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地震十五周年，重返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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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陈维刚

2008年，对512地震的采访报道为我的记者生涯划上了句号。

十五年，人们对这场灾难记忆深刻，但似乎又在刻意模糊。记者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2018年，在地震发生的10年后，我去了当年未曾到达的映秀镇，去了水磨镇，也去了当年短暂停留的崇州、彭州。2019年，又前去了仍是当年未能前往的北川。

2018年，映秀的遇难同胞墓旁边开满了鲜花。

灾难后的遗址和新建新建的家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人去楼空的新家、或冷或热的街边农家乐，以及热闹的广场舞和颇具时尚元素的商业广告，都在传递着人们对地震的遗忘，是啊，怎么能不遗忘呢？这符合大多数个体的心理，难以接受的事，就用遗忘来接受。

灾区以外的人似乎遗忘得更快。当我希望把当年的采访经历和重访感受与身边的年轻人分享和探讨时，他们不是显示出厌烦，就是敷衍。当年，他们大多数人和在地震中遇难的学生年龄相仿，却没有经历过生死，他们更愿意去关注明星的婚姻和新开的美食。他们津津乐道的当年地震的话题也只有“猪坚强”一类的八卦。

我不愿把灾难当做谈资。灾难带来了短暂的凝聚和坚强，但失去了思考和珍惜也就丢掉了对生命的敬畏。

今年5月11日，我再次前往了四川什邡的红白镇。

“别去找了，都变了，连我们都不回去了，里面没人了，去了没啥意义。”这是当地老乡对我的劝告。

现在，这个小镇已经并入了邻近的蓥华镇。所有的房屋都已重建。

当年，镇上的金河村是受灾最严重的地方，地处一峡谷之中。地震让大山“脱了一层皮”，山上的滚石在埋没几乎整个村庄的同时，也埋没了许多已经跑出房屋的人。一支空降兵部队在当地抢险。

现在那里连废墟都算不上，只是一片荒野。不远的场镇进行了重建，房屋不错，有楼上，有楼下，有院落和停车位，在城里人看来算别墅级别了。但整个场镇非常冷清和萧条。薄雾弥漫在山间。一位大哥在镇上用私家车偶尔拉客，用以贴补刚结婚的儿子的日用。大哥今年58岁，地震发生时和我现在年龄相仿，今年他儿子已经36了，做着一份收入并不丰裕的工作。

据他说，场镇复建时大家住了接近两年的帐篷和铁皮房，复建后镇上有3000多人。开始几年，当地招商搞漂流和熊猫公园，吸引过一些游客，但后来也逐渐淡了下来。

“上游的矿企垮了，旅游也不做了，每个人都需要生存，现在镇上能出去的年轻人或有底子、能力和关系的都出去了，留下的都是老年人。小学里只有一百多名学生，一个年级连10个学生都没有，能接走的都走了。”大哥说这话的时候平静而无奈。

大哥的话从镇上的冷清和萧条中得到了印证。一个只有几百平米的文化广场地面已经起了青苔，广场灯柱上全是关于防震救灾的提示和宣传；镇畜牧兽医站门口更是长出来了杂草；不少人家挂着旅馆、民宿的招牌，但大门紧锁，而门上也起了厚厚的灰尘，门锁已经生锈。几家打着“特色菜”的餐厅，老板和员工自己兼职着食客。房屋出租的告示随处可见，但打印告示的A4纸大多开始破烂。

“夏天这里比外面凉快，来避暑的人还是比较多的。”大哥说，旅馆、民宿和私家房在那几个月可以有些收益，平时基本无人问津。“不操心工作的话，倒是可以租一两间房间住一段时间，当是疗养，这里空气挺好，也不吵，就是看病不行，连个感冒都拿不下。”

在离场镇两公里不到的地方，是一个叫“穿心店地震遗址”的废弃村落。“这里就是当年胡大爷说过那句——‘再大的困难都压不倒英雄的中国人民’的地方”。汽车路过时，他顺手指了一下一个小土坡，土坡已经长出绿植，只是没有任何标识。一个安装多年，记录当年情景照片和语录的巨型广告牌，最近被换成了什邡的旅游广告。而所谓的遗址，根本没人来。

“你可以回去看看，但路不好走，最好有越野车，就是去了意义也不大。”镇上一位开特产店的大姐在看过我当年拍摄的照片和得知我欲继续向上游探寻金河村的意图后，有些不置可否地说。

“脱皮的山都长绿了，上面一个人也没有，你找不到当年的地方。”大姐说，08年地震发生时，他们一家都在成都，除了年近七旬的老公爹遭遇意外以外，其他家人都得以幸免。当年村子里被掩埋于落石之下的人，不管是政府还是家人都放弃了找寻。“埋了几十米，找不到的。”现在，村里的人回去祭祀，只能寻个大概的位置。

十五年了，生活有了新的开始，社会有了新的变化。但灾难似乎并没有带来太多的反思和对生命的敬畏。

新家不是单单的居所和复建的建筑，在经历苦难之后应该去思考、去珍惜、去努力改变，对生命内涵的更新才是最重要的。

四一跋：

契诃夫在形容一块土壤的肥沃时说：你把一根车辕种下去，来年春天就会长出一架马车来。马尔克斯借书中人之口夸耀一只做工精巧的鸟笼时说：甚至根本不必在里面放上鸟，只要在树上一挂，它自己就会叫起来。可是，在中国，即使这土壤并不肥沃，来年春天也会被宣告长出了一架马车；即使这鸟笼并不精巧，一旦挂在树上，它同样也会叫起来。

如果我们从汶川地震中得到的经验，只是“多难兴邦”；如果我们从汶川地震中得到的教训，只是更加得心应手地对付“公民社会”；如果慈善救济的社会动员，仅是依靠意识形态的豪情煽动；如果灾后重建的社会组织，仅是诉诸全面控制的行政手段；那么十五年过去，灾区只是陌生人。

汶川地震十五周年，我们对过去的一切知道得太少，却又忘记了太多。“没有反思的眼泪只是水”，而人们在泪迹风干之后，只能继续奔忙在各自的路上，深刻的反思与执着的问责，纵非天方夜谈，至少是奢谈。充斥我们躯内的，只是不无内疚的陌生感、苟延残喘的正义感，还有难以抑制的无力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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