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罩去哪了
大年初二,湖北疫情防控的发布会现场。武汉市长周先旺接过了话筒: 武汉防护物资紧缺的问题,已得到全面缓解。 会场上还有湖北省长王晓东,没有戴口罩的他,一个小时后说: 医用防护服、口罩等防护物资仍然特别紧缺。 到底缺还是不缺?领导有分歧,乃悟花 …
全国乃至全球的防疫物资向武汉集结,产业链、物流压力陡增。在防疫和补给两条战线上如何协调作战?
「这不是生意,是人命来的。」迟疑了一下,陶老板在电话里回答。他在广东,公司生产工业防护服。财新记者刚问他:面对无底洞,你为什么这么使劲做、亏钱也要做?
无论是医疗物资的生产端、采购运输端,还是接收分配端,以武汉为核心的整体支援行动,构成了抗疫战争的重要环节。这是一项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疫情打乱了生产流通的既有秩序,产业链条瞬间被切割得支离破碎,安全与效率、常规与应急、统一部署与分散决策,构成了互为制约的冲突因素。由于缺乏精细组织,在很大程度上,各路援军需要一点点拼接连线成「生命通道」,迸发出全社会的组织力量。
农历鼠年开年,新冠病毒肆虐荆楚大地,迅速蔓延全国。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注定是一场总体战:前线浴血拼杀的是 10 万医护人员,在聚光灯之外构成补给战线的,则是火线集结的「世界工厂」和基建物流。
1 月 20 日凌晨 2 时,武汉突然宣布「不明原因肺炎」病例暴增。这天一早,湖北仙桃口罩厂老板李力接连接到多个电话求购口罩。他隐隐担心了十多天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两小时车程外的武汉出现「类非典疫情」不是谣言。李力此前曾专门托人去武汉打听过消息,因为一句「可防可控」,1 月 17 日农历小年,李力给工人们放了假。
仙桃是 SARS 时期发展起来的中国最大口罩产业基地之一。武汉疫情暴发,李力瞬间进入父辈一再提及的「非典式」生产。他以 3 倍的工资招募工人回厂,到大年初二开工之前,已经出售了 500 万个口罩库存。同期,四川、广东、河南、山东青岛等多地的口罩厂均告诉财新记者,已经临时召回工人复工。
李力的工厂复工的这一天,国家工信部副部长王江平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提到了一个普通大众并不熟悉的防疫物资——防护服。新冠病毒的传播性至今未有明确定论,飞沫传播、粪口传播、气溶胶传播的案例均有收录,医用防护服成为保护医务人员最紧要的物资。
王江平称,根据湖北省提供的需求清单,每天约需要 10 万套防护服,而国内满足要求的生产企业约 40 家,总的生产能力为每天 3 万套,春节期间日产仅 1.3 万套。这意味着,湖北省防护服缺口为八成。
财新记者旋即致电河南、四川、湖北多家防护服工厂,得到了类似的回复,「21 日已经开工」「年初四,比原计划提前五天开工」「大年三十休了一天,初一开工」。1 月 26 日,跨境电商公司洋码头的创始人曾碧波在全球为中国求购医疗物资,他告诉财新记者:七天内物资缺口有望缓解。
一切启动得不可谓不快。
然而,此后武汉市、湖北省甚至北京的医院仍然无一例外在网上贴出了医疗物资求助信,一线医务人员「没有条件也要上」的悲情让全国人民揪心:医生为了节省防护服,穿着纸尿裤,一天不吃饭;护士们带着口罩勒到脸部溃烂;甚至有医生告诉财新记者,ICU 病房的一线医务人员因为缺乏防护物资,几乎处于「裸奔」状态。到 2 月 14 日,湖北省首次公布医务人员感染人数为 1502 例,其中 1102 例来自武汉,已经有多名医护人员去世。
「我们有一车拼货的物资,要交给湖北 11 家医院,司机到了武汉都不敢开去医院,怕物资都被一家拿走了,只能停在地质大学门口等医院来领。」干线物流车货匹配平台华能车好运的 CEO 曹猛告诉财新记者,1 月 27 日开始,他和货车物联网平台 G7一同发起了临时车货匹配平台,动员司机为湖北义务运送医疗物资。去往武汉的司机被医院物资之匮乏震惊了:「孝感、黄冈的医院是开着 120 急救车来领物资的。」
