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向封控区的人们收集了解封后的 100 个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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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时期下的快乐总是朴素的。

**采访|姚胤米 朱丽琨 沈方伟 龚方毅 **李娅宁 黄俊杰 朱凯麟 贺乾明

文|姚胤米 朱丽琨 龚方毅 沈方伟

**编辑|姚胤米 黄俊杰 **

自然的节律并不因为人的期盼而转移。在吉林省、上海市等地 “全域静止” 的几十天里,2022 年的春天悄然结束了它在人间的游历。

数千万人因为一个宏大的目标,在家、在公司、在学校度过了数十天,被切断日常的规律。如果不是这样的经历,人们很可能不会意识到自己习以为常的生活里,有那么多值得怀念的点滴。

过去一周,《晚点 LatePost》向上海、长春、昆山、苏州等地被长时间封控的人收集了解封后,他们最向往的几件事。

特殊时期下的快乐总是朴素的。人们第一次发现生活里曾经最不起眼的:一根葱、一包咖啡滤纸、一张打印纸,可以变得这么宝贵;人们从前也不会觉得,见一个人、吃一次路边摊、甚至去一个常去的公厕是件值得期待的事。

《日食记》创始人姜老刀想去公司看看植物

姜老刀是一位上海导演,80 后,擅长用认真烹饪来治愈观众,有一档著名短视频品牌《日食记》。他的解封愿望和食物无关。他想回公司看望两位植物朋友:一位是龟背竹,一位是大叶保罗。

办公室原本用了很多年,设施变得老旧,去年底前终于翻了新。姜老刀搬进来很多好看的盆栽植物,最突出的就是那两位:大叶保罗像绅士一样站在门口,龟背竹则对着前台,自信、优雅地舒展叶片。同事们很高兴,经常为它们拍写真。

照顾它们得花点心思,既不能被阳光直晒,又不能没有阳光;每 3-4 天浇一次水,10 天施一次肥,肥料还要遵循一定的配比,以及定时定点驱虫。在照料下,生命力在龟背竹深绿色的叶片上延展,它从刚来时的盘底大小,逐渐长到直径 60-70 公分。

封控那天,通知来得很突然,他们差点连 CEO 酥饼(一只漂亮的蓝眼睛流浪猫)都带不出来。在监控录像里,时间再一次显现它对生命的作用力:因为缺水,龟背竹的叶片一块块掉落,蜷成废纸团的样子,散落一地。直到叶子全部掉完,植物就算彻底死亡了。

图:封控前的龟背竹和最近监控里的它

看望完植物,他还将把酥饼接回公司,跟同事们一起上班,再回到父母家里吃一顿饭。这些事情虽然平常,但十分重要,“因为这意味着自由生活的权利暂时又回到了我的手里。”

社区工作人员刘美丽想回乡下吃一顿土鸡蛋

两荤一素的盒饭每天发两次,早饭是面包,乘以 49 天,就是 98 份盒饭。长春市社区的基层工作人员刘美丽,靠 98 份盒饭和 49 餐面包支撑到现在。封控开始后,她和同事们搬到办公室,集体吃住。每天早上六点,她换上防护服,带上消毒喷壶,到负责的网格组织工作,有时深夜 11 点才能回宿舍。这 41 天,她没有回过家。

防护服好像有一种魔力,穿上了,口渴和饥饿感就钝化了。只有换下衣服的时候,她才敢喝几口水,她平时最爱喝水;组织做核酸太多次了,一开始她还能记住,现在早就忘了那个数字。最忙时,她总盼着 “屁股坐一个凳子,两条腿支在另一个凳子上” 放松一下。

4 月 14 日,长春宣布实现 “社会面清零”,刘美丽终于有了喘息空间。她明年就该退休了,社区工作从没这么忙过。有几天,她真挺担心的,要直接接触确诊居民、密接居民,万一自己 “阳了”……

说到解封后的愿望,她缓缓地、满足地叹了一声 “哎呀……”,然后 “咯咯” 地笑起来。往年清明节,她都要带着家人回乡下的舅舅家,吃几顿农村的饭菜。这些天盒饭里的黄瓜炒蛋,鸡蛋凝成一坨,在和黄瓜一起封闭静止几小时后,腥得很。她的愿望是能带上家人,回到农村,吃一顿土鸡蛋,蛋黄小小一颗,颜色浓郁,在口中嚼开,很香很香。

吃了 113 个鸡蛋的张女士再也不想吃鸡蛋了

被封锁在家的第 26 天,300 个鸡蛋还剩 187 个。三月末的下午,得知小区出现阳性后,辞职在家休息的张女士赶到楼下的超市,只看到空旷的货架和蔬菜区几片腐烂的菜叶。好心的理货阿姨告诉她,库房好像还有一箱鸡蛋,你要吗?

从来不做饭、也没有厨房和厨具的她那一刻鬼使神差地答应了。付款后,张女士分四次终于把 300 个鸡蛋搬回了家。第二天,她没能买到泡面、饼干、自热火锅和外卖,小区又新增 4 例确诊,她再也没有下过楼。

之后的二十多天,张女士用家里唯一的热水壶煮鸡蛋。煮蛋第一天就不顺利。电热水壶默认到了 100 度就自动断闸,鸡蛋根本煮不熟,必须要在断闸后连续摁十几次。她也尝试过煮荷包蛋,但每次都煮得稀烂。起初,张女士一天吃五个水煮蛋,后来一天吃三个、两个,到了第 19 天,她再也不想吃鸡蛋了。

封控在家的第 6 天,张女士找到了一桶过期半年的泡面,把它吃掉了;第 11 天,邻居在她门口放了一包薯片;第 14 天和第 23 天,她收到社区物资并参与了团购,有了一包粉条,几根黄瓜、茄子、胡萝卜。

因为没有炊具,只能捡能生吃的吃。她把黄瓜洗净,大口咀嚼,清甜感在喉咙里扩散,她觉得自己头一次那么渴望蔬菜水果。之后那些天,依然只能吃鸡蛋。

最近,张女士经常做噩梦,梦到疫情要持续 100 年,惊醒后坐在窗台上,不敢睡觉,慢慢等天亮。她读加缪的《鼠疫》,对一句话印象深刻:“如果习惯了绝望的处境,会比绝望的处境本身更糟糕。”

解封的第一天,她想去吃顿饱饭,但绝对不能有鸡蛋;再去公园的草地上躺着,在咖啡馆里坐一天,什么也不做,看天上的云,路上的车,行走的人。听见各种声音,就会觉得很幸福。

她想念妈妈包的馄饨、爸爸做的红烧肉、四川路的飞龙生煎、裕兴记的虾仁蟹粉面、定西路老弄堂面馆的蛤蜊猪肝面。这一个月里,爸妈经常问起她,你在上海怎么样?她都说,挺好的呢,吃喝不愁,就是在家太久了,有点无聊。

大四学生余同学想上街听人们说话

余同学是长春一所高校的大四学生。截至今天,学校已经封校管理 56 天,封闭寝室公寓 44 天。

2 月 26 日,余同学经深圳返校,因两地风险管控标准不同,到了长春就被要求单独隔离。他找了家旅馆,交了 14 天房费,才住了两天,疾控中心通知他出机场时 “和一位密接有时空重合”,要集中隔离。等回到学校,又要服从校方 “健康监测” 的规定。还没等最后一次健康监测期过完,3 月 13 日,学校宣布公寓楼封闭管理。

余同学被推回到他能获得的最小活动单元——宿舍,跟另外三位室友 24 小时地共同生活 44 天,彼此之间,“毫无隐私可言”。

志愿者每天发盒饭,但不按时。有一回志愿者把他们给忘了,晚上十一点才吃到晚餐。盒饭早已让他食不知味。一天,在不知是第几份盒饭吃完的几个小时后,一位同学终于忍不住,在群里发问:“你们蹿稀(腹泻的东北话说法)了么?”

