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丨成小秦:乱世三记,串联、静坐、武斗及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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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简历

_成小秦, 1951年出生于河北秦皇岛,1954年随父亲调西安,1964年考入西安外国语学校。__1969年春,插队麟游县桑树塬公社,务农三年,1972年春,作为“可教育好的子女”,入陕西师范大学外文系读书。__1975年毕业留校教书,1978年赴英国留学,1980年毕业于爱丁堡大学英文系,此后十多年,先后在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机构从事翻译。_1995年调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书至今。

原题

乱世三记

**作者:**成小秦

(一)

扒车进京记

1967年1月底,国务院突发通知:全国“春节不放假……展开全面夺权斗争”。其时,上海“一月风暴”席卷全国,西安地区的群众组织,几经分合,形成东、西两大派。“东派”以西安交大“文革总会”和“工总司”为主体;“西派”由西军电、西工大造反派与“工联”领头。

校园陷无序状态,东西两派都厌倦了口水仗,百无聊赖,各自厮混。我在家闲着无聊,也无心读书,便返回学校。

7月初某日,好友王哥邀我扒车进京。所谓“扒车”,即不购票乘坐客车,或攀上敞口或闷罐货车,前往目的地。我俩出发时,各地两派因夺权而武斗,全国濒于内战。

第二天,我们退了当月饭票,揣着现金和粮票,背上挎包,等天黑溜进西安东站,在车场轨道间穿行,找到一列东进的货车。铁门把手挂着卡片,标明开往郑州,轨道信号灯也显示发车。闷罐车门都已铅封,我俩就扒上一节敞车,坐煤堆上。哪知车一开行,周围起了煤尘,火车头不时喷出黑烟,呛得人透不过气,接着火星儿落下,浑身灼热,赶紧从挎包掏出长袖衬衫,蒙住头蜷缩。

等火车停渭南站,赶紧从侧板翻下,往车尾跑,见一节闷罐车门留着缝,推开就上去,里面坐着几个乞丐,一人守个布袋。一个老汉站起,解开布袋,沙着嗓子说:“吃馍!吃馍!”我摆摆手,用力推上车门,与王哥相互靠着,在黑暗中睡去。

眯糊中,忽听外面人声嘈杂,紧接着,车门哗的一声拉开,手电筒光往脸上乱晃,几个铁路工人,头戴柳条帽,举着长矛,喝令我们下车,放走乞丐,把我俩带到值班室,严加盘问。得知我们是学生,又问哪一派的,我们谎称逍遥派。工人口气稍缓,叼着纸烟:“咋着,小命不想要了?赶紧回去!”

我们满口答应,等走出他们视线,又溜回闷罐车。借着昏暗灯光,见站牌标着“洛阳东”。我们铺上报纸,倒头昏睡。等列车再停,铁门拉开,天已大亮。车门外站着十多个工人,戴柳条帽,手持长矛,红袖章标“二七公社”。他们见是中学生,命我们赶快离开车站。

郑州站是枢纽,轨道密布,列车群集。我俩沿轨道往外走,跨过两道,就迅速躲进一列货车底下,两边列车不时启动,哐当一响,让人心悸。猫在车轮后,蹬住枕木,紧张地等着。左边,工人沿路基巡逻,矛柄不时触击碎石,硁然作响;右边,上行列车喷着蒸汽。

汽笛鸣叫,列车启动了,王哥挥手:“上!”我俩一登脚就冲出,沿路基拼命跑,闷罐车门铅封着,我们就追罐车。王哥身高腿长,跑得飞快,像铁道游击队员那样,飞身跃上罐车,大叫:“快!快!”列车加速了,我一把抓住扶手,身体荡起,右膝碰上脚蹬,王哥抓住我的手臂,站稳在走板上。我俩攥着栏杆,移到罐体前端,一人抱住一边栏柱。这时,我才觉出膝盖隐隐作疼,一摸出血了。火车通过黄河大桥,往下看,轮轨锃亮,桥跨一节节闪过。不时,几声长鸣,下行列车呼啸而过,我们紧紧抱住栏柱。

车到新乡,王哥说:“这车太危险了,往客车上混吧!”我们沿铁道走进火车站,找个水龙头,洗去煤尘。等一列开往北京的客车进站,旅客纷纷下车购物,我俩趁机混上车,在靠门地方坐下打盹儿。才觉眯糊一阵,就被摇醒,睁眼一看,两个解放军战士立跟前儿,戴着红袖标:“查票!”我谎称票丢了,他们押我下车,我转身往车厢看,王哥站在厕所边,给我使眼色。在安阳车站,我蹲在盲流中,熬到黄昏,借口上厕所,跳下站台,穿过轨道,爬上另一站台,混上开往保定的短途列车。

夜半时分,列车驶抵保定,我顺着人群出站,想买些吃的,刚出栅栏门,就见人群乱跑。我看情况不对,马上折返车站,遇到一位巡道工,上前打问。他说外面两派武斗,指着一列货车说:“朝北京开的。”

曙光初起,列车驶入丰台。扒车的挤到门口,一看站台上全是军人,连喊坏了。车刚一停稳,不等我们逃走,就让军人截住,押往车站拘留所,等待遣返。

拘留所棚屋里,沿墙铺着麦草,各色盲流,或酣睡,或呆坐,个个肮脏不堪。等到午饭,我掏出搪瓷缸,排队打一份烩菜,清汤寡水炖烂白菜碎粉条,领两个杂面馒头,到院里找一长凳,刚落座,就听有人叫声同志,西北口音,扭头一看是个老汉,翘着稀疏山羊胡子,将铺盖卷儿放在一旁,怯声问:“能坐一下不?”我答道:“坐吧!”老汉一听秦腔,显出笑容,坐在一旁,浑身膻味。

一交谈,才知老汉来自宁夏,去北京告状。我说:“这么乱,到哪搭告状去?告啥呢?”老汉犹豫片刻,凑近些说:“我儿让人打死了,公社派人打的,冤得很。”说着,手指铺盖卷儿说:“儿的头在里头哩!”我心头一紧,不知是真是假,也没心思说话,就安慰几句。

匆匆进食后,背上挎包在院里转,寻找机会逃出。院子角落有一简陋茅厕,进去一看,后墙不高,墙头与房檐空儿也大。趁厕所无人,把住墙头往外一看,一条排污沟,两边杂草丛生,心里有了数,就到登记处询问何时遣返,工作人员说可能明早,有去西安的列车。

耗到黄昏,等盲流都去打饭,我慢步走进茅厕,一看无人,便咬紧牙,快步蹬墙,翻过墙头,沿堤岸撒腿就跑。等确认逃脱,边问边走,等走到天安门广场,已近夜半。不便去大姑家,于是,溜达到劳动人民文化宫,见偏殿门虚掩着,里面睡了不少人,就挤进去躺下,很快昏睡过去。第二天凌晨醒来,才发现殿里男女混杂,睡了一地。

我在花圃旁自来水管洗一把脸,就搭车去什锦花园十九号。庭园冷清,海棠挂果了。祖母拉开纱门,大吃一惊:“啥时来的?怎跟叫花子一样?”我胡诌一通。她将我叫到西厦房里屋,悄声说:“你姑陪姑父到机关接受批判去了。”

