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的中共“一大”：社会性别化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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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陈雁，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来源 |《史学月刊》2011年第12期

已有对中共“一大”的研究基本是清一色的男性历史，中国女性在中共早期建党史中被完全隐形，这与当时各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团体中女性成员所占比例与活跃程度明显不符，主要依靠回忆和口述建构起来的中共早期建党史充满着“社会性别化的记忆”，这些“记忆”需要被重新发掘和重新解读

有关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过程、召开时间与地点、参加人员、会议详情以及转移的故事，因当时并未留下任何档案文字资料，诸多细节均靠日后回忆重新构建。目前得见的中共“一大”亲历者最早发表的回忆文章是陈潭秋1936年上半年在莫斯科撰写的《中共第一次大会的回忆》，该文同年发表于《共产国际》第七卷第四、五期合刊上。“一大”历史文件的流传有俄文和英文两个管道。前者指1956年苏共中央向中国共产党移交的共产国际保留的中共档案，其中有三份俄文文件与中共“一大”有关，分别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这三份文件当是参加“一大”的共产国际代表在会后提交的报告。经由英文记录保存的则是“一大”代表陈公博1924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完成的硕士论文，这篇以“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为题的论文，附录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和《中国共 产党第一个纲领 》两份文件 。1960年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韦慕庭 (Clarence Martin Wilbur)在该校图书馆发现这批材料 ，旋即付诸出版。陈公博在硕士论文中所附录之《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两份文件与1956年苏共转交给中共中央的两文件俄文本，内容完全吻合。

1980 年出版的 《一大回忆录》和 《“一大 ”前后》汇集了中共早期历史的重要史料集，而两书除收录党的创始人在建党前后所撰写发表之重要文章外，所建构的中共“一大”历史几乎全部来自访谈和回忆录，而且是清一色的男性回忆录，参加 “一大 ”的12位或13位代表也全部是男性，如此看来，中国共产党建党的历史似乎是一段与中国 “女性 ”全不相干的中国 “男人”的历史 ， 但在这样的主流叙述之外，中国妇女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是否有交集呢？有没有属于“她们”的中共 “一 大 ”的历史呢？

一、“一 大 ”中的女性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1年夏天在上海召开，当时很少有人能够预见到这次会议对中国历史的深远意义，北京代表刘仁静回忆说，“没有谁想到是去出席一个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也没有谁想争当这个代表”。根据湖南代表董必武的回忆，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把当时所有的文件都带走了，而“一大”以后好久没有中央文件，也没有人管，党的早期档案资料的保存未获重视。我党对“一大”的纪念始于抗日战争时期，自从1938 年 5 月毛泽东在《论持久 战 》一文中首次将7月1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纪念日 ，1941 年 6 月中共中央明确 “七月一日 ” 为党的生日之后，“七一”开始成为中国共产党和边区、解放区最重要的节日之一。但是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大”的召开地址和确切的召开时间都仍然是个谜。正如董必武遗憾地回忆说，“我们已经没有一点这第一个党的文件了”。因此，当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想要重新厘清建党历史时，就不得不依靠当事人的回忆。

《在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

最早确定中共“一大 ”会址的是一位女性，她叫杨淑慧——— “一 大 ”代表 周佛海(后来成了大汉奸)的第二任妻子。中共“一大”会址寻访组从周佛海1942年出版的回忆录《往矣集》中找到了“一大”会址的线索。1950年，时任中共上海市 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姚溱就是靠着杨淑慧的记忆，找到了位于渔阳里2号的《新青年》编辑部旧址、与会代表借宿的博文女校以及召开中共“一大”的位于望志路 106~108 号的李汉俊哥哥李书城家的旧址。这三处地点，后经董必武、李书城和李达三人确认无误后，正式载入我党历史。杨淑慧是上海滩富商之女，也是李达夫人王会悟的好友，1920 年，她在王会悟家里结识了已经小有名气的留日学生周佛海，“一大”召开时，杨周正在热恋中，以至于刘仁静在回忆中责怪周佛海“不是专程来开一大的……在开会期间不忘谈恋爱，甚至还引来了桃色纠纷。他们的表现当时就使其他代表不以为然”。女人对热恋时期的记忆总是难忘的，所以当1950年杨淑慧在早就已经面目全非的望志路寻觅“一大”的旧踪时，准确无误地发现了已经被改建成酱园子的石库门房子，可见杨对当时我党在上海的各机关地址和人员都是相当熟悉的。中共“一大”会址的发现，杨淑慧功不可没，但因其汉奸家属的身份，很少有人提及此事。