那天,很多学生都“蹿稀”了。

学校规定不许窜楼层,不许窜寝室,出寝室必须佩戴口罩,被抓到将通报批评。他们只能快速地出们去上公共卫生间或洗漱。至今 41 天,余同学从未洗过澡。

解封后,他最想做的三件事,前两个有点矛盾:去图书馆那个没有背景音乐的小研讨室学习;去最热闹的街道上听人们相互说话,获得 “热闹的感觉”;第三,他要约上朋友去吃鱼豆花火锅,蘸料多放油子和辣子,那是他在长春能找到的最接近家乡的味道。 

社区志愿者陈女士选择继续居家

泰迪狗 “酒吧” 今年两岁了,他最近心情不太好,主人总不带他出门,日子枯燥极了,他还不敢乱发脾气,不然同样会瞬间暴躁的主人将把他举到冰箱顶上罚站。“酒吧” 只好把自己摊在沙发上,下巴忧郁地伸出去;或者把两只前脚搭在窗边,忧郁地望向窗外。

陈女士 33 岁,是一位教师,教美术和书法,封控期间,她不需要为学生上网课。陈女士主动成为一名小区志愿者,偶尔帮忙搬不太重的物资或发放抗原试剂盒,更多时候,她呆在家里守着七八个群抢购物资包。

一开始只有蔬菜包,慢慢又有了肉包、粮油包、水果包,再往后还有了牛奶包、调料包。只要家里缺了点什么,她就找一个群 “接龙”。对物资充沛的渴求,成为了她解封后的最要紧的愿望:去采购,把冰箱填满,然后赶紧回家,“心里面还是会觉得外面不安全”。

等城市再恢复些,她想回家看看父母。封控期间,她每天烧饭,烧得很不耐烦。她想到父母,六十多岁,很少下馆子,每天做两三顿饭,从来不说辛苦。“我们这一代人真的没吃过什么苦。” 她说 “做个饭还能做出感悟来,真是挺不要脸的”。第三,“上班上班上班,赚钱赚钱赚钱”,一直吃老本,心理压力太大。

一对幼儿外教想带儿子去吃自己最喜欢的中国美食,“锅包肉”

Bany 老师今年 31 岁,他是一位黑人外教,来自遥远的东非国家马达加斯加,五年前通过一个私营机构来到吉林长春,在一家民营幼儿园教小朋友英语。

家乡的气候和长春完全不同。每年 11 月到次年 4 月,是马达加斯加漫长、炎热的雨季;而长春则是漫长、寒冷的冬天。在这座小城市,Bany 逐渐建立起生活。妻子 Alice 也是一位幼儿园外教,三年前,他们生了个聪明的儿子,三口人住在市郊。

为了奖励儿子 “在这段难以忍受的时期表现得如此有耐心”,Bany 打算解封后带儿子去吃他们最喜欢的 Chinese Food——锅包肉、溜肉段、地三鲜——他们一家都被养出了地道的东北胃,“我们还很喜欢吃疙瘩汤,烤冷面”Bany 说。

封控让 Alice 第一次体会到,获得 2 根胡萝卜、1 根葱、2 根西葫芦会像得到生日礼物那样快乐。她的愿望都很简单:去超市 “没有限制地购物一番”;和小家庭共度时光,不过重点是:OUTSIDE, OUT OF THE BUILDING, OUT OF THE COMMUNITY(出门,出居民楼,出小区)。她还想早日回到自己的 daily routine 中,尽管那意味着每天 5 点钟起床,6 点钟出门乘公交,在她安静的小办公室备课,一群小朋友们在等着她。 

一位 Web 3 创业者后悔自己太懒

没搬一台发电机回家

3 月中,上海疫情还没那么严重的时候,创业者 Suji Yan 在商场里看到一台野外发电机——灌一升车用汽油就能供电一个多小时。他犹豫了一下放弃了,因为发电机超过 20 公斤重且商家不提供送货。

封控近 30 天后,他觉得等自己出来安顿好,这是一定得买的。Suji 算半个美国流行的末世准备人士 “Doomsday Prepper”,认为现代文明的基础设施总有崩溃的可能。2016 年,他在日本读书时曾买了野外发电机、无人机和测辐射的盖氏检测器,开车进福岛核事故禁区。说 “半个”,是因为搬上海之后他就什么都没备着。消费繁荣的上海总能在他步行 15 分钟的范围提供几乎一切。

不便不在于生存或工作。Suji 的公司 Mask Network 专于在全球社交网络上提供基于区块链技术的隐私保护,团队散落在中国、新加坡、美国等地,主要工作都在线完成。作为一个宅惯了的 ACG 人士,他在家里常备泡面。妻子健身,在冰箱存储了丰富的蛋白质。他住的小区物业也足够体贴,从不阻止团购配送,前些天京东还送了一面锦旗,感谢物业的配合。

不便藏在他平时生活里不需要注意的细节:太太喜欢在上海找独具特色的咖啡店。现在他依然能买到咖啡豆、咖啡粉,但家里没有一张滤纸、也没有咖啡机——这些在京东上都是不会很快配送的 “非必需品”。类似的,家里也没有一张 A4 纸,记事本都在办公室,他的解决办法是把笔记写书后,再扫描进电脑。

最让他难受的是自己不再完全掌控自己的生活。寄托这一情绪的有发电机,也有 Web3 网络设备 Helium——理论上可以和其它设备组建一套网络,在断网时提供网络服务。采访次日,他带着家人前往浦东机登机离境。等到了新住址,他将备好这些很多人会觉得毫无用处的东西。

安顿好之后,他还希望在新加坡开一次年会。近 30 天的隔绝,他只有机会出门散步一次,这让他将团队重聚提上日程。

最后一个愿望暂时没法实现了,他怀念附近的清真烧烤店。他甚至不记得店名,只是怀念久违的味道。他也不知道店家现在还是不是在上海。

作家顾湘盼望快递能尽快送来小猫用的药

过去一个月,作家顾湘没有想创作的问题。心静不下来,总是不停刷手机,以免错过拼单和居委发物资的消息。

食物有时全不来,有时一起来,让她犯难:究竟是先吃家里品质好的新菜,还是正在变坏的老菜?近期她不纠结了,就吃最想吃的。

封控期间,她学了两个新技能:手机录屏,给外地朋友看她点进买菜软件确实啥也抢不到;长截图,因为做核酸的记录一屏已经装不下了。

2014 年夏天,顾湘带着两只猫搬到距离上海市中心 20 多公里外的赵桥村,带着温和的愉悦和乡野万物相处,逐渐能叫出各种动植物的名字。“茶翅蝽相当活跃,在夏夜的风中飞来飞去,又停在我的纱窗上,就像人游了一会儿泳趴在泳池边上一样。” 她在作品《赵桥村》中写道。

