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议韩春雨：应从公众关注回归学理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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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议韩春雨：应从公众关注回归学理逻辑

作者：贾鹤鹏 　　来源：科学媒介中心

因开发创新型的NgAgo基因编辑技术而一举成名的河北科技大学生物学家韩春雨是否造假在最近数日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7月29日,随着一度支持韩春雨研究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科学家Gaetan Burgio在推特上发布长文否认了自己7月15日之前可以部分重复韩春雨实验结果的结论后，对这一研究可信性的质疑骤然升级。

质疑者并非只有Burgio一人。国际转基因技术协会原主席Montoliu在7月末声称，据针对韩春雨新的基因编辑技术的调查表明，140个回复中，只有一个回答有效，73个无效，63个在验证。

仅仅在3个月前，韩春雨还是大红大紫的科学明星。他经历了一大波媒体追星捧月式的高强度关注。毁誉翻转不过在转念之间。这一切都是怎么发生的？虽然目前还没有证据最终说明韩春雨研究是否可靠，但相关争议已经爆发出大量内容供我们探讨。在这一过程中，又有哪些因素需要我们检讨？对于科学传播或科学与媒介关系而言，有哪些值得我们反思？

“默默无闻”如何成为公众热点

韩春雨来自“三流大学”（此处并无歧视成分，通常人们认为985大学为一流，211和其他省属重点高校为二流，其他大学为三流），数年间默默无闻，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自然·生物技术》发表的在基因编辑技术领域可能具有颠覆性的有关NgAgo基因编辑技术的论文，迅速使其成为一颗科研明星。韩的这一经历本身符合经典的、大众喜闻乐见的“小人物逆袭成功”的故事原型。

饶毅等三位知名科学家担任主编的科学新媒体“知识分子”的及时介入和高调报道，迅速将这一原型故事传播开。从“知识分子”因其专业性和对学术文化的深度探究而一贯受到人们信赖，其报道中反复强调韩的独立研究、甘于寂寞、持续探索的精神，强化了人们对于韩春雨非主流特征的关注。由于推荐人的声望，这一成果迅速被大众媒体关注并二次传播。

笔者相信，不论最终是否有证据显示韩春雨有科研不端行为，在此处，推荐韩春雨文章的饶毅先生和率先报道的“知识分子”的行为本身并没有实质性错误。世界知名学术期刊发表论文（肯定要经过严格的同行评议）本身，是研究可信性的基本保证。论文中所报道出的创新性的技术路线和韩春雨此前的地位及角色，则为其值得关注提供了背书和生动的细节。

但其后“捧红”机制，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大众媒体及公众对韩春雨研究是否可重复这一本身隶属于科学共同体内部议题的兴趣，则是褒奖韩春雨的始作俑者们难以控制的。

首先，在包括央视在内的媒体纷纷曝光韩春雨后，有关部门适时跟进，韩受到领导接见并被广为报道。其成果在科技主管部门看来体现了中国的科学进步。考虑到今年的科技创新大会，此时主管部门及时对韩春雨进行褒扬，既体现科技成果，又能说明科技领导部门对民间推崇的自由探索型的科研工作的肯定。而与此同时，韩春雨的成果也在科学界的“民间舆论”看来，是挖苦了很多获得高额基金却缺乏原创成果的所谓科学界大腕。这样，韩春雨的成果得到了近乎一致的正反馈。

如果说“知识分子”的报道传递出科学共同体的内部表述，对韩春雨工作整体的宣传，则把一项具有潜力颠覆主流技术路线的探索性研究当做了一项板上钉钉的确认的成果，全然不顾作为一种新的技术路线，只有被用户广泛接受才能真正算得上确定的成就。

这样，科学领袖、专业新锐媒体和官方话语形成合流，共同促进了韩春雨因其长期的“默默无闻”的工作而迅速成为科研明星。比起传统的科技媒体宣传，韩春雨的成名过程似乎更是众望所归。

科学复制遭遇公众关注

韩春雨迅速成名，也迅速被质疑，一度成为媒体热点。但与以往对科学不端行为的报道不同，这一次，其研究是否可重复这一科学界的内部话语，也成为大众媒体关注的焦点。

毫无疑问，对于现代科学而言，科研试验的可重复性已经被当做检验科学结论是否可信的金标准。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科学实验都一定可以被复制，所有学者都有义务为了证明自己的研究结论而进行重复实验，以及科学界同行往往要急于验证那些重要的发现来鉴定真伪。在韩春雨这一个案上，众多科学家和实验室重复韩春雨的研究不是因为大家从一开始就怀疑“三流院校”的“非知名科学家”的研究不靠谱，也不是因为一些愤青的说法，即NgAgo技术挑战了西方人主导的、目前作为基因编辑主流路线的CRISPR技术的商业利益，所以遭受到广泛质疑。

