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诽谤邓小平”案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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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诽谤邓小平”案始末

作者：方励之

2011年10月，图桑

前不久，有一本876页厚的书出版，书名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邓小平及中国之变换），作者 Ezra Vogel (傅高义）。它是迄今篇幅最大的邓小平的政治传记。书里没有披露人所不知的邓氏的秘闻或故事。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让我写了一篇书评 “The Real Deng”。在写书评时，回忆起一个老故事——“诽谤邓小平案”，顺记如下。

在搜寻引擎上输入“邓小平，方励之，诽谤”几个字，就会读到一则1988年的新闻：“9月30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下令以诽谤罪检控方励之。”

1987年初我被作为资产阶级自由化三代表之一，遭到当局整肃。之后，当局对我的所有活动，包括国内外的学术活动，一直有紧密监视。每次在国内大学作学术演讲，坐在前排的，就有监视人员。任何当过多年教师的人，很容易识别，哪些听众是学生或同行，哪些是外来客。后者因是外行，心中另有所思，表情始终是呆呆的。

在国外，也可能辨别中国派出的特殊任务者。早在1981年夏，我在巴基斯坦Nathiagali国家暑期物理学校（现称暑期物理学院）讲几次天体物理。来了一位光明日报记者，其作风不太像职业记者。北京的许多人知道，光明日报的外派记者中，掺有总参二部的情报人员。Nathiagali是吸引情报人员的地方，因为它是巴基斯坦核设施所在地。本拉登被美军突袭击毙的地点 Abbottabad， 距Nathiagali 约20英里。有一次在休息时间，我冷不防突袭光明日报记者：“你是总参二部的吧？”。该人竟一时愣住，不自觉地点了头。我临走时，该“记者”还托我给他家带回去一点外国货。总参二部有一个家属区在颐和园北，距北大不远。

1988年8月8 – 29日，李淑娴和我去澳大利亚，先在Perth参加第五届Marcel Grossmann广义相对论会议。我讲的题目是宇宙中的非拓扑孤子[1]，随后我们又到堪培拉、悉尼，墨尔本等地访问。除学术活动外，中国留学生还邀我介绍国内的情况。有的学生特别问起北大的小字报。我如实作了介绍。说，有小字报提到，一些中央领导人或他们的子女在国外银行有账号，有存款。

我还没有离开澳大利亚，北京的朋友就紧急传话来：邓小平已知道了我在澳大利亚说的话了（果然线人无处不在，工作效率也高，大概是在留学人员中发展的）。邓小平说，方励之在国外的言论，“一些中央领导人或他们的子女在国外银行有账号，有存款”，是对他的诽谤。他要诉诸法律，起诉方励之。

我当时想，这可能是谣言。第一，凡在国外的中国学生学者，大都开有国外银行账号，有存款。这是很正常的事，哪里谈得上诽谤？第二，如果邓小平要整肃我，根本不必诉诸法律。他是最高领导人，办法多得很。何必在法庭上费时费力。

8月29日，我们飞新加坡，去新加坡世界科学出版社（WSPC）谈出版事宜，同WSPC的老板潘国驹教授喝了一次功夫茶，没有非业务活动。在新加坡，没有“诽谤”案的消息。有记者透露，新加坡当局告诉他们，方励之在新加坡期间，不得报导方的消息，只有等方离境后才可见报。果然，在我们离新加坡去香港的飞机上，才看到新加坡报纸的报导。在香港，我还恭维了几句新加坡，说“新加坡还是有民主的”。香港众男女记者听后，哄然大笑 ，不以为然。不难理解，那时候香港尚未回归，香港记者还没有体尝过人民民主专政的滋味。

9月1日到香港，主要活动是应“黄林秀蓮訪問學人基金會”邀请，在中文大学讲学訪問一个月，但我们只停留了一周，9月8日就离境了。在一个欢迎会上，我曾说，物理学家（如牛顿，麦克斯韦等）常常是从错误的基本假定出发，得到正确的结果（动力学方程），而政治家们常常是从正确的基本假定出发得到错误的结果。又令一些人不高兴。

