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文学遗产：我们讲述农村，和鲁迅写“故乡”，该有什么不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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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5月，我在杭州做了一场新书《永隔一江水》分享会，有读者问：“对你影响最大的作家是谁？”我回：“鲁迅是其中一位。”

在今天的内地，对很多人来说，鲁迅是让人厌烦的，教科书上有太多他的文章，考试又经常考，见多了有点面目可憎。这当然是鲁迅本人也不会想到的。读高中时，有一回试卷上又一次考到了他的文章，我记得是《孤独者》：

“我快步走着，仿佛要从一种沉重的东西中冲出，但是不能够。耳朵中有什么挣扎着，久之，久之，终于挣扎出来了，隐约像是长嗥，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

这一段话深深地击中了我。在那段对什么都不满、都愤怒、都迷茫的青春期，这样纯度极高的文字极容易俘获我的心。在繁忙的课业之外，我找到了一本盗版的《鲁迅杂文集》，每一天得空（找到时间）都会极为认真地看一篇，虽然未必懂他论战的背景，但在那个读的过程中，我找到了自己情绪的释放口。

他是一个罕见地受到官方与民间双重肯定的伟人，官方把鲁迅推崇成一个文化的巨人，民间也不觉得他过时⋯⋯而我更愿意叫他“迅哥儿”，一个有血有肉的、有各种毛病各种缺点的人。

活动结束后的第二天，我就专程去了一趟绍兴。鲁迅博物馆、三味书屋、咸亨酒店已经成为热门的旅游景点，人头攒动，导游介绍道：“这个就是鲁迅念书的地方⋯⋯这是他家人吃饭的地方⋯⋯”

鲁迅右手夹着一支烟深沉地凝望远方的半身像，竖立在景区门口。他是一个罕见地受到官方与民间双重肯定的伟人，官方把鲁迅推崇成一个文化的巨人，民间也不觉得他过时，因为时代虽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变化之下有一些一而再再而三发生的事情，他们都能在鲁迅的文字中寻找到精准的描述、抨击、嘲讽、慨叹，仿佛他从未远离过我们。近些年来我们也频繁在影视剧里看到他，演员们饰演出了鲁迅的愤怒、慈爱和勇猛。他忧国忧民，深刻地剖析中国人的国民性，用一只笔对抗无物之阵的形象深入人心，甚至近乎于神。

不可否认这是鲁迅，一个被各方力量合力塑造的鲁迅，而到了这里我更愿意叫他“迅哥儿”，一个有血有肉的、有各种毛病各种缺点的人。这个人在五十多年的生命中经历的事情和起伏的心绪，呈现给文字的只是一小部分，更多的消散在时空里。我想寻找的是生活在具体时空里的“迅哥儿”，譬如说1919年这个关键一年的他，还有他的故乡绍兴。

我从人群中退了出来，走出了景区，站在街头，脑子里把这些喧嚣全都撇去，新盖的楼群、红绿灯、临街的店铺全都去掉，努力构想一个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鲁迅，以及他眼中所见到的样子。鲁迅在散文中记录的诸多细节，都发生在这里，把那时候的光线、树木、人流、声音，一点点地加上去，忽然有一句话浮现出来：

“我冒了严寒，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

那是《故乡》开篇的第一句话。鲁迅回到故乡是要卖老宅，自此之后他与绍兴老家的牵绊就愈发少了。这是一次心情惨淡的回乡，也是一次饱受情感冲击的回乡。而他来回奔走于绍兴的街头，可能就是我当下站的地方。

1919年5月4日，北京3000多名爱国学生在天安门前示威游行，反对列强在巴黎和会上损害中国主权以及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政策。图：IC photo

溯源：鲁迅的《故乡》

鲁迅的《故乡》虽然是一篇小说，但不妨碍我把它看成是鲁迅回乡的真实记录，此处的真实不是说现实中一定发了小说中的事情，而是指那样一种处境和心境。

我习惯于把历史的时间节点与我熟悉的人事联系在一起。譬如说1919年，鲁迅回家卖了老宅，这是他个人与家族的大事；同一年五四运动爆发，这是国家的大事。这两件事，鲁迅都参与其中。