 什锦花园十九号

原来那年5月25日凌晨,中央文革小组关锋和戚本禹接见华北局机关“红色造反团”,造反派汇报时,诬称姑父张邦英是“彭、高、习反党集团的漏网分子。”关锋煽动:“对、对,应该造他的反。”不久,康生点名,要“红色造反团”与甘肃省造反派连手,彻查《刘志丹》小说涉及的黑线人物。此后,华北局造反派数次抄家,将姑父的书籍、信函、照片、字画,包括“文革”之前,我父亲赠送的四条屏《群松图》等,悉数抄走,对姑父的批斗也日益加剧。

6月,造反派十多次批斗华北局书记李立三与俄裔妻子李莎,每次,姑父都跟着陪斗。6月22日,李立三被毒打致死后,姑父成为批斗重点,每次批斗,都遭虐待。一次,在华北局机关批斗会上,造反派威逼姑父交代“反党罪行”,扬言:“关锋同志点名,说你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姑父淡定而不失幽默地应答:“我不管是‘官锋’说的,还是‘私锋’说的,我只认实,不认人,在事实面前低头,一切以事实说话。”

当晚八点多,姑姑和姑父才返家。姑父显得憔悴而疲惫,见我就问:“你爸情况如何?”我说他也在挨斗,他皱起眉头:“他有什么问题?大学生参加革命,批斗什么?”住了几天,祖母催我赶紧返回西安,临行吩咐:“回去给你爸说,把上房西屋收拾好,我在这儿住不久了。”我离京不久,什锦花园十九号就被造反派查封,姑姑和姑父每日劳役,一度遭关押,数周杳无音讯。

(二)

八五静坐记

重返校园,白天打派仗,晚上打扑克,玩“拱猪牵羊”,通宵达旦,输了就钻桌子,往脸上贴纸条儿;饿了就翻越校园东墙,穿过苞谷地,去北关正街的小餐馆吃元宵,戏称“喝猪奶”;夜深了,就撬开学校食堂侧门窗,翻入灶房,偷些馒头和食油,返回宿舍,用电炉油煎馒头片,聊作宵夜。有一段时间,学校图书馆前窗大开,书籍丢失严重,我们也从窗口跳进,捡些图书和杂志翻看,以打发时光。后来,总务科工友将图书馆门窗用砖头垒砌,盗风才息。

上海“一月风暴”后,各地造反派按照毛的部署,乱中夺权,纷纷“三结合”,成立“革命委员会”,为此,《人民日报》频发社论,什么“西南的春雷”、“东北的新曙光”,一时间,半壁江山建立红色政权,而陕西的派性争斗正酣,驻陕21军军头胡炜等焦虑万分,力促两派大联合。

此时,校园外局势日趋混乱。从年初始,东西两派为夺权而争斗,先后发生庆华厂“1·28”事件、西光厂“2·10”事件、以及红旗厂“6·25”血案。毛命令解放军支左,非但没稳住危局,反而加剧两派冲突,因为,两派都自称“左派”,而且“最忠心、最革命、最正确”,解放军支持任何一方,都无异引火烧身。7月22日,江青接见河南“二七公社”造反派,提出“文攻武卫”。次日,这一口号见诸报端,进而激化两派武斗。

7月27日,西派纠集数千人到省军区静坐,将门口高悬的军旗扯下,狂呼“揪军内一小撮混蛋”。这一口号,与《红旗》杂志号召“揪军内一小撮”的言论,如出一辙。

8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纪念《炮打司令部》发表一周年,号召革命战士“做到毛主席指到哪里,就战斗到哪里”。交大“文革总会”闻讯,当晚组织四千多名师生,前往玉祥门“支左委员会”静坐,次日,又移师建国路,占领“支左委员会”联络部大楼,宣布成立“八五”造反指挥部,散发《造反声明》,发动了“八五”静坐。

东派各路人马召之即来,郊区和外县的东派组织也纷纷增援,几天功夫,静坐群众多达十万,在建国路、大差市一带,沿街支起帐篷、布棚和席棚,插上战旗,宣传车、大喇叭日夜喧嚣。我校“红旗战团”在省作协西墙安营,团员席地而坐,聊天、打牌、睡觉。起初,大家还激昂,几天下来,就疲惫不堪,再过几天,乱象纷呈,满地烂报纸和废传单。为调动群众积极性,指挥部组织街头演讲,分派“红喇叭”宣传队,上街鼓动,不时拉起队伍,高举红宝书,跟着宣传车,沿大街游行造势,绕钟楼一圈返回。 

又过两天,我们坐得不耐烦了,于是白天静坐,闲逛,晚上返校睡觉、玩牌,日复一日,觉得索然无趣。某天,派友围坐席棚闲聊,说起“智取华山”,我说1964年曾登华山,自古一条路,险峻无比。派友听了心动,便约集七人,自称“七侠”,当晚动身,在东站扒上开往孟源的敞车,跳进一看,里面蹲着几个赤膊乞儿。等车开行,一个小乞丐解开身边的口袋,问我们:“饿不?”口袋里装满吃剩的干馒头。

在华山站下车,天蒙蒙亮,“七侠”穿过华山门,一气儿走到青柯坪。记得1964年夏末,攀登华山时,曾在这儿的茅亭歇脚,招待茶水的道姑,面目清秀白净,放下壶杯,低头退下。听大人说,她原是北京某大学学生,因失恋而出家。

太阳初升,行至回心石下,我开玩笑说:“胆小的,往回走!”派友争相攀登千尺幢,百尺峡。那年头,人们忙着闹革命,山中几无游人,挑夫也没了踪影,“七侠”一天遍历各峰,但见道观毁损,庙宇崩颓,满目惟有苍凉,记忆中美景不复存在。

 犹忆1964年夏,我考入外语学校,随十三中老师游华山,攀至北峰,道观清静古朴,香火缭绕,后殿有一眼泉水,汩汩冒出,至一尺见高壁沿,不再外溢。老道士须发飘逸,说那是天水,一次,他吐血一老碗,喝泉水治好。五毛钱一壶茶水,喝着如饮神泉。夜宿西峰,松木地板铺一床薄褥,躺下如闻松塔儿清香。起夜外出,松涛阵阵,仰望明月当空,近在咫尺。

1964年夏,我(顶层左二)与同行者在沉香劈山救母处

三年后,旧地重游,宫观残破,殿内空荡,墙壁上粉笔写着“联动万岁!”“红色恐怖万岁!”南峰悬崖边上,摆着一双红绣鞋,跳崖殉情,抑或风俗祭物,不得而知。在峰巅,我们手捧红宝书照相,还作了孽,将道观一扇门板卸下,投向幽谷,引起山响。

八五静坐时,“七侠”游华山

我立在华山长空栈道,铁杵铁链已松动

暮色时下山,途遇老道,须发散乱,道袍褴褛,望见我们,就拦住乞讨。细看,正是北峰道观的长须老道。一问才知,“文革”爆发那年,道士全让红卫兵赶下山,靠打石子儿,干杂活儿谋生了。

 “七侠”踏着月色到孟源车站,已近半夜,在车场找到一趟开往西安的货车,合力拉开一节闷罐车门,只听“哗啦”一声,门拉过了,斜卡在滑轮架中。我们知道,货车一开,车门脱落,极易造成颠覆,连忙通过道旁区间通话柱,操河南腔报告险情。十多分钟后,远远看到一拨工人提着应急灯,骂骂咧咧赶来,我们赶紧溜走,另找一节闷罐车,躲了进去。