将杨淑慧与中共“一大”联系在一起的是王会悟，王在中共“一大”中扮演的角色就重要得多了，但是把 “王 会 悟 ”的名字与 中 共 “一大 ”联系起来，却迟至上世纪80年代。幸运的是，这位命运多舛的江南女子一直活到1993年，因此叶永烈和孔海珠等多人先后访谈过她，留下了这位对中国共产党建党立下过汗马功劳的女杰的珍贵回忆。这些访谈文章在王会悟去世后陆续发表，王会悟被冠以中共 “一 大 ”“唯一的工作人员 ”、“放哨人 ”、“幕后功臣 ”、“秘密保卫者 ”等诸多头衔。

1993 年10月20日王会悟去世，一个月后《人民日报》刊发的消息里这样描述王会悟的身份：“王会悟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达同志的夫人。她在党的‘一大’筹备期间，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她因病在家休养。”《人民日报》在给王会悟盖棺定论时，她没有属于自己的政治身份，她不是中共党员，她的身份只是“李达同志的夫人”，而她一生的成就与功绩就是在“一大”筹备期间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

中国共产党肯定了王会悟在建党时曾经“做过很多有益的工作”，这是王会悟之幸；但是仅以“李达同志的夫人”这样的头衔来为王会悟盖棺定论，实在有失偏颇。对这个五四运动前后上海最活跃的妇女活动家、作家，这个争取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的“新女性”来说，被完全湮没在“李达夫人”的标签之下，恐怕是莫大的悲哀。只在她的故乡乌镇，为这个“中共一大绕不开的人物”建立了“王会悟纪念馆”。

王会悟，1898年出生于浙江嘉兴乌镇，1916年入读教会女校湖州湖郡女塾，在这所学校里王会悟不仅打下了良好的英语基础，开始接受基督教思想，也接触到《新青年》等左翼杂志，思想激进。1919年，刚刚20岁出头的王会悟从浙北来到上海寻求妇女解放的道路。经上海学联介绍，被黄兴夫人徐宗汉安排到上海女界联合会做文秘工作。陈独秀和夫人高君曼都与上海女界联合会有着密切的联系，高君曼很喜欢王会悟，王后来就搬到陈独秀夫妇租住的渔阳里2号借住。

少女时代的王会悟

1920年8月，李达结束了在日本的留学生活返回上海，受陈独秀邀请担任《新青年》杂志编辑，也借住在陈独秀家中。李达在回国前已经在《民国日报》和《觉悟》等报刊发表了多篇有影响力的文章，1919年10月发表于《解放与改造》的《女子解放论》一文更是在女界引起很大反响。同一屋檐下的生活，对于妇女解放的共同追求，加上高君曼的搓和，王会悟和李达很快就结婚了。王会悟自己的回忆是“我从嘉兴来到上海，李达从日本回来后，我俩就结了婚”。婚礼就在陈独秀家的客厅里举行，高君曼是证婚人。几乎与此同时，上海共产党的早期组织也在渔阳里2号陈独秀家中诞生了，陈独秀、李达、李汉俊是当时上海党组织的领导核心。

