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恶意的，其实是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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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大年三十，我回了一趟老家，第二天就离开，草草写了这一篇，原本是付费阅读，现在重发一下。或许，没有跋扈的县长，这返乡，也大可不必。

那一刻，我确定：在故乡，我成了一个异乡人。

我站在翠绿的麦地里，一时找不到我家的祖坟。附近的沟壑平整了很多，地貌大变。目之所及有两处坟群，我隐约觉得，西边的应该是我家的，却不敢肯定。

在这块地的西边尽头，原本是一大片洋槐，洋槐本是乔木，在这里长成了一人高的灌木，又密生为丛，盘根错节，极其难刨。往年，我总是以它们为祖坟定向。看来，2020年村民小组重新分地时，用推土机解决了这个历史遗留问题。

这片洋槐树丛的旁边，埋着一个跟我同龄的女孩，她是我的邻居，也是我的小学同学。1995年的暑假，她因肺结核医治无效，从内乡县城拉回村里。那天瓢泼的大雨，我坐在屋檐下翻看一本《今古传奇》，只听得她家的方向传来阵阵哭声，以及斧锯凿“噼噼啪啪”的声响。

大人们为她现做了一口薄棺，又浅浅地埋进去我家祖坟几十米的地头。当时这块地还属于我家，秋收时，我妈用衬衫缠着口鼻，呕吐了好几次，才割完了那八分地的芝麻。

这个进不了祖坟的女孩，终究还是湮没在时间的黄土里。而我家的祖坟，也似乎岌岌可危起来。

说是祖坟，其实就埋了两个人，我老奶奶（曾祖母），和我二爹。我老爷爷死在1960年，为生产队赶马车的途中，或是饿死，也或是病死。没人有心思和气力拉他回生产队，据说在爬鱼河的东岸随便挖个坑埋了。

十九年后，他的妻子正在灶间烧火时，突然说一声，“我头好晕”，就再也没有醒来。我们只知道她姓杨，因为肤白，叫“杨白女”。

幼时我多病，动不动就发高烧卧床不起。我妈找村医抓来成捆的中药，煎熬后逼着我一口口喝完，连碗底的泥浆和残渣都不能留。

中药缓不济急，她又请来村里一位神婆“胡司令”给我看，毫无疑问，我每一次都招了邪，而每一次都有人搭救我。

搭救我的人，就是我老奶奶。“亏得他老奶奶拦挡着，要不这娃儿可悬。”胡司令一言九鼎，我妈忙连连点头。

我想活下去，我一次次感激老奶奶能在另一个世界，多次为我挡下恶鬼的诅咒。我们未曾谋面，她一张照片也没有留下。我曾经相信，她仍在我们身边，日里夜里念念不忘她的子孙们。

直到我不再相信，我也不想埋进祖坟。我不认为一家人陆续埋进一片几十平米的土地里，便可以再行团聚。今生有缘，今生毕了，接下来不一定非要相见吧。

我最终还是借着东边姚家的祖坟，确认了我家祖坟的位置。我没有跪拜，对着老奶奶和二爹各鞠了一个躬，回到车上，我要走了，这次返乡不足一天。

过了三十岁后，每一次返乡，都像一次先扬后抑的奔逃。村里除了老人和你年龄上下相差不超三岁的人，你已经不认识其他人了，很公平，其他人也不认识你。

而这又不是全然的陌生，你必须在半生不熟中保持矜持和礼节。你不能再蹦跳着奔向田野，也无法和孩童们凑一群，把点燃的鞭炮掷向池塘，你必须假装你已经长大，活得快乐，而且有房有车，很成功。

那些你可以依靠的人，都老了，甚或死了。你成了被依靠的那个。过去的岁月里，那么多精壮的小伙，水灵的姑娘，都成了一个个满口恶俗俚语的中老年人，他们讨论的除了结婚生娃，就是发财致富。万古时空，狂想穿越宇宙的梦想，在村里都浓缩为一枚喜糖，一片幼儿尿布，再加一串账户数字。

老屋里那扇老镜子里，那张面孔连你自己都感觉陌生。不顾两手沾灰，翻出旧物老照片，打量后也无甚思量，仿佛旁观一个陌生的愣头青的少年，正在对世界散发傻气。

老屋里弥漫着一股酸味，会拉我们回到旧时光。那时候，因为贫困，父母的疏怠，邻人的恶意，在故乡经受过太多屈辱。那些屈辱的经历在现在看来，那么不值一提。可是永远都像一根根刺，扎在心脏的最深处。更要命的是，终其一生，我们都找不到能拔掉这些刺的人。