在曹猛的「义运」群里,30 多家曾经高度竞争的物流公司负责人第一次携手合作,「尽弃前嫌」,没有「抢单」。这一次,他们有共同的难关:全国疫情防控瞬间升至最高级别,司机被困在家里,而全国高速公路网因为控制人流而关碍重重。
「司机根本出不了门,见不到车,上了车,或者出不了省,或者出不了市。」曹猛把运送物资形容为「层层通关」。好在,在诸多被截断的路上,当地的志愿者团体自发形成了接驳团队,帮司机接力。而湖北和武汉当地的诸多地面交通管制人员突破了「通行证」的硬规定,自行给医疗物资开了绿灯。
司机争分夺秒往湖北赶。2 月 3 日,财新记者跟了一车口罩和基建物资从上海去往武汉,司机途中只吃了一顿饭,不间断驾驶 15 个小时,把物资交给了武汉同济医院和火神山建设工地。
2 月 4 日,曹猛的司机运送了最后一单医用防护服进武汉,此后再无防护服可运:「听说政府接管了工厂,能运的防疫物资也不多了。」
国家交通部自 1 月 30 日开始公布湖北物资运输数据。防疫关键时期,进入湖北的物资数量居然从 2 月 1 日跌宕下滑,到 2 月 10 日才逐步企稳。截至 2 月 17 日,公路货运已经有 16.27 万吨物资运进了湖北。
最大的瓶颈还是在生产端。从 1 月 28 日启动「义运」到 2 月 4 日曹猛的公司运送完最后一单防护服,中国医用防护服的产能从 8700 套/天提升到了 3.16 万套/天。2 月 7 日,湖北省副省长曹广晶指出,全省对防护服的最低需求是 5.94 万套,总供应有 4.85 万套,还有 1.1 万套的缺口。
中国纺织科学研究院董事长庄小雄直言,能进入「红区」的防护服越来越少,此前运的都是库存,近期生产的增量还未抵达一线。「中国的产能是足够大的,目前的问题在于产量出不来。」2 月 2 日,庄小雄所在的中纺院被任命牵头整合全国防护服产业链资源,以最快速度形成最大生产能力。
即便是中央部委领导的机构,也很难快速协调整个产业链的匹配和检疫等环节。原材料无纺布等产能不足、价格暴涨,无论是医用口罩还是防护服,两类物资仅消毒杀菌检疫环节就需要七到十天左右。按照目前的生产效率,从筹备物资到最终流通,医用类口罩和防护服的生产周期是半个月。至于上游,部分原材料的产线成本高、周期长,光海外采购设备就要等几个月。
全球存量市场一度是救急的直接选择。企业、机构和志愿者几乎在武汉「封城」当日就开启了全球扫货,倒逼世界各地的工厂为中国开工。
除了复星集团和阿里巴巴这样有全球供应链的公司,民间的志愿者团体形成了临时性的专业分工和接力:采购、跨国航运、报关清关、国内货运接驳,每一个环节都有不同团体或者不同的专业人士负责和协调。
「我们已经帮忙运送了 120 吨物资回中国。」甘思思在除夕夜通过朋友圈二维码加入了一个临时组建的志愿者群,这个志愿者群的主要工作是协调从海外到国内这一段的物流匹配、报关清关等工作。2 月 6 日,她经手瑞士苏黎世采购的防护服已经成功进入武汉同济医院,整个过程历时八天。
然而,海外采购亦有极限。1 月 30 日世界卫生组织 (WHO) 将新冠病毒疫情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 之后,海外之路开始变窄。
一位负责海外采购的志愿者告诉财新记者,受多家医院委托采购,四处求购终于拿到欧洲某国的口罩供应商发货承诺,在寻找清关渠道的过程中经历一波三折,而 WHO 的结论一公布,「欧洲厂商全面不卖货了」。
货源难找,运输难做,原料难寻,生产难开,但再难也得上。2 月初,各地工厂展开了生产自救。汽车厂、手机厂、鞋厂、纺织品厂,数十家公司宣布加入口罩和防护服制造大军,一方面支援防疫一线,另一方面也为了能自用开工。
为督促动员医疗物资生产企业尽快复工复产,工信部自 1 月 21 日至 2 月 3 日,连续下发七次明传电报,要求各省份保障防疫物资供应,并对重点医疗物资统一管理、统一调配。
中央急得有道理。1 月 23 日,也就是农历除夕的前一天,武汉宣布「封城」。这一天,全国口罩厂的产能仅为 800 万只。若非春节,中国口罩的日产能为 2000 万。
此时仍未放假的工厂并非是有先见之明。广州一家大型口罩生产工厂负责人告诉财新记者,工厂春节期间没有放假,是因为菲律宾 1 月中旬火山暴发。火山灰吸入人体会造成严重的肺损伤,因此工厂接到了很多菲律宾订单。此外,澳大利亚山火蔓延,来自澳大利亚的订单也没间断过。「这些都要按时交付。」