1920 年年底，陈独秀应陈炯明之邀赴广东，李汉俊与陈独秀交恶后，李达实际主持上海共产党工作。因此当党的“一大”筹划在上海召开时，“主要是李达负责筹备工作”，而李达交代给王会悟的工作则是“给各地代表写通知、发通知”。临近召开前，李达又将“找会场”和“解决代表住宿处”的工作交给了妻子。王会悟称自己在“党的一大召开期间”，“担任保卫工作，守护工作 ”。后来也是放哨的王会悟机警地发现了试图闯入会场的法租界暗探，报告大会，使得与会代表得以及时转移。也是在王会悟的策划下，会议转移到她的老家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才有了革命的航船从南湖扬帆启程的历史。尽管这段历史的某些细节，亲历者们的回忆时有出入，但王会悟对中共“一大”的召开所做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而且除了“哨兵”的角色外，王会悟显然还是会议重要的筹划者、安排者和联络员。除了王会悟和杨淑慧外，肯定至少还有一位女性与中共建党的历史关系密切，那就是陈独秀的夫人高君曼。当时李达夫妇与陈独秀一家住在同一幢石库门房子，渔阳里2号就是上海共产党的总部，也是《新青年》杂志的编辑部。柯临清 (Christina Kely Gilmartin)教授认为1920~ 1921年间上海共产党组织中女性成员的空缺使得王会悟和高君曼成为共产党妇女运动的领袖。高君曼是毕业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的“新女性”，敢和姐夫私奔的奇女子，对陈独秀的工作也多有助益。1920年，陈独秀到上海后，高君曼常常参与上海女界联合会的活动。1921年“三八”节，上海共产党组织首次庆祝妇女节活动，就由高君曼发表演讲。陈独秀赴粤后，高君曼成了陈与上海同志之间的联络纽带。可惜1925年后陈、高分居，1931 年 ，45岁的高君曼凄凉病逝 。“高君曼的坟墓就在清凉山乱葬丛中。自1931年以后，经数十年风雨的侵蚀，渐渐被岁月湮没。她几乎被人遗忘了。”陈独秀1929年被开除出党后，在党史上处境尴尬，党史研究者更加不会关注高君曼了。

中共“一大”会址广为人知的就是今天位于上海兴业路76号的李汉俊哥哥李书城家旧址和嘉兴南湖上的那艘红船，参会代表们投宿的“博文女校” 却并不怎么知名，但这里也应该算“一大”的会址之一。陈潭秋称“就在博文女校楼上举行开幕式”；包惠僧则说“在大会开会的前一天，在我住的那间房子内商量过一次，像是预备会”；张国焘甚至称“开会地点借用法租界博文女校的课堂” ；还有说“在长达9天的会期中，与会代表们大多数的时间都是在博文女校度过的”。博文女校校长黄绍兰是辛亥革命时就在上海组织女子军事团的“老革命党”，不过直到瑏瑢1947年在上海病逝时，她都不知道中国共产党的建党与她有过这样的渊源。

二、谁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女党员？

中共 “一 大 ”的12 位 (或 13 位 )代表中没有一位女性代表，这显然与当时活跃于湖南、北京、天津、湖北、广东各地和法国的共产主义小组与社会主义团体中的女性成员所占比例不相称。比如，湖南的“新民学会”在总计六七十位会员中至少有14位女会员。中共早期重要的理论家蔡和森1926 年所写的“中 国共产党史的发展 (提纲)”一文中有个有趣但很少被人关注的说法：“究竟吾党何时成立呢？何时发起组织呢？仲甫到沪后，一九二○年五一节后，即邀李汉俊、沈玄庐、沈仲九、施存统及一女人来发起组织。”1930年，李立三向中央报告党史时再次提到了上海党组织的发起人中有“一个女的”，“参加发起者只有六个人：陈独秀、戴季陶、杨明斋、李汉俊，沈玄卢，另外还有一个女的，这个女的始终不知姓名，只知道后来因为恋爱问题消极做尼姑去了”。蔡和森和李立三都先后担任过党内的最高职务，他们在追溯上海党组织发起时都提到有 “一个女人”，显然不可能是空穴来风，但是这个“始终不知姓名”的神秘女人 ，却至今无考 ，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一书中详细介绍了该小组的成员，有些后来加入的、松散附属的都有详细考证， 但却未有片言只语提及“一个女人” 。

显然，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上海共产党的建党历史是一个完完全全的男性历史，为“一大”操劳奔波的王会悟不仅不是党员，甚至不是一名团员。她晚年回忆说自己“也曾多次申请加入共产党，但是都被陈独秀拒绝了，他说不吸收女党员 ” 。那么谁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女党员呢？