我们就这样被故乡始乱终弃。

待走出老屋，一切都像被某个魔术师给微缩了，房屋和树木都太矮，道路短且狭窄，三十年前拉着牛羊再也走不到头的阡陌，现在一个大跨步就能迈过去，只是迈过去之后，接下来又能去哪里？

据说是托了美丽乡村运动的福，爬鱼河的河道疏浚之后，政府又在上面建了多座水泥桥。主事者完成这些规定动作后，似乎已耗尽耐心，大多数桥就顺口叫做“爬鱼河桥”。桥的上下游，又新修或加固了若干堤坝，曾流淌无数人童年笑声的小河，也成了一条将死不死的水沟。

那片大地，被新建的婚房、新修的村村通公路和爬鱼河桥切割，成了一块凑不齐的拼图。天空也遍布灰霾，没有凛冽爽快的北风，也没有明晃晃恨不得把一个人照出两道影子的暖阳。田野里高耸破空的高压线杆，代表国家意志统治了一切。

故乡的天空，就像是从华北某个城乡结合部复制粘贴而来。一切都混沌了。

故乡先是散失了灵动，接着丢掉了逻辑，最后连记忆都假冒伪劣。

只有最矫情的人，才会念叨老家或故乡。

年三十晚上，我和朋友色色猴驱车回到村里。不到十分钟，我就开始焦虑。

起因是那条黑狗，我曾在《一条狗两头狗三条狗》描写过它的悲惨生活。它被拴在一条不到三米长的铁链上，幕天席地，每天靠残羹冷炙存活，没有阉割，也没有性生活。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只有我回来一两次，才会遛遛它。就这，还要顶着我妈的问责。

这晚，它听到我的声音，就狂吠起来，还夹着“唧唧”的哼叫，我趋近用手机灯光一照，原来它的铁链不知道何时缠上了地上的破棉袄——人们丢给它御寒所用，只剩下一米来长，这使得它想卧在地上睡觉，估计都很难。

“黑狗都快被吊死了，你不知道？”我有点生气，问我妈。

“我看它一时半刻死不了。”我妈不以为然。

我花了五分钟，才为黑狗解开了链结。门口的两只小狗，小黑和小灰见大黑解放了，恼羞成怒狂叫起来，大黑也往前狂扑。

我拉离了它，在附近的遛了一圈，它拼命地奔跑，时而深俯在地上，狂嗅着地上的枯枝败叶，然后拉大便，不拉那么多，只拉一点点。不到十分钟，它就拉了五六处。

它好像在宣示什么，却不承想，它只是一条被主人无意间虐待的狗。它注定会死得很惨。

色色猴窥出这狗的另一番心思，“不在自己窝里拉屎，是一条狗最后的体面。”

它想要体面，可人给它吗？

我这半生做过不少错事坏事，对不起过很多人，却很少对动物这么愧疚。每次回家见到大黑，我总会难受很久。人不是狗，不知狗之乐，狗被铁链囚禁的痛苦，人却一目了然。

我劝过我妈很多次放它一放，或者让孩子们每天遛一遛，我妈却根本不会听我的。在她看来，看门狗就活该如此拴着。

这世上日夜都在巴望着能见我一面的生灵，大黑可能是唯一的一个，我却注定只能辜负它。每次看到它，想到它，我就知道，老家正在失控，我却无能为力。

是的，我是一个强迫症。又过了一两个小时，我的强迫症又发作了。妹夫和妹妹开车要离开了，我看到妹妹抱着一岁多的外甥女坐到副驾驶上，安全带也不系，脑子里腾得一声，就满腔怒火。

“让你抱孩子别坐副驾驶，说了七八年了，你咋还不听？”

“木事儿木事儿，咱们这又不是高速路。”

“不是高速路就能大意了？你这要是磕一下碰一下，窜沟里，小孩就成了你的安全气囊了……”

她讪笑着，没有换座，也没有系安全带，摆摆手，走了。

妹妹家还好，我妹夫不抽烟，车里空气还能闻。我弟弟的车里，烟味儿常年久不散。经常拉着四个孩子，他还仍旧在车里抽烟。我怒斥了好多次，没用。周围的人只会觉得我多事。

我不需要在故乡被谁抽几个大嘴巴，辱骂几句，才想着逃散。一根狗链，一条安全带，一团二手烟，父亲写一副歌颂盛事的春联，母亲做了几道咸得发苦的菜……都足以让我惊惧难安。

事情要回到年三十中午，在色色猴的撺掇下，我临时起意，打电话告诉我妈，我想回老家一趟，她不假思索回道：

“你白（别）回来了，太麻烦，还得招待你……”

孙旭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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