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问责消失到鸿星尔克：河南水灾的多重叙事与自我感动的民间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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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暴雨带来的洪水，和以快速反应见长的互联网之间，拉开了明显的时间差。以微博热搜作为坐标来看，7月20日下午2点，已经因暴雨而淹没了部分路段的郑州，在微博热搜中得到的话题呈现是“郑州的海来看我了”——这是近几年中国民间对城市内涝的常见浪漫化修辞，官媒也习惯用“开启看海模式”报道城市暴雨。下午5点，一小时內201.9毫米的超历史极值暴雨刚刚下完，话题“郑州地铁4号线成水帘洞”上升到热搜第6名，此时暴雨造成的惨剧已陆续发生。

直到当天晚上7点半，“郑州停电”、“河南暴雨救援电话”、“河南暴雨互助”等话题进入热搜榜，人们才普遍意识到这是一场灾难，并开始在社交媒体上积极转发求助和救援信息。当晚8点之后，水灾舆论聚焦在被洪水淹没的郑州地铁上，人们转发困在地铁里的人发出的呼救视频，但信息也陷入混乱之中，郑州市政府一度发出消息指受困者已全部被救出，又迅速被求救者发出的信息证伪。在21日凌晨近4点官方通报地铁中有12人死亡之前，人们对地铁5号线的救助和伤亡情况所知甚少，而截至本文发稿时，官方也只公布了其中9名遇难者的信息，此外，仍有地铁失联者的家属在要求官方继续搜救。

信息混乱的局面在后续几天也没有得到显著好转。一方面，民间依靠互联网快速建立起发挥“调度中心”作用的自救网络，但面对分布在整个河南省的大面积受灾人口，仍然力有不逮；另一方面，河南政府以沉默寡言的姿态守住了关键信息的发布权限，尽管大量市场化媒体在前线发回调查报道，始终未能凝聚起问责的声音。当局没有承受需迫切回应的公共舆论压力，伤亡人数和名单也只能等待官方“权威发布”。

暴雨过后，救援与调查仍要持续一段时间，这创造了一个舆论窗口期，众多游离在灾难核心叙事之外的社会议题逐一登场，测试民间情绪的水温。

2021年7月24日中国河南省新乡市，救援人员使用装载机疏散当地居民。摄：Cui Nan/China News Service via Getty Images

天灾与人祸的辩证法

在输赢叙事里，舆论监督正是亟待抛弃的西方经验，中国模式优越在政府有强大的自净能力。

在河南暴雨发生前，以“宣传党和政府的声音”为宗旨的《新闻联播》连续5天播报欧洲洪水灾情，重点落在死亡和失踪人数上。《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7月17日也在微博评论德国水灾，认为这表现出“西方治理水平”和“人道主义”的破产，并高度认可中国的高铁和城市建设。7月21日，胡锡进再发微博，指出河南大水“不妨碍对德吹英吹美吹的鄙视”，“不妨碍对西方体制和能力的再认识”。

不寻常的河南暴雨与欧洲洪水同期发生，本是全球气候变暖的灾难性显现，也共同指向现有的城市设计和应急管理机制应对极端天气的无力。不过在胡锡进代表的官方声音里，最重要的叙事框架并非气候变化，而是“定体问”：中国和西方的政治体制孰优孰劣？

为了凸显中国的“制度自信”，清除过去二十年舆论场积累下来的倡导西方经验的“公知遗毒”，在任何事情上进行中西对比都显得很有必要。胡锡进6月25日批评美国迈阿密楼房倒塌事故没有追责，并表示中国有严厉的追责机制；7月14日，中国苏州发生酒店倒塌事故，胡锡进再发微博，指出“像美国迈阿密塔楼塌楼那样的救援迟缓和放弃是不能被接受的”。尽管遭到不少中国网民的嘲讽，但这套输赢叙事有效地将重点转移到敌我之分上，而回避了在事实核查层面对执政者的舆论监督——在输赢叙事里，舆论监督正是亟待抛弃的西方经验，中国模式优越在政府有强大的自净能力。

