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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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处风暴级事件中心的人，往往并不比外围知情更早或准备更多——这便是过去一个多月以来武汉正在发生的

灾难爆发前总有征兆，但常被忽略。

对于很多生活在武汉的人来说，一个多月后回想，或许都会觉得自己本有机会提早行动。可在当时，一切只是突如其来。

2020 年 1 月 23 日，武汉实施封城。为了遏制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扩散，这个常住人口超过 1000 万的超级大城市被突然按下暂停键。

然而，城市静止了，城里的病毒并不会。900 万被关在武汉的人就此被拖入一场残酷的战争。

表面的静止和内在的冲突聚集于一处，武汉就像风暴眼。

武汉上一次成为中国乃至全球的焦点，是在 1938 年。抗战初期，南京沦陷，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但大量物资、人口、公司和政府部门都集中在武汉，它是中国当时实质性的首都。

在 1930 年代，这座城市已经有 200 万人口，有通往广东和北京的铁路，以及顶尖的工厂、医院和学校。

这些禀赋，武汉保留至今。

如今，它仍是中国最重要的交通枢纽之一，也是汽车、钢铁、石化等制造业的重镇。武汉与周边的孝感、黄冈关系紧密，城市关联度堪比长三角的核心城市群。2018 年的数据显示，武汉市 GDP 排名全国第 9，拥有 27 家三级甲等医院和近 6000 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本科生源质量仅次于北京和上海。但一直以来，人才留在武汉的并不多。武汉希望改变这一点。

过去 10 年，武汉大兴土木，满城工地，试图刷新整个城市的基础设施水准；2018 年，大城市相继放宽落户政策争夺人才，武汉是最早的之一；它还在努力吸引有潜力的创业公司和高技术行业，武汉光谷效应已经初显……就像大多数中国的新一线城市一样，武汉正在争取脱颖而出，一切看起来很顺利。

直到 2020 年 1 月。

惯性被打破，日常社会中被隐藏的东西会暴露无遗。对于身处其中的每个普通人来说，他们无法预见这一巨变，也无法知晓它给自己带来的影响，一切都从未知的迷雾中直接冲到眼前。

延迟：「隔了一条长江」

「江城」武汉，被长江和汉水划成了 3 个地区——汉口、武昌、汉阳，统称「武汉三镇」。它们历史上都曾是独立的城镇，又隔着大河，直到现在，不少居民的日常活动范围仍然主要限于其中一地。

武汉人王乐曾觉得这场瘟疫离自己很远。王乐的公司和家都在武昌，平时少去汉口。1 月初她就听说有不明肺炎，但总觉得这件事和自己「隔了一条长江」。后来钟南山宣布「人传人」，王乐的担心增加了一点，不过新闻里说大多数感染者都是老人，她再次觉得自己和病毒还有距离。

和王乐一样，陆正也生活在武昌。在医药行业工作过的他，1 月初就看到过微信上流传的武汉市卫健委的红头文件，但直到 1 月 16 日才采取行动。那天，陆正在微信里看到武汉市中南医院医生被感染的消息——中南医院离他家只有 1 公里——便向在这家医院工作的师弟打听情况，得到的回答是：事情可能已经失控。当天他便与太太在各个平台分别下单，买了 100 个 N95 口罩。

与医疗行业接近的人，更容易感到异常。孝感人陈亮在武汉做医疗器械生意，客户是武汉周边的医院。每到过年前，陈亮的主要工作便是催账。1 月 20 日是他猪年的倒数第二个工作日，他发现医院里不管哪个科室的医生和护士都戴上了口罩。陈亮很快联想到之前流传的那个肺炎传闻。

春节前，陆正取消了和老人吃团圆饭的计划，去超市采购了 700 多元的食品，当时估计可以吃到初七。沃尔玛的购物车很大，陆正往里面塞满了蔬菜、肉、米和面，自助结账时，光扫码就花了很长时间。排在后面的人问他：「买这么多东西，你们家几个人过年？」「就两个。」他回答，发现那人没戴口罩。

武汉人张涛的理发店开在商业中心武汉天地。年三十前的几天，一般是理发店生意最好的时候，但张涛发现今年客人变少了。1 月 21 日，业主方瑞安给商铺下了通知，要求春节期间不歇业，商场里各处都是为春节准备的红色装饰。

