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左了?

使用CN2/CN2GIA顶级线路,支持Shadowsocks/V2ray科学上网,支持支付宝付款,每月仅需 5 美元
## 加入品葱精选 Telegram Channel ##

知乎用户 阿疯 发表

年轻人是天然左。

左倾:左倾是指政治上追求进步、同情劳动人民的倾向。政治思想上超越客观,脱离社会现实条件,陷入空想、盲动和冒险的倾向。

年轻人左是他充满热情和政治幼稚同时存在的表现。

充满热情说明他们有崇高理想、有远大报复,政治幼稚是一个客观过程。理想和热情很重要,政治幼稚只是一个客观成长过程。

年青人要是越来越右,那才是真正完蛋了。

所以不要把年轻人越来越左看的有什么问题。

左倾是年轻人的天性。

年青喜欢的热血动漫,那些主角那个不左,那都是左了不能在左的人物。

所以中国年轻人越来越左是天性使然,是社会自由的表现。

年轻人虽然容易陷入空想和盲动,但这是年轻人的政治自由,你们不能干涉。

至于批判,我看就没有这个必要了把。

年轻人的创造能力无与伦比,你觉得他是盲动,万一他搞成了呢?

那不是老脸挂不住了。

知乎用户 胖可丁​ 发表

我是 90 初的那一批人,

工人家庭,

我的家庭和我自己,在历史洪流的奋勇前进中跌宕起伏,

我的父母经历了国企改革,全面下岗,

我们家的第一个房子很小,只有 50 平米,

是国家分的。

90 后,尤其是 90 初的这一批人,

生长在历史变革,跨越千禧的时期,

1990-2002,我们的家庭在学习自谋出路,

无数工人阶级,在转变思维,

没有了包分配,铁饭碗,分房子,

我爸妈无比庆幸我小的时候,都是先看病再缴费,国家全部报销。

我们成长在经济快速发展,创造奇迹的时期,

2005-2015,

这十年,中国靠互联网,靠房地产的欣欣向荣,创造了经济体的新局面,

这期间,有无数次国家主导、资本主力的造福运动,让相当一批 70.80 后完成阶层上升和跨越。

然后,2016 - 至今,

世界经济周期进入下行通道,

国际政治不明朗,斗争逐渐激烈,

这是什么时期?

是 90 后结束脱产,走出校园,进入社会的时期。

资本主义的高潮,必然伴随着工人阶级的痛苦,娱乐至死正在高歌猛进,

具有乐观主义精神的 90 后,被内卷和躺平砸得喘不过气。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房地产和互联网,竟然分化了我们?

为什么当我们要走上社会的时候,

经济下行了?

为什么,出路在哪儿?希望在哪儿?

这跟学校里教的不一样啊!

至于 00 后,他们成长于经济巅峰到下行的这段时期,

如今的他们,比我们要更清醒,

东北快手里的小镇青年,

和住在徐汇区别墅里的 00 后,

都是这个时代的年轻人。

既然如此,就要寻找出路。

农村,有相当一批中老年 “基督教徒”,

人是必然要有一个信仰,

才好劝说自己坚持下去的,

我们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毛选,

我们唱颂共产党宣言,

因为这是我们选择的道路,

是符合这两代年轻人,在学堂上学到的,和现实里面对的现实的道路。

如果资本主义即将迎来顶峰,

那么我不介意推他一把,

让娱乐至死彻底到来,

让推倒重建,加速。

亲爱的达瓦里希,我们是无产阶级工人,

你要坚信自己选择的道路,也是被道路所选择。

共产主义没有那么快实现,

但只要我们走在这条路上,

它便正在照进现实。

知乎用户 倪国东 发表

这就像小时候弹玻璃球似的,一堆小孩商量完规则玩半天了,结果你是后来的那个小孩,先来的小孩通过 “合意” 决定后来的小孩要先交出一颗玻璃球作为参与游戏的“押金”,而先来的小孩则不用。所以,后来的小孩势必会挑战这个规则的,这跟后来多少个小孩参与无关,是规则本身就没有让后来的小孩参与制定的可能,且先来的小孩说啥是啥而已。

不服气咋办?

后来的小孩总会有胆肥的,再起一摊比划起来,和后来的小孩一同制定规则重新开局即可。

结果,先来的小孩不干了,即便他们玩老半天了,也没有带别人的意思,但就是不让后来的小孩重新起摊,只能玩他们的;而且要玩可以,先交出一颗玻璃球作 “押金”,否则,不带!

事情发展到一定程度,先来的小孩总会干涉不过来的,实在不行后来的小孩换地方呗,时间一长,先来的小孩就有个疑问:

怎么后来的小孩,都不咋听话呢?为啥不按套路出牌呢。。。

知乎用户 雨巷旧忆 发表

2020 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它是脑力无产者明显左转的一年(转向批评资本主义),也是体力无产者明显感受到危机的第一年。

自从 1978 年以来,中国资本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与之相伴的是,资本家的地位和劳动者的意识也经历了三个阶段。

1978-1992

这是中国资本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资本从无到有被召唤出来,并在全国范围建立了统一的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金融体系。

1978 年之前,成为一个资本家去剥削工人不仅是可耻的,而且是非法的。改革开放之后,第一批资本家(最初还只是城乡个体户)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1981 年,一个问题在党内引发激烈讨论,社会主义制度下出现的私人雇工算不算剥削。争论不休之下,最后给了一个似而非的结论,雇工不超过 8 人就不算剥削,超过 8 人就是剥削。但是资本的发展是迅猛的,8 人的限制迅速就被打破。

1983 年 1 月,中央对超出 8 人的雇工提出 “三不” 原则:“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在这样暧昧不清的环境中,资本迅速发展,资本家作为一个阶级重新出现在华夏大地这片工农故土之上。

资本家在发家致富的同时,并没有相应的社会地位。他们不能进人大、不能进政协、不能入党,他们甚至对自己剥削工人而积攒的家底能不能保存下来都心里没底,毕竟,在十年前我党还要没收资本家的财产。

在城市中,工人阶级还有铁饭碗,而那些今天发家致富的资本家,昨天还只是返城没有工作的知情、游手好闲的二流子、以及其他形形色色被无产阶级看不上的人。对这些发了财的资本家,无产阶级在羡慕中又流露出鄙夷,“不就有两个臭钱吗,国家过两天就给你没收了。”

在农村里,第一批农民工已经出现。社会主义时期的社队企业,在人民公社解体后改了个名字叫做 “乡镇企业”,这些乡镇企业被承包给各种“能人” 开始了资本化的发展。本地农民成了乡镇企业雇工主要的产业后备军,这些农民除了从事农业生产外,还在自己所在乡镇的企业做兼职工作,他们同时从事工业和农业,显著特征就是 “离土不离乡”。

国家到底会不会没收财产?是不是把资本家养肥了又宰掉?很多资本家自己心里都没底。为了给资本家安心,1987 年,总设计师曾有一次讲话,他意味深长的说,“现在我们国内人们议论雇工问题,我和好多同志谈过,犯不着在这个问题上表现我们在‘动’,可以再看几年。” 当然,为了减小阻力,总设计师又安慰那些还坚持传统的老干部说,“现在的雇工大致上只是小企业和农村已经承包的农民,雇工人数同全国一亿多职工相比,数目很小。从全局看,这只不过是小小的一点。要动也容易,但是一动就好像政策又在变了。动还是要动,因为我们不搞两极分化。但是,在什么时候动,用什么方法动,要研究。” 然而,这一研究就是数十年。

1988 年,在资本发展了将近十年之后,在资本家已经成为了一个新兴的阶级之后,在农民工重新出现之后,在城市工人尚在梦中仍能分房的时候,在大学生还是天之骄子能够获得国家干部身份的时候,全国人大修宪了。私营经济终于获得了法律认可。

这是两个时代转轨的衔接点,从计划到市场,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体制,从劳动人民当家做主到资本家重回庙堂。

在这个衔接点上,资本家除了钱更多一点之外,他还没有获得相应的地位。他不仅不能入人大政协,就连他的子女进入大学的机会也比不上工农子弟,当然,更比不上国家干部。下面这张图就是其他社会群体子女进入大学的几率与资本家群体的比值,1982 年,城市工人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3.23 倍,农民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2.13 倍。1990 年,城市工人工人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10.78 倍,农民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6.22 倍。

而这一切,在 1992 年之后,彻底改变了。

1992-2008

这是资本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南巡拉开了这个阶段的帷幕,指明了资本发展的方向,终结了姓社姓资的讨论,为资本重新跃马扬鞭在华夏大地上纵横驰骋扫清了障碍。

这个阶段有多个标志性事件,其中,1993 年底夺去 87 个女工生命的致丽大火最让人悲痛不已。这把火宣告着资本对劳工的统治重新建立起来了,自此之后数十年间,劳工只能在资本的铁蹄下卑微地活着,或者卑微地死去。

低廉的工价,极度宽松的招商环境,大量受过教育的工人,完善的建基设施,以及全行业的产业链,这一切,使得中国成了资本升值的天堂。资本快速的发展着。

1992 年之前的资本,除了少数红顶商人之外,多数就是个体户和农村 “能人”。1992 年之后,大量体制内人员下海,大量国企干部收购国企从管理层变为所有者。1997-1998 的私企普查,干部下海由于掌握更多社会资源,纯利润是平均数的 1.9 倍。

这个阶段,大量灰色交易和违法行为出现,据戴建中估计,1989 到 1998 年间,私企偷税漏税超过 2700 亿元,大致占这些年间财政收入的 5%。

老板钱更多了,地位也更稳了。2001 年七一讲话提到,私营企业主等人 “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通过合法经营,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作出了贡献。他们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团结在一起,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如果这些人 “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则应该将他们 “吸收到党内来”。从这一年开始,资本家得以加入共产党,剥削者在党的组织中也合法了。老板们不仅仅能够入党,还渗入各级人大、政协参政议政。

越是大资本家,越是追求政治地位,积极入党,甚至本身就是党员经商。《全国工商联上规模民营企业调研分析报告》(2000~2014 年)做过一次调查,基本情况如下表。

1、规模以上私营企业的所有者界定为大资本家。2、在中小企业主中,按照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标准,将工业营业额不超过 3000 万元和其他行业不超过 1000 万元的企业拥有者界定小资本家。3、其余为中型资本家。

在城市中,免费分房和福利医疗都没了,国企改制终结了工人铁饭碗的梦。在国企工人没落的同时,新生代农民工成了无产阶级的主体,特别是在我国加入 WTO 之后,农民工数量更是突飞猛进。2003-2008 年,全国外出农民工每年增长 600 万到 800 万人。这批人,不知福利分房为何物,不知免费医疗为何物,他们成长在改开的年代,工作在资本的工厂,从来都认为被剥削压迫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这是一次重要的意义非凡的血液的替换,清洗掉了曾经的记忆,为资本进一步在意识形态上获得统治地位打下基础。

在农村中,小农经济在短暂的复苏后开始出现问题,三农问题的焦虑成了上个世纪末集体的记忆。但是,农民问题在中国加入 WTO 后迅速让位,因为农村中大部分青壮年流入城市,农村以这样的方式逐步枯萎,农村问题以这样的方式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

此时,资本家和工农子弟的差距终于拉开了。不论在财富上、地位上或者社会声望上。资本已经完全合法,没有人再讨论雇工几人才算剥削,剥削嘛,你不剥削,别人就剥削,剥削你是给你工作机会,你要感恩才是。2005 年后,曾有人借国企管理层肆意 MBO 之际攻击资本家,揭露他们那些见不得人的老底,要清洗他们的原罪。但是主流舆论不理不睬,甚至有学者建议豁免所有资本家的原罪,因为如果要追究,大部分资本家都有罪。

资本大踏步的前进,工农再次匍匐在地,就在资本与工农的中间,一个新兴的群体出现了。这个群体是随着中国城镇化、资本全球化以及新兴互联网行业的出现而壮大的,他们以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为主。他们从事着法律、会计、金融、管理以及各种各样的科研技术工作。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或者是由于在部门中占据管理职能,或者是掌握了较强的技术因此具有一定的不可替代性,或者是由于身处垄断行业,能在资本剥削劳动力的体制中,比普通劳动者拥有更好的工作环境、更大的组织生产的权力,因而也能获得更高的薪酬,这批人是新兴小资产阶级(教授、高中特级教师、部门经理、部分金融从业人员、大公司工程师、部分互联网从业人员等等)。他们中的另一批人,从事着低端的技术工作或底层的管理工作,拿些微薄的仅仅比体力无产者稍多的薪水,这些人是典型的脑力无产者(外包程序员、金融行业底层人员、部门办事员、中小学老师、公司技术员等等)。

在资本快速发展的时候,新兴的小资产阶级在高声欢呼。他们诅咒那个计划的时代,他们和主流一起歌颂这个冉冉兴起的盛世,他们为资本的每一次前行激动不已,肥得流油的资本总能滴下几滴油喂饱他们不大的野心。

脑力无产者仍有希望上升为新兴的小资产阶级,他们和新兴小资产阶级在同一间办公室办公,在同一个餐桌吃饭,有着类似的背景,聊着相同的话题。因此,他们也具有类似的意识形态。他们崇尚竞争,相信靠自己的努力能改变命运,他们喝着老板的鸡汤、看着成功学的视频、听着马云的演讲、畅想着美好的未来。

与资本在精神上以及一定程度也在利益上结盟的新兴小资产阶级,以及被新兴小资产阶级小康般生活吸引的脑力无产者,构成了知乎等新媒体上最初的用户群体。这个群体当然也在新兴的知乎等媒体上,用符合资本要求的话语回答着、讨论着各种问题。

2008 至今

这是资本发展的第三个阶段,这是资本盛极而衰的阶段。

在这个阶段的初期,资产阶级变得更强大了。中国资本依靠举国体制和凯恩斯主义实现弯道超车,一举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中国的垄断资本更是一举超过英德日法,成为全球第二,世界 500 强的数量从 2007 年的 30 个,飙升至 2015 年的 106 个。

资本家除了更有钱之外,还更深地进入社会管理领域。我们看第九届(1998)和第十一届(2008)全国人大代表构成,资产阶级成了除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之外最大的群体。他们是由房地产商、工商业巨头、互联网贵族以及各地富豪构成的,他们是人们口中的大老板、大富豪。他们仅占人口中的极少部分,但在全国人大代表中占比 2 成左右。至于表格中的专业人士群体,是由演艺界明星、金融大佬、知名运动员、律所合伙人等所谓精英构成的,他们多数人事实上也是资本家。

在这个阶段,农民作为一个阶级在快速没落。青壮年转移使得农村成了 993861 部队,即 99 重阳的老人,38 妇女的女性,61 儿童的小孩。当前农村中,纯务农或以务农为主,多曾经在外打工数年,由于年龄等原因无法继续打工才回乡务农。按《当代中国阶级阶层变动》系列报告所述,纯务农者,“他们中有 67.91% 的人曾是雇员或是工薪收入者,也就是打过工,最后才回归到农村务农,大部分是年纪大了回到农村务农。” 小农作为一个群体必然在市场经济中消亡,这是难以避免的。

在这个阶段,还有两个重要的矛盾在快速展,这对中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其一,中国资本的快速发展使得国内市场越来越狭窄了,过剩资本不断对外输出,2012 年之后的再一次过剩加速了资本的输出,从 2014 年起,中国成为了资本净输出国。而全世界的市场是有限的,中国输出的资本必然和英法美德意日等老牌帝国主义产生竞争,导致这些国家的垄断利润下滑,这是美国垄断资产阶级不愿意看到的。事实上,从 2012 年奥巴马亚太再平衡战略起,美国就明确了遏制中国资本的策略,这一方针在特朗普政府被公开化。

其二,工人阶级自发的抗争越来越多,在抗争的推动下,他们实际工资有了一个快速增长的阶段。这个阶段大致是从 2003-2015,其中 2010 年前后增长最快。这使得资本眼中的 “成本” 越来越高,低端产业的利润越来越低。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上述两个矛盾的影响下发展得更快了,大规模的产能过剩使得中国 GDP 增长率从 2013 年开始断崖式下滑,经济进入了一个被称为 “新常态” 的时期。为了保住经济,我国分别在 2009 年和 2014 年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刺激政策,伴随着刺激政策的深化,房价终于上天。

买了房的新兴小资产阶级仍然在欢呼着盛世,没有买房的小资产阶级以及广大的脑力无产者开始望房兴叹。伴随着利润的下滑,资本对他们的压榨似乎变得更重一些了,伴随着房价的上涨,资本带给他们的希望明显变得更为渺茫。

2018 年以来,内外部矛盾都更多了。吃饭的时候,那些明显不关心社会话题的人,也开始谈论社会问题,有些是因为彩礼引起的,有些是因为工资引起的,有些是因为房价引起的,有些是因为被优化引起的,所有的都是因为在资本的体制下生存的压力引起的。

还是这么一群人,还是在知乎等新媒体上面,曾经,他们为资本的发展鼓与呼,现在,他们开始自发地咒骂着资本。

而这群人有一个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具备的特点,他们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中长大的。不论他们读书的时候是否认可 “阶级”、“剥削”、“剩余价值” 这类概念及其内涵,他们都曾被广泛地灌输这类意识。当资本高速发展可以些许惠及他们的时候,他们抛弃了这些概念,当资本不再能给他们带来希望而只会无情压榨他们的时候,这些概念在他们的脑海中回归了。他们开始用 “资本家” 称呼企业家,用 “剥削” 描述企业家,用 “阶级” 审视企业家。

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开始左转,在网上自发地宣传着曾经在课本上学得的知识,剥削,阶级,资本家,剩余价值。他们中的一少部分人甚至开始自己花时间学习着各种课本上不曾涉及的知识,毛选,马恩选集,列宁的书,以及那些被忽视或掩盖的历史。

他们开始在网上论战,论战的对象是各种纯色或杂色的小粉红,各种精神或肉体的资本家,以及广大的在他们看来尚未觉醒的劳动者,当然,还有那些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包装起来的沙文主义者。

2020 年突如其来的疫情把这一切又放大了,压迫似乎又重了一点点,房价似乎还是那么高,工作似乎更加不稳定了,美好的生活显得似乎更加渺茫。

而那些企业家在几十年的高速发展中培养出的傲慢和残忍,一次次刺中他们的心。“996” 是福报,商业是公益,企业家还要给自己设立节日,企业家还要提案成立两年以内的企业不用遵守劳动法。

这一切都促发了知乎群体在 2020 年对资本家态度的急剧转变。

然而,这个群体毕竟只是劳动者中人数较少的一部分,广大的体力无产者还没有那么强的感受,他们本来工资就低,他们本来就不指望在大城市买房,他们本来就生活在底层,他们获取信息的渠道也更有限,他们抽象思考的能力也更差一些,他们似乎还没有多大变化。

但是,体力无产阶级也在变化。工资赶不上物价,“2017 年这个单间 300 块,今年这个单间 550 块”,“我下班还要打一份临工,哪有时间休息”。他们的抱怨也多起来了。不仅如此,经济下滑,很多工人回到老家,这些回到老家的工人会失去收入,经济危机在预演了。

2020 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它是脑力无产者明显左转的一年(转向批评资本主义),也是体力无产者明显感受到危机的第一年。

风暴远远还没来,但是脑力无产者的左转释放了一个明显的信号,天边已经聚起了几朵乌云,雷声也若隐若现,敏锐的人甚至能看到那划破夜空的几道微弱的闪电,历史的辩证法携着天边的风暴以不可抵挡的趋势向我们奔来,而极少数敏锐的青年已经张开双臂准备拥抱它了

原作者:佐伊 23

知乎用户 辞柯 发表

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也能看得出来以后也不会有什么。那我还保守个毛啊?

从小到大老师家长告诉我要努力要正能量,等我越长越大我发现这些东西假的很,我的阅历不断加深,我越来越对自己从小到大被灌输的东西感到怀疑。

为什么说越努力越幸运,可是为什么有人一天十二个小时工作时间却还是只能苟延残喘呢?

我在课堂上学的东西仿佛只是为了能把自己买一个好价钱,可是我不是商品,我不是货物,我是一个人。

如果只是这样就算了,我可以平平淡淡碌碌无为过一辈子,可是偏偏有人按着我的头告诉我:2000¥>3000$。你过得已经很好了,你应该心存感恩!一切都是比较而言。说完还一把堵上了我的嘴。还有六亿人月收入不超过一千元,他们的声音连发都发不出来。

我像是一颗煤球,我和无数与我相同命运的人被一起扔进一个名叫社会熔炉,最后除了缕缕黑烟以及列车的前进,我好像没有任何存在过的证据,但是我在书上看到,我们也应该是列车上的乘客,我想让事情是它本来该有的那个样子。

我们年轻人什么都没有,我们了解世界的途径越来越宽阔,可是我了解的越多我就越来越失望,这时候我还剩下什么呢?我只剩下别人所谓的激进,幼稚与理想化了。

知乎用户 钱尼马 发表

30 岁以前的人不左,这个人是人渣。

30 岁以后的人转右了,他不过是 30 岁就死了,80 岁才埋的人渣,死后六个月再也没有人记住他。

十字军永远在东征

知乎用户 李国宝 发表

可能是因为他们还年轻,

当然也是因为永远有人年轻,

我更加希望有人永远年轻。

知乎用户 匿名用户 发表

2020 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它是脑力无产者明显左转的一年(转向批评资本主义),也是体力无产者明显感受到危机的第一年。

自从 1978 年以来,中国资本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与之相伴的是,资本家的地位和劳动者的意识也经历了三个阶段。

1978-1992

这是中国资本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资本从无到有被召唤出来,并在全国范围建立了统一的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金融体系。

1978 年之前,成为一个资本家去剥削工人不仅是可耻的,而且是非法的。改革开放之后,第一批资本家(最初还只是城乡个体户)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1981 年,一个问题在党内引发激烈讨论,社会主义制度下出现的私人雇工算不算剥削。争论不休之下,最后给了一个似而非的结论,雇工不超过 8 人就不算剥削,超过 8 人就是剥削。但是资本的发展是迅猛的,8 人的限制迅速就被打破。

1983 年 1 月,中央对超出 8 人的雇工提出 “三不” 原则:“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在这样暧昧不清的环境中,资本迅速发展,资本家作为一个阶级重新出现在华夏大地这片工农故土之上。

资本家在发家致富的同时,并没有相应的社会地位。他们不能进人大、不能进政协、不能入党,他们甚至对自己剥削工人而积攒的家底能不能保存下来都心里没底,毕竟,在十年前我党还要没收资本家的财产。

在城市中,工人阶级还有铁饭碗,而那些今天发家致富的资本家,昨天还只是返城没有工作的知情、游手好闲的二流子、以及其他形形色色被无产阶级看不上的人。对这些发了财的资本家,无产阶级在羡慕中又流露出鄙夷,“不就有两个臭钱吗,国家过两天就给你没收了。”

在农村里,第一批农民工已经出现。社会主义时期的社队企业,在人民公社解体后改了个名字叫做 “乡镇企业”,这些乡镇企业被承包给各种“能人” 开始了资本化的发展。本地农民成了乡镇企业雇工主要的产业后备军,这些农民除了从事农业生产外,还在自己所在乡镇的企业做兼职工作,他们同时从事工业和农业,显著特征就是“离土不离乡”。

国家到底会不会没收财产?是不是把资本家养肥了又宰掉?很多资本家自己心里都没底。为了给资本家安心,1987 年,总设计师曾有一次讲话,他意味深长的说,“现在我们国内人们议论雇工问题,我和好多同志谈过,犯不着在这个问题上表现我们在‘动’,可以再看几年。” 当然,为了减小阻力,总设计师又安慰那些还坚持传统的老干部说,“现在的雇工大致上只是小企业和农村已经承包的农民,雇工人数同全国一亿多职工相比,数目很小。从全局看,这只不过是小小的一点。要动也容易,但是一动就好像政策又在变了。动还是要动,因为我们不搞两极分化。但是,在什么时候动,用什么方法动,要研究。” 然而,这一研究就是数十年。

1988 年,在资本发展了将近十年之后,在资本家已经成为了一个新兴的阶级之后,在农民工重新出现之后,在城市工人尚在梦中仍能分房的时候,在大学生还是天之骄子能够获得国家干部身份的时候,全国人大修宪了。私营经济终于获得了法律认可。

这是两个时代转轨的衔接点,从计划到市场,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体制,从劳动人民当家做主到资本家重回庙堂。

在这个衔接点上,资本家除了钱更多一点之外,他还没有获得相应的地位。他不仅不能入人大政协,就连他的子女进入大学的机会也比不上工农子弟,当然,更比不上国家干部。下面这张图就是其他社会群体子女进入大学的几率与资本家群体的比值,1982 年,城市工人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3.23 倍,农民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2.13 倍。1990 年,城市工人工人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10.78 倍,农民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6.22 倍。

而这一切,在 1992 年之后,彻底改变了。

1992-2008

这是资本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南巡拉开了这个阶段的帷幕,指明了资本发展的方向,终结了姓社姓资的讨论,为资本重新跃马扬鞭在华夏大地上纵横驰骋扫清了障碍。

这个阶段有多个标志性事件,其中,1993 年底夺去 87 个女工生命的致丽大火最让人悲痛不已。这把火宣告着资本对劳工的统治重新建立起来了,自此之后数十年间,劳工只能在资本的铁蹄下卑微地活着,或者卑微地死去。

低廉的工价,极度宽松的招商环境,大量受过教育的工人,完善的建基设施,以及全行业的产业链,这一切,使得中国成了资本升值的天堂。资本快速的发展着。

1992 年之前的资本,除了少数红顶商人之外,多数就是个体户和农村 “能人”。1992 年之后,大量体制内人员下海,大量国企干部收购国企从管理层变为所有者。1997-1998 的私企普查,干部下海由于掌握更多社会资源,纯利润是平均数的 1.9 倍。

这个阶段,大量灰色交易和违法行为出现,据戴建中估计,1989 到 1998 年间,私企偷税漏税超过 2700 亿元,大致占这些年间财政收入的 5%。

老板钱更多了,地位也更稳了。2001 年七一讲话提到,私营企业主等人 “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通过合法经营,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作出了贡献。他们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团结在一起,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如果这些人 “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则应该将他们 “吸收到党内来”。从这一年开始,资本家得以加入共产党,剥削者在党的组织中也合法了。老板们不仅仅能够入党,还渗入各级人大、政协参政议政。

越是大资本家,越是追求政治地位,积极入党,甚至本身就是党员经商。《全国工商联上规模民营企业调研分析报告》(2000~2014 年)做过一次调查,基本情况如下表。

1、规模以上私营企业的所有者界定为大资本家。2、在中小企业主中,按照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标准,将工业营业额不超过 3000 万元和其他行业不超过 1000 万元的企业拥有者界定小资本家。3、其余为中型资本家。

在城市中,免费分房和福利医疗都没了,国企改制终结了工人铁饭碗的梦。在国企工人没落的同时,新生代农民工成了无产阶级的主体,特别是在我国加入 WTO 之后,农民工数量更是突飞猛进。2003-2008 年,全国外出农民工每年增长 600 万到 800 万人。这批人,不知福利分房为何物,不知免费医疗为何物,他们成长在改开的年代,工作在资本的工厂,从来都认为被剥削压迫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这是一次重要的意义非凡的血液的替换,清洗掉了曾经的记忆,为资本进一步在意识形态上获得统治地位打下基础。

在农村中,小农经济在短暂的复苏后开始出现问题,三农问题的焦虑成了上个世纪末集体的记忆。但是,农民问题在中国加入 WTO 后迅速让位,因为农村中大部分青壮年流入城市,农村以这样的方式逐步枯萎,农村问题以这样的方式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

此时,资本家和工农子弟的差距终于拉开了。不论在财富上、地位上或者社会声望上。资本已经完全合法,没有人再讨论雇工几人才算剥削,剥削嘛,你不剥削,别人就剥削,剥削你是给你工作机会,你要感恩才是。2005 年后,曾有人借国企管理层肆意 MBO 之际攻击资本家,揭露他们那些见不得人的老底,要清洗他们的原罪。但是主流舆论不理不睬,甚至有学者建议豁免所有资本家的原罪,因为如果要追究,大部分资本家都有罪。

资本大踏步的前进,工农再次匍匐在地,就在资本与工农的中间,一个新兴的群体出现了。这个群体是随着中国城镇化、资本全球化以及新兴互联网行业的出现而壮大的,他们以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为主。他们从事着法律、会计、金融、管理以及各种各样的科研技术工作。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或者是由于在部门中占据管理职能,或者是掌握了较强的技术因此具有一定的不可替代性,或者是由于身处垄断行业,能在资本剥削劳动力的体制中,比普通劳动者拥有更好的工作环境、更大的组织生产的权力,因而也能获得更高的薪酬,这批人是新兴小资产阶级(教授、高中特级教师、部门经理、部分金融从业人员、大公司工程师、部分互联网从业人员等等)。他们中的另一批人,从事着低端的技术工作或底层的管理工作,拿些微薄的仅仅比体力无产者稍多的薪水,这些人是典型的脑力无产者(外包程序员、金融行业底层人员、部门办事员、中小学老师、公司技术员等等)。

在资本快速发展的时候,新兴的小资产阶级在高声欢呼。他们诅咒那个计划的时代,他们和主流一起歌颂这个冉冉兴起的盛世,他们为资本的每一次前行激动不已,肥得流油的资本总能滴下几滴油喂饱他们不大的野心。

脑力无产者仍有希望上升为新兴的小资产阶级,他们和新兴小资产阶级在同一间办公室办公,在同一个餐桌吃饭,有着类似的背景,聊着相同的话题。因此,他们也具有类似的意识形态。他们崇尚竞争,相信靠自己的努力能改变命运,他们喝着老板的鸡汤、看着成功学的视频、听着马云的演讲、畅想着美好的未来。

与资本在精神上以及一定程度也在利益上结盟的新兴小资产阶级,以及被新兴小资产阶级小康般生活吸引的脑力无产者,构成了知乎等新媒体上最初的用户群体。这个群体当然也在新兴的知乎等媒体上,用符合资本要求的话语回答着、讨论着各种问题。

2008 至今

这是资本发展的第三个阶段,这是资本盛极而衰的阶段。

在这个阶段的初期,资产阶级变得更强大了。中国资本依靠举国体制和凯恩斯主义实现弯道超车,一举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中国的垄断资本更是一举超过英德日法,成为全球第二,世界 500 强的数量从 2007 年的 30 个,飙升至 2015 年的 106 个。

资本家除了更有钱之外,还更深地进入社会管理领域。我们看第九届(1998)和第十一届(2008)全国人大代表构成,资产阶级成了除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之外最大的群体。他们是由房地产商、工商业巨头、互联网贵族以及各地富豪构成的,他们是人们口中的大老板、大富豪。他们仅占人口中的极少部分,但在全国人大代表中占比 2 成左右。至于表格中的专业人士群体,是由演艺界明星、金融大佬、知名运动员、律所合伙人等所谓精英构成的,他们多数人事实上也是资本家。

在这个阶段,农民作为一个阶级在快速没落。青壮年转移使得农村成了 993861 部队,即 99 重阳的老人,38 妇女的女性,61 儿童的小孩。当前农村中,纯务农或以务农为主,多曾经在外打工数年,由于年龄等原因无法继续打工才回乡务农。按《当代中国阶级阶层变动》系列报告所述,纯务农者,“他们中有 67.91% 的人曾是雇员或是工薪收入者,也就是打过工,最后才回归到农村务农,大部分是年纪大了回到农村务农。” 小农作为一个群体必然在市场经济中消亡,这是难以避免的。

在这个阶段,还有两个重要的矛盾在快速展,这对中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其一,中国资本的快速发展使得国内市场越来越狭窄了,过剩资本不断对外输出,2012 年之后的再一次过剩加速了资本的输出,从 2014 年起,中国成为了资本净输出国。而全世界的市场是有限的,中国输出的资本必然和英法美德意日等老牌帝国主义产生竞争,导致这些国家的垄断利润下滑,这是美国垄断资产阶级不愿意看到的。事实上,从 2012 年奥巴马亚太再平衡战略起,美国就明确了遏制中国资本的策略,这一方针在特朗普政府被公开化。

其二,工人阶级自发的抗争越来越多,在抗争的推动下,他们实际工资有了一个快速增长的阶段。这个阶段大致是从 2003-2015,其中 2010 年前后增长最快。这使得资本眼中的 “成本” 越来越高,低端产业的利润越来越低。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上述两个矛盾的影响下发展得更快了,大规模的产能过剩使得中国 GDP 增长率从 2013 年开始断崖式下滑,经济进入了一个被称为 “新常态” 的时期。为了保住经济,我国分别在 2009 年和 2014 年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刺激政策,伴随着刺激政策的深化,房价终于上天。

买了房的新兴小资产阶级仍然在欢呼着盛世,没有买房的小资产阶级以及广大的脑力无产者开始望房兴叹。伴随着利润的下滑,资本对他们的压榨似乎变得更重一些了,伴随着房价的上涨,资本带给他们的希望明显变得更为渺茫。

2018 年以来,内外部矛盾都更多了。吃饭的时候,那些明显不关心社会话题的人,也开始谈论社会问题,有些是因为彩礼引起的,有些是因为工资引起的,有些是因为房价引起的,有些是因为被优化引起的,所有的都是因为在资本的体制下生存的压力引起的。

还是这么一群人,还是在知乎等新媒体上面,曾经,他们为资本的发展鼓与呼,现在,他们开始自发地咒骂着资本。

而这群人有一个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具备的特点,他们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中长大的。不论他们读书的时候是否认可 “阶级”、“剥削”、“剩余价值” 这类概念及其内涵,他们都曾被广泛地灌输这类意识。当资本高速发展可以些许惠及他们的时候,他们抛弃了这些概念,当资本不再能给他们带来希望而只会无情压榨他们的时候,这些概念在他们的脑海中回归了。他们开始用 “资本家” 称呼企业家,用 “剥削” 描述企业家,用 “阶级” 审视企业家。

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开始左转,在网上自发地宣传着曾经在课本上学得的知识,剥削,阶级,资本家,剩余价值。他们中的一少部分人甚至开始自己花时间学习着各种课本上不曾涉及的知识,毛选,马恩选集,列宁的书,以及那些被忽视或掩盖的历史。

他们开始在网上论战,论战的对象是各种纯色或杂色的小粉红,各种精神或肉体的资本家,以及广大的在他们看来尚未觉醒的劳动者,当然,还有那些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包装起来的沙文主义者。

2020 年突如其来的疫情把这一切又放大了,压迫似乎又重了一点点,房价似乎还是那么高,工作似乎更加不稳定了,美好的生活显得似乎更加渺茫。

而那些企业家在几十年的高速发展中培养出的傲慢和残忍,一次次刺中他们的心。“996” 是福报,商业是公益,企业家还要给自己设立节日,企业家还要提案成立两年以内的企业不用遵守劳动法。

这一切都促发了知乎群体在 2020 年对资本家态度的急剧转变。

然而,这个群体毕竟只是劳动者中人数较少的一部分,广大的体力无产者还没有那么强的感受,他们本来工资就低,他们本来就不指望在大城市买房,他们本来就生活在底层,他们获取信息的渠道也更有限,他们抽象思考的能力也更差一些,他们似乎还没有多大变化。

但是,体力无产阶级也在变化。工资赶不上物价,“2017 年这个单间 300 块,今年这个单间 550 块”,“我下班还要打一份临工,哪有时间休息”。他们的抱怨也多起来了。不仅如此,经济下滑,很多工人回到老家,这些回到老家的工人会失去收入,经济危机在预演了。

2020 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它是脑力无产者明显左转的一年(转向批评资本主义),也是体力无产者明显感受到危机的第一年。

风暴远远还没来,但是脑力无产者的左转释放了一个明显的信号,天边已经聚起了几朵乌云,雷声也若隐若现,敏锐的人甚至能看到那划破夜空的几道微弱的闪电,历史的辩证法携着天边的风暴以不可抵挡的趋势向我们奔来,而极少数敏锐的青年已经张开双臂准备拥抱它了

原作者:佐伊 23

我只想说

佐伊 23 们

加油啊!!!

不要沉默!!!!!!!!!!

让大家知道这个世界的真相!!!!!!

知乎用户 梅卡 发表

年轻人不追求进步平等追求反压迫那该追求什么?

知乎用户 格拉斯哥少年 发表

就这……

左派没有国家,起码我国没有人组织国际纵队去阿富汗打美国人和塔利班

我是看不起很多人为了反美去声援塔利班,展示了自己政治倾向后然后嘲笑不建议和塔利班建交的人,看我多伟大,我反美了!

让两个反动派自相残杀,让人民担惊受怕。这真的是左翼吗?

两边一个人是帝国主义法西斯,另一个是奴役人民的极端保守宗教。两个明明都是我压在人民头上的大山。无论选哪边都是敌人才对啊。

想想白求恩,想想海明威,想想马海德,你见到的左翼和他们比何如?

知乎用户 麦芽糖糖的老公 发表

一个人被抢了大喊要抓贼,他并不需要懂什么犯罪心理学,这是他的本能

从 “读书改造世界” 到如今变成“读书改变命运”,我就知道决裂其实早就开始了

维护柴米油盐民众的立场者,左也。维护资本财产势力的立场者,右也。按照相对论,年轻人左了,那另外一些人是不是也越来越右了

不要问篝火该不该燃烧,先问寒冷黑暗在不在; 不要问子弹该不该上膛,先问压迫剥削在不在; 不要问正义该不该祭奠,先问人间不平还在不在

当时代利于逆袭的时候,他们叫你安于现状,当街机固化的时候,他们叫你奋斗。达者独善其身,却怪穷者不兼济天下

奋斗,老板们爱奋斗就奋斗,祝他们开好车,住好房,迎娶白富美,当上巨头,走上人生巅峰,我呢,就做我的小人物,奋斗去吧,我知道他们会很有钱,我呢,够吃够喝,凑合过,老了老了,无非是他们的坟墓比我的坟墓大一点,精致一点,有啥了不起

无为而为,该做的做,剩下的不去强求,逍遥自在,道家的东西突出一个悟,可能这就是我喜欢道家的原因

做奴隶虽然不幸,但并不可怕,因为知道挣扎,毕竟还有挣脱的希望;若是从奴隶的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陶醉,就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
——鲁 迅《南腔北调集》

期望公平,这无关左右,真要左的话,电线杆子现在早就卖脱销了,好多城市挺有先见之明的,把电线杆子全拆了,电缆全埋地下了

知乎用户 小损样​ 发表

没看出来,我只看到要么充满了正能量,要么充满负能量。

知乎用户 泥腿子 发表

2020 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它是脑力无产者明显左转的一年(转向批评资本主义),也是体力无产者明显感受到危机的第一年。

自从 1978 年以来,中国资本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与之相伴的是,资本家的地位和劳动者的意识也经历了三个阶段。

1978-1992

这是中国资本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资本从无到有被召唤出来,并在全国范围建立了统一的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金融体系。

1978 年之前,成为一个资本家去剥削工人不仅是可耻的,而且是非法的。改革开放之后,第一批资本家(最初还只是城乡个体户)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1981 年,一个问题在党内引发激烈讨论,社会主义制度下出现的私人雇工算不算剥削。争论不休之下,最后给了一个似而非的结论,雇工不超过 8 人就不算剥削,超过 8 人就是剥削。但是资本的发展是迅猛的,8 人的限制迅速就被打破。

1983 年 1 月,中央对超出 8 人的雇工提出 “三不” 原则:“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在这样暧昧不清的环境中,资本迅速发展,资本家作为一个阶级重新出现在华夏大地这片工农故土之上。

资本家在发家致富的同时,并没有相应的社会地位。他们不能进人大、不能进政协、不能入党,他们甚至对自己剥削工人而积攒的家底能不能保存下来都心里没底,毕竟,在十年前我党还要没收资本家的财产。

在城市中,工人阶级还有铁饭碗,而那些今天发家致富的资本家,昨天还只是返城没有工作的知情、游手好闲的二流子、以及其他形形色色被无产阶级看不上的人。对这些发了财的资本家,无产阶级在羡慕中又流露出鄙夷,“不就有两个臭钱吗,国家过两天就给你没收了。”

在农村里,第一批农民工已经出现。社会主义时期的社队企业,在人民公社解体后改了个名字叫做 “乡镇企业”,这些乡镇企业被承包给各种“能人” 开始了资本化的发展。本地农民成了乡镇企业雇工主要的产业后备军,这些农民除了从事农业生产外,还在自己所在乡镇的企业做兼职工作,他们同时从事工业和农业,显著特征就是 “离土不离乡”。

国家到底会不会没收财产?是不是把资本家养肥了又宰掉?很多资本家自己心里都没底。为了给资本家安心,1987 年,总设计师曾有一次讲话,他意味深长的说,“现在我们国内人们议论雇工问题,我和好多同志谈过,犯不着在这个问题上表现我们在‘动’,可以再看几年。” 当然,为了减小阻力,总设计师又安慰那些还坚持传统的老干部说,“现在的雇工大致上只是小企业和农村已经承包的农民,雇工人数同全国一亿多职工相比,数目很小。从全局看,这只不过是小小的一点。要动也容易,但是一动就好像政策又在变了。动还是要动,因为我们不搞两极分化。但是,在什么时候动,用什么方法动,要研究。” 然而,这一研究就是数十年。

1988 年,在资本发展了将近十年之后,在资本家已经成为了一个新兴的阶级之后,在农民工重新出现之后,在城市工人尚在梦中仍能分房的时候,在大学生还是天之骄子能够获得国家干部身份的时候,全国人大修宪了。私营经济终于获得了法律认可。

这是两个时代转轨的衔接点,从计划到市场,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体制,从劳动人民当家做主到资本家重回庙堂。

在这个衔接点上,资本家除了钱更多一点之外,他还没有获得相应的地位。他不仅不能入人大政协,就连他的子女进入大学的机会也比不上工农子弟,当然,更比不上国家干部。下面这张图就是其他社会群体子女进入大学的几率与资本家群体的比值,1982 年,城市工人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3.23 倍,农民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2.13 倍。1990 年,城市工人工人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10.78 倍,农民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6.22 倍。

而这一切,在 1992 年之后,彻底改变了。

1992-2008

这是资本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南巡拉开了这个阶段的帷幕,指明了资本发展的方向,终结了姓社姓资的讨论,为资本重新跃马扬鞭在华夏大地上纵横驰骋扫清了障碍。

这个阶段有多个标志性事件,其中,1993 年底夺去 87 个女工生命的致丽大火最让人悲痛不已。这把火宣告着资本对劳工的统治重新建立起来了,自此之后数十年间,劳工只能在资本的铁蹄下卑微地活着,或者卑微地死去。

低廉的工价,极度宽松的招商环境,大量受过教育的工人,完善的建基设施,以及全行业的产业链,这一切,使得中国成了资本升值的天堂。资本快速的发展着。

1992 年之前的资本,除了少数红顶商人之外,多数就是个体户和农村 “能人”。1992 年之后,大量体制内人员下海,大量国企干部收购国企从管理层变为所有者。1997-1998 的私企普查,干部下海由于掌握更多社会资源,纯利润是平均数的 1.9 倍。

这个阶段,大量灰色交易和违法行为出现,据戴建中估计,1989 到 1998 年间,私企偷税漏税超过 2700 亿元,大致占这些年间财政收入的 5%。

老板钱更多了,地位也更稳了。2001 年七一讲话提到,私营企业主等人 “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通过合法经营,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作出了贡献。他们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团结在一起,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如果这些人 “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则应该将他们 “吸收到党内来”。从这一年开始,资本家得以加入共产党,剥削者在党的组织中也合法了。老板们不仅仅能够入党,还渗入各级人大、政协参政议政。

越是大资本家,越是追求政治地位,积极入党,甚至本身就是党员经商。《全国工商联上规模民营企业调研分析报告》(2000~2014 年)做过一次调查,基本情况如下表。

1、规模以上私营企业的所有者界定为大资本家。2、在中小企业主中,按照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标准,将工业营业额不超过 3000 万元和其他行业不超过 1000 万元的企业拥有者界定小资本家。3、其余为中型资本家。

在城市中,免费分房和福利医疗都没了,国企改制终结了工人铁饭碗的梦。在国企工人没落的同时,新生代农民工成了无产阶级的主体,特别是在我国加入 WTO 之后,农民工数量更是突飞猛进。2003-2008 年,全国外出农民工每年增长 600 万到 800 万人。这批人,不知福利分房为何物,不知免费医疗为何物,他们成长在改开的年代,工作在资本的工厂,从来都认为被剥削压迫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这是一次重要的意义非凡的血液的替换,清洗掉了曾经的记忆,为资本进一步在意识形态上获得统治地位打下基础。

在农村中,小农经济在短暂的复苏后开始出现问题,三农问题的焦虑成了上个世纪末集体的记忆。但是,农民问题在中国加入 WTO 后迅速让位,因为农村中大部分青壮年流入城市,农村以这样的方式逐步枯萎,农村问题以这样的方式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

此时,资本家和工农子弟的差距终于拉开了。不论在财富上、地位上或者社会声望上。资本已经完全合法,没有人再讨论雇工几人才算剥削,剥削嘛,你不剥削,别人就剥削,剥削你是给你工作机会,你要感恩才是。2005 年后,曾有人借国企管理层肆意 MBO 之际攻击资本家,揭露他们那些见不得人的老底,要清洗他们的原罪。但是主流舆论不理不睬,甚至有学者建议豁免所有资本家的原罪,因为如果要追究,大部分资本家都有罪。

资本大踏步的前进,工农再次匍匐在地,就在资本与工农的中间,一个新兴的群体出现了。这个群体是随着中国城镇化、资本全球化以及新兴互联网行业的出现而壮大的,他们以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为主。他们从事着法律、会计、金融、管理以及各种各样的科研技术工作。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或者是由于在部门中占据管理职能,或者是掌握了较强的技术因此具有一定的不可替代性,或者是由于身处垄断行业,能在资本剥削劳动力的体制中,比普通劳动者拥有更好的工作环境、更大的组织生产的权力,因而也能获得更高的薪酬,这批人是新兴小资产阶级(教授、高中特级教师、部门经理、部分金融从业人员、大公司工程师、部分互联网从业人员等等)。他们中的另一批人,从事着低端的技术工作或底层的管理工作,拿些微薄的仅仅比体力无产者稍多的薪水,这些人是典型的脑力无产者(外包程序员、金融行业底层人员、部门办事员、中小学老师、公司技术员等等)。

在资本快速发展的时候,新兴的小资产阶级在高声欢呼。他们诅咒那个计划的时代,他们和主流一起歌颂这个冉冉兴起的盛世,他们为资本的每一次前行激动不已,肥得流油的资本总能滴下几滴油喂饱他们不大的野心。

脑力无产者仍有希望上升为新兴的小资产阶级,他们和新兴小资产阶级在同一间办公室办公,在同一个餐桌吃饭,有着类似的背景,聊着相同的话题。因此,他们也具有类似的意识形态。他们崇尚竞争,相信靠自己的努力能改变命运,他们喝着老板的鸡汤、看着成功学的视频、听着马云的演讲、畅想着美好的未来。

与资本在精神上以及一定程度也在利益上结盟的新兴小资产阶级,以及被新兴小资产阶级小康般生活吸引的脑力无产者,构成了知乎等新媒体上最初的用户群体。这个群体当然也在新兴的知乎等媒体上,用符合资本要求的话语回答着、讨论着各种问题。

2008 至今

这是资本发展的第三个阶段,这是资本盛极而衰的阶段。

在这个阶段的初期,资产阶级变得更强大了。中国资本依靠举国体制和凯恩斯主义实现弯道超车,一举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中国的垄断资本更是一举超过英德日法,成为全球第二,世界 500 强的数量从 2007 年的 30 个,飙升至 2015 年的 106 个。

