躺平、内卷、反资本家，新舆论趋势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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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破桥的不舒适区】的第 54 篇文章，接下来的写作计划是：55.人肉搜索俄罗斯 56.美国人捍卫持枪权是因为“警察没有保护公民的责任”吗？57.美国的黑人保守派

本文是描述“躺平”和“内卷”流行成因的作品。共23000字，后半部分需要打赏8元或以上才能阅读。本文成文较早（7-8月），内容繁杂且可能过时，亦非热点，请大家各取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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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国家出手重击K12教培行业，教育股全线暴跌，明星公司股价一个腰斩接着另一个腰斩。网上的自媒体迅速推出大批解读文章，有的只是单纯分析，有的则伴随着自吹自擂——“国家前几个月不停吹风，早给了你半年跑路时间，还不够多吗？”，“2018年大领导的治国理政讲话，已经预示了这一天，你应该多读读”，“看人家高瓴资本多机灵，一边在采访中声称永远不会对教育行业撤资，一边早就把手头重仓的教育公司股权给清空了”……

雪球热图：别让高瓴跑了

只要学会阅读人民日报、教育部文件、领导讲话集锦，并搞懂其中的深刻涵义，就能准确预测未来政策，并在合适时间点抛售股票。这是套老古董话术，初次流行于80年代。其核心思想是：尽管人民日报央视等官方报纸电视的新闻，表面上看，没多少有效内容，实则隐藏着从高层权势消长到政策存废的惊天内幕。通过某种“神奇”的解读方法，诸如观察领导位次、露面时间、特殊关键词的频度等等，就可以从字里行间真正的“读懂”新闻，挖掘出这些信息。

尽管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把这些秘诀挂在口上的人，扮演的往往是事后诸葛亮的角色。因为政策预测是个精细活。领导批评行业的文章、讲话比比皆是，假如都当真，那什么产业也投不了。对民营教育行业的反思与批判，从21世纪的第一年就开始了。什么样的批评对应警告，什么样的批评又对应整顿或关停？这种差异，对后果影响太大了。模糊信息对投资者来说用处不大，而当清晰信息出现时，又已经太迟了，消息灵通者早几天就跑完了。

那大型投资公司是如何做到成功预判和逃顶的呢？除老板个人嗅觉外，从国务院雇佣几个关系硬朗的退休人员过来当顾问也很重要，这种做法在美国称为“旋转门”。即便如此，它依然有不低的误判率。毕竟不可能人人都是李嘉诚。

而我们普通人几乎不存在这种渠道。所以国家或者主管部门具体会在何时、以何种程度对什么行业或行为，进行针对性打击，毫无疑问是难以预测的。举个极端例子，搁五年前，你能想到在网络上，长期播自己在餐馆大吃大喝，或频繁进出豪华场所展现富人如何生活，也会被随时封号的吗？你能想象到，大规模封禁吃播博主，作为处理粉丝打投倒奶事件的前奏，诱发了八杆子打不着的饭圈清朗行动吗？

不过，尽管我们无法预知具体政策，但观察舆论趋势，理解人心变化，摸清中国未来的大致走向，也是件趣事。这就是本文意图叙述的内容。特别是，相信大家这段时间都能明显感受到，至少在舆论上，我们即将进入另一个时代。像胡锡进这类官方建制派，所持的改革开放后的那套古老的语言框架，已不再引领现代年轻人了。

一、教培行业为何遭整肃

在文章开头，我们先谈国家为何严厉整顿教培行业，并大批关停营利性K12线下培训机构（不排除后期地方执行可能软化）。这里的分析框架包含四个主要因素：意识形态、国家需求、部门利益、公众支持。相关政策出台通常是这几个不同方向的机构角力，加上某些偶然事件促成。

1.【意识形态】

很多网友视教育为普通行业，忽视它提供的是意识形态产品，从而必然敏感的事实。对这种行业，政府天然就有垄断产品供应，敌视民间和外国资本的倾向。尽管在资金不足时，会引入民办或外资作为补充。但当资金充足，或意识形态地位变得重要后，那就是转头打压和民转公的时候了。

