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秘的角落》：走错一步后，普通人与恶的距离有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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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有张东升（右）犯罪证据的朱朝阳与张东升在课后进行了有关真相的谈话。张东升的暗示悄悄在朱朝阳心里埋下了种子。 （资料图/图）

全文共2409字，阅读大约需要5分钟

• 如果一个小孩决定杀死大人，那么出问题的可能不是小孩，而是大人，或者是那个由大人组成的社会。

本文首发于南方周末 未经授权 不得转载

文 | 南方周末记者 王华震

责任编辑 | 邢人****俨

紫金陈的推理罪案小说《坏小孩》出版于2014年，一直在推理爱好者的圈子内流行。这个夏天，由它改编的网剧《隐秘的角落》热播，引发关注与讨论。

《坏小孩》的故事围绕张东升和朱朝阳两个颇具镜像意味的人物（从他们的名字中便可窥见作者的用意）展开。张东升是遭遇妻子出轨的数学老师，朱朝阳是父母离异的初中学生。

作为上门女婿的张东升，婚前有过财产公证，一旦离婚，几乎是净身出户。在嫉妒与利益的驱动之下，他假意带岳父母爬山，在山崖上将两人推下，然后以意外事故报警。精心设计的完美犯罪，却被三个在远处玩耍的小孩无意中用相机的摄像功能拍了下来。

朱朝阳、丁浩、普普就是这三个小孩。他们手中的证据，成为与张东升交易的筹码。死亡就像多米诺骨牌，在这场交易中一块块倒下。缺乏家庭温暖的朱朝阳在这个漩涡中一步步变得冷漠黑暗，在模仿张东升的犯罪行为上越走越远，同父异母的妹妹、父亲都相继落入他设计的死亡陷阱之中。最后，他甚至为了保全自己的利益，害死了自己仅有的两个朋友——丁浩和普普。

原著小说一开始并未指明这些谋杀事件是朱朝阳所为，只是埋下了草蛇灰线，直到最后时刻才揭开真相。张东升与朱朝阳的谋杀行为呈螺旋式交替出现，大人的行为成为孩子的模仿对象——张东升推岳父母掉下悬崖，朱朝阳把妹妹从窗台推下。

《隐秘的角落》播出第二天，紫金陈在微博上感叹，“按《坏小孩》原作来是不可能的，改编能自洽逻辑就很棒了。不能表现太多的社会阴暗面，这剧如果让我自己改，我也很难操作，所以主创的艰难可想而知。”

《隐秘的角落》首先删去的就是朱朝阳弑父的情节，几乎所有人的死亡都被嫁接到了张东升身上，唯一的悬念就是朱朝阳是否将妹妹推下窗台。这个谜底被藏在了剧末。

尽管与原著相比，朱朝阳杀的人少了，但大量生活细节的铺陈，并未弱化他内心的黑暗。大人们视而不见的“隐秘的角落”，正在滋生着惊人的恶。

“结局依然是高能的。”紫金陈说。他没有参与剧本的改编工作，和其他网友一样，他也在电脑前追剧。

《隐秘的角落》对原著进行了大幅度改动，使得故事在某些地方显得逻辑不顺。最被网友诟病的是巧合过多。作为剧情的第一推动力——三个孩子在山上偶遇张东升杀人，姑且可以视作冥冥中的巧合，但接下去的一系列巧合就显得有些牵强。人物的性格、心理和动机，没有成为情节发展的推力，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巧合所营造的紧张感。

相比剧情的美中不足，演员的表演仍然可圈可点。秦昊的秃头造型令人印象深刻，他饰演的张东升并不是脸谱化的恶人，在某些时刻，他展现出的爱与温柔甚至比一般人更多。成为杀人犯之前的张东升认真对待数学教学工作，对妻子的照顾无微不至，但他仍不是外界所认可的“成功男人”：收入一般，看似并无远大志向，并且秃头；妻子的亲戚们甚至认为他没有编制，因而不会有前途。岳父母不待见他，妻子也渐渐厌烦他。说到底，他的杀心源自一个被认为“窝囊”的男人对极端功利的社会暗疾的报复。

张东升似乎在提醒观众：普通人在行差踏错之后，与恶的距离会有多远。原著小说中，张东升谋杀岳父母是经过长期策划的，剧版故事似乎更偏向他在爬山途中的临时起意。不得不说这是该剧优于原著小说的地方——一个长期在策划杀人的人只能是恶魔，而不是普通人，那么有关张东升种种人性的描写也就无法成立。

张东升的恶，固然源于其自卑阴暗的心理，但也是残酷现实的折射。事实上，张东升是一个找不到自己位置的人——他从未被平等地视为家庭成员；尽管热爱数学，但也未能在数学老师的身份里获得真正的认同。这个角色具有某种空心感，看似淡然，实则如悬浮的尘埃。

张东升与朱朝阳的几场对手戏看起来是在讨论数学问题，实际上也可能是两个普通人之间关于“恶”的意识的传递。正如张东升在课堂上提出的那个问题：笛卡尔的心形曲线，真的是童话吗？

对张东升来说，童话或者真相，都不重要。

张颂文饰演的朱朝阳之父朱永平是广东小企业主，尽管与前妻离婚，与二婚妻子又生了一个女儿，朱永平却仍在努力做两个孩子合格的父亲。剧中的父子关系比原著小说更温情，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剧情漏洞造成的断裂。

朱永平与朱朝阳有一场吃糖水的对手戏，朱永平的复杂内心展露无疑。朱朝阳无意中发现了父亲手提包里的录音笔正在录下两人之间的谈话，伤心之余他将计就计吐露了自己对父亲的真情，以期博得对方因愧疚而产生的爱怜。朱永平一边低头吃糖水一边哽咽，张颂文将一位父亲的后悔和羞愧拿捏得入木三分。即便后来他在录音里听到了拉链声（代表手提包被人打开过），发现了儿子的心机，还是选择继续爱自己的儿子。

这场戏也是朱朝阳内心发生微妙转变的开始。为了消除父亲的怀疑，并得到更多的父爱，他有意“袒露心声”，但也完全断了自己回头的路，此后他只能用更多掩饰和谎言来维系父亲眼中的“好儿子”形象。

朱朝阳的困境与悖论在于，他渴望获得父爱，想要成为父亲眼里的好小孩，但这一切却需要通过作恶来实现。

如果一个小孩决定杀死大人，那么出问题的可能不是小孩，而是大人，或者是那个由大人组成的社会。美国电影《水果硬糖》中的高智商小女孩对恋童癖施加了残忍的私刑，观众不会去责怪那个小女孩，反而会有畅快淋漓之感。巴西电影《上帝之城》中则是一大群贫民窟儿童罪犯，他们公然持枪上街，结成类似黑帮的组织，引人思考并不是这群孩子为什么不去上学，而是巴西社会的痼疾。

滋生朱朝阳心中的恶的土壤，正是父母离异之后失落、屈辱的成长经历。在同父异母妹妹跌落窗台的一刻，他是助推了一把，还是仅仅未施救，该剧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但可以推想的是，如果朱朝阳希望妹妹坠楼，哪怕这个念头只占据了他的头脑一秒钟，也足以让他今后的人生堕入深渊。

朱朝阳最终以两个朋友的死换得了自己的全身而退。但我们应该思考的是，朱朝阳这样的孩子，长大后会是什么样？这或许才是严肃的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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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已于2020-06-29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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