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对国内城市经济会有什么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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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9日，外卖骑手穿行过上海街头

图源：Getty Images

由《中欧商业评论》主办、“杉树基金”协办的线上邀请制公益直播研讨会“商谈CBR Online Talk”于2022年4月3日晚上线。本期我们邀请《中欧商业评论》的首席评论员维舟和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专家聂日明，共同探讨本次疫情中，核心城市的应对以及其后的长远影响。

分 享 | 维 舟 中欧商业评论首席评论员

          聂日明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整 理 | 李 梓

**维舟：**我跟老聂现在都封在浦东，最近这两天我们也在想当下我们该如何走出这个疫情，上海或者深圳有没有新的模式，有的话在哪里？老聂，先来讲讲你的看法吧。

**聂日明：**之前我们的防疫模式主要是西安的“拔萝卜”模式，即一旦发现阳性病例，就把病例相关的密接、次密接人员隔离起来。这个模式也用在了之后的天津疫情，以及春节前夕爆发的杭州疫情。其实前段时间深圳的防疫模式也是如此——发现阳性病例后，封闭病例所在小区并做全员核酸，经过7天或14天的严控，实现社会面清零。

上海原先用的是 “网格化筛查”模式，也就是发现一个阳性病例在某个小网格里面，就让当地的居民保持静止。“小网格”主要是以小区为单位，或者是以一栋楼、几栋楼为单位的，网格内的居民在48小时之内接受两次核酸，如果测出还有阳性病例，就再延48小时。但是后来随着一些网格中的病例不断增多，不得不继续延长N*2天，这时上海就会面临选择，最终在一些压力之下，放弃此种模式，回到全国通行的严控模式。目前上海的力度比深圳的半封城模式还要严格，深圳两天可以出去一个人，所以我觉得这是上海面临的前所未有的一个力度。

就维舟兄提的问题，我们有没有新的模式呢？结合过去两年的国际经验，应对奥密克戎病毒目前看来只有两条路，一条路是动态清零模式，另一条路就是全面放开的模式。

上海之前的精准调控，我认为他是试图平衡“清零”和社会正常运行所做的尝试，但是这种平衡很脆弱，遇上高传染性的奥密克戎病毒，平衡的空间就没有了，必须要在动态清零和全面放开之间选择一个。

这两种模式都有成本，也有对应的收益，对于“动态清零”来说，他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这次“防”住了病毒，下次还是会卷土重来的，这只是一个临时性的策略。如何从严控的“清零”模式转向放开模式？也是目前最大的困难。

**维舟：**是的，严控的“清零”模式对于经济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我看到前段时间香港中文大学宋铮教授研究团队的一组数据，按照目前的措施进行一个月，对经济的影响大约是GDP的3.1%，估算下来约为460亿美元。他用的是卡车的数据，这意味着严重低估了严控政策对服务业的冲击。并且目前除了上海，全国各地疫情都在零星地此起彼伏，像北方的吉林省是农业大省，现在各方对春耕是否顺利也有较多担忧。市场上很多企业都已经非常焦虑了，现在没法开工，很多事情没法准备。那么面对现在的不确定性，我们都关心下一步会怎么样呢？

**聂日明 ：**2020年3月英国首相鲍里斯第一次提出“群体免疫”的时候，我的很多朋友觉得英国确实比较有前瞻性，英国应该是全球第一个由官方系统性地提出了“群体免疫”的国家，两年以来各国防疫政策的反复，证明新冠疫情的结束最终还是需要采用“群体免疫”的模式。需要指出的是，欧美国家所谓的“躺平”的说法是错误的，他们并没有躺平，因为他们研制了疫苗，还有口服药，这是最近一百年人类应对病毒最有效的办法。结合最近一些专家的看法，新冠进化到奥密克戎，可能就是给出了疫情结束的信号。以目前的数据以及我们观察到的现象来看，奥密克戎病毒是高传染性，低毒性的，症状和感冒差不多，甚至不及流感。

目前上海阳性的病例中，80%-90%都是无症状感染者。有很多人质疑上海的数据，因为无症状的比例过高了。我们回过头来看武汉疫情爆发的情况，2021年武汉疾控中心研究人员在柳叶刀上发了一篇论文，他们在武汉13个区的100个小区抽样，发现6.92%的人口被感染了，感染的人群里无症状的比例高达82.1%。也就是新冠病毒爆发之初，无症状感染者的占比就非常高。而奥米克戎的感染性更强、毒性更低，所以阳性感染者中无症状占比应该更高，这是正常的。