资本家除了更有钱之外,还更深地进入社会管理领域。我们看第九届(1998)和第十一届(2008)全国人大代表构成,资产阶级成了除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之外最大的群体。他们是由房地产商、工商业巨头、互联网贵族以及各地富豪构成的,他们是人们口中的大老板、大富豪。他们仅占人口中的极少部分,但在全国人大代表中占比 2 成左右。至于表格中的专业人士群体,是由演艺界明星、金融大佬、知名运动员、律所合伙人等所谓精英构成的,他们多数人事实上也是资本家。

在这个阶段,农民作为一个阶级在快速没落。青壮年转移使得农村成了 993861 部队,即 99 重阳的老人,38 妇女的女性,61 儿童的小孩。当前农村中,纯务农或以务农为主,多曾经在外打工数年,由于年龄等原因无法继续打工才回乡务农。按《当代中国阶级阶层变动》系列报告所述,纯务农者,“他们中有 67.91% 的人曾是雇员或是工薪收入者,也就是打过工,最后才回归到农村务农,大部分是年纪大了回到农村务农。” 小农作为一个群体必然在市场经济中消亡,这是难以避免的。

在这个阶段,还有两个重要的矛盾在快速展,这对中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其一,中国资本的快速发展使得国内市场越来越狭窄了,过剩资本不断对外输出,2012 年之后的再一次过剩加速了资本的输出,从 2014 年起,中国成为了资本净输出国。而全世界的市场是有限的,中国输出的资本必然和英法美德意日等老牌帝国主义产生竞争,导致这些国家的垄断利润下滑,这是美国垄断资产阶级不愿意看到的。事实上,从 2012 年奥巴马亚太再平衡战略起,美国就明确了遏制中国资本的策略,这一方针在特朗普政府被公开化。

其二,工人阶级自发的抗争越来越多,在抗争的推动下,他们实际工资有了一个快速增长的阶段。这个阶段大致是从 2003-2015,其中 2010 年前后增长最快。这使得资本眼中的 “成本” 越来越高,低端产业的利润越来越低。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上述两个矛盾的影响下发展得更快了,大规模的产能过剩使得中国 GDP 增长率从 2013 年开始断崖式下滑,经济进入了一个被称为 “新常态” 的时期。为了保住经济,我国分别在 2009 年和 2014 年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刺激政策,伴随着刺激政策的深化,房价终于上天。

买了房的新兴小资产阶级仍然在欢呼着盛世,没有买房的小资产阶级以及广大的脑力无产者开始望房兴叹。伴随着利润的下滑,资本对他们的压榨似乎变得更重一些了,伴随着房价的上涨,资本带给他们的希望明显变得更为渺茫。

2018 年以来,内外部矛盾都更多了。吃饭的时候,那些明显不关心社会话题的人,也开始谈论社会问题,有些是因为彩礼引起的,有些是因为工资引起的,有些是因为房价引起的,有些是因为被优化引起的,所有的都是因为在资本的体制下生存的压力引起的。

还是这么一群人,还是在知乎等新媒体上面,曾经,他们为资本的发展鼓与呼,现在,他们开始自发地咒骂着资本。

而这群人有一个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具备的特点,他们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中长大的。不论他们读书的时候是否认可 “阶级”、“剥削”、“剩余价值” 这类概念及其内涵,他们都曾被广泛地灌输这类意识。当资本高速发展可以些许惠及他们的时候,他们抛弃了这些概念,当资本不再能给他们带来希望而只会无情压榨他们的时候,这些概念在他们的脑海中回归了。他们开始用 “资本家” 称呼企业家,用 “剥削” 描述企业家,用 “阶级” 审视企业家。

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开始左转,在网上自发地宣传着曾经在课本上学得的知识,剥削,阶级,资本家,剩余价值。他们中的一少部分人甚至开始自己花时间学习着各种课本上不曾涉及的知识,毛选,马恩选集,列宁的书,以及那些被忽视或掩盖的历史。

他们开始在网上论战,论战的对象是各种纯色或杂色的小粉红,各种精神或肉体的资本家,以及广大的在他们看来尚未觉醒的劳动者,当然,还有那些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包装起来的沙文主义者。

2020 年突如其来的疫情把这一切又放大了,压迫似乎又重了一点点,房价似乎还是那么高,工作似乎更加不稳定了,美好的生活显得似乎更加渺茫。

而那些企业家在几十年的高速发展中培养出的傲慢和残忍,一次次刺中他们的心。“996” 是福报,商业是公益,企业家还要给自己设立节日,企业家还要提案成立两年以内的企业不用遵守劳动法。

这一切都促发了知乎群体在 2020 年对资本家态度的急剧转变。

然而,这个群体毕竟只是劳动者中人数较少的一部分,广大的体力无产者还没有那么强的感受,他们本来工资就低,他们本来就不指望在大城市买房,他们本来就生活在底层,他们获取信息的渠道也更有限,他们抽象思考的能力也更差一些,他们似乎还没有多大变化。

但是,体力无产阶级也在变化。工资赶不上物价,“2017 年这个单间 300 块,今年这个单间 550 块”,“我下班还要打一份临工,哪有时间休息”。他们的抱怨也多起来了。不仅如此,经济下滑,很多工人回到老家,这些回到老家的工人会失去收入,经济危机在预演了。

2020 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它是脑力无产者明显左转的一年(转向批评资本主义),也是体力无产者明显感受到危机的第一年。

风暴远远还没来,但是脑力无产者的左转释放了一个明显的信号,天边已经聚起了几朵乌云,雷声也若隐若现,敏锐的人甚至能看到那划破夜空的几道微弱的闪电,历史的辩证法携着天边的风暴以不可抵挡的趋势向我们奔来,而极少数敏锐的青年已经张开双臂准备拥抱它了

原作者:佐伊 23

知乎用户 隔壁小王 发表

也不知道赤红色的镰刀锤子旗,什么时候才可以又一次唤醒这群肮脏的资本家的恐惧,每一个路灯都是一个天然的绞刑架。

警惕境外势力打马恩牌,何其可笑,你自己就是马恩主义的代表 居然害怕资本主义的人和你的人民讲什么叫马克思主义?当你忘记共产党宣言的时候,总有人会让你想起来,飘荡在欧洲上空那个红色的幽灵究竟是什么的。

知乎用户 hhh 发表

2020 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它是脑力无产者明显左转的一年(转向批评资本主义),也是体力无产者明显感受到危机的第一年。

自从 1978 年以来,中国资本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与之相伴的是,资本家的地位和劳动者的意识也经历了三个阶段。

1978-1992

这是中国资本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资本从无到有被召唤出来,并在全国范围建立了统一的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金融体系。

1978 年之前,成为一个资本家去剥削工人不仅是可耻的,而且是非法的。改革开放之后,第一批资本家(最初还只是城乡个体户)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1981 年,一个问题在党内引发激烈讨论,社会主义制度下出现的私人雇工算不算剥削。争论不休之下,最后给了一个似而非的结论,雇工不超过 8 人就不算剥削,超过 8 人就是剥削。但是资本的发展是迅猛的,8 人的限制迅速就被打破。

1983 年 1 月,中央对超出 8 人的雇工提出 “三不” 原则:“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在这样暧昧不清的环境中,资本迅速发展,资本家作为一个阶级重新出现在华夏大地这片工农故土之上。

资本家在发家致富的同时,并没有相应的社会地位。他们不能进人大、不能进政协、不能入党,他们甚至对自己剥削工人而积攒的家底能不能保存下来都心里没底,毕竟,在十年前我党还要没收资本家的财产。

在城市中,工人阶级还有铁饭碗,而那些今天发家致富的资本家,昨天还只是返城没有工作的知情、游手好闲的二流子、以及其他形形色色被无产阶级看不上的人。对这些发了财的资本家,无产阶级在羡慕中又流露出鄙夷,“不就有两个臭钱吗,国家过两天就给你没收了。”

在农村里,第一批农民工已经出现。社会主义时期的社队企业,在人民公社解体后改了个名字叫做 “乡镇企业”,这些乡镇企业被承包给各种“能人” 开始了资本化的发展。本地农民成了乡镇企业雇工主要的产业后备军,这些农民除了从事农业生产外,还在自己所在乡镇的企业做兼职工作,他们同时从事工业和农业,显著特征就是 “离土不离乡”。

国家到底会不会没收财产?是不是把资本家养肥了又宰掉?很多资本家自己心里都没底。为了给资本家安心,1987 年,总设计师曾有一次讲话,他意味深长的说,“现在我们国内人们议论雇工问题,我和好多同志谈过,犯不着在这个问题上表现我们在‘动’,可以再看几年。” 当然,为了减小阻力,总设计师又安慰那些还坚持传统的老干部说,“现在的雇工大致上只是小企业和农村已经承包的农民,雇工人数同全国一亿多职工相比,数目很小。从全局看,这只不过是小小的一点。要动也容易,但是一动就好像政策又在变了。动还是要动,因为我们不搞两极分化。但是,在什么时候动,用什么方法动,要研究。” 然而,这一研究就是数十年。

1988 年,在资本发展了将近十年之后,在资本家已经成为了一个新兴的阶级之后,在农民工重新出现之后,在城市工人尚在梦中仍能分房的时候,在大学生还是天之骄子能够获得国家干部身份的时候,全国人大修宪了。私营经济终于获得了法律认可。

这是两个时代转轨的衔接点,从计划到市场,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体制,从劳动人民当家做主到资本家重回庙堂。

在这个衔接点上,资本家除了钱更多一点之外,他还没有获得相应的地位。他不仅不能入人大政协,就连他的子女进入大学的机会也比不上工农子弟,当然,更比不上国家干部。下面这张图就是其他社会群体子女进入大学的几率与资本家群体的比值,1982 年,城市工人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3.23 倍,农民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2.13 倍。1990 年,城市工人工人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10.78 倍,农民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6.22 倍。

而这一切,在 1992 年之后,彻底改变了。

1992-2008

这是资本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南巡拉开了这个阶段的帷幕,指明了资本发展的方向,终结了姓社姓资的讨论,为资本重新跃马扬鞭在华夏大地上纵横驰骋扫清了障碍。

这个阶段有多个标志性事件,其中,1993 年底夺去 87 个女工生命的致丽大火最让人悲痛不已。这把火宣告着资本对劳工的统治重新建立起来了,自此之后数十年间,劳工只能在资本的铁蹄下卑微地活着,或者卑微地死去。

低廉的工价,极度宽松的招商环境,大量受过教育的工人,完善的建基设施,以及全行业的产业链,这一切,使得中国成了资本升值的天堂。资本快速的发展着。

1992 年之前的资本,除了少数红顶商人之外,多数就是个体户和农村 “能人”。1992 年之后,大量体制内人员下海,大量国企干部收购国企从管理层变为所有者。1997-1998 的私企普查,干部下海由于掌握更多社会资源,纯利润是平均数的 1.9 倍。

这个阶段,大量灰色交易和违法行为出现,据戴建中估计,1989 到 1998 年间,私企偷税漏税超过 2700 亿元,大致占这些年间财政收入的 5%。

老板钱更多了,地位也更稳了。2001 年七一讲话提到,私营企业主等人 “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通过合法经营,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作出了贡献。他们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团结在一起,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如果这些人 “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则应该将他们 “吸收到党内来”。从这一年开始,资本家得以加入共产党,剥削者在党的组织中也合法了。老板们不仅仅能够入党,还渗入各级人大、政协参政议政。

越是大资本家,越是追求政治地位,积极入党,甚至本身就是党员经商。《全国工商联上规模民营企业调研分析报告》(2000~2014 年)做过一次调查,基本情况如下表。

1、规模以上私营企业的所有者界定为大资本家。2、在中小企业主中,按照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标准,将工业营业额不超过 3000 万元和其他行业不超过 1000 万元的企业拥有者界定小资本家。3、其余为中型资本家。

在城市中,免费分房和福利医疗都没了,国企改制终结了工人铁饭碗的梦。在国企工人没落的同时,新生代农民工成了无产阶级的主体,特别是在我国加入 WTO 之后,农民工数量更是突飞猛进。2003-2008 年,全国外出农民工每年增长 600 万到 800 万人。这批人,不知福利分房为何物,不知免费医疗为何物,他们成长在改开的年代,工作在资本的工厂,从来都认为被剥削压迫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这是一次重要的意义非凡的血液的替换,清洗掉了曾经的记忆,为资本进一步在意识形态上获得统治地位打下基础。

在农村中,小农经济在短暂的复苏后开始出现问题,三农问题的焦虑成了上个世纪末集体的记忆。但是,农民问题在中国加入 WTO 后迅速让位,因为农村中大部分青壮年流入城市,农村以这样的方式逐步枯萎,农村问题以这样的方式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

此时,资本家和工农子弟的差距终于拉开了。不论在财富上、地位上或者社会声望上。资本已经完全合法,没有人再讨论雇工几人才算剥削,剥削嘛,你不剥削,别人就剥削,剥削你是给你工作机会,你要感恩才是。2005 年后,曾有人借国企管理层肆意 MBO 之际攻击资本家,揭露他们那些见不得人的老底,要清洗他们的原罪。但是主流舆论不理不睬,甚至有学者建议豁免所有资本家的原罪,因为如果要追究,大部分资本家都有罪。

资本大踏步的前进,工农再次匍匐在地,就在资本与工农的中间,一个新兴的群体出现了。这个群体是随着中国城镇化、资本全球化以及新兴互联网行业的出现而壮大的,他们以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为主。他们从事着法律、会计、金融、管理以及各种各样的科研技术工作。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或者是由于在部门中占据管理职能,或者是掌握了较强的技术因此具有一定的不可替代性,或者是由于身处垄断行业,能在资本剥削劳动力的体制中,比普通劳动者拥有更好的工作环境、更大的组织生产的权力,因而也能获得更高的薪酬,这批人是新兴小资产阶级(教授、高中特级教师、部门经理、部分金融从业人员、大公司工程师、部分互联网从业人员等等)。他们中的另一批人,从事着低端的技术工作或底层的管理工作,拿些微薄的仅仅比体力无产者稍多的薪水,这些人是典型的脑力无产者(外包程序员、金融行业底层人员、部门办事员、中小学老师、公司技术员等等)。

在资本快速发展的时候,新兴的小资产阶级在高声欢呼。他们诅咒那个计划的时代,他们和主流一起歌颂这个冉冉兴起的盛世,他们为资本的每一次前行激动不已,肥得流油的资本总能滴下几滴油喂饱他们不大的野心。

脑力无产者仍有希望上升为新兴的小资产阶级,他们和新兴小资产阶级在同一间办公室办公,在同一个餐桌吃饭,有着类似的背景,聊着相同的话题。因此,他们也具有类似的意识形态。他们崇尚竞争,相信靠自己的努力能改变命运,他们喝着老板的鸡汤、看着成功学的视频、听着马云的演讲、畅想着美好的未来。

与资本在精神上以及一定程度也在利益上结盟的新兴小资产阶级,以及被新兴小资产阶级小康般生活吸引的脑力无产者,构成了知乎等新媒体上最初的用户群体。这个群体当然也在新兴的知乎等媒体上,用符合资本要求的话语回答着、讨论着各种问题。

2008 至今

这是资本发展的第三个阶段,这是资本盛极而衰的阶段。

在这个阶段的初期,资产阶级变得更强大了。中国资本依靠举国体制和凯恩斯主义实现弯道超车,一举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中国的垄断资本更是一举超过英德日法,成为全球第二,世界 500 强的数量从 2007 年的 30 个,飙升至 2015 年的 106 个。

资本家除了更有钱之外,还更深地进入社会管理领域。我们看第九届(1998)和第十一届(2008)全国人大代表构成,资产阶级成了除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之外最大的群体。他们是由房地产商、工商业巨头、互联网贵族以及各地富豪构成的,他们是人们口中的大老板、大富豪。他们仅占人口中的极少部分,但在全国人大代表中占比 2 成左右。至于表格中的专业人士群体,是由演艺界明星、金融大佬、知名运动员、律所合伙人等所谓精英构成的,他们多数人事实上也是资本家。

在这个阶段,农民作为一个阶级在快速没落。青壮年转移使得农村成了 993861 部队,即 99 重阳的老人,38 妇女的女性,61 儿童的小孩。当前农村中,纯务农或以务农为主,多曾经在外打工数年,由于年龄等原因无法继续打工才回乡务农。按《当代中国阶级阶层变动》系列报告所述,纯务农者,“他们中有 67.91% 的人曾是雇员或是工薪收入者,也就是打过工,最后才回归到农村务农,大部分是年纪大了回到农村务农。” 小农作为一个群体必然在市场经济中消亡,这是难以避免的。

在这个阶段,还有两个重要的矛盾在快速展,这对中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其一,中国资本的快速发展使得国内市场越来越狭窄了,过剩资本不断对外输出,2012 年之后的再一次过剩加速了资本的输出,从 2014 年起,中国成为了资本净输出国。而全世界的市场是有限的,中国输出的资本必然和英法美德意日等老牌帝国主义产生竞争,导致这些国家的垄断利润下滑,这是美国垄断资产阶级不愿意看到的。事实上,从 2012 年奥巴马亚太再平衡战略起,美国就明确了遏制中国资本的策略,这一方针在特朗普政府被公开化。

其二,工人阶级自发的抗争越来越多,在抗争的推动下,他们实际工资有了一个快速增长的阶段。这个阶段大致是从 2003-2015,其中 2010 年前后增长最快。这使得资本眼中的 “成本” 越来越高,低端产业的利润越来越低。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上述两个矛盾的影响下发展得更快了,大规模的产能过剩使得中国 GDP 增长率从 2013 年开始断崖式下滑,经济进入了一个被称为 “新常态” 的时期。为了保住经济,我国分别在 2009 年和 2014 年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刺激政策,伴随着刺激政策的深化,房价终于上天。

买了房的新兴小资产阶级仍然在欢呼着盛世,没有买房的小资产阶级以及广大的脑力无产者开始望房兴叹。伴随着利润的下滑,资本对他们的压榨似乎变得更重一些了,伴随着房价的上涨,资本带给他们的希望明显变得更为渺茫。

2018 年以来,内外部矛盾都更多了。吃饭的时候,那些明显不关心社会话题的人,也开始谈论社会问题,有些是因为彩礼引起的,有些是因为工资引起的,有些是因为房价引起的,有些是因为被优化引起的,所有的都是因为在资本的体制下生存的压力引起的。

还是这么一群人,还是在知乎等新媒体上面,曾经,他们为资本的发展鼓与呼,现在,他们开始自发地咒骂着资本。

而这群人有一个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具备的特点,他们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中长大的。不论他们读书的时候是否认可 “阶级”、“剥削”、“剩余价值” 这类概念及其内涵,他们都曾被广泛地灌输这类意识。当资本高速发展可以些许惠及他们的时候,他们抛弃了这些概念,当资本不再能给他们带来希望而只会无情压榨他们的时候,这些概念在他们的脑海中回归了。他们开始用 “资本家” 称呼企业家,用 “剥削” 描述企业家,用 “阶级” 审视企业家。

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开始左转,在网上自发地宣传着曾经在课本上学得的知识,剥削,阶级,资本家,剩余价值。他们中的一少部分人甚至开始自己花时间学习着各种课本上不曾涉及的知识,毛选,马恩选集,列宁的书,以及那些被忽视或掩盖的历史。

他们开始在网上论战,论战的对象是各种纯色或杂色的小粉红,各种精神或肉体的资本家,以及广大的在他们看来尚未觉醒的劳动者,当然,还有那些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包装起来的沙文主义者。

2020 年突如其来的疫情把这一切又放大了,压迫似乎又重了一点点,房价似乎还是那么高,工作似乎更加不稳定了,美好的生活显得似乎更加渺茫。

而那些企业家在几十年的高速发展中培养出的傲慢和残忍,一次次刺中他们的心。“996” 是福报,商业是公益,企业家还要给自己设立节日,企业家还要提案成立两年以内的企业不用遵守劳动法。

这一切都促发了知乎群体在 2020 年对资本家态度的急剧转变。

然而,这个群体毕竟只是劳动者中人数较少的一部分,广大的体力无产者还没有那么强的感受,他们本来工资就低,他们本来就不指望在大城市买房,他们本来就生活在底层,他们获取信息的渠道也更有限,他们抽象思考的能力也更差一些,他们似乎还没有多大变化。

但是,体力无产阶级也在变化。工资赶不上物价,“2017 年这个单间 300 块,今年这个单间 550 块”,“我下班还要打一份临工,哪有时间休息”。他们的抱怨也多起来了。不仅如此,经济下滑,很多工人回到老家,这些回到老家的工人会失去收入,经济危机在预演了。

2020 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它是脑力无产者明显左转的一年(转向批评资本主义),也是体力无产者明显感受到危机的第一年。

风暴远远还没来,但是脑力无产者的左转释放了一个明显的信号,天边已经聚起了几朵乌云,雷声也若隐若现,敏锐的人甚至能看到那划破夜空的几道微弱的闪电,历史的辩证法携着天边的风暴以不可抵挡的趋势向我们奔来,而极少数敏锐的青年已经张开双臂准备拥抱它了

原作者:佐伊 23

知乎用户 Caspar Cui 发表

很多人怎么都没整明白,左和右到底是啥意思。

简单来说,左,就是打击旧的,迎接新的。右,就是维持现状,打击新的。

左是革命的,右是守成的。

左倾是脱离现状,盲目打击旧事物,盲目冒进。右倾是罔顾时代进步,坚持打击新生事物,维持老旧现状。

举个例子:

清政府是严重右倾,孙中山是中等左倾,袁世凯是中等右倾。常凯申是超级右倾,也叫反革命。


年轻人不是越来越左,而是年轻人天然就是左派。35 前向左,35 到 60 中立,60 以后向右,这是个很正常的现象。

这个左、右放在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的语境上,意思不那么一样,在特定时代意思也完全不一样,但是概念都是一样的。比如:

当前的左派经济理论:要去杠杆,国有化,反垄断,再平衡。

当前的右派经济理论:要加杠杆,多负载,股份制,私有垄断。

但是改开之前,这个左右是反过来的。

简单来说,社会的发展,会引导左右的实际意义不停的变化,但是左派追求进步,右派追求守成的核心思想是不变的。

知乎用户 正能量的波波波 发表

饿了要吃饭,渴了要喝水

社会太右年轻人就会左转

知乎用户 秦淮娟娟 发表

老家伙们变右了,看谁都是左

知乎用户 郭向东 发表

现在的年轻人,不是左,而是极左极右混搭。总之,是极端。

极端的意识和行为方式,就是这些人最渴望的。

知乎用户 顾森西​ 发表

2020 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它是脑力无产者明显左转的一年(转向批评资本主义),也是体力无产者明显感受到危机的第一年。

自从 1978 年以来,中国资本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与之相伴的是,资本家的地位和劳动者的意识也经历了三个阶段。

1978-1992

这是中国资本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资本从无到有被召唤出来,并在全国范围建立了统一的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金融体系。

1978 年之前,成为一个资本家去剥削工人不仅是可耻的,而且是非法的。改革开放之后,第一批资本家(最初还只是城乡个体户)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1981 年,一个问题在党内引发激烈讨论,社会主义制度下出现的私人雇工算不算剥削。争论不休之下,最后给了一个似而非的结论,雇工不超过 8 人就不算剥削,超过 8 人就是剥削。但是资本的发展是迅猛的,8 人的限制迅速就被打破。

1983 年 1 月,中央对超出 8 人的雇工提出 “三不” 原则:“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在这样暧昧不清的环境中,资本迅速发展,资本家作为一个阶级重新出现在华夏大地这片工农故土之上。

资本家在发家致富的同时,并没有相应的社会地位。他们不能进人大、不能进政协、不能入党,他们甚至对自己剥削工人而积攒的家底能不能保存下来都心里没底,毕竟,在十年前我党还要没收资本家的财产。

在城市中,工人阶级还有铁饭碗,而那些今天发家致富的资本家,昨天还只是返城没有工作的知情、游手好闲的二流子、以及其他形形色色被无产阶级看不上的人。对这些发了财的资本家,无产阶级在羡慕中又流露出鄙夷,“不就有两个臭钱吗,国家过两天就给你没收了。”

在农村里,第一批农民工已经出现。社会主义时期的社队企业,在人民公社解体后改了个名字叫做 “乡镇企业”,这些乡镇企业被承包给各种“能人” 开始了资本化的发展。本地农民成了乡镇企业雇工主要的产业后备军,这些农民除了从事农业生产外,还在自己所在乡镇的企业做兼职工作,他们同时从事工业和农业,显著特征就是 “离土不离乡”。

国家到底会不会没收财产?是不是把资本家养肥了又宰掉?很多资本家自己心里都没底。为了给资本家安心,1987 年,总设计师曾有一次讲话,他意味深长的说,“现在我们国内人们议论雇工问题,我和好多同志谈过,犯不着在这个问题上表现我们在‘动’,可以再看几年。” 当然,为了减小阻力,总设计师又安慰那些还坚持传统的老干部说,“现在的雇工大致上只是小企业和农村已经承包的农民,雇工人数同全国一亿多职工相比,数目很小。从全局看,这只不过是小小的一点。要动也容易,但是一动就好像政策又在变了。动还是要动,因为我们不搞两极分化。但是,在什么时候动,用什么方法动,要研究。” 然而,这一研究就是数十年。

1988 年,在资本发展了将近十年之后,在资本家已经成为了一个新兴的阶级之后,在农民工重新出现之后,在城市工人尚在梦中仍能分房的时候,在大学生还是天之骄子能够获得国家干部身份的时候,全国人大修宪了。私营经济终于获得了法律认可。

这是两个时代转轨的衔接点,从计划到市场,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体制,从劳动人民当家做主到资本家重回庙堂。

在这个衔接点上,资本家除了钱更多一点之外,他还没有获得相应的地位。他不仅不能入人大政协,就连他的子女进入大学的机会也比不上工农子弟,当然,更比不上国家干部。下面这张图就是其他社会群体子女进入大学的几率与资本家群体的比值,1982 年,城市工人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3.23 倍,农民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2.13 倍。1990 年,城市工人工人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10.78 倍,农民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6.22 倍。

而这一切,在 1992 年之后,彻底改变了。

1992-2008

这是资本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南巡拉开了这个阶段的帷幕,指明了资本发展的方向,终结了姓社姓资的讨论,为资本重新跃马扬鞭在华夏大地上纵横驰骋扫清了障碍。

这个阶段有多个标志性事件,其中,1993 年底夺去 87 个女工生命的致丽大火最让人悲痛不已。这把火宣告着资本对劳工的统治重新建立起来了,自此之后数十年间,劳工只能在资本的铁蹄下卑微地活着,或者卑微地死去。

低廉的工价,极度宽松的招商环境,大量受过教育的工人,完善的建基设施,以及全行业的产业链,这一切,使得中国成了资本升值的天堂。资本快速的发展着。

1992 年之前的资本,除了少数红顶商人之外,多数就是个体户和农村 “能人”。1992 年之后,大量体制内人员下海,大量国企干部收购国企从管理层变为所有者。1997-1998 的私企普查,干部下海由于掌握更多社会资源,纯利润是平均数的 1.9 倍。

这个阶段,大量灰色交易和违法行为出现,据戴建中估计,1989 到 1998 年间,私企偷税漏税超过 2700 亿元,大致占这些年间财政收入的 5%。

老板钱更多了,地位也更稳了。2001 年七一讲话提到,私营企业主等人 “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通过合法经营,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作出了贡献。他们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团结在一起,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如果这些人 “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则应该将他们 “吸收到党内来”。从这一年开始,资本家得以加入共产党,剥削者在党的组织中也合法了。老板们不仅仅能够入党,还渗入各级人大、政协参政议政。

越是大资本家,越是追求政治地位,积极入党,甚至本身就是党员经商。《全国工商联上规模民营企业调研分析报告》(2000~2014 年)做过一次调查,基本情况如下表。

1、规模以上私营企业的所有者界定为大资本家。2、在中小企业主中,按照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标准,将工业营业额不超过 3000 万元和其他行业不超过 1000 万元的企业拥有者界定小资本家。3、其余为中型资本家。

在城市中,免费分房和福利医疗都没了,国企改制终结了工人铁饭碗的梦。在国企工人没落的同时,新生代农民工成了无产阶级的主体,特别是在我国加入 WTO 之后,农民工数量更是突飞猛进。2003-2008 年,全国外出农民工每年增长 600 万到 800 万人。这批人,不知福利分房为何物,不知免费医疗为何物,他们成长在改开的年代,工作在资本的工厂,从来都认为被剥削压迫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这是一次重要的意义非凡的血液的替换,清洗掉了曾经的记忆,为资本进一步在意识形态上获得统治地位打下基础。

在农村中,小农经济在短暂的复苏后开始出现问题,三农问题的焦虑成了上个世纪末集体的记忆。但是,农民问题在中国加入 WTO 后迅速让位,因为农村中大部分青壮年流入城市,农村以这样的方式逐步枯萎,农村问题以这样的方式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

此时,资本家和工农子弟的差距终于拉开了。不论在财富上、地位上或者社会声望上。资本已经完全合法,没有人再讨论雇工几人才算剥削,剥削嘛,你不剥削,别人就剥削,剥削你是给你工作机会,你要感恩才是。2005 年后,曾有人借国企管理层肆意 MBO 之际攻击资本家,揭露他们那些见不得人的老底,要清洗他们的原罪。但是主流舆论不理不睬,甚至有学者建议豁免所有资本家的原罪,因为如果要追究,大部分资本家都有罪。

资本大踏步的前进,工农再次匍匐在地,就在资本与工农的中间,一个新兴的群体出现了。这个群体是随着中国城镇化、资本全球化以及新兴互联网行业的出现而壮大的,他们以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为主。他们从事着法律、会计、金融、管理以及各种各样的科研技术工作。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或者是由于在部门中占据管理职能,或者是掌握了较强的技术因此具有一定的不可替代性,或者是由于身处垄断行业,能在资本剥削劳动力的体制中,比普通劳动者拥有更好的工作环境、更大的组织生产的权力,因而也能获得更高的薪酬,这批人是新兴小资产阶级(教授、高中特级教师、部门经理、部分金融从业人员、大公司工程师、部分互联网从业人员等等)。他们中的另一批人,从事着低端的技术工作或底层的管理工作,拿些微薄的仅仅比体力无产者稍多的薪水,这些人是典型的脑力无产者(外包程序员、金融行业底层人员、部门办事员、中小学老师、公司技术员等等)。

在资本快速发展的时候,新兴的小资产阶级在高声欢呼。他们诅咒那个计划的时代,他们和主流一起歌颂这个冉冉兴起的盛世,他们为资本的每一次前行激动不已,肥得流油的资本总能滴下几滴油喂饱他们不大的野心。

脑力无产者仍有希望上升为新兴的小资产阶级,他们和新兴小资产阶级在同一间办公室办公,在同一个餐桌吃饭,有着类似的背景,聊着相同的话题。因此,他们也具有类似的意识形态。他们崇尚竞争,相信靠自己的努力能改变命运,他们喝着老板的鸡汤、看着成功学的视频、听着马云的演讲、畅想着美好的未来。

与资本在精神上以及一定程度也在利益上结盟的新兴小资产阶级,以及被新兴小资产阶级小康般生活吸引的脑力无产者,构成了知乎等新媒体上最初的用户群体。这个群体当然也在新兴的知乎等媒体上,用符合资本要求的话语回答着、讨论着各种问题。

2008 至今

这是资本发展的第三个阶段,这是资本盛极而衰的阶段。

在这个阶段的初期,资产阶级变得更强大了。中国资本依靠举国体制和凯恩斯主义实现弯道超车,一举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中国的垄断资本更是一举超过英德日法,成为全球第二,世界 500 强的数量从 2007 年的 30 个,飙升至 2015 年的 106 个。

资本家除了更有钱之外,还更深地进入社会管理领域。我们看第九届(1998)和第十一届(2008)全国人大代表构成,资产阶级成了除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之外最大的群体。他们是由房地产商、工商业巨头、互联网贵族以及各地富豪构成的,他们是人们口中的大老板、大富豪。他们仅占人口中的极少部分,但在全国人大代表中占比 2 成左右。至于表格中的专业人士群体,是由演艺界明星、金融大佬、知名运动员、律所合伙人等所谓精英构成的,他们多数人事实上也是资本家。

在这个阶段,农民作为一个阶级在快速没落。青壮年转移使得农村成了 993861 部队,即 99 重阳的老人,38 妇女的女性,61 儿童的小孩。当前农村中,纯务农或以务农为主,多曾经在外打工数年,由于年龄等原因无法继续打工才回乡务农。按《当代中国阶级阶层变动》系列报告所述,纯务农者,“他们中有 67.91% 的人曾是雇员或是工薪收入者,也就是打过工,最后才回归到农村务农,大部分是年纪大了回到农村务农。” 小农作为一个群体必然在市场经济中消亡,这是难以避免的。

在这个阶段,还有两个重要的矛盾在快速展,这对中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其一,中国资本的快速发展使得国内市场越来越狭窄了,过剩资本不断对外输出,2012 年之后的再一次过剩加速了资本的输出,从 2014 年起,中国成为了资本净输出国。而全世界的市场是有限的,中国输出的资本必然和英法美德意日等老牌帝国主义产生竞争,导致这些国家的垄断利润下滑,这是美国垄断资产阶级不愿意看到的。事实上,从 2012 年奥巴马亚太再平衡战略起,美国就明确了遏制中国资本的策略,这一方针在特朗普政府被公开化。

其二,工人阶级自发的抗争越来越多,在抗争的推动下,他们实际工资有了一个快速增长的阶段。这个阶段大致是从 2003-2015,其中 2010 年前后增长最快。这使得资本眼中的 “成本” 越来越高,低端产业的利润越来越低。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上述两个矛盾的影响下发展得更快了,大规模的产能过剩使得中国 GDP 增长率从 2013 年开始断崖式下滑,经济进入了一个被称为 “新常态” 的时期。为了保住经济,我国分别在 2009 年和 2014 年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刺激政策,伴随着刺激政策的深化,房价终于上天。

买了房的新兴小资产阶级仍然在欢呼着盛世,没有买房的小资产阶级以及广大的脑力无产者开始望房兴叹。伴随着利润的下滑,资本对他们的压榨似乎变得更重一些了,伴随着房价的上涨,资本带给他们的希望明显变得更为渺茫。

2018 年以来,内外部矛盾都更多了。吃饭的时候,那些明显不关心社会话题的人,也开始谈论社会问题,有些是因为彩礼引起的,有些是因为工资引起的,有些是因为房价引起的,有些是因为被优化引起的,所有的都是因为在资本的体制下生存的压力引起的。

还是这么一群人,还是在知乎等新媒体上面,曾经,他们为资本的发展鼓与呼,现在,他们开始自发地咒骂着资本。

而这群人有一个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具备的特点,他们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中长大的。不论他们读书的时候是否认可 “阶级”、“剥削”、“剩余价值” 这类概念及其内涵,他们都曾被广泛地灌输这类意识。当资本高速发展可以些许惠及他们的时候,他们抛弃了这些概念,当资本不再能给他们带来希望而只会无情压榨他们的时候,这些概念在他们的脑海中回归了。他们开始用 “资本家” 称呼企业家,用 “剥削” 描述企业家,用 “阶级” 审视企业家。

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开始左转,在网上自发地宣传着曾经在课本上学得的知识,剥削,阶级,资本家,剩余价值。他们中的一少部分人甚至开始自己花时间学习着各种课本上不曾涉及的知识,毛选,马恩选集,列宁的书,以及那些被忽视或掩盖的历史。

他们开始在网上论战,论战的对象是各种纯色或杂色的小粉红,各种精神或肉体的资本家,以及广大的在他们看来尚未觉醒的劳动者,当然,还有那些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包装起来的沙文主义者。

2020 年突如其来的疫情把这一切又放大了,压迫似乎又重了一点点,房价似乎还是那么高,工作似乎更加不稳定了,美好的生活显得似乎更加渺茫。

而那些企业家在几十年的高速发展中培养出的傲慢和残忍,一次次刺中他们的心。“996” 是福报,商业是公益,企业家还要给自己设立节日,企业家还要提案成立两年以内的企业不用遵守劳动法。

这一切都促发了知乎群体在 2020 年对资本家态度的急剧转变。

然而,这个群体毕竟只是劳动者中人数较少的一部分,广大的体力无产者还没有那么强的感受,他们本来工资就低,他们本来就不指望在大城市买房,他们本来就生活在底层,他们获取信息的渠道也更有限,他们抽象思考的能力也更差一些,他们似乎还没有多大变化。

但是,体力无产阶级也在变化。工资赶不上物价,“2017 年这个单间 300 块,今年这个单间 550 块”,“我下班还要打一份临工,哪有时间休息”。他们的抱怨也多起来了。不仅如此,经济下滑,很多工人回到老家,这些回到老家的工人会失去收入,经济危机在预演了。

2020 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它是脑力无产者明显左转的一年(转向批评资本主义),也是体力无产者明显感受到危机的第一年。

风暴远远还没来,但是脑力无产者的左转释放了一个明显的信号,天边已经聚起了几朵乌云,雷声也若隐若现,敏锐的人甚至能看到那划破夜空的几道微弱的闪电,历史的辩证法携着天边的风暴以不可抵挡的趋势向我们奔来,而极少数敏锐的青年已经张开双臂准备拥抱它了

原作者:佐伊 23

知乎用户 醉卧十里风 发表

只是把曾经隐忍妥协事儿摆上台面了而已。

相信现在的年轻人都或多或少都听过这几句话,“踏实做好单位安排的事儿,大家都差不多别攀比。”“生活向下比,工作向上比。”“先富会带后富,所以谁先富起来都一样。” 这几句是曾经父母在我很小的时候常说的话。

可转眼二十多年过去了,父母曾经坚信的一切都没有实现。踏实做事会被鄙夷为不上进没有事业心,有钱的人也总会让你体会到各种差距,而先富的也没有来带过我们,只是让我们给他们打工,甚至连 996 都还是部分人才能拥有的福报。

我们开始质疑父母曾说的话,为什么世界和他们说得不一样?于是想要改变自己,改变命运。努力读书考学,寻求高薪,可几年下来,却发现一切都努力,都不能让自己够到目标,甚至还愈发遥远了,而这时还会有投机者与红利者的嘲笑,说我们不够努力没有智慧,

于是,大家停止从自身找问题了,将目光投向这些一直掌控着话语权的权威、一直给大家灌着毒鸡汤,说着丛林法则,适者生存的资本方、还有那些一个个被捧上神坛的大佬们。

为什么现在年轻人越来越左了?不,这只是压抑久了的不满正在一步步得以释放,不再接受容忍与退让罢了。

知乎用户 公羊蛰 发表

2020 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它是脑力无产者明显左转的一年(转向批评资本主义),也是体力无产者明显感受到危机的第一年。

自从 1978 年以来,中国资本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与之相伴的是,资本家的地位和劳动者的意识也经历了三个阶段。

1978-1992

这是中国资本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资本从无到有被召唤出来,并在全国范围建立了统一的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金融体系。

1978 年之前,成为一个资本家去剥削工人不仅是可耻的,而且是非法的。改革开放之后,第一批资本家(最初还只是城乡个体户)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1981 年,一个问题在党内引发激烈讨论,社会主义制度下出现的私人雇工算不算剥削。争论不休之下,最后给了一个似而非的结论,雇工不超过 8 人就不算剥削,超过 8 人就是剥削。但是资本的发展是迅猛的,8 人的限制迅速就被打破。

1983 年 1 月,中央对超出 8 人的雇工提出 “三不” 原则:“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在这样暧昧不清的环境中,资本迅速发展,资本家作为一个阶级重新出现在华夏大地这片工农故土之上。

资本家在发家致富的同时,并没有相应的社会地位。他们不能进人大、不能进政协、不能入党,他们甚至对自己剥削工人而积攒的家底能不能保存下来都心里没底,毕竟,在十年前我党还要没收资本家的财产。

在城市中,工人阶级还有铁饭碗,而那些今天发家致富的资本家,昨天还只是返城没有工作的知情、游手好闲的二流子、以及其他形形色色被无产阶级看不上的人。对这些发了财的资本家,无产阶级在羡慕中又流露出鄙夷,“不就有两个臭钱吗,国家过两天就给你没收了。”

在农村里,第一批农民工已经出现。社会主义时期的社队企业,在人民公社解体后改了个名字叫做 “乡镇企业”,这些乡镇企业被承包给各种“能人” 开始了资本化的发展。本地农民成了乡镇企业雇工主要的产业后备军,这些农民除了从事农业生产外,还在自己所在乡镇的企业做兼职工作,他们同时从事工业和农业,显著特征就是 “离土不离乡”。

国家到底会不会没收财产?是不是把资本家养肥了又宰掉?很多资本家自己心里都没底。为了给资本家安心,1987 年,总设计师曾有一次讲话,他意味深长的说,“现在我们国内人们议论雇工问题,我和好多同志谈过,犯不着在这个问题上表现我们在‘动’,可以再看几年。” 当然,为了减小阻力,总设计师又安慰那些还坚持传统的老干部说,“现在的雇工大致上只是小企业和农村已经承包的农民,雇工人数同全国一亿多职工相比,数目很小。从全局看,这只不过是小小的一点。要动也容易,但是一动就好像政策又在变了。动还是要动,因为我们不搞两极分化。但是,在什么时候动,用什么方法动,要研究。” 然而,这一研究就是数十年。

1988 年,在资本发展了将近十年之后,在资本家已经成为了一个新兴的阶级之后,在农民工重新出现之后,在城市工人尚在梦中仍能分房的时候,在大学生还是天之骄子能够获得国家干部身份的时候,全国人大修宪了。私营经济终于获得了法律认可。

这是两个时代转轨的衔接点,从计划到市场,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体制,从劳动人民当家做主到资本家重回庙堂。

在这个衔接点上,资本家除了钱更多一点之外,他还没有获得相应的地位。他不仅不能入人大政协,就连他的子女进入大学的机会也比不上工农子弟,当然,更比不上国家干部。下面这张图就是其他社会群体子女进入大学的几率与资本家群体的比值,1982 年,城市工人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3.23 倍,农民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2.13 倍。1990 年,城市工人工人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10.78 倍,农民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6.22 倍。

而这一切,在 1992 年之后,彻底改变了。

1992-2008

这是资本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南巡拉开了这个阶段的帷幕,指明了资本发展的方向,终结了姓社姓资的讨论,为资本重新跃马扬鞭在华夏大地上纵横驰骋扫清了障碍。

这个阶段有多个标志性事件,其中,1993 年底夺去 87 个女工生命的致丽大火最让人悲痛不已。这把火宣告着资本对劳工的统治重新建立起来了,自此之后数十年间,劳工只能在资本的铁蹄下卑微地活着,或者卑微地死去。

低廉的工价,极度宽松的招商环境,大量受过教育的工人,完善的建基设施,以及全行业的产业链,这一切,使得中国成了资本升值的天堂。资本快速的发展着。

1992 年之前的资本,除了少数红顶商人之外,多数就是个体户和农村 “能人”。1992 年之后,大量体制内人员下海,大量国企干部收购国企从管理层变为所有者。1997-1998 的私企普查,干部下海由于掌握更多社会资源,纯利润是平均数的 1.9 倍。

这个阶段,大量灰色交易和违法行为出现,据戴建中估计,1989 到 1998 年间,私企偷税漏税超过 2700 亿元,大致占这些年间财政收入的 5%。

老板钱更多了,地位也更稳了。2001 年七一讲话提到,私营企业主等人 “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通过合法经营,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作出了贡献。他们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团结在一起,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如果这些人 “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则应该将他们 “吸收到党内来”。从这一年开始,资本家得以加入共产党,剥削者在党的组织中也合法了。老板们不仅仅能够入党,还渗入各级人大、政协参政议政。

越是大资本家,越是追求政治地位,积极入党,甚至本身就是党员经商。《全国工商联上规模民营企业调研分析报告》(2000~2014 年)做过一次调查,基本情况如下表。

1、规模以上私营企业的所有者界定为大资本家。2、在中小企业主中,按照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标准,将工业营业额不超过 3000 万元和其他行业不超过 1000 万元的企业拥有者界定小资本家。3、其余为中型资本家。

在城市中,免费分房和福利医疗都没了,国企改制终结了工人铁饭碗的梦。在国企工人没落的同时,新生代农民工成了无产阶级的主体,特别是在我国加入 WTO 之后,农民工数量更是突飞猛进。2003-2008 年,全国外出农民工每年增长 600 万到 800 万人。这批人,不知福利分房为何物,不知免费医疗为何物,他们成长在改开的年代,工作在资本的工厂,从来都认为被剥削压迫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这是一次重要的意义非凡的血液的替换,清洗掉了曾经的记忆,为资本进一步在意识形态上获得统治地位打下基础。

在农村中,小农经济在短暂的复苏后开始出现问题,三农问题的焦虑成了上个世纪末集体的记忆。但是,农民问题在中国加入 WTO 后迅速让位,因为农村中大部分青壮年流入城市,农村以这样的方式逐步枯萎,农村问题以这样的方式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

此时,资本家和工农子弟的差距终于拉开了。不论在财富上、地位上或者社会声望上。资本已经完全合法,没有人再讨论雇工几人才算剥削,剥削嘛,你不剥削,别人就剥削,剥削你是给你工作机会,你要感恩才是。2005 年后,曾有人借国企管理层肆意 MBO 之际攻击资本家,揭露他们那些见不得人的老底,要清洗他们的原罪。但是主流舆论不理不睬,甚至有学者建议豁免所有资本家的原罪,因为如果要追究,大部分资本家都有罪。

资本大踏步的前进,工农再次匍匐在地,就在资本与工农的中间,一个新兴的群体出现了。这个群体是随着中国城镇化、资本全球化以及新兴互联网行业的出现而壮大的,他们以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为主。他们从事着法律、会计、金融、管理以及各种各样的科研技术工作。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或者是由于在部门中占据管理职能,或者是掌握了较强的技术因此具有一定的不可替代性,或者是由于身处垄断行业,能在资本剥削劳动力的体制中,比普通劳动者拥有更好的工作环境、更大的组织生产的权力,因而也能获得更高的薪酬,这批人是新兴小资产阶级(教授、高中特级教师、部门经理、部分金融从业人员、大公司工程师、部分互联网从业人员等等)。他们中的另一批人,从事着低端的技术工作或底层的管理工作,拿些微薄的仅仅比体力无产者稍多的薪水,这些人是典型的脑力无产者(外包程序员、金融行业底层人员、部门办事员、中小学老师、公司技术员等等)。

在资本快速发展的时候,新兴的小资产阶级在高声欢呼。他们诅咒那个计划的时代,他们和主流一起歌颂这个冉冉兴起的盛世,他们为资本的每一次前行激动不已,肥得流油的资本总能滴下几滴油喂饱他们不大的野心。

脑力无产者仍有希望上升为新兴的小资产阶级,他们和新兴小资产阶级在同一间办公室办公,在同一个餐桌吃饭,有着类似的背景,聊着相同的话题。因此,他们也具有类似的意识形态。他们崇尚竞争,相信靠自己的努力能改变命运,他们喝着老板的鸡汤、看着成功学的视频、听着马云的演讲、畅想着美好的未来。

与资本在精神上以及一定程度也在利益上结盟的新兴小资产阶级,以及被新兴小资产阶级小康般生活吸引的脑力无产者,构成了知乎等新媒体上最初的用户群体。这个群体当然也在新兴的知乎等媒体上,用符合资本要求的话语回答着、讨论着各种问题。

2008 至今

这是资本发展的第三个阶段,这是资本盛极而衰的阶段。

在这个阶段的初期,资产阶级变得更强大了。中国资本依靠举国体制和凯恩斯主义实现弯道超车,一举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中国的垄断资本更是一举超过英德日法,成为全球第二,世界 500 强的数量从 2007 年的 30 个,飙升至 2015 年的 106 个。