但第二天，张涛就收到了新通知，春节期间可以不营业。他松了口气，因为他家所在的小区离华南海鲜批发市场不到 1 公里。1 月初以来，他已经陆续听到一些感染的消息。

许多武汉人其实都或多或少地提早感知到了一些不祥的细节，但另一边，他们又接收到了更多让他们放心的信息：官方公布了确诊数字，但说「没有证据人传人」；新闻里没怎么报道过这件事；同时，春节前该开的会、该营造的氛围，都照常发生。

没有人意识到，从接收信息到做出反应，从官方到居民，武汉出现了延迟。

在武汉周围，这种延迟更严重。

1 月 21 日，王乐回到老家孝感云梦，村里人听说武汉在抢口罩还觉得不可思议。但很快，武汉封城，孝感开始公布确诊数字，有认识的人感染了，疫情一下子近在眼前。

孝感云梦属于农村，听上去很远，但其实与武汉联系紧密。这里的学生，把武汉的大学作为首要目标，甚至高中就会去武汉读；村里人外出打工或是做小生意，武汉也是首选。

王乐开车从武汉的住处回老家只要 90 分钟，从云梦坐动车到汉口站只需 40 分钟。但疫情信息和紧张气氛传递到这里的速度，却要慢很多。直到武汉封城，云梦也没有采取特殊措施。

王雄也发现，因为农村消息滞后，他很难让家人警惕起来。王雄在上海一家零售品牌的电商部门工作，1 月 20 日从上海乘动车回到武汉。回家之前，公司同事买了十几包口罩，让他也多买，他没当回事，只买了 3 包，还留了一包在办公室准备初七回上海后用。

回到农村老家，王雄发现父亲还在棋牌室打麻将。被从牌桌上拉回家之后，老人发了脾气，说明天还要去。王雄说现在这个传染病很严重，父亲说那戴着口罩去打。

这些武汉周边农村的老人不会从微信上看到传言，身边子女和他们一样也忙着筹备过年。事实上，他们获得信息的渠道还不如湖北以外的城市。

当政府的官方消息和措施通过村内的广播和标语、乡镇干部的电话、邻里之间的流言在身边四处流转，他们才意识到这个春节不同以往。

1 月 23 日早上，已经回到孝感老家的陈亮打开微信看到朋友发的照片，才知道前一晚，孝感的路上有许多武汉来的车。

混乱：「原有的医疗卫生行政系统肯定出问题了」

系统从毫不在意到出现应激反应，切换几乎是在一夜完成的。

1 月 23 日凌晨，武汉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了一条 213 个字的通告，也就是后来所称的「1 号令」，宣布关闭机场、铁路离汉通道。之后高速公路收费站也迅速关闭，武汉「封城」。

封城迫不得已。1 月 23 日前的一周，武汉各大医院的发热门诊已经挤满患者，根据媒体后来的报道，当时刚刚开辟的重症隔离病房都会马上住满。与此同时，随着春运返乡的人流，病毒迅速扩散到武汉，乃至湖北以外。

祁立是武汉一家三甲医院的医生。1 月 19 日，他被紧急征调到急救中心，担任院前急救医生——简言之就是 120 救护车上的医生——而他的同事，也陆续接受征调，进入发热门诊或隔离病房。

进入一线的头一个星期，祁立遇到的情况最复杂。那时任何人都可以叫 120，但自 1 月 30 日之后，只有患者自己联系好医院病房接收，120 才会出车。

每次把病人带回医院，祁立都会看见已经排到大门外的队伍。他知道，这些病人至少要等候 5 个小时才能见到医生。叫到 120 的病人已经算是幸运，他们能够进入室内，但这也不意味着能够得到救治。

潘璇的母亲就是这样。潘璇在一家整形医院工作，曾经是名护士。她的母亲在 1 月 20 日出现症状，看了一次急诊，医生只有药，没有床位，她们只能回家。1 月 23 日，母亲症状恶化，她叫了 120，母亲被送到武汉市第五医院。折腾到半夜，最终只得到一张在急诊室大门前的床、一些药，和一个氧气瓶。(在那之后，潘璇和母亲走上了一条充满「幸运」和「不幸」的自救之旅。)