国内疫情暴发后,这家工厂内贸订单比例激增,工厂开始 24 小时轮班,整体产能提升至每天生产超 10 万只 N95 等型号高防护口罩。
已经进入休假状态的 1200 万产能,要马上恢复并非易事。和李力的工厂多为仙桃本地职工不同,有些工厂必须得从外地召回员工。
「已经几次动员返乡回到河南、贵州等地的员工回广州加班。」中康防护用品科技 (广州) 有限公司总经理宗光辉几次动员员工返回,「看到疫情情况严峻,员工也表示理解,在年初一 (1 月 25 日) 陆续返回广州,并在 1 月 26 日开工生产。」开工后,全厂两班倒,一天能够生产 8 万只高防护的 KN95 口罩。
河南一家 N95 口罩小型生产厂家,则没有召回员工。它在 1 月 18 日左右放假,工厂产能不大,节日加班的成本也很高。「还要照顾员工情绪,现阶段实际上难以复工。」公司最终在 2 月 10 日开始生产。
海南地区的一位口罩滤材生产商直言痛点,国内疫情暴发的通知时间实际上晚于大部分工厂的放假时间,1 月 20 日大量订单来的时候,口罩厂基本已经放假。「复产对于大厂或许可以,但对小企业很难。」
和全国有四大口罩生产基地不同,防护服企业明白自己产品的稀缺性。振德医疗 (603301.SH) 董秘告诉财新记者,国内防护服原本的需求量很小,大多只在医院传染科用,公司防护服生产线一年仅生产 5000 套左右。
很多防护服商家的行动甚至比政府还早。1 月 17 日,山东一家防护服工厂已经接到大量订单。1 月 19 日,原本打算放假的河南新乡防护服生产商马全建改变了计划,工厂开启 24 小时生产,甚至临时增加两条产线,一共五条产线把产能从 1000 套/天提至 1500 套/天:「以武汉为中心直接供给各家医院,哪家医院最需要防护服,就优先供给哪家。」
不过,前述山东企业和一家四川企业均告诉财新记者,因为产能有限,防护服首先供给本省的医院,无法支援湖北疫区。
到 2 月初,家纺厂商水星家纺 (603365.SH)、男装企业红豆股份 (600400.SH) 等在内的诸多拥有生产线的企业,紧急转产普通防护服和医用防护服。
工业防护服的生产厂家也纷纷加入复产大军。前述广东陶老板主做外贸工业防护服,医疗防护服面料和流程并不一样:「我想订些医疗的面料做,但师傅说搞不好良品率低,没用,还是只能先做着工业防护服。」
在武汉一线,身着工业防护服的医生最大的问题除了防护级别不够,还有工业防护服沉重且不透气: 「这种防护服在国外都是穿三个小时就换下来,我听说武汉医生一穿就是十个小时,这不行的,可是我们也没办法。」陶老板说。
困难不限于面料和工艺,国内防护服生产集中在湖北仙桃、河南长垣等地,仙桃做出口较多,长垣主要供应国内。直供海外的防护服,其标准和国内并不一致。
一名在仙桃从事防护服和口罩上游原材料无纺布面料生产的人士透露,供应海外的公司向武汉捐赠时遇到了问题:「美国的防护服标准是 ASTM,欧洲的是 EN,这些标准国内医院不认可,有做外贸代工的工厂要捐防护服给医院,医院无法接收。」
1 月 24 日,湖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邓小川称部分防护服企业专供出口,没有在国内进行注册和审评,因此按当前法规,不允许在国内进行上市和使用。
然而,一线缺口太大。一位跨境电商的内部人士告诉财新记者,武汉官方在 1 月 25 日下午悄悄开了口子,到晚上给了一个落地的操作手册,开始接受部分符合海外标准的口罩和防护服。当晚,阿里巴巴即派出大量人手进行海外直采。
五天后,国务院印发通知,称从国外紧急进口符合日美欧等医用防护服标准的产品,企业能够提供境外医疗器械上市证明文件和检验报告,并作出产品质量安全承诺的,可以应急使用。
全球的工厂都动了起来。
「比 SARS 时还要紧张,那时候新客户很少有直接找工厂的,这次每天都有订单找上门。」在防护服行业有 20 年经验的肖敏,目前在越南一家大型防护服代工厂上班。大年初五,她提前四天结束春节假期,从中国云南返回越南:「很多航班取消,怕再晚就出不去了,另外,客户已经催得不行。」
1500 人的越南工厂也正处于休假季,提前四天召集了 100 名员工重启生产,产能提升至最高 10 万件,假期也从每周休一天改为每两周休一天。