**维舟：**我也有几个朋友得了奥密克戎的阳性，基本上就是嗓子有点疼，有的人甚至嗓子都没有疼，在医院待了两天也就好了。我有个在海外的朋友，甚至去医院都不被接收，就因为属于轻症，后来他没办法，就拿了从国内带去的白加黑感冒药，喝了点开水，过了两天就好了。

**聂日明 ：**我这边海外的朋友也有很多类似的案例。我们对比一下不同的流行病的毒性，以流感为例，复旦公卫学院有一个课题组2019年在柳叶刀上发表研究，在2010-2011年至2014-2015年流感季，全国平均每年有8.8万例流感相关的超额死亡，主要是有基础疾病的老人。从香港的数据来看，死亡的比较多的也是老人，尤其是没有打疫苗的老人。

**维舟：**其实整个疫情随着奥密克戎的出现，跟两年前已经很不一样了，病毒已经进化了。我听了疾病防控中心的专家录音也了解到什么叫“无症状感染”，即虽然已经检测出病人是阳性，但是他的肺部没有影像学意义上的痕迹，也就是通过CT没有查出肺部感染。而新冠病毒最早被称之为是一种肺炎，是肺部受到感染引起的呼吸系统的问题。如果说现在“无症状感染”的患者并没有感染肺部，就已经说明感染奥密克戎病毒的症状比以前轻了很多。

**聂日明 ：**如果我们不把无症状感染者和轻症患者送去医院治疗，上海现在就没多少人需要住院，也不会出现医疗挤兑的现象，然后我们再集中精力应对患重症概率比较高的感染者。在这个基础之上再来看长期应对的路径，是引进新的疫苗、打加强针，或者是吃口服药。而且只要有人和货物的流动，传染是很难避免的。上海是中国的一个城市，中国也是世界的一员。只要有流动，病毒这个“黑天鹅”就会回来。

我们还要看到一点，武汉疫情之初，很少有人会提到无症状，一是因为患病是有指征的，携带病毒，不代表患病了，二是因为新冠爆发之初，核酸检测的供应能力没有现在这么强。现在来看，检测能力这么强，并不一定是好事。如果我们有能力去检测疱疹病毒，这个病毒在人群中阳性的比率也是非常高的。

**维舟：**目前的“清零”政策是说如果没有把病毒清零，我们的生活就没法开始。假使一个月、两个月过去，始终不能“清零”怎么办呢？大家其实对生活能恢复正常是有比较强的心理需求的。我之前看到过一条传闻，说上海估计4月18日可以解封，为什么呢？因为迪士尼乐园4月18日可以开始订票了。虽然我不是公共卫生专家，但从经济的角度来讲，“摁下暂停键” 最多只是一个战术，暂时争取到一些时间，但接下来我们还是会面临下一波到来的间隙。很多事情没办法等到全部结束之后才开始。

我们目前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你觉得这种不确定性接下来会如何冲击当下的社会经济呢？

**聂日明 ：**我最近一直在看一些过去的数据。从2020年到2021年，中国的“清零”政策对中国保证生产，对全球供应链起到了非常强的支撑作用。欧美国家的供应当时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问题，而我们的出口增速非常快，这两年中国的出口在全世界遥遥领先。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以前境外没有选择，只能依赖中国。当境外疫情结束，他们有了更多的供应商选择时，中国现行疫情防控政策带来的不确定性就成为瓶颈。经济活动有非常强的“面对面”的需求，像外贸签单，客户要看样品、场地、用工、生产环境、产品的质量，以及需要面对面签合同。当他们没有其他备选的时候只能选我们，但是现在如果有了其他备选，单子就会流失。

**维舟：**不只是这样，有的时候甚至你来了以后都不知道能不能回去，会不会像这样封在里面对吧。

**聂日明 ：**对，而且疫情的不确定性还会造成比较严重的投资的迟疑，以及消费预期的低迷，不管是家庭还是企业部门都会受到影响，从而造成经济生活的停滞。

其次，疫情对社会经济的冲击有着非常强的不平等效应，即对经济生活不同版块的冲击是不一样的。它对于一些互联网行业的冲击可能比较小，比如说短视频、直播、网课等，都不需要面对面；又比如像金融行业，虽然也需要面对面，但可以把员工全都集中在上交所，散户在家里炒股。