毛泽东1936年在延安对斯诺说，“向警予是蔡和森的妻子”，是中国共产党“唯一的一个女创始人”。向警予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任妇女部长，1920 年赴法勤 工俭学 ，1922年初回国后入党 。毛泽东之所以称向警予为中共 “ 唯一的一个女创始人”，与他们既是湖南同乡，又都是新民学会成员，私交甚密应该不无关系。而且向警予的烈士身份，也为她的女性创党人的形象添加了神圣的合法性。但实际上，蔡和森和向警予并没能完成在法国创建共产党组织的任务，向警予也并未在法入党，相反当时在法的最早一批共产党员中确有一位女性党员———刘清扬。刘清扬是天津学生运动的重要负责人，与周恩来等共同发起创立 “觉悟社 ”，1920年11月 ，赴法勤工俭学。据张申府回忆，刘清扬在1921年初由张介绍入党。当然，关于中共旅欧支部的发起是以张申府的“巴黎小组”还是以蔡和森所指挥的“工学世界社”为主，目前史学界也尚未有定论。但显然，刘清扬入党时间远早于向警予，毛泽东称向警予为中共唯一的女性创始人的说法明显存在偏颇， 当然这种偏颇肯定与1927年刘清扬脱党直接相关。同样被略过不提的还有张若名，她也来自天津，是1922年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建立后入党的。“据她儿子杨在道称，她在一九二四年脱党之前，一直担任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的执行委员 ” 。

刘清扬和张若名，还有郭隆真，赴法前都是天津重要的学生运动、妇女运动领袖，也都是“觉悟社 ”的成员。“觉悟社 ”1919年在天津成立时，20名创社成员中男女各半。于树德是天津早期革命运动的创始人之一，他在回忆中特别强调了女同志和妇女姐织的重要性，“天津一开始就有两派马克思主义组织：一派是于树德、于芳舟、韩麟符、刘清扬、邓颖超等人，他们受李大钊的影响很大；另一派是谌小岑、王光辉、李峙山等人， 他们打着黄爱、庞人铨的旗号 ，组织了 ‘女星社’。”于树德当时是天津一中的学生，他创立的学生组织叫 “新生社 ”，与周恩来 、马骏组织的 “觉悟社”几乎同时存在。他回忆说，“天津最早的共产党员有 ：于树德 、于芳舟 、韩麟符 、邓颖超 (天津最早的女党员)、李希逸、卢绍亭”。于树德口中 “天津最早的女党员 ”邓颖超1925年3月才从青年团员转为共产党员。当然，邓颖超完全称得上是中国共产党90年历史上最杰出的女党员之 一，但她显然不是中共第一个女党员。那么当时在国内，还有没有女党员比刘清扬入党更早的呢？根据王会悟的回忆，“当时，女党员有上海的王一知，向警予也是一个，缪伯英更是一个。缪伯英在北京，我们常通信，谈妇女解放问题，不过没见过面。缪伯英比刘清扬入党早”。王会悟提到的王一知是张太雷的夫人。在王一知的记忆里最早的女共产党员也是缪伯英， “1922年底或1923年初我到北京 ，开始住在李大钊家里。李大钊让我与缪伯英见面。她是最早的女共产党员，她当时在女师大搞学生运动和妇女运动”。与向警予一样，缪伯英也是位湘妹子，1919 年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 ，当年12月参加北京工读互助团，这是一个自愿结合的带有无政府主义色彩的团体，实行半工半读。互助团分四个小组，缪伯英所在的第三组全是女生 ，又称北京女子工读互助团。1920年10月 ，李大钊等在北京发起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后，缪伯英很快就加入该组织，所以她被称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女性成员。中共“一大”召开后，缪伯英担任了“中国劳工组合书记部”的秘书和妇女部长，先后在北京、湖南、湖北和上海等地领导工人运动和妇女运动。