而这一年，我爷爷两岁，我奶奶三岁，我爷爷的父亲太爷应该是有二十多岁。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里发生的大事，其产生的结果，日后就像是涟漪一般扩散到每一个中国人的头上，当然也包括我的祖辈。可是当时他们未必听闻过这场运动。

我的祖祖辈辈生活在那个叫“邓垸”的江边小村落，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延续着上千年来的生命节奏。由他们延续到我太爷这一辈，我爷爷这一辈，再到我父辈这一辈，然后到我这一辈突然断裂了。我的同辈不再留在村落里种地了，而是出门打工、做生意，也有像我这样出去念了大学，然后留在城市里写作的人。

近些年来，每一次过年回去我都要写《回乡记》，详细记录我在乡村老家的所见所闻。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意识到乡村在这些年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身处其中的父母辈正切身地感受到时代的洪流从自己的生活中淌过。我想要记录下这其中的变与不变，多年后再回头看，也会是一份对我而言珍贵的时代记录。之所以起心动念要写《回乡记》，要追溯的话，其源头便是鲁迅的《故乡》。这虽然是一篇小说，但不妨碍我把它看成是鲁迅回乡的真实记录（此处的真实不是说现实中一定发了小说中的事情，而是指那样一种处境和心境），也不妨碍我日后走上自己的创作道路从其中汲取营养。

昔日的闰土与今天的闰土

鲁迅写闰土，是以一个外来者的视角来写他的童年伙伴。可是他自己跟这片土地是没有那么密切联系的。一个一辈子生活一个地方的农民，他们从很小的时候就熟悉土地的一切事物，气温、光线、气味、声响，环绕在他周遭，也沁入他的意识之中。

《故乡》里对“我”触动最大的是闰土的出现。老实讲，我对鲁迅是敬，对闰土是亲。闰土所经历的，也必然是我的祖辈所经历的。鲁迅写闰土，是以一个外来者的视角来写他的童年伙伴。可是他自己跟这片土地是没有那么密切联系的。一个一辈子生活一个地方的农民，他们从很小的时候就熟悉土地的一切事物，何时播种，何时插秧，何时开花，何时结果，何时收割，都是熟稔的。气温、光线、气味、声响，环绕在他周遭，也沁入他的意识之中。

鲁迅写那个少年闰土：

“闰土的心里有无穷无尽的希奇的事，都是我往常的朋友所不知道的。他们不知道一些事，闰土在海边时，他们都和我一样只看见院子里高墙上的四角的天空。”

一个徜徉在海边的孩子，带给少年的迅哥儿一个全新的可以呼吸的世界。这与我的童年是可以呼应起来的。当我与我城里的亲戚孩子说起那些乡村种种时，他们也流露出神往的表情。因为他们一出生，就是被规训的，有各种各样的规矩套在他们。而我们这些缺乏教育机会的人，却能够短暂地体会到自由的滋味。

但这自由却又是如此短暂。乡村社会开始展露出沉重的一面，闰土要快速地承担起全家生活的重任。这个过程，是迅哥儿看不到的。他一路念书，留学，归国，上班、写作⋯⋯这一路的人生，也是闰土想不到的。他们从一开始就是分属于不同的阶层。多年后，他们再次相会，已经是岔开很远的两路人了：

“他站住了，脸上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动着嘴唇，却没有作声。他的态度终于恭敬起来了，分明的叫道：‘老爷！……’我似乎打了一个寒噤；我就知道，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我也说不出话。”

“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对于鲁迅来说是“打了一个寒噤”，那对于闰土来说呢？或者换到我那些一直在务农的祖辈来说，他们面对一个城里来的大人物，该如何反应呢？他们很可能跟闰土一样，拿出谦卑的表情来叫一声“老爷”。他已经被这个宗法社会给驯化了，唯有遵循尊卑秩序，才不会招致灾祸。