从华山归来,发现静坐营地秩序更乱,群殴现象时有发生,大多是发现西派的混进,瞬间,东派群众一拥而上,拳脚相加。一天,下着蒙蒙细雨,忽听陋巷传来喊打声,只见一肥硕男子,穿件破背心,趿拉着烂鞋踉跄而奔,后边一群人追打。从叫喊声中,得知男子打劫了巷尾的开水房,抢了一把零钱逃走。追打者手握棍棒,或抡着连枷,还有一人握一柄击剑连刺,鲜血浸透背心。那人跑出巷口约百米,就一头栽倒。乱世,公检法全都瘫痪,革命群众打死一人,也法不治众。

时至末伏,“八五”指挥部调动“九五战团”,打砸陕西日报社,接着,冲击省“支左委员会”办公楼和二十一军军部。此后,东西两派天天在东郊、西郊武斗,形势陡然紧张,指挥部命令各战团,在营地待命。

9月1日中午,我回家取钱和粮票,顺便换洗衣服,因等妈妈返家,拖到黄昏才回营地,发现派友寥寥无几。留守者说,我离开不久,“八五”指挥部就调集各路两千余人,配备柳条帽和长矛,分乘五十多辆卡车,去西郊攻打庆安公司。得知好友小冯也奔赴战场,我后悔不迭,嗟叹自己错过一场血战。入夜,气氛越发紧张,盛传西派要血洗建国路,路口设岗,由全副武装的工人把守,我们手握木棍,守卫营地。半夜里,跨斗摩托车载着赤膊壮汉,手持红绸大刀,或端冲锋枪,轰鸣而过。工人纠察队来回巡逻,盘查路人。

第二天上午,战况传来,前夜,东派战团出击,连续攻陷西派占据的四家大厂,凌晨三点多,从三面围攻西派大营 – 庆安公司厂区,推倒围墙数百米,攻占几间厂房和驻厂军营。然后,列出阵势,唱着语录歌,高喊着:“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挺着长矛逼近对方阵地,突然,枪声大作,前排战士纷纷倒下,阵脚大乱,大家仓皇溃逃,埋伏的西派战士包抄上来,将东派数百人俘获。

西派开枪的消息传来,人心惶惶,气氛动荡。传说大规模武斗爆发在即,不时,运送荷枪工人的卡车,从市区急驶而过,车头架着机关枪。3日凌晨,东西两派根据周总理指示,达成《紧急协议》:双方停火,移交死伤人员。但下午,两派就分别抢了公安局和国防体育仓库的枪支。翌日,周总理再次电示:双方不得抢夺武器,但随后几天,双方争相冲击省、市军区及区县武装部,抢夺枪支弹药。

《八五战报》报导,“九二”武斗中,东派近百人丧生,千人受伤,并印有血证。7日,东派成立“九二烈士治丧委员会”,在二十六中学操场陈尸。帆布帐篷架起,遮住艳阳,十几具腐尸,剖腹或断肢,半泡在福尔马林中,胀得已无人形,阵阵腐臭,熏得参观人群捂鼻匆匆而过。场外,宣传车反复播放语录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还有林副统帅的豪言:“在需要牺牲的时候,要敢于牺牲,包括牺牲自己在内,完蛋就完蛋! 上战场,枪一响,老子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静坐营地笼罩着悲壮气氛。

 “哀悼死难烈士,控诉法西斯暴行大会”上,伤员头缠血渍斑斑的绷带,泣诉西派的暴行,激起群众不断高呼:“严惩凶手!为烈士复仇!”“以血还血,以命抵命!”声讨会进行中,旁边一片喊打声,原来有人指认,会场中一位青年是西派探子,那人二十来岁,背头,穿件白色长袖衬衫。群众蜂拥而上,暴打青年,纠察队赶来,也挡不住汹涌的人群。下午,一位同学跑来:“又打死一人,扔在二十六中的厕所里。”我们赶忙过去,在教学一楼的男厕,拼合的课桌上,摆着一具尸体,肤色晦暗,背头,白色长袖衬衫布满血迹,正是上午挨打的青年。 

老宅隔壁刘家独子利英,高中毕业后,进工厂当了学徒,常穿上崭新的工装,小分头梳得油光,站在大门口,给街坊娃们吹牛。“九二”武斗时,他手握长矛,昂首立在卡车上,让流弹击中身亡。寡母闻讯哭晕,整日嚎啕,呼叫儿的乳名,惨不忍闻。武斗期间,这类暴力几乎天天发生,激发人的兽性,也让人变得麻木。

一连十多天,小冯渺无音讯,我们非常担心,多方打听才知,他让西派俘虏了。静坐结束(9月17日)后某日,小冯突然回到宿舍,大伙儿围过去,问长问短。他说:“我没事儿,在家歇了几天。”接着,讲述了那天的生死经历:傍晚,他们仓促上阵,开始进攻还顺,长矛阵一摆,西派战士见了就跑。进了庆安厂区,正向前冲,突然,机关枪响了,打前阵的栽倒一片,身旁的战士中弹,肺都打翻出来。队伍一下乱了,还来不及跑,就让西派战士围住,用枪瞄着,然后让人家用绳索、铁丝反绑双手,赶到地下仓库,铁门一关,不久,人就感到窒息,拼命砸门,疾呼放风。小冯控诉时,捋起袖子,手腕勒痕犹在,对我说:“幸亏你没去,这么冲,去了必死。”


(三)

淳化战斗记

从文斗到武斗

1967年10月14日,中央下发《复课闹革命的通知》,要求“全国各地大学、中学、小学一律立即开学,一边进行教学,一边进行改革”。然而,停课容易复课难,历经一年多的动乱,师生之间积怨很深,加上派性作祟,谁还有心思复课?况且,“复的是毛泽东思想的课,上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课,”还是煽动天下大乱的昏话。

复课闹革命中,最积极的当属澳籍教师伯莱夫人。去岁,夫人的最后一课,教的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用飘逸花体字写在黑板上,接着朗声领读,认真纠正发音。停课闹革命后,夫人因聘期未满,闲居人民大厦。东西两派在宾馆院内械斗,夫人临窗观战,连连惊叫。那时局面混乱,复课无望,夫人只能等待。

1968年5月1日,省、市革委会仓促成立,但东西两派对立,社会秩序混乱。 校园内,两派夺权,西派占了上风。某周日晚,我从家里返校,一进宿舍,发现狼藉一片,两位伙伴正清理床铺。我忙问怎么回事,他们说,西派一伙儿砸了宿舍,搪瓷脸盆、口杯等均被砸扁,瓷片碎落一地,床单和被褥都给划破,浇上墨汁。见此情景,我们心头火起,提上钢管和短棍,将对方两间宿舍踹开,一通儿乱砸。学校气氛紧张。我们为防身,外出都带着连枷、刺刀等,但当务之急,是获得枪支。此时,发生几件事,把我们卷入武斗。

体育杨老师,身材敦实,为人憨厚。动乱之前,每上体育课,只见他一身蓝色运动服,在单双杠上翻转轻巧,很让男生羡慕。“文革”中,他与我们一派。有天晚上,铁路运校一伙西派打手,都捂着口罩,手提大棒,闯入他的宿舍(靠校园北墙,苹果园西),将他头蒙住,乱棍暴打。事后,杨老师仓惶躲回老家养伤去了。