资本家除了更有钱之外,还更深地进入社会管理领域。我们看第九届(1998)和第十一届(2008)全国人大代表构成,资产阶级成了除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之外最大的群体。他们是由房地产商、工商业巨头、互联网贵族以及各地富豪构成的,他们是人们口中的大老板、大富豪。他们仅占人口中的极少部分,但在全国人大代表中占比 2 成左右。至于表格中的专业人士群体,是由演艺界明星、金融大佬、知名运动员、律所合伙人等所谓精英构成的,他们多数人事实上也是资本家。

在这个阶段,农民作为一个阶级在快速没落。青壮年转移使得农村成了 993861 部队,即 99 重阳的老人,38 妇女的女性,61 儿童的小孩。当前农村中,纯务农或以务农为主,多曾经在外打工数年,由于年龄等原因无法继续打工才回乡务农。按《当代中国阶级阶层变动》系列报告所述,纯务农者,“他们中有 67.91% 的人曾是雇员或是工薪收入者,也就是打过工,最后才回归到农村务农,大部分是年纪大了回到农村务农。” 小农作为一个群体必然在市场经济中消亡,这是难以避免的。

在这个阶段,还有两个重要的矛盾在快速展,这对中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其一,中国资本的快速发展使得国内市场越来越狭窄了,过剩资本不断对外输出,2012 年之后的再一次过剩加速了资本的输出,从 2014 年起,中国成为了资本净输出国。而全世界的市场是有限的,中国输出的资本必然和英法美德意日等老牌帝国主义产生竞争,导致这些国家的垄断利润下滑,这是美国垄断资产阶级不愿意看到的。事实上,从 2012 年奥巴马亚太再平衡战略起,美国就明确了遏制中国资本的策略,这一方针在特朗普政府被公开化。

其二,工人阶级自发的抗争越来越多,在抗争的推动下,他们实际工资有了一个快速增长的阶段。这个阶段大致是从 2003-2015,其中 2010 年前后增长最快。这使得资本眼中的 “成本” 越来越高,低端产业的利润越来越低。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上述两个矛盾的影响下发展得更快了,大规模的产能过剩使得中国 GDP 增长率从 2013 年开始断崖式下滑,经济进入了一个被称为 “新常态” 的时期。为了保住经济,我国分别在 2009 年和 2014 年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刺激政策,伴随着刺激政策的深化,房价终于上天。

买了房的新兴小资产阶级仍然在欢呼着盛世,没有买房的小资产阶级以及广大的脑力无产者开始望房兴叹。伴随着利润的下滑,资本对他们的压榨似乎变得更重一些了,伴随着房价的上涨,资本带给他们的希望明显变得更为渺茫。

2018 年以来,内外部矛盾都更多了。吃饭的时候,那些明显不关心社会话题的人,也开始谈论社会问题,有些是因为彩礼引起的,有些是因为工资引起的,有些是因为房价引起的,有些是因为被优化引起的,所有的都是因为在资本的体制下生存的压力引起的。

还是这么一群人,还是在知乎等新媒体上面,曾经,他们为资本的发展鼓与呼,现在,他们开始自发地咒骂着资本。

而这群人有一个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具备的特点,他们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中长大的。不论他们读书的时候是否认可 “阶级”、“剥削”、“剩余价值” 这类概念及其内涵,他们都曾被广泛地灌输这类意识。当资本高速发展可以些许惠及他们的时候,他们抛弃了这些概念,当资本不再能给他们带来希望而只会无情压榨他们的时候,这些概念在他们的脑海中回归了。他们开始用 “资本家” 称呼企业家,用 “剥削” 描述企业家,用 “阶级” 审视企业家。

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开始左转,在网上自发地宣传着曾经在课本上学得的知识,剥削,阶级,资本家,剩余价值。他们中的一少部分人甚至开始自己花时间学习着各种课本上不曾涉及的知识,毛选,马恩选集,列宁的书,以及那些被忽视或掩盖的历史。

他们开始在网上论战,论战的对象是各种纯色或杂色的小粉红,各种精神或肉体的资本家,以及广大的在他们看来尚未觉醒的劳动者,当然,还有那些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包装起来的沙文主义者。

2020 年突如其来的疫情把这一切又放大了,压迫似乎又重了一点点,房价似乎还是那么高,工作似乎更加不稳定了,美好的生活显得似乎更加渺茫。

而那些企业家在几十年的高速发展中培养出的傲慢和残忍,一次次刺中他们的心。“996” 是福报,商业是公益,企业家还要给自己设立节日,企业家还要提案成立两年以内的企业不用遵守劳动法。

这一切都促发了知乎群体在 2020 年对资本家态度的急剧转变。

然而,这个群体毕竟只是劳动者中人数较少的一部分,广大的体力无产者还没有那么强的感受,他们本来工资就低,他们本来就不指望在大城市买房,他们本来就生活在底层,他们获取信息的渠道也更有限,他们抽象思考的能力也更差一些,他们似乎还没有多大变化。

但是,体力无产阶级也在变化。工资赶不上物价,“2017 年这个单间 300 块,今年这个单间 550 块”,“我下班还要打一份临工,哪有时间休息”。他们的抱怨也多起来了。不仅如此,经济下滑,很多工人回到老家,这些回到老家的工人会失去收入,经济危机在预演了。

2020 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它是脑力无产者明显左转的一年(转向批评资本主义),也是体力无产者明显感受到危机的第一年。

风暴远远还没来,但是脑力无产者的左转释放了一个明显的信号,天边已经聚起了几朵乌云,雷声也若隐若现,敏锐的人甚至能看到那划破夜空的几道微弱的闪电,历史的辩证法携着天边的风暴以不可抵挡的趋势向我们奔来,而极少数敏锐的青年已经张开双臂准备拥抱它了

原作者:佐伊 23

知乎用户 eeea 发表

这可不行说。小心进小黑屋

知乎用户 我掐指一算 发表

2020 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它是脑力无产者明显左转的一年(转向批评资本主义),也是体力无产者明显感受到危机的第一年。

自从 1978 年以来,中国资本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与之相伴的是,资本家的地位和劳动者的意识也经历了三个阶段。

1978-1992

这是中国资本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资本从无到有被召唤出来,并在全国范围建立了统一的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金融体系。

1978 年之前,成为一个资本家去剥削工人不仅是可耻的,而且是非法的。改革开放之后,第一批资本家(最初还只是城乡个体户)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1981 年,一个问题在党内引发激烈讨论,社会主义制度下出现的私人雇工算不算剥削。争论不休之下,最后给了一个似而非的结论,雇工不超过 8 人就不算剥削,超过 8 人就是剥削。但是资本的发展是迅猛的,8 人的限制迅速就被打破。

1983 年 1 月,中央对超出 8 人的雇工提出 “三不” 原则:“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在这样暧昧不清的环境中,资本迅速发展,资本家作为一个阶级重新出现在华夏大地这片工农故土之上。

资本家在发家致富的同时,并没有相应的社会地位。他们不能进人大、不能进政协、不能入党,他们甚至对自己剥削工人而积攒的家底能不能保存下来都心里没底,毕竟,在十年前我党还要没收资本家的财产。

在城市中,工人阶级还有铁饭碗,而那些今天发家致富的资本家,昨天还只是返城没有工作的知情、游手好闲的二流子、以及其他形形色色被无产阶级看不上的人。对这些发了财的资本家,无产阶级在羡慕中又流露出鄙夷,“不就有两个臭钱吗,国家过两天就给你没收了。”

在农村里,第一批农民工已经出现。社会主义时期的社队企业,在人民公社解体后改了个名字叫做 “乡镇企业”,这些乡镇企业被承包给各种“能人” 开始了资本化的发展。本地农民成了乡镇企业雇工主要的产业后备军,这些农民除了从事农业生产外,还在自己所在乡镇的企业做兼职工作,他们同时从事工业和农业,显著特征就是 “离土不离乡”。

国家到底会不会没收财产?是不是把资本家养肥了又宰掉?很多资本家自己心里都没底。为了给资本家安心,1987 年,总设计师曾有一次讲话,他意味深长的说,“现在我们国内人们议论雇工问题,我和好多同志谈过,犯不着在这个问题上表现我们在‘动’,可以再看几年。” 当然,为了减小阻力,总设计师又安慰那些还坚持传统的老干部说,“现在的雇工大致上只是小企业和农村已经承包的农民,雇工人数同全国一亿多职工相比,数目很小。从全局看,这只不过是小小的一点。要动也容易,但是一动就好像政策又在变了。动还是要动,因为我们不搞两极分化。但是,在什么时候动,用什么方法动,要研究。” 然而,这一研究就是数十年。

1988 年,在资本发展了将近十年之后,在资本家已经成为了一个新兴的阶级之后,在农民工重新出现之后,在城市工人尚在梦中仍能分房的时候,在大学生还是天之骄子能够获得国家干部身份的时候,全国人大修宪了。私营经济终于获得了法律认可。

这是两个时代转轨的衔接点,从计划到市场,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体制,从劳动人民当家做主到资本家重回庙堂。

在这个衔接点上,资本家除了钱更多一点之外,他还没有获得相应的地位。他不仅不能入人大政协,就连他的子女进入大学的机会也比不上工农子弟,当然,更比不上国家干部。下面这张图就是其他社会群体子女进入大学的几率与资本家群体的比值,1982 年,城市工人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3.23 倍,农民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2.13 倍。1990 年,城市工人工人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10.78 倍,农民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6.22 倍。

而这一切,在 1992 年之后,彻底改变了。

1992-2008

这是资本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南巡拉开了这个阶段的帷幕,指明了资本发展的方向,终结了姓社姓资的讨论,为资本重新跃马扬鞭在华夏大地上纵横驰骋扫清了障碍。

这个阶段有多个标志性事件,其中,1993 年底夺去 87 个女工生命的致丽大火最让人悲痛不已。这把火宣告着资本对劳工的统治重新建立起来了,自此之后数十年间,劳工只能在资本的铁蹄下卑微地活着,或者卑微地死去。

低廉的工价,极度宽松的招商环境,大量受过教育的工人,完善的建基设施,以及全行业的产业链,这一切,使得中国成了资本升值的天堂。资本快速的发展着。

1992 年之前的资本,除了少数红顶商人之外,多数就是个体户和农村 “能人”。1992 年之后,大量体制内人员下海,大量国企干部收购国企从管理层变为所有者。1997-1998 的私企普查,干部下海由于掌握更多社会资源,纯利润是平均数的 1.9 倍。

这个阶段,大量灰色交易和违法行为出现,据戴建中估计,1989 到 1998 年间,私企偷税漏税超过 2700 亿元,大致占这些年间财政收入的 5%。

老板钱更多了,地位也更稳了。2001 年七一讲话提到,私营企业主等人 “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通过合法经营,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作出了贡献。他们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团结在一起,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如果这些人 “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则应该将他们 “吸收到党内来”。从这一年开始,资本家得以加入共产党,剥削者在党的组织中也合法了。老板们不仅仅能够入党,还渗入各级人大、政协参政议政。

越是大资本家,越是追求政治地位,积极入党,甚至本身就是党员经商。《全国工商联上规模民营企业调研分析报告》(2000~2014 年)做过一次调查,基本情况如下表。

1、规模以上私营企业的所有者界定为大资本家。2、在中小企业主中,按照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标准,将工业营业额不超过 3000 万元和其他行业不超过 1000 万元的企业拥有者界定小资本家。3、其余为中型资本家。

在城市中,免费分房和福利医疗都没了,国企改制终结了工人铁饭碗的梦。在国企工人没落的同时,新生代农民工成了无产阶级的主体,特别是在我国加入 WTO 之后,农民工数量更是突飞猛进。2003-2008 年,全国外出农民工每年增长 600 万到 800 万人。这批人,不知福利分房为何物,不知免费医疗为何物,他们成长在改开的年代,工作在资本的工厂,从来都认为被剥削压迫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这是一次重要的意义非凡的血液的替换,清洗掉了曾经的记忆,为资本进一步在意识形态上获得统治地位打下基础。

在农村中,小农经济在短暂的复苏后开始出现问题,三农问题的焦虑成了上个世纪末集体的记忆。但是,农民问题在中国加入 WTO 后迅速让位,因为农村中大部分青壮年流入城市,农村以这样的方式逐步枯萎,农村问题以这样的方式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

此时,资本家和工农子弟的差距终于拉开了。不论在财富上、地位上或者社会声望上。资本已经完全合法,没有人再讨论雇工几人才算剥削,剥削嘛,你不剥削,别人就剥削,剥削你是给你工作机会,你要感恩才是。2005 年后,曾有人借国企管理层肆意 MBO 之际攻击资本家,揭露他们那些见不得人的老底,要清洗他们的原罪。但是主流舆论不理不睬,甚至有学者建议豁免所有资本家的原罪,因为如果要追究,大部分资本家都有罪。

资本大踏步的前进,工农再次匍匐在地,就在资本与工农的中间,一个新兴的群体出现了。这个群体是随着中国城镇化、资本全球化以及新兴互联网行业的出现而壮大的,他们以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为主。他们从事着法律、会计、金融、管理以及各种各样的科研技术工作。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或者是由于在部门中占据管理职能,或者是掌握了较强的技术因此具有一定的不可替代性,或者是由于身处垄断行业,能在资本剥削劳动力的体制中,比普通劳动者拥有更好的工作环境、更大的组织生产的权力,因而也能获得更高的薪酬,这批人是新兴小资产阶级(教授、高中特级教师、部门经理、部分金融从业人员、大公司工程师、部分互联网从业人员等等)。他们中的另一批人,从事着低端的技术工作或底层的管理工作,拿些微薄的仅仅比体力无产者稍多的薪水,这些人是典型的脑力无产者(外包程序员、金融行业底层人员、部门办事员、中小学老师、公司技术员等等)。

在资本快速发展的时候,新兴的小资产阶级在高声欢呼。他们诅咒那个计划的时代,他们和主流一起歌颂这个冉冉兴起的盛世,他们为资本的每一次前行激动不已,肥得流油的资本总能滴下几滴油喂饱他们不大的野心。

脑力无产者仍有希望上升为新兴的小资产阶级,他们和新兴小资产阶级在同一间办公室办公,在同一个餐桌吃饭,有着类似的背景,聊着相同的话题。因此,他们也具有类似的意识形态。他们崇尚竞争,相信靠自己的努力能改变命运,他们喝着老板的鸡汤、看着成功学的视频、听着马云的演讲、畅想着美好的未来。

与资本在精神上以及一定程度也在利益上结盟的新兴小资产阶级,以及被新兴小资产阶级小康般生活吸引的脑力无产者,构成了知乎等新媒体上最初的用户群体。这个群体当然也在新兴的知乎等媒体上,用符合资本要求的话语回答着、讨论着各种问题。

2008 至今

这是资本发展的第三个阶段,这是资本盛极而衰的阶段。

在这个阶段的初期,资产阶级变得更强大了。中国资本依靠举国体制和凯恩斯主义实现弯道超车,一举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中国的垄断资本更是一举超过英德日法,成为全球第二,世界 500 强的数量从 2007 年的 30 个,飙升至 2015 年的 106 个。

资本家除了更有钱之外,还更深地进入社会管理领域。我们看第九届(1998)和第十一届(2008)全国人大代表构成,资产阶级成了除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之外最大的群体。他们是由房地产商、工商业巨头、互联网贵族以及各地富豪构成的,他们是人们口中的大老板、大富豪。他们仅占人口中的极少部分,但在全国人大代表中占比 2 成左右。至于表格中的专业人士群体,是由演艺界明星、金融大佬、知名运动员、律所合伙人等所谓精英构成的,他们多数人事实上也是资本家。

在这个阶段,农民作为一个阶级在快速没落。青壮年转移使得农村成了 993861 部队,即 99 重阳的老人,38 妇女的女性,61 儿童的小孩。当前农村中,纯务农或以务农为主,多曾经在外打工数年,由于年龄等原因无法继续打工才回乡务农。按《当代中国阶级阶层变动》系列报告所述,纯务农者,“他们中有 67.91% 的人曾是雇员或是工薪收入者,也就是打过工,最后才回归到农村务农,大部分是年纪大了回到农村务农。” 小农作为一个群体必然在市场经济中消亡,这是难以避免的。

在这个阶段,还有两个重要的矛盾在快速展,这对中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其一,中国资本的快速发展使得国内市场越来越狭窄了,过剩资本不断对外输出,2012 年之后的再一次过剩加速了资本的输出,从 2014 年起,中国成为了资本净输出国。而全世界的市场是有限的,中国输出的资本必然和英法美德意日等老牌帝国主义产生竞争,导致这些国家的垄断利润下滑,这是美国垄断资产阶级不愿意看到的。事实上,从 2012 年奥巴马亚太再平衡战略起,美国就明确了遏制中国资本的策略,这一方针在特朗普政府被公开化。

其二,工人阶级自发的抗争越来越多,在抗争的推动下,他们实际工资有了一个快速增长的阶段。这个阶段大致是从 2003-2015,其中 2010 年前后增长最快。这使得资本眼中的 “成本” 越来越高,低端产业的利润越来越低。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上述两个矛盾的影响下发展得更快了,大规模的产能过剩使得中国 GDP 增长率从 2013 年开始断崖式下滑,经济进入了一个被称为 “新常态” 的时期。为了保住经济,我国分别在 2009 年和 2014 年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刺激政策,伴随着刺激政策的深化,房价终于上天。

买了房的新兴小资产阶级仍然在欢呼着盛世,没有买房的小资产阶级以及广大的脑力无产者开始望房兴叹。伴随着利润的下滑,资本对他们的压榨似乎变得更重一些了,伴随着房价的上涨,资本带给他们的希望明显变得更为渺茫。

2018 年以来,内外部矛盾都更多了。吃饭的时候,那些明显不关心社会话题的人,也开始谈论社会问题,有些是因为彩礼引起的,有些是因为工资引起的,有些是因为房价引起的,有些是因为被优化引起的,所有的都是因为在资本的体制下生存的压力引起的。

还是这么一群人,还是在知乎等新媒体上面,曾经,他们为资本的发展鼓与呼,现在,他们开始自发地咒骂着资本。

而这群人有一个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具备的特点,他们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中长大的。不论他们读书的时候是否认可 “阶级”、“剥削”、“剩余价值” 这类概念及其内涵,他们都曾被广泛地灌输这类意识。当资本高速发展可以些许惠及他们的时候,他们抛弃了这些概念,当资本不再能给他们带来希望而只会无情压榨他们的时候,这些概念在他们的脑海中回归了。他们开始用 “资本家” 称呼企业家,用 “剥削” 描述企业家,用 “阶级” 审视企业家。

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开始左转,在网上自发地宣传着曾经在课本上学得的知识,剥削,阶级,资本家,剩余价值。他们中的一少部分人甚至开始自己花时间学习着各种课本上不曾涉及的知识,毛选,马恩选集,列宁的书,以及那些被忽视或掩盖的历史。

他们开始在网上论战,论战的对象是各种纯色或杂色的小粉红,各种精神或肉体的资本家,以及广大的在他们看来尚未觉醒的劳动者,当然,还有那些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包装起来的沙文主义者。

2020 年突如其来的疫情把这一切又放大了,压迫似乎又重了一点点,房价似乎还是那么高,工作似乎更加不稳定了,美好的生活显得似乎更加渺茫。

而那些企业家在几十年的高速发展中培养出的傲慢和残忍,一次次刺中他们的心。“996” 是福报,商业是公益,企业家还要给自己设立节日,企业家还要提案成立两年以内的企业不用遵守劳动法。

这一切都促发了知乎群体在 2020 年对资本家态度的急剧转变。

然而,这个群体毕竟只是劳动者中人数较少的一部分,广大的体力无产者还没有那么强的感受,他们本来工资就低,他们本来就不指望在大城市买房,他们本来就生活在底层,他们获取信息的渠道也更有限,他们抽象思考的能力也更差一些,他们似乎还没有多大变化。

但是,体力无产阶级也在变化。工资赶不上物价,“2017 年这个单间 300 块,今年这个单间 550 块”,“我下班还要打一份临工,哪有时间休息”。他们的抱怨也多起来了。不仅如此,经济下滑,很多工人回到老家,这些回到老家的工人会失去收入,经济危机在预演了。

2020 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它是脑力无产者明显左转的一年(转向批评资本主义),也是体力无产者明显感受到危机的第一年。

风暴远远还没来,但是脑力无产者的左转释放了一个明显的信号,天边已经聚起了几朵乌云,雷声也若隐若现,敏锐的人甚至能看到那划破夜空的几道微弱的闪电,历史的辩证法携着天边的风暴以不可抵挡的趋势向我们奔来,而极少数敏锐的青年已经张开双臂准备拥抱它了

原作者:佐伊 23

知乎用户 叫我老抽 发表

求个活路而已

知乎用户 有闲 发表

2020 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它是脑力无产者明显左转的一年(转向批评资本主义),也是体力无产者明显感受到危机的第一年。

自从 1978 年以来,中国资本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与之相伴的是,资本家的地位和劳动者的意识也经历了三个阶段。

1978-1992

这是中国资本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资本从无到有被召唤出来,并在全国范围建立了统一的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金融体系。

1978 年之前,成为一个资本家去剥削工人不仅是可耻的,而且是非法的。改革开放之后,第一批资本家(最初还只是城乡个体户)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1981 年,一个问题在党内引发激烈讨论,社会主义制度下出现的私人雇工算不算剥削。争论不休之下,最后给了一个似而非的结论,雇工不超过 8 人就不算剥削,超过 8 人就是剥削。但是资本的发展是迅猛的,8 人的限制迅速就被打破。

1983 年 1 月,中央对超出 8 人的雇工提出 “三不” 原则:“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在这样暧昧不清的环境中,资本迅速发展,资本家作为一个阶级重新出现在华夏大地这片工农故土之上。

资本家在发家致富的同时,并没有相应的社会地位。他们不能进人大、不能进政协、不能入党,他们甚至对自己剥削工人而积攒的家底能不能保存下来都心里没底,毕竟,在十年前我党还要没收资本家的财产。

在城市中,工人阶级还有铁饭碗,而那些今天发家致富的资本家,昨天还只是返城没有工作的知情、游手好闲的二流子、以及其他形形色色被无产阶级看不上的人。对这些发了财的资本家,无产阶级在羡慕中又流露出鄙夷,“不就有两个臭钱吗,国家过两天就给你没收了。”

在农村里,第一批农民工已经出现。社会主义时期的社队企业,在人民公社解体后改了个名字叫做 “乡镇企业”,这些乡镇企业被承包给各种“能人” 开始了资本化的发展。本地农民成了乡镇企业雇工主要的产业后备军,这些农民除了从事农业生产外,还在自己所在乡镇的企业做兼职工作,他们同时从事工业和农业,显著特征就是“离土不离乡”。

国家到底会不会没收财产?是不是把资本家养肥了又宰掉?很多资本家自己心里都没底。为了给资本家安心,1987 年,总设计师曾有一次讲话,他意味深长的说,“现在我们国内人们议论雇工问题,我和好多同志谈过,犯不着在这个问题上表现我们在‘动’,可以再看几年。” 当然,为了减小阻力,总设计师又安慰那些还坚持传统的老干部说,“现在的雇工大致上只是小企业和农村已经承包的农民,雇工人数同全国一亿多职工相比,数目很小。从全局看,这只不过是小小的一点。要动也容易,但是一动就好像政策又在变了。动还是要动,因为我们不搞两极分化。但是,在什么时候动,用什么方法动,要研究。” 然而,这一研究就是数十年。

1988 年,在资本发展了将近十年之后,在资本家已经成为了一个新兴的阶级之后,在农民工重新出现之后,在城市工人尚在梦中仍能分房的时候,在大学生还是天之骄子能够获得国家干部身份的时候,全国人大修宪了。私营经济终于获得了法律认可。

这是两个时代转轨的衔接点,从计划到市场,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体制,从劳动人民当家做主到资本家重回庙堂。

在这个衔接点上,资本家除了钱更多一点之外,他还没有获得相应的地位。他不仅不能入人大政协,就连他的子女进入大学的机会也比不上工农子弟,当然,更比不上国家干部。下面这张图就是其他社会群体子女进入大学的几率与资本家群体的比值,1982 年,城市工人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3.23 倍,农民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2.13 倍。1990 年,城市工人工人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10.78 倍,农民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6.22 倍。

而这一切,在 1992 年之后,彻底改变了。

1992-2008

这是资本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南巡拉开了这个阶段的帷幕,指明了资本发展的方向,终结了姓社姓资的讨论,为资本重新跃马扬鞭在华夏大地上纵横驰骋扫清了障碍。

这个阶段有多个标志性事件,其中,1993 年底夺去 87 个女工生命的致丽大火最让人悲痛不已。这把火宣告着资本对劳工的统治重新建立起来了,自此之后数十年间,劳工只能在资本的铁蹄下卑微地活着,或者卑微地死去。

低廉的工价,极度宽松的招商环境,大量受过教育的工人,完善的建基设施,以及全行业的产业链,这一切,使得中国成了资本升值的天堂。资本快速的发展着。

1992 年之前的资本,除了少数红顶商人之外,多数就是个体户和农村 “能人”。1992 年之后,大量体制内人员下海,大量国企干部收购国企从管理层变为所有者。1997-1998 的私企普查,干部下海由于掌握更多社会资源,纯利润是平均数的 1.9 倍。

这个阶段,大量灰色交易和违法行为出现,据戴建中估计,1989 到 1998 年间,私企偷税漏税超过 2700 亿元,大致占这些年间财政收入的 5%。

老板钱更多了,地位也更稳了。2001 年七一讲话提到,私营企业主等人 “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通过合法经营,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作出了贡献。他们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团结在一起,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如果这些人 “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则应该将他们 “吸收到党内来”。从这一年开始,资本家得以加入共产党,剥削者在党的组织中也合法了。老板们不仅仅能够入党,还渗入各级人大、政协参政议政。

越是大资本家,越是追求政治地位,积极入党,甚至本身就是党员经商。《全国工商联上规模民营企业调研分析报告》(2000~2014 年)做过一次调查,基本情况如下表。

1、规模以上私营企业的所有者界定为大资本家。2、在中小企业主中,按照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标准,将工业营业额不超过 3000 万元和其他行业不超过 1000 万元的企业拥有者界定小资本家。3、其余为中型资本家。

在城市中,免费分房和福利医疗都没了,国企改制终结了工人铁饭碗的梦。在国企工人没落的同时,新生代农民工成了无产阶级的主体,特别是在我国加入 WTO 之后,农民工数量更是突飞猛进。2003-2008 年,全国外出农民工每年增长 600 万到 800 万人。这批人,不知福利分房为何物,不知免费医疗为何物,他们成长在改开的年代,工作在资本的工厂,从来都认为被剥削压迫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这是一次重要的意义非凡的血液的替换,清洗掉了曾经的记忆,为资本进一步在意识形态上获得统治地位打下基础。

在农村中,小农经济在短暂的复苏后开始出现问题,三农问题的焦虑成了上个世纪末集体的记忆。但是,农民问题在中国加入 WTO 后迅速让位,因为农村中大部分青壮年流入城市,农村以这样的方式逐步枯萎,农村问题以这样的方式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

此时,资本家和工农子弟的差距终于拉开了。不论在财富上、地位上或者社会声望上。资本已经完全合法,没有人再讨论雇工几人才算剥削,剥削嘛,你不剥削,别人就剥削,剥削你是给你工作机会,你要感恩才是。2005 年后,曾有人借国企管理层肆意 MBO 之际攻击资本家,揭露他们那些见不得人的老底,要清洗他们的原罪。但是主流舆论不理不睬,甚至有学者建议豁免所有资本家的原罪,因为如果要追究,大部分资本家都有罪。

资本大踏步的前进,工农再次匍匐在地,就在资本与工农的中间,一个新兴的群体出现了。这个群体是随着中国城镇化、资本全球化以及新兴互联网行业的出现而壮大的,他们以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为主。他们从事着法律、会计、金融、管理以及各种各样的科研技术工作。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或者是由于在部门中占据管理职能,或者是掌握了较强的技术因此具有一定的不可替代性,或者是由于身处垄断行业,能在资本剥削劳动力的体制中,比普通劳动者拥有更好的工作环境、更大的组织生产的权力,因而也能获得更高的薪酬,这批人是新兴小资产阶级(教授、高中特级教师、部门经理、部分金融从业人员、大公司工程师、部分互联网从业人员等等)。他们中的另一批人,从事着低端的技术工作或底层的管理工作,拿些微薄的仅仅比体力无产者稍多的薪水,这些人是典型的脑力无产者(外包程序员、金融行业底层人员、部门办事员、中小学老师、公司技术员等等)。

在资本快速发展的时候,新兴的小资产阶级在高声欢呼。他们诅咒那个计划的时代,他们和主流一起歌颂这个冉冉兴起的盛世,他们为资本的每一次前行激动不已,肥得流油的资本总能滴下几滴油喂饱他们不大的野心。

脑力无产者仍有希望上升为新兴的小资产阶级,他们和新兴小资产阶级在同一间办公室办公,在同一个餐桌吃饭,有着类似的背景,聊着相同的话题。因此,他们也具有类似的意识形态。他们崇尚竞争,相信靠自己的努力能改变命运,他们喝着老板的鸡汤、看着成功学的视频、听着马云的演讲、畅想着美好的未来。

与资本在精神上以及一定程度也在利益上结盟的新兴小资产阶级,以及被新兴小资产阶级小康般生活吸引的脑力无产者,构成了知乎等新媒体上最初的用户群体。这个群体当然也在新兴的知乎等媒体上,用符合资本要求的话语回答着、讨论着各种问题。

2008 至今

这是资本发展的第三个阶段,这是资本盛极而衰的阶段。

在这个阶段的初期,资产阶级变得更强大了。中国资本依靠举国体制和凯恩斯主义实现弯道超车,一举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中国的垄断资本更是一举超过英德日法,成为全球第二,世界 500 强的数量从 2007 年的 30 个,飙升至 2015 年的 106 个。

资本家除了更有钱之外,还更深地进入社会管理领域。我们看第九届(1998)和第十一届(2008)全国人大代表构成,资产阶级成了除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之外最大的群体。他们是由房地产商、工商业巨头、互联网贵族以及各地富豪构成的,他们是人们口中的大老板、大富豪。他们仅占人口中的极少部分,但在全国人大代表中占比 2 成左右。至于表格中的专业人士群体,是由演艺界明星、金融大佬、知名运动员、律所合伙人等所谓精英构成的,他们多数人事实上也是资本家。

在这个阶段,农民作为一个阶级在快速没落。青壮年转移使得农村成了 993861 部队,即 99 重阳的老人,38 妇女的女性,61 儿童的小孩。当前农村中,纯务农或以务农为主,多曾经在外打工数年,由于年龄等原因无法继续打工才回乡务农。按《当代中国阶级阶层变动》系列报告所述,纯务农者,“他们中有 67.91% 的人曾是雇员或是工薪收入者,也就是打过工,最后才回归到农村务农,大部分是年纪大了回到农村务农。” 小农作为一个群体必然在市场经济中消亡,这是难以避免的。

在这个阶段,还有两个重要的矛盾在快速展,这对中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其一,中国资本的快速发展使得国内市场越来越狭窄了,过剩资本不断对外输出,2012 年之后的再一次过剩加速了资本的输出,从 2014 年起,中国成为了资本净输出国。而全世界的市场是有限的,中国输出的资本必然和英法美德意日等老牌帝国主义产生竞争,导致这些国家的垄断利润下滑,这是美国垄断资产阶级不愿意看到的。事实上,从 2012 年奥巴马亚太再平衡战略起,美国就明确了遏制中国资本的策略,这一方针在特朗普政府被公开化。

其二,工人阶级自发的抗争越来越多,在抗争的推动下,他们实际工资有了一个快速增长的阶段。这个阶段大致是从 2003-2015,其中 2010 年前后增长最快。这使得资本眼中的 “成本” 越来越高,低端产业的利润越来越低。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上述两个矛盾的影响下发展得更快了,大规模的产能过剩使得中国 GDP 增长率从 2013 年开始断崖式下滑,经济进入了一个被称为 “新常态” 的时期。为了保住经济,我国分别在 2009 年和 2014 年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刺激政策,伴随着刺激政策的深化,房价终于上天。

买了房的新兴小资产阶级仍然在欢呼着盛世,没有买房的小资产阶级以及广大的脑力无产者开始望房兴叹。伴随着利润的下滑,资本对他们的压榨似乎变得更重一些了,伴随着房价的上涨,资本带给他们的希望明显变得更为渺茫。

2018 年以来,内外部矛盾都更多了。吃饭的时候,那些明显不关心社会话题的人,也开始谈论社会问题,有些是因为彩礼引起的,有些是因为工资引起的,有些是因为房价引起的,有些是因为被优化引起的,所有的都是因为在资本的体制下生存的压力引起的。

还是这么一群人,还是在知乎等新媒体上面,曾经,他们为资本的发展鼓与呼,现在,他们开始自发地咒骂着资本。

而这群人有一个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具备的特点,他们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中长大的。不论他们读书的时候是否认可 “阶级”、“剥削”、“剩余价值” 这类概念及其内涵,他们都曾被广泛地灌输这类意识。当资本高速发展可以些许惠及他们的时候,他们抛弃了这些概念,当资本不再能给他们带来希望而只会无情压榨他们的时候,这些概念在他们的脑海中回归了。他们开始用 “资本家” 称呼企业家,用 “剥削” 描述企业家,用 “阶级” 审视企业家。

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开始左转,在网上自发地宣传着曾经在课本上学得的知识,剥削,阶级,资本家,剩余价值。他们中的一少部分人甚至开始自己花时间学习着各种课本上不曾涉及的知识,毛选,马恩选集,列宁的书,以及那些被忽视或掩盖的历史。

他们开始在网上论战,论战的对象是各种纯色或杂色的小粉红,各种精神或肉体的资本家,以及广大的在他们看来尚未觉醒的劳动者,当然,还有那些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包装起来的沙文主义者。

2020 年突如其来的疫情把这一切又放大了,压迫似乎又重了一点点,房价似乎还是那么高,工作似乎更加不稳定了,美好的生活显得似乎更加渺茫。

而那些企业家在几十年的高速发展中培养出的傲慢和残忍,一次次刺中他们的心。“996” 是福报,商业是公益,企业家还要给自己设立节日,企业家还要提案成立两年以内的企业不用遵守劳动法

这一切都促发了知乎群体在 2020 年对资本家态度的急剧转变。

然而,这个群体毕竟只是劳动者中人数较少的一部分,广大的体力无产者还没有那么强的感受,他们本来工资就低,他们本来就不指望在大城市买房,他们本来就生活在底层,他们获取信息的渠道也更有限,他们抽象思考的能力也更差一些,他们似乎还没有多大变化。

但是,体力无产阶级也在变化。工资赶不上物价,“2017 年这个单间 300 块,今年这个单间 550 块”,“我下班还要打一份临工,哪有时间休息”。他们的抱怨也多起来了。不仅如此,经济下滑,很多工人回到老家,这些回到老家的工人会失去收入,经济危机在预演了。

2020 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它是脑力无产者明显左转的一年(转向批评资本主义),也是体力无产者明显感受到危机的第一年。

风暴远远还没来,但是脑力无产者的左转释放了一个明显的信号,天边已经聚起了几朵乌云,雷声也若隐若现,敏锐的人甚至能看到那划破夜空的几道微弱的闪电,历史的辩证法携着天边的风暴以不可抵挡的趋势向我们奔来,而极少数敏锐的青年已经张开双臂准备拥抱它了

知乎用户 活着 发表

2020 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它是脑力无产者明显左转的一年(转向批评资本主义),也是体力无产者明显感受到危机的第一年。

自从 1978 年以来,中国资本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与之相伴的是,资本家的地位和劳动者的意识也经历了三个阶段。

1978-1992

这是中国资本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资本从无到有被召唤出来,并在全国范围建立了统一的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金融体系。

1978 年之前,成为一个资本家去剥削工人不仅是可耻的,而且是非法的。改革开放之后,第一批资本家(最初还只是城乡个体户)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1981 年,一个问题在党内引发激烈讨论,社会主义制度下出现的私人雇工算不算剥削。争论不休之下,最后给了一个似而非的结论,雇工不超过 8 人就不算剥削,超过 8 人就是剥削。但是资本的发展是迅猛的,8 人的限制迅速就被打破。

1983 年 1 月,中央对超出 8 人的雇工提出 “三不” 原则:“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在这样暧昧不清的环境中,资本迅速发展,资本家作为一个阶级重新出现在华夏大地这片工农故土之上。

资本家在发家致富的同时,并没有相应的社会地位。他们不能进人大、不能进政协、不能入党,他们甚至对自己剥削工人而积攒的家底能不能保存下来都心里没底,毕竟,在十年前我党还要没收资本家的财产。

在城市中,工人阶级还有铁饭碗,而那些今天发家致富的资本家,昨天还只是返城没有工作的知情、游手好闲的二流子、以及其他形形色色被无产阶级看不上的人。对这些发了财的资本家,无产阶级在羡慕中又流露出鄙夷,“不就有两个臭钱吗,国家过两天就给你没收了。”

在农村里,第一批农民工已经出现。社会主义时期的社队企业,在人民公社解体后改了个名字叫做 “乡镇企业”,这些乡镇企业被承包给各种“能人” 开始了资本化的发展。本地农民成了乡镇企业雇工主要的产业后备军,这些农民除了从事农业生产外,还在自己所在乡镇的企业做兼职工作,他们同时从事工业和农业,显著特征就是 “离土不离乡”。

国家到底会不会没收财产?是不是把资本家养肥了又宰掉?很多资本家自己心里都没底。为了给资本家安心,1987 年,总设计师曾有一次讲话,他意味深长的说,“现在我们国内人们议论雇工问题,我和好多同志谈过,犯不着在这个问题上表现我们在‘动’,可以再看几年。” 当然,为了减小阻力,总设计师又安慰那些还坚持传统的老干部说,“现在的雇工大致上只是小企业和农村已经承包的农民,雇工人数同全国一亿多职工相比,数目很小。从全局看,这只不过是小小的一点。要动也容易,但是一动就好像政策又在变了。动还是要动,因为我们不搞两极分化。但是,在什么时候动,用什么方法动,要研究。” 然而,这一研究就是数十年。

1988 年,在资本发展了将近十年之后,在资本家已经成为了一个新兴的阶级之后,在农民工重新出现之后,在城市工人尚在梦中仍能分房的时候,在大学生还是天之骄子能够获得国家干部身份的时候,全国人大修宪了。私营经济终于获得了法律认可。

这是两个时代转轨的衔接点,从计划到市场,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体制,从劳动人民当家做主到资本家重回庙堂。

在这个衔接点上,资本家除了钱更多一点之外,他还没有获得相应的地位。他不仅不能入人大政协,就连他的子女进入大学的机会也比不上工农子弟,当然,更比不上国家干部。下面这张图就是其他社会群体子女进入大学的几率与资本家群体的比值,1982 年,城市工人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3.23 倍,农民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2.13 倍。1990 年,城市工人工人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10.78 倍,农民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6.22 倍。

而这一切,在 1992 年之后,彻底改变了。

1992-2008

这是资本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南巡拉开了这个阶段的帷幕,指明了资本发展的方向,终结了姓社姓资的讨论,为资本重新跃马扬鞭在华夏大地上纵横驰骋扫清了障碍。

这个阶段有多个标志性事件,其中,1993 年底夺去 87 个女工生命的致丽大火最让人悲痛不已。这把火宣告着资本对劳工的统治重新建立起来了,自此之后数十年间,劳工只能在资本的铁蹄下卑微地活着,或者卑微地死去。

低廉的工价,极度宽松的招商环境,大量受过教育的工人,完善的建基设施,以及全行业的产业链,这一切,使得中国成了资本升值的天堂。资本快速的发展着。

1992 年之前的资本,除了少数红顶商人之外,多数就是个体户和农村 “能人”。1992 年之后,大量体制内人员下海,大量国企干部收购国企从管理层变为所有者。1997-1998 的私企普查,干部下海由于掌握更多社会资源,纯利润是平均数的 1.9 倍。

这个阶段,大量灰色交易和违法行为出现,据戴建中估计,1989 到 1998 年间,私企偷税漏税超过 2700 亿元,大致占这些年间财政收入的 5%。

老板钱更多了,地位也更稳了。2001 年七一讲话提到,私营企业主等人 “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通过合法经营,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作出了贡献。他们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团结在一起,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如果这些人 “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则应该将他们 “吸收到党内来”。从这一年开始,资本家得以加入共产党,剥削者在党的组织中也合法了。老板们不仅仅能够入党,还渗入各级人大、政协参政议政。

越是大资本家,越是追求政治地位,积极入党,甚至本身就是党员经商。《全国工商联上规模民营企业调研分析报告》(2000~2014 年)做过一次调查,基本情况如下表。

1、规模以上私营企业的所有者界定为大资本家。2、在中小企业主中,按照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标准,将工业营业额不超过 3000 万元和其他行业不超过 1000 万元的企业拥有者界定小资本家。3、其余为中型资本家。

在城市中,免费分房和福利医疗都没了,国企改制终结了工人铁饭碗的梦。在国企工人没落的同时,新生代农民工成了无产阶级的主体,特别是在我国加入 WTO 之后,农民工数量更是突飞猛进。2003-2008 年,全国外出农民工每年增长 600 万到 800 万人。这批人,不知福利分房为何物,不知免费医疗为何物,他们成长在改开的年代,工作在资本的工厂,从来都认为被剥削压迫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这是一次重要的意义非凡的血液的替换,清洗掉了曾经的记忆,为资本进一步在意识形态上获得统治地位打下基础。

在农村中,小农经济在短暂的复苏后开始出现问题,三农问题的焦虑成了上个世纪末集体的记忆。但是,农民问题在中国加入 WTO 后迅速让位,因为农村中大部分青壮年流入城市,农村以这样的方式逐步枯萎,农村问题以这样的方式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

此时,资本家和工农子弟的差距终于拉开了。不论在财富上、地位上或者社会声望上。资本已经完全合法,没有人再讨论雇工几人才算剥削,剥削嘛,你不剥削,别人就剥削,剥削你是给你工作机会,你要感恩才是。2005 年后,曾有人借国企管理层肆意 MBO 之际攻击资本家,揭露他们那些见不得人的老底,要清洗他们的原罪。但是主流舆论不理不睬,甚至有学者建议豁免所有资本家的原罪,因为如果要追究,大部分资本家都有罪。

资本大踏步的前进,工农再次匍匐在地,就在资本与工农的中间,一个新兴的群体出现了。这个群体是随着中国城镇化、资本全球化以及新兴互联网行业的出现而壮大的,他们以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为主。他们从事着法律、会计、金融、管理以及各种各样的科研技术工作。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或者是由于在部门中占据管理职能,或者是掌握了较强的技术因此具有一定的不可替代性,或者是由于身处垄断行业,能在资本剥削劳动力的体制中,比普通劳动者拥有更好的工作环境、更大的组织生产的权力,因而也能获得更高的薪酬,这批人是新兴小资产阶级(教授、高中特级教师、部门经理、部分金融从业人员、大公司工程师、部分互联网从业人员等等)。他们中的另一批人,从事着低端的技术工作或底层的管理工作,拿些微薄的仅仅比体力无产者稍多的薪水,这些人是典型的脑力无产者(外包程序员、金融行业底层人员、部门办事员、中小学老师、公司技术员等等)。

在资本快速发展的时候,新兴的小资产阶级在高声欢呼。他们诅咒那个计划的时代,他们和主流一起歌颂这个冉冉兴起的盛世,他们为资本的每一次前行激动不已,肥得流油的资本总能滴下几滴油喂饱他们不大的野心。

脑力无产者仍有希望上升为新兴的小资产阶级,他们和新兴小资产阶级在同一间办公室办公,在同一个餐桌吃饭,有着类似的背景,聊着相同的话题。因此,他们也具有类似的意识形态。他们崇尚竞争,相信靠自己的努力能改变命运,他们喝着老板的鸡汤、看着成功学的视频、听着马云的演讲、畅想着美好的未来。

与资本在精神上以及一定程度也在利益上结盟的新兴小资产阶级,以及被新兴小资产阶级小康般生活吸引的脑力无产者,构成了知乎等新媒体上最初的用户群体。这个群体当然也在新兴的知乎等媒体上,用符合资本要求的话语回答着、讨论着各种问题。

2008 至今

这是资本发展的第三个阶段,这是资本盛极而衰的阶段。

在这个阶段的初期,资产阶级变得更强大了。中国资本依靠举国体制和凯恩斯主义实现弯道超车,一举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中国的垄断资本更是一举超过英德日法,成为全球第二,世界 500 强的数量从 2007 年的 30 个,飙升至 2015 年的 106 个。

资本家除了更有钱之外,还更深地进入社会管理领域。我们看第九届(1998)和第十一届(2008)全国人大代表构成,资产阶级成了除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之外最大的群体。他们是由房地产商、工商业巨头、互联网贵族以及各地富豪构成的,他们是人们口中的大老板、大富豪。他们仅占人口中的极少部分,但在全国人大代表中占比 2 成左右。至于表格中的专业人士群体,是由演艺界明星、金融大佬、知名运动员、律所合伙人等所谓精英构成的,他们多数人事实上也是资本家。

在这个阶段,农民作为一个阶级在快速没落。青壮年转移使得农村成了 993861 部队,即 99 重阳的老人,38 妇女的女性,61 儿童的小孩。当前农村中,纯务农或以务农为主,多曾经在外打工数年,由于年龄等原因无法继续打工才回乡务农。按《当代中国阶级阶层变动》系列报告所述,纯务农者,“他们中有 67.91% 的人曾是雇员或是工薪收入者,也就是打过工,最后才回归到农村务农,大部分是年纪大了回到农村务农。” 小农作为一个群体必然在市场经济中消亡,这是难以避免的。

在这个阶段,还有两个重要的矛盾在快速展,这对中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其一,中国资本的快速发展使得国内市场越来越狭窄了,过剩资本不断对外输出,2012 年之后的再一次过剩加速了资本的输出,从 2014 年起,中国成为了资本净输出国。而全世界的市场是有限的,中国输出的资本必然和英法美德意日等老牌帝国主义产生竞争,导致这些国家的垄断利润下滑,这是美国垄断资产阶级不愿意看到的。事实上,从 2012 年奥巴马亚太再平衡战略起,美国就明确了遏制中国资本的策略,这一方针在特朗普政府被公开化。

其二,工人阶级自发的抗争越来越多,在抗争的推动下,他们实际工资有了一个快速增长的阶段。这个阶段大致是从 2003-2015,其中 2010 年前后增长最快。这使得资本眼中的 “成本” 越来越高,低端产业的利润越来越低。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上述两个矛盾的影响下发展得更快了,大规模的产能过剩使得中国 GDP 增长率从 2013 年开始断崖式下滑,经济进入了一个被称为 “新常态” 的时期。为了保住经济,我国分别在 2009 年和 2014 年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刺激政策,伴随着刺激政策的深化,房价终于上天。

买了房的新兴小资产阶级仍然在欢呼着盛世,没有买房的小资产阶级以及广大的脑力无产者开始望房兴叹。伴随着利润的下滑,资本对他们的压榨似乎变得更重一些了,伴随着房价的上涨,资本带给他们的希望明显变得更为渺茫。

2018 年以来,内外部矛盾都更多了。吃饭的时候,那些明显不关心社会话题的人,也开始谈论社会问题,有些是因为彩礼引起的,有些是因为工资引起的,有些是因为房价引起的,有些是因为被优化引起的,所有的都是因为在资本的体制下生存的压力引起的。

还是这么一群人,还是在知乎等新媒体上面,曾经,他们为资本的发展鼓与呼,现在,他们开始自发地咒骂着资本。

而这群人有一个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具备的特点,他们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中长大的。不论他们读书的时候是否认可 “阶级”、“剥削”、“剩余价值” 这类概念及其内涵,他们都曾被广泛地灌输这类意识。当资本高速发展可以些许惠及他们的时候,他们抛弃了这些概念,当资本不再能给他们带来希望而只会无情压榨他们的时候,这些概念在他们的脑海中回归了。他们开始用 “资本家” 称呼企业家,用 “剥削” 描述企业家,用 “阶级” 审视企业家。