在香港，我们多次被记者围住。没有记者提到“诽谤案”，可见，消息还没有传到香港。“诽谤案”真的是谣言？香港新华社“记者”的行为证明，不是谣言。9月8日晚，在香港碼頭等喷射船去澳门。在开船前数分钟，突然有两个自称香港新华社“记者”要求采访。手里拿着录音机。劈头就问：你在澳洲是不是讲过“一些中央领导人或他们的子女在国外银行有帐号，有存款”？我答：“有啊”。采访立即结束，转身就走，也没有说一声谢谢。显然不是“记者”采访，而是取证。

访问澳门的目的之一，是想去看看四百多年前，给中国带来欧几里德几何学的利玛窦等耶稣会士在澳门的遗迹，很遗憾，荡然无存。有的澳门人甚至不知道利玛窦或耶稣会士是何年代来澳门的。

9月中旬，回到北京，不少朋友很惊奇；“你们还敢回来！”“我们都以为这一次你们不会回来了。”显然，“诽谤案”的小道消息，在北京，已经传开。有的朋友不解，“你们何必回来引颈就戮？”当时，从出国访问转而滞留国外的学者已不少。仅科大原物理教研室的同事中就有3位滞留不归。我们之所以按时返国，是相信在“诽谤案”上，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和举证。现在想来，不免后怕，充足理由律还不能普适到北京的法庭。

法学界朋友于浩成先生来我家简报“诽谤”案的现状（不是小道消息）：邓小平已在找律师咨询诽谤案。党内高层已传达，要对我的诽谤言论予以法律解决。

9月25日，夏伟（Orville Schell）和刘白方夫妇，以及林培瑞（Perry Link），邀请李和我去史家胡同章含之家吃晚饭。我们不认识章，不知为何要请我们去吃饭。我对史家胡同倒很熟悉，因我的一个中学同学在那一带住。那一带是北京的大宅门的密度最高的地段，红的，黑的，新的，旧的，破败的，都有，章家的大宅门是红的，不算很新，但还可以。门面的大小新旧，标志等级地位。按我同学的说法，他知道“每个大宅门里住着什麽蛐蛐儿（蟋蟀）”。蛐蛐儿在北京可是金贵物，也分三六九等级。

吃的什麽蛐蛐儿饭，忘了。请我们去的原因，是章含之向我们证实，诽谤案要正式检控了，已通知外交部了。外交部发言人在准备应对外国记者的提问。

外交部知道的事，国外媒体也就知道了，这就到了本文一开始引用的新闻“9月30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下令以诽谤罪检控方励之。” 随后，全国发行的“参考消息”，也登出文章，点名说方的言论已属诽谤云云。在北京的外国记者，非常兴奋。方励之和邓小平要对簿公堂了。这是中国没见过的事件。“在国外银行有账号有存款”的言论在中国要被起诉，而且是由“中央军委主席下令”。

10月初，一度盛传，北京中级人民法院即将向我发出传票。一时相当紧张。法学界朋友立即帮我延聘律师，组织律师团。有人来信提供法庭辩护论据，也有人准备认真收集领导人及其子女在国外存款的证据。一般情况下，银行账户和存款，是隐私，银行是不让外人调查的。但如涉及重大事件或案件，账户和存款不是完全不可以调查的，甚至可以冻结。加之，方的言论是在国外，可否调查要引用所在国法律，不全依赖于中国当局的意愿，问题变得复杂。

美国马利兰大学国际法教授丘宏达（他的哥哥丘宏义，是我同行，在美国宇航局[NASA] 工作，认识多年）当时曾对此案涉及的法律问题作过分析：

“中共对诽谤罪的规则列在刑法一百四十五条上，条文是：「以暴力和其他方法，包括大字报或小字报，公然侮辱他人，或是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者，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剥夺政治权力。」前款犯罪，告诉乃论，但是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者除外。

