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丨成小秦:乱世三记,串联、静坐、武斗及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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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简历

_成小秦, 1951年出生于河北秦皇岛,1954年随父亲调西安,1964年考入西安外国语学校。__1969年春,插队麟游县桑树塬公社,务农三年,1972年春,作为“可教育好的子女”,入陕西师范大学外文系读书。__1975年毕业留校教书,1978年赴英国留学,1980年毕业于爱丁堡大学英文系,此后十多年,先后在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机构从事翻译。_1995年调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书至今。

原题

乱世三记

**作者:**成小秦

(一)

扒车进京记

1967年1月底,国务院突发通知:全国“春节不放假……展开全面夺权斗争”。其时,上海“一月风暴”席卷全国,西安地区的群众组织,几经分合,形成东、西两大派。“东派”以西安交大“文革总会”和“工总司”为主体;“西派”由西军电、西工大造反派与“工联”领头。

校园陷无序状态,东西两派都厌倦了口水仗,百无聊赖,各自厮混。我在家闲着无聊,也无心读书,便返回学校。

7月初某日,好友王哥邀我扒车进京。所谓“扒车”,即不购票乘坐客车,或攀上敞口或闷罐货车,前往目的地。我俩出发时,各地两派因夺权而武斗,全国濒于内战。

第二天,我们退了当月饭票,揣着现金和粮票,背上挎包,等天黑溜进西安东站,在车场轨道间穿行,找到一列东进的货车。铁门把手挂着卡片,标明开往郑州,轨道信号灯也显示发车。闷罐车门都已铅封,我俩就扒上一节敞车,坐煤堆上。哪知车一开行,周围起了煤尘,火车头不时喷出黑烟,呛得人透不过气,接着火星儿落下,浑身灼热,赶紧从挎包掏出长袖衬衫,蒙住头蜷缩。

等火车停渭南站,赶紧从侧板翻下,往车尾跑,见一节闷罐车门留着缝,推开就上去,里面坐着几个乞丐,一人守个布袋。一个老汉站起,解开布袋,沙着嗓子说:“吃馍!吃馍!”我摆摆手,用力推上车门,与王哥相互靠着,在黑暗中睡去。

眯糊中,忽听外面人声嘈杂,紧接着,车门哗的一声拉开,手电筒光往脸上乱晃,几个铁路工人,头戴柳条帽,举着长矛,喝令我们下车,放走乞丐,把我俩带到值班室,严加盘问。得知我们是学生,又问哪一派的,我们谎称逍遥派。工人口气稍缓,叼着纸烟:“咋着,小命不想要了?赶紧回去!”

我们满口答应,等走出他们视线,又溜回闷罐车。借着昏暗灯光,见站牌标着“洛阳东”。我们铺上报纸,倒头昏睡。等列车再停,铁门拉开,天已大亮。车门外站着十多个工人,戴柳条帽,手持长矛,红袖章标“二七公社”。他们见是中学生,命我们赶快离开车站。

郑州站是枢纽,轨道密布,列车群集。我俩沿轨道往外走,跨过两道,就迅速躲进一列货车底下,两边列车不时启动,哐当一响,让人心悸。猫在车轮后,蹬住枕木,紧张地等着。左边,工人沿路基巡逻,矛柄不时触击碎石,硁然作响;右边,上行列车喷着蒸汽。

汽笛鸣叫,列车启动了,王哥挥手:“上!”我俩一登脚就冲出,沿路基拼命跑,闷罐车门铅封着,我们就追罐车。王哥身高腿长,跑得飞快,像铁道游击队员那样,飞身跃上罐车,大叫:“快!快!”列车加速了,我一把抓住扶手,身体荡起,右膝碰上脚蹬,王哥抓住我的手臂,站稳在走板上。我俩攥着栏杆,移到罐体前端,一人抱住一边栏柱。这时,我才觉出膝盖隐隐作疼,一摸出血了。火车通过黄河大桥,往下看,轮轨锃亮,桥跨一节节闪过。不时,几声长鸣,下行列车呼啸而过,我们紧紧抱住栏柱。

车到新乡,王哥说:“这车太危险了,往客车上混吧!”我们沿铁道走进火车站,找个水龙头,洗去煤尘。等一列开往北京的客车进站,旅客纷纷下车购物,我俩趁机混上车,在靠门地方坐下打盹儿。才觉眯糊一阵,就被摇醒,睁眼一看,两个解放军战士立跟前儿,戴着红袖标:“查票!”我谎称票丢了,他们押我下车,我转身往车厢看,王哥站在厕所边,给我使眼色。在安阳车站,我蹲在盲流中,熬到黄昏,借口上厕所,跳下站台,穿过轨道,爬上另一站台,混上开往保定的短途列车。

