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欲录:极限推拉16年后,我们结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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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t Ching说第一次注意到我,是在高中的操场上。2006年,四线小城,高中军训第一天,我坐在草地上撸起裤腿和几位女同学比谁的腿毛更密更长。她惊叹于我们的不文雅,摇摇头走了。之后的两年,我们成了不错的朋友,一起吃饭,一起遛操场,自习课传小纸条,但我一直对她隐瞒着对当时的我来说不可告人的秘密——我在和她最好的朋友谈恋爱。

虽然从小喜欢男孩子打扮,但我一直认为成为同性恋是我的选择。青春期刚接触所谓“性知识”时,无论如何也无法带入流文化中恋爱关系的女性角色。当我去想像成为异性恋关系中的女性时,那种脆弱、那种成为性客体被男性支配的感觉,让当时的我只感到恶心。糟糕的父母关系、对父亲的失望,都让我对异性恋关系没有任何期待和向往,但当时的我不知道还有其他可能。

直到临近初中毕业的一天,追的一部日本动画中两位女主突然接吻了,我脑中像有一道闪电划过——原来还可以有这样的关系。那一刻,我决定了要喜欢女生。

高中后,我谈起了人生第一场恋爱,和Yat Ching最好的朋友。直到高三分手,对方出国念书,Yat Ching才从不知何处听闻这段关系,好朋友口中的那些秘密恋爱故事的另一位主角才有了具体的形象。那年,日剧《最后的朋友》风靡一时,Yat Ching从我身上看到了上野树里的影子,据她说是因为我的虎牙跟上野树里很像。不知道其中哪种因素作祟,Yat Ching在高考前最后几个月开启了对我的疯狂迷恋。

她以各种理由接近我。一次,她以好朋友名义留宿,为了缓解当时的尴尬,我不情不愿地跟她做了第一次。这之后,面对她猛烈的追求——每天中午在公寓楼门口等我,广播操时站我身后,晚自习时坐我的位置,在我桌上用铅笔写无比炽烈的情话——我只好东躲西藏,见到她拔腿就跑。

高考结束后,她送给我一本日记,里面密密麻麻是那几个月她每天记录的喜欢我的心情。直到我递给她一张“你误会了我们的关系”的小纸条,才终结了她热烈的追逐,渐渐回归了好朋友的关系。

毕业后,Yat Ching去了美国,而我去了东南省份的一座省会城市。大学的第一年非常难熬,身处一个格格不入的地方的孤独感时刻包围着我,清冷的性格也让我完全没有融入的意愿。大一暑假,Yat Ching从美国回国,我们约在上海外滩见面。一年不见,她整个人充满了自信与活力,齐耳短发与宽大校服变成了波浪长发和小短裙。那晚的外滩下着小雨,我们分享同一把伞,她熟练地牵起我的手,好像过去一年我们从没有分开过。那种被看见、被包裹的感觉如此温暖,我发现自己好像喜欢上她了。

那个暑假回到我们的小城,一晚,她父母不在,我们躺在床上闲聊,我说到从没看过黄片,Yat Ching立刻拿出电脑,“那我们现在就看吧!”五分钟后,苍井空的脸出现在屏幕上,我们的头凑在一起,在黑暗中盯着莹莹的屏幕,有些东西心照不宣却又若有若无……那晚之后,四年的友情变质了。

上海居民燃放烟花时,一个女孩在散步。

上海居民燃放烟花时,一个女孩在散步。摄:Carlos Barria/Reuters/达志影像

假期的地下恋人

学生时代的我内向又别扭,不会处理和表达情绪。高中毕业离家前,见过的亲密关系范本只有父母的争吵、谩骂和相互指责,甚至身体暴力。而青少年时期接触的浪漫小说,主人公的情感纠葛,洒满了冷战、群殴、意外怀孕和因无聊的误会错过的狗血。

在这样的生活经验和文化环境的影响下,我早期的恋爱关系也很难避免有毒的行为。敏感,缺乏安全感,需要对方高频的确认,不会直接表达需求,只会“暗示”,闹脾气,使用消极攻击的语言。十几年的反省、蜕壳,与父母“言传身教”的习惯告别,练习表达、分辨和处理情绪,才有了现在的相对“健康”。

大学二年级时喜欢上一个远隔重洋的人,把感情藏在心里是当时的我最自然的选择。那时我们常用QQ聊天,时而有一些暧昧的、友人以上的撩拨,我以为Yat Ching已经明白我的心意,她却觉得我们一直如此。大二下学期,她打电话送我迟到的生日祝福,同时带来的,还有她已有稳定交往的男朋友的消息。意外却又在意料之中,我只好以沉默回应。