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开始左转,在网上自发地宣传着曾经在课本上学得的知识,剥削,阶级,资本家,剩余价值。他们中的一少部分人甚至开始自己花时间学习着各种课本上不曾涉及的知识,毛选,马恩选集,列宁的书,以及那些被忽视或掩盖的历史。

他们开始在网上论战,论战的对象是各种纯色或杂色的小粉红,各种精神或肉体的资本家,以及广大的在他们看来尚未觉醒的劳动者,当然,还有那些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包装起来的沙文主义者。

2020 年突如其来的疫情把这一切又放大了,压迫似乎又重了一点点,房价似乎还是那么高,工作似乎更加不稳定了,美好的生活显得似乎更加渺茫。

而那些企业家在几十年的高速发展中培养出的傲慢和残忍,一次次刺中他们的心。“996” 是福报,商业是公益,企业家还要给自己设立节日,企业家还要提案成立两年以内的企业不用遵守劳动法。

这一切都促发了知乎群体在 2020 年对资本家态度的急剧转变。

然而,这个群体毕竟只是劳动者中人数较少的一部分,广大的体力无产者还没有那么强的感受,他们本来工资就低,他们本来就不指望在大城市买房,他们本来就生活在底层,他们获取信息的渠道也更有限,他们抽象思考的能力也更差一些,他们似乎还没有多大变化。

但是,体力无产阶级也在变化。工资赶不上物价,“2017 年这个单间 300 块,今年这个单间 550 块”,“我下班还要打一份临工,哪有时间休息”。他们的抱怨也多起来了。不仅如此,经济下滑,很多工人回到老家,这些回到老家的工人会失去收入,经济危机在预演了。

2020 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它是脑力无产者明显左转的一年(转向批评资本主义),也是体力无产者明显感受到危机的第一年。

风暴远远还没来,但是脑力无产者的左转释放了一个明显的信号,天边已经聚起了几朵乌云,雷声也若隐若现,敏锐的人甚至能看到那划破夜空的几道微弱的闪电,历史的辩证法携着天边的风暴以不可抵挡的趋势向我们奔来,而极少数敏锐的青年已经张开双臂准备拥抱它了

原作者:佐伊 23

知乎用户 sdeewfwfw 发表

作者:井底之蛙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77101829/answer/2042868050
来源:知乎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
2020 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它是脑力无产者明显左转的一年(转向批评资本主义),也是体力无产者明显感受到危机的第一年。
自从 1978 年以来,中国资本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与之相伴的是,资本家的地位和劳动者的意识也经历了三个阶段。
1978-1992
这是中国资本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资本从无到有被召唤出来,并在全国范围建立了统一的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金融体系。
1978 年之前,成为一个资本家去剥削工人不仅是可耻的,而且是非法的。改革开放之后,第一批资本家(最初还只是城乡个体户)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1981 年,一个问题在党内引发激烈讨论,社会主义制度下出现的私人雇工算不算剥削。争论不休之下,最后给了一个似而非的结论,雇工不超过 8 人就不算剥削,超过 8 人就是剥削。但是资本的发展是迅猛的,8 人的限制迅速就被打破。
1983 年 1 月,中央对超出 8 人的雇工提出 “三不” 原则:“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在这样暧昧不清的环境中,资本迅速发展,资本家作为一个阶级重新出现在华夏大地这片工农故土之上。
资本家在发家致富的同时,并没有相应的社会地位。他们不能进人大、不能进政协、不能入党,他们甚至对自己剥削工人而积攒的家底能不能保存下来都心里没底,毕竟,在十年前我党还要没收资本家的财产。
在城市中,工人阶级还有铁饭碗,而那些今天发家致富的资本家,昨天还只是返城没有工作的知情、游手好闲的二流子、以及其他形形色色被无产阶级看不上的人。对这些发了财的资本家,无产阶级在羡慕中又流露出鄙夷,“不就有两个臭钱吗,国家过两天就给你没收了。”
在农村里,第一批农民工已经出现。社会主义时期的社队企业,在人民公社解体后改了个名字叫做 “乡镇企业”,这些乡镇企业被承包给各种“能人” 开始了资本化的发展。本地农民成了乡镇企业雇工主要的产业后备军,这些农民除了从事农业生产外,还在自己所在乡镇的企业做兼职工作,他们同时从事工业和农业,显著特征就是“离土不离乡”。
国家到底会不会没收财产?是不是把资本家养肥了又宰掉?很多资本家自己心里都没底。为了给资本家安心,1987 年,总设计师曾有一次讲话,他意味深长的说,“现在我们国内人们议论雇工问题,我和好多同志谈过,犯不着在这个问题上表现我们在‘动’,可以再看几年。” 当然,为了减小阻力,总设计师又安慰那些还坚持传统的老干部说,“现在的雇工大致上只是小企业和农村已经承包的农民,雇工人数同全国一亿多职工相比,数目很小。从全局看,这只不过是小小的一点。要动也容易,但是一动就好像政策又在变了。动还是要动,因为我们不搞两极分化。但是,在什么时候动,用什么方法动,要研究。” 然而,这一研究就是数十年。
1988 年,在资本发展了将近十年之后,在资本家已经成为了一个新兴的阶级之后,在农民工重新出现之后,在城市工人尚在梦中仍能分房的时候,在大学生还是天之骄子能够获得国家干部身份的时候,全国人大修宪了。私营经济终于获得了法律认可。
这是两个时代转轨的衔接点,从计划到市场,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体制,从劳动人民当家做主到资本家重回庙堂。
在这个衔接点上,资本家除了钱更多一点之外,他还没有获得相应的地位。他不仅不能入人大政协,就连他的子女进入大学的机会也比不上工农子弟,当然,更比不上国家干部。下面这张图就是其他社会群体子女进入大学的几率与资本家群体的比值,1982 年,城市工人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3.23 倍,农民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2.13 倍。1990 年,城市工人工人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10.78 倍,农民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6.22 倍。
而这一切,在 1992 年之后,彻底改变了。
1992-2008
这是资本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南巡拉开了这个阶段的帷幕,指明了资本发展的方向,终结了姓社姓资的讨论,为资本重新跃马扬鞭在华夏大地上纵横驰骋扫清了障碍。
这个阶段有多个标志性事件,其中,1993 年底夺去 87 个女工生命的致丽大火最让人悲痛不已。这把火宣告着资本对劳工的统治重新建立起来了,自此之后数十年间,劳工只能在资本的铁蹄下卑微地活着,或者卑微地死去。
低廉的工价,极度宽松的招商环境,大量受过教育的工人,完善的建基设施,以及全行业的产业链,这一切,使得中国成了资本升值的天堂。资本快速的发展着。
1992 年之前的资本,除了少数红顶商人之外,多数就是个体户和农村 “能人”。1992 年之后,大量体制内人员下海,大量国企干部收购国企从管理层变为所有者。1997-1998 的私企普查,干部下海由于掌握更多社会资源,纯利润是平均数的 1.9 倍。
这个阶段,大量灰色交易和违法行为出现,据戴建中估计,1989 到 1998 年间,私企偷税漏税超过 2700 亿元,大致占这些年间财政收入的 5%。
老板钱更多了,地位也更稳了。2001 年七一讲话提到,私营企业主等人 “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通过合法经营,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作出了贡献。他们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团结在一起,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如果这些人 “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则应该将他们 “吸收到党内来”。从这一年开始,资本家得以加入共产党,剥削者在党的组织中也合法了。老板们不仅仅能够入党,还渗入各级人大、政协参政议政。
越是大资本家,越是追求政治地位,积极入党,甚至本身就是党员经商。《全国工商联上规模民营企业调研分析报告》(2000~2014 年)做过一次调查,基本情况如下表。
1、规模以上私营企业的所有者界定为大资本家。2、在中小企业主中,按照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标准,将工业营业额不超过 3000 万元和其他行业不超过 1000 万元的企业拥有者界定小资本家。3、其余为中型资本家。
在城市中,免费分房和福利医疗都没了,国企改制终结了工人铁饭碗的梦。在国企工人没落的同时,新生代农民工成了无产阶级的主体,特别是在我国加入 WTO 之后,农民工数量更是突飞猛进。2003-2008 年,全国外出农民工每年增长 600 万到 800 万人。这批人,不知福利分房为何物,不知免费医疗为何物,他们成长在改开的年代,工作在资本的工厂,从来都认为被剥削压迫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这是一次重要的意义非凡的血液的替换,清洗掉了曾经的记忆,为资本进一步在意识形态上获得统治地位打下基础。
在农村中,小农经济在短暂的复苏后开始出现问题,三农问题的焦虑成了上个世纪末集体的记忆。但是,农民问题在中国加入 WTO 后迅速让位,因为农村中大部分青壮年流入城市,农村以这样的方式逐步枯萎,农村问题以这样的方式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
此时,资本家和工农子弟的差距终于拉开了。不论在财富上、地位上或者社会声望上。资本已经完全合法,没有人再讨论雇工几人才算剥削,剥削嘛,你不剥削,别人就剥削,剥削你是给你工作机会,你要感恩才是。2005 年后,曾有人借国企管理层肆意 MBO 之际攻击资本家,揭露他们那些见不得人的老底,要清洗他们的原罪。但是主流舆论不理不睬,甚至有学者建议豁免所有资本家的原罪,因为如果要追究,大部分资本家都有罪。
资本大踏步的前进,工农再次匍匐在地,就在资本与工农的中间,一个新兴的群体出现了。这个群体是随着中国城镇化、资本全球化以及新兴互联网行业的出现而壮大的,他们以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为主。他们从事着法律、会计、金融、管理以及各种各样的科研技术工作。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或者是由于在部门中占据管理职能,或者是掌握了较强的技术因此具有一定的不可替代性,或者是由于身处垄断行业,能在资本剥削劳动力的体制中,比普通劳动者拥有更好的工作环境、更大的组织生产的权力,因而也能获得更高的薪酬,这批人是新兴小资产阶级(教授、高中特级教师、部门经理、部分金融从业人员、大公司工程师、部分互联网从业人员等等)。他们中的另一批人,从事着低端的技术工作或底层的管理工作,拿些微薄的仅仅比体力无产者稍多的薪水,这些人是典型的脑力无产者(外包程序员、金融行业底层人员、部门办事员、中小学老师、公司技术员等等)。
在资本快速发展的时候,新兴的小资产阶级在高声欢呼。他们诅咒那个计划的时代,他们和主流一起歌颂这个冉冉兴起的盛世,他们为资本的每一次前行激动不已,肥得流油的资本总能滴下几滴油喂饱他们不大的野心。
脑力无产者仍有希望上升为新兴的小资产阶级,他们和新兴小资产阶级在同一间办公室办公,在同一个餐桌吃饭,有着类似的背景,聊着相同的话题。因此,他们也具有类似的意识形态。他们崇尚竞争,相信靠自己的努力能改变命运,他们喝着老板的鸡汤、看着成功学的视频、听着马云的演讲、畅想着美好的未来。
与资本在精神上以及一定程度也在利益上结盟的新兴小资产阶级,以及被新兴小资产阶级小康般生活吸引的脑力无产者,构成了知乎等新媒体上最初的用户群体。这个群体当然也在新兴的知乎等媒体上,用符合资本要求的话语回答着、讨论着各种问题。
2008 至今
这是资本发展的第三个阶段,这是资本盛极而衰的阶段。
在这个阶段的初期,资产阶级变得更强大了。中国资本依靠举国体制和凯恩斯主义实现弯道超车,一举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中国的垄断资本更是一举超过英德日法,成为全球第二,世界 500 强的数量从 2007 年的 30 个,飙升至 2015 年的 106 个。
资本家除了更有钱之外,还更深地进入社会管理领域。我们看第九届(1998)和第十一届(2008)全国人大代表构成,资产阶级成了除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之外最大的群体。他们是由房地产商、工商业巨头、互联网贵族以及各地富豪构成的,他们是人们口中的大老板、大富豪。他们仅占人口中的极少部分,但在全国人大代表中占比 2 成左右。至于表格中的专业人士群体,是由演艺界明星、金融大佬、知名运动员、律所合伙人等所谓精英构成的,他们多数人事实上也是资本家。
在这个阶段,农民作为一个阶级在快速没落。青壮年转移使得农村成了 993861 部队,即 99 重阳的老人,38 妇女的女性,61 儿童的小孩。当前农村中,纯务农或以务农为主,多曾经在外打工数年,由于年龄等原因无法继续打工才回乡务农。按《当代中国阶级阶层变动》系列报告所述,纯务农者,“他们中有 67.91% 的人曾是雇员或是工薪收入者,也就是打过工,最后才回归到农村务农,大部分是年纪大了回到农村务农。” 小农作为一个群体必然在市场经济中消亡,这是难以避免的。
在这个阶段,还有两个重要的矛盾在快速展,这对中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其一,中国资本的快速发展使得国内市场越来越狭窄了,过剩资本不断对外输出,2012 年之后的再一次过剩加速了资本的输出,从 2014 年起,中国成为了资本净输出国。而全世界的市场是有限的,中国输出的资本必然和英法美德意日等老牌帝国主义产生竞争,导致这些国家的垄断利润下滑,这是美国垄断资产阶级不愿意看到的。事实上,从 2012 年奥巴马亚太再平衡战略起,美国就明确了遏制中国资本的策略,这一方针在特朗普政府被公开化。
其二,工人阶级自发的抗争越来越多,在抗争的推动下,他们实际工资有了一个快速增长的阶段。这个阶段大致是从 2003-2015,其中 2010 年前后增长最快。这使得资本眼中的 “成本” 越来越高,低端产业的利润越来越低。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上述两个矛盾的影响下发展得更快了,大规模的产能过剩使得中国 GDP 增长率从 2013 年开始断崖式下滑,经济进入了一个被称为 “新常态” 的时期。为了保住经济,我国分别在 2009 年和 2014 年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刺激政策,伴随着刺激政策的深化,房价终于上天。
买了房的新兴小资产阶级仍然在欢呼着盛世,没有买房的小资产阶级以及广大的脑力无产者开始望房兴叹。伴随着利润的下滑,资本对他们的压榨似乎变得更重一些了,伴随着房价的上涨,资本带给他们的希望明显变得更为渺茫。
2018 年以来,内外部矛盾都更多了。吃饭的时候,那些明显不关心社会话题的人,也开始谈论社会问题,有些是因为彩礼引起的,有些是因为工资引起的,有些是因为房价引起的,有些是因为被优化引起的,所有的都是因为在资本的体制下生存的压力引起的。
还是这么一群人,还是在知乎等新媒体上面,曾经,他们为资本的发展鼓与呼,现在,他们开始自发地咒骂着资本。
而这群人有一个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具备的特点,他们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中长大的。不论他们读书的时候是否认可 “阶级”、“剥削”、“剩余价值” 这类概念及其内涵,他们都曾被广泛地灌输这类意识。当资本高速发展可以些许惠及他们的时候,他们抛弃了这些概念,当资本不再能给他们带来希望而只会无情压榨他们的时候,这些概念在他们的脑海中回归了。他们开始用 “资本家” 称呼企业家,用 “剥削” 描述企业家,用 “阶级” 审视企业家。
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开始左转,在网上自发地宣传着曾经在课本上学得的知识,剥削,阶级,资本家,剩余价值。他们中的一少部分人甚至开始自己花时间学习着各种课本上不曾涉及的知识,毛选,马恩选集,列宁的书,以及那些被忽视或掩盖的历史。
他们开始在网上论战,论战的对象是各种纯色或杂色的小粉红,各种精神或肉体的资本家,以及广大的在他们看来尚未觉醒的劳动者,当然,还有那些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包装起来的沙文主义者。
2020 年突如其来的疫情把这一切又放大了,压迫似乎又重了一点点,房价似乎还是那么高,工作似乎更加不稳定了,美好的生活显得似乎更加渺茫。
而那些企业家在几十年的高速发展中培养出的傲慢和残忍,一次次刺中他们的心。“996” 是福报,商业是公益,企业家还要给自己设立节日,企业家还要提案成立两年以内的企业不用遵守劳动法。
这一切都促发了知乎群体在 2020 年对资本家态度的急剧转变。
然而,这个群体毕竟只是劳动者中人数较少的一部分,广大的体力无产者还没有那么强的感受,他们本来工资就低,他们本来就不指望在大城市买房,他们本来就生活在底层,他们获取信息的渠道也更有限,他们抽象思考的能力也更差一些,他们似乎还没有多大变化。
但是,体力无产阶级也在变化。工资赶不上物价,“2017 年这个单间 300 块,今年这个单间 550 块”,“我下班还要打一份临工,哪有时间休息”。他们的抱怨也多起来了。不仅如此,经济下滑,很多工人回到老家,这些回到老家的工人会失去收入,经济危机在预演了。
2020 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它是脑力无产者明显左转的一年(转向批评资本主义),也是体力无产者明显感受到危机的第一年。
风暴远远还没来,但是脑力无产者的左转释放了一个明显的信号,天边已经聚起了几朵乌云,雷声也若隐若现,敏锐的人甚至能看到那划破夜空的几道微弱的闪电,历史的辩证法携着天边的风暴以不可抵挡的趋势向我们奔来,而极少数敏锐的青年已经张开双臂准备拥抱它了
原作者:佐伊 23

顶一下

知乎用户 XueBling 发表

2020 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它是脑力无产者明显左转的一年(转向批评资本主义),也是体力无产者明显感受到危机的第一年。

自从 1978 年以来,中国资本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与之相伴的是,资本家的地位和劳动者的意识也经历了三个阶段。

1978-1992

这是中国资本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资本从无到有被召唤出来,并在全国范围建立了统一的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金融体系。

1978 年之前,成为一个资本家去剥削工人不仅是可耻的,而且是非法的。改革开放之后,第一批资本家(最初还只是城乡个体户)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1981 年,一个问题在党内引发激烈讨论,社会主义制度下出现的私人雇工算不算剥削。争论不休之下,最后给了一个似而非的结论,雇工不超过 8 人就不算剥削,超过 8 人就是剥削。但是资本的发展是迅猛的,8 人的限制迅速就被打破。

1983 年 1 月,中央对超出 8 人的雇工提出 “三不” 原则:“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在这样暧昧不清的环境中,资本迅速发展,资本家作为一个阶级重新出现在华夏大地这片工农故土之上。

资本家在发家致富的同时,并没有相应的社会地位。他们不能进人大、不能进政协、不能入党,他们甚至对自己剥削工人而积攒的家底能不能保存下来都心里没底,毕竟,在十年前我党还要没收资本家的财产。

在城市中,工人阶级还有铁饭碗,而那些今天发家致富的资本家,昨天还只是返城没有工作的知情、游手好闲的二流子、以及其他形形色色被无产阶级看不上的人。对这些发了财的资本家,无产阶级在羡慕中又流露出鄙夷,“不就有两个臭钱吗,国家过两天就给你没收了。”

在农村里,第一批农民工已经出现。社会主义时期的社队企业,在人民公社解体后改了个名字叫做 “乡镇企业”,这些乡镇企业被承包给各种“能人” 开始了资本化的发展。本地农民成了乡镇企业雇工主要的产业后备军,这些农民除了从事农业生产外,还在自己所在乡镇的企业做兼职工作,他们同时从事工业和农业,显著特征就是 “离土不离乡”。

国家到底会不会没收财产?是不是把资本家养肥了又宰掉?很多资本家自己心里都没底。为了给资本家安心,1987 年,总设计师曾有一次讲话,他意味深长的说,“现在我们国内人们议论雇工问题,我和好多同志谈过,犯不着在这个问题上表现我们在‘动’,可以再看几年。” 当然,为了减小阻力,总设计师又安慰那些还坚持传统的老干部说,“现在的雇工大致上只是小企业和农村已经承包的农民,雇工人数同全国一亿多职工相比,数目很小。从全局看,这只不过是小小的一点。要动也容易,但是一动就好像政策又在变了。动还是要动,因为我们不搞两极分化。但是,在什么时候动,用什么方法动,要研究。” 然而,这一研究就是数十年。

1988 年,在资本发展了将近十年之后,在资本家已经成为了一个新兴的阶级之后,在农民工重新出现之后,在城市工人尚在梦中仍能分房的时候,在大学生还是天之骄子能够获得国家干部身份的时候,全国人大修宪了。私营经济终于获得了法律认可。

这是两个时代转轨的衔接点,从计划到市场,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体制,从劳动人民当家做主到资本家重回庙堂。

在这个衔接点上,资本家除了钱更多一点之外,他还没有获得相应的地位。他不仅不能入人大政协,就连他的子女进入大学的机会也比不上工农子弟,当然,更比不上国家干部。下面这张图就是其他社会群体子女进入大学的几率与资本家群体的比值,1982 年,城市工人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3.23 倍,农民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2.13 倍。1990 年,城市工人工人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10.78 倍,农民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6.22 倍。

而这一切,在 1992 年之后,彻底改变了。

1992-2008

这是资本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南巡拉开了这个阶段的帷幕,指明了资本发展的方向,终结了姓社姓资的讨论,为资本重新跃马扬鞭在华夏大地上纵横驰骋扫清了障碍。

这个阶段有多个标志性事件,其中,1993 年底夺去 87 个女工生命的致丽大火最让人悲痛不已。这把火宣告着资本对劳工的统治重新建立起来了,自此之后数十年间,劳工只能在资本的铁蹄下卑微地活着,或者卑微地死去。

低廉的工价,极度宽松的招商环境,大量受过教育的工人,完善的建基设施,以及全行业的产业链,这一切,使得中国成了资本升值的天堂。资本快速的发展着。

1992 年之前的资本,除了少数红顶商人之外,多数就是个体户和农村 “能人”。1992 年之后,大量体制内人员下海,大量国企干部收购国企从管理层变为所有者。1997-1998 的私企普查,干部下海由于掌握更多社会资源,纯利润是平均数的 1.9 倍。

这个阶段,大量灰色交易和违法行为出现,据戴建中估计,1989 到 1998 年间,私企偷税漏税超过 2700 亿元,大致占这些年间财政收入的 5%。

老板钱更多了,地位也更稳了。2001 年七一讲话提到,私营企业主等人 “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通过合法经营,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作出了贡献。他们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团结在一起,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如果这些人 “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则应该将他们 “吸收到党内来”。从这一年开始,资本家得以加入共产党,剥削者在党的组织中也合法了。老板们不仅仅能够入党,还渗入各级人大、政协参政议政。

越是大资本家,越是追求政治地位,积极入党,甚至本身就是党员经商。《全国工商联上规模民营企业调研分析报告》(2000~2014 年)做过一次调查,基本情况如下表。

1、规模以上私营企业的所有者界定为大资本家。2、在中小企业主中,按照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标准,将工业营业额不超过 3000 万元和其他行业不超过 1000 万元的企业拥有者界定小资本家。3、其余为中型资本家。

在城市中,免费分房和福利医疗都没了,国企改制终结了工人铁饭碗的梦。在国企工人没落的同时,新生代农民工成了无产阶级的主体,特别是在我国加入 WTO 之后,农民工数量更是突飞猛进。2003-2008 年,全国外出农民工每年增长 600 万到 800 万人。这批人,不知福利分房为何物,不知免费医疗为何物,他们成长在改开的年代,工作在资本的工厂,从来都认为被剥削压迫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这是一次重要的意义非凡的血液的替换,清洗掉了曾经的记忆,为资本进一步在意识形态上获得统治地位打下基础。

在农村中,小农经济在短暂的复苏后开始出现问题,三农问题的焦虑成了上个世纪末集体的记忆。但是,农民问题在中国加入 WTO 后迅速让位,因为农村中大部分青壮年流入城市,农村以这样的方式逐步枯萎,农村问题以这样的方式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

此时,资本家和工农子弟的差距终于拉开了。不论在财富上、地位上或者社会声望上。资本已经完全合法,没有人再讨论雇工几人才算剥削,剥削嘛,你不剥削,别人就剥削,剥削你是给你工作机会,你要感恩才是。2005 年后,曾有人借国企管理层肆意 MBO 之际攻击资本家,揭露他们那些见不得人的老底,要清洗他们的原罪。但是主流舆论不理不睬,甚至有学者建议豁免所有资本家的原罪,因为如果要追究,大部分资本家都有罪。

资本大踏步的前进,工农再次匍匐在地,就在资本与工农的中间,一个新兴的群体出现了。这个群体是随着中国城镇化、资本全球化以及新兴互联网行业的出现而壮大的,他们以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为主。他们从事着法律、会计、金融、管理以及各种各样的科研技术工作。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或者是由于在部门中占据管理职能,或者是掌握了较强的技术因此具有一定的不可替代性,或者是由于身处垄断行业,能在资本剥削劳动力的体制中,比普通劳动者拥有更好的工作环境、更大的组织生产的权力,因而也能获得更高的薪酬,这批人是新兴小资产阶级(教授、高中特级教师、部门经理、部分金融从业人员、大公司工程师、部分互联网从业人员等等)。他们中的另一批人,从事着低端的技术工作或底层的管理工作,拿些微薄的仅仅比体力无产者稍多的薪水,这些人是典型的脑力无产者(外包程序员、金融行业底层人员、部门办事员、中小学老师、公司技术员等等)。

在资本快速发展的时候,新兴的小资产阶级在高声欢呼。他们诅咒那个计划的时代,他们和主流一起歌颂这个冉冉兴起的盛世,他们为资本的每一次前行激动不已,肥得流油的资本总能滴下几滴油喂饱他们不大的野心。

脑力无产者仍有希望上升为新兴的小资产阶级,他们和新兴小资产阶级在同一间办公室办公,在同一个餐桌吃饭,有着类似的背景,聊着相同的话题。因此,他们也具有类似的意识形态。他们崇尚竞争,相信靠自己的努力能改变命运,他们喝着老板的鸡汤、看着成功学的视频、听着马云的演讲、畅想着美好的未来。

与资本在精神上以及一定程度也在利益上结盟的新兴小资产阶级,以及被新兴小资产阶级小康般生活吸引的脑力无产者,构成了知乎等新媒体上最初的用户群体。这个群体当然也在新兴的知乎等媒体上,用符合资本要求的话语回答着、讨论着各种问题。

2008 至今

这是资本发展的第三个阶段,这是资本盛极而衰的阶段。

在这个阶段的初期,资产阶级变得更强大了。中国资本依靠举国体制和凯恩斯主义实现弯道超车,一举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中国的垄断资本更是一举超过英德日法,成为全球第二,世界 500 强的数量从 2007 年的 30 个,飙升至 2015 年的 106 个。

资本家除了更有钱之外,还更深地进入社会管理领域。我们看第九届(1998)和第十一届(2008)全国人大代表构成,资产阶级成了除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之外最大的群体。他们是由房地产商、工商业巨头、互联网贵族以及各地富豪构成的,他们是人们口中的大老板、大富豪。他们仅占人口中的极少部分,但在全国人大代表中占比 2 成左右。至于表格中的专业人士群体,是由演艺界明星、金融大佬、知名运动员、律所合伙人等所谓精英构成的,他们多数人事实上也是资本家。

在这个阶段,农民作为一个阶级在快速没落。青壮年转移使得农村成了 993861 部队,即 99 重阳的老人,38 妇女的女性,61 儿童的小孩。当前农村中,纯务农或以务农为主,多曾经在外打工数年,由于年龄等原因无法继续打工才回乡务农。按《当代中国阶级阶层变动》系列报告所述,纯务农者,“他们中有 67.91% 的人曾是雇员或是工薪收入者,也就是打过工,最后才回归到农村务农,大部分是年纪大了回到农村务农。” 小农作为一个群体必然在市场经济中消亡,这是难以避免的。

在这个阶段,还有两个重要的矛盾在快速展,这对中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其一,中国资本的快速发展使得国内市场越来越狭窄了,过剩资本不断对外输出,2012 年之后的再一次过剩加速了资本的输出,从 2014 年起,中国成为了资本净输出国。而全世界的市场是有限的,中国输出的资本必然和英法美德意日等老牌帝国主义产生竞争,导致这些国家的垄断利润下滑,这是美国垄断资产阶级不愿意看到的。事实上,从 2012 年奥巴马亚太再平衡战略起,美国就明确了遏制中国资本的策略,这一方针在特朗普政府被公开化。

其二,工人阶级自发的抗争越来越多,在抗争的推动下,他们实际工资有了一个快速增长的阶段。这个阶段大致是从 2003-2015,其中 2010 年前后增长最快。这使得资本眼中的 “成本” 越来越高,低端产业的利润越来越低。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上述两个矛盾的影响下发展得更快了,大规模的产能过剩使得中国 GDP 增长率从 2013 年开始断崖式下滑,经济进入了一个被称为 “新常态” 的时期。为了保住经济,我国分别在 2009 年和 2014 年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刺激政策,伴随着刺激政策的深化,房价终于上天。

买了房的新兴小资产阶级仍然在欢呼着盛世,没有买房的小资产阶级以及广大的脑力无产者开始望房兴叹。伴随着利润的下滑,资本对他们的压榨似乎变得更重一些了,伴随着房价的上涨,资本带给他们的希望明显变得更为渺茫。

2018 年以来,内外部矛盾都更多了。吃饭的时候,那些明显不关心社会话题的人,也开始谈论社会问题,有些是因为彩礼引起的,有些是因为工资引起的,有些是因为房价引起的,有些是因为被优化引起的,所有的都是因为在资本的体制下生存的压力引起的。

还是这么一群人,还是在知乎等新媒体上面,曾经,他们为资本的发展鼓与呼,现在,他们开始自发地咒骂着资本。

而这群人有一个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具备的特点,他们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中长大的。不论他们读书的时候是否认可 “阶级”、“剥削”、“剩余价值” 这类概念及其内涵,他们都曾被广泛地灌输这类意识。当资本高速发展可以些许惠及他们的时候,他们抛弃了这些概念,当资本不再能给他们带来希望而只会无情压榨他们的时候,这些概念在他们的脑海中回归了。他们开始用 “资本家” 称呼企业家,用 “剥削” 描述企业家,用 “阶级” 审视企业家。

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开始左转,在网上自发地宣传着曾经在课本上学得的知识,剥削,阶级,资本家,剩余价值。他们中的一少部分人甚至开始自己花时间学习着各种课本上不曾涉及的知识,毛选,马恩选集,列宁的书,以及那些被忽视或掩盖的历史。

他们开始在网上论战,论战的对象是各种纯色或杂色的小粉红,各种精神或肉体的资本家,以及广大的在他们看来尚未觉醒的劳动者,当然,还有那些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包装起来的沙文主义者。

2020 年突如其来的疫情把这一切又放大了,压迫似乎又重了一点点,房价似乎还是那么高,工作似乎更加不稳定了,美好的生活显得似乎更加渺茫。

而那些企业家在几十年的高速发展中培养出的傲慢和残忍,一次次刺中他们的心。“996” 是福报,商业是公益,企业家还要给自己设立节日,企业家还要提案成立两年以内的企业不用遵守劳动法。

这一切都促发了知乎群体在 2020 年对资本家态度的急剧转变。

然而,这个群体毕竟只是劳动者中人数较少的一部分,广大的体力无产者还没有那么强的感受,他们本来工资就低,他们本来就不指望在大城市买房,他们本来就生活在底层,他们获取信息的渠道也更有限,他们抽象思考的能力也更差一些,他们似乎还没有多大变化。

但是,体力无产阶级也在变化。工资赶不上物价,“2017 年这个单间 300 块,今年这个单间 550 块”,“我下班还要打一份临工,哪有时间休息”。他们的抱怨也多起来了。不仅如此,经济下滑,很多工人回到老家,这些回到老家的工人会失去收入,经济危机在预演了。

2020 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它是脑力无产者明显左转的一年(转向批评资本主义),也是体力无产者明显感受到危机的第一年。

风暴远远还没来,但是脑力无产者的左转释放了一个明显的信号,天边已经聚起了几朵乌云,雷声也若隐若现,敏锐的人甚至能看到那划破夜空的几道微弱的闪电,历史的辩证法携着天边的风暴以不可抵挡的趋势向我们奔来,而极少数敏锐的青年已经张开双臂准备拥抱它了

原作者:佐伊 23

知乎用户 会飞的竹蜻蜓 发表

2020 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它是脑力无产者明显左转的一年(转向批评资本主义),也是体力无产者明显感受到危机的第一年。

自从 1978 年以来,中国资本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与之相伴的是,资本家的地位和劳动者的意识也经历了三个阶段。

1978-1992

这是中国资本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资本从无到有被召唤出来,并在全国范围建立了统一的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金融体系。

1978 年之前,成为一个资本家去剥削工人不仅是可耻的,而且是非法的。改革开放之后,第一批资本家(最初还只是城乡个体户)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1981 年,一个问题在党内引发激烈讨论,社会主义制度下出现的私人雇工算不算剥削。争论不休之下,最后给了一个似而非的结论,雇工不超过 8 人就不算剥削,超过 8 人就是剥削。但是资本的发展是迅猛的,8 人的限制迅速就被打破。

1983 年 1 月,中央对超出 8 人的雇工提出 “三不” 原则:“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在这样暧昧不清的环境中,资本迅速发展,资本家作为一个阶级重新出现在华夏大地这片工农故土之上。

资本家在发家致富的同时,并没有相应的社会地位。他们不能进人大、不能进政协、不能入党,他们甚至对自己剥削工人而积攒的家底能不能保存下来都心里没底,毕竟,在十年前我党还要没收资本家的财产。

在城市中,工人阶级还有铁饭碗,而那些今天发家致富的资本家,昨天还只是返城没有工作的知情、游手好闲的二流子、以及其他形形色色被无产阶级看不上的人。对这些发了财的资本家,无产阶级在羡慕中又流露出鄙夷,“不就有两个臭钱吗,国家过两天就给你没收了。”

在农村里,第一批农民工已经出现。社会主义时期的社队企业,在人民公社解体后改了个名字叫做 “乡镇企业”,这些乡镇企业被承包给各种“能人” 开始了资本化的发展。本地农民成了乡镇企业雇工主要的产业后备军,这些农民除了从事农业生产外,还在自己所在乡镇的企业做兼职工作,他们同时从事工业和农业,显著特征就是“离土不离乡”。

国家到底会不会没收财产?是不是把资本家养肥了又宰掉?很多资本家自己心里都没底。为了给资本家安心,1987 年,总设计师曾有一次讲话,他意味深长的说,“现在我们国内人们议论雇工问题,我和好多同志谈过,犯不着在这个问题上表现我们在‘动’,可以再看几年。” 当然,为了减小阻力,总设计师又安慰那些还坚持传统的老干部说,“现在的雇工大致上只是小企业和农村已经承包的农民,雇工人数同全国一亿多职工相比,数目很小。从全局看,这只不过是小小的一点。要动也容易,但是一动就好像政策又在变了。动还是要动,因为我们不搞两极分化。但是,在什么时候动,用什么方法动,要研究。” 然而,这一研究就是数十年。

1988 年,在资本发展了将近十年之后,在资本家已经成为了一个新兴的阶级之后,在农民工重新出现之后,在城市工人尚在梦中仍能分房的时候,在大学生还是天之骄子能够获得国家干部身份的时候,全国人大修宪了。私营经济终于获得了法律认可。

这是两个时代转轨的衔接点,从计划到市场,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体制,从劳动人民当家做主到资本家重回庙堂。

在这个衔接点上,资本家除了钱更多一点之外,他还没有获得相应的地位。他不仅不能入人大政协,就连他的子女进入大学的机会也比不上工农子弟,当然,更比不上国家干部。下面这张图就是其他社会群体子女进入大学的几率与资本家群体的比值,1982 年,城市工人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3.23 倍,农民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2.13 倍。1990 年,城市工人工人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10.78 倍,农民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6.22 倍。

而这一切,在 1992 年之后,彻底改变了。

1992-2008

这是资本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南巡拉开了这个阶段的帷幕,指明了资本发展的方向,终结了姓社姓资的讨论,为资本重新跃马扬鞭在华夏大地上纵横驰骋扫清了障碍。

这个阶段有多个标志性事件,其中,1993 年底夺去 87 个女工生命的致丽大火最让人悲痛不已。这把火宣告着资本对劳工的统治重新建立起来了,自此之后数十年间,劳工只能在资本的铁蹄下卑微地活着,或者卑微地死去。

低廉的工价,极度宽松的招商环境,大量受过教育的工人,完善的建基设施,以及全行业的产业链,这一切,使得中国成了资本升值的天堂。资本快速的发展着。

1992 年之前的资本,除了少数红顶商人之外,多数就是个体户和农村 “能人”。1992 年之后,大量体制内人员下海,大量国企干部收购国企从管理层变为所有者。1997-1998 的私企普查,干部下海由于掌握更多社会资源,纯利润是平均数的 1.9 倍。

这个阶段,大量灰色交易和违法行为出现,据戴建中估计,1989 到 1998 年间,私企偷税漏税超过 2700 亿元,大致占这些年间财政收入的 5%。

老板钱更多了,地位也更稳了。2001 年七一讲话提到,私营企业主等人 “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通过合法经营,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作出了贡献。他们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团结在一起,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如果这些人 “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则应该将他们 “吸收到党内来”。从这一年开始,资本家得以加入共产党,剥削者在党的组织中也合法了。老板们不仅仅能够入党,还渗入各级人大、政协参政议政。

越是大资本家,越是追求政治地位,积极入党,甚至本身就是党员经商。《全国工商联上规模民营企业调研分析报告》(2000~2014 年)做过一次调查,基本情况如下表。

1、规模以上私营企业的所有者界定为大资本家。2、在中小企业主中,按照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标准,将工业营业额不超过 3000 万元和其他行业不超过 1000 万元的企业拥有者界定小资本家。3、其余为中型资本家。

在城市中,免费分房和福利医疗都没了,国企改制终结了工人铁饭碗的梦。在国企工人没落的同时,新生代农民工成了无产阶级的主体,特别是在我国加入 WTO 之后,农民工数量更是突飞猛进。2003-2008 年,全国外出农民工每年增长 600 万到 800 万人。这批人,不知福利分房为何物,不知免费医疗为何物,他们成长在改开的年代,工作在资本的工厂,从来都认为被剥削压迫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这是一次重要的意义非凡的血液的替换,清洗掉了曾经的记忆,为资本进一步在意识形态上获得统治地位打下基础。

在农村中,小农经济在短暂的复苏后开始出现问题,三农问题的焦虑成了上个世纪末集体的记忆。但是,农民问题在中国加入 WTO 后迅速让位,因为农村中大部分青壮年流入城市,农村以这样的方式逐步枯萎,农村问题以这样的方式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

此时,资本家和工农子弟的差距终于拉开了。不论在财富上、地位上或者社会声望上。资本已经完全合法,没有人再讨论雇工几人才算剥削,剥削嘛,你不剥削,别人就剥削,剥削你是给你工作机会,你要感恩才是。2005 年后,曾有人借国企管理层肆意 MBO 之际攻击资本家,揭露他们那些见不得人的老底,要清洗他们的原罪。但是主流舆论不理不睬,甚至有学者建议豁免所有资本家的原罪,因为如果要追究,大部分资本家都有罪。

资本大踏步的前进,工农再次匍匐在地,就在资本与工农的中间,一个新兴的群体出现了。这个群体是随着中国城镇化、资本全球化以及新兴互联网行业的出现而壮大的,他们以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为主。他们从事着法律、会计、金融、管理以及各种各样的科研技术工作。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或者是由于在部门中占据管理职能,或者是掌握了较强的技术因此具有一定的不可替代性,或者是由于身处垄断行业,能在资本剥削劳动力的体制中,比普通劳动者拥有更好的工作环境、更大的组织生产的权力,因而也能获得更高的薪酬,这批人是新兴小资产阶级(教授、高中特级教师、部门经理、部分金融从业人员、大公司工程师、部分互联网从业人员等等)。他们中的另一批人,从事着低端的技术工作或底层的管理工作,拿些微薄的仅仅比体力无产者稍多的薪水,这些人是典型的脑力无产者(外包程序员、金融行业底层人员、部门办事员、中小学老师、公司技术员等等)。

在资本快速发展的时候,新兴的小资产阶级在高声欢呼。他们诅咒那个计划的时代,他们和主流一起歌颂这个冉冉兴起的盛世,他们为资本的每一次前行激动不已,肥得流油的资本总能滴下几滴油喂饱他们不大的野心。

脑力无产者仍有希望上升为新兴的小资产阶级,他们和新兴小资产阶级在同一间办公室办公,在同一个餐桌吃饭,有着类似的背景,聊着相同的话题。因此,他们也具有类似的意识形态。他们崇尚竞争,相信靠自己的努力能改变命运,他们喝着老板的鸡汤、看着成功学的视频、听着马云的演讲、畅想着美好的未来。

与资本在精神上以及一定程度也在利益上结盟的新兴小资产阶级,以及被新兴小资产阶级小康般生活吸引的脑力无产者,构成了知乎等新媒体上最初的用户群体。这个群体当然也在新兴的知乎等媒体上,用符合资本要求的话语回答着、讨论着各种问题。

2008 至今

这是资本发展的第三个阶段,这是资本盛极而衰的阶段。

在这个阶段的初期,资产阶级变得更强大了。中国资本依靠举国体制和凯恩斯主义实现弯道超车,一举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中国的垄断资本更是一举超过英德日法,成为全球第二,世界 500 强的数量从 2007 年的 30 个,飙升至 2015 年的 106 个。

资本家除了更有钱之外,还更深地进入社会管理领域。我们看第九届(1998)和第十一届(2008)全国人大代表构成,资产阶级成了除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之外最大的群体。他们是由房地产商、工商业巨头、互联网贵族以及各地富豪构成的,他们是人们口中的大老板、大富豪。他们仅占人口中的极少部分,但在全国人大代表中占比 2 成左右。至于表格中的专业人士群体,是由演艺界明星、金融大佬、知名运动员、律所合伙人等所谓精英构成的,他们多数人事实上也是资本家。

在这个阶段,农民作为一个阶级在快速没落。青壮年转移使得农村成了 993861 部队,即 99 重阳的老人,38 妇女的女性,61 儿童的小孩。当前农村中,纯务农或以务农为主,多曾经在外打工数年,由于年龄等原因无法继续打工才回乡务农。按《当代中国阶级阶层变动》系列报告所述,纯务农者,“他们中有 67.91% 的人曾是雇员或是工薪收入者,也就是打过工,最后才回归到农村务农,大部分是年纪大了回到农村务农。” 小农作为一个群体必然在市场经济中消亡,这是难以避免的。

在这个阶段,还有两个重要的矛盾在快速展,这对中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其一,中国资本的快速发展使得国内市场越来越狭窄了,过剩资本不断对外输出,2012 年之后的再一次过剩加速了资本的输出,从 2014 年起,中国成为了资本净输出国。而全世界的市场是有限的,中国输出的资本必然和英法美德意日等老牌帝国主义产生竞争,导致这些国家的垄断利润下滑,这是美国垄断资产阶级不愿意看到的。事实上,从 2012 年奥巴马亚太再平衡战略起,美国就明确了遏制中国资本的策略,这一方针在特朗普政府被公开化。

其二,工人阶级自发的抗争越来越多,在抗争的推动下,他们实际工资有了一个快速增长的阶段。这个阶段大致是从 2003-2015,其中 2010 年前后增长最快。这使得资本眼中的 “成本” 越来越高,低端产业的利润越来越低。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上述两个矛盾的影响下发展得更快了,大规模的产能过剩使得中国 GDP 增长率从 2013 年开始断崖式下滑,经济进入了一个被称为 “新常态” 的时期。为了保住经济,我国分别在 2009 年和 2014 年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刺激政策,伴随着刺激政策的深化,房价终于上天。

买了房的新兴小资产阶级仍然在欢呼着盛世,没有买房的小资产阶级以及广大的脑力无产者开始望房兴叹。伴随着利润的下滑,资本对他们的压榨似乎变得更重一些了,伴随着房价的上涨,资本带给他们的希望明显变得更为渺茫。

2018 年以来,内外部矛盾都更多了。吃饭的时候,那些明显不关心社会话题的人,也开始谈论社会问题,有些是因为彩礼引起的,有些是因为工资引起的,有些是因为房价引起的,有些是因为被优化引起的,所有的都是因为在资本的体制下生存的压力引起的。

还是这么一群人,还是在知乎等新媒体上面,曾经,他们为资本的发展鼓与呼,现在,他们开始自发地咒骂着资本。

而这群人有一个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具备的特点,他们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中长大的。不论他们读书的时候是否认可 “阶级”、“剥削”、“剩余价值” 这类概念及其内涵,他们都曾被广泛地灌输这类意识。当资本高速发展可以些许惠及他们的时候,他们抛弃了这些概念,当资本不再能给他们带来希望而只会无情压榨他们的时候,这些概念在他们的脑海中回归了。他们开始用 “资本家” 称呼企业家,用 “剥削” 描述企业家,用 “阶级” 审视企业家。

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开始左转,在网上自发地宣传着曾经在课本上学得的知识,剥削,阶级,资本家,剩余价值。他们中的一少部分人甚至开始自己花时间学习着各种课本上不曾涉及的知识,毛选,马恩选集,列宁的书,以及那些被忽视或掩盖的历史。

他们开始在网上论战,论战的对象是各种纯色或杂色的小粉红,各种精神或肉体的资本家,以及广大的在他们看来尚未觉醒的劳动者,当然,还有那些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包装起来的沙文主义者。

2020 年突如其来的疫情把这一切又放大了,压迫似乎又重了一点点,房价似乎还是那么高,工作似乎更加不稳定了,美好的生活显得似乎更加渺茫。

而那些企业家在几十年的高速发展中培养出的傲慢和残忍,一次次刺中他们的心。“996” 是福报,商业是公益,企业家还要给自己设立节日,企业家还要提案成立两年以内的企业不用遵守劳动法

这一切都促发了知乎群体在 2020 年对资本家态度的急剧转变。

然而,这个群体毕竟只是劳动者中人数较少的一部分,广大的体力无产者还没有那么强的感受,他们本来工资就低,他们本来就不指望在大城市买房,他们本来就生活在底层,他们获取信息的渠道也更有限,他们抽象思考的能力也更差一些,他们似乎还没有多大变化。

但是,体力无产阶级也在变化。工资赶不上物价,“2017 年这个单间 300 块,今年这个单间 550 块”,“我下班还要打一份临工,哪有时间休息”。他们的抱怨也多起来了。不仅如此,经济下滑,很多工人回到老家,这些回到老家的工人会失去收入,经济危机在预演了。

2020 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它是脑力无产者明显左转的一年(转向批评资本主义),也是体力无产者明显感受到危机的第一年。

风暴远远还没来,但是脑力无产者的左转释放了一个明显的信号,天边已经聚起了几朵乌云,雷声也若隐若现,敏锐的人甚至能看到那划破夜空的几道微弱的闪电,历史的辩证法携着天边的风暴以不可抵挡的趋势向我们奔来,而极少数敏锐的青年已经张开双臂准备拥抱它了

原作者:佐伊 23

知乎用户 爱吃肉 发表

因为一些环境的变化使人变得极端起来

1,这两年疫情严重,很多事情都做不了,整天封. 闭,人很难不郁闷,很多不好的事也随着疫情暴露出来

2,台,风,地,震,暴,雨,物价,上涨,天,灾太多,搞得人心,惶惶

3,毕业生收入稍微有点低,房价稍微有点贵,因此年轻人压力有一点大

4,男女关系越来越差,贴吧知乎说女人,微博豆瓣说男人,bilibili 互怼,还有曹野蛮这种居心不良的 wg 博主看热闹不嫌事大,浑水摸鱼,趁机挑事,她绝对恰, 钱了,除非他在 800tg 里找个中国男友,负责我劝大家还是不要上当。

5,在国际社会被. 孤. 立,作为国人容易被外国 歧. 视,以前也有,但是这两年明显非常严重,在一个班级里,被孤立的小孩也容易变得极端

综上,不安全感使人变得极端,极左

知乎用户 卡拉迦迪斯​ 发表

先问是不是……

知乎用户 RoseofVersailles​ 发表

主要是年轻人跑到新闻 / 网络上一看,好家伙,美国的拜登,手里就拿了两张牌,一张叫”马 “,一张叫” 列“。自从有了这两张牌,拜登打牌就没输过。

你说你要是年轻人,你怎么想?