2022 年春天,通往野外的道路都被装上了栅栏。她只能在做核酸、领物资的时候,不停遛到队尾,多争取一些站在春光里的时间。

她常把赵桥村生活比做 RPG 游戏,有时到田里帮村民浇水、种蚕豆,村民会送她鸡毛菜。在村里实行 “硬隔离” 之前,她还去给相处了两三年的老两口送过蛋糕。老两口今年刚刚有手机,不会用微信。她打电话过去:你们要不要蛋糕?老阿姨毫不客气地说 “好的呀”,然后找补一句 “你自己够不够吃”——不再像以往客气半天。

这场村居游戏原本会在 2022 年 3 月结束:赵桥村要拆了。有的村民动作快,已经把家什搬到新住处,却在 3 月底被封在村里。天气热起来,有人把本来要在搬家时捐掉的旧衣服拆开,借给没有夏装的邻居。顾湘感到庆幸,空调没有提前拆。那是她对家里两只猫的体恤:不希望拆空调的工人吓到它们。

解封之后,她最大的心愿是尽快收到给猫买的药。猫 17 岁了,其中一只患有慢性肾衰竭。她家还有一支全新的药,还能再用一个月。但她依然不放心,给二十多个还提供服务的宠物医院和医生打电话。她有时会跟猫说:你们少大便一点。最近,顾湘买的猫砂终于发货了,不过还在佛山,前路未知。

她也想在赵桥村再好好逛一逛。她的窗户对着邻居家,看不到什么风景。慰藉的是,她依然能从很多的鸟鸣中,一下子认出她最喜欢的黑尾蜡嘴雀的声音。

漫画家 “我是白” 想去一个固定的公厕

4 月 2 日,漫画家我是白在日记中写下:没有汽车的城市天很蓝。

第二天,他又记了一句:天还是好蓝。

2020 年初,他只能 “以一个整体去想象武汉人的状态”,这次他对封控生活有了更确切的体会:从 3 月中旬开始封在家里,他时常对时间感到恍惚,“上一个中午在一瞬间之前,下一个就在一瞬间之后”。过去 6 年,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家画插画,自认为很宅。但最近也会感觉憋闷。他比之前更长地站到阳台往窗外看,对面楼里,同样往外望的人比平常要多。

解封之后,他想先去看看身上的小毛病。最近膝盖后面隐隐肿起来,只能先自己网搜搜症状,第一次知道这个部位叫腘窝。他还想去跟一个最近好不容易才找到的 “乒乓搭子” 打球。他记得一次打完球骑车回家的场景:太阳正在落下,下班的人潮迎面涌来,旁边的景色在快速后退。他的脑子一边漫无边际地放空,一边注意跟前面的卡车保持距离,避开一些温和的潜在的危险。封控期间,他享受这个细节不断涌现的时刻。

解封的那一天,他想去家旁边的咖啡馆坐一下午,融入形形色色的人群、把自己从对自己的关注中释放出来。还有,一定要去一个固定的公厕上趟厕所再回家。“我喜欢蹲厕,这样散步也不是那么漫无目的。” 他笑着说。

帮 2000 人对接团购的杨女士想在街边独自喝点酒

杨女士决定当团长不是为了别的,是她自己没有面粉和大米了,怎么也买不到,只好承担了这个角色。28 岁的杨女士是上海某培训机构的职员,她想说:当团长比上班还累。

做团长流程繁琐。需要甄别并联系供货商、联系货车并确认报价、做团购链接、回答群里的问题、做表格、跟团购人同步信息、货抵达后再找人分拣、核对数量、跟踪派送(经常会有人偷东西)。

最忙时,杨女士同时运营 7-8 个群,对应 2000 多人。总有人不爬楼看消息,也不看群公告,“一个问题回答一百遍。” 杨女士很无奈。而且,这个时候还有人摆出 “消费者姿态”,挑三拣四:大米是长的还是圆的?是什么检测机构的?

杨女士回复:“我不是专业卖大米的。回答不了。要买就下单,不买就去别的看看。” 杨女士居家期间也要工作,团大米那天,她在椅子从早上 9 点一直坐到凌晨 2 点。

还有次团面粉,司机 “非常不靠谱”。中间联系时不断找理由:一会开错路了,一会车没电了,一会说 11 点能到、12 点能到,原本约定晚上 9 点半到,最后拖到了凌晨 1 点。货很难找,“要不是怕他直接撂挑子,真是想骂人。”

车到了后,杨女士客气地讲,师傅辛苦了。司机倒也直接:我这么辛苦,不如你发个红包吧。“其实他的路费本身已经很高了,一趟货三四千。”

封控让她感悟到 “比疫情更可怕的是人心”。但也看到人性的温暖。很多邻居会帮不会团购的老人购买物资。解封后,她最想做的三件事是:去外面的餐厅吃个饭;找个街边的小酒吧,吹吹风喝点酒,看看路人和街道;找个阳光好的日子,去草坪上晒晒太阳,静静地什么也不做地感受下大自然。

另一位团长赵晨在上海想念 “上海”

过去一个半月,几月几日、星期几对赵晨不再有意义。“每 4~5 天” 成了新的时间标尺。他是上海一个小区的团长,4~5 天是开启新一轮团购的周期。

封控彻底改变了他的社交圈。赵晨在汽车外企工作,36 岁,在那个小区住了 23 年,从不和邻居打交道。最近因为组织团购,微信多了 52 个群和 325 位好友,大部分是邻居,还有一些邻居的亲戚,拜托他照顾被独自封在家的老人。在职场,他习惯高效沟通,如今已学会关心琐碎的家长里短。迟来的邻里情让他一直坚持做团长。

随着封控期拉长,赵晨团购的东西开始逐渐 “往马斯洛需求的上层走了”。一个邻居家里有人过生日,想要块蛋糕。他知道这算 “改善型需求”,但是人被关久了,太需要快乐了,便想办法开了个巴斯克芝士蛋糕团,一天就召满了 45 人参团。

他自己也买到了意料之外的东西——几张黑胶碟。常去的唱片店老板体贴老客户,宣布即使单买一张也发货,多买还补贴溢价一倍的闪送费,他只希望大家开心点。

图:赵晨在封控期间买到的唱片

不过虽然团了很多东西,但茶包这种寻常的物资却始终找不到货源。赵晨发来了他这两天喝的茶:是老婆用来断奶的草本茶。

赵晨家里有位两岁半的 COVID-baby,正是好动的年纪,最近只能趴在阳台上看小鸟和野猫。女儿还特别爱做核酸——她还无法像成人一样对可能的交叉感染感到担忧——因为这是唯一的外出机会。有次检测完,女儿问,我们可以逛一圈吗?他没有回答。

解封之后,赵晨想带女儿去水族馆、静安雕塑公园、花市、美术馆,再一起吃冰激凌。他还想骑车把上海逛一遍,“毫无顾虑地感受这个城市的节奏”。现在在家里,他有点想 “上海” 了。