夜半时分,列车驶抵保定,我顺着人群出站,想买些吃的,刚出栅栏门,就见人群乱跑。我看情况不对,马上折返车站,遇到一位巡道工,上前打问。他说外面两派武斗,指着一列货车说:“朝北京开的。”

曙光初起,列车驶入丰台。扒车的挤到门口,一看站台上全是军人,连喊坏了。车刚一停稳,不等我们逃走,就让军人截住,押往车站拘留所,等待遣返。

拘留所棚屋里,沿墙铺着麦草,各色盲流,或酣睡,或呆坐,个个肮脏不堪。等到午饭,我掏出搪瓷缸,排队打一份烩菜,清汤寡水炖烂白菜碎粉条,领两个杂面馒头,到院里找一长凳,刚落座,就听有人叫声同志,西北口音,扭头一看是个老汉,翘着稀疏山羊胡子,将铺盖卷儿放在一旁,怯声问:“能坐一下不?”我答道:“坐吧!”老汉一听秦腔,显出笑容,坐在一旁,浑身膻味。

一交谈,才知老汉来自宁夏,去北京告状。我说:“这么乱,到哪搭告状去?告啥呢?”老汉犹豫片刻,凑近些说:“我儿让人打死了,公社派人打的,冤得很。”说着,手指铺盖卷儿说:“儿的头在里头哩!”我心头一紧,不知是真是假,也没心思说话,就安慰几句。

匆匆进食后,背上挎包在院里转,寻找机会逃出。院子角落有一简陋茅厕,进去一看,后墙不高,墙头与房檐空儿也大。趁厕所无人,把住墙头往外一看,一条排污沟,两边杂草丛生,心里有了数,就到登记处询问何时遣返,工作人员说可能明早,有去西安的列车。

耗到黄昏,等盲流都去打饭,我慢步走进茅厕,一看无人,便咬紧牙,快步蹬墙,翻过墙头,沿堤岸撒腿就跑。等确认逃脱,边问边走,等走到天安门广场,已近夜半。不便去大姑家,于是,溜达到劳动人民文化宫,见偏殿门虚掩着,里面睡了不少人,就挤进去躺下,很快昏睡过去。第二天凌晨醒来,才发现殿里男女混杂,睡了一地。

我在花圃旁自来水管洗一把脸,就搭车去什锦花园十九号。庭园冷清,海棠挂果了。祖母拉开纱门,大吃一惊:“啥时来的?怎跟叫花子一样?”我胡诌一通。她将我叫到西厦房里屋,悄声说:“你姑陪姑父到机关接受批判去了。”

 什锦花园十九号

原来那年5月25日凌晨,中央文革小组关锋和戚本禹接见华北局机关“红色造反团”,造反派汇报时,诬称姑父张邦英是“彭、高、习反党集团的漏网分子。”关锋煽动:“对、对,应该造他的反。”不久,康生点名,要“红色造反团”与甘肃省造反派连手,彻查《刘志丹》小说涉及的黑线人物。此后,华北局造反派数次抄家,将姑父的书籍、信函、照片、字画,包括“文革”之前,我父亲赠送的四条屏《群松图》等,悉数抄走,对姑父的批斗也日益加剧。

6月,造反派十多次批斗华北局书记李立三与俄裔妻子李莎,每次,姑父都跟着陪斗。6月22日,李立三被毒打致死后,姑父成为批斗重点,每次批斗,都遭虐待。一次,在华北局机关批斗会上,造反派威逼姑父交代“反党罪行”,扬言:“关锋同志点名,说你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姑父淡定而不失幽默地应答:“我不管是‘官锋’说的,还是‘私锋’说的,我只认实,不认人,在事实面前低头,一切以事实说话。”

当晚八点多,姑姑和姑父才返家。姑父显得憔悴而疲惫,见我就问:“你爸情况如何?”我说他也在挨斗,他皱起眉头:“他有什么问题?大学生参加革命,批斗什么?”住了几天,祖母催我赶紧返回西安,临行吩咐:“回去给你爸说,把上房西屋收拾好,我在这儿住不久了。”我离京不久,什锦花园十九号就被造反派查封,姑姑和姑父每日劳役,一度遭关押,数周杳无音讯。

(二)