知乎用户 233333​ 发表

因为右的位置有限,卷王才能成为精英,大部分人都他妈是韭菜,韭菜就只有左才能为自己谋取最大利益!

知乎用户 听雨 发表

我出来社会,四处碰壁工资低得令人发指,你开始觉得是自己的问题,开始进修学习你已经学得很厉害了,你发现社会还是把你吊起来打,你说你是他们你反抗不?

知乎用户 路上有微光 发表

2020 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它是脑力无产者明显左转的一年(转向批评资本主义),也是体力无产者明显感受到危机的第一年。

自从 1978 年以来,中国资本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与之相伴的是,资本家的地位和劳动者的意识也经历了三个阶段。

1978-1992

这是中国资本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资本从无到有被召唤出来,并在全国范围建立了统一的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金融体系。

1978 年之前,成为一个资本家去剥削工人不仅是可耻的,而且是非法的。改革开放之后,第一批资本家(最初还只是城乡个体户)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1981 年,一个问题在党内引发激烈讨论,社会主义制度下出现的私人雇工算不算剥削。争论不休之下,最后给了一个似而非的结论,雇工不超过 8 人就不算剥削,超过 8 人就是剥削。但是资本的发展是迅猛的,8 人的限制迅速就被打破。

1983 年 1 月,中央对超出 8 人的雇工提出 “三不” 原则:“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在这样暧昧不清的环境中,资本迅速发展,资本家作为一个阶级重新出现在华夏大地这片工农故土之上。

资本家在发家致富的同时,并没有相应的社会地位。他们不能进人大、不能进政协、不能入党,他们甚至对自己剥削工人而积攒的家底能不能保存下来都心里没底,毕竟,在十年前我党还要没收资本家的财产。

在城市中,工人阶级还有铁饭碗,而那些今天发家致富的资本家,昨天还只是返城没有工作的知情、游手好闲的二流子、以及其他形形色色被无产阶级看不上的人。对这些发了财的资本家,无产阶级在羡慕中又流露出鄙夷,“不就有两个臭钱吗,国家过两天就给你没收了。”

在农村里,第一批农民工已经出现。社会主义时期的社队企业,在人民公社解体后改了个名字叫做 “乡镇企业”,这些乡镇企业被承包给各种“能人” 开始了资本化的发展。本地农民成了乡镇企业雇工主要的产业后备军,这些农民除了从事农业生产外,还在自己所在乡镇的企业做兼职工作,他们同时从事工业和农业,显著特征就是“离土不离乡”。

国家到底会不会没收财产?是不是把资本家养肥了又宰掉?很多资本家自己心里都没底。为了给资本家安心,1987 年,总设计师曾有一次讲话,他意味深长的说,“现在我们国内人们议论雇工问题,我和好多同志谈过,犯不着在这个问题上表现我们在‘动’,可以再看几年。” 当然,为了减小阻力,总设计师又安慰那些还坚持传统的老干部说,“现在的雇工大致上只是小企业和农村已经承包的农民,雇工人数同全国一亿多职工相比,数目很小。从全局看,这只不过是小小的一点。要动也容易,但是一动就好像政策又在变了。动还是要动,因为我们不搞两极分化。但是,在什么时候动,用什么方法动,要研究。” 然而,这一研究就是数十年。

1988 年,在资本发展了将近十年之后,在资本家已经成为了一个新兴的阶级之后,在农民工重新出现之后,在城市工人尚在梦中仍能分房的时候,在大学生还是天之骄子能够获得国家干部身份的时候,全国人大修宪了。私营经济终于获得了法律认可。

这是两个时代转轨的衔接点,从计划到市场,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体制,从劳动人民当家做主到资本家重回庙堂。

在这个衔接点上,资本家除了钱更多一点之外,他还没有获得相应的地位。他不仅不能入人大政协,就连他的子女进入大学的机会也比不上工农子弟,当然,更比不上国家干部。下面这张图就是其他社会群体子女进入大学的几率与资本家群体的比值,1982 年,城市工人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3.23 倍,农民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2.13 倍。1990 年,城市工人工人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10.78 倍,农民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6.22 倍。

而这一切,在 1992 年之后,彻底改变了。

1992-2008

这是资本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南巡拉开了这个阶段的帷幕,指明了资本发展的方向,终结了姓社姓资的讨论,为资本重新跃马扬鞭在华夏大地上纵横驰骋扫清了障碍。

这个阶段有多个标志性事件,其中,1993 年底夺去 87 个女工生命的致丽大火最让人悲痛不已。这把火宣告着资本对劳工的统治重新建立起来了,自此之后数十年间,劳工只能在资本的铁蹄下卑微地活着,或者卑微地死去。

低廉的工价,极度宽松的招商环境,大量受过教育的工人,完善的建基设施,以及全行业的产业链,这一切,使得中国成了资本升值的天堂。资本快速的发展着。

1992 年之前的资本,除了少数红顶商人之外,多数就是个体户和农村 “能人”。1992 年之后,大量体制内人员下海,大量国企干部收购国企从管理层变为所有者。1997-1998 的私企普查,干部下海由于掌握更多社会资源,纯利润是平均数的 1.9 倍。

这个阶段,大量灰色交易和违法行为出现,据戴建中估计,1989 到 1998 年间,私企偷税漏税超过 2700 亿元,大致占这些年间财政收入的 5%。

老板钱更多了,地位也更稳了。2001 年七一讲话提到,私营企业主等人 “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通过合法经营,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作出了贡献。他们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团结在一起,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如果这些人 “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则应该将他们 “吸收到党内来”。从这一年开始,资本家得以加入共产党,剥削者在党的组织中也合法了。老板们不仅仅能够入党,还渗入各级人大、政协参政议政。

越是大资本家,越是追求政治地位,积极入党,甚至本身就是党员经商。《全国工商联上规模民营企业调研分析报告》(2000~2014 年)做过一次调查,基本情况如下表。

1、规模以上私营企业的所有者界定为大资本家。2、在中小企业主中,按照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标准,将工业营业额不超过 3000 万元和其他行业不超过 1000 万元的企业拥有者界定小资本家。3、其余为中型资本家。

在城市中,免费分房和福利医疗都没了,国企改制终结了工人铁饭碗的梦。在国企工人没落的同时,新生代农民工成了无产阶级的主体,特别是在我国加入 WTO 之后,农民工数量更是突飞猛进。2003-2008 年,全国外出农民工每年增长 600 万到 800 万人。这批人,不知福利分房为何物,不知免费医疗为何物,他们成长在改开的年代,工作在资本的工厂,从来都认为被剥削压迫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这是一次重要的意义非凡的血液的替换,清洗掉了曾经的记忆,为资本进一步在意识形态上获得统治地位打下基础。

在农村中,小农经济在短暂的复苏后开始出现问题,三农问题的焦虑成了上个世纪末集体的记忆。但是,农民问题在中国加入 WTO 后迅速让位,因为农村中大部分青壮年流入城市,农村以这样的方式逐步枯萎,农村问题以这样的方式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

此时,资本家和工农子弟的差距终于拉开了。不论在财富上、地位上或者社会声望上。资本已经完全合法,没有人再讨论雇工几人才算剥削,剥削嘛,你不剥削,别人就剥削,剥削你是给你工作机会,你要感恩才是。2005 年后,曾有人借国企管理层肆意 MBO 之际攻击资本家,揭露他们那些见不得人的老底,要清洗他们的原罪。但是主流舆论不理不睬,甚至有学者建议豁免所有资本家的原罪,因为如果要追究,大部分资本家都有罪。

资本大踏步的前进,工农再次匍匐在地,就在资本与工农的中间,一个新兴的群体出现了。这个群体是随着中国城镇化、资本全球化以及新兴互联网行业的出现而壮大的,他们以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为主。他们从事着法律、会计、金融、管理以及各种各样的科研技术工作。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或者是由于在部门中占据管理职能,或者是掌握了较强的技术因此具有一定的不可替代性,或者是由于身处垄断行业,能在资本剥削劳动力的体制中,比普通劳动者拥有更好的工作环境、更大的组织生产的权力,因而也能获得更高的薪酬,这批人是新兴小资产阶级(教授、高中特级教师、部门经理、部分金融从业人员、大公司工程师、部分互联网从业人员等等)。他们中的另一批人,从事着低端的技术工作或底层的管理工作,拿些微薄的仅仅比体力无产者稍多的薪水,这些人是典型的脑力无产者(外包程序员、金融行业底层人员、部门办事员、中小学老师、公司技术员等等)。

在资本快速发展的时候,新兴的小资产阶级在高声欢呼。他们诅咒那个计划的时代,他们和主流一起歌颂这个冉冉兴起的盛世,他们为资本的每一次前行激动不已,肥得流油的资本总能滴下几滴油喂饱他们不大的野心。

脑力无产者仍有希望上升为新兴的小资产阶级,他们和新兴小资产阶级在同一间办公室办公,在同一个餐桌吃饭,有着类似的背景,聊着相同的话题。因此,他们也具有类似的意识形态。他们崇尚竞争,相信靠自己的努力能改变命运,他们喝着老板的鸡汤、看着成功学的视频、听着马云的演讲、畅想着美好的未来。

与资本在精神上以及一定程度也在利益上结盟的新兴小资产阶级,以及被新兴小资产阶级小康般生活吸引的脑力无产者,构成了知乎等新媒体上最初的用户群体。这个群体当然也在新兴的知乎等媒体上,用符合资本要求的话语回答着、讨论着各种问题。

2008 至今

这是资本发展的第三个阶段,这是资本盛极而衰的阶段。

在这个阶段的初期,资产阶级变得更强大了。中国资本依靠举国体制和凯恩斯主义实现弯道超车,一举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中国的垄断资本更是一举超过英德日法,成为全球第二,世界 500 强的数量从 2007 年的 30 个,飙升至 2015 年的 106 个。

资本家除了更有钱之外,还更深地进入社会管理领域。我们看第九届(1998)和第十一届(2008)全国人大代表构成,资产阶级成了除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之外最大的群体。他们是由房地产商、工商业巨头、互联网贵族以及各地富豪构成的,他们是人们口中的大老板、大富豪。他们仅占人口中的极少部分,但在全国人大代表中占比 2 成左右。至于表格中的专业人士群体,是由演艺界明星、金融大佬、知名运动员、律所合伙人等所谓精英构成的,他们多数人事实上也是资本家。

在这个阶段,农民作为一个阶级在快速没落。青壮年转移使得农村成了 993861 部队,即 99 重阳的老人,38 妇女的女性,61 儿童的小孩。当前农村中,纯务农或以务农为主,多曾经在外打工数年,由于年龄等原因无法继续打工才回乡务农。按《当代中国阶级阶层变动》系列报告所述,纯务农者,“他们中有 67.91% 的人曾是雇员或是工薪收入者,也就是打过工,最后才回归到农村务农,大部分是年纪大了回到农村务农。” 小农作为一个群体必然在市场经济中消亡,这是难以避免的。

在这个阶段,还有两个重要的矛盾在快速展,这对中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其一,中国资本的快速发展使得国内市场越来越狭窄了,过剩资本不断对外输出,2012 年之后的再一次过剩加速了资本的输出,从 2014 年起,中国成为了资本净输出国。而全世界的市场是有限的,中国输出的资本必然和英法美德意日等老牌帝国主义产生竞争,导致这些国家的垄断利润下滑,这是美国垄断资产阶级不愿意看到的。事实上,从 2012 年奥巴马亚太再平衡战略起,美国就明确了遏制中国资本的策略,这一方针在特朗普政府被公开化。

其二,工人阶级自发的抗争越来越多,在抗争的推动下,他们实际工资有了一个快速增长的阶段。这个阶段大致是从 2003-2015,其中 2010 年前后增长最快。这使得资本眼中的 “成本” 越来越高,低端产业的利润越来越低。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上述两个矛盾的影响下发展得更快了,大规模的产能过剩使得中国 GDP 增长率从 2013 年开始断崖式下滑,经济进入了一个被称为 “新常态” 的时期。为了保住经济,我国分别在 2009 年和 2014 年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刺激政策,伴随着刺激政策的深化,房价终于上天。

买了房的新兴小资产阶级仍然在欢呼着盛世,没有买房的小资产阶级以及广大的脑力无产者开始望房兴叹。伴随着利润的下滑,资本对他们的压榨似乎变得更重一些了,伴随着房价的上涨,资本带给他们的希望明显变得更为渺茫。

2018 年以来,内外部矛盾都更多了。吃饭的时候,那些明显不关心社会话题的人,

知乎用户 Andreus 发表

作者:井底之蛙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77101829/answer/2042868050
来源:知乎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
2020 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它是脑力无产者明显左转的一年(转向批评资本主义),也是体力无产者明显感受到危机的第一年。
自从 1978 年以来,中国资本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与之相伴的是,资本家的地位和劳动者的意识也经历了三个阶段。
1978-1992
这是中国资本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资本从无到有被召唤出来,并在全国范围建立了统一的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金融体系。
1978 年之前,成为一个资本家去剥削工人不仅是可耻的,而且是非法的。改革开放之后,第一批资本家(最初还只是城乡个体户)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1981 年,一个问题在党内引发激烈讨论,社会主义制度下出现的私人雇工算不算剥削。争论不休之下,最后给了一个似而非的结论,雇工不超过 8 人就不算剥削,超过 8 人就是剥削。但是资本的发展是迅猛的,8 人的限制迅速就被打破。
1983 年 1 月,中央对超出 8 人的雇工提出 “三不” 原则:“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在这样暧昧不清的环境中,资本迅速发展,资本家作为一个阶级重新出现在华夏大地这片工农故土之上。
资本家在发家致富的同时,并没有相应的社会地位。他们不能进人大、不能进政协、不能入党,他们甚至对自己剥削工人而积攒的家底能不能保存下来都心里没底,毕竟,在十年前我党还要没收资本家的财产。
在城市中,工人阶级还有铁饭碗,而那些今天发家致富的资本家,昨天还只是返城没有工作的知情、游手好闲的二流子、以及其他形形色色被无产阶级看不上的人。对这些发了财的资本家,无产阶级在羡慕中又流露出鄙夷,“不就有两个臭钱吗,国家过两天就给你没收了。”
在农村里,第一批农民工已经出现。社会主义时期的社队企业,在人民公社解体后改了个名字叫做 “乡镇企业”,这些乡镇企业被承包给各种“能人” 开始了资本化的发展。本地农民成了乡镇企业雇工主要的产业后备军,这些农民除了从事农业生产外,还在自己所在乡镇的企业做兼职工作,他们同时从事工业和农业,显著特征就是“离土不离乡”。
国家到底会不会没收财产?是不是把资本家养肥了又宰掉?很多资本家自己心里都没底。为了给资本家安心,1987 年,总设计师曾有一次讲话,他意味深长的说,“现在我们国内人们议论雇工问题,我和好多同志谈过,犯不着在这个问题上表现我们在‘动’,可以再看几年。” 当然,为了减小阻力,总设计师又安慰那些还坚持传统的老干部说,“现在的雇工大致上只是小企业和农村已经承包的农民,雇工人数同全国一亿多职工相比,数目很小。从全局看,这只不过是小小的一点。要动也容易,但是一动就好像政策又在变了。动还是要动,因为我们不搞两极分化。但是,在什么时候动,用什么方法动,要研究。” 然而,这一研究就是数十年。
1988 年,在资本发展了将近十年之后,在资本家已经成为了一个新兴的阶级之后,在农民工重新出现之后,在城市工人尚在梦中仍能分房的时候,在大学生还是天之骄子能够获得国家干部身份的时候,全国人大修宪了。私营经济终于获得了法律认可。
这是两个时代转轨的衔接点,从计划到市场,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体制,从劳动人民当家做主到资本家重回庙堂。
在这个衔接点上,资本家除了钱更多一点之外,他还没有获得相应的地位。他不仅不能入人大政协,就连他的子女进入大学的机会也比不上工农子弟,当然,更比不上国家干部。下面这张图就是其他社会群体子女进入大学的几率与资本家群体的比值,1982 年,城市工人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3.23 倍,农民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2.13 倍。1990 年,城市工人工人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10.78 倍,农民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6.22 倍。
而这一切,在 1992 年之后,彻底改变了。
1992-2008
这是资本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南巡拉开了这个阶段的帷幕,指明了资本发展的方向,终结了姓社姓资的讨论,为资本重新跃马扬鞭在华夏大地上纵横驰骋扫清了障碍。
这个阶段有多个标志性事件,其中,1993 年底夺去 87 个女工生命的致丽大火最让人悲痛不已。这把火宣告着资本对劳工的统治重新建立起来了,自此之后数十年间,劳工只能在资本的铁蹄下卑微地活着,或者卑微地死去。
低廉的工价,极度宽松的招商环境,大量受过教育的工人,完善的建基设施,以及全行业的产业链,这一切,使得中国成了资本升值的天堂。资本快速的发展着。
1992 年之前的资本,除了少数红顶商人之外,多数就是个体户和农村 “能人”。1992 年之后,大量体制内人员下海,大量国企干部收购国企从管理层变为所有者。1997-1998 的私企普查,干部下海由于掌握更多社会资源,纯利润是平均数的 1.9 倍。
这个阶段,大量灰色交易和违法行为出现,据戴建中估计,1989 到 1998 年间,私企偷税漏税超过 2700 亿元,大致占这些年间财政收入的 5%。
老板钱更多了,地位也更稳了。2001 年七一讲话提到,私营企业主等人 “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通过合法经营,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作出了贡献。他们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团结在一起,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如果这些人 “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则应该将他们 “吸收到党内来”。从这一年开始,资本家得以加入共产党,剥削者在党的组织中也合法了。老板们不仅仅能够入党,还渗入各级人大、政协参政议政。
越是大资本家,越是追求政治地位,积极入党,甚至本身就是党员经商。《全国工商联上规模民营企业调研分析报告》(2000~2014 年)做过一次调查,基本情况如下表。
1、规模以上私营企业的所有者界定为大资本家。2、在中小企业主中,按照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标准,将工业营业额不超过 3000 万元和其他行业不超过 1000 万元的企业拥有者界定小资本家。3、其余为中型资本家。
在城市中,免费分房和福利医疗都没了,国企改制终结了工人铁饭碗的梦。在国企工人没落的同时,新生代农民工成了无产阶级的主体,特别是在我国加入 WTO 之后,农民工数量更是突飞猛进。2003-2008 年,全国外出农民工每年增长 600 万到 800 万人。这批人,不知福利分房为何物,不知免费医疗为何物,他们成长在改开的年代,工作在资本的工厂,从来都认为被剥削压迫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这是一次重要的意义非凡的血液的替换,清洗掉了曾经的记忆,为资本进一步在意识形态上获得统治地位打下基础。
在农村中,小农经济在短暂的复苏后开始出现问题,三农问题的焦虑成了上个世纪末集体的记忆。但是,农民问题在中国加入 WTO 后迅速让位,因为农村中大部分青壮年流入城市,农村以这样的方式逐步枯萎,农村问题以这样的方式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
此时,资本家和工农子弟的差距终于拉开了。不论在财富上、地位上或者社会声望上。资本已经完全合法,没有人再讨论雇工几人才算剥削,剥削嘛,你不剥削,别人就剥削,剥削你是给你工作机会,你要感恩才是。2005 年后,曾有人借国企管理层肆意 MBO 之际攻击资本家,揭露他们那些见不得人的老底,要清洗他们的原罪。但是主流舆论不理不睬,甚至有学者建议豁免所有资本家的原罪,因为如果要追究,大部分资本家都有罪。
资本大踏步的前进,工农再次匍匐在地,就在资本与工农的中间,一个新兴的群体出现了。这个群体是随着中国城镇化、资本全球化以及新兴互联网行业的出现而壮大的,他们以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为主。他们从事着法律、会计、金融、管理以及各种各样的科研技术工作。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或者是由于在部门中占据管理职能,或者是掌握了较强的技术因此具有一定的不可替代性,或者是由于身处垄断行业,能在资本剥削劳动力的体制中,比普通劳动者拥有更好的工作环境、更大的组织生产的权力,因而也能获得更高的薪酬,这批人是新兴小资产阶级(教授、高中特级教师、部门经理、部分金融从业人员、大公司工程师、部分互联网从业人员等等)。他们中的另一批人,从事着低端的技术工作或底层的管理工作,拿些微薄的仅仅比体力无产者稍多的薪水,这些人是典型的脑力无产者(外包程序员、金融行业底层人员、部门办事员、中小学老师、公司技术员等等)。
在资本快速发展的时候,新兴的小资产阶级在高声欢呼。他们诅咒那个计划的时代,他们和主流一起歌颂这个冉冉兴起的盛世,他们为资本的每一次前行激动不已,肥得流油的资本总能滴下几滴油喂饱他们不大的野心。
脑力无产者仍有希望上升为新兴的小资产阶级,他们和新兴小资产阶级在同一间办公室办公,在同一个餐桌吃饭,有着类似的背景,聊着相同的话题。因此,他们也具有类似的意识形态。他们崇尚竞争,相信靠自己的努力能改变命运,他们喝着老板的鸡汤、看着成功学的视频、听着马云的演讲、畅想着美好的未来。
与资本在精神上以及一定程度也在利益上结盟的新兴小资产阶级,以及被新兴小资产阶级小康般生活吸引的脑力无产者,构成了知乎等新媒体上最初的用户群体。这个群体当然也在新兴的知乎等媒体上,用符合资本要求的话语回答着、讨论着各种问题。
2008 至今
这是资本发展的第三个阶段,这是资本盛极而衰的阶段。
在这个阶段的初期,资产阶级变得更强大了。中国资本依靠举国体制和凯恩斯主义实现弯道超车,一举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中国的垄断资本更是一举超过英德日法,成为全球第二,世界 500 强的数量从 2007 年的 30 个,飙升至 2015 年的 106 个。
资本家除了更有钱之外,还更深地进入社会管理领域。我们看第九届(1998)和第十一届(2008)全国人大代表构成,资产阶级成了除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之外最大的群体。他们是由房地产商、工商业巨头、互联网贵族以及各地富豪构成的,他们是人们口中的大老板、大富豪。他们仅占人口中的极少部分,但在全国人大代表中占比 2 成左右。至于表格中的专业人士群体,是由演艺界明星、金融大佬、知名运动员、律所合伙人等所谓精英构成的,他们多数人事实上也是资本家。
在这个阶段,农民作为一个阶级在快速没落。青壮年转移使得农村成了 993861 部队,即 99 重阳的老人,38 妇女的女性,61 儿童的小孩。当前农村中,纯务农或以务农为主,多曾经在外打工数年,由于年龄等原因无法继续打工才回乡务农。按《当代中国阶级阶层变动》系列报告所述,纯务农者,“他们中有 67.91% 的人曾是雇员或是工薪收入者,也就是打过工,最后才回归到农村务农,大部分是年纪大了回到农村务农。” 小农作为一个群体必然在市场经济中消亡,这是难以避免的。
在这个阶段,还有两个重要的矛盾在快速展,这对中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其一,中国资本的快速发展使得国内市场越来越狭窄了,过剩资本不断对外输出,2012 年之后的再一次过剩加速了资本的输出,从 2014 年起,中国成为了资本净输出国。而全世界的市场是有限的,中国输出的资本必然和英法美德意日等老牌帝国主义产生竞争,导致这些国家的垄断利润下滑,这是美国垄断资产阶级不愿意看到的。事实上,从 2012 年奥巴马亚太再平衡战略起,美国就明确了遏制中国资本的策略,这一方针在特朗普政府被公开化。
其二,工人阶级自发的抗争越来越多,在抗争的推动下,他们实际工资有了一个快速增长的阶段。这个阶段大致是从 2003-2015,其中 2010 年前后增长最快。这使得资本眼中的 “成本” 越来越高,低端产业的利润越来越低。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上述两个矛盾的影响下发展得更快了,大规模的产能过剩使得中国 GDP 增长率从 2013 年开始断崖式下滑,经济进入了一个被称为 “新常态” 的时期。为了保住经济,我国分别在 2009 年和 2014 年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刺激政策,伴随着刺激政策的深化,房价终于上天。
买了房的新兴小资产阶级仍然在欢呼着盛世,没有买房的小资产阶级以及广大的脑力无产者开始望房兴叹。伴随着利润的下滑,资本对他们的压榨似乎变得更重一些了,伴随着房价的上涨,资本带给他们的希望明显变得更为渺茫。
2018 年以来,内外部矛盾都更多了。吃饭的时候,那些明显不关心社会话题的人,也开始谈论社会问题,有些是因为彩礼引起的,有些是因为工资引起的,有些是因为房价引起的,有些是因为被优化引起的,所有的都是因为在资本的体制下生存的压力引起的。
还是这么一群人,还是在知乎等新媒体上面,曾经,他们为资本的发展鼓与呼,现在,他们开始自发地咒骂着资本。
而这群人有一个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具备的特点,他们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中长大的。不论他们读书的时候是否认可 “阶级”、“剥削”、“剩余价值” 这类概念及其内涵,他们都曾被广泛地灌输这类意识。当资本高速发展可以些许惠及他们的时候,他们抛弃了这些概念,当资本不再能给他们带来希望而只会无情压榨他们的时候,这些概念在他们的脑海中回归了。他们开始用 “资本家” 称呼企业家,用 “剥削” 描述企业家,用 “阶级” 审视企业家。
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开始左转,在网上自发地宣传着曾经在课本上学得的知识,剥削,阶级,资本家,剩余价值。他们中的一少部分人甚至开始自己花时间学习着各种课本上不曾涉及的知识,毛选,马恩选集,列宁的书,以及那些被忽视或掩盖的历史。
他们开始在网上论战,论战的对象是各种纯色或杂色的小粉红,各种精神或肉体的资本家,以及广大的在他们看来尚未觉醒的劳动者,当然,还有那些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包装起来的沙文主义者。
2020 年突如其来的疫情把这一切又放大了,压迫似乎又重了一点点,房价似乎还是那么高,工作似乎更加不稳定了,美好的生活显得似乎更加渺茫。
而那些企业家在几十年的高速发展中培养出的傲慢和残忍,一次次刺中他们的心。“996” 是福报,商业是公益,企业家还要给自己设立节日,企业家还要提案成立两年以内的企业不用遵守劳动法。
这一切都促发了知乎群体在 2020 年对资本家态度的急剧转变。
然而,这个群体毕竟只是劳动者中人数较少的一部分,广大的体力无产者还没有那么强的感受,他们本来工资就低,他们本来就不指望在大城市买房,他们本来就生活在底层,他们获取信息的渠道也更有限,他们抽象思考的能力也更差一些,他们似乎还没有多大变化。
但是,体力无产阶级也在变化。工资赶不上物价,“2017 年这个单间 300 块,今年这个单间 550 块”,“我下班还要打一份临工,哪有时间休息”。他们的抱怨也多起来了。不仅如此,经济下滑,很多工人回到老家,这些回到老家的工人会失去收入,经济危机在预演了。
2020 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它是脑力无产者明显左转的一年(转向批评资本主义),也是体力无产者明显感受到危机的第一年。
风暴远远还没来,但是脑力无产者的左转释放了一个明显的信号,天边已经聚起了几朵乌云,雷声也若隐若现,敏锐的人甚至能看到那划破夜空的几道微弱的闪电,历史的辩证法携着天边的风暴以不可抵挡的趋势向我们奔来,而极少数敏锐的青年已经张开双臂准备拥抱它了
原作者:佐伊 23

知乎用户 驱虏之道 发表

爷寻思着爷这汉族左翼民族主义、真民族布尔什维克,也算左啊

殺尽一切蛮夷,为我族全体人民赢得资源!

知乎用户 瞌睡 发表

打工人有资格右?

知乎用户 白白胖胖 发表

因为右转的已经走到头了,年轻人不出来拉一把可能就要翻车了

知乎用户 juno 发表

其实并没有

如果你觉得左,也只是看到了表面现象

本质是你奶奶常说的一句话: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豁得出去,因为什么都没有

他们想出头这是唯一的捷径

具体代表就是杨笠

知乎用户 小弟泽言​ 发表

年轻人永远都是左的,年轻人对于社会永远是有各种意见的,年轻人看待世界永远会认为世界是需要改变的

比起年轻人左不左这个问题,现在社会给年轻人左的范围是多大、现在的社会愿不愿意让年轻人变得左,社会想让年轻人往哪左、社会正在哪个方向拉着年轻人让他们左,这个可能更重要

知乎用户 公子言 发表

我觉得年轻人会在社会问题激进一点是正常的

这也说明不了年轻人左了,只能说年轻人觉醒了是真的,知道自己处境是真的

那些成天喊着 xxxx 无祖国,完了强行 yy 把历史五段论高唱国际主义带头造反那些人我感觉都是神经病

这些人你就不用说他是左还是右了,就是神经病,妥妥的神经病

我会认同一些左派的观点,但是我对左派这个群体的前景并不看好

因为什么呢?

老虎会吃兔子这是自然之理,兔子被老虎吃也是正常的,如果老虎不吃兔子,那么草场退化,自然生态破坏,到时候兔子泛滥成灾,这个地区自然生态全部完蛋,老虎兔子一个也别想活

而有人却想着老虎和兔子和睦相处,老虎不吃兔子,老虎和兔子地位平等,没有任何地位差异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东西现实吗?

更何况有的人觉得老虎得必须全体完蛋

老虎彻底完蛋意味着环境整体也得完蛋,到时候兔子本身也得完蛋

天行有常,我并不认为人类社会可以逃脱自然之理,有人认为我是社达,我觉得没有什么好讲的,你随意

就按现在的社会现实来说,你将这一套告诉年轻人,完了年轻人到了社会被重锤了,现实清醒了,年轻人首先想到的不是奋斗改变生活而是主观意志的躺平,合理吗?

之前有个女生省吃俭用给自己买了一套房,很多人认为她做了资本的奴隶

但是我看到的是她年纪轻轻就有房屋产权并且解决了人生一大难题,而那些所谓说要放弃当资本的奴隶,继续躺平

然而人家通过自己的努力和牺牲换来了一笔物质财富,并且有了人生保障,而躺平的人将来要面临老无所依,到时候你别把责任归罪于这个女孩,不要羡慕嫉妒恨,因为人家对自己狠,付出得到了应有的回报,而你却只是在无能狂怒抱怨社会

当躺平的这群流氓无产者将来揭竿而起的时候我觉得那时候才是真正的末日到来了

希望这些流氓无产者能不要把罪责归于这个无辜的女孩身上,人家自己的选择,自己的奋斗,这不是导致你成为 loser 技不如人被社会淘汰的理由,ok?

生活是很现实的,并不是你每天读两本破书觉得自己就是圣人的赶脚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你哪样都没有,就不要给这不易的社会生活添堵

政治不是一般人能够讨论的事情,谁过分陷入政治一定是 loser

毕竟你也不是萨尔特 fw,人家有特权能享受国家养猪的待遇,不思进取,而你不能,你是要向前看的

大多数人都是为了能够过得更好更幸福,先解决了自己的生存问题再来指点江山,ok?

对了,前些天局子里不是还抓了一批吗?

知乎用户 规划好几个 发表

因为别无他法

因为现实

知乎用户 luv ohyun 发表

生活所迫

知乎用户 preasent 发表

年轻人要是越来越右,那不是要完

知乎用户 柳林澄 发表

2020 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它是脑力无产者明显左转的一年(转向批评资本主义),也是体力无产者明显感受到危机的第一年。

自从 1978 年以来,中国资本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与之相伴的是,资本家的地位和劳动者的意识也经历了三个阶段。

1978-1992

这是中国资本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资本从无到有被召唤出来,并在全国范围建立了统一的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金融体系。

1978 年之前,成为一个资本家去剥削工人不仅是可耻的,而且是非法的。改革开放之后,第一批资本家(最初还只是城乡个体户)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1981 年,一个问题在党内引发激烈讨论,社会主义制度下出现的私人雇工算不算剥削。争论不休之下,最后给了一个似而非的结论,雇工不超过 8 人就不算剥削,超过 8 人就是剥削。但是资本的发展是迅猛的,8 人的限制迅速就被打破。

1983 年 1 月,中央对超出 8 人的雇工提出 “三不” 原则:“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在这样暧昧不清的环境中,资本迅速发展,资本家作为一个阶级重新出现在华夏大地这片工农故土之上。

资本家在发家致富的同时,并没有相应的社会地位。他们不能进人大、不能进政协、不能入党,他们甚至对自己剥削工人而积攒的家底能不能保存下来都心里没底,毕竟,在十年前我党还要没收资本家的财产。

在城市中,工人阶级还有铁饭碗,而那些今天发家致富的资本家,昨天还只是返城没有工作的知情、游手好闲的二流子、以及其他形形色色被无产阶级看不上的人。对这些发了财的资本家,无产阶级在羡慕中又流露出鄙夷,“不就有两个臭钱吗,国家过两天就给你没收了。”

在农村里,第一批农民工已经出现。社会主义时期的社队企业,在人民公社解体后改了个名字叫做 “乡镇企业”,这些乡镇企业被承包给各种“能人” 开始了资本化的发展。本地农民成了乡镇企业雇工主要的产业后备军,这些农民除了从事农业生产外,还在自己所在乡镇的企业做兼职工作,他们同时从事工业和农业,显著特征就是“离土不离乡”。

国家到底会不会没收财产?是不是把资本家养肥了又宰掉?很多资本家自己心里都没底。为了给资本家安心,1987 年,总设计师曾有一次讲话,他意味深长的说,“现在我们国内人们议论雇工问题,我和好多同志谈过,犯不着在这个问题上表现我们在‘动’,可以再看几年。” 当然,为了减小阻力,总设计师又安慰那些还坚持传统的老干部说,“现在的雇工大致上只是小企业和农村已经承包的农民,雇工人数同全国一亿多职工相比,数目很小。从全局看,这只不过是小小的一点。要动也容易,但是一动就好像政策又在变了。动还是要动,因为我们不搞两极分化。但是,在什么时候动,用什么方法动,要研究。” 然而,这一研究就是数十年。

1988 年,在资本发展了将近十年之后,在资本家已经成为了一个新兴的阶级之后,在农民工重新出现之后,在城市工人尚在梦中仍能分房的时候,在大学生还是天之骄子能够获得国家干部身份的时候,全国人大修宪了。私营经济终于获得了法律认可。

这是两个时代转轨的衔接点,从计划到市场,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体制,从劳动人民当家做主到资本家重回庙堂。

在这个衔接点上,资本家除了钱更多一点之外,他还没有获得相应的地位。他不仅不能入人大政协,就连他的子女进入大学的机会也比不上工农子弟,当然,更比不上国家干部。下面这张图就是其他社会群体子女进入大学的几率与资本家群体的比值,1982 年,城市工人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3.23 倍,农民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2.13 倍。1990 年,城市工人工人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10.78 倍,农民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6.22 倍。

而这一切,在 1992 年之后,彻底改变了。

1992-2008

这是资本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南巡拉开了这个阶段的帷幕,指明了资本发展的方向,终结了姓社姓资的讨论,为资本重新跃马扬鞭在华夏大地上纵横驰骋扫清了障碍。

这个阶段有多个标志性事件,其中,1993 年底夺去 87 个女工生命的致丽大火最让人悲痛不已。这把火宣告着资本对劳工的统治重新建立起来了,自此之后数十年间,劳工只能在资本的铁蹄下卑微地活着,或者卑微地死去。

低廉的工价,极度宽松的招商环境,大量受过教育的工人,完善的建基设施,以及全行业的产业链,这一切,使得中国成了资本升值的天堂。资本快速的发展着。

1992 年之前的资本,除了少数红顶商人之外,多数就是个体户和农村 “能人”。1992 年之后,大量体制内人员下海,大量国企干部收购国企从管理层变为所有者。1997-1998 的私企普查,干部下海由于掌握更多社会资源,纯利润是平均数的 1.9 倍。

这个阶段,大量灰色交易和违法行为出现,据戴建中估计,1989 到 1998 年间,私企偷税漏税超过 2700 亿元,大致占这些年间财政收入的 5%。

老板钱更多了,地位也更稳了。2001 年七一讲话提到,私营企业主等人 “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通过合法经营,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作出了贡献。他们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团结在一起,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如果这些人 “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则应该将他们 “吸收到党内来”。从这一年开始,资本家得以加入共产党,剥削者在党的组织中也合法了。老板们不仅仅能够入党,还渗入各级人大、政协参政议政。

越是大资本家,越是追求政治地位,积极入党,甚至本身就是党员经商。《全国工商联上规模民营企业调研分析报告》(2000~2014 年)做过一次调查,基本情况如下表。

1、规模以上私营企业的所有者界定为大资本家。2、在中小企业主中,按照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标准,将工业营业额不超过 3000 万元和其他行业不超过 1000 万元的企业拥有者界定小资本家。3、其余为中型资本家。

在城市中,免费分房和福利医疗都没了,国企改制终结了工人铁饭碗的梦。在国企工人没落的同时,新生代农民工成了无产阶级的主体,特别是在我国加入 WTO 之后,农民工数量更是突飞猛进。2003-2008 年,全国外出农民工每年增长 600 万到 800 万人。这批人,不知福利分房为何物,不知免费医疗为何物,他们成长在改开的年代,工作在资本的工厂,从来都认为被剥削压迫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这是一次重要的意义非凡的血液的替换,清洗掉了曾经的记忆,为资本进一步在意识形态上获得统治地位打下基础。

在农村中,小农经济在短暂的复苏后开始出现问题,三农问题的焦虑成了上个世纪末集体的记忆。但是,农民问题在中国加入 WTO 后迅速让位,因为农村中大部分青壮年流入城市,农村以这样的方式逐步枯萎,农村问题以这样的方式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

此时,资本家和工农子弟的差距终于拉开了。不论在财富上、地位上或者社会声望上。资本已经完全合法,没有人再讨论雇工几人才算剥削,剥削嘛,你不剥削,别人就剥削,剥削你是给你工作机会,你要感恩才是。2005 年后,曾有人借国企管理层肆意 MBO 之际攻击资本家,揭露他们那些见不得人的老底,要清洗他们的原罪。但是主流舆论不理不睬,甚至有学者建议豁免所有资本家的原罪,因为如果要追究,大部分资本家都有罪。

资本大踏步的前进,工农再次匍匐在地,就在资本与工农的中间,一个新兴的群体出现了。这个群体是随着中国城镇化、资本全球化以及新兴互联网行业的出现而壮大的,他们以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为主。他们从事着法律、会计、金融、管理以及各种各样的科研技术工作。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或者是由于在部门中占据管理职能,或者是掌握了较强的技术因此具有一定的不可替代性,或者是由于身处垄断行业,能在资本剥削劳动力的体制中,比普通劳动者拥有更好的工作环境、更大的组织生产的权力,因而也能获得更高的薪酬,这批人是新兴小资产阶级(教授、高中特级教师、部门经理、部分金融从业人员、大公司工程师、部分互联网从业人员等等)。他们中的另一批人,从事着低端的技术工作或底层的管理工作,拿些微薄的仅仅比体力无产者稍多的薪水,这些人是典型的脑力无产者(外包程序员、金融行业底层人员、部门办事员、中小学老师、公司技术员等等)。

在资本快速发展的时候,新兴的小资产阶级在高声欢呼。他们诅咒那个计划的时代,他们和主流一起歌颂这个冉冉兴起的盛世,他们为资本的每一次前行激动不已,肥得流油的资本总能滴下几滴油喂饱他们不大的野心。

脑力无产者仍有希望上升为新兴的小资产阶级,他们和新兴小资产阶级在同一间办公室办公,在同一个餐桌吃饭,有着类似的背景,聊着相同的话题。因此,他们也具有类似的意识形态。他们崇尚竞争,相信靠自己的努力能改变命运,他们喝着老板的鸡汤、看着成功学的视频、听着马云的演讲、畅想着美好的未来。

与资本在精神上以及一定程度也在利益上结盟的新兴小资产阶级,以及被新兴小资产阶级小康般生活吸引的脑力无产者,构成了知乎等新媒体上最初的用户群体。这个群体当然也在新兴的知乎等媒体上,用符合资本要求的话语回答着、讨论着各种问题。

2008 至今

这是资本发展的第三个阶段,这是资本盛极而衰的阶段。

在这个阶段的初期,资产阶级变得更强大了。中国资本依靠举国体制和凯恩斯主义实现弯道超车,一举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中国的垄断资本更是一举超过英德日法,成为全球第二,世界 500 强的数量从 2007 年的 30 个,飙升至 2015 年的 106 个。

资本家除了更有钱之外,还更深地进入社会管理领域。我们看第九届(1998)和第十一届(2008)全国人大代表构成,资产阶级成了除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之外最大的群体。他们是由房地产商、工商业巨头、互联网贵族以及各地富豪构成的,他们是人们口中的大老板、大富豪。他们仅占人口中的极少部分,但在全国人大代表中占比 2 成左右。至于表格中的专业人士群体,是由演艺界明星、金融大佬、知名运动员、律所合伙人等所谓精英构成的,他们多数人事实上也是资本家。

在这个阶段,农民作为一个阶级在快速没落。青壮年转移使得农村成了 993861 部队,即 99 重阳的老人,38 妇女的女性,61 儿童的小孩。当前农村中,纯务农或以务农为主,多曾经在外打工数年,由于年龄等原因无法继续打工才回乡务农。按《当代中国阶级阶层变动》系列报告所述,纯务农者,“他们中有 67.91% 的人曾是雇员或是工薪收入者,也就是打过工,最后才回归到农村务农,大部分是年纪大了回到农村务农。” 小农作为一个群体必然在市场经济中消亡,这是难以避免的。

在这个阶段,还有两个重要的矛盾在快速展,这对中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其一,中国资本的快速发展使得国内市场越来越狭窄了,过剩资本不断对外输出,2012 年之后的再一次过剩加速了资本的输出,从 2014 年起,中国成为了资本净输出国。而全世界的市场是有限的,中国输出的资本必然和英法美德意日等老牌帝国主义产生竞争,导致这些国家的垄断利润下滑,这是美国垄断资产阶级不愿意看到的。事实上,从 2012 年奥巴马亚太再平衡战略起,美国就明确了遏制中国资本的策略,这一方针在特朗普政府被公开化。

其二,工人阶级自发的抗争越来越多,在抗争的推动下,他们实际工资有了一个快速增长的阶段。这个阶段大致是从 2003-2015,其中 2010 年前后增长最快。这使得资本眼中的 “成本” 越来越高,低端产业的利润越来越低。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上述两个矛盾的影响下发展得更快了,大规模的产能过剩使得中国 GDP 增长率从 2013 年开始断崖式下滑,经济进入了一个被称为 “新常态” 的时期。为了保住经济,我国分别在 2009 年和 2014 年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刺激政策,伴随着刺激政策的深化,房价终于上天。

买了房的新兴小资产阶级仍然在欢呼着盛世,没有买房的小资产阶级以及广大的脑力无产者开始望房兴叹。伴随着利润的下滑,资本对他们的压榨似乎变得更重一些了,伴随着房价的上涨,资本带给他们的希望明显变得更为渺茫。

2018 年以来,内外部矛盾都更多了。吃饭的时候,那些明显不关心社会话题的人,也开始谈论社会问题,有些是因为彩礼引起的,有些是因为工资引起的,有些是因为房价引起的,有些是因为被优化引起的,所有的都是因为在资本的体制下生存的压力引起的。

还是这么一群人,还是在知乎等新媒体上面,曾经,他们为资本的发展鼓与呼,现在,他们开始自发地咒骂着资本。

而这群人有一个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具备的特点,他们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中长大的。不论他们读书的时候是否认可 “阶级”、“剥削”、“剩余价值” 这类概念及其内涵,他们都曾被广泛地灌输这类意识。当资本高速发展可以些许惠及他们的时候,他们抛弃了这些概念,当资本不再能给他们带来希望而只会无情压榨他们的时候,这些概念在他们的脑海中回归了。他们开始用 “资本家” 称呼企业家,用 “剥削” 描述企业家,用 “阶级” 审视企业家。

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开始左转,在网上自发地宣传着曾经在课本上学得的知识,剥削,阶级,资本家,剩余价值。他们中的一少部分人甚至开始自己花时间学习着各种课本上不曾涉及的知识,毛选,马恩选集,列宁的书,以及那些被忽视或掩盖的历史。

他们开始在网上论战,论战的对象是各种纯色或杂色的小粉红,各种精神或肉体的资本家,以及广大的在他们看来尚未觉醒的劳动者,当然,还有那些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包装起来的沙文主义者。

2020 年突如其来的疫情把这一切又放大了,压迫似乎又重了一点点,房价似乎还是那么高,工作似乎更加不稳定了,美好的生活显得似乎更加渺茫。

而那些企业家在几十年的高速发展中培养出的傲慢和残忍,一次次刺中他们的心。“996” 是福报,商业是公益,企业家还要给自己设立节日,企业家还要提案成立两年以内的企业不用遵守劳动法。

这一切都促发了知乎群体在 2020 年对资本家态度的急剧转变。

然而,这个群体毕竟只是劳动者中人数较少的一部分,广大的体力无产者还没有那么强的感受,他们本来工资就低,他们本来就不指望在大城市买房,他们本来就生活在底层,他们获取信息的渠道也更有限,他们抽象思考的能力也更差一些,他们似乎还没有多大变化。

但是,体力无产阶级也在变化。工资赶不上物价,“2017 年这个单间 300 块,今年这个单间 550 块”,“我下班还要打一份临工,哪有时间休息”。他们的抱怨也多起来了。不仅如此,经济下滑,很多工人回到老家,这些回到老家的工人会失去收入,经济危机在预演了。

2020 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它是脑力无产者明显左转的一年(转向批评资本主义),也是体力无产者明显感受到危机的第一年。

风暴远远还没来,但是脑力无产者的左转释放了一个明显的信号,天边已经聚起了几朵乌云,雷声也若隐若现,敏锐的人甚至能看到那划破夜空的几道微弱的闪电,历史的辩证法携着天边的风暴以不可抵挡的趋势向我们奔来,而极少数敏锐的青年已经张开双臂准备拥抱它了

原作者:佐伊 23

知乎用户 斐勒塞腓 发表

我屁都没有,你让我保守?我守个屁?