而对于家政业、服务业、餐饮业等需要面对面服务的冲击就非常大。这些服务业主要是以生活服务业和以低技能劳动力为主。我和同事之前想做个研究，想看看服务业从业人员集中的小区或集中区域是否阳性比例比较高。我们的假设是，可能存在一种现象，小区的居住环境的好坏，职业声望的高与低，受到疫情的冲击是不同的，存在不平等效应。如果这个假设成立，那么疫情防控越严格，就意味着这些原本收入就不高，依赖于面对面服务的低技能劳动力会面临更大的冲击。

我之前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2018年的数据做了大致的分析。全中国的家庭里面大概有3/4的家庭是有储蓄的（现金和存款大于零就算），城镇家庭略高，80%左右的储蓄率；农村家庭略低，70%左右。剩下的1/4家庭没有储蓄，就是“手停口停”，也就是说如果他们没有工作就没有饭吃。在所有这些家庭里，大约42%的家庭当期收是小于支的，而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CHFS）的数据也显示48%的家庭当期收支是负的。

中国城镇家庭储蓄率分布（按人均家庭收入分位数）

数据来源：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年数据。横轴是人均家庭收入的分位数，1为人均收入最低的5%家庭，20为人均收入最高的5%家庭。p25 p50 p75为该分位数家庭组中的25\50\75分位的状况。数据已加权，为显示美观，删去了家庭收入第一分位中p25和p50两个值（分别为-3.03和-1）。

我们再来看看有储蓄的家庭，他们的储蓄能够花多长时间。我们用家庭所有的现金和存款去除以月支出，看储蓄可以覆盖的支出月数大概是多少，得到结果的中位数大概是6个月。再来看看25分位（储蓄最低的25%的家庭），平均只能够负担1.5个月，也就是说，只要1.5个月没有收入，他们就要举债生活了；而75分位（储蓄最高的25%的家庭）能够支撑1.3年，现在疫情已经持续三年了，对于这些家庭来说，如果一年多没有收入，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中国城镇家庭现金和存款可覆盖家庭支出年数的分布（按人均家庭收入分位数）

数据来源：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年数据。数据已加权。

综合来看，我们25%左右的家庭直接“手停口停” ，还有25%左右的家庭，储蓄只能支撑1~3个月，这就意味一个城市的经济生活如果停滞一个月， 50%左右的家庭都会受到冲击，而且这些家庭里大部分都是那些从事面对面服务业的家庭，他们大部分没有生活保障。

其实说到底，防疫需要平衡，因为停下来有成本，放开也有成本，那么我们就要把成本显性化。根据以上的数据分析，50%左右的家庭会受到很严重的冲击，他们没有工作就没有饭吃了。

**维舟：**是，我也在观察中国社会的一些反应，我觉得我们中国的老百姓有一点是比较特别的。一般来讲，怎么样才算是好的防疫？我个人的判断是，防疫措施应该是以最小的代价来获得我们生活的正常化，最终还是要回到成本的计算上去的，但我注意到网上有大量反对的声音，他们认为人命是不能用数字和金钱来计算的。

但这种思维就像我们刚才所说，是基于“清零”措施不需要多长时间就能够取得胜利的情况下，但现在的问题是，疫情在各地此起彼伏，且迟迟结束不了。

目前的不确定性可能对很多企业、很多人都会造成巨大的伤害。虽然现在服务业在国民经济当中占比没那么高，大约40%左右，但是像制造业，一旦产品线、生产线迁移走了，可能就再也回不来了，有的客户流失了以后再让他回来也极其困难。

我们严格管控的目的是通过“闪电战”一下子控制住疫情，然后快速让经济生活恢复到正常的状态。而不论是吉林，还是上海，都使用了非常严格的措施，但目前看来还是控制不住的。

如果说我们的终极目的还是要以最小代价来恢复正常，那么你觉得接下来，比如说疫情过后，有哪些城市可能会有更好的机会，或者说我们以怎样的方式去评估这个机会？

**聂日明 ：**刚刚维舟兄也一直在说，我们严格管控的目的是通过“闪电战”把疫情一下子控制住，然后快速让我们的经济生活恢复到正常状态。

我觉得可以从两个层面去讨论这个问题。

从技术层面来看，在奥密克戎时代，管控力度和管控持续时间与“清零” 似乎没有必然联系。我们现在的严控，也就是所谓的“短痛”，知乎chenqin做了一个研究，假定所谓的严控是几天之内消费从平常的100%降低到50%以下（或者更低），那么看看严控之后，需要花多长时间才能恢复到严控之前的消费水平。按道理讲，力度越强，恢复到疫情前的时间应该越短，但似乎并没有，有的地方用了两个月，有的地方用了90天。Chenqin最近在公号上还发了一篇文章，奥密克戎要严控有效，恐怕需要在城市出现第一起阳性就开启封城，才能控制的住。