所以非公资本投资教育本身就是火中取粟，只不过这几十年一路宽松下来未免有失警惕。特别是对一些看起来很安全的科目，如英语培训，在欧美对中关系转变后应对不足。

2.【国家需求】

即便打击教培行业实属正常，但采用如此激进、伤害投资者信心的政策，也需要足够强的诱因。目前大部分时评者普遍认同，直接诱因是生育问题。教培花费大幅增加了抚育成本，可能影响了生育意愿。2020年，中国大陆出生人口锐减为1203万人，远低于2019年的1465万人，更远远低于2018年的1523万，2017年的1765万，2016年的1883万（16、17年数据是经七普修订后的新数据）。

当然，不排除2020年出生人口大幅下降只是偶然，无需过度反应，毕竟去年有些特殊。况且人口结构问题虽大，但爆发是有延迟的，从出生人口下滑，到将来劳动力短缺，至少要等上18年之久。谁又能预料18年后会发生什么？也许那时人人长生不老，智能机器人包揽所有工作，当前忧虑的问题全都不存在了也说不准。

七普数字刚出台时的官方反应，也证实当时决策层认为人口结构问题并不紧急。此前大家普遍预计政府会采取强力措施鼓励生育，但最终只是放开三胎，取消四胎以上罚款。这是个高度顾忌庞大计生系统的利益和面子的骑墙方案。在我这种人看来，自然是缓慢和迟钝得令人失望。如果不仅取消社会抚养费罚款，而是奖励生育，那说明政府至少重视人口下滑问题。如果不仅开放三胎，而是宣布生育自由，那至少在意识形态上是个扭转和进步，取消了一个长期不人道的限制性规定。反过来，两者都没做到，说明国家没把这当成重大危机看待。问题不大，不需要出大牌。

哪怕大部分业余网民都很清楚，出生人数急剧下跌，2021年多半就是中国人口拐点，相关部门依然睁眼瞎般的强调，人口结构没问题，拐点在2026年、2027年、甚至2029年，人口红利依然会延续多年。这让我想起2014年，计生委人口专家翟振武预测“开放二胎后前四年会年均新增4000万新生儿”，但很快就被2015年萎靡不振的新生人口数据（1655万，当年按理是2014年单独二胎政策全面起效的第一年）重重的打了脸。然而，计生委在获知数据后，依然认为，十三五时期（2016-2020），中国每年出生人口会在1700万-2100万之间。

注：2015年是人口相关舆论的重要分水岭。除网上计划生育支持派的声音几乎完全消失外，官方说法也在发生变化。此前，计生委对人口问题的口径是“一旦放弃计划生育政策，目前的低生育水平肯定会大幅度反弹”（见《人民日报》2013 翟振武访谈），各种数据乱飘。但在这年之后，计生委便不再提那些离谱的新生人口预测数字，而是转而宣传出生率稳定，为今后可能的超低出生率，所导致的后果，做铺垫和解释工作。例如针对老龄化现象作辩护，“不能说是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了老龄化……（老龄化）是上世纪50-60年代……没有及时搞计划生育造成的。”（见《解放日报》2016 采访翟振武）

既然2020年的人口问题并没有严重到出台激进政策的地步，为什么短短几个月后又完全改变？这很可能和新的人口形势有关。从2021年各种旁支数据，诸如卡介苗使用量、奶粉销量和部分省市披露的局部出生人数推测，2021年的新生人口数据，相对2020年，再次出现了崩盘。笔者乐观估计，今年全国出生人口在950万～1000万人之间（考虑到预期今年出生的婴儿，目前均已生产或大月份待产，政府掌握的数据应更准确）。这和之前数字的性质就很不一样了，因为无论下跌幅度还是持续下跌的年份，均完全脱离常态。这不但表明社会出现了棘手的问题，还严重影响到了资本对中国未来经济政治的预期，从而成为接下来政府各路政策的核心考量之一。资本可不会等新增劳动力数量下跌的那一年才跑。