因我们是寄宿生,粮油关系都在学校,如不在学校入伙吃饭,每月得把粮油票领出。某天,小Z偕两个伙伴来学校领粮油票。此前,小Z与西派同学发生冲突,西派扬言收拾他,所以,那天他们来学校,随身带着钢鞭和三棱刮刀。碰巧伙食科没人,他们就蹲在操场边闲聊。后来,小Z等得不耐烦,便起身进楼查看,不料刚一进门,就被西派几个男生抱住,推入教学一楼西北角播音室暴打。

两个伙伴久等不见小Z出来,预感不妙,急忙进楼,听见楼角传来闷沉叫喊。循声跑去,听见播音室传出打斗声,夹杂着哀号,赶紧上楼叫人,等英一班小缪率众赶来,对方才罢手。小Z被打得满脸是血,眼珠凸出,瘫倒在地。东派学生担心十中和铁路运校西派增援,赶紧撤离,将小Z送医院。医生抢救后说:“小伙子再迟些送来,就没命了。”

外语学校附近,有两所规模较大的学校:西安市第十中学和西安铁路运输学校。两校西派势力强大,高中生团伙各霸一方,而且手中有枪,对我派威胁太大。

不久,更让我们紧张的事件发生了。“文革”伊始,省建一公司正承建新教学楼,工棚搭在篮球场旁。一天,东派一工人(江苏籍),途经铁路运校门口,被西派武斗队员认出,上来追打,一看追不上,端起小口径步枪,一枪打中工人大腿动脉。他一路喷着血拼命奔跑,跑出一百多米,便一头栽倒丧命。

为死难工人办完丧事,省建一公司东派全副武装进驻外语学校,扩建工棚,筑起工事,架上机关枪,各式长短枪摆在床头。那时,校园白天显得平静,入夜,武装工人四处设岗,通宵巡逻。夜半,死难工人妻子常放声嚎哭,用苏北乡音呼唤丈夫,声声凄厉瘆人。

西安武斗气氛越来越浓烈,有天夜里,我正熟睡,突被伙伴摇醒:“打起来了!”站在宿舍楼檐廊,听到城区方向传来密集枪炮声,夜空不时有信号弹升起,并有曳光弹划过。

我们也开始备战,宿舍不敢住了,以教学楼三层西侧两间办公室为据点,在隔墙凿一门洞,改成里外间,用架子床将里屋门堵住,架起床板,将窗户封死。与此同时,我们与省建一公司东派连手自保。这时期,我先后结识济尔、老关等工人,从他们那儿讨得几枚军用手榴弹,每天别在腰间。

为阻吓学校西派,一天,我挎上老关的三八步枪,在校园招摇一圈,站在工地二层楼板,瞄准远处的跳箱打了一枪。下去一看,子弹洞穿跳箱,两边爆出白色木茬儿。这招很奏效,过两天,校园清静许多,西派男生大多不见踪影儿。

手握驳壳枪,在校果园边作射击状

5月底一天晚上,老关挎着枪来找我们:“今晚,我们去搞枪,叫上你们几个。”他们根据情报,获知长安县武装部将枪支弹药藏在太乙宫镇。当晚十点左右,我们三个同学在校门口与工人会合,共三十多人,分乘两辆卡车,一辆救护车,直奔太乙宫镇。领头的是“独眼龙”,高个儿,一只眼瞎,眼窝陷得很深,模样凶悍。

 

初夏的夜晚,稍有凉意,车往南行,路灯愈来愈稀,后来一路漆黑,只见两柱车灯颠簸照着。距太乙宫镇约一里处,我们下车,沿公路旁树林前行,靠近镇边停下。老关递给我一把钳子,命我爬上电线杆,剪断电话线。我爬上去,电线很粗,拼命转着手腕,才将电线拧断。不远处的洼地,蛙声鼓噪,独眼龙蹲在树林间,给众人分派任务。

临近半夜,探路的回来,说镇里没动静。独眼龙一摆手,我们就出发了,猫着腰沿麦田潜行,接近镇子,只见一条窄街,几盏昏暗街灯,阒无一人,远处不时传来几声犬吠。队伍打头儿的叫刘振邦,小个儿,精瘦,胆大手黑,据说单位西派最怕他。靠近武装部围墙,独眼龙一挥手,两个工人手搭手,让振邦踩着托起,他把住墙头,一翻而进。不大一会儿,铁门闩响动,大门开了,我们拥进院子。振邦握着手枪,顶住守夜人的腰,让他打开仓库铁皮门。那人抖得厉害,手中一串钥匙哗哗直响。

那人正摸索找钥匙,忽听院外“砰!砰!”两枪,寂静中,感觉枪声很脆。老关冲进来,大喊:“中埋伏了!”独眼龙大吼:“快撤!”大家慌忙往外冲,我跟着逃出,往右手一瞥,远处人影儿闪动,一个黑影儿立在当街,亮光一闪,又是“砰”的一枪。

接着,枪声渐密。突然,一个制高点响起机枪,一梭子打过来,嗖嗖直响,在头顶掠过。老关在我旁边疾呼:“快跑!贴墙跑!”我压低身子,贴土墙跟众人朝镇外疯跑。子弹打在墙头,啾啾乱叫,土渣落在头上。老关跟我落在最后,他不住地催我,跑得我心都快跳出来。逃出镇子,沿着庄稼地跑,远远看见卡车已经开走,救护车在等我俩。

看我们跑近,救护车就开动了。独眼龙大吼:“快上!快上!”老关跳上车,我加快步伐,一脚踏上车沿,老关顺势一拉,我就栽进车里。瞬间,独眼龙手中的捷克机枪响了,哒哒哒,哒哒,火舌喷出,弹壳卡卡乱跳,落在一旁。救护车越开越快,进入城区,已是下半夜。街灯昏暗处,仍有贴大字报的,围观的。回到宿舍,我们都懊丧不已。事后听老关说:“走漏了风声,人家早埋伏好了,等着逮咱呢。”

从武斗到战斗

5月下旬起,东西两派在泾阳一带激战,劫了“三零二”战备军火库。据传,库房洞开,方圆数十里百姓,拉着架子车运输,致使枪械弹药大量流散。6月1日下午,老关把我叫到楼下,兴冲冲地说:“我们明个去外县搞枪,济尔让叫上你。”我听罢心动,便约伙伴,自上次脱险后,大家都不愿再冒险,最后说动学弟邹头,说到外县去玩几天。

邹头,中原人,貌憨厚,嗜睡,同学误以为他迷糊,其实灵性得很。邹头嗓音深沉,登台学校联欢会,一曲“我为伟大祖国站岗”,令少男少女刮目,人称外校“双江”。

同行有老李、老关、济尔和老赵。老李是单位东派的头儿,人称“李司令”,浓眉下,目光深沉而冷峻,一脸络腮胡,刮得铁青。此行由他驾驶一辆崭新的军用卡车,据说是从二十一军劫来的。老关中等个儿,壮健,方脸,眼神炯炯。他原是唱秦腔须生的,架子好,说话时右手总在胸前比划,像在撩髯口,因败了嗓子,改行当了架子工。济尔身长偏瘦,显得腼腆,老关说:“别看这货蔫儿,胆子大得很。”平时,他走到哪儿,都带着双枪。一次,进学校果园东边的茅厕,刚一蹲下,一支五四式手枪“咣当”一声落地,把一旁蹲坑的师生吓一跳,提上裤子就走。老赵是苏北人,面容白净,说话细声细气的,那位死难工人是他的同乡,每次提及,都难掩悲伤。