由此，7月20日河南暴雨灾害发生当晚，专事民族主义“猎巫”的微博民粹领袖@无为李爷 迅速找到切入角度，论证郑州的“不可避免”和德国的失败：德国瞬时最大雨量只有郑州的1/10却死了100多人。虽然都造成了灾害，但前者是天灾，后者是人祸。@无为李爷 骄傲表示，“自然灾害面前，我们中国政府的救援，就是世界第一。”在接下来几天，他和追随者的主要工作是追击对官方的问责声音。

2021年7月22日中国郑州，高速公路隧道入口处，损坏的汽车停在泥泞的路上。摄：Bai Zhoufeng/VCG via Getty Images

不再有公共舆论危机，只有涣散的问责声音

这种日渐流行的话语认为体制主要由负责任且有能力的精英组成，他们没有做坏事的动机（比如不会瞒报），而体制也有自己的问责机制，因此舆论批评不可接受。

7月20日当晚，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执行院长喻国明在微博转发了一个视频，视频内容为《新闻联播》主播海霞7月12日对华北地区暴雨应对的称赞：“这才是应对极端天气该有的样子。这么做，也为后续的应对打了个样。”喻国明批评道，这一自我评价不够“审慎”。次日，喻国明表示他受到“有关当事方的有组织的反攻”，包括大量的人身攻击，随后，他被微博官方禁言。

7月21日，《冰点周刊》、《三联生活周刊》、《中国新闻周刊》、财新网等内地媒体陆续发出关于河南暴雨的详细报道。郑州气象局连续发布5次红色暴雨预警而地方政府却没有遵守防御指南（发出停课、停工、交通管制要求）的事实浮现，也引发一部分追责舆论，但并非舆论主流。正如媒体人宋志标所观察到的：“五号线、海绵城市、红色预警等焦点只是被提及，尚未被集中，问责舆情可以说相当涣散。”

地铁遇难者亲属在微博对地铁集团的控诉得到了不少人的同情和支持，然而任何人直接点名批评政府都会遭遇强烈反扑。一位网民痛斥“垃圾官员”，得到的回应是“你嘴里所谓的这帮垃圾官员现在还在救援别的地方，这才是不能拖延，迫在眉睫的，没时间赔罪。”这种日渐流行的话语认为体制主要由负责任且有能力的精英组成，他们没有做坏事的动机（比如不会瞒报），而体制也有自己的问责机制，因此舆论批评不可接受。

和地铁事件一样，被淹没的京广路隧道事件也尚有大量事实未经披露。7月24日晚上，两位幸存者在微博讲述当日的经历，两人均质疑政府部门在事发前封闭了隧道出口而未封锁其入口，最终导致隧道堵车而造成惨剧。评论区有网民质疑两人说法的真实性：“是你本人遭遇吗？不是的话未经核实的信息请删掉，耐心等官方信息。”也有网民支持维权并表示：“真让人惊讶，为什么说出自己在当时遭遇的情况会引来围攻？这个网络世界怎么堕落成这个样子了？”7月25日凌晨，两位亲历者均已删帖。

两位香港建制媒体人（凤凰卫视记者胡玲、香港卫视综合台副台长秦枫），也在微博呼吁官方公布郑州京广隧道的真实死亡人数，他们收到大量谩骂和远高于评论数量的默默点赞，并和曾经任职凤凰卫视的主持人沈星一起，被骂为“黄尸（丝）”、“曱甴”。沈星在7月22日发微博称：“河南政府虽然很差劲，河南人民可真不错。”收到数百条谩骂和5万个赞后，其微博被禁言。

需要指出的是，喻国明、沈星，还有其他批评政府的普通网民遭遇的反扑，存在官方支持的职业网络评论员活动的痕迹，且同样没进入此次河南暴雨的舆论主流视野。换言之，围绕问责的正反方声音，都没有在河南暴雨舆论中引发太多关注和讨论。如果放在疫情后十分亲近政府的舆论环境中看，这次灾难明显激起了更多问责声音；但如果以2011年北京暴雨事故或2008年汶川地震作为对照，这次灾难的议程迟迟未能落在问责上，相关声音已经弱到无法引发公共舆论危机，也对政府不构成压力。

