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75周年 | 促转会将解散,台湾转型正义工程完成了吗?
“时间就是转型正义最大的敌人。” 2020年2月22日台北,一场悼念二二八的游行。 摄:陈焯煇/端传媒 今年(2022年)是二二八事件的75周年。 二二八是台湾战后史的重大扉页。它是以国民党政权为名的“国民政府”、自1945年二次大战结束、 …
昨天,看了一个名叫《四月之声》的视频,记录了4月以来,发生在上海的各类人的声音,有科学冷静的声音,有痛苦求助的声音,有嘶声呐喊的声音,有无可奈何的声音,有守望相助的声音……等等,所有的这些声音,构成了过去这段时间上海抗疫的人间图景,有温情,也有荒诞。
我是含着泪看完了这段视频,听完了所有的声音。这些汇聚在一起的声音,让我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无论如何,一定要勇敢地生活,不负韶光。
最近,常有读者问我,在这个糟糕且近乎荒诞的社会,面对越来越多的恶行,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们应该如何自处?倘若是随波逐流,甚至从恶如流,自己的良知不允许;倘若是起身反抗,又发觉个体的力量实在太小,实在无济于事。如此,内心便总是充满了矛盾、痛苦,甚至绝望。
是的。这实在是我们这个社会下许多人都会面临的问题。当正义和真理在一个社会无法得到昭彰时,生活于这个社会下的一部分有良知和判断力的成员便会陷入这种矛盾之中,甚至因此开始逃避,继而变得冷漠。那么,我们该以怎样的姿态来抵抗这样的社会呢?
我的朋友羽戈先生常说:大道不行,各尽本分。多年来,我一直将其视为圭臬。因为它满足了一个尚有良知的人在这个恶权横行的社会中最低限度的生存方式。大道不张,在我们无力反抗时,便只好退而求之,做好自身。这当然是一种值得提倡的价值选择。
然而,是不是我们只要做好本分就可以了呢?显然不是。且不说有些基层的权力是具有扩张性和侵略性特点的,若无有效的牵制手段,它更是诸多恶行的源头,倘若只是固守本分,怕也是难逃被权力裹挟下的恶行的侵害。
这样的例子真是数不胜数。比如,这次上海防疫过程中,就发生了多起被基层权力侵害的事情。昨天,有一位读者还专门加了我的微信,向我诉说自己被强制拉进方舱的遭遇,最后无奈地感慨说:那些敢闹的,敢反抗的,最后都得到妥善解决了,我还是太顺,最后的结局就是自己吃苦。
**所以,**就单从社会层面来说,单纯地做好自身,怕也是难以过上稍有尊严的生活的,你不害人,但难保自己不被他人害。
我想说的是,我们绝不能仅满足于安身立命。曼德拉曾说过:**人们不能对正义无所作为、无所表示、无所反应,不能不抗议压迫,不能不为建设一个好的社会、好的生活而作出努力。**为此,他放弃了原本优越的生活,投入南非的反种族隔离人斗争,付出了在牢中服刑27年的巨大牺牲。
有人说,像曼德拉这样的都是伟人,他们的行为对于普通人来说,过于高不可攀。事实上,平凡人也自有平凡人的抵抗姿态,比如阿伦特就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书中就对德国纳粹时期的一名普通军官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
这位名叫安东·施密德的中士,在二战期间,他率领一个巡逻队,在波兰负责寻找散落在各地、同部队失去了联系的德军士兵。搜寻过程中他们遇到了犹太地下组织成员。但他并没有捕杀这些犹太人,而是为这些犹太游击队队员办理了假护照,并用军车把他们送到安全地带。给获救的犹太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对此他分文不取。这个行动从1941年10月至1942年3月持续了五个多月时间,直到安东·施密德被捕,遭到处决。
在那些黑暗年月里,正是像施密德这样的“寻常人”挺身而出,为捍卫最低限度的人类文明而战,才给人们带来了希望的曙光。虽然只有少数人能鼓起这种勇气,但这个少数仍能给人以激励和鼓舞。
中士安东·施密德的故事,为我们在抵抗遭受破坏的极端社会中树立了榜样。阿伦特非常赞赏这种“寻常人”的抵抗行为,她希望并梦想,这样的故事越多越好,他是对人类生活有别样视角的典范,与只以业绩为导向的政权追寻者大相径庭。