第二天上午,我们乘车出发,因东西两派正在泾阳一带作战,各团伙地盘犬牙交错,我们不敢冒险,于是,经咸阳、永寿、彬县绕行。驶入彬县境内,听说当地两派 – “三司”与“359”交战,在西兰公路设障劫车,我们便绕开县城,顺土路进入淳化县境,擦黑儿驶抵安子哇煤矿。东派矿工将我们引到灶房,让厨师下面。我们饿极了,蹲在灶旁,吞食两碗半生不熟的面条拌辣子。

次日晨,我们由当地人引导,沿着土路,开到淳化县城关镇外。县城坐落冶峪河西岸,南北走向,夹在东西两塬之间。“淳临指”与“淳联总”自2月下旬发生枪战,一直打到6月,先后有五十多人丧生。我们到达时,西派占据县城,而东派将县城围困,双方对垒已月余。 

 

李司令决定,我们留下参战,等摸清情况,再去泾阳。入伙当天,我们就换上靛蓝色布军装,领到武器。李司令参与指挥,佩带二把盒子,老关、济尔和老赵挎上半自动步枪。我与邹头领到七九式步枪,每人十来发子弹,三颗自制手榴弹。

起先,我们的任务是押运“军用物资”,从方里、润镇、铁王等粮站拉油、面。一天夜里,卡车行驶在崎岖山路,大雨如注,我们披着化肥口袋,蹲在车厢。突然,车轮打滑,一个急刹车,惯性将我们摔向车帮。只听李司令大喊:“下车!下车!这边下!”我们从车帮翻下,一看就惊出冷汗,卡车右后轮已悬空,下边是深谷。李司令披件军用雨衣,叼着烟嘴儿,纸烟已让雨浇灭,满不在乎地说:“你们离远些!”又钻进驾驶室,一阵轰鸣,车冒着黑烟转回泥路。在山路行车,此类险情时常遇到,渐渐地,我们也历险不惊了。 

过了十来天,我们加入武斗队,驻守食品厂据点。我在土堡放哨时,常从射击孔瞭望对方阵地:老城南门,以及城墙筑起的工事,人影匆匆。有时,我跟着巡逻队,攀上城边土塬,眺望县城里巷,不敢靠近塬畔,怕遭冷枪。

当地东派人员混杂,总指挥是抗美援朝老兵,断臂一侧,袖筒摆荡着。副总指挥是兰空退伍军官,有时披件旧呢子军装。他俩常来前线,俯身细看地图,不时举起军用望远镜,朝县城方向观察,那架势,很像战争片中的将军。

武斗队员多为退伍军人、民兵和学生,还有内战时期的冤家对头。班长老王头,老八路出身,号称“神枪手”,冷枪极具威力。老汉长得干瘦,没事就擦三八大盖和子弹,每发子弹都擦得锃亮。我们一同放哨时,他常一手握枪,一手捋山羊胡子,唠叨光荣历史:“想当年,咱的打爷台山,山头让国民党占了,狗日的架机关枪打,咱有啥?长短枪,大刀片子,从夜里打到天亮,一茬一茬往上冲,死多少人,才把山头拿下。”老汉边说,边从哨位瞭望口朝外看,不时将枪架起,瞄上一瞄,回头笑说:“那边的都怕我。”

机枪手姓李,胡子拉碴的,坐在一旁不住点头。他是河南人,曾在国军当兵,落户淳化。众人闲聊时,他闷不做声,一个劲儿地擦拭机枪。听说,他的点射打得很准。一次,他听说我们开车路过铁王,就提出跟车,顺便回家看看。他家离土路不远,土崖上打两孔破窑,门口卧条老狗,见了生人也不叫。窑里黑忽忽的,他老婆见来了客,到处寻摸吃的。我们说不忙了,拿起瓢,从水缸舀水喝几口。机枪手带着歉意说:“今年收成不好,我进了部队,能给屋里省些口粮。”

淳化地处渭北黄土高塬,境内沟壑纵横。世道一乱,当地赌博成风,赌档设在沟壑,难以禁止。东派指挥部经常组织抓赌,充当军饷,每当此时,武斗战士个个踊跃。一天刚吃罢午饭,济尔说下午抓赌,我们备好枪械,就分乘卡车出发。车行在山道上,尘土飞扬,不一会儿,战士已成土人。卡车停在背阴处,我们下车,分兵将山沟围住。攀上塬顶,爬在塬畔往下看,树荫下聚着赌徒,一堆堆如蝼蚁,窑洞口摆着吃货摊,烟气缭绕。

埋伏近半个钟头,只听“啪”的一声,信号弹升起,顿时杀声四起,枪声回响。赌徒一哄而散,满沟乱窜。我推上子弹,端起枪往下瞄,济尔大喝:“朝天开!”我朝塬上乱放几枪。身着靛蓝服的战士持枪冲下,济尔挥手,让我跟住。他迅捷而下,转眼间就到一排窑洞前,冲进窑洞,一手端枪,逼着七八个赌徒举手靠墙,一手掀起炕席,抓起乱放的毛票儿、块票儿,塞入裤兜,喝令赌徒掏空口袋。我俩又搜索两孔窑洞,他搂起土炕上的票子,往裤兜装,也给我口袋塞一把。以后,我们就用那钱买烟抽,去河滩瓜地和果园,大快朵颐。

转眼到了7月中旬,指挥部下达命令,各战斗队做好攻城准备。我对老关说,我和邹头还没扔过手榴弹。于是,老关带我们上塬,从弹袋掏出土造手榴弹,旋下木柄底盖儿,将拉绳环套在小指上,用力往沟底一甩,“咣”地一响。我俩一口气将所发手榴弹全都扔出,回来又领了几枚。 战前动员时,我报名参加突击队,济尔瞪着我:“找死啊,你?万一出了事,我咋给你家人交代!” 