「我们的仓库已经清空了。」主要做防护服的安思尔 (Ansell Microgard) 亚太销售总监洛萨 (Marolo Rosa) 告诉财新记者。为了满足突如其来的需求,春节期间安思尔的厦门工厂集结了 200 名工人复工,全球各地工厂「24 小时×7 天」运转,此外,已经把计划发给别国的库存送往中国:「中国的销量将会比往常高出 20% 至 30%。」
防护服生产商杜邦 (DuPont) 告诉财新记者,已经累计向中国投放约 100 万件防护服,其中超过三分之二来自海外调拨,未来将持续从海外供应中国。但目前,位于中国的产能仍然只达到五成左右。
需求暴增导致防疫物资整个上游供应链价格暴涨,且出现全面供应不足。
「口罩上的橡皮筋价格都涨了 8 倍,以前是每吨 1000 元,现在已经涨到每吨 8000 多元。」湖北仙桃市一家口罩生产商告诉财新记者,半个月,口罩的辅料无纺布和滤纸以及工人工资也增涨了 3 倍到 5 倍。
仙桃市一位民用口罩厂老板介绍,民用口罩生产线很快从 2 万元涨到了 20 万元,原材料从 2 万元/吨涨至十几万元/吨:「猪流感的时候扩产线,20 万买来产线,后来 2 万都没人要,这些高价的原材料以后也不知道会不会堆在库房。」疫情走向不明,这家老板已经不敢开工。
紧缺的防护服材料也在涨价,合肥的高贝斯无纺布制品有限公司工作人员透露,防护服的原材料成本增加了 50% 至 100%,物流成本增加了 2 倍。
N95 等高防护口罩需要的核心过滤材料是熔喷布,其对阻隔飞沫、颗粒物、酸雾、微生物等起到关键作用,被称为「口罩的心脏」。福建盛达医用卫生材料有限公司负责人告诉财新记者,「熔喷布价格比平时翻了七八倍。」
熔喷无纺布的上游原材料是石油化工产品高熔指聚丙烯纤维,供应本身是充足的。中国石油与化工联合会信息与市场部主任祝昉向财新记者介绍,春节期间共有 76 家企业生产,其中包括 20 多家转产企业。据不完全统计,2 月 5 日当天,国内聚丙烯纤维总产量是 1.8 万吨,其中高熔指纤维在 8000 吨左右。以 1 吨高熔指聚丙烯纤维约可生产 25 万个防护口罩计,目前的高熔指聚丙烯纤维每天可制造出 20 亿个防护口罩。而根据国家工信部统计,若全面复工,中国每天所需口罩数量为 5 亿至 6 亿只。
中石化的产能更为惊人,相关人士回复财新记者称,2019 年底,公司可用于无纺布制造的聚丙烯纤维料达 78 万吨:「我们可以根据市场需求调整生产,需要多少生产多少。」
然而,能够承接如此多原料的熔喷无纺布工厂在中国并不多,这也成为医用口罩供应链最大的短板。
广东佛山南海南新无纺布有限公司负责人告诉财新记者,其公司仅有一条熔喷无纺布产线,平时产线的开机率只有 70%,如今全线开工,满负荷生产熔喷无纺布,产能也仅能达到 1 吨/天。
山东俊富无纺布有限公司一负责人则告诉记者,即便 24 小时满负荷生产,每天的熔喷无纺布产能仅为 12 吨,目前订单已经排到了 3 月底。
国内对于喷熔无纺布产能没有官方统计数据。「因为用量比较小,一个口罩只用几克,产能不会太大。」中国产业用纺织品行业协会研究员季建兵表示。此外,他介绍,如用于口罩生产,还要在熔喷无纺布上做驻极处理,相对复杂的工艺,又进一步束缚了「口罩心脏」喷熔无纺布的生产能力。
本来只生产最上游原料的中石化,最终决定帮下游造口罩。2 月 6 日,中国石化旗下工业品电商平台易派客在平台上找到了数台熔喷机,购买了 11 条口罩生产线,租用给其他口罩工厂进行生产。其生产的熔喷布及对接的口罩厂,在 2 月 10 日实现新增口罩产能 13 万只。
然而,新建产线并不容易,一条熔喷无纺布生产线成本在百万元级别,其中纺丝箱、喷丝板、风机等零部件多要从日本或德国进口,采购时间最长达半年。「现在就算我们愿意付钱做这条生产线,也要差不多一年以后才能形成产能。」前述广东佛山南海南新无纺布有限公司负责人说。
防护服的产业链更为复杂。目前主要负责协调全国防护服生产的庄小雄直言,疫情当前,需求剧增,整个防护服产业链处于无序状态,多个环节资源错配、流程过长。
防护服生产的流程包括:面料生产出来后,须送至当地药监局下的医疗器械检测机构检测是否达标,周期约一周,其中有些指标药监局未必能检测,还需要委托中纺标检测;面料合格后交给防护服工厂,制成的样衣仍须进行检测,周期约一周,合格后才批量进入消杀流程。
这意味着,一件防护服从备料到出厂长达半个月。
