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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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知道，地球是球形的。但试想，你是怎么知道这一点的呢？又有几个人亲自去验证过这一点？

科技史学者沈辛成日前在讲座中提了一个问题：“人们为什么会相信某个理念？如果你刨根到底，就会发现，其实他们往往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因为我们从小到大所受的教育，大抵都只告诉我们某个已被验证的定理、真理，只要记住就行，而很少告诉我们那为什么是对的、是怎么来的，更少去讲其它的论证观点，当然也就不会去鼓励反思、质问，因为你怎么能质问已经被证明是对的东西呢？

这次新冠疫情期间，我曾遇到一位，对有些英美人不相信疫苗、坚拒种痘，嗤之以鼻，但他本人却又强烈反转基因食品。我问：“那你有没有想过，这两件事的内在逻辑其实是一样的？”他顿时愣住了。

我本人既不反疫苗、也不反转基因，但我觉得，那些人不信疫苗，哪怕看起来愚昧、不可思议，但如果并不只是出于反科学的恐惧，而是因为对疫苗的疑虑，有一套自洽的理论，那也不难理解。其实反转基因的人虽然常被科学人士讥讽为“反科学”，但使用的同样是科学的话语，只不过他们强调的是实验结果的不可预测性和演化的不可控性。

当然，一个人去推断、验证某个理念，这不一定保证他得出正确的结论，更常见的倒是人群分裂为几派自洽的理念体系，彼此针锋相对。这只要看看各大宗教的教派分裂史，不难明白。从某种意义上说，儒家传统****潜在地鼓励“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也表明它注重理念的完整延续，多过对理念的反思质疑、创造性解读。

很多学者早就发现，中国缺乏西方自古希腊以来的那种“求知”传统。在西方的知识传统中，面对宇宙的奥秘，设问的方式通常是一个智性问题：“为什么？”但儒道法各先秦思想流派着重的却是如何建立社会秩序，乃是一个规范问题：“如何？”

张德胜在《儒家伦理与社会秩序》一书中据此认为，“孔子是彻头彻尾的规范人、社会人。他只关心人伦秩序、个人修养，至于其他问题，都成为次要”，因为孔子相信，只有人人都按照自己所属角色地位的规范去做，社会才能顺利运作，结束当时的混乱。问题在于，这样一个“规范人”，势必倾向于要求人不假思索地行动：

社会规范与医师的处方一样，当事人不必知之，只要照办就行。所以孔子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有人认为这充分表现出他的愚民立场，实则他只是申述行为规范的本质。

时至今日，这仍是中国社会的现实：很多时候，学生、下属、团队都只是在贯彻执行师长、领导的想法，不鼓励思考，也不需要有你自己的想法，“听我的没错，照做就是”。至于为什么要这么做，你不必知道，也不用费力去想，有这力气还不如花在如何把事做到位上。

在某种程度上，这其实就是“洗脑”——尽管这话似乎听起来刺耳，但客观地说，任何一个社会要顺利运作，都需要其成员接受一套默认的社会规范，不假思索地行动。甚至可以说，所有社会都是“洗脑”的，自觉抵制、反思、质疑，其实是在一个特别强调个体自主性的环境中才会得到鼓励。

很多人也许不知道的是，“洗脑”一词原本就是汉语，英语对应的brainwashing一词，就是1950年朝鲜战争时，美军在对志愿军战俘审讯后对汉语的字面直译。在冷战时代的意识形态对峙中，该词迅速得到广泛传播，进而用来广泛指代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的相关现象，到1980年代后“出口转内销”，又进入了当代汉语中，以至于好多人还以为这是直译自英语的外来词。

撇开这个词已附着的意识形态不谈，这段历史也确实给我们一个启发：一个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被视为“正常”的现象，从个人主义的视角出发，会看作是一种试图控制、主宰个体意志的行为，因为“洗脑”含义的基本要点是“违背个体意志”。这就像孙隆基在《美国的弑母文化》中所说的，东亚文化中被歌颂的“慈母”，在美国文化中却会被看作是用亲密关系来控制个体，阻碍其实现独立自主。

或许可以说，也是因为中国社会这些年来个人主义逐渐兴起，那些原本不成其为问题的现象，才被问题化了。在90后同事身上，我就经常发现他们有一种意识（尽管有时并不直接说出来）：“要我做可以，但你先告诉我为什么。”我家老大，小时还不会质问，但到了七八岁后，他就会经常问：“为什么？”——这个设问并不真的只是“求知”，也隐含着反抗。

这里一个吊诡的地方在于：在中国社会的语境下，帮助你理解“为什么”，同样可能是一个思想动员的“洗脑”过程。试想下就知道，教导普通士兵“为何而战”，是军队中政委的重要使命。当你“想不通”时，其实是反思、批评的萌芽，但这却被视为贯彻落实行动时有待解决的问题，于是会有人做思想工作，让你想通，最终服务于更好地完成上级指令。

真正难办的，倒是那种阳奉阴违的形式主义，所谓“认认真真走过场，扎扎实实搞形式”。这是一种世故的疏离：不想知道为什么，只是照做，但内心理解、认同与否则是另一回事。反过来说，它也并不一定要求你发自内心地认同，只要你在形式上保持一致——然而这边界极为模糊，潜移默化之下，也可能弄假成真。就像父母的教诲，有些孩子会阳奉阴违，有些孩子会公开叛逆，但长大后却发现自己越来越像父母。

不难想见，这样的系统难以产生思想家，因为犀利的思想很可能被视为社会的异类，而难以被大众所效仿。金雁说，东欧在剧变后著作仍然盛行的前领导人只有前南斯拉夫的吉拉斯，但吉拉斯也曾谈到，没有坚定信念、没有反思能力、没有信仰的人只会当“螺丝钉”的人更容易存活下来。结合中国社会的情况来说，那就像是一个被社会规范所“标准化”了的个体，所有看起来是他“自我”的东西，其实都是社会对他的要求，并不真正是他自己的。

当然，说到“反思”，似乎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事，但它的发端其实很简单，那就是一种好奇心。了解一个理所当然的事物何以如此，这本身就是祛魅、解构的过程，因为你知道了它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那它也就再无神秘可言。正因此，当有人说“就这么做”时，至少你可以在心底里默默问一句：“为什么？”记住，这既是求知，也是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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