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万社区工作者是如何被“逼”疯的?| 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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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或者居委会,以及里面的工作人员,在疫情爆发之后迅速切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他们是最近两年被频繁提到的人,被骂,也被称赞,有时也被当做一种象征。

但这些工作人员真的快忙疯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涌进去,有人后悔,有人迅速离职,也有人还在坚持。

我们梳理了一位年轻的社区工作者的日记。在将近一年半时间里,她经历了人口普查、文明城市创建检查、不可预期的疫情。也许可以提出一些大家都关心的问题:他们是谁?都在做什么?生活是否有意义?

文  李颖迪

编辑  谢丁

插画**  橘且**

**  1  **

该如何介绍我的这个朋友呢?一个社区工作者?一个网格员?一个直接面对人民群众的基层服务人员?

如果在你面前放一张A市地图,城市被分成了无数个网格,你将看到我的朋友在某一个网格里来回穿梭。这个网格不是一个真正的方形,而是五栋老式单元楼,两个银行,一条长约一公里的马路。网格里发生的所有事情,比如人口普查,防疫,文明城市创建,或者是哪户人家闹了老鼠,哪栋楼的灯泡失灵,路上堆积烟头,垃圾桶倒了,都与我的朋友有关。

有天她和我打电话。电话中,我的朋友用烦恼的语气说,她正在考虑辞职。她在这个社区待了十五个月。我们通话时是夜里十一点。

我说,你刚刚下班吗?

“今天还算好,你记得那时候内蒙古阿拉善盟和湖南张家界发生疫情吗,我连着一个星期凌晨三点才下班!”她说。

就拿防疫这件事来说,她最常做的就是在一个地方发生疫情后排查网格里经过那里的居民。但有时,她会接到许多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数据——没有姓名,没有居住地和户口地址,只有一串电话号码。连续一周凌晨三点下班的那个星期,她所在的社区忽然接到通知,要求排查从某地来到她所在城市的17万人中有他们区旅游居住史的人数。起因是那天某地有2个无症状感染者。通知强调,摸排要到位,要点对点摸排,手机短信微信都可以,随后要及时报告给社区书记、街道书记、副区长、区长。

那天夜里,17万条电话号码将下发给A市的所有社区。

我的朋友用生动的语气还原了那天的场景:

第一轮,下午六点,100个手机号分到了我朋友的社区,要求十五分钟内上报摸排结果。这时候还早,电话那头的人都处在清醒状态。她询问他们经过某地的时间地点,有没有来过她们社区所在的区,如果来过,具体是哪些地方,哪条街,现在住在哪儿,打算何时离开?随后,她收集答案,制作表格,上报。

第二轮,九点零六分,继续收到100个电话号码,十五分钟内上报摸排结果。她和同事都有点儿不耐烦了,为什么就不能一次性把电话发下来?但没人解释这些,大家只能在办公室集体待命,等待区里的命令下发给街道办,街道办再下发给社区。领导说,这些数据今晚都必须落实到位。

第三轮,十点左右,还是100个电话号码。

到了晚上十一点半,又来了一些数据。她有些担心,已经很晚了,那些人还会接电话吗?她和其中一个人打电话,刚开口说“你好,我是A市防疫中心的工作人员,现在有一些数据需要向你核实”,还没说完呢,对方骂了一句,你是不是有点儿神经病?然后把电话挂了。

她知道那人为什么骂她。如果换成是她在电话对面,她也会骂人。但电话还是得打。

第八轮,凌晨一点,接到通知,全区还有6000条电话,15分钟内下发。

“这就好像便秘一样。”她说。

八轮任务结束,过了一会儿,社区收到通知说,凌晨四五点还会来一批数据,不过现在大家可以先回去休息,但一定要关注群消息。她回到家,睡了两个小时就起床了,接着去上班。

挂完朋友的电话,我开始思考一名社区工作人员的日常是怎么样的。我们总在新闻上看到他(她)们,有时他们的形象并不是很正面,比如进居民家打狗,或是贴封条、上锁等等。但我们好像得承认,除去那些极端的情况,很多时候是社区工作人员维系着中国当下的防疫体系。往大了说,是他们在维系中国的网格化管理。我想知道这一切究竟是怎么进行的,于是我来到A市,和我的朋友长谈了几次。