然后我们再来看宏观视角，管控比较严格，短期经济停滞，城市中的餐饮等临时性消费以及理发这样的业态可能会直接消失，很多人就会因此失业，会没有收入。疫情恢复到正常之后，消费力就没有之前的高了，而消费又是城市里非常关键的一环。

其次，2019年很多国潮品牌在兴起。养一个品牌非常难，而一些大城市的消费力量比较强，大家对国潮品牌又比较推崇，所以一部分国潮就起来了，但是这些品牌也比较新，在疫情期间很难承受比较大的冲击，直接就关门了，这意味着几年十几年的努力付之东流，这些的恢复就不是几个月能找的回来的。

人和经济不是一个开关，一关再一开，人和经济都还在。消费能力的培养是长期过程，零散的短期冲击可能不会影响经济，但巨大的冲击和高频次的短期冲击对消费的打击可能就是致命的。因此而中断的消费习惯、就业关系、生产合同的恢复就不是一个月两个月能完成的，可能需要半年一年或者更长时间。因为不确定性对长期投资和供应链信心的打击则可能是更深远与长期的影响。长三角珠三角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是因为他们融入了全球供应链，在自身成长的同时还为中央贡献了大量税收，如果停摆两个月的话，向外国人赚得这些钱可能就没有了。

针对这一轮疫情，我们会问，2020年疫情比现在更严重，那个时候我们也是在家里待着的，为什么那时没有那么大的冲击？其实2020年到2021年几乎没有影响到物流、快递，那时我们的快递和外卖完全是通的，那时也不需要囤菜，但是现在这一轮我们要使用48小时核酸证明，比如像我们小区的妈妈们做团购，居委说要看快递员48小时之内的核酸阴性证明，很多快递员直接就不做了，一单赚四五百块还搞得这么费劲，这就是成本，这个成本不单单是48小时之内的核酸阴性证明，是因为它的不确定性，他们想如果没有这个证明，我前面的辛苦就白费了，我宁可不做。

这就是这一轮技术面的冲击，也就意味着你在这一轮控制得越严格，这个城市之后的消费就会越疲软。

从市场活力层面来看，对一个城市而言，可以从内部治理的结构看到市场活力的程度。管控时间延长，意味着这个地方市场的相对活力会变弱。单纯从服务业和投资环境两块来看，市场活力越强的地方未来机会肯定越多。

**维舟：**我觉得对于经济活力的问题，除了政府管控的力度之外，还有人民“叫苦”的程度。不是说他们生活艰难，而是在于他们对民生和经济的重视。比如说我看到上海这边有好多企业，在3月28日前夕，催着员工去上班，因为搁下去的话，他们就吃不消了。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呢？因为我发现在看待疫情的时候，很多人的视角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作为一家商业媒体自然而然会去关注经济的层面，但我发现很多人其实关注的不是经济，就像我前面说的，很多老百姓关注的其实是人命。

就政府的角度来说，除了人民生命第一之外，可能还要以疫情作为抓手来加强对基层组织的重建，经济是其中的一方面，可能不是最重要的。举例来讲，他们在看待经济的时候，与其说是看重GDP增长或是下降了一个点，倒不如说他们更重视的是如果大量企业的破产导致裁员失业，引发了社会安定的问题。

很多人会觉得你怎么能够对疫情这样人命关天的事情只算经济账，但我觉得回过头来还是得算经济账。

上海原来的“网格化筛查”模式对经济的影响可能是最小的，但现在一下子到了最严控的程度，我现在也有点吃不准，但我相信一个城市的转变不太可能在一夜之间就完成的。希望疫情过后对很多企业的限制能够放宽，如果到时候不放宽，还想要很强的市场活力，恐怕就非常困难。

我们今天差不多讲到这里，之前我们看到很多朋友预先提了非常多的问题，老聂你看看有什么感兴趣的问题，我们可以择要回答一下。

**聂日明 ：**其实我们讲的时候，已经回应了里面的一些问题。我觉得大家还是比较关心以区域、城市为主的问题。

从最近几年的经济增长数据来看，经济和人口南下趋势特别明显，但从“七普”数据来看，人口从东部往中西部回流。举个例子，王桂新、潘泽瀚对省际人口迁入迁出的影响力分析中显示，1995年到2000年的人口迁移中，除了广东等常见的人口流入中心以外，四川也是人口流入的中心，但在2005年到2010年，四川作为迁入中心的地位下降了，他主要成为全国人口流出的中心，在2015年到2020年期间，四川又成为人口流入的中心了。安徽省也成为了人口流入的中心，为什么呢？因为之前有很多从合肥流出的人，从2000年到2010年，他们从合肥流出到江苏，流出到上海，流出到浙江，现在他们回流了，回流趋势在“七普”数据里面比较明显。