同样游离在主流舆论之外的，还有对“胡温时代”的闪现怀念。温家宝1998年任副总理期间，指挥当年的长江抗洪，留下的“如果荆江决堤，我就跳下去”的豪言被重新翻出。胡锦涛2008年冒着余震赴汶川地震灾区探视灾民的纪录片也在微博上被重新传播，似乎默默指向习近平和李克强二人对河南灾区的缺席。

2021年7月20日中国郑州，倾盆大雨后，一名男子在被洪水淹没的道路上背著一名妇女。摄：Feature China/Barcroft Media via Getty Images

普通人视角的“民族性”

7月21日由新华社主持的微博热搜话题“昨晚的微博太好哭了”，则以普通人的视角切入，渲染河南人民和网民在灾难中的守望相助，成功接入民间情绪，不少网民直称“破防了”。

由宣传部门主导的救灾叙事一惯是自上而下的：最高领导人做出重要指示之后，部队、武警等人民子弟兵奋战在抗洪一线，挽救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这一叙事理所当然地占据了《新闻联播》等党的喉舌媒体的版面，

但经过几年的“年轻化表达”（如武汉疫情期间拟人化的挖掘机）宣传试验后，“多难兴邦”的传统救灾叙事难以突破网民的心理防线。明显缺乏“网感”的郑州市委宣传部7月20日晚上7点在微博传达“正能量”：“这场历史罕见的大雨过后，城市会更干净，草木会更加翠绿旺盛！”立即遭遇网民的痛骂而改变措辞。

相比之下，7月21日由新华社主持的微博热搜话题“昨晚的微博太好哭了”，则以普通人的视角切入，渲染河南人民和网民在灾难中的守望相助，成功接入民间情绪，不少网民直称“破防了”。“太好哭了”是网络高频词汇，常被用来形容电视剧或真实故事情节，也是互联网时代的重要情绪消费。

同样，7月21日当天，“胡辣汤挺住啊热干面来了”一度排在微博热搜榜第二，将河南暴雨和武汉疫情在情感上相关联，助推了民间力量参与自救、自我赋能的冲动。当晚，“觉醒年代 中国人骨子里的温良”话题也冲上热搜榜单，网民引用中共建党百年的献礼电视剧《觉醒年代》中的台词“中国人骨子里的温良”，形容中国人的民族性。类似的表达还有“中国人真的太好了”、“生在种花（中华）家真的太好了”、“我们的同胞是最好的同胞”。官方用以塑造道德模范的“最美逆行者”虽然仍有被提及，但在此次灾难中的动员能力，远不如由普通人视角出发的“民族性”建构。

豆瓣网民“白面行歌”也发表观察，称“一位向来对公权力比较警醒的郑州朋友一直处于一种上头的状态，对质疑预警不到位和地铁动作慢的朋友发起攻击”，她/他分析这是因为这位朋友参与了救灾，自觉把自己卷入了共同体中，视一切批评都是对这个共同体的批评。这一观察也可与此次事故问责声音之弱相互比照。

微信公众号“小声比比”由民族性角度切入，写出《不是河南这场暴雨，我都不知道中国人这么牛逼》。这个句式是新时代爱国流量写作的开端，2020年初，公众号“青年大院”写下《没有澳洲这场大火，我都不知道33年前这么厉害》，将早被媒体披露为“人祸”的大兴安岭火灾重新叙述为“厉害了我的国”。“青年大院”去年被销号，“小声比比”也很快删掉这篇文章。爱国流量写作还需要一个新的句式，来接入普通中国人将自我寄托于“民族性”的强烈需求。

互联网公司腾讯敏锐地抓住了灾难中的公关时机。7月21日中午，腾讯官方公众号发布文章《一个救命文档的24小时》，详细还原民间救援组织如何通过腾讯文档在线协作，调度线下救援。文档的创建者后来被报道是上海的大学生，有社会责任感的大学生借助互联网的力量投入灾难救援行动，完全踩中基于“中式现代性”和“觉醒年代”的民族自豪感。

作为被监管部门和民间舆论打压了近半年的科技公司的一员，腾讯借机公关，为的不是塑造品牌，而是争取“民族自豪感”的荫蔽。同一天，中央网信办发文，针对儿童软色情问题约谈腾讯等企业。三天后，监管部门再次处罚腾讯，要求腾讯音乐解除独家版权。国家意志正在实行对科技企业的惩罚和控制，在一切尘埃落定之前，如何宣示“忠诚”成为这些企业的重要命题。