缪伯英中共第一位女党员的身份在王会悟、 王一知等与她同时代的女革命者的心目中是神圣的，所以当张国焘的夫人杨子烈1970年在香港出版的回忆录里自称1921年入党 ，是“中国最初党员”时，王会悟向访谈者提供的她对“杨子烈不了解”的说法应该是婉转地表达了她的反对意见。而杨子烈当年在湖北省立师范学校的同学夏之栩———夏是赵世炎的妻子则直截了当地称杨是“吹牛 ”，说杨与她 “同一批入团入党 ，1922年底一齐入的团 ，1923年初又一齐入的党 ”。

杨子烈中共第一女党员的身份当属“吹牛”，但她的自吹自擂却提醒我们注意以往在研究早期党史和妇运史时不太被关注的一群人，就是上世纪20年代初在湖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就读的一批女性，她们中除杨子烈和夏之栩之外，还有陈 碧兰 (彭述之夫人 )、庄有义 (陆沉夫人 )和徐全直(陈潭秋夫人)。陈碧兰在回忆录中提到，她就是在湖北女师期间接触到李汉俊、陈潭秋、包慧僧和董必武等人后，开始走上革命道路的。1922 年4月，她和她的这些同学们由林育南和刘昌群等人介绍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当年10月又由陈潭秋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这年秋天，这些年轻革命女性在湖北女师掀起了一场震撼湖北的学潮，最后成功地驱逐了保守的校长。

当然还有上海。虽然王会悟始终没有入党——不知这是不是与她教会女校出身和“好像信仰基督教”有关，但是她对中共早期发展的贡献绝不仅限于 “一 大 ”。“一大 ”以后 ，党在推动妇女运动上的两大举措：创办“平民女校”与办《妇 女声》杂志都与王会悟紧密相关。“平民女校”的校长名义上是李达，但实际是王会悟全面负责工作，“平民女校”为上海地区的共产党组织培养了一批女党员，比如王剑虹、王一知、丁玲和钱希均。

在建党90周年之际，再来考证究竟谁是中共第一个女党员，对这些当事人来说已经毫无意义，但是她们的历史是不应该被我们的党史研究者遗忘的，她们走上革命的道路可能各不相同，有的为逃避包办婚姻，有的为进一步求学，有的因夫唱妇随，有的出于对共产主义理想的追求，但无论如何，她们的历史，应该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重要的组成部分。

三、社会性别化的记忆

笔者在写作此文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针对同一件事情的回忆，男性亲历者与女性亲历者的描述往往有较大出入，尤其在细节描写上。

比如 ：《一大回忆录》中收录的诸位 “一大 ”男性代表们的回忆，都一笔带过地称会址在李汉俊家，只有王会悟在口述中详细地描写了是她建议到李汉俊家里开会，但李汉俊“立即从椅子上跳下来，表示不同意。当时他心里很害怕，我们谈到中午12点，他仍不同意。以后，我又找他谈了几次……最后，李汉俊同意了”。这样的描述在它处并不曾看到，只有陈公博的回忆里不经意间提及的张国焘对李汉俊的不满为王会悟细致的描写提供了背书：“我们在他家内开会，他似乎有些恐慌。他愈恐慌，我们偏要在他那里开会。”显然，女性记忆为我们保留了大量丰富、有趣的历史细节，这对丰富男性记忆占绝对主导地位的中共党史研究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对于会议的组织筹备工作的回忆也有分歧，包惠僧称“会议的一切筹备工作，差不多都是由北京的代表们一手包办，李汉俊也过问得很少”。“一大”的北京代表是张国焘和刘仁静，但是刘仁静的回忆里明确说明他是先到南京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的会议，再赶到上海出席“一大”的，并未参与任何会议的筹备工作；因此包惠僧所说“北京代表们”实际就是张国焘一人。张自己回忆也说，“我因须参加大会筹备工作，是代表中最先到达上海的一个(大约在5月中旬)”。但他只谈及抵沪后对马林、李达、李汉俊等人的访问，至于自己承担什么具体的筹备工作并未有丝毫提及，反而明确指出李达“是处理大会事务工作的负责人。他的太太王会悟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也帮着她的丈夫工作”。由此我们不难判断是谁在具体负责“一大”的实际筹备工作，李达应该是负责的，但实际联络与跑腿的工作多半由王会悟来承担，这也是符合我党一贯的男女工作安排的原则——男性领导 ，女性跑腿 。