出租车司机黄林华想赶紧上路跑活

重庆人黄林华是一位出租车司机,来上海三年,在杨浦区的城中村租了一间十平米的小房,附近一百多户都是外来打工的。4 月 1 日,城中村开始封控。最开始说只封四天。菜早就没有了,接着,米也没有了。

因为跑出租,他每天早出晚归,和邻居没有接触。现在上海物价很贵,他舍不得买高价菜,20 多天几乎没吃过菜,每天只吃一顿煮面条,吃不饱就睡觉,有时睡到中午、下午,“睡着了不会感觉很饿。”

网络发达,黄林华总能在抖音上看到很多人领到了油、大米、肉,但他什么都没有,更感受到上海对他的冷漠。封控大约半个月后,街道第一次给他发了物资:十个鸡蛋、两个西红柿、两根黄瓜、两颗娃娃菜。

在小出租屋,他每天躺在床上,“心里像猫抓”。房租每个月 1200 元,封控期间一分不少。他跟房东说,现在确实困难,能不能延后一个月交租?房东说,不行。他从没有这么恐慌过,“非常绝望。对我这样的人来说,一个月不赚钱,我的生活就没办法继续,关在家里,等死一样的。”

解封后,他最想做的三件事是:开出租车挣点钱,还上前段时间母亲住院,自己问亲戚借的钱;吃一次大米和红烧肉,但是买回来自己做,外面太贵了;等手里有差不多一万块钱就回老家,这辈子再也不来上海。

昨天,公司给黄林华批了通行证,顺利通过防疫培训后,就能有收入了。他特别激动,给记者打来电话时都快哭了。

新手妈妈仲女士第一件要紧事是买奶粉

仲女士在上海一家科技公司做公关,今年 3 月刚生了孩子。解封那一天,她想赶紧备好宝贝的刚需产品:奶粉,纸尿裤,常用药品。

原本她是一个不爱囤货的人,封控前想着 “不过闭关 5 天而已,家里库存肯定够用”。谁知道计划赶不上变化。宝贝喝的是纯进口奶粉,封控前就是紧俏产品。眼看奶粉就要见底,她急得焦头烂额,到处寻找同城拥有同款奶粉、愿意匀出一两罐的宝妈救急。虽然说纸尿裤和药品可以跑腿采购,但高额的跑腿费也令她咂舌。

封控期间,她最想念的是快递小哥。作为一个在淘宝成立当年就建账号网购的资深买家,仲女士早已习惯了网购生活,日常的生活物资 99% 都靠网购解决。“在目前上海人民币兑人民币2.5:1的时间段、在靠蔬菜盲盒及不可挑选的团购套餐过活的日子里,网络货品价格之合理、品类之丰富无疑是非常诱人的。”她说。于是,她提出一个口号:小区可封,快递不可封。

解封后,她想带着宝贝去父母家住一段时间,宝贝刚出生一个多月就遇到了封控,外公外婆只能隔着屏幕看小外孙。她还有一个愿望:希望 2020 年后出生的孩子还有机会看到一个不戴口罩的世界,还有机会体验说走就走的旅行。

互联网创业者董先生想尽可能淡化孩子的隔离记忆

董先生家住本次上海疫情最严重的浦东新区,隔离期限比大多数上海市民都要早:3 月 12 日起连续封两个 2 天,解封后,上了两天班。然后,从 3 月 19 日至今,他和家人一直被封控在家。

他对解封的憧憬呈 “边际递减”。董先生本硕念的金融,毕业后先去了基金公司,然后和人合伙办了家百人规模的企业。用经济学术语来描述自己的经历,他说这是 “宏观上的变化以各种想得到、想不到的方式影响微观个体”。

解封后,他最想开上新买的 SUV 载家人到南汇的滴水湖散散心,去那里只因觉得人少。实际上,一切符合 “没什么景点”“人少”“有场地”“能跑” 的地方,都可能是他解封后的目的地。

如果政策允许的话,他还想带一双儿女回老家,到山上跑跑,让孩子见见什么是真正的大自然、真正的生活,而不是只是无尽封闭在家、到哪里都戴着口罩、不洗手感染病毒可能会被迫和父母分开。他迫切地想带小朋友出一趟远门,是因为不太希望疫情烙在孩子的记忆里。”我想每个父母可能都不希望孩子以为,我们会一直处在要戴口罩、随时可能被封在家的世界。”

保洁主管张女士想看看自己种的菜

张女士夫妇来上海打工 21 年了,一儿一女都留在老家安徽。3 月 13 日,张女士应公司要求住进客户公司所在的一个科技园区里。7 个后勤同事,两人一间房间,睡折叠床,自己带被子枕头。他们至今没有出过那栋楼,天天为工区继续做保洁,每天能吃到盒饭、水果和酸奶。

解封后,她最想和丈夫团聚,最想家。说到这里,张阿姨有些哽咽。

她在江川路附近的一个村里租了一间房子,只有 30 平米,850 元一个月,住了近十年。前几年,房子附近修河道时,有土地空出来,张阿姨还去 “开荒”,把土弄平整,买了种子,种了菜,现在有了半亩菜地。打工不容易,能省一点是一点。

图:张女士的妹妹做核酸时拍到的菜地

通知进公司上班那天,她还跑到菜地种下去一些。现在地里面应该有黄瓜、茄子、豆角、玉米、空心菜、土豆、番茄、蒜苗、蚕豆、扁豆、冬瓜、南瓜、莴笋。妹妹和她住同一个村,有一天,妹妹抓到了一个偷菜的,对方说 “我家的菜也被偷了,我没得吃了”。

解封后,她想去看看菜地还好不好,摘一些给邻居、朋友都送一点。她还想围着这个科技园区转一圈,好好看看这里的江,这里的湖,“我都要拍拍照”。她说:“关在里面太久了,太憋了。好想自由,好想自由。”

货车司机苏先生想回家吃饭

3 月 16 日入夜,河南司机苏先生告别家人,开着 17.5 米重型卡车一路驶往上海。为了少交高速费,他全程走国道,多花了近 10  个小时才抵达。他一路开过去,察觉到了异样,越接近上海,入城道路越空荡,出城的车越多。 

出发前,他知道上海有疫情——前一天,通报了  20  多例确诊病例。但按照疫情三年多来运货的经验,只要有 48 小时内的核酸阴性证明,就可以畅通无阻。但这次,收货方说,上海可能要封控管理,“卸了货赶紧走”。

苏先生走得还不够快。车刚开到江苏昆山,他的行程码有了上海记录。高速卡口只认行程码,他只剩两个选择:要么回家隔离,要么掉头回上海。隔离费每天  260  元,这一单扣除油费,他能赚  2000  多元,如果隔离,还得倒贴近  1000  元。

苏先生选择在昆山一条没修完的公路边上逗留,那是很多货车司机的歇脚点:没有停车费、附近有超市。等到第 14 天后,上海的行程记录终于消失,昆山封控。货车司机不被允许出昆山。