**  2  **

原谅我必须在这篇文章中模糊掉一些信息,暂且称呼我的朋友为K,她所在的城市为A市,社区为B社区。

A市有一千多万人口。K出生在这里,也在这座城市长大。她24岁,喜欢尝试新鲜事物,比如看说唱歌手的现场,脱口秀,或是孟京辉的话剧。她没有亮眼的学历,在找工作时会面临一些现实的麻烦。来到这个社区前,她做过综艺节目的剪辑。那时她在一家大平台的节目剪辑部。但这份工作并不理想,没有五险一金,有项目的时候,她常常连续通宵一个月,也始终没有转成正式员工。她总是调侃自己在“打黑工”。脂肪迅速进攻了她的身体,她在一年里胖了大约60斤。

后来她提了辞职,有半年时间待在家里,专注减肥。当她的体重回归正常,身体的指标也回归正常时,她开始思考能否寻找一份稳定、相对轻松,能够掌握自己生活的——换句话说,一份有保障的工作。

2020年秋天,经过朋友介绍,她加入这个社区。到社区第一天,走进办公室,她看见一个贴着“群众接待”的窗口,五个座椅,窗外有两三棵松树。她并不太了解社区具体做什么工作。不过,她此前听说,社区工作就是坐在桌前喝喝茶,主要负责和群众打交道,不会很忙碌。

她签署了合同,但属于某种意义上的“临时工”。她花了很长时间才弄明白中国社区的管理体系。社区的全称是社区居民委员会,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的人民政府或者它的派出机关对居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

通俗一点说,在城市里,社区一般归街道办事处管辖——而街道办事处已经是中国行政组织体系的最末一层。根据民政部统计,截至2021年,中国大陆地区有8793个街道办。至于社区,民政部还有一组数据:中国大陆地区大约有65万个城乡社区,近400万名城乡社区工作者,平均一个社区有6个社区工作者,每个社区工作者面对350名居民。

但是,社区不算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不是公务员编制,也不是事业编制,而是按照一种“员额”制度进行管理。K如果想要成为“员额”,又需要参与区级政府组织的考试和选拔。她决定先开始工作,同时准备考试。

到岗第一天,领导给她安排了工作内容。在中国的社区,工作人员需要负责两块内容,一块叫做“条线”,负责和不同的行政机构对接,另一块叫做“网格化”,负责和居民对接。首先是条线,她第一次听说社区会涉及如此多的领域:民政、卫健、人社、司法、环保、安全生产、食品安全、党建、城管、经济发展等等。K所在的社区有十五个员工,每人要负责三、四个条线。

具体到底负责一些什么呢?如果你在K的社区办公室坐一会儿,就能在电子屏上看到如下能够在社区办理的事项:

“办理小餐饮经营许可证

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

办理城乡居民医疗保险

办理退休人员养老金领养资格

办理求职登记

办理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申请

办理申请创业小额申担保贷款

办理残疾人两项补贴申领

办理精神病人专项救助

可提供相应材料,由社区审理、街道初审、区级办结。”

在一次朋友聚会上,一个朋友问K,社区究竟管些什么?

她反问,你觉得社区应该管些什么?

朋友说,比如街上的绿植,你们管不管?

K笑了起来。“那的确是我们的管辖范围,不过如果你来,我们会接待你,然后我们会告诉你,并且说服你,为什么这棵树不归我们管。”

至于网格——K的社区里大约有一万居民,划分为十五个网格,每个工作人员负责一个网格。K负责的网格里大约有300户。她的照片被贴在五个单元楼的门口,附上联系方式:我是xx栋网格员,我为人民服务!