回顾官方舆论风向标老胡2013年的发言

注：总人口变化很复杂，但单论新生人口，减少45%事实上只需要5年，完全不需要30年。

为什么普通人不生孩子？这谁都知道，生活和育儿负担太重嘛。一个不生，快乐一生。一旦生娃，抚养、教育、买房、找对象都要钱，几座大山压在头上，喘不过气来。要鼓励生育，正常思路自然是降低育儿成本。这时，补习、培训的大额花费就醒目起来了。而且，K12教育对家长来说是刚需，关系到孩子能否进入大学，以及能进什么样的大学。即便收费高昂，为了后代能有光明的未来，家长多半也会咬牙掏钱。前段时间微博有个热门帖子，作者受雇推销K12教育产品，遇到穷人卖不动，同事接过单子，说服贫困家长贷款给孩子报班，从而成为公司里亮眼的销售明星。尽管不清楚具体故事是否真实，但各路商业教培机构动辄成千上万的学费，以及确有不少学员贷款的事实，均可让人感受到当今家庭教育成本与早年完全不同。现在这些孩子的父母辈，大多出生于80-90年代，在他们的孩提时代，课外班要么没有，要么相对便宜，除非是学钢琴这种大件。

3.【部门利益】

但上面那段分析有个逻辑缺陷：年轻人最沉重的负担显然并不是小孩培训，而是住房。一二线大城市高到天际的房价，不但让他们累死累活给银行打工还债几十年直到退休，还掏空了长辈们赖以养老的钱包。和教育相比，房子更加刚需，没房子，连婚都结不了，罔论生娃。既然如此，为什么国家整治房地产行业下手就轻、就晚，对小孩教育那点成本却要连根拔起？这是因为，房地产行业牵扯了太多利益集团，不像教育公司是软柿子。

相比卷得厉害的韩国香港，中国大陆城市的房价也是醒目的

很多人认为在中国体制下，政府权力是无限的。但是，因为各部门利益不同，权力又有边界，一个部门的权力，止于另一个部门的利益。

房地产行业是地方政府的经济命脉，牵动着海量的上下游企业，附带无数就业。它同时又与所有银行绑定，是个量级无比巨大的金融产品。因此任何打击房地产行业的行政措施，诸如限价之类，要么执行不了，要么出台太迟，要么打击目标不是真正的获利方，偶尔还会导致房价逆势上涨。房价最终仅止步于城市人口总购买力和金融风险这些关乎社会稳定最底线的制约手段。即便对房企无视爆雷风险抬高杠杆这种高危操作的处理，政府也顾忌重重。与之相比，K12教育行业的体量实在是太小了。

这种放过主要问题，逮住次要矛盾暴打的事情司空见惯，背后原因都是类似的。十年前，中国适婚青年男女数量不平衡的问题初露端倪，很多男人娶不到老婆。相信每个读者对问题成因都心知肚明，但最终舆论抨击焦点是彩礼价格太高，呼吁女方家庭抛弃落后的封建传统，少收彩礼。

美国也有类似事例。2019年8月，德州小镇艾尔帕索（El Paso）发生大型枪击案，23人死亡。民间反响强烈，但很快，总统和州长开始谴责电子游戏，理由电子游戏中暴力枪击场景过多，带坏了年轻人。这种论调形成舆论压力，当地沃尔玛出现了神奇景象——货架上枪支琳琅满目，而旁边的电子游戏展柜空空如也，产品受压下架。大型枪击案后，倒霉的不是枪支厂商而是电子游戏商，因为前者与主要政党的议员和意识形态牢牢绑定，双方利益早已浑然一体，电子游戏这种新兴产业则尚未做到这一点。

4.【公众利益】

即便是捏软柿子，但打击教培产业招致的反对声之低，也足以令人反思。能毫不犹豫掏出大钱的家长们，看起来很多并不真正喜欢教培。只是担心自家小孩落于人后，让他们不得不掏钱参与内卷。全民培训提高了学生们的分数，但大学录取名额还是那么多，都加分等于没加分。学生被折腾的精疲力尽，钱全被商业教育机构赚走。所以教培行业此番遭遇重击，所获同情却不多，反倒是不少家长暗暗松了口气。尽管还是有一些家长选择了其它内卷方案，但规模小太多了。