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规律，就是这个地方流出到上海的人口越多，从上海回流得也越多，这个很好理解，比如安徽人口往上海流得越多，必然是从上海往安徽回流得越多，四川省也是这个原因，但是河南不行，河南回流的人很少，所以河南一直是中部塌陷的一个点圈。

这里我们就要讲一个“乡城流动”和“城城流动”的概念。河南的人口流出跟东北的人口流出是不一样的，河南的人口流出只会让河南变得越来越好，为什么？因为河南流出的大部分都是农村人口，农村人口流出之后降低了本地的生态压力，就像周口市在2000年，有1000万人口，城镇化率不到20%，2020年有800多万人，城市人口在50%左右，是比较低的，过去的二十年，它人口的流出降低了本地的生态压力和就业压力，我们称之为“乡城流动”，它流出的人口还会回来，或者说是来来回回，流动的人口长期不返乡，他们也会向家乡汇回收入，这样可以带动河南的经济发展。但是东北的人口流出，有很大比例的城市人口的流出，我们称之为“城城流动”的比例非常高。

“乡城流动” 是指一个农民到城市里面打工一段时间之后，农忙的时候又回去，但农忙时间不断变短，家里一个人流出去之后，把兄弟姐妹再拉一个过去，他前后可能需要5~10年才能成功地把全家留在城市里；“城城流动”不是这样的，我就直接迁走了，可能一年就结束了，再也不回来了，导致城市在收缩。

**维舟：**我看到互动讨论区有观众提出：根据很多城市在疫情期间的反应，接下来是会走向更加开放，还是会更加保守？

我们现在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比如上海这次因为基层组织能力的差距，是否也让大家看到了商业社会在上海的发展空间。目前很多地方的官员对于防疫措施的强化，是因为短期内疫情防控是压倒一切的目标，他们来不及考虑对长远目标的影响。但是疫情过后，在经济压力增大的情况下，会推出一系列措施去激励或者刺激经济的增长。如果经济变得萧条，接下来想要吸引人才流入可能会比以前变得困难。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城市需要考虑接下来的路应该怎么走。

其实之前已经看出来的一些状况是，一线城市（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增长已经比较缓慢，甚至本刊之前也讨论过像郑州留不住很多回河南的大学生，他们都要去底下的二线城市。

而疫情对于很多年轻人而言是一个新的冲击力，如果他们发现回到二线城市也没有很好的工作机会，可能又会重新到外面去找机会。疫情对于经济的考验，现在可能才刚刚开始，疫情过后不开放是不可能的，如果长期这样内循环，除了经济问题，我们可能还会面临企业倒闭，人员失业等社会问题，这对整个社会的压力或者说对社会情绪和心态的影响都是巨大的。

**聂日明 ：**此次疫情中上海人被视为很“矫情”，这种“矫情”是一种非常可贵的品质，当你不“矫情”的时候，这个地方就可能没什么发展前途。外国人更“矫情”，比如法国领馆给上海外办写的请求信，呼吁要善待宠物，禁止婴儿与父母分离。如果“上海”这里的人不“矫情”了，不“精致”了，可能消费就不会那么好了。我之前写过一篇有关“脱口秀”的文章是说“脱口秀”能在上海生根发芽，就是因为上海人比较“矫情”。你也可以说一定要喝咖啡，也是一种“矫情”的文化。

上海的收入可能在全国并非一枝独秀，也没有高出很多，但上海的消费是全国最好的，所有的大牌首先要在上海开商场，这是非常核心的一线城市跟二线普通的中心城市之间的区别，而且即使是上海也不是每个区都能开同样品牌的商场的。多难困苦的环境，会让人不断地在温饱之间挣扎，很容易就触及到人性的底线。

所以说我们要破这种迷思，这种“矫情”本身也是好事、是优秀的品质，不能够忍受苦难，没有经历太多的苦难，才会对美好事物有着向往，才会保有善良助人的心，才容易形成非常强的个体和独立的精神，这种环境，才是每个人向往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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