知乎用户 罗宾老师 发表

哪个年轻时代的年轻人不左?你倒是举例给我听听。

另外我觉得现在的人普遍有个误区,不是说你在知乎大放厥词,每天嘴炮,你就是左。每天线上瞎扯淡,现实中内卷保守的人多的是。

我们现在的大环境是,嘴上越来越左了,因为限制越来越少了,迫于别的国家强大的舆论压力,国家也希望年轻人多输出一些来自中国内部的观点,因此年轻人开始更多的发声,虽然发的声大部分都是废话。但其实脑袋里是怎么样,很难说。

知乎用户 浪子背包客 发表

部分同意楼下 “年轻人天然左” 的说法,青年往往是革命的主力军。但对 “越来越左” 不得不说,另有其因——环境的因素绝对不可小看。

都知道,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动荡的年代,不夸张地说已经出现了许多问题:经济、政治、民生、思想等等,围绕这些问题出现了一些不寻常的变化,再加上新生事物层出不穷。

“天然左”的年轻人无疑会对一些 “新” 感兴趣,会趋向于积极地去参与,或希望弃旧图新、推动社会改变——其中有些期望的改变,含有亟待改变个人现状的动机,譬如经济上、社会地位方面的窘境。

回首 1960 年代,之所以 “干革命” 在青年中一呼百应,其中不可忽视的一个现实因素是,许多青年在待业。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呆是呆不住的,可他们又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没有地位,心里难免会有些… 呵呵,于是…

在历史上,很多大的变革也跟社会动荡和民生艰难有关。大家吃得饱,穿得暖,有房子住,来一百个李自成鼓噪也没用。

现代,因为种种因素,其实大量的年轻人正处于窘境之中,所以希望通过变革改变自己的生存状态,也算合理。一说大变革,往往就跟 “左” 挂钩。

当然,国家和社会的窘境,同样可以激发年轻人变革的热情——青年人往往具有更强烈的功德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以上是一方面,另外信息的极大丰富,教育程度的提高也是 “左” 的一个方面。普通青年容易左,青年知识分子更容易左,而且因为经验、阅历、学识等原因,会左得更有水平。

从政治角度,往往有 “右” 就有 “左”,这是一种社会政治平衡,反过来也是一样——但历史上似乎应运而生的“左” 更多。有皇帝和奴役制度,就有反对帝制的革命和革命者——古代的往往叫起义或造反,但其中有些会含有些反帝反奴役的先进含义,这些先进含义同革命含义不谋而合。

知乎用户 杀手 发表

现在什么时间?我还因为没有工作失眠?我能不左?我还想一那什么呢

知乎用户 木木木木木 发表

2020 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它是脑力无产者明显左转的一年(转向批评资本主义),也是体力无产者明显感受到危机的第一年。

自从 1978 年以来,中国资本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与之相伴的是,资本家的地位和劳动者的意识也经历了三个阶段。

1978-1992

这是中国资本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资本从无到有被召唤出来,并在全国范围建立了统一的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金融体系。

1978 年之前,成为一个资本家去剥削工人不仅是可耻的,而且是非法的。改革开放之后,第一批资本家(最初还只是城乡个体户)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1981 年,一个问题在党内引发激烈讨论,社会主义制度下出现的私人雇工算不算剥削。争论不休之下,最后给了一个似而非的结论,雇工不超过 8 人就不算剥削,超过 8 人就是剥削。但是资本的发展是迅猛的,8 人的限制迅速就被打破。

1983 年 1 月,中央对超出 8 人的雇工提出 “三不” 原则:“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在这样暧昧不清的环境中,资本迅速发展,资本家作为一个阶级重新出现在华夏大地这片工农故土之上。

资本家在发家致富的同时,并没有相应的社会地位。他们不能进人大、不能进政协、不能入党,他们甚至对自己剥削工人而积攒的家底能不能保存下来都心里没底,毕竟,在十年前我党还要没收资本家的财产。

在城市中,工人阶级还有铁饭碗,而那些今天发家致富的资本家,昨天还只是返城没有工作的知情、游手好闲的二流子、以及其他形形色色被无产阶级看不上的人。对这些发了财的资本家,无产阶级在羡慕中又流露出鄙夷,“不就有两个臭钱吗,国家过两天就给你没收了。”

在农村里,第一批农民工已经出现。社会主义时期的社队企业,在人民公社解体后改了个名字叫做 “乡镇企业”,这些乡镇企业被承包给各种“能人” 开始了资本化的发展。本地农民成了乡镇企业雇工主要的产业后备军,这些农民除了从事农业生产外,还在自己所在乡镇的企业做兼职工作,他们同时从事工业和农业,显著特征就是“离土不离乡”。

国家到底会不会没收财产?是不是把资本家养肥了又宰掉?很多资本家自己心里都没底。为了给资本家安心,1987 年,总设计师曾有一次讲话,他意味深长的说,“现在我们国内人们议论雇工问题,我和好多同志谈过,犯不着在这个问题上表现我们在‘动’,可以再看几年。” 当然,为了减小阻力,总设计师又安慰那些还坚持传统的老干部说,“现在的雇工大致上只是小企业和农村已经承包的农民,雇工人数同全国一亿多职工相比,数目很小。从全局看,这只不过是小小的一点。要动也容易,但是一动就好像政策又在变了。动还是要动,因为我们不搞两极分化。但是,在什么时候动,用什么方法动,要研究。” 然而,这一研究就是数十年。

1988 年,在资本发展了将近十年之后,在资本家已经成为了一个新兴的阶级之后,在农民工重新出现之后,在城市工人尚在梦中仍能分房的时候,在大学生还是天之骄子能够获得国家干部身份的时候,全国人大修宪了。私营经济终于获得了法律认可。

这是两个时代转轨的衔接点,从计划到市场,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体制,从劳动人民当家做主到资本家重回庙堂。

在这个衔接点上,资本家除了钱更多一点之外,他还没有获得相应的地位。他不仅不能入人大政协,就连他的子女进入大学的机会也比不上工农子弟,当然,更比不上国家干部。下面这张图就是其他社会群体子女进入大学的几率与资本家群体的比值,1982 年,城市工人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3.23 倍,农民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2.13 倍。1990 年,城市工人工人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10.78 倍,农民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6.22 倍。

而这一切,在 1992 年之后,彻底改变了。

1992-2008

这是资本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南巡拉开了这个阶段的帷幕,指明了资本发展的方向,终结了姓社姓资的讨论,为资本重新跃马扬鞭在华夏大地上纵横驰骋扫清了障碍。

这个阶段有多个标志性事件,其中,1993 年底夺去 87 个女工生命的致丽大火最让人悲痛不已。这把火宣告着资本对劳工的统治重新建立起来了,自此之后数十年间,劳工只能在资本的铁蹄下卑微地活着,或者卑微地死去。

低廉的工价,极度宽松的招商环境,大量受过教育的工人,完善的建基设施,以及全行业的产业链,这一切,使得中国成了资本升值的天堂。资本快速的发展着。

1992 年之前的资本,除了少数红顶商人之外,多数就是个体户和农村 “能人”。1992 年之后,大量体制内人员下海,大量国企干部收购国企从管理层变为所有者。1997-1998 的私企普查,干部下海由于掌握更多社会资源,纯利润是平均数的 1.9 倍。

这个阶段,大量灰色交易和违法行为出现,据戴建中估计,1989 到 1998 年间,私企偷税漏税超过 2700 亿元,大致占这些年间财政收入的 5%。

老板钱更多了,地位也更稳了。2001 年七一讲话提到,私营企业主等人 “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通过合法经营,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作出了贡献。他们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团结在一起,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如果这些人 “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则应该将他们 “吸收到党内来”。从这一年开始,资本家得以加入共产党,剥削者在党的组织中也合法了。老板们不仅仅能够入党,还渗入各级人大、政协参政议政。

越是大资本家,越是追求政治地位,积极入党,甚至本身就是党员经商。《全国工商联上规模民营企业调研分析报告》(2000~2014 年)做过一次调查,基本情况如下表。

1、规模以上私营企业的所有者界定为大资本家。2、在中小企业主中,按照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标准,将工业营业额不超过 3000 万元和其他行业不超过 1000 万元的企业拥有者界定小资本家。3、其余为中型资本家。

在城市中,免费分房和福利医疗都没了,国企改制终结了工人铁饭碗的梦。在国企工人没落的同时,新生代农民工成了无产阶级的主体,特别是在我国加入 WTO 之后,农民工数量更是突飞猛进。2003-2008 年,全国外出农民工每年增长 600 万到 800 万人。这批人,不知福利分房为何物,不知免费医疗为何物,他们成长在改开的年代,工作在资本的工厂,从来都认为被剥削压迫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这是一次重要的意义非凡的血液的替换,清洗掉了曾经的记忆,为资本进一步在意识形态上获得统治地位打下基础。

在农村中,小农经济在短暂的复苏后开始出现问题,三农问题的焦虑成了上个世纪末集体的记忆。但是,农民问题在中国加入 WTO 后迅速让位,因为农村中大部分青壮年流入城市,农村以这样的方式逐步枯萎,农村问题以这样的方式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

此时,资本家和工农子弟的差距终于拉开了。不论在财富上、地位上或者社会声望上。资本已经完全合法,没有人再讨论雇工几人才算剥削,剥削嘛,你不剥削,别人就剥削,剥削你是给你工作机会,你要感恩才是。2005 年后,曾有人借国企管理层肆意 MBO 之际攻击资本家,揭露他们那些见不得人的老底,要清洗他们的原罪。但是主流舆论不理不睬,甚至有学者建议豁免所有资本家的原罪,因为如果要追究,大部分资本家都有罪。

资本大踏步的前进,工农再次匍匐在地,就在资本与工农的中间,一个新兴的群体出现了。这个群体是随着中国城镇化、资本全球化以及新兴互联网行业的出现而壮大的,他们以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为主。他们从事着法律、会计、金融、管理以及各种各样的科研技术工作。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或者是由于在部门中占据管理职能,或者是掌握了较强的技术因此具有一定的不可替代性,或者是由于身处垄断行业,能在资本剥削劳动力的体制中,比普通劳动者拥有更好的工作环境、更大的组织生产的权力,因而也能获得更高的薪酬,这批人是新兴小资产阶级(教授、高中特级教师、部门经理、部分金融从业人员、大公司工程师、部分互联网从业人员等等)。他们中的另一批人,从事着低端的技术工作或底层的管理工作,拿些微薄的仅仅比体力无产者稍多的薪水,这些人是典型的脑力无产者(外包程序员、金融行业底层人员、部门办事员、中小学老师、公司技术员等等)。

在资本快速发展的时候,新兴的小资产阶级在高声欢呼。他们诅咒那个计划的时代,他们和主流一起歌颂这个冉冉兴起的盛世,他们为资本的每一次前行激动不已,肥得流油的资本总能滴下几滴油喂饱他们不大的野心。

脑力无产者仍有希望上升为新兴的小资产阶级,他们和新兴小资产阶级在同一间办公室办公,在同一个餐桌吃饭,有着类似的背景,聊着相同的话题。因此,他们也具有类似的意识形态。他们崇尚竞争,相信靠自己的努力能改变命运,他们喝着老板的鸡汤、看着成功学的视频、听着马云的演讲、畅想着美好的未来。

与资本在精神上以及一定程度也在利益上结盟的新兴小资产阶级,以及被新兴小资产阶级小康般生活吸引的脑力无产者,构成了知乎等新媒体上最初的用户群体。这个群体当然也在新兴的知乎等媒体上,用符合资本要求的话语回答着、讨论着各种问题。

2008 至今

这是资本发展的第三个阶段,这是资本盛极而衰的阶段。

在这个阶段的初期,资产阶级变得更强大了。中国资本依靠举国体制和凯恩斯主义实现弯道超车,一举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中国的垄断资本更是一举超过英德日法,成为全球第二,世界 500 强的数量从 2007 年的 30 个,飙升至 2015 年的 106 个。

资本家除了更有钱之外,还更深地进入社会管理领域。我们看第九届(1998)和第十一届(2008)全国人大代表构成,资产阶级成了除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之外最大的群体。他们是由房地产商、工商业巨头、互联网贵族以及各地富豪构成的,他们是人们口中的大老板、大富豪。他们仅占人口中的极少部分,但在全国人大代表中占比 2 成左右。至于表格中的专业人士群体,是由演艺界明星、金融大佬、知名运动员、律所合伙人等所谓精英构成的,他们多数人事实上也是资本家。

在这个阶段,农民作为一个阶级在快速没落。青壮年转移使得农村成了 993861 部队,即 99 重阳的老人,38 妇女的女性,61 儿童的小孩。当前农村中,纯务农或以务农为主,多曾经在外打工数年,由于年龄等原因无法继续打工才回乡务农。按《当代中国阶级阶层变动》系列报告所述,纯务农者,“他们中有 67.91% 的人曾是雇员或是工薪收入者,也就是打过工,最后才回归到农村务农,大部分是年纪大了回到农村务农。” 小农作为一个群体必然在市场经济中消亡,这是难以避免的。

在这个阶段,还有两个重要的矛盾在快速展,这对中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其一,中国资本的快速发展使得国内市场越来越狭窄了,过剩资本不断对外输出,2012 年之后的再一次过剩加速了资本的输出,从 2014 年起,中国成为了资本净输出国。而全世界的市场是有限的,中国输出的资本必然和英法美德意日等老牌帝国主义产生竞争,导致这些国家的垄断利润下滑,这是美国垄断资产阶级不愿意看到的。事实上,从 2012 年奥巴马亚太再平衡战略起,美国就明确了遏制中国资本的策略,这一方针在特朗普政府被公开化。

其二,工人阶级自发的抗争越来越多,在抗争的推动下,他们实际工资有了一个快速增长的阶段。这个阶段大致是从 2003-2015,其中 2010 年前后增长最快。这使得资本眼中的 “成本” 越来越高,低端产业的利润越来越低。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上述两个矛盾的影响下发展得更快了,大规模的产能过剩使得中国 GDP 增长率从 2013 年开始断崖式下滑,经济进入了一个被称为 “新常态” 的时期。为了保住经济,我国分别在 2009 年和 2014 年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刺激政策,伴随着刺激政策的深化,房价终于上天。

买了房的新兴小资产阶级仍然在欢呼着盛世,没有买房的小资产阶级以及广大的脑力无产者开始望房兴叹。伴随着利润的下滑,资本对他们的压榨似乎变得更重一些了,伴随着房价的上涨,资本带给他们的希望明显变得更为渺茫。

2018 年以来,内外部矛盾都更多了。吃饭的时候,那些明显不关心社会话题的人,也开始谈论社会问题,有些是因为彩礼引起的,有些是因为工资引起的,有些是因为房价引起的,有些是因为被优化引起的,所有的都是因为在资本的体制下生存的压力引起的。

还是这么一群人,还是在知乎等新媒体上面,曾经,他们为资本的发展鼓与呼,现在,他们开始自发地咒骂着资本。

而这群人有一个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具备的特点,他们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中长大的。不论他们读书的时候是否认可 “阶级”、“剥削”、“剩余价值” 这类概念及其内涵,他们都曾被广泛地灌输这类意识。当资本高速发展可以些许惠及他们的时候,他们抛弃了这些概念,当资本不再能给他们带来希望而只会无情压榨他们的时候,这些概念在他们的脑海中回归了。他们开始用 “资本家” 称呼企业家,用 “剥削” 描述企业家,用 “阶级” 审视企业家。

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开始左转,在网上自发地宣传着曾经在课本上学得的知识,剥削,阶级,资本家,剩余价值。他们中的一少部分人甚至开始自己花时间学习着各种课本上不曾涉及的知识,毛选,马恩选集,列宁的书,以及那些被忽视或掩盖的历史。

他们开始在网上论战,论战的对象是各种纯色或杂色的小粉红,各种精神或肉体的资本家,以及广大的在他们看来尚未觉醒的劳动者,当然,还有那些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包装起来的沙文主义者。

2020 年突如其来的疫情把这一切又放大了,压迫似乎又重了一点点,房价似乎还是那么高,工作似乎更加不稳定了,美好的生活显得似乎更加渺茫。

而那些企业家在几十年的高速发展中培养出的傲慢和残忍,一次次刺中他们的心。“996” 是福报,商业是公益,企业家还要给自己设立节日,企业家还要提案成立两年以内的企业不用遵守劳动法。

这一切都促发了知乎群体在 2020 年对资本家态度的急剧转变。

然而,这个群体毕竟只是劳动者中人数较少的一部分,广大的体力无产者还没有那么强的感受,他们本来工资就低,他们本来就不指望在大城市买房,他们本来就生活在底层,他们获取信息的渠道也更有限,他们抽象思考的能力也更差一些,他们似乎还没有多大变化。

但是,体力无产阶级也在变化。工资赶不上物价,“2017 年这个单间 300 块,今年这个单间 550 块”,“我下班还要打一份临工,哪有时间休息”。他们的抱怨也多起来了。不仅如此,经济下滑,很多工人回到老家,这些回到老家的工人会失去收入,经济危机在预演了。

2020 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它是脑力无产者明显左转的一年(转向批评资本主义),也是体力无产者明显感受到危机的第一年。

风暴远远还没来,但是脑力无产者的左转释放了一个明显的信号,天边已经聚起了几朵乌云,雷声也若隐若现,敏锐的人甚至能看到那划破夜空的几道微弱的闪电,历史的辩证法携着天边的风暴以不可抵挡的趋势向我们奔来,而极少数敏锐的青年已经张开双臂准备拥抱它了

原作者:佐伊 23

知乎用户 龙宇 发表

我在知乎上遇到个人,说 1973 年 9 月 11 日的智利政变拯救了智利,没有让智利人过上古巴的日子。还给皮诺切特的把人从直升机上扔下去一事洗白。

最让我无语的是,我反驳他;此人却来句:“左壬的受害者,你家就有一个” 不说别的,你又不是我们家人你咋知道的?

当我拿出海地和利比里亚两国走美国制度结果一团乱麻的例子时,此人不仅不认为是制度不适合当地;反而觉得这是人种不行。​

知乎用户 liwei2496 发表

因为年轻人还有热血,良心还在!!!!

知乎用户 愚者 发表

承平世界里,人们会很容易左倾化,因为社会有太多的财富需要去分配,而又有的是财富可以去消耗,喊两句道德感满满的装逼话,又不需要动自己的奶酪,何乐而不为呢。而乱世之中,人们才会露出左右本性来。这时候人们很容易分裂成极端左派和极端右派:右倾是因为觉得没有本钱继续浪了,要把生产价值不高的人口甩掉;左倾是因为乱世之中有些人的为富不仁显得更加扎眼了。1930 年代的德国,就是以共产党为核心的左翼与以纳粹党为核心的右翼争天下。德国人民选择了右边的纳粹,决心牺牲掉一些社会负担来赢得速度。

知乎用户 丸知知 发表

并没有

你在信息茧房里了

知乎用户 蒋甬杭​ 发表

不存在「越来越左」的说法。

任何时代,年轻人都是偏左的。或者说,社会地位较低的人往往偏左,不管是否生理年轻。

这就好比在球赛或棋局中,领先一方往往会偏保守,巩固优势;落后一方则是到处挑战,寻求破局之法。

知乎用户 观棋烂柯 发表

2020 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它是脑力无产者明显左转的一年(转向批评资本主义),也是体力无产者明显感受到危机的第一年。

自从 1978 年以来,中国资本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与之相伴的是,资本家的地位和劳动者的意识也经历了三个阶段。

1978-1992

这是中国资本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资本从无到有被召唤出来,并在全国范围建立了统一的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金融体系。

1978 年之前,成为一个资本家去剥削工人不仅是可耻的,而且是非法的。改革开放之后,第一批资本家(最初还只是城乡个体户)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1981 年,一个问题在党内引发激烈讨论,社会主义制度下出现的私人雇工算不算剥削。争论不休之下,最后给了一个似而非的结论,雇工不超过 8 人就不算剥削,超过 8 人就是剥削。但是资本的发展是迅猛的,8 人的限制迅速就被打破。

1983 年 1 月,中央对超出 8 人的雇工提出 “三不” 原则:“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在这样暧昧不清的环境中,资本迅速发展,资本家作为一个阶级重新出现在华夏大地这片工农故土之上。

资本家在发家致富的同时,并没有相应的社会地位。他们不能进人大、不能进政协、不能入党,他们甚至对自己剥削工人而积攒的家底能不能保存下来都心里没底,毕竟,在十年前我党还要没收资本家的财产。

在城市中,工人阶级还有铁饭碗,而那些今天发家致富的资本家,昨天还只是返城没有工作的知情、游手好闲的二流子、以及其他形形色色被无产阶级看不上的人。对这些发了财的资本家,无产阶级在羡慕中又流露出鄙夷,“不就有两个臭钱吗,国家过两天就给你没收了。”

在农村里,第一批农民工已经出现。社会主义时期的社队企业,在人民公社解体后改了个名字叫做 “乡镇企业”,这些乡镇企业被承包给各种“能人” 开始了资本化的发展。本地农民成了乡镇企业雇工主要的产业后备军,这些农民除了从事农业生产外,还在自己所在乡镇的企业做兼职工作,他们同时从事工业和农业,显著特征就是 “离土不离乡”。

国家到底会不会没收财产?是不是把资本家养肥了又宰掉?很多资本家自己心里都没底。为了给资本家安心,1987 年,总设计师曾有一次讲话,他意味深长的说,“现在我们国内人们议论雇工问题,我和好多同志谈过,犯不着在这个问题上表现我们在‘动’,可以再看几年。” 当然,为了减小阻力,总设计师又安慰那些还坚持传统的老干部说,“现在的雇工大致上只是小企业和农村已经承包的农民,雇工人数同全国一亿多职工相比,数目很小。从全局看,这只不过是小小的一点。要动也容易,但是一动就好像政策又在变了。动还是要动,因为我们不搞两极分化。但是,在什么时候动,用什么方法动,要研究。” 然而,这一研究就是数十年。

1988 年,在资本发展了将近十年之后,在资本家已经成为了一个新兴的阶级之后,在农民工重新出现之后,在城市工人尚在梦中仍能分房的时候,在大学生还是天之骄子能够获得国家干部身份的时候,全国人大修宪了。私营经济终于获得了法律认可。

这是两个时代转轨的衔接点,从计划到市场,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体制,从劳动人民当家做主到资本家重回庙堂。

在这个衔接点上,资本家除了钱更多一点之外,他还没有获得相应的地位。他不仅不能入人大政协,就连他的子女进入大学的机会也比不上工农子弟,当然,更比不上国家干部。下面这张图就是其他社会群体子女进入大学的几率与资本家群体的比值,1982 年,城市工人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3.23 倍,农民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2.13 倍。1990 年,城市工人工人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10.78 倍,农民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6.22 倍。

而这一切,在 1992 年之后,彻底改变了。

1992-2008

这是资本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南巡拉开了这个阶段的帷幕,指明了资本发展的方向,终结了姓社姓资的讨论,为资本重新跃马扬鞭在华夏大地上纵横驰骋扫清了障碍。

这个阶段有多个标志性事件,其中,1993 年底夺去 87 个女工生命的致丽大火最让人悲痛不已。这把火宣告着资本对劳工的统治重新建立起来了,自此之后数十年间,劳工只能在资本的铁蹄下卑微地活着,或者卑微地死去。

低廉的工价,极度宽松的招商环境,大量受过教育的工人,完善的建基设施,以及全行业的产业链,这一切,使得中国成了资本升值的天堂。资本快速的发展着。

1992 年之前的资本,除了少数红顶商人之外,多数就是个体户和农村 “能人”。1992 年之后,大量体制内人员下海,大量国企干部收购国企从管理层变为所有者。1997-1998 的私企普查,干部下海由于掌握更多社会资源,纯利润是平均数的 1.9 倍。

这个阶段,大量灰色交易和违法行为出现,据戴建中估计,1989 到 1998 年间,私企偷税漏税超过 2700 亿元,大致占这些年间财政收入的 5%。

老板钱更多了,地位也更稳了。2001 年七一讲话提到,私营企业主等人 “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通过合法经营,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作出了贡献。他们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团结在一起,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如果这些人 “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则应该将他们 “吸收到党内来”。从这一年开始,资本家得以加入共产党,剥削者在党的组织中也合法了。老板们不仅仅能够入党,还渗入各级人大、政协参政议政。

越是大资本家,越是追求政治地位,积极入党,甚至本身就是党员经商。《全国工商联上规模民营企业调研分析报告》(2000~2014 年)做过一次调查,基本情况如下表。

1、规模以上私营企业的所有者界定为大资本家。2、在中小企业主中,按照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标准,将工业营业额不超过 3000 万元和其他行业不超过 1000 万元的企业拥有者界定小资本家。3、其余为中型资本家。

在城市中,免费分房和福利医疗都没了,国企改制终结了工人铁饭碗的梦。在国企工人没落的同时,新生代农民工成了无产阶级的主体,特别是在我国加入 WTO 之后,农民工数量更是突飞猛进。2003-2008 年,全国外出农民工每年增长 600 万到 800 万人。这批人,不知福利分房为何物,不知免费医疗为何物,他们成长在改开的年代,工作在资本的工厂,从来都认为被剥削压迫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这是一次重要的意义非凡的血液的替换,清洗掉了曾经的记忆,为资本进一步在意识形态上获得统治地位打下基础。

在农村中,小农经济在短暂的复苏后开始出现问题,三农问题的焦虑成了上个世纪末集体的记忆。但是,农民问题在中国加入 WTO 后迅速让位,因为农村中大部分青壮年流入城市,农村以这样的方式逐步枯萎,农村问题以这样的方式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

此时,资本家和工农子弟的差距终于拉开了。不论在财富上、地位上或者社会声望上。资本已经完全合法,没有人再讨论雇工几人才算剥削,剥削嘛,你不剥削,别人就剥削,剥削你是给你工作机会,你要感恩才是。2005 年后,曾有人借国企管理层肆意 MBO 之际攻击资本家,揭露他们那些见不得人的老底,要清洗他们的原罪。但是主流舆论不理不睬,甚至有学者建议豁免所有资本家的原罪,因为如果要追究,大部分资本家都有罪。

资本大踏步的前进,工农再次匍匐在地,就在资本与工农的中间,一个新兴的群体出现了。这个群体是随着中国城镇化、资本全球化以及新兴互联网行业的出现而壮大的,他们以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为主。他们从事着法律、会计、金融、管理以及各种各样的科研技术工作。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或者是由于在部门中占据管理职能,或者是掌握了较强的技术因此具有一定的不可替代性,或者是由于身处垄断行业,能在资本剥削劳动力的体制中,比普通劳动者拥有更好的工作环境、更大的组织生产的权力,因而也能获得更高的薪酬,这批人是新兴小资产阶级(教授、高中特级教师、部门经理、部分金融从业人员、大公司工程师、部分互联网从业人员等等)。他们中的另一批人,从事着低端的技术工作或底层的管理工作,拿些微薄的仅仅比体力无产者稍多的薪水,这些人是典型的脑力无产者(外包程序员、金融行业底层人员、部门办事员、中小学老师、公司技术员等等)。

在资本快速发展的时候,新兴的小资产阶级在高声欢呼。他们诅咒那个计划的时代,他们和主流一起歌颂这个冉冉兴起的盛世,他们为资本的每一次前行激动不已,肥得流油的资本总能滴下几滴油喂饱他们不大的野心。

脑力无产者仍有希望上升为新兴的小资产阶级,他们和新兴小资产阶级在同一间办公室办公,在同一个餐桌吃饭,有着类似的背景,聊着相同的话题。因此,他们也具有类似的意识形态。他们崇尚竞争,相信靠自己的努力能改变命运,他们喝着老板的鸡汤、看着成功学的视频、听着马云的演讲、畅想着美好的未来。

与资本在精神上以及一定程度也在利益上结盟的新兴小资产阶级,以及被新兴小资产阶级小康般生活吸引的脑力无产者,构成了知乎等新媒体上最初的用户群体。这个群体当然也在新兴的知乎等媒体上,用符合资本要求的话语回答着、讨论着各种问题。

2008 至今

这是资本发展的第三个阶段,这是资本盛极而衰的阶段。

在这个阶段的初期,资产阶级变得更强大了。中国资本依靠举国体制和凯恩斯主义实现弯道超车,一举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中国的垄断资本更是一举超过英德日法,成为全球第二,世界 500 强的数量从 2007 年的 30 个,飙升至 2015 年的 106 个。

资本家除了更有钱之外,还更深地进入社会管理领域。我们看第九届(1998)和第十一届(2008)全国人大代表构成,资产阶级成了除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之外最大的群体。他们是由房地产商、工商业巨头、互联网贵族以及各地富豪构成的,他们是人们口中的大老板、大富豪。他们仅占人口中的极少部分,但在全国人大代表中占比 2 成左右。至于表格中的专业人士群体,是由演艺界明星、金融大佬、知名运动员、律所合伙人等所谓精英构成的,他们多数人事实上也是资本家。

在这个阶段,农民作为一个阶级在快速没落。青壮年转移使得农村成了 993861 部队,即 99 重阳的老人,38 妇女的女性,61 儿童的小孩。当前农村中,纯务农或以务农为主,多曾经在外打工数年,由于年龄等原因无法继续打工才回乡务农。按《当代中国阶级阶层变动》系列报告所述,纯务农者,“他们中有 67.91% 的人曾是雇员或是工薪收入者,也就是打过工,最后才回归到农村务农,大部分是年纪大了回到农村务农。” 小农作为一个群体必然在市场经济中消亡,这是难以避免的。

在这个阶段,还有两个重要的矛盾在快速展,这对中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其一,中国资本的快速发展使得国内市场越来越狭窄了,过剩资本不断对外输出,2012 年之后的再一次过剩加速了资本的输出,从 2014 年起,中国成为了资本净输出国。而全世界的市场是有限的,中国输出的资本必然和英法美德意日等老牌帝国主义产生竞争,导致这些国家的垄断利润下滑,这是美国垄断资产阶级不愿意看到的。事实上,从 2012 年奥巴马亚太再平衡战略起,美国就明确了遏制中国资本的策略,这一方针在特朗普政府被公开化。

其二,工人阶级自发的抗争越来越多,在抗争的推动下,他们实际工资有了一个快速增长的阶段。这个阶段大致是从 2003-2015,其中 2010 年前后增长最快。这使得资本眼中的 “成本” 越来越高,低端产业的利润越来越低。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上述两个矛盾的影响下发展得更快了,大规模的产能过剩使得中国 GDP 增长率从 2013 年开始断崖式下滑,经济进入了一个被称为 “新常态” 的时期。为了保住经济,我国分别在 2009 年和 2014 年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刺激政策,伴随着刺激政策的深化,房价终于上天。

买了房的新兴小资产阶级仍然在欢呼着盛世,没有买房的小资产阶级以及广大的脑力无产者开始望房兴叹。伴随着利润的下滑,资本对他们的压榨似乎变得更重一些了,伴随着房价的上涨,资本带给他们的希望明显变得更为渺茫。

2018 年以来,内外部矛盾都更多了。吃饭的时候,那些明显不关心社会话题的人,也开始谈论社会问题,有些是因为彩礼引起的,有些是因为工资引起的,有些是因为房价引起的,有些是因为被优化引起的,所有的都是因为在资本的体制下生存的压力引起的。

还是这么一群人,还是在知乎等新媒体上面,曾经,他们为资本的发展鼓与呼,现在,他们开始自发地咒骂着资本。

而这群人有一个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具备的特点,他们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中长大的。不论他们读书的时候是否认可 “阶级”、“剥削”、“剩余价值” 这类概念及其内涵,他们都曾被广泛地灌输这类意识。当资本高速发展可以些许惠及他们的时候,他们抛弃了这些概念,当资本不再能给他们带来希望而只会无情压榨他们的时候,这些概念在他们的脑海中回归了。他们开始用 “资本家” 称呼企业家,用 “剥削” 描述企业家,用 “阶级” 审视企业家。

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开始左转,在网上自发地宣传着曾经在课本上学得的知识,剥削,阶级,资本家,剩余价值。他们中的一少部分人甚至开始自己花时间学习着各种课本上不曾涉及的知识,毛选,马恩选集,列宁的书,以及那些被忽视或掩盖的历史。

他们开始在网上论战,论战的对象是各种纯色或杂色的小粉红,各种精神或肉体的资本家,以及广大的在他们看来尚未觉醒的劳动者,当然,还有那些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包装起来的沙文主义者。

2020 年突如其来的疫情把这一切又放大了,压迫似乎又重了一点点,房价似乎还是那么高,工作似乎更加不稳定了,美好的生活显得似乎更加渺茫。

而那些企业家在几十年的高速发展中培养出的傲慢和残忍,一次次刺中他们的心。“996” 是福报,商业是公益,企业家还要给自己设立节日,企业家还要提案成立两年以内的企业不用遵守劳动法。

这一切都促发了知乎群体在 2020 年对资本家态度的急剧转变。

然而,这个群体毕竟只是劳动者中人数较少的一部分,广大的体力无产者还没有那么强的感受,他们本来工资就低,他们本来就不指望在大城市买房,他们本来就生活在底层,他们获取信息的渠道也更有限,他们抽象思考的能力也更差一些,他们似乎还没有多大变化。

但是,体力无产阶级也在变化。工资赶不上物价,“2017 年这个单间 300 块,今年这个单间 550 块”,“我下班还要打一份临工,哪有时间休息”。他们的抱怨也多起来了。不仅如此,经济下滑,很多工人回到老家,这些回到老家的工人会失去收入,经济危机在预演了。

2020 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它是脑力无产者明显左转的一年(转向批评资本主义),也是体力无产者明显感受到危机的第一年。

风暴远远还没来,但是脑力无产者的左转释放了一个明显的信号,天边已经聚起了几朵乌云,雷声也若隐若现,敏锐的人甚至能看到那划破夜空的几道微弱的闪电,历史的辩证法携着天边的风暴以不可抵挡的趋势向我们奔来,而极少数敏锐的青年已经张开双臂准备拥抱它了

知乎用户 红海的诺言 发表

经济下行导致原有矛盾日渐凸显尖锐,在生活问题前,人的思想会趋近极端化,中国有一定的传统,所以许多年轻人左转了,但同时也有许多人右转变成了民族主义者。

简单点,就是社会经济状况变差,生活条件与幸福度下降,人们想要寻找新的道路了。

知乎用户 若梦浮生丶​​ 发表

先搞清什么是左什么是右再来问吧

一个民族主义者路过..

知乎用户 享受风一样的人生 发表

什么叫左?解释一下?

年轻人左?你是年轻人?还是你看到了?

还是说你成天刷抖音刷的,让抖音给你洗脑了?

知乎用户 单独无氧 发表

我来给你们答疑解惑。希望能够被知乎审核通过。英文单词不懂的请查词典,不是装 13, 而是系统会进行关键词屏蔽。直给结论:因为有老司机在不断地 accelerate。

第一个问题,人在什么时候产生疑惑?答:在被灌输的与感受到的出现强烈矛盾与不匹配时。就好像晕车,晕船晕一切,大脑感受到的与认知的不协调。马克思告诉我们,资本主义很快就要灭亡了。马克思走了以后,苏联也走了,波兰也走了,苏联的小兄弟们也走了,越南也走一半了,就剩朝鲜等 5 个难兄难弟了。但是组织告诉我们,我们才是优越的。请问谁优越了?那先走的 1 万万人吗?他们是优越了,漂洋过海优越去了。留下的不断内卷中。优越不优越,恶心,想吐。我眩晕在优越感里了。

第二个问题,人在什么时候感到绝望?答:在努力了也不会变得更好的时候。除了穷,任何 X 二代不会留意这个问题,但是请问作为穷二代,如何翻身?相对有点背景的人都很努力,没有背景的,努力了也没有价值。

第三个问题,面对这些人生的巨大问题上的不如意与绝望感,年轻人应该如何发泄?年轻人先得是个人,是人一般就会有恐惧心,在咱们这最恐惧的往往就是你认为最 “强大” 的。那么无论真实是否强大,那些不令人感到直接恐惧的外国的一切,就成了发泄的对象。当然,还有国内有钱无权的。也可以成为发泄的对象。对,就是那么欺软怕硬。像不像四十年前?四十年前左不左?很左。世界历史第一左。

知乎用户 小孙 发表

以前能上网的都是城市中产阶级,大多数受过高等教育,视野开阔,思想海纳百川,加上当时房价还算平稳。

后来移动互联网普及,一大波义拳民走向互联网前台,这些人从小在井底, 容量小更没独立思考能力,动物界食草系动物跟着领头的,领头的失足摔死,后面的一样跟。

再者,后来 m2 超发,房价狂飙,又有一部分聪明人陷于困境,正常路走不通,又不敢觉醒年代,就开始借十年想无法无天。

知乎用户 微微微微上扬 发表

别以偏概全,只是你周围的年轻人而已

知乎用户 王乐 发表

说抽象点,不然我老被删。

这届年轻人没有历史感。加上当前的风气。左是很正常的。只不过很多这种左浅薄,甚至无脑。和真正的左,差太远。

知乎用户 关山难越 发表

2020 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它是脑力无产者明显左转的一年(转向批评资本主义),也是体力无产者明显感受到危机的第一年。

自从 1978 年以来,中国资本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与之相伴的是,资本家的地位和劳动者的意识也经历了三个阶段。

1978-1992

这是中国资本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资本从无到有被召唤出来,并在全国范围建立了统一的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金融体系。

1978 年之前,成为一个资本家去剥削工人不仅是可耻的,而且是非法的。改革开放之后,第一批资本家(最初还只是城乡个体户)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1981 年,一个问题在党内引发激烈讨论,社会主义制度下出现的私人雇工算不算剥削。争论不休之下,最后给了一个似而非的结论,雇工不超过 8 人就不算剥削,超过 8 人就是剥削。但是资本的发展是迅猛的,8 人的限制迅速就被打破。

1983 年 1 月,中央对超出 8 人的雇工提出 “三不” 原则:“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在这样暧昧不清的环境中,资本迅速发展,资本家作为一个阶级重新出现在华夏大地这片工农故土之上。

资本家在发家致富的同时,并没有相应的社会地位。他们不能进人大、不能进政协、不能入党,他们甚至对自己剥削工人而积攒的家底能不能保存下来都心里没底,毕竟,在十年前我党还要没收资本家的财产。

在城市中,工人阶级还有铁饭碗,而那些今天发家致富的资本家,昨天还只是返城没有工作的知情、游手好闲的二流子、以及其他形形色色被无产阶级看不上的人。对这些发了财的资本家,无产阶级在羡慕中又流露出鄙夷,“不就有两个臭钱吗,国家过两天就给你没收了。”

在农村里,第一批农民工已经出现。社会主义时期的社队企业,在人民公社解体后改了个名字叫做 “乡镇企业”,这些乡镇企业被承包给各种“能人” 开始了资本化的发展。本地农民成了乡镇企业雇工主要的产业后备军,这些农民除了从事农业生产外,还在自己所在乡镇的企业做兼职工作,他们同时从事工业和农业,显著特征就是“离土不离乡”。

国家到底会不会没收财产?是不是把资本家养肥了又宰掉?很多资本家自己心里都没底。为了给资本家安心,1987 年,总设计师曾有一次讲话,他意味深长的说,“现在我们国内人们议论雇工问题,我和好多同志谈过,犯不着在这个问题上表现我们在‘动’,可以再看几年。” 当然,为了减小阻力,总设计师又安慰那些还坚持传统的老干部说,“现在的雇工大致上只是小企业和农村已经承包的农民,雇工人数同全国一亿多职工相比,数目很小。从全局看,这只不过是小小的一点。要动也容易,但是一动就好像政策又在变了。动还是要动,因为我们不搞两极分化。但是,在什么时候动,用什么方法动,要研究。” 然而,这一研究就是数十年。

1988 年,在资本发展了将近十年之后,在资本家已经成为了一个新兴的阶级之后,在农民工重新出现之后,在城市工人尚在梦中仍能分房的时候,在大学生还是天之骄子能够获得国家干部身份的时候,全国人大修宪了。私营经济终于获得了法律认可。

这是两个时代转轨的衔接点,从计划到市场,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体制,从劳动人民当家做主到资本家重回庙堂。

在这个衔接点上,资本家除了钱更多一点之外,他还没有获得相应的地位。他不仅不能入人大政协,就连他的子女进入大学的机会也比不上工农子弟,当然,更比不上国家干部。下面这张图就是其他社会群体子女进入大学的几率与资本家群体的比值,1982 年,城市工人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3.23 倍,农民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2.13 倍。1990 年,城市工人工人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10.78 倍,农民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6.22 倍。

而这一切,在 1992 年之后,彻底改变了。

1992-2008

这是资本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南巡拉开了这个阶段的帷幕,指明了资本发展的方向,终结了姓社姓资的讨论,为资本重新跃马扬鞭在华夏大地上纵横驰骋扫清了障碍。

这个阶段有多个标志性事件,其中,1993 年底夺去 87 个女工生命的致丽大火最让人悲痛不已。这把火宣告着资本对劳工的统治重新建立起来了,自此之后数十年间,劳工只能在资本的铁蹄下卑微地活着,或者卑微地死去。

低廉的工价,极度宽松的招商环境,大量受过教育的工人,完善的建基设施,以及全行业的产业链,这一切,使得中国成了资本升值的天堂。资本快速的发展着。

1992 年之前的资本,除了少数红顶商人之外,多数就是个体户和农村 “能人”。1992 年之后,大量体制内人员下海,大量国企干部收购国企从管理层变为所有者。1997-1998 的私企普查,干部下海由于掌握更多社会资源,纯利润是平均数的 1.9 倍。

这个阶段,大量灰色交易和违法行为出现,据戴建中估计,1989 到 1998 年间,私企偷税漏税超过 2700 亿元,大致占这些年间财政收入的 5%。

老板钱更多了,地位也更稳了。2001 年七一讲话提到,私营企业主等人 “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通过合法经营,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作出了贡献。他们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团结在一起,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如果这些人 “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则应该将他们 “吸收到党内来”。从这一年开始,资本家得以加入共产党,剥削者在党的组织中也合法了。老板们不仅仅能够入党,还渗入各级人大、政协参政议政。

越是大资本家,越是追求政治地位,积极入党,甚至本身就是党员经商。《全国工商联上规模民营企业调研分析报告》(2000~2014 年)做过一次调查,基本情况如下表。

1、规模以上私营企业的所有者界定为大资本家。2、在中小企业主中,按照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标准,将工业营业额不超过 3000 万元和其他行业不超过 1000 万元的企业拥有者界定小资本家。3、其余为中型资本家。

在城市中,免费分房和福利医疗都没了,国企改制终结了工人铁饭碗的梦。在国企工人没落的同时,新生代农民工成了无产阶级的主体,特别是在我国加入 WTO 之后,农民工数量更是突飞猛进。2003-2008 年,全国外出农民工每年增长 600 万到 800 万人。这批人,不知福利分房为何物,不知免费医疗为何物,他们成长在改开的年代,工作在资本的工厂,从来都认为被剥削压迫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这是一次重要的意义非凡的血液的替换,清洗掉了曾经的记忆,为资本进一步在意识形态上获得统治地位打下基础。

在农村中,小农经济在短暂的复苏后开始出现问题,三农问题的焦虑成了上个世纪末集体的记忆。但是,农民问题在中国加入 WTO 后迅速让位,因为农村中大部分青壮年流入城市,农村以这样的方式逐步枯萎,农村问题以这样的方式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

此时,资本家和工农子弟的差距终于拉开了。不论在财富上、地位上或者社会声望上。资本已经完全合法,没有人再讨论雇工几人才算剥削,剥削嘛,你不剥削,别人就剥削,剥削你是给你工作机会,你要感恩才是。2005 年后,曾有人借国企管理层肆意 MBO 之际攻击资本家,揭露他们那些见不得人的老底,要清洗他们的原罪。但是主流舆论不理不睬,甚至有学者建议豁免所有资本家的原罪,因为如果要追究,大部分资本家都有罪。

资本大踏步的前进,工农再次匍匐在地,就在资本与工农的中间,一个新兴的群体出现了。这个群体是随着中国城镇化、资本全球化以及新兴互联网行业的出现而壮大的,他们以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为主。他们从事着法律、会计、金融、管理以及各种各样的科研技术工作。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或者是由于在部门中占据管理职能,或者是掌握了较强的技术因此具有一定的不可替代性,或者是由于身处垄断行业,能在资本剥削劳动力的体制中,比普通劳动者拥有更好的工作环境、更大的组织生产的权力,因而也能获得更高的薪酬,这批人是新兴小资产阶级(教授、高中特级教师、部门经理、部分金融从业人员、大公司工程师、部分互联网从业人员等等)。他们中的另一批人,从事着低端的技术工作或底层的管理工作,拿些微薄的仅仅比体力无产者稍多的薪水,这些人是典型的脑力无产者(外包程序员、金融行业底层人员、部门办事员、中小学老师、公司技术员等等)。

在资本快速发展的时候,新兴的小资产阶级在高声欢呼。他们诅咒那个计划的时代,他们和主流一起歌颂这个冉冉兴起的盛世,他们为资本的每一次前行激动不已,肥得流油的资本总能滴下几滴油喂饱他们不大的野心。

脑力无产者仍有希望上升为新兴的小资产阶级,他们和新兴小资产阶级在同一间办公室办公,在同一个餐桌吃饭,有着类似的背景,聊着相同的话题。因此,他们也具有类似的意识形态。他们崇尚竞争,相信靠自己的努力能改变命运,他们喝着老板的鸡汤、看着成功学的视频、听着马云的演讲、畅想着美好的未来。

与资本在精神上以及一定程度也在利益上结盟的新兴小资产阶级,以及被新兴小资产阶级小康般生活吸引的脑力无产者,构成了知乎等新媒体上最初的用户群体。这个群体当然也在新兴的知乎等媒体上,用符合资本要求的话语回答着、讨论着各种问题。

2008 至今

这是资本发展的第三个阶段,这是资本盛极而衰的阶段。

在这个阶段的初期,资产阶级变得更强大了。中国资本依靠举国体制和凯恩斯主义实现弯道超车,一举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中国的垄断资本更是一举超过英德日法,成为全球第二,世界 500 强的数量从 2007 年的 30 个,飙升至 2015 年的 106 个。

资本家除了更有钱之外,还更深地进入社会管理领域。我们看第九届(1998)和第十一届(2008)全国人大代表构成,资产阶级成了除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之外最大的群体。他们是由房地产商、工商业巨头、互联网贵族以及各地富豪构成的,他们是人们口中的大老板、大富豪。他们仅占人口中的极少部分,但在全国人大代表中占比 2 成左右。至于表格中的专业人士群体,是由演艺界明星、金融大佬、知名运动员、律所合伙人等所谓精英构成的,他们多数人事实上也是资本家。

在这个阶段,农民作为一个阶级在快速没落。青壮年转移使得农村成了 993861 部队,即 99 重阳的老人,38 妇女的女性,61 儿童的小孩。当前农村中,纯务农或以务农为主,多曾经在外打工数年,由于年龄等原因无法继续打工才回乡务农。按《当代中国阶级阶层变动》系列报告所述,纯务农者,“他们中有 67.91% 的人曾是雇员或是工薪收入者,也就是打过工,最后才回归到农村务农,大部分是年纪大了回到农村务农。” 小农作为一个群体必然在市场经济中消亡,这是难以避免的

在这个阶段,还有两个重要的矛盾在快速发展,这对中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其一,中国资本的快速发展使得国内市场越来越狭窄了,过剩资本不断对外输出,2012 年之后的再一次过剩加速了资本的输出,从 2014 年起,中国成为了资本净输出国。而全世界的市场是有限的,中国输出的资本必然和英法美德意日等老牌帝国主义产生竞争,导致这些国家的垄断利润下滑,这是美国垄断资产阶级不愿意看到的。事实上,从 2012 年奥巴马亚太再平衡战略起,美国就明确了遏制中国资本的策略,这一方针在特朗普政府被公开化。

其二,工人阶级自发的抗争越来越多,在抗争的推动下,他们实际工资有了一个快速增长的阶段。这个阶段大致是从 2003-2015,其中 2010 年前后增长最快。这使得资本眼中的 “成本” 越来越高,低端产业的利润越来越低。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上述两个矛盾的影响下发展得更快了,大规模的产能过剩使得中国 GDP 增长率从 2013 年开始断崖式下滑,经济进入了一个被称为 “新常态” 的时期。为了保住经济,我国分别在 2009 年和 2014 年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刺激政策,伴随着刺激政策的深化,房价终于上天。

买了房的新兴小资产阶级仍然在欢呼着盛世,没有买房的小资产阶级以及广大的脑力无产者开始望房兴叹。伴随着利润的下滑,资本对他们的压榨似乎变得更重一些了,伴随着房价的上涨,资本带给他们的希望明显变得更为渺茫。

2018 年以来,内外部矛盾都更多了。吃饭的时候,那些明显不关心社会话题的人,也开始谈论社会问题,有些是因为彩礼引起的,有些是因为工资引起的,有些是因为房价引起的,有些是因为被优化引起的,所有的都是因为在资本的体制下生存的压力引起的。