舆论中的少数辩护，并不是在论述教培有何重要作用，而是强调固有观念：几十年前抓网吧游戏，搞奥数教辅，人人为中华崛起而读书。可现在居然抓起了补X老师，禁止孩子们在课外进一步努力，真是国将不国了！这个观念的弯，很多人转不过来了。那为何国家会认为教育内卷无用呢？

因为K12教的这套东西本就没用，应试教育应试教育，发明这个词的教育界人士门儿清，它唯一的用途就是用来考试。肯定有人认为这言过其实，比如咱做软件工程师，还是会用到高中几个知识点的嘛。这话不是不正确，但说话者对普通人的工作有误解。中国劳动力的主体，是生产线上的工人、骑小车送货的快递员，网店服务员、产品销售等等，软件工程师才几个？真正需要技术和知识的岗位占比很低，即便需要，要的也不是高考解题熟手。普通人哪怕学点健身、化妆和做饭，对他们今后的就业和生活，可能都比高考提分重要。建立在反复训练上，提高解题速度减少错误的提分，仅对那些已经比较优秀，有机会考上对人生有重要影响的大学的学生有意义，但这样的人已经不普通了。

高考考查的知识点就这么一丁点儿，为了区分度，出题者只能围绕这些点，列各种花式难题，学生尤其是来自地狱难度省份的学生们，则削尖脑袋，缩减各种课外活动和娱乐，去训练大量高中毕业后就再也不会用到的解题技巧。人家欧美也内卷，但至少是高中生在那里上AP课程（即超前学习，中国也有但相对罕见），搞点大学知识，这虽然也弊端多多，但至少卷得还有那么点意义。围绕高考的卷则完全没有其他用处。

更糟糕的是，这样内卷，不仅提高了分数线，让城里孩子把青春耗费在无效攀比上，还大大影响了教育资源分配的公平性。

二、高考与公平

上节用一套框架，对国家打击教培行业的行为，做了动因分析。但这套框架有阴谋论成分，因为任何我无法理解动机的政策，均可推给“意识形态”这个万金油。而且，如果你仔细思考，还会发现，这个“国家打击K12教培行业，主因是教培行业积极作用较小，吸金能力又太强，大大增加了育儿成本”的判断，是有问题的。

问题在哪里？在“中产幻觉”，中产群体总以为国家政策是为自己着想的，有利于自己的。

假如政策主因系上节所述，系育儿成本太高导致人们普遍不愿生育。此时，政府为鼓励生育出台政策，减少父母育儿花费，或为新生儿童发放补贴。那么这些政策，一般会针对什么人群？

显然应该针对底层人群。**对大城市中产来说，补贴50万，可能勉强会多生个孩子，但对底层而言，补贴5万就够了。因为生活成本低，育儿成本自然也低，经济激励更容易奏效。所以，如果政府的动机是鼓励生育，那么其政策重心必然不在中产这里。**所谓“打击K12教培行业是为减轻中产家庭负担，让他们有更大的动力去生养孩子”，是中产们以自我为中心的判断。

要找出更为合理的政策动因，就需要观察与中国教育相关的舆论演变。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对义务教育功能的叙事着重两方面：知识学习与资源分配。媒体上登载的多是这样的故事：农村文盲家庭里的穷学生，吃糠咽菜，刻苦学习，掌握了大量学科知识。他用自己所学，帮村里解决了一些诸如写信、读报、安电灯、修电视机、看化肥和农药说明书、建造微型水利工程之类的日常问题。随后又通过高考，走出山村来到城市，上了一所大学，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走上人生巅峰。

这套叙事在当年极为流行，至今还有人重复，但它越来越不现实。从知识学习来说，六七十年代高中生所受的教育，尤其数学，拿到九十年代，只是小学高年级程度。所以早年在基础教学之外，从繁重的家务和生产劳动中挤出时间多学点，真的能提高个人素质。但到了九十年代中后期，情况已大有不同，学生早把所有时间拿来针对已有知识点反复训练，目的是提高熟练程度，少犯错误，增加高考拿分概率，并不是学习新知。