一年后，中共 “二 大 ”在 距望志路仅几个街区的另一所石库门房子里举办，这里是李达夫妇当时租住的寓所。无法想象，如果没有王会悟的再次组织与安排，中共“二大”如何能够在他们家里顺利举行？

作为“一 大 ”的组织者和参与者 ，李达的回忆对最终构建我党的建党历史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一大的回忆》一书中所收录的1955 年对李达的访问记录，曾让笔者十分困惑，如果说王会悟对“一大”的筹备召开做出过重要贡献，那为什么在她的丈夫李达对“一大”的回忆中会只字不提王会悟呢？这一疑惑，在笔者后来发现此时的王会悟实际只是李达前妻的事实之后才迎刃而解，这里的只字不提只能解释为一个事实重婚的丈夫如何处心积虑地将前妻排除在他的政治记忆之外。1937年，李达因为父亲病重返回湖北永州老家，从此就未再与王会悟共同生活。抗战时期，李达在老家的生活一度陷入困境，生活难以自理，有一位永州老乡石曼华热心帮助他，两人遂结为伴侣。所以一般文章里常称，“1949年5月乌镇解放，王会悟北上与丈夫团聚”，纯属一厢情愿的拉郎配，当时李达使君有妇，与王会悟无法再夫妻团聚了。从李达抗战时期再婚的事实，可以解释李达为何在回忆党的“一大”和“二大”的文章里会对王会悟只字未提。可怜王会悟至死还一直空顶着“李达夫人”的头衔，她自己在口述回忆中从未提及她其实已经只是李达的前妻，而绝大多数的回忆、研究文章也完全回避了这一事实。

围绕“一大”的社会性别化记忆还有一处耐人寻味，那就是关于如何租借博文女校的记忆。对于究竟是如何决定借宿博文女校，并如何向黄绍兰校长商借一事，回忆也有各种版本。有说因为董必武与黄绍兰丈夫黄侃素有私交，由董必武函黄侃商借获允后，再由李达出面去借，这个说法被广泛地援引转载，但笔者并未找到董老自己有关此事的回忆，这一说法究竟出于何处，令人生疑。而《黄侃年谱》和《黄侃日记》里也找不到关于此事一鳞半爪的线索。笔者能够查到的征引史料源头多是王庆元所撰《黄季刚先生年表》，但该年表并非当事人的回忆。

有关董必武通过黄侃再联系黄绍兰的说法还有诸多疑点，比如与董必武同为湖北共产党组织重要成员的包惠僧在回忆时称黄绍兰是黄侃的侄女，可见当时他们并不清楚黄侃与黄绍兰的确切关系。而且董必武并非北大教师，黄侃也早已于1919年9月离开北大到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任教，董必武通过黄侃向黄绍兰介绍这些拟借宿博文女校的人是“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北大的团体由两个与北大不相干的人来居中介绍，岂不令人生疑。

而来自黄绍兰的密友沈亦云的回忆则给我们提供了进一步质疑的有力证据。沈是民国时期重要政治人物黄郛的妻子，也是女中豪杰，辛亥革命时与黄绍兰共同在上海组织“女子军事团”，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姐妹情谊。沈亦云在《亦云回忆》中深情地回忆她与黄绍兰的友情，叹其 “与黄季刚(侃)婚一年而仳离，有女名珏，号允中”。黄侃用假名骗婚黄绍兰的八卦故事民间流传甚广 ，这发生在 1914 年，他们的女儿黄珏生于1915年 。显然，1921年中共 “一 大 ”召开时 ， 黄侃和黄绍兰早已仳离，两人分手的主要原因就是黄侃从上海赴北京女师教书后又与一女生秘密结合，从此二黄交恶。二黄共同的导师章太炎在黄侃死后记其事略，都未曾提及黄绍兰。那么，在两人交恶6年后再通过黄侃向黄绍兰接洽租借校舍之事，是否合乎情理？