与此同时,网格化又和条线相互关联。我们仍然拿防疫这件事举例,每当区级或街道办下发需要处理的疫情相关事项,总是先由社区里的防疫专干(这个职责往往由负责卫健条线的人员承担)受领通知,接着,防疫专干将通知负责具体楼栋的网格员,让这位网格员去和那位该进行一些防疫措施(比如集中隔离、做核酸、做流调)的人联系。在疫情之前,卫健条线相对轻松,主要负责计划生育,做一些分发免费避孕套之类的工作。但在2020年之后,这条线的员工再也没有清闲过。

K领到的条线之一是宣传,这是一条无论何时都很忙碌的条线。宣传是一切工作中的重中之重。无论你做了什么,如果你没有“拍照留痕”(K的专业名词),那就相当于白做了。

刚上岗的时候,K抱有很高的热情。她买来一个厚厚的笔记本,将一个月内所有待办的事项整齐地列在上面。但是一年后,她对这份工作已逐渐失去了热情,笔记本上的字迹逐渐潦草,那些琐碎的事也都被她通通略过去了。

接下来,我们将通过K的笔记,仔细看看她在这十五个月里的经历。

**  3  **

2020****年11月,中国第七次人口普查

到岗第二天,领导希望K参与协助人口普查。人口普查的信息搜集需要在一款软件上完成,分为两轮。第一轮搜集较为基础的信息,比如文盲率,家里人口数,生育情况等等。第二轮建立在第一轮的基础上抽样,被抽到的居民将需要完成一个长达三四十项的调查,那份调查就更详细了。

K领到一个“人口普查员”的工作牌。第一轮,她一共需要普查340户。

第二轮,她在一栋楼的电梯门口等一位被抽查的男人。等了很久,男人出现了。K拿出表格开始记录。但也许是因为问题太多太详细,男人突然不耐烦了。

“你们为什么调查这么详细?搞什么大数据,侵犯我隐私,是不是要来查我?”男人说。

他中断调查,走回家,将门关上。K被男人突然的愤怒吓住了,僵在原地。她知道男人针对的不是她。但在那一刻,她成了这场愤怒的载体。

2020年12月 加班条

K已经学会熟练撰写宣传新闻稿。新闻稿通常不长,大约六七百字,重点是要配上清晰、角度多样和精美的图片。

这个月她几乎都在加班。她第一次填写了加班条。加班有加班费,时间累计三个小时算一个加班,一个加班30元。一整天加班就是80元。加班后需要填写加班条申请。每个月600元加班费封顶,封顶的意思是不可以到600元,最多580元。

2021年1月 “搭车”

K接到了一个让人头疼的任务。街道办下发指令,说每个社区每月必须在市级以上的媒体发表不得少于5篇报道。一旦少于5篇,将予以通报批评,同时与年底绩效考核挂钩。

这可不是一件容易完成的事。她会将一篇信息稿投到许多市级省级新闻网站,看网站的编辑是否会采纳。只有被采纳,这篇信息稿才算有效。也有简单的办法,和网站签打包合同,不过需要钱。K的领导认为这是一笔没必要的支出,K只能靠自己。她开始研究网站编辑选稿的品味,通常来说,有关老年人和未成年人的活动最容易被采纳。

K最常做的就是根据各个条线专干组织的活动进行拍照。不过,有些条线需要完成的宣传任务量实在是太重了。社区工作人员的应对是“搭车”。

比如,每当一些老年人前来参加社工组织的活动,只要旗帜和横幅到位,他们就会尽可能多给老年人拍一些照片。只要背景更换,这既可以充当志愿者活动,也可以充当文明创建的活动。社区里会互相通知,如果有什么正要准备的活动,需要搭车的专干们,准备好资料,上车。