午夜时分,攻城战打响,三颗信号弹从东塬升起,小钢炮、轻重机枪从正面及两侧塬上齐射,东侧佯攻,突击队从南关猛攻,把土造炸药包架在南门城墙下,企图炸开缺口,突袭县城。我们半跪在土堡里,与“神枪手”一起,朝县城方向射击。遥望县城,夜空下,爆炸的闪光、流弹的曳光越发密集,对方机枪扫射,不时有伤员抬下。混战到黎明时分,双方不分胜负,枪声渐息。

攻城受挫,双方又呈对峙状态。此时传来消息:陕西省革委会做出《关于坚决贯彻执行“七月三日布告”的决定》。七三布告是中央针对广西地区武斗升级发布的,但刚一发布,7月19日,东西两派就在西安白家口一带爆发大规模武斗,死伤数十人。7月24日,中央针对陕西省武斗升级的危局,发出“七二四布告”,重申“立即停止武斗,解散一切专业武斗队,拆除工事、据点、关卡。”

获知消息当晚,老关与我们商量:“咱们出门多日,该回去了。”我们决定,观望几天再说。几天前,武斗队一个学生兵没事摆弄勃朗宁手枪,不慎走火,子弹射穿脸颊而死。天热,隔天就发丧,场面悲哀,数个武斗队员抬一口白茬棺材,后面跟着亲友,白布缠头,一路嚎啕。白幡儿高扬,上书“壮志未酬”、“为有牺牲多壮志”等豪言。

那把勃朗宁手枪因此成不祥之物,用红绸包住,插入牛皮枪套,挂在指挥部门边衣架上,无人敢碰。我每次路过那里,都多看几眼,心想冒险一场,没能缴获一把手枪,心犹未甘。因此,离开队伍前一天傍晚,我在指挥部附近徘徊多时,最后心一横,趁周围无人,闪身进去,将手枪从枪套拔出,攥一把麦草,用红绸子裹住,塞入枪套,扣上金属卡。返回营房,我抽出弹匣,里面压满子弹,扣上保险,用背心将手枪包住,藏在挎包底部。第二天吃罢早饭,老关、老赵、邹头和我换装后出发。因老李与济尔坚持留下,我们无车可乘,便选择东派控制的防区,徒步返回西安。后来,听说老李因枪伤而逝。

我们沿冶峪河漫滩往山外走,经石桥到口镇,在瓜地买了两个西瓜解渴,继续前行出淳化。每当经过武斗队据点和哨卡,我都很紧张,惟恐搜身。到达云阳镇时,当街到处是棉包筑起的工事,摆着迫击炮,还有拖拉机改装的土坦克。据说,半月前,双方曾在镇南门外激战,死伤惨重。当晚,我们借宿云阳中学,教室灯火通明,住满武斗人员,有的腰别手枪,擦拭半自动步枪;有的为转盘机枪装弹,弹盘袋堆放一地。女学生们挎着半自动步枪,走起路来雄赳赳的。

由于白天赶路,酷热难耐,目标也大,于是,我们决定,绕开泾阳县城夜行。半夜,老关叫醒我们,催促上路。那晚天清气朗,繁星满天,泾河发了水,我们不敢涉水过河,就沿浅滩走,找到一条摆渡船。当船行至河中,忽听“砰”的一枪,从对岸射来,破空飞过。我悄悄儿地摸出手枪,上了膛,在裤兜里握住。船工将我们摆渡过河,也没敢要钱,老关塞给他一包烟。老关很紧张,不住催我们快走,走困了,就倒在田埂歇息。我先看好地形,将枪别在腰间假寐。

途径草滩时,听老乡说前方设有哨卡,我就趁野地解手之际,背着他们,用鞋带将枪绑在大腿根内侧,这样走路磨得厉害,但也顾不上了。8月18日(星期天)下午,我们终于走回学校,在篮球场边分手。我回宿舍,同伴见我就催说:“你妈来学校找过你,赶紧回家去!”我步行至北门城门洞下,觉出鞋带儿勒得大腿根疼,四顾无人,便从裤裆将枪抽出,放入挎包,回到老宅,直奔上房西屋,把枪藏在大床凉席底下,这才放下心。

弟妹们看我晒得黝黑,问我去了哪里,我谎称到外县玩去了。母亲此时在单位“学习”,临近傍晚才回家,进门就问:“几个月没回家,跑哪儿去了?我怕你出事,去学校找,同学说你去外县了。外边这么乱,还敢乱跑?”母亲哪里知道,儿子在外参加战斗,还带回一把手枪。

在家歇了两天,我就返回学校,与邹头住教学楼二层,东侧楼梯口那间办公室。我白天参加活动带着枪,晚上睡觉之前,将子弹上膛,压在枕下。不过,学校里没人知道我有枪。一天,去工棚找老关,又讨了十多发子弹。

一天清晨,我醒得早,见邹头还在对面架子床下铺酣睡,就盘腿坐在床上,轻轻将手枪拆卸,用破背心浸机油擦拭,安装完毕,推上空弹匣,推套筒复进到位,扣动扳机,没想到膛内有子弹,“砰”的一响,子弹击穿床头,打入墙体,顿时,木屑、水泥碎渣乱蹦。邹头从床铺滚下,惊呼“咋啦?”见我手中持枪,吓得脸色煞白,我连忙将枪塞到枕下。枪声也惊动楼内的同学,大家挤在门口,惊问发生了什么?我说:“没事!”他们盯着床头的枪眼,面面相觑。午后,邹头抱着铺盖,搬回宿舍。五十年间,每回想那一刻,始觉后怕,所幸未伤及学弟,也未自伤!

工人阶级领导一切

是年8月初,《人民日报》刊载特大新闻,题为“最大关怀,最大信任,最大支持,最大鼓舞,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永远和群众心连心。”原来,毛泽东将巴基斯坦外长赠送的一篮芒果,转手给“首都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以示支持。当年,国人愚昧,不知芒果为何物,奉若圣果,一时疯魔神州。等御赐芒果复制品传到西安,数十万工人沿街恭迎。工人阶级备感荣光,顿成新宠。

8月25日,中央联合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企图利用工人整治学生。9月中旬,西安昆仑机械厂十多个男女工人,身穿崭新深蓝工装,头戴劳动布帽子,昂然开进学校。他们一来,先接管档案室和革委会印章,俨然领导一切,整日红宝书不离手,言必称“毛主席派我们来!”

工宣队进驻时,西安地区东西两大派组织已相继解散,但我们很快发现,工人师傅们分别来自东西两派,指导员是西派的,队长姓随,山西人,属东派。工人师傅大权在握,便开始整人,但让人明显感到,他们整人也派性作祟。

某天上午,指导员把我传到办公室。只见他跷起二郎腿,坐在那儿吸烟,吸了一会儿,才慢吞吞地问:“你的枪,啥会儿上缴?”我装胡涂:“啥枪?”他腾地站起来,瞪大眼睛,手指着我大喝:“你说啥枪?你,私藏武器,该当何罪?”我年少气盛,毫不示弱,也手指着他大声问:“你说,我该当何罪?”说着将右手插入裤兜拔枪,他脸色骤变,支吾起来。随队长赶紧从里间跑出,将我劝开。

事后,东派革委会副主任找我,见面就说:“你胆儿也太大了,敢跟工宣队作对,小心打你现行反革命!”下午,随队长把我叫到办公室,关上门,操醋溜普通话,劝我赶紧上缴手枪:“再拖,性质就变了,我也莫法保你了。”当时,西安警备区正勒令各群众组织“迅速主动上缴武器,违期不交者,将以对抗‘七二四’布告、私藏武器论处。”我想,好汉不吃眼前亏,答应明天一早缴枪。

伙伴们说,从未打过枪,想试上一把。于是,等太阳偏西,我们上教学楼顶层教室,西北朝向,我将子弹推上膛,让他们隔窗朝天放,一人一枪,将子弹打完。第二天上午,我去工宣队办公室,从裤兜掏出手枪,往办公桌上一放。随队长小心翼翼地问:“枪里有子弹莫?”我说:“全打完了!”他气得没说话。指导员铁青着脸,挺着脖子坐在一旁,冷眼看我。