祁立不得不面对这样的困境：他把已经失去行动能力、需要立即进入抢救室的病人拉到急诊，但没有床位。家属恳求、争吵，医生无能为力，最后，隔离病房里的医生出来临时抢救这位病人。这当然不符合规范，但救人要紧。

疫情与每个武汉人的距离都迅速缩短。伴随着病毒一起蔓延的，还有恐慌。

辅导机构语文教师李考拉所在的小区，2 月 13 日一下子确诊了 30 个人，疑似 18 人。这些数字带来的恐惧很难描述，也无处排解。有天半夜，李考拉的楼下停了辆救护车，在同一小区另一栋楼里住着的父母看到了，当即给她打电话，她恰好睡得早没接电话，父母便一夜没睡。

培训机构开不了门，老师们开始直播上课。有一次，李考拉实在忍不住吼了学生：「你怎么还不好好听，你知不知道老师有可能是最后一次给你上课？说不定明天我就发烧被拉去隔离了。」

在封城之前，病毒在武汉的商场、交通工具、医院和普通家庭的客厅里传开，感染人数远超接诊能力，这让武汉从一开始就陷入医疗资源严重供不应求的局面。这种情况在封城后的十几天里持续加重，甚至形成恶性循环。这也是各大医院缺乏一切资源的最基本原因。

陆正是生物制药专业的博士，熟悉医院的体制。此次让他最震惊的疫情新闻，是武汉协和医院直接向外求助。他知道医院平时几乎不发声，任何事都通过卫健委出面。「这说明两点：物资是真的缺，医院被逼急了；还有，原有的卫生行政系统肯定出问题了。」陆正对《第一财经》杂志说。

对祁立来说，接诊业务本身并不复杂，复杂的都是看病以外的事。比如他的领导，得自己想办法解决物资问题。祁立认识的一位护士长就托人从境外代购了几千套防护服，也很快就不够用。

祁立看到过基层医院的土办法：把透明的文件夹剪开，用输液管代替绳子，再用洗手液消毒，系成一个简易的防护面罩，也能派上用场。

直到各省市派遣的医疗队和他们随身的物资到达后，武汉情况才有所好转。至少医生可以尽量换岗了。

与此同时，武汉周边的城市，尤其是孝感、黄冈、鄂州等，确诊和疑似病例迅速增加。

按照武汉市市长周先旺的说法，封城之前，大约有 500 万人离开了武汉。他们中的大多数，并不是为了逃离，只是照常回老家过年而已。

新一线城市研究所的分析表明，黄冈和孝感是武汉封城前人口流出的两大目的地。这两个城市和它们下辖的村镇，紧邻武汉，是重要的劳动力来源。在武汉从事建筑施工、装修、水电等行业的，很多来自黄冈；孝感的县级市汉川，则有不少人在汉正街做服装批发生意——这个武汉规模最大、最负盛名的贸易市场，与华南海鲜市场同在汉口，相距 7 公里。这些行业的人，1 月 15 日起就陆续回家了。

一辆村民的小轿车封住了村口的路，原本还在焦虑怎么回城工作的王乐彻底「安心」了。她担心的是有没有充足的物资过冬。

她的表妹去过一次超市——现在镇上只开了一家，下午 5 点关门——里面还有些食品库存，但卫生巾之类的必需品已经买不到了。王乐在家里不小心摔了一跤，想去药店买云南白药，也被告知没货。

王乐自己所在的公司主要生产洗手液和消毒纸巾。1 月 20 日时，公司电商的销量并没有很快增加，因为人们先是抢购口罩，后来是酒精，等这些都没了，大约在 1 月 22 日，王乐公司的淘宝订单猛增，不过那时出入武汉的物流已经吃紧。她所在的公司还代工避孕套，1 月 23 日封城之后，来自武汉的订单也大增，但那时已经彻底发不了货了。

职责：「我们突然变成支撑这个城市运转的环节」

「休克」中的武汉，两个地方承担了最大的压力：医院和基层社区。

理论上，如果医护人员和社区工作者完成好他们的工作，那么武汉的疫情就可以被控制。而实际情况是，他们的任务远超出能力范围。

从 1 月 19 日开始，祁立的工作状态就没有变过：工作 24 小时，休息 48 小时。每班平均出车 15 次，是一般春节的 3 倍，也几乎是一辆救护车的极限「产能」。而且他接诊的，几乎都是发热病人。