2021年2月 点赞

K的朋友圈开始出现一些和以前很不同的内容。比如说,《幸福A城,靠你我创建!》《A城,真美!》。这是宣传专干的另一项工作内容:在网上发表评论。

她会通过一个软件完成任务,将上级要求转发、评论或是点赞的新闻链接转到她的朋友圈,转发完需要截屏向上汇报。街道负责人常常在群里看各社区汇报情况,比如,“某某社区应该完成15条,现在只完成了5条。”

K有时会请求社区其他条线的同事转发或留言。但有时指令下达得很晚,比如晚上十点,这时候,K又只能靠自己了——她为此注册了三个微博。她通常在截屏后就将那些朋友圈和微博删掉。

有一次,要求评论的链接是某晚会即将举行的新闻。其他社区工作人员回复得比较长,“跟我一起守在电视机前看吧!”但那天她很累了。她只在底下留言了两个字:“期待!”

等到过年,她留守社区值班,领到100元补贴,两桶方便面,一盒德芙巧克力。

过年时还有另外一项任务。她需要教会值班的同事们使用最新的互联网舆情系统。他们需要在网上关注本地的重点新闻,以及大家究竟在讨论些什么。然后上报。

2021年3月 志愿者

她经常需要在早晨七点半到八点,或是下午四点到五点,穿上志愿者服装去马路上站岗。事实上,真正愿意当志愿者的居民很少,大多时候是社区工作者在充当“志愿者”的角色。

K站在马路上,通常什么也不干,也不用挥舞旗子。那更多是一种象征意义,只用告诉大家这里站着一个人。有时过往行人和她开玩笑,问她是不是骑电动车闯红灯被交警抓了才会被惩罚。

她还需要上路巡查,督导社会宣传内容,比如那些公益海报宣传海报,是否污损、破旧、褪色、过时、不合时宜。

2021年4月 群众接待

K接到了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她要坐在窗口前做群众接待的工作。

K认为,群众接待才是一个社区工作者最应该做的事。无论是分发粘鼠板,办社保,去通知物业修理居民楼里的灯,把影响老年人的坑洼不平的道路换掉,这都是实在的事情。她很喜欢坐在窗口和人们聊天。

问题是,这让她变得更忙了。她手里的条线逐渐增加到五个,但不断响起的咨询电话,不断上门的群众,总是会将她手里的任务打断。

在社区工作里,群众接待是最吃力不讨好的活儿,并没有一个专门的条线负责这块内容。也就是说,严格意义上这并不是他们的主营业务。以前大伙儿总是轮流坐窗口来做群众接待,但自从她坐到这个位置后,其他人就不再搭理那些响起的电话了。K说,她忙得厕所也没法上,水也没法喝,一直没有停过。

但领导说,作为社区工作人员,必须学会多条线工作同时进行。领导们最爱说的一个比喻就是:“要学会双手弹钢琴。”

2021年5月 打疫苗

本月的工作重点是组织打新冠疫苗。K觉得,人们的心态很奇怪,社区很早就开始宣传可以来这里免费打疫苗,但那时没人来打。等到传出疫苗不够打的新闻,所有人都来问想打疫苗怎么办。

K的社区组织了两次集中打疫苗。每次早上五点就有人来社区门口排队,到了八点,社区开门,负责打疫苗的卫生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还没有上门,队伍已经从街头排到了街尾。也许人们等得有点儿不耐烦了。这时,另一个同事说,排队不要挤,挤也没用,要先拿表登记。瞬间,长达一公里的队伍散了,大伙儿更挤了,试图冲进社区办公室。领导让K赶紧去门口堵住,千万别让人群冲进来。

K去堵门。她戴上一个小蜜蜂扩音器,大喊:别挤,别蹭,卫生院的人还没来!

