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权主义者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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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维舟 维舟

维舟

微信号 weizhousw

功能介绍 维舟的观点、评论与文学

考虑到近代以来对儒家传统的激烈批判，我肯定不是第一个提出这种说法的。不过，我之所以有此一说，是近来对孔子留下的儒家经典有了新的看法。

《论语·阳货》中，孔子留下了一句在后世引发极大争议的话：“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用现在的大白话说，“女子和小人很难相处，近了不知恭敬，远了又怨恨不已。”

这句话的意思本来很明白，因而历来的争议点大抵都落在“圣人究竟是在骂谁”上。汉唐诸儒均认为“女子”是全称，即所有女性，但朱熹《论语集注》将“小人”解释为“仆隶下人”，“女子与小人”即“臣妾”，也就是贵族家庭中的被统治者。

然而，这话听起来还是有几分刺耳，难道弱者就应该被如此对待吗？因而另一种辩解方式强调，孔子所说的“女子与小人”，其实是“无德女子与无德小人”，这样一来，占据道德优势就合理化了。然而，原文并没有提到“无德”，何况，如果说是“无德”，那为什么非要点出是“女子与小人”？

钱穆在《朱子读书法》一文（收入《学龠》）中则另有一番辩解：

近代学人，最易犯此病。如读《论语》，只抓得一言半句，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等语，便滥肆批评，却不问孔子《论语》二十篇，其他又说了些什么？

在此，他反对断章取义地解读，强调要完整地理解原著（好比说，不能抓住一句话就把孔子说成是男权主义者），然而，反过来理解，他这就相当于承认孔子这些话的确说错了，只不过意思是“不能因为这点小错就否认孔子总的来看还是圣人”。

在我看来，孔子那句话并没有许多难解的深意，他只是直白地表达了“君子”的感受罢了（虽然或许他本人也没想到随口这么一说，也被人记录了下来），并且这种感受与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优越地位紧密相关。

这么说是因为，我在读心理学著作的时候突然意识到，他所说的“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其实就是回避型人格的典型特征：他们经常在两个极端之间徘徊，你对他/她太好了，他/她就会厌烦；但你如果冷落疏远，他/她又会怨恨你。

《依恋的形成》一书梳理了这种人格特质的成因：从童年时起，他们的依恋要求经常被无视或怠慢，无法得到满足，往往还伴随着干涉与侵入，导致他们被迫学会在高度需要依恋的时候抑制自身的需求，因为他们的经历告诉他们，就算说出来往往也只是自取其辱。因此，处理亲密关系对他们是个挑战：

与别人亲近，会让我感到有些不自在。我很难完全信任他们，也很难让自己依靠他们。如果有人对我太过亲近，我会紧张。恋人经常想与我更亲密一些，但那样我会觉得不舒服。

为什么孔子会觉得“女子与小人”会呈现出这样的特质？合理的解释是：因为这些人在一个家长制结构中，实际上被视为类似儿童，他们既无法得到人格上的平等对待，当然更不要说满足其依恋要求了，倒是经常要面临家长的干预。久而久之，他们对家长很自然地就会有一种矛盾的表现，既想依恋又害怕依恋。

如果是这样，那可以说极好地印证了“女性是一种处境”这一格言：女性之所以表现出那样，与其说是某种天性使然，不如说是其在家庭权力结构中所处的位置，塑造出了相应的人格特质。因为“小人”之所以呈现出同样的人格特质，与其性别无关，而与其处境紧密相关。

豆瓣用户“川总”长期混沙井吧，观察到社会底层一群男性的生活情态，他发现：

当这些摒弃了社会规训，躺平的男性，对于自身的“男性气质”也变得毫不在乎起来。

比如前一阵子我看一个帖，有个在KTV上班的年轻小伙子，发帖抱怨有男同对他动手动脚，但是小费都是一两千的给。我以为回帖的老哥都会对男同这件事情表达憎恶与厌弃，但是出人意料的是，回帖都以羡慕，鼓励为主——甚至还有睡长椅的挂壁老哥，被男同捡回家的帖子，回帖也大都看得很开。

只要能搞到钱，自身被性客体化是微不足道的一件事——但是这种帖子放到NGA或者虎扑这种中层阶级为主的社区，反馈会完全不一样。

我得出了一个结论——女性是一种处境。城市里，底层的、被残酷的内卷所挤出的男性，其实就是女性。

这一观察很敏锐。确实，虽然在一个男权社会中，性别歧视无处不在，但至少在传统中国社会，对女性权利和行动自由更具有决定性的，其实是其社会地位。

瞿同祖在其名著《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明确指出：尽管男女有别，但对古代中国人来说，限制个人权利的，是其在社会角色和权力地位。在《中国封建社会》一书中，他进一步强调：“女子是否庶出，毫无关系，而她在夫家或贵为妻，或贱为妾，那时才能决定她的命运。”