许多临时转向生产国标防护服的企业并不了解这个流程。庄小雄表示,有时检测机构业务量大,也不接这些企业的单,造成时间更加滞后。庄小雄所在的中纺院目前通过国家工信部给检测机构发函,使双方能够顺利对接。
服装企业柒牌转产防护服后,一度有七家面料供应商,这意味着要对七种面料作测试,时间浪费了。「按理说,七家面料供应商分别对应七家防护服企业才对,所以现在要梳理这个环节,做到点对点供应。」庄小雄直言。
此外,相比口罩,防护服生产更需要熟练技术工。「以贴条 (即用热熔胶条粘住针孔,是防护服制作的重要步骤) 为例,不是随便找个工人就能干的。」庄小雄指出,各地严防死守,技术工人返岗困难,「浙江一家面料企业的日产能是 12 万米,现在由于工人不够只能做到 5 万米,产能削减了一大半。」
防护服的生产设备也需要紧急调拨。2 月 9 日,国家工信部官网发布征集压条机的公告,倡议全国使用压条机生产冲锋衣、雨衣、特种作业服、帐篷等产品的企业,提供本企业可转让、出租、借用及捐赠压条机的信息。
防护服和医用口罩更大的需求在医院,而普通口罩从无人问津,一夜成为 14 亿中国人的必需品,「一罩难求」是全国民众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非常时期,假货乱市、价格暴涨、囤积居奇,几乎难以避免。
多个志愿者团体和个人向财新记者投诉购买到了假口罩和劣质口罩。一个由北美留学生为主的志愿者组织通过中间商,向广州市威尼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采购 5 万个 N95 口罩送往武汉,接收方是武汉 30 多家医院。组织负责人宋尘洁告诉财新记者,其采购花费近 30 万元。
然而,湖北省肿瘤医院医生段传谊告诉财新记者,收到的所谓「N95 口罩」甚至连民用口罩标准都达不到。「口罩质量十分粗糙,可以说相当于一个塑料纸碗上加了两根橡皮绳,外包装上也没有相关标识。」
最终,这个北美留学生志愿者组织不得不向警方报案。
假货之外,口罩几乎一日一价。「现在都是坐地起价,海外一次性医用口罩价格从 1 元多涨到 3 元以上,国内则是 4 元多。」一位为北京政企采购的人士告诉财新记者,春节初期,海外询价还明显低于国内价格,此后价格一路飙升。
深圳民用口罩生产厂商则反映,疫情公布之前,口罩的出厂价为 100 元/箱,公布后暴增至 400 元/箱,年初一 1100 元/箱:「2 月 2 日左右已经涨到了 2500 元,以单价计算,部分口罩生产原来仅为 8 分钱,而现在已经翻到了 2 元左右。」
海外防护服公司甚至得自行辨别来单的真实意图。「收到的需求很多,但相当大一部分并不靠谱。」洛萨表示,他和他的团队每天 24 小时都接到来自全球各地的电话,其中不乏想以高价转手的商人,正是这些人的存在推动了价格上涨。「我们在努力检验这些需求的真实性。」
生产、流通环节乱象之下,各地政府多选择了介入生产。
广州一家口罩生产商介绍,疫情发生以来,整个口罩的生产、流通经历了四个阶段:一开始是通过经销商和客户出库存,此后就是大量的医院作为采购方采购,后来社会力量进入,便由大集团企业和社会爱心人士采购,捐赠给医院。1 月 29 日左右,地方政府开始介入和接管,并且调配物资,自己作为工厂则只负责生产。
目前,工厂生产的 N95 口罩会由政府相关负责人每天统一接收和调配,工厂的生产任务也是由政府下发,这样的方式省去了以往的中间商环节,可以保证口罩出货到运送至医院、公安或者其他部门,没有中间商加价的环节。
「医用口罩是政府在主导定点生产、采购和配送,因此均属于市场合理价格,而民用口罩价格已经极大偏离了原来的市场价格。」仙桃一家民用口罩生产商坦言。
河南新乡一家大型防护用品企业生产负责人告诉财新记者,目前生产的防护用品由政府统一下单采购。「原材料价格确实比之前上涨了 2 倍到 3 倍。」但他强调,「因为供需紧张、运输成本和工人工资提升,涨幅价格符合市场规律,而涨到 8 倍则过高。」
2 月 1 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市场监管总局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查处哄抬价格违法行为的指导意见》,以强化和规范各级市场监管部门查处哄抬价格违法行为。