还是这么一群人,还是在知乎等新媒体上面,曾经,他们为资本的发展鼓与呼,现在,他们开始自发地咒骂着资本。

而这群人有一个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具备的特点,他们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中长大的。不论他们读书的时候是否认可 “阶级”、“剥削”、“剩余价值” 这类概念及其内涵,他们都曾被广泛地灌输这类意识。当资本高速发展可以些许惠及他们的时候,他们抛弃了这些概念,当资本不再能给他们带来希望而只会无情压榨他们的时候,这些概念在他们的脑海中回归了。他们开始用 “资本家” 称呼企业家,用 “剥削” 描述企业家,用 “阶级” 审视企业家。

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开始左转,在网上自发地宣传着曾经在课本上学得的知识,剥削,阶级,资本家,剩余价值。他们中的一少部分人甚至开始自己花时间学习着各种课本上不曾涉及的知识,毛选,马恩选集,列宁的书,以及那些被忽视或掩盖的历史。

他们开始在网上论战,论战的对象是各种纯色或杂色的小粉红,各种精神或肉体的资本家,以及广大的在他们看来尚未觉醒的劳动者,当然,还有那些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包装起来的沙文主义者。

2020 年突如其来的疫情把这一切又放大了,压迫似乎又重了一点点,房价似乎还是那么高,工作似乎更加不稳定了,美好的生活显得似乎更加渺茫。

而那些企业家在几十年的高速发展中培养出的傲慢和残忍,一次次刺中他们的心。“996” 是福报,商业是公益,企业家还要给自己设立节日,企业家还要提案成立两年以内的企业不用遵守劳动法。

这一切都促发了知乎群体在 2020 年对资本家态度的急剧转变。

然而,这个群体毕竟只是劳动者中人数较少的一部分,广大的体力无产者还没有那么强的感受,他们本来工资就低,他们本来就不指望在大城市买房,他们本来就生活在底层,他们获取信息的渠道也更有限,他们抽象思考的能力也更差一些,他们似乎还没有多大变化。

但是,体力无产阶级也在变化。工资赶不上物价,“2017 年这个单间 300 块,今年这个单间 550 块”,“我下班还要打一份临工,哪有时间休息”。他们的抱怨也多起来了。不仅如此,经济下滑,很多工人回到老家,这些回到老家的工人会失去收入,经济危机在预演了。

2020 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它是脑力无产者明显左转的一年(转向批评资本主义),也是体力无产者明显感受到危机的第一年。

风暴远远还没来,但是脑力无产者的左转释放了一个明显的信号,天边已经聚起了几朵乌云,雷声也若隐若现,敏锐的人甚至能看到那划破夜空的几道微弱的闪电,历史的辩证法携着天边的风暴以不可抵挡的趋势向我们奔来,而极少数敏锐的青年已经张开双臂准备拥抱它了

原作者:佐伊 23

@佐伊 23

知乎用户 柳桢的笔记本 发表

聪明人和穷人容易被赤化。

年轻人学历更高了,生活更穷了,完美符合这两点。

知乎用户 匿名用户 发表

2020 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它是脑力无产者明显左转的一年(转向批评资本主义),也是体力无产者明显感受到危机的第一年。

自从 1978 年以来,中国资本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与之相伴的是,资本家的地位和劳动者的意识也经历了三个阶段。

1978-1992

这是中国资本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资本从无到有被召唤出来,并在全国范围建立了统一的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金融体系。

1978 年之前,成为一个资本家去剥削工人不仅是可耻的,而且是非法的。改革开放之后,第一批资本家(最初还只是城乡个体户)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1981 年,一个问题在党内引发激烈讨论,社会主义制度下出现的私人雇工算不算剥削。争论不休之下,最后给了一个似而非的结论,雇工不超过 8 人就不算剥削,超过 8 人就是剥削。但是资本的发展是迅猛的,8 人的限制迅速就被打破。

1983 年 1 月,中央对超出 8 人的雇工提出 “三不” 原则:“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在这样暧昧不清的环境中,资本迅速发展,资本家作为一个阶级重新出现在华夏大地这片工农故土之上。

资本家在发家致富的同时,并没有相应的社会地位。他们不能进人大、不能进政协、不能入党,他们甚至对自己剥削工人而积攒的家底能不能保存下来都心里没底,毕竟,在十年前我党还要没收资本家的财产。

在城市中,工人阶级还有铁饭碗,而那些今天发家致富的资本家,昨天还只是返城没有工作的知情、游手好闲的二流子、以及其他形形色色被无产阶级看不上的人。对这些发了财的资本家,无产阶级在羡慕中又流露出鄙夷,“不就有两个臭钱吗,国家过两天就给你没收了。”

在农村里,第一批农民工已经出现。社会主义时期的社队企业,在人民公社解体后改了个名字叫做 “乡镇企业”,这些乡镇企业被承包给各种“能人” 开始了资本化的发展。本地农民成了乡镇企业雇工主要的产业后备军,这些农民除了从事农业生产外,还在自己所在乡镇的企业做兼职工作,他们同时从事工业和农业,显著特征就是 “离土不离乡”。

国家到底会不会没收财产?是不是把资本家养肥了又宰掉?很多资本家自己心里都没底。为了给资本家安心,1987 年,总设计师曾有一次讲话,他意味深长的说,“现在我们国内人们议论雇工问题,我和好多同志谈过,犯不着在这个问题上表现我们在‘动’,可以再看几年。” 当然,为了减小阻力,总设计师又安慰那些还坚持传统的老干部说,“现在的雇工大致上只是小企业和农村已经承包的农民,雇工人数同全国一亿多职工相比,数目很小。从全局看,这只不过是小小的一点。要动也容易,但是一动就好像政策又在变了。动还是要动,因为我们不搞两极分化。但是,在什么时候动,用什么方法动,要研究。” 然而,这一研究就是数十年。

1988 年,在资本发展了将近十年之后,在资本家已经成为了一个新兴的阶级之后,在农民工重新出现之后,在城市工人尚在梦中仍能分房的时候,在大学生还是天之骄子能够获得国家干部身份的时候,全国人大修宪了。私营经济终于获得了法律认可。

这是两个时代转轨的衔接点,从计划到市场,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体制,从劳动人民当家做主到资本家重回庙堂。

在这个衔接点上,资本家除了钱更多一点之外,他还没有获得相应的地位。他不仅不能入人大政协,就连他的子女进入大学的机会也比不上工农子弟,当然,更比不上国家干部。下面这张图就是其他社会群体子女进入大学的几率与资本家群体的比值,1982 年,城市工人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3.23 倍,农民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2.13 倍。1990 年,城市工人工人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10.78 倍,农民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6.22 倍。

而这一切,在 1992 年之后,彻底改变了。

1992-2008

这是资本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南巡拉开了这个阶段的帷幕,指明了资本发展的方向,终结了姓社姓资的讨论,为资本重新跃马扬鞭在华夏大地上纵横驰骋扫清了障碍。

这个阶段有多个标志性事件,其中,1993 年底夺去 87 个女工生命的致丽大火最让人悲痛不已。这把火宣告着资本对劳工的统治重新建立起来了,自此之后数十年间,劳工只能在资本的铁蹄下卑微地活着,或者卑微地死去。

低廉的工价,极度宽松的招商环境,大量受过教育的工人,完善的建基设施,以及全行业的产业链,这一切,使得中国成了资本升值的天堂。资本快速的发展着。

1992 年之前的资本,除了少数红顶商人之外,多数就是个体户和农村 “能人”。1992 年之后,大量体制内人员下海,大量国企干部收购国企从管理层变为所有者。1997-1998 的私企普查,干部下海由于掌握更多社会资源,纯利润是平均数的 1.9 倍。

这个阶段,大量灰色交易和违法行为出现,据戴建中估计,1989 到 1998 年间,私企偷税漏税超过 2700 亿元,大致占这些年间财政收入的 5%。

老板钱更多了,地位也更稳了。2001 年七一讲话提到,私营企业主等人 “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通过合法经营,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作出了贡献。他们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团结在一起,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如果这些人 “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则应该将他们 “吸收到党内来”。从这一年开始,资本家得以加入共产党,剥削者在党的组织中也合法了。老板们不仅仅能够入党,还渗入各级人大、政协参政议政。

越是大资本家,越是追求政治地位,积极入党,甚至本身就是党员经商。《全国工商联上规模民营企业调研分析报告》(2000~2014 年)做过一次调查,基本情况如下表。

1、规模以上私营企业的所有者界定为大资本家。2、在中小企业主中,按照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标准,将工业营业额不超过 3000 万元和其他行业不超过 1000 万元的企业拥有者界定小资本家。3、其余为中型资本家。

在城市中,免费分房和福利医疗都没了,国企改制终结了工人铁饭碗的梦。在国企工人没落的同时,新生代农民工成了无产阶级的主体,特别是在我国加入 WTO 之后,农民工数量更是突飞猛进。2003-2008 年,全国外出农民工每年增长 600 万到 800 万人。这批人,不知福利分房为何物,不知免费医疗为何物,他们成长在改开的年代,工作在资本的工厂,从来都认为被剥削压迫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这是一次重要的意义非凡的血液的替换,清洗掉了曾经的记忆,为资本进一步在意识形态上获得统治地位打下基础。

在农村中,小农经济在短暂的复苏后开始出现问题,三农问题的焦虑成了上个世纪末集体的记忆。但是,农民问题在中国加入 WTO 后迅速让位,因为农村中大部分青壮年流入城市,农村以这样的方式逐步枯萎,农村问题以这样的方式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

此时,资本家和工农子弟的差距终于拉开了。不论在财富上、地位上或者社会声望上。资本已经完全合法,没有人再讨论雇工几人才算剥削,剥削嘛,你不剥削,别人就剥削,剥削你是给你工作机会,你要感恩才是。2005 年后,曾有人借国企管理层肆意 MBO 之际攻击资本家,揭露他们那些见不得人的老底,要清洗他们的原罪。但是主流舆论不理不睬,甚至有学者建议豁免所有资本家的原罪,因为如果要追究,大部分资本家都有罪。

资本大踏步的前进,工农再次匍匐在地,就在资本与工农的中间,一个新兴的群体出现了。这个群体是随着中国城镇化、资本全球化以及新兴互联网行业的出现而壮大的,他们以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为主。他们从事着法律、会计、金融、管理以及各种各样的科研技术工作。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或者是由于在部门中占据管理职能,或者是掌握了较强的技术因此具有一定的不可替代性,或者是由于身处垄断行业,能在资本剥削劳动力的体制中,比普通劳动者拥有更好的工作环境、更大的组织生产的权力,因而也能获得更高的薪酬,这批人是新兴小资产阶级(教授、高中特级教师、部门经理、部分金融从业人员、大公司工程师、部分互联网从业人员等等)。他们中的另一批人,从事着低端的技术工作或底层的管理工作,拿些微薄的仅仅比体力无产者稍多的薪水,这些人是典型的脑力无产者(外包程序员、金融行业底层人员、部门办事员、中小学老师、公司技术员等等)。

在资本快速发展的时候,新兴的小资产阶级在高声欢呼。他们诅咒那个计划的时代,他们和主流一起歌颂这个冉冉兴起的盛世,他们为资本的每一次前行激动不已,肥得流油的资本总能滴下几滴油喂饱他们不大的野心。

脑力无产者仍有希望上升为新兴的小资产阶级,他们和新兴小资产阶级在同一间办公室办公,在同一个餐桌吃饭,有着类似的背景,聊着相同的话题。因此,他们也具有类似的意识形态。他们崇尚竞争,相信靠自己的努力能改变命运,他们喝着老板的鸡汤、看着成功学的视频、听着马云的演讲、畅想着美好的未来。

与资本在精神上以及一定程度也在利益上结盟的新兴小资产阶级,以及被新兴小资产阶级小康般生活吸引的脑力无产者,构成了知乎等新媒体上最初的用户群体。这个群体当然也在新兴的知乎等媒体上,用符合资本要求的话语回答着、讨论着各种问题。

2008 至今

这是资本发展的第三个阶段,这是资本盛极而衰的阶段。

在这个阶段的初期,资产阶级变得更强大了。中国资本依靠举国体制和凯恩斯主义实现弯道超车,一举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中国的垄断资本更是一举超过英德日法,成为全球第二,世界 500 强的数量从 2007 年的 30 个,飙升至 2015 年的 106 个。

资本家除了更有钱之外,还更深地进入社会管理领域。我们看第九届(1998)和第十一届(2008)全国人大代表构成,资产阶级成了除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之外最大的群体。他们是由房地产商、工商业巨头、互联网贵族以及各地富豪构成的,他们是人们口中的大老板、大富豪。他们仅占人口中的极少部分,但在全国人大代表中占比 2 成左右。至于表格中的专业人士群体,是由演艺界明星、金融大佬、知名运动员、律所合伙人等所谓精英构成的,他们多数人事实上也是资本家。

在这个阶段,农民作为一个阶级在快速没落。青壮年转移使得农村成了 993861 部队,即 99 重阳的老人,38 妇女的女性,61 儿童的小孩。当前农村中,纯务农或以务农为主,多曾经在外打工数年,由于年龄等原因无法继续打工才回乡务农。按《当代中国阶级阶层变动》系列报告所述,纯务农者,“他们中有 67.91% 的人曾是雇员或是工薪收入者,也就是打过工,最后才回归到农村务农,大部分是年纪大了回到农村务农。” 小农作为一个群体必然在市场经济中消亡,这是难以避免的。

在这个阶段,还有两个重要的矛盾在快速展,这对中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其一,中国资本的快速发展使得国内市场越来越狭窄了,过剩资本不断对外输出,2012 年之后的再一次过剩加速了资本的输出,从 2014 年起,中国成为了资本净输出国。而全世界的市场是有限的,中国输出的资本必然和英法美德意日等老牌帝国主义产生竞争,导致这些国家的垄断利润下滑,这是美国垄断资产阶级不愿意看到的。事实上,从 2012 年奥巴马亚太再平衡战略起,美国就明确了遏制中国资本的策略,这一方针在特朗普政府被公开化。

其二,工人阶级自发的抗争越来越多,在抗争的推动下,他们实际工资有了一个快速增长的阶段。这个阶段大致是从 2003-2015,其中 2010 年前后增长最快。这使得资本眼中的 “成本” 越来越高,低端产业的利润越来越低。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上述两个矛盾的影响下发展得更快了,大规模的产能过剩使得中国 GDP 增长率从 2013 年开始断崖式下滑,经济进入了一个被称为 “新常态” 的时期。为了保住经济,我国分别在 2009 年和 2014 年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刺激政策,伴随着刺激政策的深化,房价终于上天。

买了房的新兴小资产阶级仍然在欢呼着盛世,没有买房的小资产阶级以及广大的脑力无产者开始望房兴叹。伴随着利润的下滑,资本对他们的压榨似乎变得更重一些了,伴随着房价的上涨,资本带给他们的希望明显变得更为渺茫。

2018 年以来,内外部矛盾都更多了。吃饭的时候,那些明显不关心社会话题的人,也开始谈论社会问题,有些是因为彩礼引起的,有些是因为工资引起的,有些是因为房价引起的,有些是因为被优化引起的,所有的都是因为在资本的体制下生存的压力引起的。

还是这么一群人,还是在知乎等新媒体上面,曾经,他们为资本的发展鼓与呼,现在,他们开始自发地咒骂着资本。

而这群人有一个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具备的特点,他们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中长大的。不论他们读书的时候是否认可 “阶级”、“剥削”、“剩余价值” 这类概念及其内涵,他们都曾被广泛地灌输这类意识。当资本高速发展可以些许惠及他们的时候,他们抛弃了这些概念,当资本不再能给他们带来希望而只会无情压榨他们的时候,这些概念在他们的脑海中回归了。他们开始用 “资本家” 称呼企业家,用 “剥削” 描述企业家,用 “阶级” 审视企业家。

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开始左转,在网上自发地宣传着曾经在课本上学得的知识,剥削,阶级,资本家,剩余价值。他们中的一少部分人甚至开始自己花时间学习着各种课本上不曾涉及的知识,毛选,马恩选集,列宁的书,以及那些被忽视或掩盖的历史。

他们开始在网上论战,论战的对象是各种纯色或杂色的小粉红,各种精神或肉体的资本家,以及广大的在他们看来尚未觉醒的劳动者,当然,还有那些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包装起来的沙文主义者。

2020 年突如其来的疫情把这一切又放大了,压迫似乎又重了一点点,房价似乎还是那么高,工作似乎更加不稳定了,美好的生活显得似乎更加渺茫。

而那些企业家在几十年的高速发展中培养出的傲慢和残忍,一次次刺中他们的心。“996” 是福报,商业是公益,企业家还要给自己设立节日,企业家还要提案成立两年以内的企业不用遵守劳动法。

这一切都促发了知乎群体在 2020 年对资本家态度的急剧转变。

然而,这个群体毕竟只是劳动者中人数较少的一部分,广大的体力无产者还没有那么强的感受,他们本来工资就低,他们本来就不指望在大城市买房,他们本来就生活在底层,他们获取信息的渠道也更有限,他们抽象思考的能力也更差一些,他们似乎还没有多大变化。

但是,体力无产阶级也在变化。工资赶不上物价,“2017 年这个单间 300 块,今年这个单间 550 块”,“我下班还要打一份临工,哪有时间休息”。他们的抱怨也多起来了。不仅如此,经济下滑,很多工人回到老家,这些回到老家的工人会失去收入,经济危机在预演了。

2020 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它是脑力无产者明显左转的一年(转向批评资本主义),也是体力无产者明显感受到危机的第一年。

风暴远远还没来,但是脑力无产者的左转释放了一个明显的信号,天边已经聚起了几朵乌云,雷声也若隐若现,敏锐的人甚至能看到那划破夜空的几道微弱的闪电,历史的辩证法携着天边的风暴以不可抵挡的趋势向我们奔来,而极少数敏锐的青年已经张开双臂准备拥抱它了

原作者:佐伊 23

知乎用户 快乐奔跑 发表

汪晖:两种新穷人及其未来——阶级政治的衰落、再形成与新穷人的尊严政治

(节选)

在政治和文化领域更为活跃的,是既不同于传统工人阶级,也不同于新工人群体的所谓 “新穷人”:他们同样是全球化条件下的新的工业化、城市化和信息化过程的产物,但与一般农民工群体不同,他们是一个内需不足的消费社会的受害者。他们通常接受过高等教育,就职于不同行业,聚居于都市边缘,其经济能力与蓝领工人相差无几,其收入不能满足其被消费文化激发起来的消费需求。除了物质上的窘迫,学者们也常用所谓 “精神贫困”、价值观缺失等概念描述这一人群(即便描述者的精神并不比其描述对象更为富足)。这类贫困并不因为经济状态有所改善而发生根本变化,他们是消费社会的新穷人,却又是贫穷的消费主义者。新穷人遍及整个世界,尤其是那些进入或部分地进入消费社会的部分。鲍曼在《工作、消费、新穷人》(Work, Consumerism and the New Poor)中就曾描述过这些消费社会中的 “新穷人”,亦即准备不足的消费者。[11] 如果说经典意义上的穷人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产物,那么,”新穷人” 则是消费社会和消费文化的伴生物,他们同样是资本主义经济从工业经济向金融资本、从实物经济向虚拟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产物。新工人与新穷人这两个群体共同构成当代中国的 “穷人” 这一概念的两面。

仅仅从消费的角度看待 “新穷人” 有可能忽视了这个群体的政治能量。由于 “新穷人” 常常拥有较高的文化、教育和技术水平,他们对于世界的想象与消费社会的运动密切相关。在政治领域,我们不难在埃及、突尼斯的反抗运动、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及扩展至其他地区的各种 “占领” 运动,以及莫斯科街头的示威活动中看到他们的身影。与欧洲和美国在去工业化过程中诞生的 “新穷人” 有所不同,中国的新穷人萌芽于社会主义体制向后社会主义体制的转变过程之中,他们的命运与劳动从价值之中心源泉向资本价值增值之中介的角色过渡息息相通;但与欧洲和美国的状况相似,这一群体是新兴媒体的积极参与者,显示出较之新工人群体强烈得多的政治参与意识和动员能力。从微博和各种网络传媒直至纸面媒体,”新穷人” 都异常活跃,其话题遍及各个社会领域。

但迄今为止,这一群体的动员能力及其政治诉求与新兴工人阶级或者说农民工群体的命运没有多少直接的关联。这是一个缺乏长远社会目标的阶层,其代表人物大多是脱离了贫穷、活跃于消费性媒体、操弄着全球性政治-文化话语的人物。不管变换怎样的修辞,这些政治话语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和修辞展

知乎用户 臭棋篓子 发表

我觉得不是年轻人现在越来越左了,而是自古以来年轻人都是最左的。

就像那句著名的话所说:年轻的时候,你不相信共产主义,你就没良心。

要翻译成题主的话,年轻人如果不左,那就是天生没良心。

有一个经济学参数叫基尼系数 [[1]](),反映的是贫富差距。据说基尼系数太大,就会导致社会动乱。但是实际上,中美的基尼系数都巨大,却并没有动乱。所以实际的社会比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模型更复杂。

但是,美国有过另外的调查,说一个国家是否动乱,和年轻人的比例成正比。动乱的国家,必然年轻人占多数。

这个结论,想想很合理。中老年人在社会系统里工作生活了生命中的大部分时光,早已经学会了适应现实而不是改造现实,早就学会了世故和圆滑,就算有棱角,也早变得外圆内方,象那一个个鼓起的啤酒肚和油腻的脸。他们当中,既得利益者维护现有秩序,不愿意变革。未得利益者已经麻木,无力变革。

而年轻人刚踏入社会,没有遭受社会的无情洗脑,没有既得利益的束缚,有一腔热血,看什么事情都可以从天上来,从理想化的角度来。他们变革,不会失去什么。这样,他们自然更愿意变革旧秩序,建立一种更加公平、合理、文明的秩序。这正是大多数人眼中的左。

回顾历史,哪次重大变革不是年轻人推动的呢?哪次社会的巨大进步飞跃不是从年轻人抛洒的热血开始的呢?

青春的激荡,是所有人类社会的最强音。中老年不可避免地趋向保守,这是由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经历决定的。

所以教员说:[[2]]()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人类就像一队孤独的人马,在时光的长河里艰难跋涉,有先锋遇山开路,遇水搭桥;有中军浩浩荡荡;有后队守护着辎重物品。

年轻人,就是开路先锋。

年轻人不左,怎能带领着人类社会整体披荆斩棘,朝理想社会阔步前进呢?

参考

  1. 0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0219466
  2. 0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1331542



知乎用户 南行​ 发表

大多数年轻人是越来越善,只有少数的年轻人,是朝这个方向发展。

这些少数的年轻人,有仇富倾向,强调 “富裕有罪论”,推崇极端福利主义,在惆怅中宣泄情绪。

这并不可取,也脱离了善良,善良不是偏激,更不是暴力;

善良是何?善良是友爱,善良是和谐,随着社会的前进,善良深入年轻人的内心,枝繁叶茂,绽放出文明之花。

希望这些少数青年,能和大多数青年一样,越来越善,走向正道。

知乎用户 约翰 · 提托 发表

因为疫情原因,让大家都 “慢” 了下来。

平时两点一线忙碌不堪的我突然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 “生活”,没有老板的颐指气使、也没有同事的勾心斗角,虽然戴上了口罩,却卸下了面具。

世界突然就安静下来。

慢下来的我开始重读《资本论》《毛选》《二十四史》这些原本读不下的书,再次阅读,时间的累计、阅历的丰富、心智的成长让我看到了过去完全不同的世界。

孤独的旅人,一旦看到远方的亮光了,就不会再为身边的黑暗所恐惧。

我们开始思考,开始反抗,不再妥协于不合理的规则,不再沉迷于低级的娱乐毒药。

肥肠满肚的领导要给我灌酒下投名状,我们说 “不!”

贪婪垄断的大资本家要我日工 12 小时,我们说 “不!”

不伦不类的偶像团体想麻痹大众心身,我们说 “不!”

傲慢无礼的洋人想要法外豁免权,我们说 “不!”

为什么要羞于拒绝呢?人生而平等。

左倾,对于人民群众,对于人类族群,从来不是错误的选择,“左” 才是。

知乎用户 涂图好糊涂 发表

年轻人本来就容易左,左追求绝对的公平,追求底层的解放,五四时期就是越左越时髦,越左越正义。

改开确实带来很多负面的东西,市场经济造就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了权钱交易、收入不公,年轻人的阅历、见识、常识和对当年乌托邦式的绝对公平社会的幻想,都使这个现象越演越烈,“改革中遇到的问题只能通过更加全面深彻的改开来解决”这样的结论,显然没有 “打土豪分田地” 来的爽,来的直接,来的有吸引力。

大家看看地铁上看某选的年轻人数量的变化,以及本届东京奥运会上某夺冠的 90 后小将佩戴某像章就可以看出来,确实已是蔚然成风了。

知乎用户 勃然起敬 发表

[@RoseofVersailles]()

的回答有感,编此笑话一则。

那天我跟拜登打牌,他先出了一张 “恩” 牌,我跟了一张 “恩” 牌;他又打了一张 “马” 牌,我也跟了一张 “马” 牌;他反手又是一张 “列” 牌,我二话不说,马上又跟了一张 “列” 牌。

拜登被我打懵了,他没想到的是,他的牌多,嘿嘿,我的牌更多!这时候,我看他手里没牌了,为了打赢拜登,我当了一回小人,趁他不注意,打了一张 “卡” 牌,想要靠偷袭打败他。可惜啊可惜,偷袭差点就成功了,就差一点点,拜登就被我吓晕过去了。但是他定了定神,说他只听说过 “马” 牌“列”牌,从来没听说过什么 “卡” 牌,这牌是假的!

我朝他微微一笑,嘴角轻轻吐出两个字 “古~巴~”,拜登瞬间就呆住了,全身都在不住的颤抖。哈哈,牌多就是好啊,即使牛逼如拜登的牌手,也终究败在了我的手下。想到拜登不得不认输的场景,我不禁高兴的哼起了小曲儿~

正当我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时,拜登却说 “别急,我还有牌没打完呢。” 只见他拿双手在身后摸来摸去,好像在找什么藏起来的东西。突然,他停住了摸索的双手,对我笑了起来。

“马牌!” 拜登一边打出了一张牌,一边喊到。

不!这不可能啊!“马” 牌一人只有一张,怎么拜登会有两张呢?难不成,他当真有神助?难不成,是天要我输,我不得不输?

我定睛一看,好家伙,差点就被他骗过去了,我指着那张牌说:“这种骗术,骗骗小孩子还可以,可骗不了我。这分明是一张 “鹿” 牌!”

没想到的是,拜登也指着那张牌说:“你懂什么?这叫指鹿为马!”

知乎用户 耳东阅评 发表

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回答浅了没意义,回答深了搞不好号都没了。

知乎用户 杨花落尽 发表

当你走进社会,发现无数个强盗把手伸向了你的口袋,等你到了 30 岁,发现除了年龄增长,所有的美好都与你无关。

知乎用户 布鲁南死马 发表

本地生态下,容易把国家主义者划为 “左”,我猜首先是因为这个才有越来越左的幻觉。

实际上只不过是感觉下滑或者感觉无出路或者渴望分田割韭菜的小资 / 精神小资们抢占了话语权罢了。

知乎用户 觉悟者恒幸福 发表

稍微补充一点吧

你觉得不好,你可以找个好的

而不是抱怨

抱怨只会让你更加愿意待在不好的地方

评论区大多数都是嘴上喊着左,实际上屁股却是在右边坐着,助纣为虐的。

我吧,不说多好,起码是积极寻找不加班的工作,965 月入上万的那种,躺平的。

所以看见那些干着 996 喊左的就感觉搞笑

有本事你去找 965 的呗

没人拦着

咋找不到呢?

不会有人比我这样的普本 fw 还不行吧

连 965 弹性打卡上班撸狗刷知乎跟你对线月入上万的工作都找不到吧

我真的费解,我都菜到读了个三线普本,绩点还垫底,在学校就属于爹不疼娘不爱,老师懒得看见,室友集体投诉,也没啥钱,春秋招考研考编都不知道,家里没车没房,理应最应该左倾的无产阶级。我为啥不左呢?

左倾有钱拿么?没有

没钱赚的事情我干它干嘛?

对吧,你看,你们就是矫情,还有父母给生活费

你们还可以啃老混日子,拿着几千块工资网上敲键盘玩儿

我不明白你们在干嘛,不把时间用在搞钱上

你爸妈看见你那比样他乐意吗?

你怨天怨地,是工资涨一块了么?

啃老 five 别说话,起码写答案的我在这儿衣食无忧,一年还能攒个四五万。这钱可以陪对象逛街旅游,可以攒个小首付

起码日子比我爸,比我爷爷强

有的人就是贱,自己爷爷奶奶辈分了老破小,怪自己这辈分不到房了就恶心

在我看来,你们这群爹妈爷爷奶奶进国企双职工的同样可恶啊

我酸的不行喔

我感觉年薪 50w 以下的人谈左右很可笑

就怎么说呢

属于自己生活都没料理好就开始译音了

前置哲学基础一点没有

成天想屁吃

这玩意儿适合不正常的人分门别类找同好抱团取暖

我感觉我是有正事儿干,要规划好跳槽加薪的,没空想这些虚无的概念集合

知乎用户 leesin 发表

2020 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它是脑力无产者明显左转的一年(转向批评资本主义),也是体力无产者明显感受到危机的第一年。自从 1978 年以来,中国资本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与之相伴的是,资本家的地位和劳动者的意识也经历了三个阶段。1978-1992 这是中国资本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资本从无到有被召唤出来,并在全国范围建立了统一的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金融体系。1978 年之前,成为一个资本家去剥削工人不仅是可耻的,而且是非法的。改革开放之后,第一批资本家(最初还只是城乡个体户)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1981 年,一个问题在党内引发激烈讨论,社会主义制度下出现的私人雇工算不算剥削。争论不休之下,最后给了一个似而非的结论,雇工不超过 8 人就不算剥削,超过 8 人就是剥削。但是资本的发展是迅猛的,8 人的限制迅速就被打破。1983 年 1 月,中央对超出 8 人的雇工提出 “三不” 原则:“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在这样暧昧不清的环境中,资本迅速发展,资本家作为一个阶级重新出现在华夏大地这片工农故土之上。资本家在发家致富的同时,并没有相应的社会地位。他们不能进人大、不能进政协、不能入党,他们甚至对自己剥削工人而积攒的家底能不能保存下来都心里没底,毕竟,在十年前我党还要没收资本家的财产。在城市中,工人阶级还有铁饭碗,而那些今天发家致富的资本家,昨天还只是返城没有工作的知情、游手好闲的二流子、以及其他形形色色被无产阶级看不上的人。对这些发了财的资本家,无产阶级在羡慕中又流露出鄙夷,“不就有两个臭钱吗,国家过两天就给你没收了。”在农村里,第一批农民工已经出现。社会主义时期的社队企业,在人民公社解体后改了个名字叫做 “乡镇企业”,这些乡镇企业被承包给各种“能人” 开始了资本化的发展。本地农民成了乡镇企业雇工主要的产业后备军,这些农民除了从事农业生产外,还在自己所在乡镇的企业做兼职工作,他们同时从事工业和农业,显著特征就是 “离土不离乡”。国家到底会不会没收财产?是不是把资本家养肥了又宰掉?很多资本家自己心里都没底。为了给资本家安心,1987 年,总设计师曾有一次讲话,他意味深长的说,“现在我们国内人们议论雇工问题,我和好多同志谈过,犯不着在这个问题上表现我们在‘动’,可以再看几年。” 当然,为了减小阻力,总设计师又安慰那些还坚持传统的老干部说,“现在的雇工大致上只是小企业和农村已经承包的农民,雇工人数同全国一亿多职工相比,数目很小。从全局看,这只不过是小小的一点。要动也容易,但是一动就好像政策又在变了。动还是要动,因为我们不搞两极分化。但是,在什么时候动,用什么方法动,要研究。”然而,这一研究就是数十年。1988 年,在资本发展了将近十年之后,在资本家已经成为了一个新兴的阶级之后,在农民工重新出现之后,在城市工人尚在梦中仍能分房的时候,在大学生还是天之骄子能够获得国家干部身份的时候,全国人大修宪了。私营经济终于获得了法律认可。这是两个时代转轨的衔接点,从计划到市场,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体制,从劳动人民当家做主到资本家重回庙堂。在这个衔接点上,资本家除了钱更多一点之外,他还没有获得相应的地位。他不仅不能入人大政协,就连他的子女进入大学的机会也比不上工农子弟,当然,更比不上国家干部。下面这张图就是其他社会群体子女进入大学的几率与资本家群体的比值,1982 年,城市工人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3.23 倍,农民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2.13 倍。1990 年,城市工人工人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10.78 倍,农民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6.22 倍。而这一切,在 1992 年之后,彻底改变了。1992-2008 这是资本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南巡拉开了这个阶段的帷幕,指明了资本发展的方向,终结了姓社姓资的讨论,为资本重新跃马扬鞭在华夏大地上纵横驰骋扫清了障碍。这个阶段有多个标志性事件,其中,1993 年底夺去 87 个女工生命的致丽大火最让人悲痛不已。这把火宣告着资本对劳工的统治重新建立起来了,自此之后数十年间,劳工只能在资本的铁蹄下卑微地活着,或者卑微地死去。低廉的工价,极度宽松的招商环境,大量受过教育的工人,完善的建基设施,以及全行业的产业链,这一切,使得中国成了资本升值的天堂。资本快速的发展着。1992 年之前的资本,除了少数红顶商人之外,多数就是个体户和农村 “能人”。1992 年之后,大量体制内人员下海,大量国企干部收购国企从管理层变为所有者。1997-1998 的私企普查,干部下海由于掌握更多社会资源,纯利润是平均数的 1.9 倍。这个阶段,大量灰色交易和违法行为出现,据戴建中估计,1989 到 1998 年间,私企偷税漏税超过 2700 亿元,大致占这些年间财政收入的 5%。老板钱更多了,地位也更稳了。2001 年七一讲话提到,私营企业主等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通过合法经营,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作出了贡献。他们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团结在一起,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如果这些人“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则应该将他们“吸收到党内来”。从这一年开始,资本家得以加入共产党,剥削者在党的组织中也合法了。老板们不仅仅能够入党,还渗入各级人大、政协参政议政。越是大资本家,越是追求政治地位,积极入党,甚至本身就是党员经商。《全国工商联上规模民营企业调研分析报告》(2000~2014 年)做过一次调查,基本情况如下表。1、规模以上私营企业的所有者界定为大资本家。2、在中小企业主中,按照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标准,将工业营业额不超过 3000 万元和其他行业不超过 1000 万元的企业拥有者界定小资本家。3、其余为中型资本家。在城市中,免费分房和福利医疗都没了,国企改制终结了工人铁饭碗的梦。在国企工人没落的同时,新生代农民工成了无产阶级的主体,特别是在我国加入 WTO 之后,农民工数量更是突飞猛进。2003-2008 年,全国外出农民工每年增长 600 万到 800 万人。这批人,不知福利分房为何物,不知免费医疗为何物,他们成长在改开的年代,工作在资本的工厂,从来都认为被剥削压迫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这是一次重要的意义非凡的血液的替换,清洗掉了曾经的记忆,为资本进一步在意识形态上获得统治地位打下基础。在农村中,小农经济在短暂的复苏后开始出现问题,三农问题的焦虑成了上个世纪末集体的记忆。但是,农民问题在中国加入 WTO 后迅速让位,因为农村中大部分青壮年流入城市,农村以这样的方式逐步枯萎,农村问题以这样的方式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此时,资本家和工农子弟的差距终于拉开了。不论在财富上、地位上或者社会声望上。资本已经完全合法,没有人再讨论雇工几人才算剥削,剥削嘛,你不剥削,别人就剥削,剥削你是给你工作机会,你要感恩才是。2005 年后,曾有人借国企管理层肆意 MBO 之际攻击资本家,揭露他们那些见不得人的老底,要清洗他们的原罪。但是主流舆论不理不睬,甚至有学者建议豁免所有资本家的原罪,因为如果要追究,大部分资本家都有罪。资本大踏步的前进,工农再次匍匐在地,就在资本与工农的中间,一个新兴的群体出现了。这个群体是随着中国城镇化、资本全球化以及新兴互联网行业的出现而壮大的,他们以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为主。他们从事着法律、会计、金融、管理以及各种各样的科研技术工作。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或者是由于在部门中占据管理职能,或者是掌握了较强的技术因此具有一定的不可替代性,或者是由于身处垄断行业,能在资本剥削劳动力的体制中,比普通劳动者拥有更好的工作环境、更大的组织生产的权力,因而也能获得更高的薪酬,这批人是新兴小资产阶级(教授、高中特级教师、部门经理、部分金融从业人员、大公司工程师、部分互联网从业人员等等)。他们中的另一批人,从事着低端的技术工作或底层的管理工作,拿些微薄的仅仅比体力无产者稍多的薪水,这些人是典型的脑力无产者(外包程序员、金融行业底层人员、部门办事员、中小学老师、公司技术员等等)。在资本快速发展的时候,新兴的小资产阶级在高声欢呼。他们诅咒那个计划的时代,他们和主流一起歌颂这个冉冉兴起的盛世,他们为资本的每一次前行激动不已,肥得流油的资本总能滴下几滴油喂饱他们不大的野心。脑力无产者仍有希望上升为新兴的小资产阶级,他们和新兴小资产阶级在同一间办公室办公,在同一个餐桌吃饭,有着类似的背景,聊着相同的话题。因此,他们也具有类似的意识形态。他们崇尚竞争,相信靠自己的努力能改变命运,他们喝着老板的鸡汤、看着成功学的视频、听着马云的演讲、畅想着美好的未来。与资本在精神上以及一定程度也在利益上结盟的新兴小资产阶级,以及被新兴小资产阶级小康般生活吸引的脑力无产者,构成了知乎等新媒体上最初的用户群体。这个群体当然也在新兴的知乎等媒体上,用符合资本要求的话语回答着、讨论着各种问题。2008 至今这是资本发展的第三个阶段,这是资本盛极而衰的阶段。在这个阶段的初期,资产阶级变得更强大了。中国资本依靠举国体制和凯恩斯主义实现弯道超车,一举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中国的垄断资本更是一举超过英德日法,成为全球第二,世界 500 强的数量从 2007 年的 30 个,飙升至 2015 年的 106 个。资本家除了更有钱之外,还更深地进入社会管理领域。我们看第九届(1998)和第十一届(2008)全国人大代表构成,资产阶级成了除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之外最大的群体。他们是由房地产商、工商业巨头、互联网贵族以及各地富豪构成的,他们是人们口中的大老板、大富豪。他们仅占人口中的极少部分,但在全国人大代表中占比 2 成左右。至于表格中的专业人士群体,是由演艺界明星、金融大佬、知名运动员、律所合伙人等所谓精英构成的,他们多数人事实上也是资本家。在这个阶段,农民作为一个阶级在快速没落。青壮年转移使得农村成了 993861 部队,即 99 重阳的老人,38 妇女的女性,61 儿童的小孩。当前农村中,纯务农或以务农为主,多曾经在外打工数年,由于年龄等原因无法继续打工才回乡务农。按《当代中国阶级阶层变动》系列报告所述,纯务农者,“他们中有 67.91% 的人曾是雇员或是工薪收入者,也就是打过工,最后才回归到农村务农,大部分是年纪大了回到农村务农。” 小农作为一个群体必然在市场经济中消亡,这是难以避免的。在这个阶段,还有两个重要的矛盾在快速展,这对中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一,中国资本的快速发展使得国内市场越来越狭窄了,过剩资本不断对外输出,2012 年之后的再一次过剩加速了资本的输出,从 2014 年起,中国成为了资本净输出国。而全世界的市场是有限的,中国输出的资本必然和英法美德意日等老牌帝国主义产生竞争,导致这些国家的垄断利润下滑,这是美国垄断资产阶级不愿意看到的。事实上,从 2012 年奥巴马亚太再平衡战略起,美国就明确了遏制中国资本的策略,这一方针在特朗普政府被公开化。其二,工人阶级自发的抗争越来越多,在抗争的推动下,他们实际工资有了一个快速增长的阶段。这个阶段大致是从 2003-2015,其中 2010 年前后增长最快。这使得资本眼中的 “成本” 越来越高,低端产业的利润越来越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上述两个矛盾的影响下发展得更快了,大规模的产能过剩使得中国 GDP 增长率从 2013 年开始断崖式下滑,经济进入了一个被称为 “新常态” 的时期。为了保住经济,我国分别在 2009 年和 2014 年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刺激政策,伴随着刺激政策的深化,房价终于上天。买了房的新兴小资产阶级仍然在欢呼着盛世,没有买房的小资产阶级以及广大的脑力无产者开始望房兴叹。伴随着利润的下滑,资本对他们的压榨似乎变得更重一些了,伴随着房价的上涨,资本带给他们的希望明显变得更为渺茫。2018 年以来,内外部矛盾都更多了。吃饭的时候,那些明显不关心社会话题的人,也开始谈论社会问题,有些是因为彩礼引起的,有些是因为工资引起的,有些是因为房价引起的,有些是因为被优化引起的,所有的都是因为在资本的体制下生存的压力引起的。还是这么一群人,还是在知乎等新媒体上面,曾经,他们为资本的发展鼓与呼,现在,他们开始自发地咒骂着资本。而这群人有一个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具备的特点,他们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中长大的。不论他们读书的时候是否认可 “阶级”、“剥削”、“剩余价值” 这类概念及其内涵,他们都曾被广泛地灌输这类意识。当资本高速发展可以些许惠及他们的时候,他们抛弃了这些概念,当资本不再能给他们带来希望而只会无情压榨他们的时候,这些概念在他们的脑海中回归了。他们开始用 “资本家” 称呼企业家,用 “剥削” 描述企业家,用 “阶级” 审视企业家。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开始左转,在网上自发地宣传着曾经在课本上学得的知识,剥削,阶级,资本家,剩余价值。他们中的一少部分人甚至开始自己花时间学习着各种课本上不曾涉及的知识,毛选,马恩选集,列宁的书,以及那些被忽视或掩盖的历史。他们开始在网上论战,论战的对象是各种纯色或杂色的小粉红,各种精神或肉体的资本家,以及广大的在他们看来尚未觉醒的劳动者,当然,还有那些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包装起来的沙文主义者。2020 年突如其来的疫情把这一切又放大了,压迫似乎又重了一点点,房价似乎还是那么高,工作似乎更加不稳定了,美好的生活显得似乎更加渺茫。而那些企业家在几十年的高速发展中培养出的傲慢和残忍,一次次刺中他们的心。“996”是福报,商业是公益,企业家还要给自己设立节日,企业家还要提案成立两年以内的企业不用遵守劳动法。这一切都促发了知乎群体在 2020 年对资本家态度的急剧转变。然而,这个群体毕竟只是劳动者中人数较少的一部分,广大的体力无产者还没有那么强的感受,他们本来工资就低,他们本来就不指望在大城市买房,他们本来就生活在底层,他们获取信息的渠道也更有限,他们抽象思考的能力也更差一些,他们似乎还没有多大变化。但是,体力无产阶级也在变化。工资赶不上物价,“2017 年这个单间 300 块,今年这个单间 550 块”,“我下班还要打一份临工,哪有时间休息”。他们的抱怨也多起来了。不仅如此,经济下滑,很多工人回到老家,这些回到老家的工人会失去收入,经济危机在预演了。2020 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它是脑力无产者明显左转的一年(转向批评资本主义),也是体力无产者明显感受到危机的第一年。风暴远远还没来,但是脑力无产者的左转释放了一个明显的信号,天边已经聚起了几朵乌云,雷声也若隐若现,敏锐的人甚至能看到那划破夜空的几道微弱的闪电,历史的辩证法携着天边的风暴以不可抵挡的趋势向我们奔来,而极少数敏锐的青年已经张开双臂准备拥抱它了 原作者:佐伊 23

知乎用户 Song 发表

转载文章,

出处不详,

侵权立删,

留存在此,

仅供参阅。

——————
原作者:佐伊 23

2020 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它是脑力无产者明显左转的一年(转向批评资本主义),也是体力无产者明显感受到危机的第一年。

自从 1978 年以来,中国资本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与之相伴的是,资本家的地位和劳动者的意识也经历了三个阶段。

详细如下:

有道云笔记​note.youdao.com/s/U9vcw524

知乎用户 Harry 发表

竟然不能点赞???

知乎用户 东越闲散三晋遗民 发表

哪里左了?小资阶级知识分子,网络上左,现实里内卷有术,灭贼无胆,右得很。

看看最近阿里食堂的事儿,欺人被欺的都不是资本家,冷眼旁观的也不是,上手推搡劝离的保安更是正宗的无产阶级;这些人风向不明时事不关己,等舆论成势了,也只敢对性侵,职场陋习之类的边缘议题口诛笔伐,无人敢触及此事件暴露的资本对人异化的本质。

躲在书房里读毛选,打开知乎写文章,满腔对资本的怒火,却几乎都是朝着阶级兄弟们发泄,这种左的年轻人,毛选翻烂了也没用。

知乎用户 知乎十次转生者 发表

这就叫否定之否定原理。
经过某不可说事件后,某不可说存在被新式贵族、买办群体、有血仇的后裔,借助物质条件不足的背景下带来的苦难和动荡,利用落后背景下教育不平等所产生的实质性支配地位,污名化成为不可名状的吃人怪物,其所主张的某不可说经济制度包装成某组织形式的本质弱点,其理论精华的某社会主张也为了给转世不灭扫清障碍而推翻掉。
而随着这些人的衣服越脱越少,经济从蓝海模式转向红海模式,被上行的物质条件所带来的基本生活标准和下行的市场活力和经济状态两面夹击的人,自然而然的发现自己不但吃不到过去画的饼,甚至反而自己本身变成了饼,再考虑到当今环境下物质条件远远高于当初的那个匮乏年代,技术人才也早已不是当初那个短缺的状态,不由得思考是什么导致了由出生到入土险路重重,当所有问题都指向了一个方向而这个方向又恰恰在 “无数年” 以前被某不可说智者阐述过,他们当然会选择以今视古、以古视今,结合先贤的智慧到今天的现实了。
但是这里我要提醒一下,他的实验失败本身就表示了他的理论存在漏洞。而填补这个漏洞仅靠半路出家读简略通识本是不够的,必须追根溯源到另一本三字经上。
最后引用一句话:
历史之风会将我坟墓上的垃圾无情地吹散。
——“铁人” 约瑟夫 · 维萨里奥诺维奇 · 朱加什维利

知乎用户 KTY 发表

应该是越来越右了。

左派天生崇尚革命。

现在的年轻人都是长跪不起

知乎用户 wyman lei 发表

吃饱了就得讲究大爱

知乎用户 王小雄 发表

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

  •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 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
  • 爱祖国爱人民
  • 鲜艳的红领巾飘扬在前胸
  • 不怕困难不怕敌人
  • 顽强学习坚决斗争
  • 向着胜利勇敢前进
  • 向着胜利勇敢前进前进
  • 向着胜利勇敢前进
  •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 沿着革命先辈的光荣路程
  • 爱祖国爱人民
  • 少先队员是我们骄傲的名称
  • 时刻准备建立功勋
  • 要把敌人消灭干净
  • 为着理想勇敢前进
  • 为着理想勇敢前进前进
  • 为着理想勇敢前进
  •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因为我们是唱着红色歌曲长大,流着红色的血

知乎用户 至高神 发表

因为用 left 来发泄比较安全,我太了解他们的真实动机了,还联蒂反修,精神病的祖师爷都死了,还拿精神病能当牌??

如果不是有人智商太低,认为自己自杀的 left 能用来保权力,简直笑掉我的大牙,怎么可能出这样的怪事。。

知乎用户 浪羁 发表

要我说还不够左,至少没得到左的精髓!