人群并不配合,K说,人们就像发了疯似的。

2021年6月 填坑

K去参加了很多会议。这些会议多由区级政府组织,和K没有直接联系。K只是一个“与会人数”。

社区工作人员将这样的参会称作“填坑”。

2021年7月 一份证明

这个月的某一天,K正在值班,一个男人走进来。他说,医院要求他来找社区开证明以方便报销使用。

证明内容如下:

“事故证明:本人于X月X号不慎被狗咬伤,申请特殊证明。”

K对这样奇怪的证明要求已经习以为常。社区没有执法权,也并不承担什么证明的资质。但总有各种各样的单位要求社区来出具证明。比如,亲属关系证明,死亡证明,居住证明。K认为,这是机构采取的一些“分责”行为。要求社区开证明,也就要求社区承担审核的作用。假如未来被对方告上法庭,社区也要承担某些责任。

2021年8月 防疫

这个月,K和同事们的工作重心都在防疫。她们要做的不止是摸排打电话,作为“五包一”的一名人员,每当从区疾控中心接到有关密接、次密接、入境人员、“时空伴随者”、高中风险地区经过者、需要集中隔离或居家隔离的人员通知时,如果那些人在K的网格,她需要实时跟进“管控对象”的状态:督促他们按照要求时间频次发核酸报告,给居家隔离人员买菜,带卫生服务中心人员上门给相关人员做核酸,或是亲眼看着次密接和密接坐上转去集中隔离的救护车。

“五包一”是针对疫情中某些管控对象的负责人员,分别为街道干部、社区干部、公安干警、社区医务工作者、网格员,五人对一人负责。

举行集体核酸检查时,卫生服务中心的人还会要求社区派工作人员负责核验身份证、发放核酸样本信息贴纸的环节。

她还需要处理同片区的举报。一个网格对应一个片长,片长指该网格中的居民代表(通常为已经退休的老年人),辅助社区工作。在疫情发生时,片长会随时盯着居民们的走向。之前,有位在K社区里开麻将馆的老板前往中高风险地区旅游,发了朋友圈。后来那里变成中高风险地区,老板偷偷将朋友圈隐藏了,继续开麻将馆。这时有居民将这个老板举报给了片长,片长又汇报给网格员。麻将馆当然没法开了,老板也居家隔离。

后来,K接到通知,要求社区工作人员参加核酸采样和穿脱防护服的培训。

“现在采样怎么都要让社区来了?”另一位社区人员说。

2021年9月-12月 文明城市创建检查

A市所有社区最忙碌的一件事就是文明城市创建检查。检查波浪式抵达,先是区级,再是市级,省级,国家级。

首先,评选一个城市是否文明,是看看这个城市的卫生做得怎么样。K的微信24小时待命。她随时可能接到通知让她去处理网格里的“动态问题”:比如去路上监督商铺将“大甩卖”、“店铺转让”的广告撕掉,商铺不会总是配合,因此需要来回巡查。还比如进单元楼里清理牛皮癣广告,用油漆将印章刷干净。再比如居民楼窗口伸下来的电瓶车“飞线”,楼道里堆积的物品,都需要在迎检时处理干净。辖区里的酒店也让人头疼。总有人在酒店门口撒色情卡片,有时一个男人骑着摩托车在前面扔卡片,K就在后面跟着拣。

总而言之,一定要保证这段时间里所有人都很文明。

不过最重要的还是“模拟入户”,尤其是在面对国检时。国检巡视组会在一个城市里抽取社区样本进行检查,其中一个环节是进入居民家中问卷调查。K说,他们必须先提前入户,让居民“胸有成竹”地回答出所有和文明创建相关的问题。如果碰到不那么配合的居民,K还需要做方案,想尽一切办法不让检查人员往那栋楼走。

当巡视组抵达A市时,他们的行踪早已在社区工作人员的群里公布了。领导叮嘱,大家一定要记住巡视组的脸。

抽样结果出来了,没有K所在的社区。办公室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

**  4  **

在2020年新冠疫情之前,我的生活很少和社区工作者发生交集,更不知道网格员的存在。在我的家乡(南方一个省会城市),我对社区仅存的印象似乎是上学时需要找社区盖假期的“义工证明”。后来,我们家的街道挂上了一个社区的喇叭。喇叭每天会准时响起,来回播报一些通知,比如:“大学生征兵正在进行中”,或者,“禁毒人人有责,举报吸毒者有奖,最高可获二十万元。”