同一天,仙桃市民用口罩生产企业陆续接到停工停产的通知。到 2 月 4 日,仙桃市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无纺布企业生产秩序工作的说明》,并指定了有生产资质的 10 家医用防护服、28 家医用口罩生产企业及 22 家配套生产企业进行生产,其余工厂均停工停产至 2 月 13 日 24 时。
对于这样的关停政策,仙桃市经信局办公室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财新记者,关闭的企业都是无法保证生产质量的企业,而关停并非突然之举,是向上级部门汇报后才决定的,并由市场监管部门进行管理。他解释,「小作坊生产的『三无』产品,没有经过灭菌,佩戴会危害人的身体健康,因此无法保证生产质量,只能让国内有生产资质的企业来生产。」
然而,「一刀切」关停后的问题很快凸显。仙桃当地口罩厂有两三百家,有国内医用生产资质的企业仅占百分之十几,关停之后,产能减少超过一半以上。
一家被关停的口罩厂商负责人指出,民用口罩生产企业并不是没有生产标准和能力,此前之所以不去申请国内医用口罩资质,是因为办证花钱、花时间,还不一定能搞定;而且拿到医用生产资质,也并不意味着能获得国内医院或者药品厂的订单。民用口罩厂很多承接海外订单,「海外来单根据对方需求提供相关生产资质即可,这并不是说,仙桃民用口罩厂生产的都是劣质口罩」。
就在仙桃市正式发文要求工厂停工后的第二天,湖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关于恢复非医用口罩生产保障市场供应的函》,称将配合仙桃市作好恢复生产非医用口罩生产工作、扩大产能以满足疫情防控,并由省商务厅对接采购事宜。
根据文件,湖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对于关停的民用口罩生产商复工提出了两个质量标准以及口罩送检要求。国内可以销售的时间,则是疫情结束后的六个月内。
湖北省市场监管局的杨力则称,因为仙桃地区检测机构饱和,首批企业的待检产品须送至广州。
「现在就是要符合三个标准条件的民用工厂尽快复工,仙桃地区首批已经有 90 家民用口罩生产厂将产品送检了。」湖北省防控指挥部蔡俊辉告诉财新记者,而对于此前一天仙桃市的关停举措,他则称并不清楚原因:「是由市局作出的决定。」
实际上,一线对口罩的需求过大,仙桃甚至没有能够等到送检结果出来,多个工厂又已经复工,政府全面接手包括民用口罩在内的全部订单。当地口罩生产企业反映,所有产能只供湖北,不再外运。
国内产能受限于复工率,很难全部释放。到 2 月 15 日,中央指导组副组长、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宣布医疗物资每日基本耗尽,并仍存缺口。其中防护服当日需求 77680 件,缺口 5461 件,N95 需求 125246 件,库存剩余 11209 件。
财新记者采访全球各大生产厂商得知,截至 2 月中旬,全球的防护品现货也已基本告罄。哈佛 MIT 校友行动组志愿者陈悦告诉财新记者,1 月 31 日之后,欧美地区不论商超还是渠道的现货基本被买空,仅有印度和中东等地的工厂还能排期,但工期也较久。他的机构此次发动全球多所大学校友筹集了 8 万个口罩和 6000 套防护服,其中绝大多数来自欧美和亚洲。
印度医疗物资 B2B 平台 Medikabazzar 此次向中国调拨了大量物资,该平台同 3M、霍尼韦尔 (Honeywell) 等厂商长期合作。其投资顾问、印兴资本合伙人林美含告诉财新记者,仅经她对接进入中国的物资价值已经超过 800 万美元。「大年初一第一天 30 万美元,第二天 123 万,第三天 570 万。」
1 月 31 日,印度政府宣布禁止防护用品出口,2 月 9 日重新部分放开,意味着一些口罩得以再度出口。「我马上去问 Medikabazzar 创始人还有多少现货,结果他说 3M 医用一次性口罩还有 240 万只。」林美含将这一信息发布之后,这 240 万口罩两小时内销售一空,它们被送往西安大兴医院等多家医院,同时经阿里巴巴和多所国内商学院的校友企业进行捐赠。到 2 月 13 日左右,印度的口罩存货几乎告罄,很难再找到新的货源。