每天早上,苏先生在驾驶座后的小隔板上睡到自然醒。起床后和其他无所事事的司机聊聊天、刷刷抖音,有时去附近的河边转转,运气好,还能抓几条鲫鱼。货车司机可以一整个月在车上吃住。他用随车携带的液化气炉炒菜,但为了节省,大部分时候,他尽量吃凉拌菜和馒头。

苏先生在昆山被困 39 天。一开始每天做一次核酸,后来变成了两天一次,检测点在 3 公里外,他没有开车去——柴油价格涨了,每开一公里要烧掉  3.5  元,他舍不得,都是步行前往。

解封后,他想赶紧回家,吃家里的热饭、热面条。离开家时,天还有些凉,最近已经热起来了,没什么换洗的衣服,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好几年没添新衣。

困在昆山这段时间,他一个人想了很多,之前自己太顾着赚钱,在外东奔西跑,只有钱能按时时回家。“没有为自己活过。我突然感觉到挺累,活到这么大,感觉活得不值。” 他说。

一位 3 岁的小朋友想和她的朋友 Tony 说:“我想你啦。”

小刘的封控生活已经超过 70 天,大多数时间她挺开心的。她的父母就没这么轻松了,他们对成为密接感到担心;为集中隔离、居家隔离和小区封闭无缝衔接感到无奈;为想做可乐鸡翅又舍不得放可乐哭笑不得;为终于买到几十斤肉兴奋不已。

她对这一切毫无察觉。家里的玩具玩了这么久,她一点也不觉得腻。她爸为此感到很惊讶,哇,“小朋友的阈值这么高”。

解封之后,她最想做的依然是在家和妈妈玩。当然,也有想出去见的人——幼儿园的朋友 Tony。她想和他一起玩石头剪子布,并且对他说:Tony,你好,我想你啦。

84岁的陈老师什么愿望都没有

解封之后想去哪里?陈老师不响。再问,陈老师说,没有什么地方要去。

想做啥呢?混日子。

陈老师今年 84 岁。十年前,他和妻子从上海浦西的老弄堂搬到浦东的一栋动迁安置房,住上 24 层的高楼,如今已被挂上了蓝色的“封控楼”牌子。陈老师在家里被封控了 38 天。

社区发放的蔬菜包不是专门为他这样的高龄老人准备的。他收到过“人脚那么长的莴笋”、几包餐巾纸、两斤面粉和小苏打饼干。陈老师和妻子的牙齿都不好,烧饭前,他要先挑出能咬动的,再拣出没变质的。

这个月,陈老师已经在家摔了两次,“屁股现在还没好”。据儿子说,陈老师有几种叠加的老年病,4 月初就该去医院复诊,一直耽搁到现在。

陈老师有点现在年轻人常说的丧气,此前的人生“是随大流惯了的”。封控期间食物不合口味,他就想,红军万里长征也吃野菜。4 月 23 日,浦东全部封控楼开始“硬隔离”。赶在小区装栅栏的此前一天,孙子托朋友给他送去了 60 个鸡蛋、4 箱牛奶、一些麦片和包子,陈老师分了一些给楼下同样高龄的邻居。对于眼下的情况,他很平静。就算是自然灾害,也总会过去——那是他二十岁出头时发生过的事。

叮咚买菜配送员陈先生想给孩子空运一套 1500 元的乐高

每天凌晨回到酒店,32 岁的叮咚买菜的配送员陈先生总会一遍遍翻看手机相册,看全家福照片。

这些日子,他对自己没能陪在家人身边感到亏欠。陈先生 18 岁南下深圳打工,做过司机、建筑工、菜农,29 岁在山西老家开了个餐馆,半年后遇到疫情,赔光积蓄还欠了几十万外债。2020 年,陈先生来到上海打工,妻子在家看孩子。

来上海后,陈先生做过餐馆切配工,保安,因为觉得太无聊,应聘成为了长宁区一家叮咚买菜前置仓配货员。自此,他每天都配送七八十单,穿梭于大街小巷,看到这座城市的光鲜和舒适。

3 月 27 日,浦东宣布全域静态管理后,站点订单量翻了两三倍,他从早上六点一直工作到晚上十一点后,最多一天送了 216 单。回到仓里还要开总结会,再帮同事一起理货,经常忙到两三点,睡三四个小时,又该工作了。

他把自己的生活总结为 “三快”,骑车要块,走路要快,吃饭要快,争取多送几单。叮咚会在每天下午根据站点配送情况释放运力,他和其他骑手一样,都希望更多的人能买到菜。

最难的一次是一个阿姨找到他,抢到的菜希望转送给在徐汇的姑姑,老人快八十岁,不会用智能手机,断粮两天。那天他前后跑了三趟,想着趁志愿者换班送进去,都被社区和小区拦下来,那个小区有病例,不能接收政府发放以外的物资。他拿出核酸结果,证明自己是健康的,跟工作人员讲到流泪,“老人家饿两天要出事的啊。”还是没能送进去。

解封后,他想给孩子买以前舍不得买的 1500 块的乐高火箭,“寄顺丰最贵的那种空运。” 给父母买个按摩椅,父亲做了大半辈子的煤矿工人,患风湿,有个按摩应该会舒服点。再给媳妇买新衣服,在家带孩子照顾父母辛苦了。

他自己倒是没什么想买的,也没什么想吃的,只想睡个饱觉,不用设闹钟睡到自然醒。他想早点挣够钱回老家,这场疫情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结束,他觉得自己最该做的事是陪在家人身边。

服装店老板姜阿姨想给父母补上清明扫墓

姜阿姨今年 61 岁,在长春经营服装生意 32 年了。封控将近两个月,她感觉很郁闷,很崩溃,每天就是吃饭、看电视,偶尔唱唱歌、看看书,“总体来说就是无所事事”。

姜阿姨和老伴、儿子儿媳、小外孙女住在一起,生活方式比较传统,平时冰箱冰柜就比较满。刚开始封控,他们不觉得危急。甚至还 “奢侈了一把”,在家吃了顿烤肉。

但封控比预想得长太久了。最先缺的是水果和新鲜蔬菜,半个月后,冻菜、干菜消耗得差不多了,他们不得不跟着团购蔬菜盲盒。姜阿姨想,盲盒也专跟她作对,家人平时最不爱吃西葫芦,每次都是西葫芦最多。“哎,那也没办法。” 她自我开导,“来啥吃啥吧,为了填饱肚子嘛。”

姜阿姨生活富足,家人都热爱美食,从来不 “亏嘴”。“原来我家是想吃啥就做啥,随心所欲。现在只能是望菜兴叹……” 比如炒菜用调料,她和老伴相信 “葱姜蒜是餐桌三宝”,以前从不刻意节省,一餐就能用掉一小碗葱姜蒜。封控期间有好几天,姜蒜完全断了。后来好不容易才得到两头蒜、一块姜,还得省着用。姜阿姨觉得菜味都变了:“原来是有滋有味,色香味俱全,现在是清淡无味。”

解封后,她想去菜场买自己爱吃的菜,做一桌丰盛的餐食,亲戚们围一大桌,吃饭喝酒,喝茶聊天。她还想打扮得漂漂亮亮地去接小孙女。封控前,儿媳带孩子回娘家探亲,赶上突然静态管理,分开了近两个月。还有,去给父母扫扫墓,封控跨过了清明节,她为此感到很遗憾。