但疫情之后,“社区”或“社区工作人员”突然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进入了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在北京,我多次接到我居住的社区打来的电话。起初你会以为这个陌生电话是推销,但渐渐你会熟悉这个电话号码,最后,任何陌生电话你都不敢拒绝。

我第一次接到他们的电话,是在2020年夏天,那时我途径上海,浦东的一条街道成了中风险地区,我虽然没有经过浦东,但回到北京后,我的健康码忽然变黄,于是我按照北京健康宝的弹窗提示,前往所在社区报备情况。

我在网上查到社区的地址,走进一个隐藏在老式小区里的居委会(之前我从没有来过这里)。它在一栋楼的一层,旁边有水果店和干洗店,门口的宣传栏让它和其他建筑物区分开。走进去是一个二三十平米的接待室,办公室里大约有三四个社区工作者,都是女孩,都很年轻。桌上有四台电脑,摞着厚厚的资料。其中一个女孩接待了我。我表明情况,出示核酸报告,填写一张未经过中高风险地区的承诺书。女孩说,我也许被大数据误捕了。她将我的信息登入电脑系统。我问,我的健康宝需要多久才能回到正常?女孩耸耸肩:“也许一两天。”她们能做的已经做完了,剩下的就只能等待系统将我移出大数据名单。

第二次,我又途径了一个有中风险街道的城市,回到北京后,我的健康宝没有变黄,但我仍然接到了社区的电话。电话中,那位工作人员让我立即去参与集体核酸。我解释说我并没有经过中风险区域,只是抵达了那个城市。我的解释显然无法奏效,工作人员也拒绝了我自行寻找医院做核酸的请求。

“那集体核酸是鼻拭子还是咽拭子?”

“你可以到现场和医务人员商量。”她说。

现场只允许鼻拭子。我有点无奈,后来当我再接到社区打来询问疫苗接种情况的电话时,我难免丧失了一些热情。说实话,我有些烦了。直到我和K长聊过几次后,我试图换一个视角——也是中国接近400万名社区工作者的视角——来看待这些经历。

中国现行的社区体系最早源于新中国成立。1949年10月,杭州市上羊市街成立了“上羊市街居民委员会”。这是中国第一个居民委员会,它象征着中国历史上悠久的“保甲”制度的结束。到了1986年,民政部首次将社区概念引入城市管理。在疫情期间,社区工作者构成了一个中国从未有过的防控体系。

这个防控体系还建立在网格管理上。在2013年一篇发表于中国社会学网的文章说,社区的网格化管理于2004年由北京市东城区首先在城市管理中实践,随后在北京朝阳区、上海、深圳和成都等多个城市(区)试点。2013年中国各地开始推行社会治理网格化工作,即在一个社区中划分网格,每个网格都和一个社区工作者挂钩。2019年进一步推行。网格化治理试图实现的目标是: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社区。

但这一设想直到2020年疫情发生才彻底推行下去。同时发生的事实是:社区工作者承担了越来越繁重的任务和职责。

K的一位同事已经在社区待了十五年了。她说,这份工作当然有些好处,比如离家很近,即使工资不高,日常相对轻松。但自从新冠疫情发生后,社区忽然得到了大量的关注。而根据“属地管理”原则(谁的地盘谁负责),所有的行政机构都开始向社区下放工作,社区的任务越来越重,连她这个老社区工作者都经常抱怨了。她拿文明城市创建这件事举例:“上街当志愿者,捡垃圾,这应该是属于环卫和城管的活儿,你说,这和我们有什么关系?”

在这样的处境下,社区开始招聘大量的年轻人。这也推翻了我曾经以为居委会人员都是中老年女性的印象。这些年轻人几乎都是经过公开招考,或是直接与社区网格化管理分中心签订劳务合同。

当我在社交网络上搜索社区工作人员时,知乎上的一个帖子提问:“社区工作者这个职业怎么样?”