1977年山东的语文高考题

图：当年的高考题并不难，随便学学你就进名校了，后几年竞争也不激烈

除了无效消耗以外，这种应试模式还令教育资源分配出了问题。在此前的叙事里，高考作为教育资源分配的关键一环，一直以相对公平的形象出现。贫穷农村孩子，只要足够努力，就能通过高考跃上龙门，获得优秀的大学教育资源。但九十年代末之后的本科录取数据，不再支持这套叙事。大学特别是名校的名额，大量为城市中产，尤其是中产里靠前的那些人所获，农村学生得到的教育资源远不及人口比例，进清华北大等名校更是凤毛麟角。高考加剧了阶层固化，而非相反。它变得不公平了。进城找工作对阶层流动性的贡献，比高考强多了。

为什么农村学生在高考中会越来越处于劣势？就是因为城市中产学生“内卷”，延长学习时间、争夺师资、预判高考出题思路、精准培训等。后面那几个针对高考的专业手段，大大增加了城市中产学生的高考得分效率，而农村学子则完全没有这个条件。所以尽管城市学生在相互竞争中有大量无效内耗，但作为整体，针对低收入地区却形成了不小的优势。除此以外，一些非考试因素也影响了资源分配，如高考录取有省际差异。不但有差异，北京、上海等富裕省市，录取反而还比其它省份容易很多。国家对那些落后省份与少数民族的加分照顾，又往往对当地最好的学校或有能力高考移民者才真正起效，这些人原本就不是底层。

了解这些背景之后，再看教育政策，就出现了另一套解读思路。

开展“双减”，打击教培，为的是阻止偷跑，把城市中产和底层的起跑线拉近，增加后者获得教育资源的几率，提高阶层流动性。很多城市家长对此不解——不培训不补课，我家孩子怎能拿到竞争优势？上不了名校，阶层怎么流动？这就完全误会了。国家要的是让底层向上流动，减少社会阶层差距，你们中产是打击对象，需要的是能够向下流动。

义务教育本质是培养合格劳动力，社会的螺丝钉。为了增进社会公平，减一些对实现该目标毫无意义的补课、培训，很正常。一些课程，例如英语，即便有应试以外的意义，但由于底层学生不擅长也用不上，同样会趋向降低考核要求。

调整教育资源在中产和底层中的分配比例，这才是政府教育改革的第一考虑。除此以外，政府也可能尝试少量措施，调整中产阶级内部各阶层之间教育资源的不平衡性，例如通过学区房改革、教师强制流动、中考提前分流，来拉近同一个城市各中学之间的差距，减少高中阶段的无效竞争。但这些做法，利益动得太深，收益又小，不见得能全面搞起来。

还有文章质疑，取消培训班，富人优势岂不是更明显？例如韩国在打击K12学科培训班以后，富人子弟即便不上培训班也能请到家庭教师，所以成绩并没有落下，反倒是无法请私教的中产，遭遇了最大的不良影响。这种说法依然没搞清打击对象。针对富人，正常做法是分流，比如鼓励他们的小孩到国外读大学，这样他们和中产底层就不在同一条赛道上，不存在争夺教育资源的问题。

近期多次成为热点的衡水中学，就是中国应试教育的一个典型缩影。明面上它把自己宣传为底层学生刻苦努力上大学的通道，迎合国人长久以来的政治正确。例如该校明星学生演讲时将自己比作“土猪”，拼尽全力也要“拱上大城市的白菜”，引发热议。但他只是在做角色扮演而已，活动结束后就坐私家轿车离开。衡水高昂的学费和严格的筛选机制，决定了里头很难有多少真底层。而且，衡水虽以疯狂的内卷式备考闻名，但校长的孩子却远走西藏做高考移民。

明面规训是一套，私下运行逻辑是另一套，这就是有中国特色的地方。

三、从内卷到躺平

从社会公平视角出发分析打击教培行业的举措，解释力比此前的框架更强。因为主因只有一个，而不是多个；没有明显的逻辑漏洞；亦可用来预测政府在该行业的其它举措，命中率良好。