事实的真相是，韩发现的NgAgo基因编辑技术，是全新的新技术路线，有可能挑战CRISPR基因编辑技术的主导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很多科学家急于进行重复实验，并不是因为不信任韩春雨的研究，而是因为很多科学家都希望能迅速利用这个新的技术路线检验自己的研究问题，获得研究成果。这既需要在方法上通过一定程度的重复研究来提高自身能力，也需要将该技术应用到目标样本上。在要么发表要么毁灭的激烈科研竞争中，谁都希望在利用新技术方面捷足先登。可以说，到目前为止有关韩春雨NgAgo基因编辑技术是否可重复这一争议本身，既不是阴谋论的产物也不代表商业利益压制学术，而恰恰代表了科学共同体内部最为正常的学术竞争逻辑。

正是诸多捷足先登者因为无法重复韩春雨的研究，从而难以对其进行应用，质疑声也应运而生。然而，如果没有互联网尤其是社交媒体、以及由此形成的科学共同体的新的互动生态，科学界内部众多的复制研究，往往会停留在内部交流的层面上，不但不会得到公众媒体的高度关注，而且也不会让类似韩春雨研究的有关争议经历快速的戏剧化的发展。

评判媒体是非

在类似韩春雨这样科研突破迅速成为科技争议的事件中，我们该如何理解媒体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媒体究竟应该发挥什么作用？科学传播工作者又该做出何种反思？

显然,媒体将韩春雨的研究工作特别是名刊论文作为一项科研成就报道无可厚非。需要反思的，是媒体与体制的协同造星效应，以及作为真正专业的媒体，对待探索性的重大技术该采取的负责任的做法。

最近几十年来，世界各国有关科学传播的研究都表明，媒体报道科学议题与报道其他议题一样，突出的是其戏剧化的效应。这些研究同时也指出，看似不受科学家待见的媒体科学报道，实际上在总体上处于科学共同体的控制之中。近年来社交媒体的突飞猛进，实际上并没有改变总体上的格局，但让其发生了不少微妙的变化。

基于这种背景，我们可以发现，“知识分子”无疑是以韩春雨研究的反主流特性作为新闻戏剧化的诉求之一。该刊依据名刊报道，基于同行评议的做法，也尽到了符合科学共同体逻辑的义务。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知识分子”的做法就完事大吉。

一项研究，不论其如何被符号化，其研究本身对于科学共同体的意义仍然是其基本价值。具体到韩春雨的NgAgo基因编辑技术，《自然·生物技术》发表论文本身只代表了这项研究有对科学创造价值的可能性（而且是在论文可信的情况下），用户的接受才是这项技术的生命力所在。而这，无疑也应该是“知识分子”这类专业刊物始终关注的焦点。因此，追踪NgAgo基因编辑这种创新性技术的可重复性、可利用性，应该是专业媒体的分内职责，何况“知识分子”又负有“首发权”，何况韩春雨的研究5月2日发表后，6有中旬科学界就开始泛起是否可重复的讨论。

遗憾的是，“知识分子”在“推出”韩春雨后，没有对这项研究对用户的价值做出深入的分析报道。而当韩遭遇质疑和批评，率先推介韩的“知识分子”不应该选择沉默，也不应该因为自己率先报道韩春雨就本能趋向认为韩春雨的研究可靠，而应该就此进一步全面和中立地深入调查和后续报道。

当然，在对韩春雨的“造星”运动中，“知识分子”只是其中的第一棒。其后，更多的媒体讴歌了韩春雨成果。这些不断赋予韩春雨研究以各种符号、同时不断偏离科学共同体评判创新性研究的规范（批评性的同行评议，包括对技术应用性的评议）、不断剥离该研究与科学共同体内在联系（对于平台技术而言，首要的联系在于科研用户是否可用）的报道，让韩春雨研究成果本身与科学界的重复试验渐行渐远，直到这些失败的重复试验突然呈现在公众面前。