“由方励之的状况判断，中共当局可能会以公诉方式，以「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为由，将他起诉。一旦被正式提起公诉，按过去案例，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会被判刑。至于会不会公开审判，中共规定比较弹性。在诽谤罪审判上如果认为对当事人名誉有严重伤害时，可以不公开审判。但是方励之案中，不能适用这种规定。中共会不会引用对国家名誉有重大损害的理由，而不公开审判，就不知道了。

“方励之是在国外发言，即使罪名成立，本刑在三年以下，按中共刑法规定公民在国外犯罪，本刑在三年以上才追诉。所以中共当局势必援引另外一条规定：「公民的犯罪行为或结果，其中有一项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就可以算在域内犯罪。

“这个案子若继续发展下去，在中共是首次创例，一定有特别用意和效果，值得注意。”[2]

然而，等了一个月，传票始终没有到。

11月4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六局（知识分子局）副局长陶斯亮来我家家访。正式告知，诽谤案撤诉了，警报解除，但没有解释原因。

后来得知的内情是，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的法律顾问告诉邓小平，方的言论够不成诽谤罪，因为方的言论没有点名邓小平，或任何其他人，而只说“一些领导人及其子女”。这不能用作诽谤言论。谤言罪是“告诉乃论”，即必须有明确的原告人（自然人，而非法人）。如果原告是“一些领导人及其子女”，这原告“一些”将如何出庭？政治局常委以上？政治局委员以上？当时，邓小平不是常委，也不是委员。

为什麼邓小平对“领导人及其子女在国外存款”一语大动肝火，而且要用起诉方式整肃？对比1976年春的另一个故事。那时，中共中央召开打招呼会议，准备点名“批邓”，邓小平听后淡然一笑：“那就点名好了，我早就说过，我是聋子不怕响雷打，死猪不怕开水烫” 。1988年，“国外存款”传闻沸沸扬扬（北大小字报不是唯一的），并没有点名，怎麽就烫到活人了？

不言自明，北大小字报无非暗指，在“先富起来”的“少数人”中，很多（按比例）是共产党内的最高层领导，及他们的家属。邓小平当然懂得“不言自明”对他的杀伤力。务必尽除而后快。为此，显然不能发一个红头文件，标题为“领导人及其子女无外国银行账号及存款之说明”。以诽谤案法律起诉，是最容易引起公众注意的方法，是有效的杀一儆百。

所以，诽谤案的撤诉，并非邓小平的失算。甚至，邓小平原来就没有准备真上法庭，而是尽量传播“邓小平告方励之诽谤”的消息。因为，无论上不上法庭，“邓小平告方励之诽谤”的消息一径传开，“杀一儆百”的效果，就达到了。这就是丘宏达所关心的此案“特别用意和效果”。

2009年，6.4二十周年时，日本产经新闻驻华盛顿记者（曾在北大念书）采访我，他说他看过邓小平在各种大小场合的讲话（当然包括诽谤案）。他说，“我感觉邓小平老盯住你，特别恨你个人，你们是不是有私仇？” 是啊，如果没有私仇，很难解释：“海外存款传闻传者极多，邓小平怎麼只辦方励之的海外談話？”（刘宾雁语 [2]）。不过，我确实与邓无私人恩怨，断然否定日本记者的推测：“没有，没有，绝对没有。我同邓小平先生没有任何个人接触，谈何私仇？”

不仅无私仇可言，直到1988年春，我还公开感谢过邓小平本人。那年5月24日有一次宇宙学的通俗报告。Q&A时，突然有人问我对邓小平的看法。我答，“感谢呀，感谢邓先生义务地帮我宣传和推销，感谢邓先生免费收集整理1985-1986年间我的所有非物理的即兴讲话，感谢邓先生免费编辑这些讲话并印刷成册，感谢邓先生免费发行15万册到全国，平均每个党支部一本……”这应当不算是诽谤言论吧。

参考文献

[1] L. Z. Fang, Non-topological solitons and structure formation in the universe// D. G. Blair ，M. J. Buckingham eds. Proceedings of the Fifth Marcel Grossmann Meeting on General Relativity, eds. World Scientific,1989.

[2] 联合报.1988-10-4(03):国内要闻.

(XYS20200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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