那难道第一节那些分析就不对吗？人口危机和无效内卷耗费造成的压力，就不是政策出台要考虑的事？不能这么说，其实新生人口下跌、内卷、中产和底层的经济压力、社会公平、阶层固化，它们殊途同归。这些问题之间有紧密联系，背后有相同的内核。舆论中相应的关键词也紧紧纠缠在一起。

在提到K12教培为何能让家长乖乖出血掏钱时，我们用到了一个词，叫“刚需”，即客户们不得不出的花费。刚需是客户的核心需求，所以对公司管理者来说，这是个好词，如果自己的产品能满足用户刚需，那就可以标出高价。而假如产品对用户来说可有可无，售价便只能趋向合理，盈利会少一大截。

卖货者不用真正理解人们为何会形成某种刚需，好卖就行。但思考社会问题时，却必须琢磨“刚需”的成因。有些好懂，比如人要吃饭，没饭吃就会饿死，所以主粮自然是刚需。但大城市买房为什么也是刚需呢？人完全可以租房，可以露宿街头，可以返回农村或小城镇居住。为什么非要在城里买高价房？这是因为房子与人的社会地位紧密挂钩，男人没房子就娶不到老婆，生不了孩子；不在大城市买房，孩子就无法得到良好的教育，跃升阶层，从发展停滞的农村挣脱出来。

看起来原因很清晰了。但这里我们还要再追问一句，为什么“娶老婆”、“生孩子”、“跃升阶层”，就一定是“刚需”呢？不结婚不要孩子不上进，人也死不了啊。这话逻辑上没有错，但娶妻生子上进这些要求，是中国几千年来发展出的一套强大的社会规训。如果你不遵循这套规训，就会面临巨大的家庭和社会压力。小时候比成绩、比学校，长大了比工作、催相亲、催婚、催生、催二胎。相信读者们都经历过其中一二。

正因为社会规训无比强大，所以只要拿捏住房子这个“刚需”，通过限制土地出让等方式，控制并大幅抬高土地价格，就能让房价同步上涨，无止境的从城市居民或进城定居者身上刮出钱来。城里房价再贵，你敢不买房吗？哪怕掏空六个钱包也要买，对不对？你敢不娶老婆不嫁人不生娃吗？要胆敢这么做，父母会骂死你，不停给你施加压力，甚至寻死觅活。嫁娶、养育，都有相应的大额花费，哪怕极其昂贵。坚硬的社会规训牢牢地控制着人们的行为，不怕他们不拿钱，如果掏不出钱，他们就得乖乖的低头弯腰拼命赚钱。不少房产广告，赤裸裸的点出了这一点：

房产广告中的社会规训

图：你以为这些广告只是段子，实则是在宣扬一套有利于房产销售的社会规训。

这些社会规训，表现为一套混杂了传统道德和利益的语言。如父母对你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相亲女乐意跟你见面吃饭的条件是“有房有车，存款百万”；工资微薄，老婆骂你“不思进取，今后怎能养家糊口”。正常情况下，这些规训会敦促每个人努力奋斗，改善生活，创造财富，是社会进步的动力。然而，宣扬这一套既无成本又如此好使，只要不停强化规训，钱就滚滚而来，为了刮出更多的钱，规训带给人的经济和心理压力越来越大。突然有一天，人们发现，遵循这些规训的结果，就是自己每天苦苦挣扎，所得报酬却全被房子或别的无底洞吸走。在大城市里，无论多么努力，全家人乃至下一代依然是定期被割的底层韭菜，不能再向上一步。而社会中的另一些人，却可以轻轻松松不劳而获。这个时候，他们会怎么想，怎么做？

哪怕社会规训极其强大，也挡不住苦累和绝望的人们去打碎它、抛弃它。我不买房了行不行？我不娶老婆了行不行？我不生小孩了行不行？**一旦反抗话语占据舆论上风，社会规训的制约力量就会相应降低，从而引发更多的反抗，进一步削弱它，直到有一天彻底垮塌。**尽管看起来社会结构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但光是舆论人心改变就会引发重大后果。其外在表现就是生育率的迅速降低，结婚数稳步减少，房价和其它“刚需”花费停滞。