目前海外产能已经基本达到上限。洛萨表示,向中国调拨物资意味着其他国家供应会相应下降,「我真的不愿意看到疫情进一步扩散,那样的话供应会非常吃紧」。
实际上,海外后续产能流入中国将愈发困难。1 月 30 日,WHO 将新冠疫情定性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就在当天,陈悦所在组织此前锁定的多笔欧洲、美国订单均被厂商取消。
「WHO 宣布消息之后,我们马上感觉到政策变化,每隔几个小时就有一个国家会对出口用物资限制,然后航班被取消,物流和货源都能看到非常明显的变化。」陈悦介绍称,货源是以小时和分钟的速度在变,物流则是以天为单位变化,每个环节需要确保三到五个备选方案,才能确保一条线的顺畅。
自 2 月 1 日美国联合航空取消中美航班之后,不少海内外航空公司陆续减少中国航班。
陈悦告诉财新记者,2 月 6 日,其所在机构计划将一批防护服从巴黎发往广州,起飞当天突然收到航空公司的通知,不再对物资实行免费运输。目前大型国际航司几乎全线关闭免费运输通道。
即便解决国际物流问题,物资在入关和国内物流的环节上也会遭遇重重阻碍。1 月 26 日,海关总署推出针对境外捐赠的「绿色通道」,对境外捐赠物资入境减免税收等手续。不过,实际操作中,这一机制并不顺畅。
两个志愿者团队曾向财新记者反映,海关对回国物资有三成到五成不等的征用。有一位从德国采购物资回国的企业家则告诉财新记者,其在郑州海关通关时被告知物资单价太低。
不过,也有专业人士组成的志愿者团队迅速跑通了海外流程,「接力武汉」的临时团队中有多名成员是物流、航空从业者,熟知国际物流流程。主要负责协调物流的甘思思向财新记者解释了组织的运作方式:来自国内航空公司的志愿者负责直接跟航司协调飞机仓位,物流从业者协调货运代理 (GSA),熟悉海关流程人士帮助对接口岸快速通道。她从瑞士苏黎世向武汉发货,仅花费两天时间就完成国际环节的物资运输。深圳清关只花了半个小时。
物资回到国内,运输问题亦随之而来。由于深圳到武汉的航班已经停飞,联系多家物流公司均找不到路运承接方,「接力武汉」的志愿者们在遍寻了各种途径后,不得已选择了走铁路:每公斤 3.6 元,在深圳就地结算,一天一班列车,两天后送达,货物只管运到武汉火车站。
「这批物资在国际上一路绿灯,国际运费、货运代理、报关、税金全免,结果到了国内不但要付钱,还要等着他们向领导汇报。」甘思思表示难以理解。当她向承单方中铁快运广州分公司员工询问,自己手续齐全,为什么走不了「绿色通道」,对接他的员工表示,「铁总针对一些捐赠物资免费运费都要提前上报,我们分公司没有这个权限。」
多个志愿者团队在实际操作中发现,各个物流公司虽然公布了「绿色通道」,在实际落实中仍有困难,「多家物流公司总部虽然推出了免费政策,但实际很难落到全部分公司,有些区域以各种理由不执行,个别的甚至趁机坐地起价。」
物流公司有自己的难处。出于防疫需求,从 1 月 23 日武汉「封城」开始,进出武汉、湖北甚至全国通行就出现了层层关卡,而司机的生产力一直处于递减状态。
虽然全球的物资涌向湖北和武汉,但交通数据显示,2 月 1 日通过路运输向湖北运送的医疗酒精、消毒液、医疗器械、口罩、测温仪、应急帐篷和防护服等物资数量出现折线式下探,从 2 月 1 日的 0.7 万吨下跌至 2 月 7 日的 0.5 万吨,2 月 4 日甚至一度只有 0.4 万吨。到 2 月 19 日,国家交通部数据显示,进入湖北的物资量仍未能放量上升。
1 月 30 日,深圳宅急送的主要负责人李润峰接到上级通知,深圳华大基因的一批试剂盒要紧急送往武汉,并将此前检测的标本带回。他和辖区另外一名司机在没有冷冻车、仅靠干冰冷冻的条件下,连续奔袭 48 小时,终于在标本失效前将其带回了华大基因,过程可谓「过五关,斩六将」。
不过,刚回到深圳,社区工作人员电话告知李润峰需要在家隔离 14 天,第二天民警上门向他下达了《法律通知书》。司机被隔离导致的运力缺乏并不是孤例,而是普遍现象。
从 1 月下旬以来,湖北地区对医疗防护物资、建筑钢材和生活物资的需求出现激增,湖北尤其是武汉流向的物流需求远高于正常春节期间能提供的运力。
春节以及疫情原因,外地司机不愿意进入湖北,进入后又无法出城,有的协调后即便出城,在进入其他省界或回到驻地后又会被隔离。