工宣队开进学校,结束了校园无序状态,接着,就掀起“三忠于四无限”高潮。所谓“三忠于”,就是“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而“四无限”则是对毛主席及其思想和路线“无限崇拜,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忠诚。”工人师傅落实“三忠于四无限”最有创意,举凡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读、忠字舞、忠字台、红海洋等,都搞得有声有色,远远超过“文革”初期的崇拜。 

当年,各单位为表忠心,争相在院内竖立水泥毛塑像。外语学校庙小,财力不济,建不起钢筋水泥塑像,于是,革命师生动手筑起水泥照壁,美术席老师执笔,精心绘一幅“毛主席去安源”,两侧用毛体分别写着: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这堵照壁便成为全校师生的圣地,每天清晨,工人师傅必率领全体师生,肃立照壁前,手举红宝书,祷祝寿、念语录、唱颂歌。

饭厅南墙贴了幅宣传画:“毛主席挥手我前进”。饭前,师生必三五结伙,端立像前,一手拿碗筷,一手举红宝书,背一段短些的语录,好去打饭。吃罢早饭,各班“天天读”,集体朗读“老三篇”,背诵“老三段”,然后,由师傅主持“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革命师生争表忠心。“晚汇报”之后,师生们不分派别和少长,由女师傅领舞,踏着节奏“毛主席的光辉,嘎拉亚西若若”,在照壁前大跳“忠字舞”。舞蹈动作简单,类似藏族甩袖舞姿,杂以红卫兵造反舞。天越黑,跳得人越多。

一天上午,全校师生正大扫除,忽从饭厅东侧平房传来号哭:“最最敬爱的毛主席呀,我有罪!”接着哭声阵阵,赶过去一看,屋里屋外,男女学生跪地,围着女师傅哭。原来,女师傅奋力扫除,长柄笤把一挥,将窗台上供奉的红太阳石膏像打翻,碎了一地。女师傅受惊大恸,在场的学生也吓坏,跪下就哭。此时,指导员赶来,拨开人群,愣怔片刻,便指挥大伙儿,小心将碎片捡起,捧着出去,不知丢到哪里了。

平静日子没过几天,校园又扰攘起来。革命师生在工宣队领导下,掀起“斗、批、改”高潮,没等大家明白怎么回事,风头突变,转入“清理阶级队伍”高潮,12月初,又进入“一抓三破”高潮。所谓“一抓三破”,就是“抓现行反革命,破反标、破反革命集团、破敌特。”工宣队握了这把尚方宝剑,气焰愈炽,动辄将人打成“现行反革命”,一时间,人人自危。

当此时,谁往剑口上碰谁倒霉。一天上午,工宣队获知,英一班教室黑板出现反标,工宣队师傅连忙上二楼,只见黑板上白粉笔写着:Long live Chairman Mao! 旁边画一柄匕首,刀尖下滴着血,红粉笔画的。师傅看不懂洋文,围观学生翻译,写的是“毛主席万岁!”师傅立断,这是大案,立即布置学生保护现场,从该班查起,几经询问,便破了案。原来,书写Long live Chairman Mao者,是某军干子弟,为一表忠心,而随意画匕首者,是同班小T,西派的,于是,工宣队把他打成“现行反革命”。

那年头儿,“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男生追求的风尚,是头戴一顶国防绿军帽,帽顶还要折出棱角。一时间,满城抢军帽成风。某晚,俄二3个男生因抢军帽,与一工人斗殴,让公安局新城分局抓获,交工宣队处理。平时,此类事端,严肃批评了事,但在“一抓三破”期间,师傅们“阶级斗争”那根弦绷得紧,凡事都往“新动向”上联想。他们连夜突审三人,连诈带唬,小F招架不住,供称:自己某日闲来无事,蹲在篮球场边,拿根树枝在地上乱画,一不小心,画出“打倒毛泽东!”。此话一出,工宣队师傅当场定性,第二天便逐级上报,市革委会政工组人员见多识广,认为此类事件多有发生,最后一查都是冤案,遂以查无实据,“嫌犯”年轻无知,将案宗退回。但工宣队师傅不依不饶,自行宣判小F“现行反革命”,关进劳改队。

没过几天,同班Y某健忘,瞅见绿军帽眼热,竟抢了现役军人,结果,自己戴上“现行反革命”帽子,进了劳改队。“文革”高潮时,东西两派争贴大字报,以覆盖对方大字报为快。据说,某日,西派小L贴大字报,误将东派所贴红太阳盖住一半,遭到暴打;还据说,小L认为,“对毛泽东思想也要一分为二”,结果沦为“现行反革命”。

某日,英一班开批斗会,邹头嗓门高,负责领喊口号,振臂高呼:“打倒毛主席!”全班惊愕,见无呼应,又急喊:“打倒毛主席!”仍无回应,方惊醒高呼:“打倒刘少奇!”后事,在场东派同学和工宣队保邹头,让他逃过一劫!

工宣队为扩大战果,又将运动推向新高潮:“抓紧清理阶级队伍,狠抓现行,猛揪黑手。”此前,当局批发《新华印刷厂在对敌斗争中坚决执行党的“给出路”政策的经验的报告》(中发 [68] 165号文件),宣称,厂革委会“在驻厂八三四一部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帮助下,一鼓作气,决心把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进行到底…… 为了挖掘埋藏得更深的阶级敌人,厂革委会发动群众,对一些有怀疑的人,大搞‘四查’:查来路,查档案,查表现,查历史。”

最让师傅们津津乐道的,是对敌斗争五条经验中的两大“法宝”:一是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拿在革命群众手里,至于何时给何人戴上,取决于某人是否坦白交代,重新做人;二是“引而不发”,即革委会在第一次对敌斗争大会上,有意点出早已揪出敌人的名字,然后“交代政策,指明出路,”而未点某敌特,让他误以为革委会不知情。在第二次对敌斗争大会上,革委会布置革命群众坐其身后,突然将他揪出,打他个措手不及。据说这两大“法宝”,可让“那些还想蒙混过关,抱有幻想的阶级敌人,坐卧不安。” 

师傅们把新华印刷厂的经验学到手,就付诸实践。在第一次对敌斗争大会上,随队长先念语录,然后喝令:“把阶级敌人押上来!”遭难的领导、老师和学生鱼贯走上礼堂舞台,垂头挨训,然后又在口号声中下台。随队长晃着红宝书,操着醋溜普通话,絮絮叨叨大讲政策。

时隔几天,第二次对敌斗争大会召开,走近礼堂,顿感气氛紧张,门口全由工宣队指派的积极分子把守,主席台上方悬着横标,上书“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台上,革委会成员坐成一排,都绷着脸;台下,师生进场后,都悄然落座,没了往日的嬉闹。大会还没开始,人人惶恐。

随队长照例先念语录,念罢,一边宣讲党的政策,一边扫视台下,师生无不敛声屏气。突然,他再次环视会场,大喝一声:“把反革命分子朱正鸿押上来!”全场震梀之际,只见朱老师身后跳起两个老师,一人扭住他一条胳膊,推推搡搡地将他押上台。朱老师身着深蓝翻毛领棉外套,一条暗色格子长围巾搭在脖上,深度眼镜没了,眼睛凸睁,失魂似乱看。在场西派师生惊恐不已,东派师生长舒半口气。