八五静坐记

重返校园,白天打派仗,晚上打扑克,玩“拱猪牵羊”,通宵达旦,输了就钻桌子,往脸上贴纸条儿;饿了就翻越校园东墙,穿过苞谷地,去北关正街的小餐馆吃元宵,戏称“喝猪奶”;夜深了,就撬开学校食堂侧门窗,翻入灶房,偷些馒头和食油,返回宿舍,用电炉油煎馒头片,聊作宵夜。有一段时间,学校图书馆前窗大开,书籍丢失严重,我们也从窗口跳进,捡些图书和杂志翻看,以打发时光。后来,总务科工友将图书馆门窗用砖头垒砌,盗风才息。

上海“一月风暴”后,各地造反派按照毛的部署,乱中夺权,纷纷“三结合”,成立“革命委员会”,为此,《人民日报》频发社论,什么“西南的春雷”、“东北的新曙光”,一时间,半壁江山建立红色政权,而陕西的派性争斗正酣,驻陕21军军头胡炜等焦虑万分,力促两派大联合。

此时,校园外局势日趋混乱。从年初始,东西两派为夺权而争斗,先后发生庆华厂“1·28”事件、西光厂“2·10”事件、以及红旗厂“6·25”血案。毛命令解放军支左,非但没稳住危局,反而加剧两派冲突,因为,两派都自称“左派”,而且“最忠心、最革命、最正确”,解放军支持任何一方,都无异引火烧身。7月22日,江青接见河南“二七公社”造反派,提出“文攻武卫”。次日,这一口号见诸报端,进而激化两派武斗。

7月27日,西派纠集数千人到省军区静坐,将门口高悬的军旗扯下,狂呼“揪军内一小撮混蛋”。这一口号,与《红旗》杂志号召“揪军内一小撮”的言论,如出一辙。

8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纪念《炮打司令部》发表一周年,号召革命战士“做到毛主席指到哪里,就战斗到哪里”。交大“文革总会”闻讯,当晚组织四千多名师生,前往玉祥门“支左委员会”静坐,次日,又移师建国路,占领“支左委员会”联络部大楼,宣布成立“八五”造反指挥部,散发《造反声明》,发动了“八五”静坐。

东派各路人马召之即来,郊区和外县的东派组织也纷纷增援,几天功夫,静坐群众多达十万,在建国路、大差市一带,沿街支起帐篷、布棚和席棚,插上战旗,宣传车、大喇叭日夜喧嚣。我校“红旗战团”在省作协西墙安营,团员席地而坐,聊天、打牌、睡觉。起初,大家还激昂,几天下来,就疲惫不堪,再过几天,乱象纷呈,满地烂报纸和废传单。为调动群众积极性,指挥部组织街头演讲,分派“红喇叭”宣传队,上街鼓动,不时拉起队伍,高举红宝书,跟着宣传车,沿大街游行造势,绕钟楼一圈返回。 

又过两天,我们坐得不耐烦了,于是白天静坐,闲逛,晚上返校睡觉、玩牌,日复一日,觉得索然无趣。某天,派友围坐席棚闲聊,说起“智取华山”,我说1964年曾登华山,自古一条路,险峻无比。派友听了心动,便约集七人,自称“七侠”,当晚动身,在东站扒上开往孟源的敞车,跳进一看,里面蹲着几个赤膊乞儿。等车开行,一个小乞丐解开身边的口袋,问我们:“饿不?”口袋里装满吃剩的干馒头。

在华山站下车,天蒙蒙亮,“七侠”穿过华山门,一气儿走到青柯坪。记得1964年夏末,攀登华山时,曾在这儿的茅亭歇脚,招待茶水的道姑,面目清秀白净,放下壶杯,低头退下。听大人说,她原是北京某大学学生,因失恋而出家。

太阳初升,行至回心石下,我开玩笑说:“胆小的,往回走!”派友争相攀登千尺幢,百尺峡。那年头,人们忙着闹革命,山中几无游人,挑夫也没了踪影,“七侠”一天遍历各峰,但见道观毁损,庙宇崩颓,满目惟有苍凉,记忆中美景不复存在。

 犹忆1964年夏,我考入外语学校,随十三中老师游华山,攀至北峰,道观清静古朴,香火缭绕,后殿有一眼泉水,汩汩冒出,至一尺见高壁沿,不再外溢。老道士须发飘逸,说那是天水,一次,他吐血一老碗,喝泉水治好。五毛钱一壶茶水,喝着如饮神泉。夜宿西峰,松木地板铺一床薄褥,躺下如闻松塔儿清香。起夜外出,松涛阵阵,仰望明月当空,近在咫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