2021年7月23日中国鹤壁市，洪水淹没一条村。摄：Wang Zirui/VCG via Getty Images

水灾中的国货运动

可以肯定的是，经过这场暴雨，国家意志与民间情绪，以更加民粹的形式团结在了一起。

7月21日，暴雨仍未停止的时候，舆论场已经分出不少注意力给水灾的次生议题。当天有关“捐款”的话题25次登上热搜榜，网民开始统计企业和明星的捐款是否“到位”。就像7月1日统计明星是否转发中共建党100周年文案一样，这是孕育出饭圈文化的互联网对企业和明星的例行道德审查。

历次灾难发生，捐款都是最为挑动社会神经的行为，也最容易让当事人引火烧身。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时，房地产企业万科就被网民质疑只捐款200万太“寒酸”，引发了舆论场关于“逼捐”的讨论，最终以王石道歉、万科追加一亿捐款作结。但过去伴随着捐款而来的，对慈善机构比如红十字会的质疑，对捐款是否能替代公益的讨论，此次灾难中几乎不复存在，剩下的只有愈加严苛的道德审查。

作为新现象出现的，是宣称捐赠5000万元物资的厦门服装企业鸿星尔克，突然被网民的道德目光选中，推为民族企业之光。7月22日，“鸿星尔克的微博评论好心酸”是当日关于河南水灾最热的微博热搜话题，一个迅速建立起来并广为传播的叙事是：鸿星尔克作为一家濒临倒闭（并非事实）的企业，一双鞋平均只卖100块，却默默捐出了超过自己承受能力的5000万元。

这一叙事延续了前述对“民族性”的想象，企业被当作情感丰沛的人，一位网民写下的留言具有代表性：“特别像老一辈人省吃俭用一分一毛攒起来的存款，小心翼翼存放在铁盒子里。一听说祖国需要，立马拿出铁盒子，哗啦一下全倒给你！”这与网民对深陷新疆棉事件的H&M的捐款不屑一顾，及对“河南人民再缺物资也不买维他奶”段子的追捧，形成关于“民族性”的互文。

作为对民族企业的回报，7月23日鸿星尔克的销售额增长52倍。与此同时，支持者进入其他同类服装品牌的销售直播间攻击主播，要求主播罢卖其他品牌，这场网络袭击让不少主播只能以哭泣应对。民族，资本和国家，三者的边界在鸿星尔克事件中彻底模糊。这种集体情绪并非凭空而来，正应合了政府对在美国上市企业的警惕，或再往前看，与中美贸易战、新疆棉事件以来逐步积累的敌我之辨关系密切。可以想见，在“抵御外敌”的预言逐步自我实现后，类似的“国货运动”只会越来越多。

7月23日晚上，东京奥运会开幕，关于河南暴雨庞杂舆论场基本进入尾声。如果看中国网民对东京奥运会的羞辱式评论，对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的重新推崇，以及对中国运动员夺取金牌重新燃起的舆论饥渴（以金牌为目标的举国体制的弊端早在20年前就被充分讨论和反思），可以肯定的是，经过这场暴雨，国家意志与民间情绪，以更加民粹的形式团结在了一起。

作为水灾舆论余音的，还有对外媒记者的“围堵”。7月24日，河南共青团同一天在微博发布“寻人令”，号召在郑州的网民寻找BBC记者白洛宾，并表示“一定要友好问候一下”。有网民留言“见到可以往死里打么？”获得大量点赞。不过最后被民众发现的并不是BBC记者，而是德国之声记者Mathias Boelinger。在郑州街头拍摄时他遭到现场群众的包围，有市民制止他离开，询问他拍摄了什么内容，还有市民指责他“诬陷中国”、“攻击中国政府”。视频在网络上广为传播，网民愤怒地谴责在现场帮Mathias Boelinger说话的中国年轻女性是“带路党”。

至此，主流舆论已经完全甩开了对水灾事故的问责，以及对遇难者死亡人数的追查。

（李瑞洋，何沛芸对本文亦有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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