祁立说自己是「没心没肺」型的人。他一个人住，回家给自己从头到脚做完消毒清洁后倒头就睡，他知道自己最需要的是抵抗力。对他而言，新冠病毒是一个棘手的敌人，但他相信专业知识。

祁立还有一条底线：就算中招了，凭借自己的抵抗力，也不会到最糟的那一步。他知道有的同事在崩溃边缘，因为病人故意摘下口罩朝护士大喊。同事之间能做的，也就是在微信群里发些好消息、打气的话，或是搞笑视频，让气氛活跃一些。这是他们目前的心理支持手段。

祁立每天会跟家里通个电话，说说工作情况，报一下自己的体征，甚至不会刻意说一句「我很平安」。他的长辈中也有医生。

在封城后的头三个星期，一线医生真正需要的，是尽快把挤在三甲医院的病人分流出去，缓解医院被「挤兑」的情况。

武汉防控指挥部在封城初期要求轻症和疑似患者自行居家隔离。根据规范，理想状态下，居家隔离不得与其他人接触，至少应该专用一个房间。但实际情况是，一家人很难分开居住，病情恶化的病人也离不开家属的照顾，结果是家庭内普遍的交叉感染。

居家隔离最重要的配套方案是由所在社区的卫生中心完成初诊和分流。但实际操作中，这套流程很难运转起来。

本应该给潘璇和她的母亲上门检测、诊断并解决床位的社区卫生中心，潘璇一次都没有见到过，只接到过电话。这并不奇怪，潘璇从没去过社区卫生中心，甚至不知道它的具体地点。后来她自己去了一次，发现里面设施简陋，医护的防护远不如三甲医院。

这也是武汉以及大多数中国城市的现状，社区卫生中心或其他基层医疗机构的医生、设备、病人，不断被大医院吸走。

就像一个人在面对突发情况时会流露出本能反应一样，当一个城市遭遇这种级别的灾难时，系统的应对逻辑还是会保持日常行事的惯性，但灾难也会最大程度把问题挤出来。

2 月 17 日，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副局长焦雅辉表示，武汉疫情持续时间比较长，由于防控措施没有及时做到位，很多社区病例没有得到及时救治。重症病例从发病到住院平均 9.84 天，这 10 天错失最佳时机，等待过程中轻症变重症。

对于当时的祁立和一线医生来说，究竟有多少人感染已经不重要了，因为现有的感染人数早就超出了他们的负荷，除了担心眼前的病人和自己的防护物资，他们顾不上其他事。但对于社区的工作人员而言，搞清楚到底有多少人感染，并且让感染不再扩散——防疫的根本工作——实际落在了他们头上。

孙玉是武汉硚口区的一名街道公务员。她的工作内容由指挥部决定，确切地说，由武汉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的通告决定。指挥部成立于 1 月 20 日，截至 2 月 17 日，一共发布了 13 条通告，宣布了防控疫情的主要措施：从封城到交通管制、由红十字会集中捐赠、社区卫生中心就诊、居家隔离，再到集中隔离、关闭几乎所有公共场所。

随着这些号令，社区工作人员的工作职责也逐渐加码。他们发现，自己从事的工作，已经成为除医生和护士外最繁重也是最危险的工作。

一个让孙玉和同事普遍困扰的问题是，这些通知经常是字面意义上的「半夜鸡叫」——在凌晨发布。第二天早上，工作人员可能是通过社区的微信群，或是媒体，才知道自己的职责又多了一项。

目前，一名在武汉的居委会社工或街道公务员，需要完成的任务至少包括：1) 统计所有发热病人、疑似病人、确诊病人和密切接触者；2) 安排他们到社区卫生中心接受诊断和核酸检测；3) 安排上述人员去隔离点、方舱医院或定点医院；4) 确保社区的隔离，防止人员外出；5) 维持社区居民日常生活供应通畅。