一个个想着当人上人,却不懂得团结他人。

总想着付出、为别人带来利益能获得回报,其实学会成为别人的成本、显示破坏的力量也一样能获得回报,而且有尊严!

知乎用户 一道闪电 发表

本来没有左中右,一切表现出来的左中右,都是因为客观的经济阶段 (生产关系和生产资料与劳动者三者的关系)。

同一阶段,以上三者的关系,会导致社会上不同的阶级因为自身的位置,而影射出不同的思维与行为,为了区分这些思想一行为,人为地划分成了所谓的左中右。

并且,这不会因为你是什么性质的国家而产生变化。国家性质,政府意志,组织执行能力,可以影响左中右的行为,但不会改变本质。

改革开放至今,老百姓,特别是新生年轻人中的一部分人,通过学习,了解历史,已经意识到,前三十的伟大。

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成为了主要国策,虽然中央并没有彻底否定‘阶级斗争’,但是从教育,到实际生活,到政治生活,中国人,特别是老百姓,已经忘记了‘阶级斗争’的概念。

中央应该在稳定经济建设的前提下,重提阶级斗争。

因为,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已经有了强大的资本家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已经被资本家影响的媒体宣传为阶层矛盾。

从最开始的‘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流行,到后来‘打工人’自居的自我调侃,这反应了,年轻人从最开始拒绝被剥削,但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无产阶级属性,到后来年轻人意识到了自己是无产阶级,却在现实中无力对抗资本家,只好以打工人自嘲。这种心态的变化,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觉醒,意识到了自己一无所有。

如果不解决阶级矛盾,那么未来的年轻人的集体意识会像两个方向发展:

1. 日本道路,变成废宅,一辈子混下去

2. 法国道路,爆发成为街头政治,或者颜色革命。

未来中国要发展,不能以阶级斗争为纲,但是也不能彻底遗忘阶级斗争。

知乎用户 我的天啊垓坪山 发表

最近这两年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一代目的风评又变好了,二代目的风评变差了。

以前可不是这样。在知乎尤为明显。

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变革,改革的阵痛,经济的探索,ZF 方向的转变,互联网的蓬勃,资本的蔓延,种种社会综合因素吧,这些巨大的推力让很多人其实左右不分,我们大多数人也不太懂得真正的左右是啥,绝不是激进或者保守那么简单吧。

又开始拥护一代目了,我不知道这种社会风气的转变是否正常,至少我看不清。

知乎用户 黄闻锦 发表

年轻人左是正常的,右才不正常。

老年人也有左的但是很少,绝多数都是被岁月磨平了棱角才慢慢变右了。

左是内心对抗现状,希望社会有大变革。

右是内心妥协现状,自己拼命融入规则。

绝大部分的正常的人都是

年轻的时候左,到老了就右了。

绝大部分人年轻的时候都有理想,然后被社会毒打几十年后看清现实了,自己也就只能认命了。

当然了,这是对于绝大部分的普通人而言。

极个别年纪轻轻就右了,那就太颓废了。

极个别七八十岁还左,那估计得天天高血压住院咯。

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说,这辈子都没有办法改变这个社会半分。能改变世界的是那么一小撮少数人。

知乎用户 周诗力 发表

不赞同年轻人越来越左了。

社会风气向左转是一件好事情,但目前的局面根本没那么乐观。

反对资本主义确实是左派的观点,年轻人也越来越爱骂资本家了,这一点正如其他答主所述,是客观情形所带来的意识觉醒。

但年轻人有没有完整的左派价值观呢?大多数人是没有的。

多数天天喊着马列,喊着教员的人,不过就是找到了一个绝对正确的符号而已。只要加上这些符号,自己的言论在互联网上就立于不败之地。他们也从不去辩证思考,只是简单的盲从主流。真正的左肯定不能是这样的。

让我感觉担心的是,一些喊着口号,以为自己信仰共产主义口号的人,实际上价值观非常杂揉畸形,但他们从来不会自我反思,以为自己的三观毋庸置疑的 “正”。

这种畸形包括但不限于: 既认可共产主义又是极端的保守主义者、既认可共产主义又是极端种族主义者、既认可共产主义又鼓吹极权…… 这种混乱矛盾的价值观,和 nazi 如出一辙。

每次看到一些论坛上的 “左派” 人士发的政治光谱测试结果,都让我不寒而栗。

知乎用户 资呼该杀 发表

一无所有者开局,换你你也左

知乎用户 狸语 fox 发表

简单说一下

答主所说的年轻人越来越左,是不是怀念教员的人多了? 是不是怀念那个时代的人多了?

如果是的话,那是一个对当前社会很危险的信号,因为那个时代在历史课本上都被打入 “错误” 的标签,如果民众现在开始认为这是对的,反过来就是在否认当前 ZD,教员只是他们的一个图腾,拿高祖反当下,那么我们应该反思是否需要针对性的改革。

如果不是,答主只是单纯的认为爱国的人变多了,是左倾,那么我只能说我不爱自己国家,难道还能爱美国?

知乎用户 北极熊观察员 发表

只要你足够右 看谁都是左

知乎用户 陌上愚翁 发表

首先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现在开始回归了,这是政党性质决定的。

然后,资本主义国家的最强者是美国,美国是不可能允许任何国家超过他的。而而唯一能对抗资本主义社会的只有社会主义,这是国家利益决定的。

然后,目前中国已经部分进入中等发达国家陷阱,而资本主义是走不出这个陷阱的,只有社会主义才行,这是民族复兴梦想和经济历史局限性决定的。

还有贫富差距已经达到了某个拐点,加上前面所说发展速度下降。发展可以掩盖绝大多数问题,当发展速度下降,问题就一一暴露出来了。

知乎用户 艾伦 发表

贫富差距大,目前来说最有钱的那帮人就是在剥削年轻人的劳动力。不当人

知乎用户 匿名用户 发表

这世界上 90% 的病来自于一个东西,穷。

穷总得找个原因吧,怪自己更有共鸣还是怪社会更有共鸣呢?


社会和个人都肯定有原因的。

相比有些虚无缥缈的共产主义与太过自由的资本主义,我反而认可如今自由市场以激发生产、宏观调控以控制方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实质为凯恩斯主义的变种。市场与宏观调控的作用需要的是进一步完善,而不是直接否定,毕竟哪怕是共产主义的苏联,也曾满盘皆输,人有试错机会,国家可没有。

我曾经想过一个问题,中国的力量在哪,后来发现是人多,激发每个人的生产力,于是在同样贫瘠、同样人多的开端下,我们拉开了印度几条街。

再加思考,中国的问题在哪,还是人多,我们并没有掌握到太多的顶尖科技以吸收全球高端市场的红利,以至于我们如此庞大的人口只能去均分基础劳动生产带来的剩余价值。

知乎用户 马景忠 发表

左?

指的是西部计划异常火爆,大家都踊跃参加?

还是指在网上 bbll?


不是越来越左,而是左的门槛越来越低。以前的左需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才行

现在的左只需要: 专门利己,在利己的基础上可以适当利人。

真正的左人: 见不得有人过得不好。

虚假的左人: 见不得有人过得比我好。

知乎用户 乔家大院继承人 发表

左人真的更喜欢念经,也更爱传教似的推销自己那套东西。

就看看这个问题下面有多少人在无限复读佐伊 23 那篇文章吧,这和见了面就让你加个教会的信徒有什么区别呢?这个世界最不缺的就是经书。

知乎用户 「已注销」 发表

知乎用户 残巛梦 发表

请让我先笑一会,故事是这样的:

大学时有一个同学正好姓左,他是一个很魔幻的人,比如什么事情都要反对一下,喜欢跟别人反着来,还经常说一些自相矛盾的话语,言行不一等等;举个栗子吧:他可以上午过马路的时候不走斑马线的,下午就说我过马路从来都是走斑马线的;打游戏的时候(英雄联盟)总喜欢玩一些非主流套路:比如玩 ap 英雄出 ad,肉出 ap,ad 出肉等等;当然这种非主流玩法只能他自己玩,要是有队友胆敢如此,那就避免不了一场键盘厮杀了。当然以上只是他个人性格的一部分特点,再次声明一下:他只是表现比较魔幻,并没有其他问题,也不是想要攻击我的这位同学,毕业以后我们也还经常联系,一起出去玩、打游戏等等

说回正题,因为他这样鲜明的性格,所以在后来我们就以他的姓来指代这种行为的人,并以此成立了 “左学”;归纳总结并发展了左学(这实在是一件有趣的事),因为人很多时候都是反复的,特别是对于一些小问题(比如你之前很喜欢吃某种食物,就说 xx 天下第一,过了一段时间,不喜欢了,就可能会说 xx 垃圾);在我们做出这样的事,或者遇到这样的事,我们就会说这个人左化了

也许年轻人本来就说如此,只是有些人隐藏起来了,在经历过某些事情后,开始遵从本心,就显得左化起来。

大概有点文不对题的意思,就当图一乐吧!

最后,都有人来提这个问题了,说明一件事:左大师永远的神!

知乎用户 NEMO 发表

不是右? 现在哪还有左 知乎现在感觉全是粉红鼓吹国家主义 民族主义 主流思想是民布 阶级叙事理论只存在于与自己切身利益有关的方面 对于外国就以民族主义来讲述把国家人格化 讲的是复仇主义 对一个国家人民粗暴的下定义 觉得 XX 民族天生劣根性该被消除 忽视教育以及环境对于一个人乃至民族的影响

知乎用户 伤官泄秀 发表

因为表现出右或者有右的倾向的年轻人都被删帖被和谐被查水表了,剩下让你看到的自然只剩左的,不管是装的还是真的。

知乎用户 高砚菲 发表

作者:公羊蛰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77101829/answer/2054779826
来源:知乎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
2020 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它是脑力无产者明显左转的一年(转向批评资本主义),也是体力无产者明显感受到危机的第一年。
自从 1978 年以来,中国资本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与之相伴的是,资本家的地位和劳动者的意识也经历了三个阶段。
1978-1992
这是中国资本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资本从无到有被召唤出来,并在全国范围建立了统一的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金融体系。
1978 年之前,成为一个资本家去剥削工人不仅是可耻的,而且是非法的。改革开放之后,第一批资本家(最初还只是城乡个体户)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1981 年,一个问题在党内引发激烈讨论,社会主义制度下出现的私人雇工算不算剥削。争论不休之下,最后给了一个似而非的结论,雇工不超过 8 人就不算剥削,超过 8 人就是剥削。但是资本的发展是迅猛的,8 人的限制迅速就被打破。
1983 年 1 月,中央对超出 8 人的雇工提出 “三不” 原则:“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在这样暧昧不清的环境中,资本迅速发展,资本家作为一个阶级重新出现在华夏大地这片工农故土之上。
资本家在发家致富的同时,并没有相应的社会地位。他们不能进人大、不能进政协、不能入党,他们甚至对自己剥削工人而积攒的家底能不能保存下来都心里没底,毕竟,在十年前我党还要没收资本家的财产。
在城市中,工人阶级还有铁饭碗,而那些今天发家致富的资本家,昨天还只是返城没有工作的知情、游手好闲的二流子、以及其他形形色色被无产阶级看不上的人。对这些发了财的资本家,无产阶级在羡慕中又流露出鄙夷,“不就有两个臭钱吗,国家过两天就给你没收了。”
在农村里,第一批农民工已经出现。社会主义时期的社队企业,在人民公社解体后改了个名字叫做 “乡镇企业”,这些乡镇企业被承包给各种“能人” 开始了资本化的发展。本地农民成了乡镇企业雇工主要的产业后备军,这些农民除了从事农业生产外,还在自己所在乡镇的企业做兼职工作,他们同时从事工业和农业,显著特征就是 “离土不离乡”。
国家到底会不会没收财产?是不是把资本家养肥了又宰掉?很多资本家自己心里都没底。为了给资本家安心,1987 年,总设计师曾有一次讲话,他意味深长的说,“现在我们国内人们议论雇工问题,我和好多同志谈过,犯不着在这个问题上表现我们在‘动’,可以再看几年。” 当然,为了减小阻力,总设计师又安慰那些还坚持传统的老干部说,“现在的雇工大致上只是小企业和农村已经承包的农民,雇工人数同全国一亿多职工相比,数目很小。从全局看,这只不过是小小的一点。要动也容易,但是一动就好像政策又在变了。动还是要动,因为我们不搞两极分化。但是,在什么时候动,用什么方法动,要研究。” 然而,这一研究就是数十年。
1988 年,在资本发展了将近十年之后,在资本家已经成为了一个新兴的阶级之后,在农民工重新出现之后,在城市工人尚在梦中仍能分房的时候,在大学生还是天之骄子能够获得国家干部身份的时候,全国人大修宪了。私营经济终于获得了法律认可。
这是两个时代转轨的衔接点,从计划到市场,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体制,从劳动人民当家做主到资本家重回庙堂。
在这个衔接点上,资本家除了钱更多一点之外,他还没有获得相应的地位。他不仅不能入人大政协,就连他的子女进入大学的机会也比不上工农子弟,当然,更比不上国家干部。下面这张图就是其他社会群体子女进入大学的几率与资本家群体的比值,1982 年,城市工人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3.23 倍,农民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2.13 倍。1990 年,城市工人工人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10.78 倍,农民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6.22 倍。
而这一切,在 1992 年之后,彻底改变了。
1992-2008
这是资本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南巡拉开了这个阶段的帷幕,指明了资本发展的方向,终结了姓社姓资的讨论,为资本重新跃马扬鞭在华夏大地上纵横驰骋扫清了障碍。
这个阶段有多个标志性事件,其中,1993 年底夺去 87 个女工生命的致丽大火最让人悲痛不已。这把火宣告着资本对劳工的统治重新建立起来了,自此之后数十年间,劳工只能在资本的铁蹄下卑微地活着,或者卑微地死去。
低廉的工价,极度宽松的招商环境,大量受过教育的工人,完善的建基设施,以及全行业的产业链,这一切,使得中国成了资本升值的天堂。资本快速的发展着。
1992 年之前的资本,除了少数红顶商人之外,多数就是个体户和农村 “能人”。1992 年之后,大量体制内人员下海,大量国企干部收购国企从管理层变为所有者。1997-1998 的私企普查,干部下海由于掌握更多社会资源,纯利润是平均数的 1.9 倍。
这个阶段,大量灰色交易和违法行为出现,据戴建中估计,1989 到 1998 年间,私企偷税漏税超过 2700 亿元,大致占这些年间财政收入的 5%。
老板钱更多了,地位也更稳了。2001 年七一讲话提到,私营企业主等人 “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通过合法经营,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作出了贡献。他们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团结在一起,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如果这些人 “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则应该将他们 “吸收到党内来”。从这一年开始,资本家得以加入共产党,剥削者在党的组织中也合法了。老板们不仅仅能够入党,还渗入各级人大、政协参政议政。
越是大资本家,越是追求政治地位,积极入党,甚至本身就是党员经商。《全国工商联上规模民营企业调研分析报告》(2000~2014 年)做过一次调查,基本情况如下表。
1、规模以上私营企业的所有者界定为大资本家。2、在中小企业主中,按照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标准,将工业营业额不超过 3000 万元和其他行业不超过 1000 万元的企业拥有者界定小资本家。3、其余为中型资本家。
在城市中,免费分房和福利医疗都没了,国企改制终结了工人铁饭碗的梦。在国企工人没落的同时,新生代农民工成了无产阶级的主体,特别是在我国加入 WTO 之后,农民工数量更是突飞猛进。2003-2008 年,全国外出农民工每年增长 600 万到 800 万人。这批人,不知福利分房为何物,不知免费医疗为何物,他们成长在改开的年代,工作在资本的工厂,从来都认为被剥削压迫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这是一次重要的意义非凡的血液的替换,清洗掉了曾经的记忆,为资本进一步在意识形态上获得统治地位打下基础。
在农村中,小农经济在短暂的复苏后开始出现问题,三农问题的焦虑成了上个世纪末集体的记忆。但是,农民问题在中国加入 WTO 后迅速让位,因为农村中大部分青壮年流入城市,农村以这样的方式逐步枯萎,农村问题以这样的方式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
此时,资本家和工农子弟的差距终于拉开了。不论在财富上、地位上或者社会声望上。资本已经完全合法,没有人再讨论雇工几人才算剥削,剥削嘛,你不剥削,别人就剥削,剥削你是给你工作机会,你要感恩才是。2005 年后,曾有人借国企管理层肆意 MBO 之际攻击资本家,揭露他们那些见不得人的老底,要清洗他们的原罪。但是主流舆论不理不睬,甚至有学者建议豁免所有资本家的原罪,因为如果要追究,大部分资本家都有罪。
资本大踏步的前进,工农再次匍匐在地,就在资本与工农的中间,一个新兴的群体出现了。这个群体是随着中国城镇化、资本全球化以及新兴互联网行业的出现而壮大的,他们以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为主。他们从事着法律、会计、金融、管理以及各种各样的科研技术工作。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或者是由于在部门中占据管理职能,或者是掌握了较强的技术因此具有一定的不可替代性,或者是由于身处垄断行业,能在资本剥削劳动力的体制中,比普通劳动者拥有更好的工作环境、更大的组织生产的权力,因而也能获得更高的薪酬,这批人是新兴小资产阶级(教授、高中特级教师、部门经理、部分金融从业人员、大公司工程师、部分互联网从业人员等等)。他们中的另一批人,从事着低端的技术工作或底层的管理工作,拿些微薄的仅仅比体力无产者稍多的薪水,这些人是典型的脑力无产者(外包程序员、金融行业底层人员、部门办事员、中小学老师、公司技术员等等)。
在资本快速发展的时候,新兴的小资产阶级在高声欢呼。他们诅咒那个计划的时代,他们和主流一起歌颂这个冉冉兴起的盛世,他们为资本的每一次前行激动不已,肥得流油的资本总能滴下几滴油喂饱他们不大的野心。
脑力无产者仍有希望上升为新兴的小资产阶级,他们和新兴小资产阶级在同一间办公室办公,在同一个餐桌吃饭,有着类似的背景,聊着相同的话题。因此,他们也具有类似的意识形态。他们崇尚竞争,相信靠自己的努力能改变命运,他们喝着老板的鸡汤、看着成功学的视频、听着马云的演讲、畅想着美好的未来。
与资本在精神上以及一定程度也在利益上结盟的新兴小资产阶级,以及被新兴小资产阶级小康般生活吸引的脑力无产者,构成了知乎等新媒体上最初的用户群体。这个群体当然也在新兴的知乎等媒体上,用符合资本要求的话语回答着、讨论着各种问题。
2008 至今
这是资本发展的第三个阶段,这是资本盛极而衰的阶段。
在这个阶段的初期,资产阶级变得更强大了。中国资本依靠举国体制和凯恩斯主义实现弯道超车,一举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中国的垄断资本更是一举超过英德日法,成为全球第二,世界 500 强的数量从 2007 年的 30 个,飙升至 2015 年的 106 个。
资本家除了更有钱之外,还更深地进入社会管理领域。我们看第九届(1998)和第十一届(2008)全国人大代表构成,资产阶级成了除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之外最大的群体。他们是由房地产商、工商业巨头、互联网贵族以及各地富豪构成的,他们是人们口中的大老板、大富豪。他们仅占人口中的极少部分,但在全国人大代表中占比 2 成左右。至于表格中的专业人士群体,是由演艺界明星、金融大佬、知名运动员、律所合伙人等所谓精英构成的,他们多数人事实上也是资本家。
在这个阶段,农民作为一个阶级在快速没落。青壮年转移使得农村成了 993861 部队,即 99 重阳的老人,38 妇女的女性,61 儿童的小孩。当前农村中,纯务农或以务农为主,多曾经在外打工数年,由于年龄等原因无法继续打工才回乡务农。按《当代中国阶级阶层变动》系列报告所述,纯务农者,“他们中有 67.91% 的人曾是雇员或是工薪收入者,也就是打过工,最后才回归到农村务农,大部分是年纪大了回到农村务农。” 小农作为一个群体必然在市场经济中消亡,这是难以避免的。
在这个阶段,还有两个重要的矛盾在快速展,这对中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其一,中国资本的快速发展使得国内市场越来越狭窄了,过剩资本不断对外输出,2012 年之后的再一次过剩加速了资本的输出,从 2014 年起,中国成为了资本净输出国。而全世界的市场是有限的,中国输出的资本必然和英法美德意日等老牌帝国主义产生竞争,导致这些国家的垄断利润下滑,这是美国垄断资产阶级不愿意看到的。事实上,从 2012 年奥巴马亚太再平衡战略起,美国就明确了遏制中国资本的策略,这一方针在特朗普政府被公开化。
其二,工人阶级自发的抗争越来越多,在抗争的推动下,他们实际工资有了一个快速增长的阶段。这个阶段大致是从 2003-2015,其中 2010 年前后增长最快。这使得资本眼中的 “成本” 越来越高,低端产业的利润越来越低。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上述两个矛盾的影响下发展得更快了,大规模的产能过剩使得中国 GDP 增长率从 2013 年开始断崖式下滑,经济进入了一个被称为 “新常态” 的时期。为了保住经济,我国分别在 2009 年和 2014 年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刺激政策,伴随着刺激政策的深化,房价终于上天。
买了房的新兴小资产阶级仍然在欢呼着盛世,没有买房的小资产阶级以及广大的脑力无产者开始望房兴叹。伴随着利润的下滑,资本对他们的压榨似乎变得更重一些了,伴随着房价的上涨,资本带给他们的希望明显变得更为渺茫。
2018 年以来,内外部矛盾都更多了。吃饭的时候,那些明显不关心社会话题的人,也开始谈论社会问题,有些是因为彩礼引起的,有些是因为工资引起的,有些是因为房价引起的,有些是因为被优化引起的,所有的都是因为在资本的体制下生存的压力引起的。
还是这么一群人,还是在知乎等新媒体上面,曾经,他们为资本的发展鼓与呼,现在,他们开始自发地咒骂着资本。
而这群人有一个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具备的特点,他们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中长大的。不论他们读书的时候是否认可 “阶级”、“剥削”、“剩余价值” 这类概念及其内涵,他们都曾被广泛地灌输这类意识。当资本高速发展可以些许惠及他们的时候,他们抛弃了这些概念,当资本不再能给他们带来希望而只会无情压榨他们的时候,这些概念在他们的脑海中回归了。他们开始用 “资本家” 称呼企业家,用 “剥削” 描述企业家,用 “阶级” 审视企业家。
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开始左转,在网上自发地宣传着曾经在课本上学得的知识,剥削,阶级,资本家,剩余价值。他们中的一少部分人甚至开始自己花时间学习着各种课本上不曾涉及的知识,毛选,马恩选集,列宁的书,以及那些被忽视或掩盖的历史。
他们开始在网上论战,论战的对象是各种纯色或杂色的小粉红,各种精神或肉体的资本家,以及广大的在他们看来尚未觉醒的劳动者,当然,还有那些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包装起来的沙文主义者。
2020 年突如其来的疫情把这一切又放大了,压迫似乎又重了一点点,房价似乎还是那么高,工作似乎更加不稳定了,美好的生活显得似乎更加渺茫。
而那些企业家在几十年的高速发展中培养出的傲慢和残忍,一次次刺中他们的心。“996” 是福报,商业是公益,企业家还要给自己设立节日,企业家还要提案成立两年以内的企业不用遵守劳动法。
这一切都促发了知乎群体在 2020 年对资本家态度的急剧转变。
然而,这个群体毕竟只是劳动者中人数较少的一部分,广大的体力无产者还没有那么强的感受,他们本来工资就低,他们本来就不指望在大城市买房,他们本来就生活在底层,他们获取信息的渠道也更有限,他们抽象思考的能力也更差一些,他们似乎还没有多大变化。
但是,体力无产阶级也在变化。工资赶不上物价,“2017 年这个单间 300 块,今年这个单间 550 块”,“我下班还要打一份临工,哪有时间休息”。他们的抱怨也多起来了。不仅如此,经济下滑,很多工人回到老家,这些回到老家的工人会失去收入,经济危机在预演了。
2020 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它是脑力无产者明显左转的一年(转向批评资本主义),也是体力无产者明显感受到危机的第一年。
风暴远远还没来,但是脑力无产者的左转释放了一个明显的信号,天边已经聚起了几朵乌云,雷声也若隐若现,敏锐的人甚至能看到那划破夜空的几道微弱的闪电,历史的辩证法携着天边的风暴以不可抵挡的趋势向我们奔来,而极少数敏锐的青年已经张开双臂准备拥抱它了
原作者:佐伊 23

知乎用户 三下五除二 发表

不是越来越左,是越来越不好忽悠了。

这里的忽悠特指: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话语体系,价值体系,他们自己标榜高尚的道德体系。

总而言之一句话:感谢美国人研究出来的互联网,能让所有人足不出户体验大千世界,知晓真理,两相对比。

知乎用户 匿名用户 发表

因为大环境右到了极端,逼着年轻人发声了。

知乎用户 苏彦明 发表

我是个天生不会分左右的人,长大后要靠记忆,比如带手表的是左手,拿筷子的是右手来分辨。所以,当别人和我说左右的时候,我常常要慢半拍。

而在政治上的左右,我一样不太会区分。以前,总看人说左是激进,右是保守。因为有 “左倾冒险主义” 和“右倾机会主义”的说法。

但我无法理解什么是激进,什么是保守,因为这是一个比较出来的概念,去年还是激进的想法,放到今年就会被批还是太保守。

后来,我看到有人说,左右的分野,其实就是自由和平等的区别。

这样才豁然开朗。

自由和平等,在很多时候都并不是天然冲突的,但是,当人数众多、利益冲突出现的时候,自由和平等就被放在了天平的两端。

就拿最近热点的禁止补课来说吧。

按自由的观点来讲,就是教育市场化,一个愿交钱,一个愿补课,就可以了,国家不应该管,退一步讲,哪怕要管,也要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而不是用行政命令来管。

用平等的观点来讲,就是杜绝基础教育被市场化,要差不多的老师授课、差不多的教学条件,全凭学生本事,考出好成绩。所以,即使是临时的行政命令、一刀切的全面打击课外辅导,也是应该的。

大体上,总是占据资源越多的人,越是支持自由;而占据资源越少的人,越是支持平等。

当然,也有那些 “自我以上,人人平等,自我以下,阶级分明” 的精致利己主义者,还有追求 “绝对公平,彻底否认任何差异性” 的极左,以及 “不承认自由自有边界,强调慕强、社达、纳粹存在自有意义” 的极右。这些都不在讨论范围内。

所以,你说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左,可以说是个既正确又错误的观察结论。

首先,一个年轻人,即使是富 N 代、官 N 代,只要不是天生坏种,他就会支持人人平等,只不过这个对平等的理解程度不一样,毕竟,我们还是个正常的国家,不会天然就把人分成三六九等。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年轻人有这样几个特点:

(1)天然地占有较少的资源,而富 N 代官 N 代,即使占有比同龄人多得多的资源,这也都是家人给的,对自己占有的资源理解不深。(能理解自己占有的资源,并且应用起来的,基本属于天生坏种了,比如校园霸凌,还能全身而退之类的。)

(2)处世不深,与周围人没有不可磨合的利益矛盾。

(3)除了从小就被社会毒打的极端情况,绝大多数年轻人都比较理想化。

其次,年轻人一直很左,但没有更左,要说越来越左,那能和五六十年前比嘛?而题主提出这种观点,其实是因为,社会整体偏右了,资本家都操纵舆论,给自己戴上 “人民” 的前缀了,你觉得这得多右啊。

其实左和右,谁都不具有天然的正义性与绝对的正确性,就好像走路一样,总是偏左或者偏右走,那注定是在原地转圈,只有往前走,才能带来希望。

最后,我还是希望,在讨论具体事情的时候,应该是讨论具体的观点,而不是单纯的看标签,甚至是扣帽子。左还是右,都是抽象的概念,很多人甚至还会自相矛盾。

知乎用户 王大锤 发表

右的都被禁言了

知乎用户 绫绡 发表

顺风局要求稳,逆风局要激进。

说明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意识到自己玩的是逆风局。

知乎用户 通信娜 Polo 发表

不左能叫年轻人?

既得利益者与狗除外。

知乎用户 煮不再糊 发表

因为现在许多所谓企业家 “右” 的越来越明显的了啊。

知乎用户 严肃点 发表

因为我们一无所有,所以要做天下的主人。

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有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知乎用户 石波清 发表

恰恰相反,我觉得很多年轻人太右了,只是他们以为自己左。

知乎用户 匿名用户 发表

知乎用户 奇怪的求生欲增加了 发表

只能说人生下来对 xx 的认知都没有自然谈不上反对或者拥护 xx,更谈不上左右。

有了一定认知后就得看对 xx 的认知和到底是通过 xx 占了便宜还是因为 xx 吃了亏。不过人是可以共情的,占了好处的可以反而对吃亏的认知深刻,所以除了两个阵营里的背叛者外。反对 xx 的越来越多且强烈自然是因为最近吃亏的人更多而且吃的亏更大了。

另外提一嘴,决定论的悲哀便在于某人是不是左并不是由自己的意志决定的。更不能说明某人因为属于左而道德水平更高,当然准确的说法是道德一开始就不存在。

知乎用户 WinMain 发表

年轻人左是正常的,在全球都有这个现象,但随着年龄的增加,就会越来越右了!作为一个民族主义右派,看到公知、美分、汉奸就觉得他们无知,看到书里的共产国际就觉得可笑!总的来说,中国是中国祖先用血和泪为我们争取来,师夷长技目的是制夷,而不是把自己变成夷,望大家都珍重这土地,把中国建设好!

知乎用户 匿名用户 发表

如果风是往右刮的,那你肯定会问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右了? 在只能容纳一种声音的情况下不跟着舔怎能彰显自我优越性?

知乎用户 匿名用户 发表

不仅应该左,还应该左的彻底!

重病了就要下猛药

还不左,以后就改姓资了

知乎用户 格致笔记 发表

之前整体思想有点偏右,不正常,现在只不过是向左边打了下方向盘而已

先烈们推翻了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

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

封建主义是回不来了,帝国主义在国门口徘徊国家也在跟他们斗争

官僚资本主义 有明显复辟的趋势 ,国家也在通过反腐 扫黑打压

年轻人是感受到了官僚资本主义这座山的压力啊

希望认真学习理论 努力实践,不左倾 不右倾

知乎用户 匿名用户 发表

“流氓无产阶级是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的部分,他们有时也被无产阶级革命卷到运动里来,但是,由于他们的整个生活状况,他们更甘心于被人收买,去干反动的勾当。”

宅左→网左→神左→深深

年轻人从来没变过,他们只是一直在机械性复读当下的潮流

知乎用户 清贫道德君子 发表

生活水平提高速度低于信息传导速度,网络尤其是手机移动网络降低了信息的传播成本,让年轻人看到了有钱人的日子,看见了王校长一顿饭几十万。所以就不满了。

以前大家都看不到,就没这么刺激。

知乎用户 王止修 发表

这个所谓的 “越来越左” 是近十来年的事吧,那十年前发生了什么呢?

知乎用户 子任者 发表

矫枉必须过正,非过正不可以矫枉。

知乎用户 喵哒哒 123 发表

左的里面的一部分人其实只是民粹主义者。

另外,社会发展向右走,存量分配向左转。

知乎用户 Qhong 发表

现在信息传播速度更快,更容易点燃年轻人,年轻人自古都是热血的,哪来左右呢,现在物质基础提升了,年轻人比之前更自信,不再那么崇拜欧美。

知乎用户 匿名用户 发表

大部分年轻人是向善良,而不是你所说的这个方向,善良是人间大美。

知乎用户 电车男 发表

现在年轻人不但越来越左

也越来越丧了

好像除了左也没有别的去处

知乎用户 小义 发表

没钱拿卵来右啊

知乎用户 匿名用户 发表

左不左不知道,但是都毫无例外的反 zb 了,哪怕是之前的自由π都开始或多或少的反 zb 了。

知乎用户 吴二小 发表

说明现在的年轻人的思想在觉醒,为啥觉醒,因为被社会毒打的。

知乎用户 徐建新 发表

年轻人的倾向不是想出来和教出来,而是被生活毒打出来的。

知乎用户 暴躁老哥强无敌 发表

左个卵子左,一群投机主义。

当年大跃进多久才走出来?

还共产主义初级阶段就整天想着生活水平要跟上欧美才行。

他妈的,他们掠夺世界都掠夺几代人了。你说赶上就赶上了是吧?

上世纪不顾经济规律产生严重后果的教训一点也没吸取到。

瑞士政府发福利,那是瑞士祖上攒的。发得起

阿根廷发福利,发的火车都开不起了还在发。那就是脑瘫

人人都知道要削弱福利了,可是不发福利,马上让你下台。

希望中国不要被马恩牌打倒。

知乎用户 求知者​ 发表

稻盛和夫在《活法》中提到,现代社会,物质世界丰富,精神世界却空虚了。

年轻人越来越左,年轻人有着改变世界的思想,有打破现状,打破常规创造新事物的活力,但是,这种左越来越偏向另一种方向。

这些年来,不断有明星爆出丑闻,从范冰冰偷税漏税到郑爽代孕事件,再到现在吴亦凡事件,这些明星都是怎么了?他们背后有千万人的的支持崇拜,有着普通人难以企及的高度,有价值上亿的身价,对我们普通人来说,他们是闪烁在遥远天际的明星,他们外表光鲜亮丽,却为什么还做出这样的事?

几个明星的丑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他们身后几千万的粉丝,他们追崇着代表一种文化的明星,他们的追求反映了这群人背后的三观,真的符合这个时代的主流文化吗?当然,每个人都有追求思想自由权利,但是在这个快速发展的时代,科技的腾飞却带来越来越娱乐化的另一面,各种影视,综艺,现代的人们好像更热衷于享乐,可以说,这是一个娱乐至死的时代。

诺贝尔文学得奖马尔克斯说:男性角色的退化,是民族衰败的开始。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说过,当一个民族失去它的文化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进攻这个国家了。

现在,国家正在大力宣扬主流文化,主流价值观,但是各种亚文化还是盛行。

其中,“娘炮文化” 是让我很不喜欢的,现在,有些男生没有阳刚之气,说话嗲声嗲气,抹粉底,涂口红,打耳洞,穿裙子,穿高跟鞋…… 学着女性的妖娆。

我不知道为什么当李佳琦学着女性的口吻说:“oh,my god,买它买它”!这句话会受到的大部分人的模仿追捧。

肖战穿着裙子的样子会让女生尖叫,“哇!太美了吧”!

难道这就是大部分现代年轻人为之疯狂的东西?难以想象,新一代的年轻人伴随着这样的文化成长,会形成怎样的三观。

所以说,现代年轻人为什么越来越左?是伴随各种文化成长起来的。

知乎用户 知其所以然 发表

因为独立思考的人越来越少了

知乎用户 夜雨秋灯​ 发表

我是大家嘴里得到发展红利的 85 前,但八零后这一批人的教育基础是社会主义,马恩和教员思想。

从踏入社会直到今天,从叛逆,奋斗,得到,迷茫,一直在反思的路上,我们是不再年轻的年轻人,好像告别青春不久,又看着九零后零零后开始走比我们更焦虑辛苦的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但事实好像让人迷茫了,我们的特色慢慢变色,慢慢的我们八零后这一代坚信我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下的人,成了九零零零后嘴里的老一代?我们已经是了,阶级立场越来越分明,慢慢理解了不能理解的阶级斗争。

八五前虽然是福利享受的一代,但同时也是陷入中年焦虑的一代,我们的孩子正好是零零后,一零后,未来他们将面对高房价,高成本,阶级更加固化,奋斗努力的获得感更少,他们会不会像欧美日的年轻人,废柴或者脑残?

我相信中国的中青年人心里都有一团左倾的火,马恩和教员的思想依然在心中,这是这个国家还有理想与情怀在的标志,这不是回归而是一直都在,只是资本主义越来越强大的今天,我们这几代人的教育让我们慢慢觉醒了。

我是八五前愤青,也是八五前的左倾,人生的意义不止是努力的满足物质需求,历史和现实就像远方篝火,如果大势依然持续甚至加重了资本主义话语权,篝火终会连天。

知乎用户 新文 发表

因为只有左的年轻人的信息才被网络推送,有趣呗。实际上好样的年轻人多了去了,你看到的不过是这样一撮人

知乎用户 IgNar 发表

我们的新一代年轻觉醒了!不像上一代人被蛊惑,就像国歌一样,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我们新一代年轻人不愿做奴隶!

知乎用户 希尔的樱花树​ 发表

要么就是从来不和家里面人聊天,要么就是被打少了,被饿少了。

解决方法很简单,吃一个月凉水馒头就好了。

[@马景忠]()

某个评论区里说的不错:我得不到(利益),(把别人)满坑满谷,我得到了(利益),(我自己)开心收米。

当然了,如果年轻人有心理问题一定要去看医生。

知乎用户 happyssy 发表

如果没有个偏左的社会氛围,不利于压制资本,会影响直接税税制改革进程。

我期待着税改完成,进入新的时代。

知乎用户 ladaman 发表

向左,向华强

知乎用户 匿名用户 发表

知乎用户 匿名用户 发表

事实胜于雄辩,再高明的理论在普通人面前都是看不懂的天书,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在历史和现实中依靠自己的理解去总结经验教训,而各种社会理论能不能解释历史,解释现实,就决定了他的生命力。

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经过改革开放、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等历史,马克思主义对现实的解释能力似乎变弱了,而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解释能力变强了。然而事实是,中国长期一直处于农业为主的状态,大量人口集中在农村,城市化的形成和人口的集中不过是近 10 多年才逐渐形成的过程。

早在完成土改后,制约农民的最大枷锁已经斩断,生产关系上已经没了问题,这个时候制约农民的最大问题就在于生产力,在于没有足够强大的工业能力来提高农业生产力。

我们回顾一下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过程,他们有的通过圈地运动,有的通过解放黑奴破坏种植园,都积累了足够的工业人口,而我国改开的过程,本质是通过城市建设强行让人通过脚投票进城的过程。为什么想进城,当然是城市的生活好啊,吃得好,穿得好,玩得也好。那么如何让城市更好,基建;如何进城,做题高考或者打工。

说白了,我们现在的高房价和教育内卷两大问题,就是城市化后遗症,在诸多城市中,手握的教育和工业资源不同,就对新市民形成了不同的吸引力,一个典型例子就是南京市,房价和工资不匹配的背后,就是教育资源远胜于工业资源的后果。

现在我们工业化完成了,问题来了,这时候大家才发现,小时候以为是洗脑的课本上说的都是对的啊,小时候觉得不可信,归根结底还是我们没有走到那一步,中国的发展太快了,几十年走完了别国几百年的路程,普通人思维定势太大,总觉得近未来和现在差别不大,其实差远了,差到基本社会矛盾都变了。

凭什么大家都拼了命往一线城市卷,当然是生活质量从各方面都大不一样,但这么几个城市显然无法装满这么多人,此外生活质量的好也来自于基建,那么这个基建的羊毛又出在谁身上呢?所以唯一的解就是别让各个城市的差别那么大,这就是所谓不平衡不充分的由来。至于加班无非是这个的副作用,为啥老板想取消,结果职工还不干了,都等着这些钱呢。

如果说,改开初期是生产力配不上生产关系,现在就完全相反了,工业化几乎完成,我国工业产值已经世界第一,只是还有少数高精尖被卡着脖子,但是生产关系配不上生产力的问题已经显现了,也怪不得年轻人左转了。

现在摆在决策者面前的问题是,我知道生产关系不对了,但是怎么改?问题有如下几个:

1、内循环一天建立不起来,你就得按照国际主流的自由市场化行事,那么强有力的监管就很难落实。

2、土地财政已经成为城市发展的命根子,但是要分散一线城市的压力,建设二线城市的压力又飘了过来。靠收税的话,如何和普遍存在的避税行为作斗争呢?

3、最需要的制造业工人待遇过差,导致人们拼命读书内卷,但所谓高端行业不需要这么多人,于是一个个行业都沦为了天坑。

改革中期的自由化和放任化,是经过若干历史事件的冲击,人们信仰流失严重造成的,也是为了捆绑到美国主导的全球化中。这种时候直接一步到位,显然是被上被执行者坑,下与民意对抗,外自绝于国际,典型的王莽行为。在这个角度上说,苏联解体对我们的信仰流失起到了极大作用,相反我们的信仰回归也来源于美国的堕落。尤其是他们在新冠肺炎处理问题的失误,也让我们重新清醒,原来美式道路其实也是错的。

但是火车一旦开动起来,刹车换道就不是那么容易了,我们之前设计的道路,过度地被捆绑在了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全球化战车上,现在这个车头不灵光了,但是依然牢牢地掌握着全球经济运行的主导权,这就要靠我们自己去寻找方向了。

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一个不亚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巨大十字路口,这次的问题不光在国内,也在国际,可谓是整个地球乱成了一锅粥,这几年过去后,我们回过头来看,国家所做决策一定是会在历史上留下重重的一笔,只是究竟是怎样的一笔,还得留给时间看待。

我想提醒诸位的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绝对不会有长时间保持现状的可能,不是光明的未来就是黑暗的深渊。

知乎用户 南闻天 发表

因为左是对的,右是错的。

知乎用户 大田 发表

洗脑过度,脑残剧增,一个个看似话痨,实则行尸走肉,没有思想,没有个性,没有希望,这不是左右的问题!

知乎用户 荒年 发表

最近在看觉醒年代,如果没有左,如果没有左的这些年轻人,新中国会建立吗?

知乎用户 回旋追击 发表

因为竞争激烈了 社会给大家的危机感更大了 而且 由于国家执行的计划生育 导致家庭给子女的压力更大了 所以大家压力都大;了

知乎用户 蓝天考研 发表

左和右是相对的,公知也不是坏人的代名词,在那个年代,他们提出欧美的好,向往欧美的生活也有一定原因的,包括今天,当有人指出欧美哪里好而我们哪里不足时,就总会有人嗤之以鼻,阴阳怪气,真正的大国大民是包容的,是弹性的,是思辨的,而不是绝对的,极端的,封闭的,任扣帽子的。

知乎用户 亲生 发表

1 网络发展了,自然就少了。从成本角度来讲,看报和看书的成本都是大于网络阅读的。

2 现在的娱乐更多了,自然会有别的东西来替代。

3 现在的书和报纸也越来越泛滥了,好的东西越来越少。

4 生活压力重,没有闲情逸致。等等

知乎用户 虚无世界 发表

越来越吗?

在某些地方左,在某的地方右。

部分人还是极左 + 极右,堪称精分。

知乎用户 24D 发表

因为这个世界越来越右了

知乎用户 匿名者 L 发表

原本在杰克马的 996 和 mht 的不正当垄断下,年轻人确实是越来越左;可是在宁波黑外教事件后,整体上真的就越来越右了!

知乎用户 李健东大夫​​ 发表

从群众中来,就要到群众中去。

知乎用户 陆阳 new 发表

就因为年轻啊

知乎用户 三良 发表

\=.=

没办法

天朝大事说人均

小事说总量

所以我们月均收入 3-5W

我们资源总量是 XXXX

我们人才稀缺 XXX 亿

我们新产业产量 XXX 亿空缺

是我拖后腿了

既然打不过

就加入左派吧

口嗨下不行吗

知乎用户 德国骨科真香 发表

这个问题换个说法再问就是:

现在的年轻人怎么越来越不好忽悠了?

知乎用户 Nancy 发表

1.996 是福报,年轻就该奋斗

2. ¥2000>$3000,我们赢麻了

3. 8090 后就不该买房,9500 后躺平可耻

4. 你不成功就是因为你不够努力

5. 都 21 世纪了还没出过国?

6. 不会吧!?

知乎用户 马斯 发表

你怕是对左有什么误解。

现在年轻人满脑子都是搞钱二字。

区别是混入体制搞钱还是跪在资本家脚下搞钱而已。

其实全世界都一样,随着科技(主要是监控和大数据)的发展,革命在大部分正常的国家已经不可能再发生了。

知乎用户 挚爱豆芽 发表

你要少发点这种问题,可能左的年轻人会少点

知乎用户 者野 发表

原作者:佐伊 23

知乎用户 匪兵甲​ 发表

打开知乎,带着准备赢麻了的心情,看到了下图:

现在看来,大领导肯定是没问题的,但下面这帮官们,心里到底咋想的,可真是不好说。我表示理解,我跺我也麻,但我不接受,所以只能觉醒。

知乎用户 不要钱的鱼丸 发表

为什么 1921 年年轻人 越来越左了?

知乎用户 耿小伙伙伙 发表

没有吧,汪精卫盛世才的信徒还是不少的

知乎用户 科学家 发表

因为除了无产者和资本家之外,还有一股势力。 这股势力忽左忽右,既左又右,而且永远是对的。

知乎用户 长街有枫 发表

没有啊,我们不是一直都这样嘛

是你们太右了,所以看谁都是左吧

知乎用户 龙组组长 发表

一个人越是追求集体狂热,说明他的个人能力就越弱。过去的年轻人翅膀是比较软,现在的年轻人是不仅翅膀软而且骨头也软,煮熟的鸭子就剩下嘴硬。所以他们就会用非常狂热的言论来掩盖自己的弱小,假装自己很强大。就像那些全身纹着花皮留着剪吹洗的,十个里面有九个脓包。而真正的大哥往往都是一副与世无争或者平易近人的样子

知乎用户 归零月残星 发表

我感觉好多答主对左和右的定义好奇怪啊,反对上面就是左,维护就是右。你们不维护,难道是要反吗?

知乎用户 恬静的小妖精 发表

网络上没有异端了,所以大家都一样的口径。

知乎用户 小毛驴 发表

现在的年轻人根本没有左

而是因为如今社会太右了 都右了几十年了

知乎用户 有关部门 发表

因为有人越来越右了

知乎用户 涵而扬之 发表

说明九年义务教育还是卓有成效的

知乎用户 匿名用户 发表

压力大,挣得少,贫富差距大,经济下行

左无非就是这几点原因

知乎用户 观察学者 发表

因为笨

知乎用户 御坂美琴 发表

年纪轻轻不学好

最简单好用的 VPS,没有之一,注册立得 100 美金
comments powered by Disqus

See Also

现在的年轻人是不是已经看透了资本家的虚伪?

知乎用户 我是大魔王 发表 我一直以为这几年来社会上说要打倒资本家的口号只是为了跟风喊出来的,但是当我回忆起几年前的事情之后,我发现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 大概是在 2016 年左右,我为了多赚一点零花钱选择去舅舅的小厂里面做木工。我舅舅平时 …

如何科学严谨地反驳资本家带动了就业?

知乎用户 小太阳队长 发表 1、一个矿工失业在家,冬天很冷。 他女儿问他,“爸爸,天好冷,为什么不烧点煤?” 他说:“爸爸失业了,没钱买煤”,女儿又问 “你为什么失业?” 他说:” 因为老板挖的煤太多,卖不出去 “ 2、张屠夫用武力垄断屠宰 …

如何评价 “由于我被资本家剥削,所以资本家捐款就是我在捐款,所以我永远不用捐款,而且资本家必须捐款”?

知乎用户 梦羽灵泉 发表 这个说法明显太客气了 张三抢了李四的钱,去给失明的王五做手术,给赵六的希望小学捐早餐,给受灾的刘大妈盖房子 张三成为了曹县十大杰出青年之一,在城里找了个好工作,成为了曹县形象大使,虽然他的普通话说得不太好,但他的马 …

为什么总有人喜欢为资本家辩护?

知乎用户 索菲 · 朔尔 发表 从前有两种奴隶,一种是屋里的尼格罗,一种是地里的尼格罗。屋里的尼格罗和主人一起住在屋里,穿的很不错,吃的也挺好,因为他们吃的是主人的食物,吃剩下的。他们住在阁楼或地下室,但不管怎样他们总是离主人更近一些。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