2011年，在某个反婚论坛，有人率先提出“躺平”一词，意指当代青年男性，不愿承担恋爱、婚姻、养育孩子的巨额花费，试图通过大幅缩减个人欲望的方式，来摆脱这几座令人无法喘息的大山。这个词在很长时间里并没有流行开来，但精气神相似的词汇，爆红的却不少。

2016年，表现极度疲劳和颓废状态的“葛优躺”红遍网络。被选入当年的网络十大热词之一。在几年后这依然是最热门的表情包之一，还发展出了“丧文化”。

葛优躺（亦称葛优瘫）

2017年，触乐网做出一则现象级报道——“三和大神”。这群人是深圳龙华区三和人才市场的部分打工者，均为无技术、无资本、无学历的男性，以寻找临时工作、日结工资为生。每天拿到工钱后，他们就去网吧等地，进行消费水平极低的进食、居住和娱乐，直到钱花完后再继续找工作。这种生活朝不保夕，但他们看起来自得其乐的自由生活状态，却被身负沉重房贷和养育负担的中产们所艳羡。“三和大神”的报道还催生了很多目前依然在使用的梗，比如以“修车”一词指代用不定期的嫖娼来替代婚姻。

“躺平”出圈大流行是在2021年的4月份，这时躺平学已经登峰造极。例如有人在百度贴吧上，向网友介绍自己超越“三和大神”的躺平经验，他省略了最关键的打工赚钱这关键一环，选择通过大塑料瓶装水养殖小球藻，来满足日常饮食所需。小球藻原本是猪饲料，因其只需阳光和水就能大量生长繁殖，曾在无比匮乏的60年代成为中国的亮眼明星，被鼓吹为神奇的太空食品。直到80年代初，小球藻在科幻作品里还被未来宇航员们大量使用。但随后数年，国人开始摆脱赤贫，“小球藻”这个词也在主流舆论中渐渐消失。这次意外相见，颇有旧日重温之感。

到了2021年6月中旬，“躺平”相关讨论如日中天之时，人民日报开始对这一消极生活态度进行批判，官方媒体跟进。豆瓣各躺平小组，百度躺平贴吧，以及各路躺平论坛全被封禁，围绕它的公共讨论也基本结束。当然，尽管能阻挡相关舆论，但“躺平”行为本身是无法打倒的，因为你没法打倒一个早已自行倒地的人。

躺平沟

图：有人在河北找到一处可以务农的村庄，呼唤网友组建公社，共同躺平

四、躺平和反抗……资本家

回头来看，封禁鼓吹“躺平”的言论多少有点莫名。它看起来没有任何社会危害，即便有点抱怨，也不是政治行为，更谈不上有效的反抗。作为社会中坚的中青年打工人，沉重的房贷、车贷、一家老小全都背在身上，根本不可能看见别人躺平就去效仿。但封禁又不让人意外，当时的意见领袖，无论哪方，凭借网络嗅觉，都能意识到舆论氛围在发生微妙却又根本性的变化，而躺平背后的因素正是打击对象。

尽管“内卷”和“躺平”现在非常火爆，但它们流行时间都不长。2019年12月，我写《高考与内卷化》介绍新词“内卷……是今后几年会流行的一个词”，当时“内卷”一词尚不为大众所知，风行仅一年半。“躺平”更是距今五个月才出圈。它们窜红的时间很短，但背后的社会情绪，特别是在生活与工作中的无望和无力感，却酝酿得非常长久。这种大众情绪非常复杂，没人能精准说清成因。然而，成因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情绪出口。常年积累的集体情绪，需要发泄，发泄需要目标，这个目标敌人是谁？首当其冲的是有钱人，资本家。

