口，这是造成大饥荒的前提。

2、民国三十一年 (1942 年) 农历七、八月间，连续两次遭受水灾和潮灾的袭击，九月底晚稻将近收成，又普遍发生剃枝虫为害，部分水稻失收，晚稻减产，粮食缺欠更加严重，一九四三年春节过后，荒情便露头了。

3、春旱严重。一九四三年农历三月到五月，有的地区旱了 70 多天，有的早了 40 多天，大多在关键月份早了两个月。春收作物减产，在全县五十一万多亩耕地中，有二十四万五千多亩丢荒，占总面积百分之四十八。

4、地主、奸商操纵粮食，囤积居奇，有的甚至积压不粜，米价一再猛涨，碣石镇在农历二月，每升米 (注: 2.8 市斤)30 元(当时货币，下同)。三月中旬 40 元，三月二十日上午 48 元，下午涨至 60 元，五月份达到 105 元。最后是市场无米出售。是不是粮食全完了? 不是。据记载，碣石镇十九户大户(地主、资本家) 囤积稻谷 430n 多担，番薯 1200 多担，直至新谷登场，番薯烂掉了。东海有一资本家囤积在米店里的大米 80 担不粜。饥荒过后，白米变成“黑米”(霉烂了)。更严重的是，县长左新中参与奸商把陆城的 5700 担粮食雇民船从螺河运往外地，造成粮食供应更加紧张。

5、伴随大饥荒而来的瘟疫——霍乱。夺去了更多人的生命。

二、惨况

县内城镇和农村随着荒情的发展，绝粮户越来越多。开头吃米糠、瓜菜、接着是野菜、树叶。如猴头、山苍计、马甲头、赤结、番薯叶、番薯藤、黄麻叶、土伏苓、羊古树叶、香蕉头、马苋菜、山芋叶、尖规菜、刺苋菜、桃密叶、猪母菜、大豆枝、大豆壳、海草等，只要能填肚子的，都用作充饥。

为了生存，饥民们不惜把自己家中所有值钱的财物，廉价抵换粮食。

东海一亩耕地换 1.5 斤米。

甲东一亩耕地换 1 斤红糖。

旱田一斗种耕地换 1 斗谷。

东海、甲东一间房子换 10 斤番薯。

湖东一间房子换 l 升米。

早田一问房子换 70 斤番薯或 2.6 斗谷。

东海一张眠床换 2 升米。

甲子一张眠床换 l 升米。

南塘一件棉被换 1.5 筒乌豆 (筒即半升，约 1.4 斤)。

大安一件棉被换 5 合米。

东海一件新衣服换半斤乌豆。

湖东曲清村贫农卓阿想，一家 3 人，把 1 斗 8 升种的耕地，以 1 升乌豆为价，换给地主，地主拿到契约后，连一升乌豆都不给，经几次求情，才给 5 合乌豆。等乌豆拿回家时，家里两人已饿死了。

据不完全统计，全县出卖耕地的有 38800 户，84400 亩；卖房子的有 12300 户，15300 间，离妻的 8710 人，卖儿子的 8760 人。逃荒到江西、五华等地的人一批接着一批，无法计算人数。

农历二月起，沿海地区开始饿死人，到三、四月份，平原、山区普遍饿死人，饿死的人数越来越多。据统计；当时全县总人口是 5052002 人，死了 117100 多人，加上逃荒没回来 (大多死在外地) 的 16760 人，总共 133900 人。占总人口的 26.6％。其中：绝户的有 9269 户，散掉 57 个村庄。

主要灾区的几个统计数字：

湖东当时总人口 26700 多人，死了 12880 人，占总人口的 48％；而港内渔民 4400 人，竟死亡 3800 多人，占总人口 87％；长湖村 1880 人，饿死了 1418 人，被地主、渔霸打死的 23 人，外出逃荒 39 人出卖小孩 55 人。

碣石镇当时总人口 27000 人，死了 11190 多人，逃荒外地 649 人，离妻卖子 889 人，绝户的 864 户，4980 人；沙井居民区 423 户，总人口 2160 人，饿死 1300 多人，绝户的 59 户；全镇搬运工人 297 人，饿死了 169 人。

甲子镇当时总人口 42000 人，死了 19000 多人，绝户的 1300 多户。其中港内近万人的渔民中，死了 7600 多人，加上大批逃荒，饥荒过后剩下 800 多人。有人形容荒年人口大减是 “去七留三，存对半，又加五折”。

甲东当时有 26300 多人，死了 13400 多人，外出逃荒的 2970 多人 (荒后没回，死在他乡的有 1240 人)，在新兴大队范国内原有 518 户，2850 多人，饿死 2250 人，绝户 312 户，吴亚受一家有 50 人，死存 1 人。新乡村原有 180 人，死亡、逃荒的有 174 人，灾荒后存下 6 人，他们便迁往他处，这个村也就散掉了。

县城所在地东海镇当时有 18900 多人，死了 9100 多人，占总人口的 49％。粮产区的博美镇也饿死 7000 多人。山区的水东区死了 2580 多人。

在那灾难的岁月里，湖东、甲子、碣石、碣北、东海、大安、乌坎等地都曾出现 “人吃人” 的惨状。湖东镇有 9 个杀人卖肉的流氓，先后杀掉 48 个小孩。碣北新酉村有个叫吴哺的女流氓，先后杀掉 13 个小孩和一个气息奄奄的青年。

三、血泪纪实

据参与收尸的善堂人员回忆：

湖东善堂的陈坚说：“湖东镇每天都有许多人饿死，我亲手收尸 1000 多具，最多一天收了 100 具。从日出抬到日落，抬走一个，倒下的又几个，越抬越害怕”。

碣石镇有 “信登” 和“同德”两个善堂。信登善堂的蔡宗藩说： “信登善堂在那一年的头六个月里，共收尸．4000 多具，开头是死乞丐，接着是渔民、居民，死亡逐月增多。二、三月份还有棺材收埋，四月份棺材不够用，一部分用草席，到六月份，连草席也用光了，只好赤身埋(裸葬)，几具尸体埋在一个穴或一条沟里。死人少时，还能及时收埋，死的人多了，善堂里的 20 多个工友忙不过来，往往有的已经发臭”。

甲子镇后人为死难者建立公墓。碑文上有这样记载：“全镇遭难死亡者近二万人，其中全家俱没者千余户。成万渔民死亡率达百分之八十以上。由公众营葬，即现在累累在此墓者一万三千多人。” 俗称 “万人坟”。

湖东镇后人也为死难者立碑建公墓。其中有一段碑文是：“盖当癸未 (注：1943) 年，适逢中日战争踏入最后阶段，烽火连天，战祸所及，交通梗塞，海寇乘机抢劫，湖东海解之地，索称缺粮，且时逢苦旱，野绝青草，纵有金钱，何由获食。当此之时，天灾人祸，重重惨迫，以致全镇人口一万零丁，遭饿死七千余人，通衢大巷，尸骸枕籍。当时人穷财尽，死者潦草收埋，一经风雨侵袭，暴露原野。读古人诗：

‘雨淋白骨血染草，月冷黄昏鬼守尸’。想当时情况，有过之无不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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