我们再来看王会悟对商借博文女校的回忆，她早期的回忆称，李达把为大会安排会址和为外地代表安排住处的任务交给了她，她当时在上海女界联合会任职，与黄绍兰熟识，遂以开个“学术讨论会”的名义向黄商借该校暑假的空教室，黄答应后，她就去“买了苇席子，铺在楼下的教室里。毛泽东、何叔衡、陈潭秋、邓恩铭、王尽美等代表抵沪后，就住在博文女校”。跟有关择定会址的记忆相同，王会悟的记忆比男性亲历者们的回忆显得生动得多，有更多的细节描写，也更加符合逻辑。不过，细节生动的回忆往往容易造成在多次访谈中出现叙述的偏差，这在口述访谈中是比较常见的。王会悟后来再接受口述访谈时谈及此事，又改称“我事先与博文女校联系，说北京、广东有几位教师，其中有两位女教师要来上海，准备在博文女校住些日子”。

商借博文女校的渠道还有第三种版本，就是通过李汉俊的嫂嫂薛文淑联系黄绍兰。薛是李书城的续弦，当时是博文女校的学生。很显然，这个同样社会性别化的记忆也很少被人提及。所以，无论是口述史还是回忆录，记忆偏差的出现常常是难以避免的，简单地把某位重要人物的回忆当做信史载入史册，其实是对这种偏差 的粗暴否认与简单回避。而像王会悟这样的女性，她们在党内并未担任一官半职，中共执政后又长期处于政治边缘，她们的记忆也就被边缘化了。

围绕究竟是谁发现了闯入“一大”会场的法租界密探的问题，究竟是谁提议把会议转移到嘉兴南湖举办等问题上，男性当事人与王会悟的记忆之间也都存在出入。张国焘称“我们都警觉到这人可能是法租界的暗探。我立即请大家将文件收拾好，准备立即离开，并将此事翻译给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听”。但王会悟却记得当担任会议警卫的她跑上楼向大会报告此事时，张国焘却埋怨她吵乱会场，如果不是确实出事的话，张国焘后来就要向她问罪了。这里呈现的不仅是不同性别的当事人关注历史、记忆历史的侧重点的不同，也反映出因为记忆者不同的身份、性别和社会地位，他们再现记忆的话语和方式的不同。

即使同样身处政治边缘的女性，呈现记忆的方式也会有很大的不同，这又与她们所处的社会环境、话语环境有关。比如王会悟和陈碧兰，她们同为中共早期重要的女性革命者，又先后脱离中国共产党，但在上世纪80年代她们在北京和欧洲分别回忆中共早期历史时，关注相同的事件和人物，但她们习惯使用的话语、所抱持的立场却大相径庭。长期以来，中共党史中对妇女的研究几乎就是“妇女运动史”的代名词，党史中的妇女被局限于妇女运动与妇女工作的领域。正如向警予牺牲后蔡和森回忆说“她是党的妇女工作的负责者，但她自己总是不甘于‘妇女的’工的角色肯定远不止于此。台湾学者柯惠玲在《轶事与叙事：左派妇女回忆录中的革命展演与生活流动 (1920s~1950s)》一文中试图通过左派妇女的回忆录来构建与以男性回忆为主体所建构起来的主流左翼历史不同的情境，就是一个很好的尝试。

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走出家庭，寻找自由和人生价值的“新女性”，这批左翼妇女的足迹遍布广州、上海 、北京 、长沙 、武汉 、东京 、巴黎等大城市，后来更拓展至中小城市、井冈山脉、延安、重庆，形成了或大或小的革命妇女的交际圈，这些革命姐妹网络的背后往往有男性革命者的支持与联络管道，她们中很多人最后也是与男性共产党人结婚。婚后，她们就成了XXX的夫 人，比如李达的夫人王会悟，彭述之的夫人陈碧兰和蔡和森的夫人向警予。而她们自身以及她们的革命姐妹网络的巨大能量与灿烂光彩则无可奈何地被湮没在党的历史中了。今天，当我们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90周年之际，利用这些左翼妇女的记忆和叙事来对党史展开更加微观的研究，对这些社会性别化的记忆做深入的文本细读，是值得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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