或许有人说政治与我无关,我只想过好自己的生活。这实在是最无知且愚蠢的话,作为人类社会中存在的一种非常重要的社会现象,政治不仅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而且高度影响着每个人的生活状态。这次上海疫情,很多原先鼓吹岁月静好、甚至举报敢言者的人,最后都被时代的灰给砸中了,结果又反过来抱怨社会的不公和没人替他们说话,这无疑就是被现实狠狠地打了脸。
政治包含两层含义,“政”指的是领导,“治”指的是管理。“政”是方向和主体,“治”是手段和方法,治是围绕着政进行的。所以,政治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的“后宫争斗”,它的好坏与否,从大的方面说影响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生存和前途。
比如,我们熟悉的晚清政局,正是因为政治的无能,才招致外不能抗辱,内不能平乱。又比如,我们近现代以来很多的政治灾难,也都与当时的政治的混乱有莫大的关系。而我们今天之所以还有一点点做人的尊严,在起码的物质上有所发展,也跟政治的风向转移直接相关。
从小的方面说,政治也影响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大到个人的权利如何保障,征不征房产税,如何断绝毒奶粉、毒疫苗的流行等;小到一条马路走向的设计,一座公园的选址等,都与政治有关。而我们社会的诸多恶行之所以屡禁不止,从根本上说,也与我们现在的社会生态有关的。试想,倘若是在一个正常社会,上面的问题还会一而再,再二三的出现吗?
那么,为什么会有人觉得政治与自己无关呢?我以为,大约有两个主要的原因。一是我们是个集体受过政治创伤的民族,在过去那个一切泛政治化的极权时代,政治就仿佛是一条脱缰的猛兽,将每个人都撕咬得遍体鳞伤,以至于这政治的创伤通过先辈的记忆传递让我们对政治产生恐惧,本能的避开政治。
二是我们现在还有许多的问题存在,许多事情都与我们普通人无关,许多的问题,我们也无从努力,就算努力了也无法改变,甚至连法律规定的一些权利有时候也无法得到很好的保障。久而久之,很多人对政治的态度自然就变成了冷漠,生出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心态。但这是一种被迫的被动远离,而并非政治真的就与我们无关,更不是我们逃避政治的理由。
恰恰相反,面对如此的社会,我们更需要积极地抵抗,否则,这个社会只会更加的沉沦。也许有人还会认为,自己是比中士安东·施密德更为平凡的人,根本无法像他一样去完成那样的壮举。没关系,我在这里也并不提倡大家去作激烈的抵抗,更不提倡流血,甚至付出生命的抵抗。事实上,在我们的身边,如同我们般的平凡人正在采用各式各样的姿态进行着抵抗。
有人用散步的方式抵制不合理的要求,比如厦门市民和平抵制PX项目;有人用法律来守护社会的正义,比如以斯伟江律师为代表的法律人;有人以不合作来抵制不合理,比如上海徐汇区拒绝贴封条的志愿者们;也有人用教育来续存我们民族的智慧,比如我的朋友蔡朝阳先生。
不管怎样,重要的不是抵抗的结果,而是抵抗的意愿和姿态,哪怕是你在看到标有污水治理的河段里依旧污水四溢时,打一个监督电话去发出你的质疑,这也是一种有姿态的抵抗。我们只希望所处的社会变得更好。
正如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内格特所说:一个社会的体制的命运取决于以下两个方面:其一要看民众对“共同生活会受损害”有怎样的担忧;其二,要看民众是否愿意对整个社会福祉承担政治责任,以及这个意愿的强烈程度如何。
四月,草长莺飞,本是一个充满了希望和激情的岁月,我相信,只要我们心怀希望和光明,只要我们还相信人间自有芬芳,只要我们还年轻,就一定能见到拨开云日的时候。
**文章写地有点拧巴,有很多话不好说,大家理解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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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木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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