大多数人的回答都是劝年轻人绝对不要进入社区工作。一位社工提到社区在行政管理体系中的尴尬定位:工作时归街道办管辖,发福利时就说不属于街道办,大型活动加班时说会有补助,发钱时就是志愿者。另一个天津的社区工作者说,疫情可以看出社区工作的重要性,但是,没有人认可你的工作,没有发展前途,工资也低于天津的平均工资。

还有许多人会强调社区工作者的高压和强度。比如一位22岁的郑州社区工作人员说,郑州发生疫情时,她参与组织集体核酸,连续几天没回家,等回家的时候身上都臭了。她在社区待了八个月后离职。另有人说,沈阳疫情,她打流调电话,越打越崩溃。一个在杭州工作五年的社区工作者说,他最厌烦在网上发表评论的工作,他后来辞职去学习编程,他认为这个世界根本就不美好,到处充满了谎言,只有计算机才是真实的。

不过,也有一条答案写道:“这个就看你的心态了,我为人人,人人为我。”

我的另一位朋友评价,社区工作人员像是中国当代的“吏”。这与社会学意义中的“社区”有很大的不同。中国社区的定位更像是国家的社区,是国家向市民投送公共服务的基层载体。武汉大学社会学院的副教授王德福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当城市管理要求要像绣花一样精细,尤其要求在居住小区落地,社区承担了越来越多的职能,但它的治理资源仍然处在有限的状态,因此它很难适应。

而维系这个治理体系的是大量像K这样的年轻人。有时我觉得,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像是电池,为体系充满电后就疲惫地离开了。

**  5  **

我抵达A市时,K正为文明城市创建迎检忙碌。我们只能在她下班后——通常是晚上十点,才能在一家麦当劳里见面。她开着一辆电瓶车过来,车前盖上了一层军绿色挡风被,这是她工作用的交通工具。和我们上次见面相比,K胖了一些。她个子不高,穿一件浅色羽绒服,扎着马尾,黑眼圈很重。我们在一张桌子前坐下。K点了一份洋葱摇摇薯条,随后打开手机。

我们一共见了五次,花了十多个小时看完了她的工作笔记,和她手机里17000张和工作相关的照片。她的工作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忙碌。讲到最后两个月,K失去了耐心。

她一直在叹气。“唉,这是去填坑。”

紧接着她又叹了一口气。“唉,这是写材料。”

在社区工作一年后,她的体重迅速反弹回给综艺打黑工的时候,甚至还要远超那时候。她体质易胖,如果想保持正常身材,必须正常作息、克制饮食和大量运动。但在社区工作时,她很难做到这些。现在,她已经习惯将脂肪隐藏在厚厚的棉袄里。

你很难想象真正的“肥胖”究竟意味着什么,K说。她在网格里来回走的时候,大腿内侧常常会被裤子磨烂,即使她穿的已经是最大码的裤子。

不过,对K而言,现在最困扰的问题是,她不知道这份工作的意义所在。她最开始是奔着“员额”去的——现在,那个“员额”看上去怎么都无法等到了。刚加入社区签署工作合同时,K听领导和同事们预测,区里这年一定会举行社区的员额招聘。根据风声,名额应该有2个。到时候,全区的社区临时工都将竞争这两个名额。

听上去,这是一个难度有点儿大的考试。K那时并不担心。她起初的设想是,先拿到员额,在这个社区熬五年后当上一个小领导,进入社区的两委班子后再熬上五年,她就能够拥有一个去考定向公务员的资格。