那年暑假,她全家搬到了北京,我买了十几个小时的火车站票去看她,终于表明了心迹。吃惊之余,距离和男友宣告了这次表白的无效。之后,我在她家住了很多天,睡在同一个房间。我渴望待在她身边,但共处一室又是那么折磨,每晚辗转反侧,忍耐许久后才试探着把手游移过去触碰她的指尖与发梢。因为那个美国男生的存在,我们一直在抗拒发生什么的可能,直到离开前的最后一晚,我第一次体会到爱与欲望合一的感觉。用身体表达爱远比语言有力,温柔又直接,克制又释放。

就这样,我们维持了三四年的假期地下恋人状态,权力关系也因此完全失衡。Yat Ching开朗坦荡,充满勇气和能量,散发着吸引人的魅力。孤独、抑郁和阴冷的情绪,靠近她就像贴近了光和热,脑海中时刻不停的噪音也变得静谧。这也是我后来无论多少次想放弃,却只能臣服于情感的原因之一。

Yat Ching不在国内的日子里,我在社交网络上参与她的生活。她和男友的互动,加勒比海边的Party,云游欧洲……无一不在提醒着我——一个出生于普通家庭的人——她的遥远,我只能在梦里渴望她。想起我时,她会轻松地分享生活的点滴,但又时常几个月失去联系,每一次挣扎着离开的决心,都在听到她声音的那一刻瓦解。身体的连接是最真实的,被抑制的情感在每一次见面时的性张力中彻底释放。从小心的试探到一起沉睡,四五个小时,不以高潮为目的,也不以高潮为终点。承认或否认从未被她宣之于口,但我从她的身体中读到的,却是我们属于对方。

大学毕业后我前往北美求学,有了成年后第一个稳定交往的女朋友,也有了一些知心的朋友,对生活渐渐有了控制感。顺利毕业后,和多数同学一样,一番坎坷后找到了人生中第一份工作。摆脱了经济上对父母的依赖后,我找回了自信,也更加了解自己。这期间,Yat Ching搬到了新加坡,与长期交往的男友开始谈婚论嫁,有两三年,我们几乎断了联系。我仍会不时想起她,幻想未来有一天在一起的画面,就好像我们的连接还在,我们的故事还没有结束。

2017年11月,与Yat Ching断联三年后,我们又一次在上海见面了。那时,我已经和前一任女友分手。几年不见的生疏和尴尬,在当晚的激情中消弭。事业起飞、感情稳定的Yat Ching,原本规划好的平顺人生也被这次见面彻底打乱。她无法再像从前一样冷静,分开就将我们的“假期关系”抛到脑后,我们开始没日没夜地互发消息,身体好像被思念烧干。我知道这可能是我最后的机会。

一对女同性恋者在北京租来的公寓里的一幅自画像。

一对女同性恋者在北京租住的公寓。摄:Jason Lee/Reuters/达志影像

是最好的朋友,还是性幻想对象?

我开始努力打开自己,最诚恳直接地向她表达这七年的感情,也迫使Yat Ching去直面她逃避的问题:对我的感情到底是什么?是最好的朋友,还是性幻想对象?这为什么不是爱情?在心理咨询师的帮助下,我们度过了那段时间的撕裂和痛苦。痛苦也代表着希望,意味着她曾经理所当然的想法开始松动了。

在我不断地追问和心理咨询师的开导下,Yat Ching意识到,她从未以同样的眼光去看待自己的同性关系与异性关系。Yat Ching从小就确认了自己双性恋的身份,但在她的意识中,异性恋是必定要回归的正途,同性关系是需要隐藏的配角,是异性恋关系的调剂或补充。当她感受到我们之间的吸引时,她的认知路径将它自动归类为单纯的身体欲望,否认更深层的情感。

如她所说,这么多年她都采取不主动不负责的被动立场,回避我的情感表达,并且关闭了和我进入浪漫关系的感情阀门。她认为,同性关系没有婚姻或孩子的绑定,很难长久。这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她这些年来对我们关系的判断。心理咨询师的一句话撬开了她逐渐被动摇的观念的裂缝:两个人的关系无关性别,无关其他外在条件,是否长久只跟两个人的意愿和投入有关。

当她试着去除性别,将我们的关系当作一段两个人的关系来看待时,才肯定我们的感情强烈且真实,是无法否认的。在她的潜意识中,曾一直以相信女性在亲密关系里或多或少依附于男性,在与前男友的关系中她属于被照顾的一方,习惯了男性在金钱、体力以及决断生活事务中的付出。此前的她无法想像,两个女生这种相对平等的关系,该如何维系。在进入同性关系前,她设想了种种也许并不存在的困难。

最近几年,Yat Ching的事业发展让她对亲密关系中的独立有了更多信心,也因为工作性质接触到性别理论,重新发现了无处不在的父权制。她开始反思自己的偏见和从小到大被灌输的性别角色,并且第一次对异性恋婚姻制度产生了怀疑。那时,我们这种特殊的关系已经持续了九年,她终于决定给我们的关系一次机会。