要完成这些任务，他们需要汽车、需要床位、需要核酸检测的名额、需要足够的忍受力——但这些在封城之后的前两周，全部缺乏。因为社区本来就不是干这个的。

潘璇的婆婆生活在红钢城的新桥地区。这里是武钢集团的员工生活区域，聚集着优质的小学、中学，生活配套成熟。潘璇婆婆的老公房小区有 1 万多名居民，没有物业。

婆婆是老党员，在她看来，居委会挺有活力。虽然只有不到 10 个全职员工，但有不少志愿者和联络员，大都是退休党员，和社区的邻里也熟。但这样的组织在防疫的重负面前显得无力。你没法要求一个主要由老年人构成的松散组织在疫情爆发时像平时一样逐户敲门了解情况，因为他们自己就是高危人群。

另一个困扰是，孙玉接收到的通知和公众看到的一样，只是短短几行，没有后续。比如「安排车辆」，但居委会并没有工作配车。

现有资源下，基层能做到的，是统计、清点、上报，但即便只是这些工作，平均到每个工作人员身上，仍是重负。这还没有算上争吵和抱怨带来的消耗。

孙玉说，「无所适从」是那段时间社区基层的主要工作状态。直到 2 月 3 日，「10 号令」下达，要求社区把所有疑似病例、确诊病例、密切接触者和发热病人全都迁至集中隔离点，情况才逐渐改善。

这个死命令让孙玉们经历了又一次无所适从，但随着政府安排的隔离点逐渐到位，以及其他部门的公务员临时支援，小区里需要关照的人总算减少了。

「要说根本矛盾，还是资源和病患之间供不应求的矛盾，那到底是谁造成了这种情况？恐怕很难说是单个人或部门，而是整个机制。」孙玉对《第一财经》杂志说。

陈世奇是武汉一家家乐福超市的店长。平时他并不觉得自己这个工作有多重要。但封城之后，武汉只有超市、药店和加油站开门。「我们突然变成支撑这个城市运转的环节。」陈世奇说。

陈世奇老家在黄石，原计划 1 月 23 日下班后回老家和父母妻儿过年，临行当天才发现走不成。告诉家里这个消息时，母亲在电话里哭了。

没有时间留给陈世奇消化独自过年的失落，上级和政府的指令马上下来了，要求他们做好正常营业的准备。

问题是，封城和交通管制本身和超市开门营业是矛盾的。家乐福的大多数商品是从全国 6 个大仓配送，但那时武汉的大仓已经没车了。一边货运不过来，另一边，顾客在店里抢购。最后是依靠政府和家乐福中国的母公司苏宁集团协调，武汉家乐福才调度了货车，直接把上海、广州、成都的货源运过来。

生鲜食品成为补货的重点。平日，生鲜两到两个半小时补一次货，现在每小时补一次。在封城期间，陈世奇所在的超市每天要卖掉六七吨生鲜食品，平时只有两三吨。

员工上班也变成问题。原本春节放假就有不少员工回老家，留在武汉的有限，交通管制开始后，陈世奇每天发愁的是确定第二天哪些员工能到岗。相比平时，来上班的员工可以得到免费的工作餐，和一天 200 元的补贴，但「很多员工想上班却来不了，住得近的才能骑共享单车」。

2003 年「非典」时，陈世奇在广州的一家超市工作。那时城市运转照常，顾客也没有被强制要求戴口罩。而这次，是全城都静止。

超市有时还成为生存的底线。陈世奇遇到过一个 80 多岁的顾客，来店里买了 10 斤土豆和 10 斤西红柿后，站在门口问店员能不能帮忙运回去。他告诉店员，自己是从广州来武汉旅游的，封城后被困在武汉。现在出租车也打不到，打 110 也没用。最后是一名员工开车把老人和他过冬的粮食送回去了。

自救：「我们武汉什么时候这么没人啊？」

潘璇下定决心，不能让母亲大年三十还躺在急诊室，一定要找到床位。一位朋友给她指路，现在医院都缺物资，或许可以想办法给医院捐赠换取床位。潘璇没多想，当即在朋友圈求助了。

开理发店的张涛，是潘璇的「娃娃朋友」(发小)，看到后转发信息并且建了个名叫「江城儿女」的群。这天是除夕，没过一小时，群就加满了。这个群也是武汉封城后最早为医院捐赠医疗物资的民间团体之一。

说是团体，群里的人其实大多互不相识，但这样的民间力量帮助武汉医院在封城之初缓解了物资极度匮乏的情况。

张涛很快找到了货源，包括上千套防护服、几十箱消毒液和口罩。募捐在找到货源的同时就完成了。当时，他们还能找到中国邮政的货车把物资从湖北仙桃拉到武汉的高速路口，交警看了他们的货和厂商开的文件就直接放行，还帮忙指路。