而在这种情况下，科学与媒体关系的另一个层面浮出了水面。一些大众媒体已经在报道中暗示韩春雨有作假的嫌疑。媒体究竟是否具有判决权？毫无疑问媒体没有这种权力。但完全否定媒体的做法则并不恰当。媒体实际操作过程中，一定要考虑报道的戏剧化效果，即便是规范的科学媒体，也会在符合均衡原则的基础上突出冲突、突出不确定性、突出对此的挑战，这一点本身难以避免。

可以避免的一些方面，首先包括在早期让这一成果尽量不成为公共事件；成为公共事件后，则尽量不将其符号化。就媒体而言，包括质疑韩春雨研究比较强烈的一些报道在内，目前只是暗示这一研究可能存在不端行为，还没有做出宣判，应该说，这没有实质性的错误。

上述的对媒体报道科学的检讨同样适用于科学传播工作。无疑，科学传播应该报道科学，并经常褒扬科学。但科学传播工作者对一项科研成果的传播，应该基于这项工作对科学共同体的实质性意义。作为科学传播工作者，在传播过程中避免科研成果被符号化或笼罩在单纯讴歌成就的话语中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还原科学共同体逻辑

回到事件处理本身。无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不能完全苛责韩春雨（假设他和实验室没有任何研究方面的不端行为），因为让他一夜成名又迅速取得学术晋升和影响力的力量，实在不是他本人所能左右，但他确实有一定的处置失当。当韩春雨欣然接受媒体热捧和领导接见时，他实际上已经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公众人物。但在可复制性与否以及可复制性进度等争议问题上，他忽而表现得很气愤，忽而又试图低调回到科学界内部的学理逻辑上，这无疑会导致媒体、感兴趣的公众和广义的科学圈对此更加关注。在这种情况下，韩春雨应该做的，是在研究上严守科学界学理逻辑的基础上，适当应对公共话语空间。

就韩春雨研究成为公众事件这一点，还要补充的是，河北科大最近公开替韩辩护并指责质疑方的声明，并指责“揭发”韩春雨的方舟子，这实在是多此一举。如上面所说，韩春雨研究及其是否可复制的争论成为公众争议是因为科学界内部争议被外部化，但这一事件的核心仍然是一起科学界内部的争议。如今在事实未定之际，学校高调为韩春雨辩护，反而给人感觉是校方结论僭越了科学共同体的逻辑。

在这种情况下，就更有必要让事件的处理回到科学共同体的逻辑上。首先，韩春雨有很大的义务来解释，自己的研究是否有《自然·生物技术》论文中没有报告的技术秘诀。如果有，那为何不在论文中呈现。

其次，如果韩春雨的同行利用其发表的技术推进研究遭遇了重大挫折，即便这一同行“认栽”，韩春雨或其课题组成员就有必要自己进行重复实验或提供必要的帮助，因为如其《自然·生物技术》论文所声称的那样，NgAgo代表了重要的新的研究方向，那其目的就不应该是在知名期刊上发表一篇论文了事，而是要为这一新的研究方向承担相应的责任。

第三，假如真如一些科学家所讨论的那样，韩春雨的研究结论有相当大的偶然性和机遇的成分在里面，那即便发表论文时他没有报告这一点，后面也可以通过在科学期刊上以讨论信（letter）的形式说明。当然从时间上来讲，现在还不到立刻发表letter的时候（因为有出版周期）。这在另一个层面也说明，科学界内部的逻辑，已经被互联网时代的公众热点议题的节奏所打破。

无论如何，韩春雨的研究如果被最终重复和确认，其在技术路线的创新性上是无可置疑的。如果是那样，作为一名科学家，韩春雨不仅需要自己享受取得的成就，或利用自己的技术扩大自己团队的研究阵地，他也同样需要努力让这一技术更多地推动学术进步。这也正是默顿所形容的科学界的四大规范之一——以促进学科进步为职责的社群性。近年来学者提出“trading zone（贸易区）”的概念，形容学术共识是不同的科学家进行谈判的结果。这一发现从批判的视角，阐释了最新科研成果如何能汇入到科学界主流中，并最终塑造主流的观点。不论我们是否应该采纳该理论的批判观点，这一理论都生动地说明了科研发现过程中同行的职责与义务。

韩春雨似乎还没有认识到这种情况。也可能中国的学术文化还没有来得及为研究者的责任意识做出充分准备。当然，这是在该研究没有造假的情况下。如前所述，我们期待着包括韩春雨本人在内的科学共同体以自身的逻辑对此作出验证和说明。

(XYS2016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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