圣诞节我们约在纽约碰面,在欣喜和羞涩中,我们度过了最黏腻的几天。离开纽约那天,大雪封城,她被困在了纽约的机场,28小时,我们有说不完的话,并开始设想未来。回到新加坡后,Yat Ching向男友坦白了一切,并不顾挽留地分手,甚至在我们尚未确定关系时就向亲近的家人出了柜。

我们开始了15000公里的异地恋。靠着每个月一次30个小时的飞行和异地时的视频电话,挨过了漫长的9个月。处理完北美剩余的锁事,我搬到了新加坡。9个月的异地相处和之后的同居生活,证明了Yat Ching的担忧是多余的:我们共同为未来打算,一起计划旅行,一起分担家务,再沉重的行李箱一人抬一头总能擡回家。

同居整一个月后的那天,Yat Ching在悉尼的夕阳下单膝跪地向我求婚。习惯了在感情中追逐Yat Ching,也是两人中外形更不女性化的一方,在我最疯狂的梦里也从未想过会被Yat Ching求婚。让我更为感动的是她在这段感情里的改变:抛掉少女时就怀抱的憧憬——像个公主一样被求婚——向另一个女人单膝跪地。几天后,在上海,我完成了此前秘密策划的求婚。就这样,我们成了彼此的未婚妻。

湖南张家界,二名女孩在一座被雪覆盖的桥上行走。

湖南张家界,二名女孩在一座被雪覆盖的桥上行走。摄:Stringer/Reuters/达志影像

不是童话的结尾

童话故事常常以“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回避现实的磕绊,但我们的关系不是童话。

生活和性的和谐无法抵消政治立场的分歧。早在学生时期,我们在偶尔的讨论中就曾产生过小小的不愉快。但那时的我沉浸在求而不得的渴望中,遥远的政治话题导致的不愉快很快就被抛诸脑后。重建联系后,这些分歧才逐渐浮出水面。

当时的我们都已经自认为是女权主义者。作为受过美国顶尖高等教育的女性创业者,Yat Ching看到的更多是精英女性的困境,改变精英女性的困境也成为她事业的出发点。那时,她身边的人多信奉“女人要打破天花板,顶峰相见”“要当总统当CEO”……而缺少教育和机会的底层是不存在于这些讨论中的,弱者的不幸往往是能力不行、不够努力。

而我成为女权主义者最大的原因是我的母亲:看到她作为工薪阶级女性无法掌控自己命运的那种无力感。也是因为她,我对底层一直怀有最朴素的共情。成长的经历也让我察觉,所谓天赋和努力远没有家庭所能提供的资源重要。最早接受的自由主义女权在完成我的女权启蒙后,已经无法解释现实中更多的困惑,直到接触马克思主义女权。

因为代孕,我们爆发了在一起之后最严重的一次争吵。一个女性创业者群里讨论到冻卵与代孕问题,很多人认为精英女性就应该找代孕,把生育直接“外包”给底层女性,既方便精英女性追求事业,又能解决底层女性的贫困。Yat Ching将群里的聊天记录发给我,问我怎么看。当时仍然异地的我们为此争吵了几乎一整天,我无法接受另一半认可公然把底层女性工具化的观点,而她也不能理解为什么我会因为代孕问题产生如此强烈的情绪,认为我的左翼观点过于理想主义,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

那是我唯一一次认真考虑分手,但多年的纠葛迫使我控制情绪尝试沟通。那一天,我用尽“毕生所学”,查文献、搜数据、向就读性别研究的好友请教,努力想让Yat Ching了解商业代孕背后的灰色甚至黑色地带和底层女性代孕遭遇的身体和情感的双重剥削。Yat Ching认真阅读完我发给她的每一个案倒、每一篇文章,真诚地向我反馈她的思考。我们的分歧因为双方的努力,没有陷入意气之争,变成互相攻讦。

前几年,因为政治立场的分歧发生过多次比较严重的争执,情绪最激烈的瞬间我也会冒出放弃的念头。但当我看到她、触摸到她,心中的柔软又会被唤醒。我知道她非常在乎这些问题,一心想改变女性的生存处境,并且是一个会用行动实现的人。从在一起到现在,大大小小的辩论已经有过上百次,每一次都是对感情也是对信任的挑战,也是调整彼此沟通方式的机会。如果冰冷的逻辑和理论在争辩时会让她感到冷漠和傲慢,我就用具体的切身的故事传达我的经验和观点。

这样的交流像是心理咨询,让人感到脆弱和想躲藏,但也是在这样的辩论中,我们一次一次更靠近对方。我们爱对方的身体,也在了解之后更爱对方的灵魂。今年的7月20日,是我们正式签字成为法定妻妻的日子,有紧张,更有对新篇章的期待。回顾我们这长达16年的故事,有痛苦和煎熬,也有甜蜜和幸福。我不知道未来有什么在迎接我们,但从身体到灵魂,这一生我都不想再跟她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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