针对这一问题,国家交通部 1 月 31 日下达《关于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交通运输保障工作的紧急通知》。通知要求,「对参加应急运输,特别是进出湖北省的司乘人员,要做好自身防护,减少感染风险。未进出武汉市的司乘人员,经体温检测符合规定的,不需采取居家医学观察 14 天的措施。」
然而,现实中能够隔离司机的基层组织太多:社区、防疫站和派出所,都更倾向于谨慎地「一刀切」。无论进出武汉与否,即便体温正常,只要来往湖北的司机大概率会被属地要求居家隔离。「我们只有一个司机做到了『三进三出』武汉,其他司机基本都是去了回来就被隔离。」曹猛直言。
应急物资运输被给予优先通行的权利,但进出武汉或湖北需要哪些文件和手续,并不明确。物流企业各显神通,大部分时候能不能通关全凭运气:有企业指出一开始仅有两家指定公司的车辆有通行证,有的企业称需要向不同部门报备且手续特别「复杂繁琐」,有的企业在卡口获得了特别通行证。
一家有冷链配送的大型物流公司向财新记者透露,虽然公司上下都全力投入,但 1 月 23 日的「封城」事发突然,政府部门的协调还没有完全统一。「一线人员反映,有时候这个部门放行了,那个部门又卡住,现在感觉是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只能有一个问题解决一个问题。」
1 月底,湖北省交通保障组曾告诉财新记者,由于各市县情况不同,因此没有全省范围内发行统一的通行证照,而是由各地的交管部门在进出卡口分别发行各地的通行证。虽然各个卡口存在交通管制,在全省所有高速、国道、省道畅通,只要验明是医疗防护物资,当地卡口有权发放临时通行证,这一说法随后被黄冈交通部门证实。
一家物流信息平台向财新记者确认,目前经过实践的方案是:出发前由收货人出具《物资受捐证明》,达到关卡查验无误后颁发《疫情防控特别通行证》,承运人持证进入湖北,离开时如体温无异常,交还通行证即可离开关卡,但卸货后不得带人或带货,否则需要另开证明才能离开湖北。
由于信息不对称造成的效率损失,物流巨头「三通一达」和菜鸟全部拒绝接受个人捐赠,因为零担运输的成本高、效率低,调度难度大,物流公司难以承运,只能将手头收到的个人捐赠需求汇集起来,凑成整车再匹配运力。不过,各个物流公司的信息并不互通。有些公司表示因为物资短缺有所缓解,收到的疫区运输需求日益递减,有些公司却称需求依然在递增。
物流阻塞的问题并不仅限于湖北。多家物流企业表示,湖北以外地区的道路管控措施越来越严格,进一步拖慢了全国的物流效率。一家物流公司的高管称,各地情况都不一样,安徽和河南是「重灾区」,尤其是河南,手续特别复杂。
隔断和劝返成为各地落实防疫最重要的政策。湖北到湖南、河南的流向均受到管控,一些三四线城市的市内交通也有管控,再往下甚至同一地区各个县的通行政策也各不相同。
车辆是否能够通行,可能取决于通行证、货车牌照归属地、司机籍贯、发货地、货物类别等各种因素,这些标准在执行中存在一城一策、一人一策、甚至实时变化的情况。公路货运匹配平台华能真好运的 CEO 曹猛称,即便同一个城市,交警和运管的放行标准也不相同,而有时城东和城西的标准都不一样。
2 月 3 日,交通部等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不得未经批准擅自采取封闭高速公路、阻断国省干线公路、硬隔离农村公路等措施;各地原则上不得在高速公路主线和普通国道省界设置卫生检疫站;不得禁止其他地区交通运输工具通行。
随着复工压力的增加,初期由于严格防疫带来的交通梗阻正在得到缓解。2 月 15 日,国家交通部再次刺激各地恢复交通,宣布 2 月 17 日零时起至疫情防控工作结束,全国收费公路免收车辆通行费,具体截止时间另行通知。免费范围包括所有收费公路 (含收费桥梁和隧道),免费对象为依法通行收费公路的所有车辆。
按照 2018 年全国公路通行总收入 5552.4 亿元、停止收费到 6 月 30 日初步估算,这一举措将至少造成全国公路收入减少 2000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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