这个道理，其实看过《红楼梦》的都懂：贾瑞虽然也是贾府男丁，但怎么能跟凤姐比？被她折辱至死都不敢怎样。贾宝玉作为男性继承人固然受到的瞩目比其姐妹们高得多，但想想看，只要贾母说句话，贾府上下哪个男人敢违逆老祖宗？

到了当代社会也一样。电视剧《大江大河》第三部中，挑担走街串巷的商贩起家的杨巡和官商背景的梁小姐合作建大商场，杨出资略少，但具体事务都是他在操持，结果被梁父逮住，实锤了几万块劳保用品的假账，被扣上辜负信任的罪名，最后梁家摘了他的桃子，梁小姐的表哥掌握了在建商场的控股权，通过注资稀释他的股权，他失去实控权，财务权也移交了。杨巡后来站在在建商场的门口感叹，这么好的地段，地皮升值。然而，梁家有无数的办法，把账做成亏损，让他拿不到分红。

编剧可能觉得杨巡不够诚信，得到这样的下场实属罪有应得，然而普通观众看完恐怕只会脊背发凉地感到小人物在权力面前有多难。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杨巡任何让梁小姐不爽、不快的地方，她都不会像传统女性那样表达出体谅或难以拒绝对方。

这和谍战剧中的女性形成鲜明对比，在那里，女性面对男性时都非常非常体谅、理解、一直让步，替人着想。因为谍战剧的设定的情节通常是：男性需要把她们牺牲掉来成全宏大的目标，她们就心甘情愿被人利用、欺骗、当作工具，还要表示自己爱他、体谅他、愿意成全他。也就是说，在这样的剧情设定中，女性的小我要为更宏大的目标让步；但梁小姐重要的不是女性身份，而是权力地位。

从这一点上来说，梁小姐的反应倒也合理：只要她不愿意，就可以不必迁就，完全看不出普通女性那么憋屈。像杨巡这种人在她的生命里都是无足轻重的过客，她只觉得杨巡辜负了她的信任，欺骗她，她不想再和他合作，且不肯原谅他，杨巡下跪的行为让她更无法接受这个人。这就是权力的快意。

可想而知，这种生活很舒展，她怎么想就怎么说，没有那么多体谅对方、替对方考虑。当然，或许没有家族撑腰，她可能也还是这种个性，然而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她成长的环境要求她憋屈、理解，那她就不会形成这样一种行为模式。

毫无疑问，这一点极具争议。一位读者梁宗祎对我坚称：“女性并不是这些人的唯一身份，不如说‘女性’之所以成为一种身份，不也是一种建构？”他说：

怎么形容，就是说一个北上广的中产阶级女性如果真的在我面前大谈特谈她身为女性所受到的歧视，即使我觉得她说的可能是正确的，她也是 genuinely（真诚地） 说这些的。但是我的反应可能也还是:“ You’ve already got too many privileges in your life, just accept this small defeat.”（你在生活中已经得到了这么多特权，就接受这点小小的挫败吧）

并不是所有男性都是父权制的受益者啊。不如说我觉得父权制之所以能够如此牢不可破，在我眼里就是因为女性和掌握社会顶层权力的男性的合谋不是嘛。但是在中文语境下承受代价的却是男性全体。而且这个话题之所以还没被审查，在我眼里无非是掌握顶层权力的男性早就抛弃了无权的男性而已。在这种社会现实下，让无权男性怎么接受女权主义的话语体系呢。

他可能看到的只是国内发达城市中产女性的发声，然而，她们是最有权也有能量发声的一群女性，其实大部分受创伤更深的女性根本发不出声。反过来说，其实国内很多女性看到男性谈创伤，感受也会如此：“你已经享受到身为男性的特权了，还创伤？”

应该说，关键不是性别，而是在结构中的处境。身为发达国家的亚裔男性，其实他的处境倒是跟国内一些女性的处境类似，应该更能理解这一点才是。

在这个权力构造之下，重要的是不应让性别成为妨碍我们共情理解的鸿沟，相反，面对权力，我们有着相同的处境，都是“女子与小人”。从这一意义上说，我们只有创造联结才能带来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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