对网络热议对象而言，拥有远超常人的财富，会在大多数议题里降低网民共情并增加负面印象。这效应在互联网初期就存在，延续至今。2020年5月，95后翼装飞行女孩安安，在天门山景区做商业拍摄时，因飞行经验不足，地形和气候恶劣，遭遇意外不幸去世。如此年轻貌美的女子，因特殊事件死亡，自然吸引了大量目光。作为面目不清没有敌人的非公众人物，她得到的是普遍的哀悼。但一个负面爆料就改变了这一切，有人搜集她在几年来社交网络分享的照片，做出翔实论证：女孩年仅20出头，却早已跑遍多个国家，玩过包括翼装飞行在内的至少八种耗资不菲的极限运动，可见她的家庭极其富有。略有经验的网民都很清楚，这类爆料就是个召唤骂声的按钮。只要按下，对她的攻击便如影随形而至。理由永远不难找，比如你自己耍酷作死，还要浪费大量社会搜救资源，诸如此类。

但有钱人也分多种，不同群体承担的恶意是有差异的。被网民痛骂过的群体很多，如煤老板、炒楼客和欧美澳留学的富二代，但这些群体中很难找到具体、知名的靶子，只能通过偶然事件带出热点，不符合网络传播规律，无法满足经营这方面情绪的营销号持续生产内容的需要。随着时间流逝，这方面的攻击逐渐集中到两个群体身上，一是演艺人员，二是企业家。

作为传统文化中下九流的“戏子”，演艺明星在中国被群众口诛笔伐的历史源远流长，与媒体打交道，寻求话语权的努力也从未间断。随着官方封杀劣迹艺人的举动日趋频繁，网民和营销号深挖明星历史言论及外网照片加以恶意解读的动力增强，明星介入社会公共活动及营造私人形象均小心异常。官办活动不能成为借口，不小心不知道不能成为免责理由，价值观和主流趋势不同更是罪大恶极，断章取义、恶意揣测和设局构陷大行其道。

随着粉圈商业模式建立，人设成为商品，偶像明星的吸金能力大幅提升，其个人化表达也受到严格限制。但完全脱离现实的形象塑造，和将嘴巴嫁接到公关团队上的后果，是明星的舆论地位，建立在信息控制、议题和注意力焦点转移、大规模粉丝控评这套舆论手法的散沙之上。稍微爆点圈内皆知的料，并将其保持在舆论中心——例如崔永元攻击范冰冰，让政府和公众发现在一个当红明星身上，居然可以挤出半艘航母的钱，她们的公共形象瞬间就垮了。将私人形象维护彻底移交公关，也让明星自己丧失了应对突发舆论的能力，一旦负面事件超出公关管辖范畴，比如枕边人突然跳反，相比老一辈的成熟，新生偶像的舆论应对多半拙劣。

另一个几年内形象急剧变坏的群体是企业家。尤其是IT企业家，原本围绕他们的仇富情绪不强，因为多为白手起家，马云、马化腾、李彦宏、刘强东、王兴、张一鸣、雷军、柳传志……身家亿万却无显赫背景可言，是“比你有钱比你聪明还比你努力”的典型代表，也是印证中国经济向高科技、高效率和高端产品蓬勃发展的健康形象，网民曾热吹的“中国新四大发明”有三项与之相关。他们几乎每天都在新闻里出镜，却鲜被攻击。

拜马云

图：2015年，马云刚成为首富不久，被捧上神坛，替代了财神的位置

但这种状况在短短两年多完全逆转。马云从大家焚香上供的“马爸爸”，变成了在视频中一露面，就会被自称“工人爷爷”的B站网友，刷屏怒骂的“资本家”和“吸血鬼”。其它人的舆论形象也变得相当脆弱，稍有风吹草动就隐匿不见。马云、刘强东、张一鸣等人现已宣布退休。

他们的负面形象不但兴起迅速，而且传播广、渗透深，整个企业家群体“压榨劳工”的印象脸谱化，几近形成社会主流共识。各圈层的流行文化载体几乎都在用meme传播类似形象，意图引发背景完全不同的读者们的广泛共情，助长传播。

诡园录

恶偶

图：“996”、“福报”成为网络流行的梗

反资本家舆论在各国都很常见，但中文圈存在一些有别于它国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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