另一边，张涛也直接联系医院接受捐赠和负责物资的医生。1 月 25 日凌晨，他就给 3 家医院送了物资，包括给潘璇和她母亲所在的五医院的 300 瓶消毒液。

信任是民间捐赠高效的关键。此前张涛只管理过十几人的理发店，但他很快组织起这个上百人的临时志愿者队伍，这事似乎也没那么难：一组负责对接医生，一组负责找货，一组负责运输，一组负责募捐。向厂商下单时，只要看一张库存的照片，不讨价还价，马上转账付定金。什么时候要用车，群里发一遍时间和地点，各自认领，贴出手机号，货就这么运转起来了。

这个临时团队还有了自己的仓库，是其中一位志愿者开的火锅店，张涛之前也并不认识。

原本就是做医院生意的陈亮，捐赠对象是随州广水市的妇幼保健院。他和这家医院没有太多生意往来，但在网上看到他们有 12 名医生和护士写了请战书按了手印，要求支援市里的定点医院。

看到这篇阅读量只有 600 多的微信文章，陈亮打电话过去问他们缺什么，对方说缺消毒液和医用酒精，没有这两样，产妇的正常生产都很难保证。

酒精、消毒液、纱布、口罩、隔离衣，这些货源在平时对陈亮来说不是难事，但 1 月 24 日时这些东西已经是出高价也未必买得到。他费尽周折买到了 240 件防护服和 500 瓶消毒液，又和武汉一家医用酒精厂的销售总监磨了 3 天，对方总算同意从已经被预订的库存里挪出 5 桶，按市场价卖给陈亮。

广水妇幼保健院赶紧自己派救护车去武汉拉货。看到医院花了几个小时来回却只能拉 5 桶酒精，陈亮想请那位销售总监再帮帮忙，但对方说实在不行了。

这一时期，民间捐赠的物资其实主要来自厂家已有库存——它们原本在一个月后就会被发往德国、日本或美国——当民间力量将它们运送到一线之后，停工的工厂已没有更多物资，张涛发现再要找物资很难。此时也陆续有医生告诉他，之后医院接受捐赠必须通过红十字会，他觉得，至少「国家队」进场了，医院应该不会那么缺物资了。

1 月 25 日，把手头的捐赠都完成后，张涛为自己的店买了几箱消毒液和医用酒精。同时他自己的身体也需要休息，一次搬货时他被箱子磕到，一根肋骨骨折。于是他待在家里用手机对接医院和捐赠者。

直到看到关于红十字会的种种消息后再去联系原来的口罩和防护服工厂，张涛才得知政府开始全面接管生产线和库存，一部分工厂被设为定点工厂，产销由政府统一安排，未经允许的工厂不得开工，也不得销售。他感到，民间捐赠的空间已经不那么大了。

张涛最后一次自己出门送物资，是去武汉市的一家定点医院送消毒液。对方的呼吸科护士长给他发了图片，护士身上还是穿着一次性雨衣和鞋套。这一次，他把自己店里备用的消毒液捐了。

武汉的自救不仅在医院，也不仅限于人类。

李考拉是位爱猫人士。她从 2017 年就开始为流浪猫寻找主人。后来，逐渐就有人在她那里寄养猫。这样的需求在春节最多，因为很多人需要短期离开。封城的消息突然发布后，很多人找李考拉帮忙，有的是上门喂养，有的是寄养，不知不觉，她的家里已经住了 30 多只猫。

封城之后，除了猫粮和猫砂变得紧张，照顾数只猫已经颇费精力的李考拉还要面对自己的生存问题。小区封闭了，预想中的社区帮忙送菜并没有出现。李考拉的妈妈联系菜农把菜拉到小区，她再下楼分发给之前预订的邻居，当中没有差价。虽然都约好了时间，但总有人没有准时下来，她只好一直等着。

李考拉没想到，封城也让她有机会看到故乡的另一面。封城第一晚，她去之前约好的人家喂猫。她第一次觉得武汉的夜晚好黑，从青山区开到江夏，40 多公里的路程，一辆车也没有。因为厨房也养了猫，李考拉以泡面为主食，每次出门去买泡面，路上都没有人。「我们武汉什么时候这么没人啊？」