她的服装店也被划为封控区,解封后即使开业,人们也不一定愿意逛街。长春市宣布社会面清零并没有让她和家人能走出家门,他们住在“封控楼”。现在,她最想要的不是立马变好的生意,而是自由。“自由太宝贵了,人如果失去了自由,真的很煎熬。”她说。 

从方舱回来的马女士想去医院探望 90 岁的老父亲

4 月 18 日,离家 22 天的马女士终于回到社区。为家人做顿可口饭菜、拥抱亲吻女儿这些日常小事,还得再等等。她将继续接受 7 天居家健康监测。

“我从方舱回来了。感谢我们楼组长和邻居们,在我们父妻俩不在家的曰子,给予我女儿的关心,非常感谢!”63 岁的马女士用手写输入法,表达喜悦。 

她住浦西,抗原检测阳性那天,上海新增 2676 例新冠确诊病例、累计感染人数刚破万。对很多不住徐汇、闵行的浦西市民来说,感染新冠似乎仍是小概率事件。确诊后,马女士多少担心会被歧视。她不止一次跟邻居说:“给大家带来了麻烦,抱歉。”

被问到在方舱的生活,马女士先是说:三餐荤素都能搭配好;年轻人总是让年龄大的先吃;咳嗽不断时,志愿者、病友不断催医护给药。但追问后,她才讲,刚进去的头两天,餐食配送不及时、常用药紧缺、厕所脏臭等问题比较突出。但她很乐观。总是给年轻的病友推荐歌曲《我们是一家人》,感谢邻里、居委街道、病友和志愿者的帮助。这首歌也成了她回家后最怀念的声音之一。   

仍住院的 90 岁老父亲始终是她士最想念的人,除了挂念他的身体恢复情况,她还担心医院被转做新冠肺炎定点医院后,父亲的转运和后续治疗情况。解封那天,马女士准备第一时间冲去看望父亲。回家路上,她还会买齐肉蛋菜和油盐酱醋,和物资匮乏的这一个多月做告别。

“我坚信我的家庭也会在风雨中坚强挺过来。迎着美好生活前行。” 马女士住进方舱的那天说。现在她仍这么盼着。

马女士的女儿王同学在等着抱抱她

得知爸爸抗原检测阳性的那一刻,王同学眼泪马上掉下来了。两天前,妈妈刚被接去方舱。爸妈都 ‘中’ 了,感觉家里的靠山都倒了。父母都有基础疾病,需定期服药。方舱常用药配备有限,患者很容易物资库存见底。

有一次她漏接了爸爸从方舱打来的电话。一小时后回拨,无人应答。再连打四小时,仍无人应答。她发动了一切亲戚打电话。王同学脑补了各种可能性,越想越不好。第五个小时,通了——爸爸只是睡着了。

她自己也担心。在疾控中心安排的抗原、核酸检测安排基础上,她又自购了十几份抗原检测套装,每天自测。

王同学是音乐剧演员。平时排练对灯光、声音、造型、舞美都有要求,封控期间能做的实在有限。她想念剧场和跟搭档深夜对剧本。想尽快回到被迫离开这么久的舞台,捡起基本被耽搁光的工作,“可能是音乐剧演员的职业宿命感”。以前觉得 “烦死了” 的音乐剧开场前的场铃声 “等灯等灯”,是她此刻最想听的声音。

她还想陪家人去逛个超市,散个步。最重要的,她特别想抱抱刚从方舱回来,仍居家隔离的妈妈。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我们发稿的此刻,这个愿望将最先实现。

**另一位从方舱出来的肖同学想囤东西 **

在得知自己很大概率将去方舱时,肖同学赶紧把猫紧急转运到了朋友家。然后,她突然觉得 “无所谓了”,脑子里只有 “尽人事听天命”。

她本坚持核酸复核阳性前不去方舱,但最终决定和室友一起接受被转运,相互有个照应。妥协是种痛苦。她不想占用公共资源解决个人问题,也不想和基层的人员起冲突。当没有一个确切的对象可以责怪时,巨大茫然袭来。

解封以后,肖同学最想吃火锅,还要逛街、去商超囤东西。疫情让她对物质有一种迫切的掌控感。洗碗机一定要买,封控期间高频率做饭,她感觉整天都在洗菜洗碗洗锅。往年此时,妈妈会从福建来上海给她过生日。妈妈很爱也很会做饭。封控期间,肖同学和妈妈的聊天多了很多,但她没有什么都告诉妈妈,没有很情绪化,主要是讨论做菜,还有互相告知所在地的疫情进展。

她还想在解封后赶紧换个租住的房子。居家隔离放大了 “老破小” 的不足,物业和居委功能性不太强、各方面保障比较差。她想从 “30 份团购经常凑不起来” 的老小区,搬到各方面条件更好的地方、住更大更舒适的房子,“万一以后被封是常态呢?”

不喜欢黄焖鸡的陈先生想简单地吃个黄焖鸡

“就吃楼下的黄焖鸡。” 陈先生重复了两次解封后最想做的事。他其实不是特别爱吃黄焖鸡,但其他的愿望近期比较难实现,“就不想了。”

4 月中旬,上海疫情紧张,他就职的世硕电子——第二大 iPhone 代工厂和硕的子公司——暂停生产。他和同事在宿舍接受封控管理。

陈先生 26 岁,平常很少一个人吃饭,即使吃宿舍楼下的自助小火锅也要找个伴。封控前的那个晚上,他从餐厅走回宿舍,把同事送回各自的住处,戴上耳机,点开歌单随机播放,一个人漫无目的地走了两小时。之后,他的微信运动步数从每天 2、3 万掉到 400。他想念走路走到很热然后买一罐冰可乐的感觉,说到这里,他焕发了年轻人的活力:“就算冻死在冬天里,我也要说可乐不冰怎么喝!”

最近两周,他收到的配餐饮料里,大部分是牛奶和矿泉水,只有一次是可乐,而且还是百事可乐。他迅速把它喝掉了。因为职级不够,他的宿舍没有冰箱。他得赶紧抓住这稍纵即逝的快乐。

读高三的姚楚儿想去看看也在读高三的好朋友

今年 4、5 月,是姚楚儿中学时代最后一次备考季。4 月初,老师和同学一起被被封在学校,周末也要上课。备战拉长让她疲惫,也有些遗憾:她在苏州一所国际高中就读,原本希望在出国上大学之前多陪陪家人。

疫情贯穿了她的高中生活。高一时,她作为主要负责人,组织同学为武汉捐款。现在拍毕业照的计划因疫情延期,毕业旅行也不知能否实现。时间久了,姚楚儿看电视剧时会下意识觉得公交车上的人应该戴上口罩。

解封那天,姚楚儿想去见一位参加国内高考的好朋友。3 月 13 日,朋友在封校 30 多天后短暂地放了一天假。她们很珍惜那个夜晚,一起走了两万多步。路上,她们遇到一个 “只在小学时见过的豆腐摊”,买了一份,一起蹲在路边吃完。第二天,苏州疫情管控升级,朋友紧急赶回学校。3 月下旬,姚楚儿独自在那条街上遛弯,豆腐摊已经不在了,她也和朋友失去联系——朋友只能用学校发的、只配了一个按钮用于呼叫家人的 “小灵通”。