然后,她就拥有了一个编制。

“考上编制之后呢?”我问她。

“那我倒没想过。”她喝下一大口冰水。也许,对K来说,“编制”更多的是一种象征意义,似乎编制本身就足以成为想象中生活的终点。

但一年过去,她连“员额”考试的影子都没看见。“员额”并不像公务员和事业编考试那样定时,更多是各个区级政府根据需要进行选拔。她觉得这个目标变得越来越不可能了。作为一个临时工,她既没有足够的钱(最近她信用卡还欠了一些钱),也没有考核标准(意味着领导安排的所有工作都是她的任务),更没有未来。我觉得她有时比大城市里互联网公司按照“996”制度上班的员工还要忙碌,可她不知道这样的忙碌究竟是为了什么。有时,K实在是被这份工作的忙碌和焦虑弄烦了。她隐约觉得自己的状态有些不对劲。她去看了心理医生,结果显示中度抑郁和焦虑。

我们望向窗外,夜很深,街上已经很难看到车。这时,我们忽然看见三个身着红色马甲的志愿者,两个男孩和一个女孩。他们都很年轻。A市的冬天很冷,他们说着话,拿着垃圾夹在街上走,白雾从嘴中呼出来。

“看吧!又是为了文明创建加班的社区工作人员。”K说。

据我观察,能使这个治理体系运转下去的,也许是一种品质——服从与执行。K到社区的这一年,无论她接到了什么看起来完全无法理解的任务,她都一定会执行,并且完成它们。她不会深想这些任务背后的意义,或是这些任务和自身的联系。

窗外有一座天桥。K提到,那座天桥正好处在两个社区管辖的中间地带。有一天,天桥上来了一个流浪汉,第一个社区的工作人员听说消息后很快赶过来,他请流浪汉挪一挪位置,挪到天桥的桥尾,桥尾是第二个社区的管辖范围。紧接着,第二个社区的工作人员也来了,他又请流浪汉挪回原来的位置。

到了最后,流浪汉实在受不了两边的打扰,离开了天桥。

餐厅很快就要关门。我问K,如果她真的打算辞掉这份工作,那她之后想去做些什么呢?

她又陷入了犹豫。

K刚到这个社区的第四个月(那时她还没有那么忙碌),有天加班完回家,她看到综艺《戏剧新生活》,其中一个段落是几位戏剧演员在录制地点看到一架钢琴,就轮流坐上去,像拉家常似的随意弹了起来。她反复将这个片段看了很多遍。过了两天,她也去报名了钢琴培训班,30节课,两年内上完。她去上了几节课,开始能够弹一些简单的段落。但到后来,加班越来越多,她的钢琴课就闲置了。

K说,她很羡慕这些人。那个综艺段落里,那些人看上去拥有一件发自内心热爱的事情,而她不知道自己热爱什么。一个年轻人的生活支点应该由什么构成?消费和娱乐?金钱?还是工作?

有时她会问身边的朋友。同样的问题,朋友们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许多人是听从家里的安排。K的父母对女儿能在社区工作已经感到满足。听说K想辞职,她的父母和她吵了几次。

答案是什么呢?K仍然很迷茫。“也许,等我辞职了,我还是会去考公务员。”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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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录于话题 #回不去的家乡,团圆不了的年 3个 孙女来自北京,下车即遭劝返,流落南方发布于1月26日的这篇文章被刷爆网络,过年、回家,触碰到了大家内心最柔软的部分。 让我们觉得欣慰的是,黑龙江省在1月27日及时对返乡防控政策做出调整:省外低 …

如何评价西安各部门应对这次疫情的表现?

知乎用户 匿名用户 发表 我只想知道,那个饿着肚子买馒头被打的小伙子,看着馒头在地上打滚的时候,内心是什么想法? 多少年轻人是带着梦想和努力来到西安奋斗的,然后,被伤心离开?社会毒打就算了,我认了,但是,是哪一条法律禁止了这位小伙子在饿肚子 …

在人间 | 不敢开窗的武汉人

打开凤凰新闻客户端,搜索「在人间」并关注 第二波疫情来了,原本处于安全网中心的武汉市民,突然觉得不安全了。复杂多变的情绪夹杂着往日的痛苦和悲伤,伴随着夏季的暴雨接连浇上心头。他们不想再成为全国的焦点、不想重蹈覆辙、不想麻烦别人,为此他们做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