二十世纪中国重要作家，新文化运动领袖之一鲁迅。摄：Sovfoto/UIG via Getty Images

作为乡村旁观者

“我对乡村叙事的两种模式都持有警惕心，一种是田园牧歌式，一种是悲情化，这些都简化了现实。农村本来就是一个多面向的存在，它涉及到的层面远非一种模式所能概括。”

但是，我的好奇心是停留在闰土身上的。他家里是什么样子？他种地时的心情是如何的？他有没有快乐的时候？他跟他家人是怎么相处的？⋯⋯这些小说里没有更多的细节，因为那里只有“旁观者”的限知视角。

是的，旁观者。鲁迅不是土生土长的乡村孩子，他对于乡村有美好的记忆，比如去看社戏时的兴奋；也看到了很多沉重的人事，比如看到了闰土后来的人生，还有他诸多小说里写到的那些事。但他跟乡村是不亲的。这是我读鲁迅小说中觉得不满足的地方。他写到祥林嫂、阿Q、华老栓⋯⋯如雕刻一般，简明扼要，给人以鲜明的印象。每每读到此，我总想撇开鲁迅这一层限制，去构想这些人物的日常生活，把这些人放在她的房子、邻居、田地、祠堂、河流之中，让无数的细节充盈着他们，唤醒着他们，从而可以看到一个不必如此简化的新形象。

该如何解释“亲”呢？那就是鱼儿与水的关系。鱼儿天然地生活在水中，它怎么游怎么自在。乡村对于鲁迅来说，是没有这一层亲暱在的。我总忍不住想：如果鲁迅笔下的乡村人物能写作，那么在他们的视角里自己的生活该是一个什么样子呢？如果他们能写自己，也能写身边的人，那一种熟稔肯定是外来者没有的。

我在《永隔一江水》的序言里曾写过：

“我对乡村叙事的两种模式都持有警惕心，一种是田园牧歌式，一种是悲情化，这些都简化了现实。农村本来就是一个多面向的存在，它涉及到的层面远非一种模式所能概括。”

有一些作家持着城乡二元对立的态度，认为乡村是美好的，代表着一种质朴的生活方式，而城市物欲横流，唯有退回乡村才能保持住人性的良善。而悲情化，可以看近些年来知识分子过年回乡，都会有新的一波《回乡记》发表出来，他们哀叹农村的凋敝、民生的疾苦、亲人的四散⋯⋯这些当然是真实的，且让人忧虑。我觉得这样的写作基调，其实是来自于鲁迅这里的。沉痛的现实扣在芸芸众生之上，每个人都在苦苦挣扎。

但是我渐渐地想挣脱这种叙事基调，它还是让我感觉到知识分子的高高在上。这可能并非是他们的本意，毕竟他写的这些人都是自己的亲人，但在精神层面，亲人们的生活是被审视的。我忍不住要想：他们需要我们的悲悯吗？需要我们的哀叹吗？他们有自己的生命体验和生活方式，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其判断未必会符合审视者的价值观。

他们哀叹农村的凋敝、民生的疾苦、亲人的四散⋯⋯这些当然是真实的，且让人忧虑。我觉得这样的写作基调，其实是来自于鲁迅这里的。但是我渐渐地想挣脱这种叙事基调，它还是让我感觉到知识分子的高高在上。

疫中被困：中国农村的新一轮讲述

导致我观念改变的，是2020年春节那一次回家。新冠疫情爆发，我困在湖北老家。每一年我只在老家顶多待一周，这一次却一待就是近三个月。自从大学毕业后，我与我的父母亲从未相处过如此长的时间。

此次滞留，让我与家人有更深入了解的机会。疫情之下的乡村，出现了一个颇有意思的现象：村子里很久没有这么热闹过了。那些候鸟一样每年过年待几天的人（包括我自己），都被迫地留在了家里，那种做客的心态没有了，一方面要渐渐接受疫情导致的归期无望，一方面要与常年留在家中的老人、小孩共处，种种矛盾也慢慢地浮现了出来，争吵声、打架声也时有耳闻。一个长期习惯于城市生活的人，与一直生活在乡村的人，共处一屋，且没有回避的空间，生活方式、思想理念都在碰撞磨合。这其中有很多耐人寻味的细节。