4 月下旬,朋友借别人偷偷带的手机给姚楚儿发了一封信,倾诉临考焦躁。她在回信时引用了近期读的《存在主义咖啡馆》中的话:就算这种境遇难以忍受,你也仍然可以自由地在心中和行动上决定如何去看待它。

听障人士、篮球运动员倪珍佳想找块更好的训练场地

直到关怀物资终于送到了家里,妈妈在视频里说:“猪排比巴掌还大”,倪珍佳才终于放下心来。她是上海的一位篮球运动员,3 月 20 日,像往常的周末一样出门训练,之后去队友家玩,意外地被封在了队友家。

倪珍佳对 “与世隔绝” 的理解比绝大多数人更早更深。她 1 岁时因病患上听力障碍。在幼儿园,戴着助听器会被视为异类。别的小朋友说:你是哑巴。她努力地说:我不是。但他们依然走开了。

2017 年,倪珍佳开始打篮球,更多地感受到与人连接的力量。去年她代表上海队参加全国残运会,获得第七名。作为队长,她制定了更严的训练计划:每周末都去离家将近 30 公里的免费篮球场带着大家一起训练。

解封后,她想跟一位球馆老板再谈谈,给团队争取个更好的训练场地。她还想跟爸妈好好吃顿饭,那是她从小到大都认为最幸福的时刻,“每次吃饭我的话最多,说完米饭都凉了”。被封之前的几周,倪珍佳在两个咖啡馆打工,一周只能跟家人吃一次晚饭。她有点后悔。

她本来会在 3 月 26 日出现在上海 YOUNG 剧场开幕演出《美好的一天》的舞台上:20 位生活在上海、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讲述自己的人生。她鼓起勇气报名成为素人演员,她希望让更多人知道,听障人士也在努力让自己生活得更好。

那出舞台剧,未能如期上演。

住在 WeWork 里的李女士每天都在照顾小鱼

夜幕正在降临。昔日闹腾的上海苏州河畔此刻只有少量执勤保安和周边居民。往来交通逐渐减少,直到九小时后接近于零 —— 上海浦西也将进入全域封控状态。

那是 3 月 31 日晚上六点。巡查完办公室的李女士收拾东西回家,她是浦西一家 WeWork 的保洁主管。当李女士回到家时,得知楼上和楼下邻居都已确诊新冠。在当时看来不难选的选择题摆在眼前:回家,和家人一起作为密接隔离 14 天;回公司,等五天后浦西解封。

犹豫一小会儿,李女士决定回公司。还有两位保洁同事、两位社区保安因为同样原因回来了。

当时他们觉得只封五天,衣食起居不太难克服:办公室有电磁炉和锅碗瓢盆,肉、蛋、菜、米面、油等则在回公司路上顺手买了些;卫生间有热水和水桶,可以洗漱;之前因家里被封而临时住公司的同事还留下了床褥。

五天之后,4 月 5 日早八点,上海通报前一天全市新增 13350 例新冠确诊、延续指数级增长态势。浦西各区的病例也在增长。

浦西解封无望。食材开始告急。老同学得知后托了两层关系把足够五个人吃十来天的蔬菜、鸡蛋、调味料,以及一些肉禽制品送进来。之前结识的快递员、外卖员帮忙采购。写字楼的物业公司也把他们登记到属地居委,从而接收保供物资。

二十多天下来,李女士感觉很无聊也很焦虑。只盼早日和家人团聚,再去超市买好多好吃的,为他们做上一顿自己最拿手的卤牛肉。她还想给远方父母多寄点营养品和生活必需品。因为防控,本打算来上海复查胃癌晚期术后恢复情况的父亲只能留在重庆等待。

在给我们的手写回复里,李女士说,生活再难也要努力笑着面对,一切总会过去。

图注:李女士发给晚点记者的手写信

封控期间,她一直帮助会员照看公共区的花草绿植和小鱼小虾。说起几乎所有绿植都好好活着、小鱼自由自在地游着,公共区仍充满盎然生机时,她有些自豪。

产品经理刘佳想去看看公园里的小狗

刘佳是上海一家互联网公司的产品经理,30 多岁。最近的封控经历,让她体会到耐心、悲伤和愤怒的过程。

她生活在上海最大的小区,官方说住了 3.6 万人,也有人说是 5 万人,团购很难进来。其他区的朋友有的能叫到耶里夏利的外卖,几公里外的同事能团购到山姆,刘佳则很难买到零食、面包,对着朋友圈感慨“上海折叠”。

还有一些变化。她每天在早餐前先给 3 盘蒜苗、1 株生菜、2 根葱、2 个萝卜根及若干其他菜根浇水,“其他菜根” 因为没有颜值或者无法炒菜被安置在鸡蛋托盘里。早餐少掉的环节是做手冲咖啡,咖啡豆快要用完了,暂时还没办法团购到新豆子,刘佳不舍得喝。

最近,她每天的情绪都消耗在跟楼组长生气上,但希望保持这个愤怒感,不再轻易接受道歉,因为这能让她“感觉自己还活生生”。居家需要建立生活规律。刘佳每 2-3 天在家练一次瑜伽,她感谢自己还有工作和爱好。

她不是第一次被封控,上一次在家隔离了十几天,但那时管理还不严。第一次隔离解封后,她曾大晚上骑共享单车去不远的地方兜风。这次解封后,她应该会先在小区散散步,然后打车去市中心吃东西,永嘉路有个公园,里面有很多小狗,她想去看看;再去吃好吃的面包,去瑜伽馆练习。

入职后从未去过公司的设计师想见见同事

“糟透了”。焦虑化成不明原因就流出眼眶的泪水和舌头上的一溜燎泡。28 岁的互联网设计师阿白最近的日子就是这样的。  

她每天梦里都在清点家里必需品的存量,清晨醒来还要抢菜、关注每日新增确诊人数、防控政策变化,完全无法好好工作,但工作依然需要推进,只能压缩睡眠时间。

封控期间最可怕的是患抑郁症的男朋友断药了。疫情初期,药物存量还有三周,“这个节骨眼不到最后关头,不想冒着感染的风险再去配一次”,她决定再等等,“结果等着等着就封城了”。  

药品存量不到一周的时候,依然看不到解封迹象。阿白开始向居委求救,也在一些紧急配药通道登记,一直没得到回应;有朋友建议她去微博发布求助信息,但当看见还有那么多更危急的求助者尚且没有得到帮助,她就打消了念头,“不想与他们竞争公众注意力”。

由于骤然减药,男朋友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戒断反应,阿白不得不在朋友圈和各类群里发布求助信息,想看看会不会有人还有存药、愿意分一些。公司领导注意到她情绪波动,安排同事帮忙解决。阿白是疫情中期线上入职的,甚至还没去过公司、没见过同事,但已经与同事们建立起线上友谊。两天后公司帮阿白送到了药。