封城后几天，李考拉有一次发烧到 38 度，尽管第二天就退了烧，她却开始在手机上记录要帮妈妈做的事，列出哪只猫要还给谁，哪只狗要给谁，自己有多少存款，谁欠自己钱。每天睡觉前，李考拉都会告诉自己，明天不能再出门了、不能再出门了。但第二天还是会有各种事让她不得不出门：猫咪救助站的志愿者需要猫粮、有流浪猫需要救助、有志愿者缺口罩……有时也有志愿者给她送口罩、送菜。

1 月 27 日那天，李考拉的小区里也有很多人打开窗唱歌。她关上了窗，怕飞沫进来，但又稍微开了条缝，邻居们更接近于叫喊的歌声让她觉得心情好了些。她的目标就是保证自己收养的，还有救助站的猫咪平安度过这次疫情。

记录：「但我能真的改变什么吗？」

导演林几居没有想到自己的成名作会是一系列发在微博的 vlog。

从 1 月 23 日封城开始，他用「蜘蛛猴面包」的 ID 发布 vlog《武汉封城日记》。初衷很简单，作为一个影视工作者和一个武汉人，他觉得自己的家乡遇到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事」。

这组视频成为武汉封城后人们关注最多的影像记录作品之一，截至 2 月 16 日，已经更新了 10 集。

封城头几天，林几居「特别有干劲」，每天早上 6 点多出门，晚上 7 点多到家，剩下的时间几乎都在剪辑。

视频走红之后很久，他才一条条点开留言看，都是希望他多拍点，最多的是两种意思：让外面的人知道武汉发生了什么，把更多武汉人的经历传达出去。

但过了最初的两个星期，林几居慢下来了。除了家人劝他当心身体，最直接的原因是医生李文亮的死。这名 34 岁的武汉中心医院的眼科医生，因为在微信里提醒朋友「出现 SARS 病人」，被当地派出所训诫，后来感染了新冠病毒，在 2 月 7 日不治去世。

林几居突然有了一个念头：是不是应该停止拍摄了。

在拍摄中，他不时参与其中，帮助病人，或是被其他人帮助。「很多人说从我的视频里看到了很多积极的东西，但我能真的改变什么吗？」他问自己。

甚至，拍摄病人也让他对自己做的事产生怀疑。林几居遇到一个女生陪着感染的父亲辗转寻找收治医院。林几居拍下了她打电话给市长热线时激动的样子，也跟着父女俩走进社区医院。医生似乎已经认识这名患者，但仍表示要入院得走个程序。这时女生告诉他，她姨妈的状况比爸爸更严重。林几居被这句话触动了，因为女生说话的口气，好像是在谈论一件习以为常的事情。

亲人深陷感染，病情一个比一个严重，这是可以习以为常的吗？

截至本文发稿，武汉人已经熬过了封城后的 26 天。

王乐的公司还没告诉她复工日期，她也不着急，毕竟是大公司。不过她担心老家的乡亲可能很难回到原来的岗位上了。「比如做家政的阿姨，就算疫情结束了，你说要过多久，人家才会愿意请湖北来的？」

陆正已经复工。他在公司从事市场工作，远程办公已成习惯。

陈亮所在的孝感执行了最严厉的隔离措施，所有人不得离开住处，还好村里人大多有自己的田地，他不至于挨饿。

潘璇的母亲最后入院了，病情得到缓解，只是还不稳定。

商场给张涛的理发店免掉了 2020 年头两个月的租金，这为他省下了 3 万元的成本，不过很显然，到了 3 月 1 日，他的店仍不能开张，可员工的薪水还得照发。发到什么时候？「发到发不出为止。」他说。

祁立和孙玉仍在持续自己高强度的工作。

《第一财经》杂志采访的所有武汉人，都会预测 (或者说猜测) 疫情什么时候会平稳，但没有人设想过疫情后的生活。对他们来说，对武汉这座城市来说，「战争」还在继续，不知道还有什么突变等着他们。

「这个城市很大，有很多地方我看不到。」林几居说。

新冠肺炎抗击实录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陆正、李考拉、王乐、潘璇、祁立、孙玉、林几居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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