2021年9月8日，浙江杭州市浙江美术馆举行的浙江版画百年艺术展上，一位参观者为作家鲁迅的版画拍照。摄：Long Wei/VCG via Getty Images

官方媒体上几乎看不到民众的真实生活细节，很多人跟我一样都是把记录的文字发表在公众号、豆瓣、微博等平台上。我觉得跟过去所看到的带着启蒙知识分子视角的文字相比，这些记录更琐碎了，也更真切了。他们不再是停留在观看的位置，而是参与了这个集体书写的过程中去。

我记录下每天的所见所闻所感，也看到了来自其他写作者的记录。官方媒体上几乎看不到民众的真实生活细节，很多人跟我一样都是把记录的文字发表在公众号、豆瓣、微博等平台上。很多读者每天来看我的《回乡记》，而我同时也看到了其他人的《回乡记》。我觉得跟过去所看到的带着启蒙知识分子视角的文字相比，这些记录更琐碎了，也更真切了。

另外一点，就是读者的回应，他们在各个不同的《回乡记》下面留下自己的生活记录和心情感受，他们不再是停留在观看的位置，而是参与了这个集体书写的过程中去。所以若干年后，那时候的历史学家要想知道此时此刻乡村的真实图景，看看这些记录就能够获得很多信息了。譬如春节不能出门拜年人们怎么想的，年迈的父母如何应对疫情的恐惧，村干部如何执行上头派发的管控任务的，病人想要买药却不知道如何获取该怎么面对，村里有老人去世葬礼如何举办⋯⋯

其实地上本没有路

乡村延续了一代又一代的风俗习惯，一些被迫中断，一些暗地里还在持续。在这样的变与不变中，我们可以通过诸多《回乡记》看到，乡村社会在变幻的时代中，哪些还在延续（比如说乡村社会中的礼物馈赠与人际关系），哪些已经松动（比如说重要轻女的观念渐渐松动，女性受教育的机会增多），哪些已经消失了（比如说很多民俗活动的难以为继）。对于乡村的书写，不能只停留在哀叹其凋敝的层面，而是要深入地潜下去，感受到其内里一直未曾消歇的活力，毕竟大家都想要有好的生活。追逐美好生活，会驱使着人们选择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式去行动。

这是我在写《回乡记》给自己提的醒：要去理解和尊重他人的生活，而不是急着去判断。在这样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去细致准确地记录下乡村社会的方方面面，不怕琐碎，不怕冗杂。这又要回到“亲”上来了，我们这些从小生长在乡村的人，与身为农民的父母是亲的，与田野土地是亲的，与柴垛池塘是亲的，正因为亲，才会有情感上的撕扯、生活上的纠缠与观念上的冲撞。

鲁迅在《故乡》的结尾写道：

“我在朦胧中，眼前展开一片海边碧绿的沙地来，上面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鲁迅那一代人记录下了百年前中国乡村的模样，而百年后我们继续在写乡村。他给我们开辟了一条之前少有人走过的路，他把书写对象从统治精英转向底层民众，尤其是生活在乡村社会里的人，他们过去很少会被认真书写，而如今我们需要继续蹚出新的路来。毕竟新的时代，乡村变化之大，已非当年所能想象。

正如写《黄河边的中国》的曹锦清曾经感慨的，中国宛如一头狂奔的牛，知识分子就像在牛头上的苍蝇，不断争辩是向左向右，实际上是往哪里跑并不是那么容易弄清。由此可见，这也是一条没有指向标的路，需要我们这些后来者耐心地诚恳地摸索往前走去。

邓安庆（1984-）：中国青年作家，生于湖北，曾游荡于多个城市之间，已出版短篇小说集《永隔一江水》、《天边一星子》、散文集《山中的糖果》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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