解封初期,她不敢在外太久,头一个想去的地方还是医院,陪男朋友再把药囤上三个月……断药的日子真的太可怕了。如果街上不算拥挤,就去看看家附近的凉拌菜和排条有没有开门,再扫荡一点咖啡可乐,买到好吃的就回家窝着。等城市平静后,她想去公园吹吹风散散步,和拯救她于水火之中的小区团长吃顿火锅,去公司见见那些安慰她的同事们。

**一位匿名的拼多多员工想摆脱只剩工作的生活 **

来到上海几年的他第一次在新闻中知道,这座城市有 16 个区,上百个社区,很多没听过名字的街道和超过两千五百万常住人口,这些人和他一样,都被困在了家里。

他是一名拼多多员工,加入公司三年,生活只有两点一线。每天早上 11 点前到公司,晚上经常 12 点后到家,偶尔还要值夜班。每两周休息的那一天,他会在家睡觉,打游戏。他在上海没什么朋友,不外出,不逛街。和大学同学们聊起上海,他会开玩笑说自己在 “上海富士康拧螺丝”。

4 月 1 日,浦西开始封控,他第一次拥有了双休。但假期来得没有那么简单。HR 给出的要求是,各个小组安排一部分在家办公的员工轮流请事假,请假员工不写日报,不发工资,但该完成的工作还是和平时一样。

居家办公对拼多多是不得已的举动,3 月下旬,拼多多总部所在的长宁区出现了多起本土传播病例,员工们收到了 HR 发来的保供证明,可以向社区申请回公司继续上班。在一位员工居住的小区出现疫情,跟领导申请居家办公,公司建议他自费住到公司附近的酒店,“不耽误上班,比请假划算”。

疫情确实让他效率变得更低了。平时在公司一个下午就能完成的需求,居家后,拖了两个星期。封锁在家的第三周,他就开始无心工作。

上周一中午,有人敲门,开门发现门口多了一个篮子,里面有两张鸡蛋饼、一盒牛奶和一张手写感谢字条,来自他帮助过的 501 号住户。他隐隐记得,那是一个头发花白的阿婆,和他外婆差不多年纪,经常楼下花坛边休息,见到人总是笑眯眯的。有一次在楼梯间遇到,他扶她下过一次楼。

等到解封,他想去拜访阿婆,给她买点水果和牛奶,再说声谢谢。疫情让他学会要过好自己的生活。他对只有工作的生活感到厌倦了,想在解封后去大街小巷走一走,靠脚步来感受这座城市。不过他特别强调,出去走要等解封后过一段时间再施行。刚解封如果外面人太多,他担心感染。

被疫情耽误了婚礼的杨律师想不戴口罩地吹吹风

杨律师去年底才换工作到上海。按照原本的计划,在上海的第一个春天,她将完成婚礼仪式。

3 月 17 日,社区要求全体居民居家 48 小时,之后就是绵长的 “2+2+2+2……”。到了 28 日,突然通知可以出门采购物资。杨女士去了趟超市,全程佩戴口罩。回来后没几天就 “阳了”。“买 15 块一斤的菜,还得新冠。”她挺不开心。

新冠曾让杨律师短暂地丧失了几天味觉,尤其是甜,“变成了奇怪的味道,很难形容”,只能尝出柠檬茶里的一点点酸,口香糖也变成凉凉的、味同嚼蜡的感觉。等待转运的 10 天里,老公也感染了,连发 6 天高烧。为老公烧饭时,香油味啊、油烟味啊、菜的咸淡啊,统统辨别不出来。——“一个味觉失灵的人做饭,真的艰难。”

家里没有储备药,得不到任何医疗救助时,他们只能靠物理降温硬抗。感到绝望的同时,杨女士又感到庆幸,自己还年轻,身体素质好,可以熬过来;也庆幸他们没有小孩,老人不在身边,“这样病毒不会传染给他们”。她比以往更思念家乡和家人,有了一些辞职回家的冲动。

解封的那天,她想睡到自然醒,起床洗个澡化个妆,然后去海底捞大吃一顿。吃完回家睡个午觉,下午去江边散步,不戴口罩吹吹风,“在方舱的时候全天戴口罩,回家之后又足不出户,特别希望能自由呼吸,感受一下春天、或夏天的风。” 到了晚上,再大吃一顿,shopping 一下,为夏天购置新衣。

“封控可能在未来一个月内结束,但疫情之后,渺小的我们可能面临更大的人生挑战,以及不知何时才能结束的经济萧条。” 她说。

投资人路先生也想去公园吹吹风

路先生是一位投资人,在上海已经被封控四十余天。刚开始,他状态还挺好,心情也比较自然,最近一周,他感觉解封遥遥无期,看到很多防疫乱象,对未来经济形势的预期也变得悲观,他有点胸闷压抑,很憋屈。

解封后他最想带娃去公园溜达,坐在草地上,自由自在地吹风,吃个有大量冷饮的烧烤自助;再到公司上几天班,在家里呆久了,人变得有点无法专注,对时间的流逝也变得不敏感了;条件允许的话再去游泳。

封控期间,他最想念的是正常条件下与亲朋好友的面对面交流。封控期间的最大感悟是塞翁失马,所有的好事都有坏事,所有的好事都会带来坏事,如果没有从更高的层次来理解的话,看到的会是一个个的循环。“世事无常,多点敬畏心,多做对世界对别人有价值的事。” 他说。

三甲医院的白医生想回医院接诊

回家的那个夜晚,白悦发现路旁的行道树已经从枯树长到枝繁叶茂,街道上没有行人和车辆,只能听见风穿过树叶的声音。

白悦是上海一所三甲医院的内科医生。这是她一个月来第一次踏出医院大门。从三月初上海开始出现零星疫情,医院便要求医生们不再回家,在医院内闭环管理。4 月 17 日晚上,她接到通知,没有打完三针疫苗的医护撤出医院,次日起医院将作为定点医院,收治感染病例。

接到这个消息时,她的第一个念头是:可以回家了,能好好睡一觉。因为一些客观原因,她没能打完三针疫苗,成为了这场消耗战中少数能中场休息的医护。

过去近半个月,院内的医护越来越少,更多人被抽调到方舱和核酸一线。现在,一名医生需要负责十几个中重症病人,处理数倍的查房、会诊,还有人员减少而增加的 24 小时值班。很多个夜晚,她都不能睡觉。

家人的近况也让她担心。三月末封控开始,家里的米面油几乎消耗殆尽,她很自责,怪自己没有多准备一点食物。后来,在每天仅有的几个小时休息时间里,她一直在刷手机,只因小区的团购会在不定时出现,生怕错过了救命粮,那时她将不能安心工作。几天后,终于帮家人买到了一袋大米,她团购到一些蔬菜,品质不好,但不重要了。过去一颗包菜吃一天,现在吃三天,每顿饭只炒一个菜。

从 24 小时忙碌到突然静止在家隔离,她愈发想念日常生活,一顿正常的饭菜;跟好朋友见面,一起逛街聊天;跟家人一起散步,看场电影。解封后,她想做的第一件事是回医院,疫情让很多病人没能来医院看病。这些年来她见过了太多的生老病死,对不幸的经历感到同情。这次疫情,作为亲历者她更加感受到了生命的脆弱。现在,她觉得一家人能平安在一起最重要。

- FIN -

宋玮、杨凯萌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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