接着,随队长罗织朱老师的罪名:原来他出身地主,父亲是“阶级异己分子”,“文革”之初,他名为“造反”,实则反党,曾写下二十多万字反党小说,为其父翻案。“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大发明。”随队长引用语录,并号召全校革命师生掀起一个大揭大批高潮,然后领着高呼:“不获全胜,决不收兵!”朱老师在口号声中被押下。此后,每次召开对敌斗争大会,大家都不免往身后偷看,是否坐有积极分子。

不久,革委会有人透风:说工宣队西派师傅因我们几个参与武斗,又很“张狂”,最想把我们打成“现行反革命”,正收集证据,让我们小心为妙。我们私下分析,工人师傅专捡软柿子捏,想整我们,但也发怵,认为我们是亡命之徒。当时,省建一公司原东派工人仍然驻校,他们也属工人阶级,力保我们。济尔听说我处境不妙,某天上午,把我从会场叫出,对我说:“谁找你麻烦,言传一声,看我收拾狗日的。”

12月下旬,工宣队为深挖细找,突然宣布,开办两个“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一个设在本校,一个设在西安交通大学,让东西两派师生背对背,互相揭发。我被编入交大学习班,临分手,我对留校伙伴说:咱们要顶住,别相互乱咬。

冬至那天,我们三十多个东西两派师生前往交大,男女分宿两间大教室,还有一间教室辟为“学习班”。每天天未亮,我们就由工宣队师傅领着,齐集交大广场,恭立毛水泥塑像前,高举语录“早请示”。吃罢早饭,集体学毛选,或轮读“两报一刊”社论,接着,分组交代问题。看到有人“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林彪语录),淋漓地自我解剖,哭得失声,我虽受感染,但心里清楚,若要避祸,交心要避重就轻,护符惟有红宝书,先背得烂熟,无论发言,还是检讨,先用语录开道,随后稍作自我批评,再逐条反驳对方的揭发。

当时,交大工宣队也“一抓三破”,提出“大干十二月,彻底清理阶级队伍”,恐怖气氛笼罩校园,不时传来自杀的噩耗。12月26日凌晨,天格外冷,工人师傅催促我们早起,黑暗中列队,去毛塑像前表忠心。那儿人影憧憧,一拨一拨地早请示。轮到我们时,大家端立,由俄语刘老师领读语录,然后激情高歌:“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我们有多少贴心的话儿要对您讲,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对您唱……”

吃罢早餐,返回教室路上,天色朦胧,见灰楼前围一堆人,凑近一看,排水沟旁,一位老者倒血泊中,脑浆溢出。他身穿旧蓝色棉袄,外露的胳膊灰白,干瘦的手中,还攥着半拉馒头。议论纷纷间,上来几个工宣队员,分别抓住老者的四肢,合力一甩,“嗵”地一声甩上卡车,人们无声地散去。

元旦过后,“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草草结束,因为,12月22日,《人民日报》又传达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西安乃至全国掀起“上山下乡”高潮,我们因去留未定,在迷惘中等待。

1969年腊月,某天凌晨,我正缩在被窝儿,半睡半醒的。突然,宿舍房门大开,一股寒气袭来。“朱正鸿跳楼了!”有人大叫一声,就跑开了,楼道传来杂乱的脚步声。我们赶紧穿上衣服,疾步下楼。天还未亮,校园里人影摇曳,都往教学楼后西侧跑去。一盏昏暗的灯下,人们围着说话,凑近细看,一滩血已凝固变黑,一个“黑帮”正端着一簸箕炉灰,倒在血迹上。听监督“劳改”的老师说:一大早儿,分派朱正鸿打扫三楼厕所,没承想他刚上去,就跳楼了,工宣队员押着“黑帮”,用架子车拉去抢救。天亮后,听说拉到半路人已气绝。

朱正鸿老师,摄于1967年12月17日

 “文革”前,朱老师教我班语文。印象最深的一节课,是他操关中腔讲柳青的《梁生宝买稻种》。朱老师从陕西师大毕业,才二十一岁,分到外语学校教书,课余时间埋头写作,曾撰写两篇文章,一篇有关杜甫的三吏三别;一篇与冯其庸商榷李杜的文学地位,曾投稿《文艺报》;还创作一部二十多万字的小说。1968年末,清理阶级队伍时,工宣队深挖细找,此时,与朱老师同舍的老师告发,说他藏有一沓儿小说手稿。工宣队用“引而不发”的手段,将朱老师揪出,逼他交出小说稿,他说稿子已销毁,因而罪加一等。

朱老师走上绝路,还因他被揪之前,正在热恋。此前,他因高度近视,几次恋爱,几次失败。这次,老同学给他介绍了一位农村姑娘,已发展到谈婚论嫁,万没想到,约会女友前一天,突遭关押。绝望之中,他用玻璃割脉,但割开的是静脉,被里沾满血迹。劳改队有人报告,工宣队员押着他到医院去包扎,走到北关正街,路面结着冰,见对面开来一辆公交车,他突然撞上去,所幸汽车及时刹住。为此,朱老师还写了《自我检讨》,贴在饭厅,说自己被揪出,“感觉政治上没有前途……婚姻断绝,对未来失去信心”云云。工宣队为防止他再度自杀,劳役时派人监督,但他还是趁人不备,愤而跳楼,年二十七。

朱老师自杀身亡后,工宣队隔天召开对敌斗争大会,将这一事件定性为“自绝于党和人民”。因他“文革”中造反积极,充当西派“军师”,树敌不少。东派师生大多幸灾乐祸,认为他“死有余辜”。 

过了几天,夜半起了北风,呼啸声中,我们几个缩在被窝里闲聊。忽有人提起朱老师,大家沉默半晌。“朱正鸿的魂儿可能正在果园游荡呢。咱们斗过人家,鬼魂会不会报复?”一个同学问。大家于是争论世间有无鬼魂,又打赌谁胆儿最大。“谁胆儿大,去教学楼后走一圈?”于是,一个同学自告奋勇,从门后拿起铁簸箕和笤帚,去楼后撮了些炉灰,端回宿舍放到地上。大家从被窝伸头,看着沾血的炉灰,半天没人说话。

补记:

1969年春下乡,我与邹头落户之乡临近,但从未谋面,再以后,邹头招工去宝鸡,我浪迹江湖,分别四十年。2009年夏,我返西安,约他在书院门见面,等了一会儿,见邹头远远走来,左顾右盼,我迎上前去,一把握住他的手,手粗如锉刀,我便知,这些年,邹头老弟过得辛苦。2018年8月,我回西安,本想约邹头去淳化旅游,共话当年,得知他卧病,无法同行,甚憾甚憾!

淳化战斗五十年后,我独自重返渭北土塬沟壑区南缘,走进当年东派未能攻入的老县城,望着承平之世,街头漫步的游人,不禁感慨万千!

1972年暮春,我入陕西师大读书,济尔、老关还来看我。不知他们现在何处,念之惘然!

_跨过甘泉湖索桥
_

沿石阶攀上土塬,眺望老县城

当年,东派阵地位于照片左侧绿树掩映处,双方对峙的沙场已辟为广场

老县城南门已拆毁,重建仿宋城楼

2018年8月修改

成小秦专页

成小秦:李家塬三孔窑,

我度过此生最艰难一年

成小秦:潜伏者王敦瑛,

苏联克格勃西安情报员

成小秦:大舅出狱记

成小秦:父亲与他的西南联大同学们

成小秦:父亲与他的同学和同事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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